明星制造
明星制造范文第1篇
在近期许多媒体报道和悼念活动中，“二十二大明星”的说法被频频提及。诞生于1962年的“二十二大明星”是新中国在“”之前唯一的“造星运动”。
不久前举办的2012“华鼎奖”名人满意度调查颁奖典礼上，刚刚离世的陈强、张瑞芳与“二十二大明星”中健在的其他十一位老人共同获颁“终身成就奖”。而今年举办的长春电影节和第二十一届金鸡百花电影节，也专设特别环节致敬“二十二大明星”。
“二十二大明星”是如何诞生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二十二大明星”名单出炉的背后，氤氲着怎样的历史和政治氛围？
这谜一般的“二十二大明星”，是真实的历史名词吗？
与新侨会议
评选电影明星不是新中国的首创，早在1933年2月，老上海的《明星日报》就票选出“电影皇后”胡蝶。同月《电声日报》选出“中国十大明星”，胡蝶再次荣膺“电影皇后”，阮玲玉紧随其后，年仅二十二岁的男演员金焰则当上了“电影皇帝”。
1949年以后，“明星”一词渐渐淡出公共场合，“演员”和“电影工作者”成为正式的称呼。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中，“明星”一词容易让人联想到“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
然而，事实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
在1961年6月举行的“新侨会议”（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文化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总理作了长篇讲话，对文艺界的“反右”扩大化和“”进行了措辞尖锐的批评，尤其是“一言堂”和“五子登科”（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他对做领导的人提出，“希望你们干涉少些”，“不要把什么都说成是修正主义”。
的讲话是有点情绪的，他说：“我在1959年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方针的谈话，从今天来看，也不一定都是对的，里面也会有过头或不足的地方。使我难过的是，讲了以后得不到反应，打入冷宫，这就叫人不免有点情绪了。这次你们要求谈一次，我就谈一谈。心有所感，言之为快。”
“文艺工作也要两条腿走路”是1959年会见部分文艺界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提出了十个“既要……又要……”，第一条是“既要鼓足干劲，又要心情舒畅”，第七条是“既要政治挂帅，又要讲物质福利”，第九条是“既要敢想、敢说、敢做，又要有科学的分析和根据”。
在新侨会议上的讲话中，竟然用了六次“心情舒畅”。同时他提出:“群众看戏、看电影是要从中得到娱乐和休息，你通过典型化的形象表演，教育寓于其中，寓于娱乐之中。”“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回答，而不是由领导回答。”
新侨会议结束后，1961年7月《人民日报》刊发的消息称，此次会议提出电影要有“好故事、好演员、好镜头、好音乐”的“四好”原则，其中“好演员”赫然在列。
周扬在新侨会议上有一个很鼓舞人的发言：“我们反对明星主义，但还是要有明星。在观众中，还是老演员的名声比较大，白杨、赵丹、秦怡……这当然是我们宝贵的财富……外国人讲狂热，有些电影狂对某个演员演的片子非去看不可。”不过，“”中的1967年，周扬“文艺黑线”的诸多罪状之一，就有这个发言。
显而易见的是，“明星”问题在会议上被正面提及，与新侨会议对“极左”文艺路线的拨乱反正有直接的关系。
在新侨会议推动下，“文艺八条”和“电影工作三十二条”先后颁布，保证艺术民主和按照电影规律办事，中国电影继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后，再次掀起了一波创作高潮。有了对演员和电影工作者的尊重，一批为全中国观众熟悉和喜爱的电影演员脱颖而出，他们不叫“明星”，却光彩夺目。
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明星
当时参加新侨会议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女演员金迪还记得，1961年6月末的某天，总理邀请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电影局局长陈荒煤等人，以及各电影厂的厂长、编剧、导演和演员共三十余人，到中南海西花厅做客。
