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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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社会学范文第1篇

摘 要：政治社会学强调社会治理的政治性及其效果，要求防灾的应急准备、实际救灾能力和灾后重建能力建设成为长期的、全面的思想、技术、组织准备和力量积蓄；要求从全局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防止和尽可能减少社会灾害的发生；强调要按照法治的要求识别社会灾害，界定社会灾害的主体，防止制造灾害的行为，治理及消除危害。灾害的评价尺度与灾害评价应该是多样而全面的，要根据人与灾害的矛盾焦点，更为广泛地、内在地触及民心民意，从中清理出那些具有价值或值得吸取的教训，创新理念，渐进地推进各种措施的落实。

关键词：政治社会学；防灾减灾；灾害评价；忧患意识

中图分类号：X43，X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1）06-0082-05

在政治社会学的当代视野里，我国的防灾减灾工作具有广泛的应用空间，它既关乎社会发展，又与社会稳定密切相关。这项工作包括灾害区划、灾情预测、灾情教育、防灾预案制定、防灾工程建设、应急反应机制建设、灾害发生后的社会力量动员、救灾的组织实施和灾后重建等内容。政治社会学强调社会治理的政治性及其效果，使防灾的应急准备、实际救灾能力和灾后重建能力建设成为长期的、全面的思想、技术、组织准备和力量积蓄。本文的写作初衷是从这一新的视角审视灾害和人控制灾害意识的现实关系及处在灾害环境中的人的未来命运。

一、灾害的“族群”与灾害认知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更高的起点和水平上全面推进，人口和社会财富进一步增长，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更加广泛，同时，各种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和几率趋于增大，并成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现实的制约因素。从增强公民对各种灾害的忧患意识、强化社会责任感和自我救护的多重视角考量，应强化对两大灾害系统的认识。

（一）深入了解和把握关涉自然灾害的基本理论和知识

目前理论界对自然灾害的分类研究，是我们强化对自然灾害认识的一个重要维度。

地质灾害。地震、火山爆发、山崩、滑坡、泥石流、地面沉陷等属于此类。地震是地球运动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地球大规模、迅速地释放能量的结果。地震预测的实质在于对地壳运动状态进行深入的了解和科学的把握，对震前种种异常信息的捕捉和综合分析也是地震预测的重要辅助手段。［1］关于火山爆发，到目前为止，人类对它爆发的时间和原因很难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和科学的预测。我国传统的治理滑坡的措施主要包括：排除地表和地下水，防止河水、水库对滑坡体坡脚的冲刷，改变滑坡体外形、设置抗滑建筑物，改善滑动带土质性质等。［2］有学者注意到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山体突变灾害多发生在雨季这一现象，把山体突变灾害从理论上抽象成材料科学平面上的一条裂缝。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从理论上找到了山体骤变灾害产生的条件、滑动的准则，而且以该理论为依据为预测这种灾害的发生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气象灾害。暴雨、洪涝、热带气旋、冰雹、雷电、龙卷风、干旱、酷热、低温、雪灾、霜冻等属于这类灾害。学者们普遍认为，多数气象灾害与人们面对自然显示出的傲慢和无节制地利用环境资源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智慧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人类如果能以爱心对待万物，与万物平等相处，世界将充满生机而又呈现出丰富性和多样性。生命智慧的形式不是“知识”而是“境界”，“境界”是心灵存在的方式，是存在与价值的统一，善待自然是人生的一种境界；境界又是情感与理性的统一。［3］人类生存是动态的，是生命创造与生命的延续与发展，友好地、理性地对待自然是减少气象灾害的基本途径。

生物灾害。病虫害、森林火灾、沙尘暴、急性传染病等属于这类灾害。生物灾害实际上是由自然界的生物失衡引起的。在政治社会学的视野里，人在发现、发明、掌握和运用科学技术解决实践中遇到问题的过程中，即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认识水平和实践能力。一方面，科学技术是防治生物灾害、维护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革命和创新又使人类活动和追求的起点越来越高。人的本质力量在人类积累新知识、探索新规律、创立新学说、创造新方法的过程中不断增强，当然也就为防治生物灾害提供了更多的新手段和新方法。面对可能发生的生物灾害风险，社会政策更多需要考虑的是，以科技新手段预防和管理这些风险，强调多元、参与、平等、协商和互动。

天文灾害。天体撞击、太阳活动异常等属于这类灾害。对天文灾害的分析应有一个逻辑框架，这一框架必须以客观可见的天文灾害的定向变迁因素为基础，而不应过多涉及主观的、现时的愿望。换言之，天文灾害的客观性，不仅制约着对这种灾害的认识，也规定着人们治理这种灾害的能力，我们只能根据特定历史环境中的天文事件来认识天文灾害。危机与行动主体对危机的快速反应是政治社会学中的重要主题，天体灾害的防控与现代高科技在这一领域的运用有着密切的关系，面对天体灾害所选择的手段是思维多样性、理论多样性和方法多样性的统一，这是应对天体灾害所应予以认真思考的问题。

其他自然灾害。雪崩、冰崩、海啸、鼠害等属于这一类。对其他自然灾害的强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认识自然灾害这种多“族群”实体并使之保持一个整体和互相关联的状态的视角：在一个统一的、正在进行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建设的广大疆域内，将自然灾害实体看成一个整体，并时刻关注这个整体的另类，其社会效能显然要远远高于只关注其局部、大部抑或某些即使是危害极为严重的灾害个体。雪崩、冰崩与环境变暖有关，鼠灾与生物链的断裂有关，海啸与地球内部的运动有关。对这类灾害监控的关键是要组织人力、运用高科技手段对可能发生灾害的地区进行跟踪监控，注意搜集异常情形的信息并加以分析研究。

自然灾害主要是由自然因素引起的，这类灾害一般都要经过潜伏期、爆发期、期、缓解期、消退期等五个阶段。防灾减灾的中心任务是，发现自然灾害在潜伏期的征兆，以最短的时间控制自然灾害爆发后的态势，缩短自然灾害对人们损害的持续期以及从自然灾害的突发性中吸取教训等。还须注意，自然灾害是自然界作用于人类的结果。自然的突变对人类产生巨大影响，人类反过来又要对灾害产生巨大的反作用。从政治社会学视野里考察防灾减灾工作，才能更有意识地、不断地强化这种反作用；逐步深入认识自然灾害的特点和规律，不断地跟踪、研究、形成具有创新价值的行之有效的对策，消除自然灾害可能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二）关涉人为灾害的基本理论和知识深入了解和把握

生态环境灾害。烟雾与大气污染、温室效应、水体污染、水土流失、气候异常、人口膨胀等属于此类。人类在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动超出了大自然的资源承受力和废弃物降解力，是导致生态环境灾害的最重要原因。人类在科技、经济和社会关系上协调不当，引起了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失衡，从而造成温室效应、热岛效应、环境污染等人为灾害。自然界是生命之源，应当把人与自然界看成是人的生命的整体，人与万物应是生命共同体，万物是“我”的朋友，不是与“我”对立的它者。所以在开发、规划和社会建设的全过程中，应从社会意识角度切入灾害和人的生活层面，重视对公民进行生态环境灾害宣传教育：要选择最有说服力的理论和事例，促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生态环境灾害进行现实体验，体会灾害给人们造成悲惨境遇的情景，逐步培养和强化人们人道主义的真诚思想、行为表达和对未来美好社会的追求。

工程事故灾害。岩土工程塌方、爆炸、人为火灾、核泄露、有害物失控（毒气、毒物、有害病菌等）、水库溃坝、房屋倒塌、交通事故等均属此类。人类对灾害的研究促进了材料科学的发展。在19世纪，钢铁材料在机器和建筑中广泛使用，曾经引发灾害事件，最典型的是19世纪中叶在欧洲多次发生火车车轴断裂造成车毁人亡。对这类灾害的研究，使材料科学理论和材料开发有了重大发展：一种新的试验方法和一个新的分支学科――金属疲劳（Fatigure）学应运而生。到目前，从对金属疲劳的研究又延伸到新的更为广阔的领域，扩展到了陶器、复合材料等方面。我们应该从中获得某种启示：既要从源头上查找工程事故灾害的原因，探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又要从设计、制造、加工、使用、监测等多方面堵塞漏洞，预防这类灾害的发生。