在总理会客室，对夏衍说：“夏衍同志，建国十多年了，为什么我们的电影院里还挂着苏联人民演员和功勋演员的明星照片，为什么没有我们自己的明星？”夏衍说：“总理放心，我们下去一定办。”
1962年金迪到天津演出话剧《雾重庆》，意外发现自己的大照片挂在电影院墙壁上，她才恍然大悟，原来1961年底厂里安排她拍照片并不是例行公事，而是派上这个用场。
八一电影制片厂女演员田华也并不知道有关“二十二大明星”遴选一事，现在回想起来，她只记得厂里曾通知说，奉上级指示，让田华去中国照相馆拍照。照片做什么用，田华当时并不知道，不过为了这次拍照，她还特意去烫了个头发，这个造型就出现在后来的“二十二大明星”照片中。
随着新侨会议的召开，电影界开始“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更加强调电影生产自身的规律。同时，作为会议所呼吁的“艺术民主”的实践和产物，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群众电影评奖活动“百花奖”诞生了。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席蔡楚生在《大众电影》刊登文章《热烈欢迎广大观众评奖电影》，文中专门提出，最佳故事片奖应该是“四好”电影，演反面角色的艺术家充当着“反面教员”：“他们的劳动有成就的，都应当受到肯定和获得荣誉。”
1962年4月28日，《人民日报》公布了“百花奖”评奖结果，在《红色娘子军》中扮演南霸天的陈强获得最佳电影配角奖。反面角色居然获奖，当时是个稀罕事，不少报刊还为此刊登文章进行讨论。
明星照片的隐秘流传
明星制造范文第2篇
慈丹舒肩美颈头疗身体保养套装，可以让你的顾客拥有如明星般的闪亮肌肤！
明星张曼玉似乎特别受到时光老人的青睐，岁月不仅没有带走她的美丽，还为她增添了一股因岁月而滋生的成熟风韵之美。现在美容院的很多顾客也都是年近中年的女性，她们特别渴望自己也能够像明星一样拥有闪亮的肌肤和完美的身材。慈丹舒肩美颈头疗身体保养套装，就可以帮助她们实现这一愿望。
张曼玉，刚出道时俨然“邻家傻妹”，在《日落巴黎》里被艳光四射的钟楚红对照成纸人儿，无味无香。2006年，年过四十的她，光芒与风采折服了所有的男人与女人。起始，她是花丛中的一朵嫣红，最后，变成最精粹的一滴金黄色花蜜。这样的美女，应了一句西方的谚语――“所谓美女，是时光雕刻成的”。她是天生的美人胚子，但是再美的女人，也难以抵抗岁月的伤害。张曼玉，这位“时光雕刻”而成的美女，总有那么一点点秘诀，让她在美女众多的演艺圈，比别人美得更长久一点。张曼玉属于易胖体型，稍一忽视就可能发福。在她的保养功课里，调节身体功能平衡，是重要的一步。
人到中年，外在塑形固然重要，但身体内在的问题却同样不可忽视。宿便、肠胃不适、腰酸腿疼、偏头痛等一系列看似“小毛病”都将在脸部――呈现，如暗疮、色斑、肌肤晦黯等。而这些问题光靠运动和药物是无法解决的，只有进行合理的身体保养，才能让女人更加美丽动人。
美容师支招
策略1：学习明星的美丽之道。
早上空腹喝一杯淡盐水或蜜糖水，适当做一下瑜伽或者简单的健身运动；每周选一天做为“苹果日”，这一天只吃苹果不吃其他东西，为身体排毒。
策略2：做慈丹舒肩美颈头疗套身体保养
慈丹舒肩美颈头疗身体保养套装，富含薄荷、洋甘橘、迷迭香、薰衣草等多种珍贵的芳香精油，通过独特手法对肩颈头部进行整体保养。
项目流程
1、头部按摩。将肩颈脑疏通精油4毫升和I号精油3滴、II 号精油3滴、III号精油3滴调和后，用双手蘸取，做头部安抚按摩2～3分钟。
2、头部刮痧按摩用刮痧板沿着头部经络条条刮拭，3～5分钟后再做安抚按摩。
3、身体按摩前胸与后颈分别上油按摩l0～l5分钟。
4、颈膜。稍做安抚后上颈膜静敷5～1 0分钟，而后洗争、搽颈霜。问题比较严重的顾客，可酌情考虑做后背与后颈刮痧、走罐和温灸按摩。
明星制造范文第3篇
一天，环球雅思的校长张永琪听到了一个让他坐立不安的消息：新东方将在美国的纳斯达克上市！张永琪很清楚，这样的消息，对于环球雅思来说，绝对有很大的杀伤力：新东方上市之后，就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学校中去，他们学校的老师必定会有更优厚的待遇。而自己学校的老师呢，该怎么留住他们，保证他们不跳槽？张永琪感到了一股强大的危机感。
之后，事态果真如张永琪预料的一般。新东方即将上市的消息没公布几天，学校的五个骨干老师就找到了他：“张校长，下个月别排我们的课程了，我们已经另有打算了。”这五位王牌教师，是环球雅思的“五虎将”，现在他们竟然要集体离开，张永琪的内心深深被震撼了。
张永琪不能这样坐以待毙，必须做出一些实际行动来，让老师们留在学校。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有了一个大胆的“造星计划”：从学校挑出一些受学生欢迎的老师，拍成广告，把他们推向社会！