社会灾害。球迷骚乱、战争、集团械斗、人为放毒、车祸、海难、空难、毒气污染、社会暴力、动乱、金融风暴等属于此类。这些危害社会的行为如果发展成为特大恶性事件，就可能加剧社会系统的紊乱。政治社会学观点认为，从全局上避免社会灾害的发生，肯定了社会人作为个体的特殊性、意义和价值，实际上就是肯定了多数人；同时，要按照法治的要求社会灾害识别，界定社会灾害的主体，防止制造灾害的行为，以法治理，消除危害。治理社会灾害的道德和法律规范蕴涵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的规范如何论证和阐发，体现了国家和民族的能力和风格，我们要不断地提高对社会灾害的理论阐发能力和实际控制能力。

灾害的多元并存格局对防灾减灾工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也为各种防灾减灾观念和方式的创新突破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新的技术条件下，科学家关注的社会问题的范围极其广泛，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科学家自觉地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与整个社会的利益结合起来。［4］政治社会学强调社会治理的政治性和相对平衡性，就此提出了一项现实而紧迫的任务：既要让人们从整体上认识各种灾害，进而为灾害治理夯实现实的基础，又要在科技和社会认知领域架起融通的桥梁，在灾害的范畴内保持概念的多元性和层次化，为当下我国的防灾减灾工作提供强有力的分析工具，以便更好地指导防灾减灾工作。

二、灾害的评价尺度

笔者认为，仅仅依据财产损失来确定灾害危害程度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应该根据人员和财产损失程度、对本地区造成损害与GDP的比例关系，社会影响大小等进行综合评价。具体地说，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予以注意：

（一）根据灾害造成损失的绝对数把灾害分成五类

根据灾害造成的损失对其进行分类，是一种对灾害的基本分级方法。这种方法对灾情的判断最为客观具体，可以直观地看出灾害造成的损失的大小。1.巨灾。死亡10000人以上，经济损失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2.大灾：死亡1000-10000人，经济损失在1000万-1亿元人民币。3.中灾：死亡在100-1000人之间，经济损失在100-1000万元人民币。4.小灾：死亡人数在10-100人之间，经济损失在10-100万元人民币。5.微灾：死亡＜10人，经济损失＜10万元人民币。［5］

（二）根据我国东中西部的差异对灾害损失进行评价

虽然以损失和伤亡数为指标，可以给人具体而深刻的印象，但单纯以绝对数划分等级，也不尽合理。在我国东部地区，1000万元不算大损失，而对于国内生产总值仅亿元的中西部的县市则是重大损失。所以在进行灾害损失评估时，首先应测算出其造成的经济损失的绝对数，第二步就是要看灾害损失对GDP总量所占的比重。自然灾害对GDP造成的损失超过35%的，为特重度影响区；对该地区GDP造成的损失在25%-35%之间的，为重度影响区；在15-25%之间的，为中度影响区；在10%-15%之间的，为轻度影响区；小于10%的，为微度影响区。［6］这种灾害评价目的是要考虑灾害给本地区带来的财产相对损失，对政府科学估算灾害损失和在多大程度上组织全社会力量赈灾具有重要意义。

（三）根据灾害给国家造成的不良影响进行评价

有些突发事件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但它们给社会和国家带来了不良影响，有损于我国的政治形象或者伤害了民族大家庭的感情，给人民造成心理创伤，或者引起社会和民众的恐慌等等。这种影响就是灾害的社会危害和政治危害。由此可知，对灾害的评估不能限制在定量分析比较狭小的视野和范围内，必须尽可能地将主体的眼界放宽广些。这样，当灾害来临时，政府才能根据灾情进行科学的把握，以便决定在多大程度、多大范围、多大强度上进行社会动员，组织救援力量。

三、灾害的演变规律与忧患意识培育

政治社会学视野里的防灾减灾工作反映了一种崭新的灾害观，是灾害治理的一种新的理念。它要求人们，既要对灾害进行整体的、科学的把握，又要特别关注不同灾害的特殊性和独特的潜伏及爆发形式；既要强化人们对灾害的整体把握和科学防范意识，又要提高人们坚持以人为本，关爱生命的精神境界。