当张永琪把这个计划告诉助理时，助理很不理解：“如果你把这些老师捧成明星，他们岂不是更有名气，更容易被别的学校挖走或者自己离开？造星运动明显是一步险棋啊！”尽管如此，张永琪还是决定要这么做。
造星运动进展得很快，设计、拍照，做成广告牌，没过多久，北京三环路的各个公交车站就出现了环球雅思学校的简介和二十多位明星教师的照片和介绍。广告一经推出，立即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学生们更是对此津津乐道。而所有被捧成明星的老师们，没有一个因为名气大了而主动辞职。相反，他们很感动于这样的造星运动，个个都有一种无尚的荣誉感，积极地投入到工作当中。这之后，环球雅思不仅没有一个老师提出辞职，原先出去的两位老师还主动选择了回归。
明星制造范文第4篇
关键词 明星；明星制；二三十年代。上海女明星
在中国，能够在银幕上取得一定艺术成就或者具有票房号召力的电影演员被奉为“电影明星”。中国电影在草创时期就给后人留下了一串串耳熟能详的名字：王汉伦、蝴蝶、阮玲玉、周璇。如今这些名字已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记忆，更是一种经历了岁月沉淀后的反思。这些在当时曾掀起过巨大波澜的明星们有的一生为人们所传颂，有的浮光掠影般地被后人所遗忘，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却是：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滩，确实有这么一群电影人以他们各自独有的方式吸引着大批影迷，他们的台前幕后、抑喜抑悲在推动中国电影由幼稚走向成熟、由拓荒走向繁荣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无疑是不缺少女明星的，从《孤儿救祖记》上映后上海的大街小巷竞相谈论王汉伦，到中国第一位平民选举的电影皇后张织云的诞生，再到三十万民众自发为之送葬的默片女星阮玲玉，这一切不仅说明那个年代国人对电影的热爱，更说明电影已经在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电影明星的票房号召力在那个年代已经凸显无疑。但是，即使是在电影明星受到最高礼遇的那个年代里，中国还是没有形成一套科学合理的明星体制。本文正是透过这个时期比较典型的几个明星个案，并且比照好莱坞明星制的操作，分析中国明星制遗失背后的原因。
一、明星自身形象的塑造的失败
明星之所以能区别于普通演员，就是因为作为明星的演员一定要有一种不同于其他演员的特异气质来维系他们经久不衰的银幕形象，如稳重矜持的王汉伦、放浪张扬的杨耐梅、高雅美丽的蝴蝶；除此之外，演员尤其是明星的私生活也是大众关注的话题，也是构成明星形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明星们在极力打造良好的银幕形象外，不被丑闻缠身、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也是他们应当为之努力的目标。但历数国内外电影史，因自身丑闻而断送演艺生涯的明星何止少数!
20年代上海著名女星杨耐梅在当时的明星公司是与王汉伦、张织云、宣景琳齐名的“四大天王”之一。在主演了《玉梨魂》《苦儿弱女》等一系列影片后一跃成为上海首屈一指的浪漫女星，天性喜好交际的她成名后不仅没有约束自己的行为，反而以自己的风流韵事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为荣。在尝到了成名带来的荣耀后她不仅更加骄奢淫逸、挥金如土甚至在烟榻上吞云吐雾、自毁前程，最后落得个晚年沿街乞讨的下场。其实在那个年代里和杨耐梅有相似经历的明星不在少数，他们大多经受不起成名之后的诱惑，一旦成名便不再专心钻研如何提高演技，无止境的欲望使人性的丑恶暴露在公众面前，有的醉心于寻花问柳，有的醉心于摆阔，长此以往公众形象必定一落千丈。众所周知，明星制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广大影迷，对于明星制而言，明星丑闻最大的影响就是对于明星声誉的损害，进而直接影响到观众对其的信任，明星一旦失去自己的观众，就失去了影片投资商与广告商，失去了媒体的关注，很快就会被公众遗忘。二三十年代成名的电影明星无论在包装炒作、广告宣传还是在形象塑造、公众影响力方面都有意无意地与明星制形成了一定的对接，但大好的形势创造好以后，除去外在原因，明星自身对形象维系意识的淡薄，或者说明星自身缺乏明星制的概念，是导致明星制没有最终形成的内在原因。
二、电影公司对明星发掘培养及包装的市场化、科学化的不足
何谓明星制?简而言之，明星制就是保障明星持续存在、能够持续制造影响力并不断挖掘明星、让明星不断产生价值的一套经验法则和经济法则。明星制并不是一种单一的演员体制，而是和制片人中心制、类型电影传统，电影评奖体制以及大工业化生产融为一体的。当中国电影界出现第一位女演员后，电影在演员的选择上基本分为这么几类：导演、编剧等电影人亲自上阵(如洪深、欧阳予倩等)；导演或编剧的亲属担当(黎民伟的太太严姗姗、林楚楚都曾涉足影坛)；经人推荐出演(王汉伦就是任矜萍推荐给张石川的)；应聘演员(张织云、阮玲玉是在看到报纸上征聘演员的广告后前去应征的)，参加过电影公司短期培训班的专业演员(蝴蝶、徐琴芳、余瑛等)。如此比照看来，早期中国电影公司对造星的自觉性尚未形成科学合理的体系，在演员选择上盲目性较大，“科班出身”的演员所占的比例很少。演员因饰演某一与自身性格相似的角色而成名的机会比饰演与自己性格反差极大的角色更易于被观众接受，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那时比演技更重要的是外形，角色比演技更容易成就演员。导致的后果就是一旦某一明星出名便会被定型，而后被加以类型化，不断复制同类型的角色而很难转型寻求突破，除非为其量身定做以后的戏，否则他的戏路会越来越窄。难怪阮玲玉要尝试不同的角色还要立下军令状，其实何止阮玲玉一人，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大多数女演员都深陷这个怪圈，只能红极一时却不能自始至终保持强劲的公众影响力，这无疑是明星制的不完善所造成的。
上海是中国电影教育的发源地，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电影教育机构有17家之多，当时的电影学校，绝大多数由电影公司开办，主要是为了解决演剧人才的缺乏，因此讲授的课程还是以表演为主。当时的影校，学期大致以6个月为一期，也有昙花一现，仅招一期至二期的。虽然日后的很多明星都出自这些培训学校，但与专业化的好莱坞造星系统相比，这种短期的培训学校在演员的培训上不仅盲目、不系统而且缺乏市场化、科学性的研究。而在好莱坞有专门的星探负责各类演员的搜寻，在此之后对这些演员进行一系列的诸如测试、培养、定型、包装及市场测试环节才最终推向市场。但是无论如何，二三十年代上海的电影公司也打造出了为数众多的深受欢迎的明星，也算是与好莱坞造星殊途同归了。制造明星固然重要，但是如何能把制造好的明星转化为一种能够创造巨大经济效益的资本、不断提升明星的附加值，是当时上海的电影公司所没有加以充分利用的。以著名女星蝴蝶为例，1933年《明星日报》曾主办过票选电影皇后，结果是蝴蝶当选，当时的蝴蝶已经是家喻户晓，不仅她的名字被注册成香烟品牌，她本人还被当作中国演员的代表送去欧美列国周游考察，回国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当时的蝴蝶还在明星公司麾下效力，有经营头脑的张石川虽然有预见性地从天一影片公司手中挖走了蝴蝶，并且不断在银幕上为她量身打造适合她本色戏路的影片，最后更是成功地将其培养成电影皇后，但是在探索拍戏以外的一系列附加值领域却是一片空白。致力于电影编导的张石川、郑正秋，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如此一个有潜力并且已经成名的影星，她所带来的附 加值应当远远超过单纯的拍戏所带来的票房效应，如果张石川当时的野心再大一点，眼光再长远一点，说不定会培养出一位闪亮的国际巨星呢。
三、大众接受宽容度及审美欣赏水平的低下
电影自诞，生之初就是面向观众的，这是由电影的商业性所决定的。在电影发展的每一个阶段，观众的口味总是引领着潮流的走向。例如，在环境相对平静的20年代，蝴蝶是家喻户晓的明星，她的端庄秀丽、温柔大方是那个年代民众心态的集中体现；到了30年代，处在水深火热中的民众把阮玲玉作为偶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她长相凄苦的特质；40年代是上官云珠大放异彩的时代，她出演的角色大多给人以希望，更是暗合了革命即将胜利、人民满心欢喜的社会现状，到了50年代有着在今天看来平凡健康相貌的于蓝、田华成为观众喜欢的类型，与那个年代提倡劳动、提倡健康是分不开的；改革开放后，由于国门打开，在国外各种新思想的冲击下，观众的审美开始趋于多元化，那时的四大花旦当属陈冲、刘晓庆、张瑜和斯琴高娃，从这四位女性的长相我们可以看出不同观众的不同审美追求；当时间迈入了新时期，章子怡、赵薇、周迅、孙俪等众女星竞相争艳，更是体现了现代观众的包容。如此看来，无论观众的口味怎样改变，观众的审美总是依附于时代的大背景下，所以电影造星更不能脱离时代背景任意为之，在考察完大众的审美取向后再科学合理地推出新人，是规避风险、加大成功率的前提。
然而做任何事情都要适度，过分迎合观众的口味不仅不是明智之举，久而久之会让观众的期待受挫，失去新鲜感。电影作为一门艺术应当起到教化民众的作用，早在电影艺术尚未成熟之时，匈牙利的贝拉・巴拉兹就已经指出电影是最具有群众性的艺术，“提高群众对电影的鉴赏能力，实质上意味着提高世界各民族的智力”。可见，电影的教化作用不应被任何人遗忘，当然，电影除了在内容上应当起到教化作用以外，在潜移默化中提升观众的审美情趣也是电影义不容辞的责任。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指出：电影在本质上是色情的。没有人能够否认观众的欣赏趣味中存在着低级、庸俗的东西，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影迷们在关注明星演戏之外更加关心明星的私生活、丑闻、八卦新闻的原因了。了解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接下来就要找到合适的方法去应对，在信息时代高度发展的今天，为了迎合观众对知名明星猎奇的心理，明星的一举一动几乎都受到媒体的关注。媒体的引导固然起到十分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明星取得成绩时若是有媒体正面的大力宣传，会使明星更加声名鹊起，而一旦明星的不雅事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铺天盖地的负面宣传甚至会断送明星的前途。面对各执一词的媒体和明星，观众自身冷静而公正的判断力要起主导作用。除此之外，观众要努力提高审美鉴赏水平，多关注那些高雅的媒体信息，少一点对明星私生活以及明星丑闻的好奇心。只要观众的欣赏水平提升了，有关明星的八卦消息自然就没有了生存之地，随之而来的将会是全体观影观众艺术素养的提高。
明星制造范文第5篇
这就是明星企业家的明星效应，乔布斯已经死了，但他的传奇还在被世界各国的人们说道。与此同时，很多人发现苹果公司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创新能力，随着竞争对手在产品研发上后来居上，市场对苹果的表现越来越失望。然而在一些人心目中，苹果是乔布斯的呕心沥血之作，仍然代表着某种时尚。
奇怪的是，国内对所谓“明星企业家”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一些媒体呼吁“明星企业家”远离媒体。王石、潘石屹、任志强等“明星企业家”的代表性人物，都喜欢在媒体上抛头露脸，虽然给企业省了点广告费，但也经常引发公众质疑，认为他们实际上得不偿失。
有人干脆提出“企业家的过度明星化”命题，呼吁中国企业家向任正非学习，远离尘世喧嚣，老老实实待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默默耕耘，闷声发财。
其实，这是对“明星企业家”或曰“企业家明星化”的极大误解。
一说到“明星”，人们很自然想到娱乐圈，一些男男女女不断制造绯闻或其他噱头，引来万众瞩目。然而，巧用明星效应的，最早不是娱乐圈，而是宗教、政治领域。宗教把创教者奉为人类先知，帝王们把自己包装成“天之子”，其实都属于造星造神的宣传体制。
宣传，也是企业的主要营销策略之一。我们不妨留意一下书店里的展示台，现在美国、日本、法国的企业家传记很多。美日企业家都被塑造成“创新大师”、“管理之父”或者“股神”，法国企业家则主要是些“时尚教主”。传记造星造神，再通过其明星与神的光环强化公众对其产品的认知与认同。制造明星效应，显然是一种企业营销策略。
国内否定企业家明星化，是因为人们基于一种扭曲的企业家明星化现实，误读了“企业家明星化”本身。国内企业家所谓明星化，本质只是娱乐化，通过不断制造话题，增加曝光率，把自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娱乐版新闻人物，跟他们的企业与产品没有关联性。
而在美欧日，企业家之成为明星，无非是因为他们在战略谋划、经营管理方面极为成功，其影响力既是大众传媒追捧的结果，很多时候也属企业家主动为之。索罗斯本是一名金融投机客，但他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向全世界推销他的价值观、社会哲学，把自己塑造成“有理想、有追求、负责任”的投资家形象。
乔布斯更是花重金雇请前CNN董事长和《时代》杂志总编艾萨克森亲自操刀撰写《史蒂夫・乔布斯传》。这部传记向世人呈现了一名“伟大创新者”的铁汉形象，帮苹果赢得无数粉丝。企业家的此种明星化，传播了其企业文化与价值观念，属于高级的文化营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