（一）骤变型灾害更要求人们强化忧患意识

地震、泥石流、山体滑坡和某些工程事故灾害，如岩土工程塌方、爆炸、人为火灾、核泄露、有害物失控（毒气、毒物、有害病菌等）、水库溃坝、房屋倒塌、交通事故等，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人们造成危害，有的危害后果极为惨重。这种突发型灾害，乍看起来好像猝不及防，事实上事先防范与疏于防范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南美的智利，在宪法里明确中央政府在处理灾难性事件中的责任。自1977年起，智利的学生每年都会参加三次地震演习。2005年，由于一个关于海啸的谣言，大批居民在凌晨时分逃离家园。在没有任何天灾的情况下，逃离时的混乱造成1人死亡和17人受伤。这种惨痛的教训增强了智利从国家到公民的防灾减灾意识。在这个国家里，所有建筑须符合非常严格的防灾标准，以保证能抵御地震和其他灾害的侵袭。如果你到了这个国家，就会有人告诉你，楼房承重墙在哪里，地震时应在楼房的什么地方避险。2010年2月27日，智利发生里氏8.8级强烈地震，只造成799人死亡。加勒比海岛国海地则是一个在历史上未曾发生过巨大灾难的国家，对灾害的忧患意识就不那么强烈。2010年1月12日，发生里氏7.3级大地震，造成27万人死亡。这充分说明，是否具有防灾减灾的忧患意识，是否针对骤变型灾害开展卓有成效的预防工作，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减灾效果。

骤变型灾害的发生通常缺少先兆，爆发是突然的，发生的过程历时较短，但破坏性很大，而且可能在一定的时间内重复爆发，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损失。过程难以控制，但是人在极短的时间内是可以充分利用长期训练积累的经验和聪明才智的。政治社会学强调，对灾害的关注和认知要具有特殊的政治情感和命运体认，这“有助于减少社会上的挫败感，从而提高政治稳定性”。［7］这种从全社会强化人们对骤变型灾害的警惕的内在精神感受和忧患意识应该成为我们全社会的共识，要进行典型经验和教训教育，采取近距离的观察体验以深化人们亲身体验的心理感受。

（二）发展型灾害是渐进积累的结果

自然灾害中的暴雨、台风、洪水和社会灾害中的战争、集团械斗、人为放毒、车祸、海难等属于此类。与骤变型灾害相比，发展型灾害在爆发之前有一定的先兆，往往是某种灾害渐进积累的结果。这种灾害发展比较迅速，但是比骤变型灾害要缓慢一些，因而其过程具有一定的可控性。“每个人的主要生活内容都总是属于某一系统的，人们的共同活动的适当方式也就体现在社会生活体系中”。［8］面对发展型灾害，各主体承受感的强化是政治社会学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要使社会不同群体的思维和行动发生积极的变化，在全社会实现关注重心的下移，深化公民对人的生存和精神状态的认知，力争将发展型灾害控制在潜伏期和预备爆发期。

（三）持续型灾害表现为连续地对人类造成危害

旱灾、涝灾、传染病、生物病灾害等就是以持续性方式对人们造成危害的。灾害爆发后，持续的时间可几天、半年到几年。在中国千百年防灾减灾的历程中，由于受思想观念和技术条件的规约，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对持续型灾害的防治缺乏自觉的政治关怀和灾害意识。党坚持以人为本，才使防灾减灾工作真正成为为人民解除痛苦、维护社会稳定和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手段。我们必须懂得，在现实生活中，国家的政治法律只是为公民预防各种灾害提供间架，具体内容需要由各级政府和公民进行创造性填充。预防持续型灾害必须以创新观念为牵引，处理好政治法律的规定性和措施的创新性之间的关系。形式的规约对于内容的创新提供了保证并发挥激励作用，防灾减灾内容的变革则是创造力的源泉。要进一步培养和强化人们负责任的生活方式，引导人们积极主动地为社会承担防灾减灾义务并使之内化为社会的主流价值标准；要积极地将防灾减灾的思想理论成果运用于实践中，以持之以恒的精神对持续型灾害进行防治。

（四）环境演变型灾害通过对环境造成危害危及人的生存

沙漠化、水土流失、冻土、海水入侵、地面下沉、海平面上涨、以及区域气候干旱化等环境灾害是以演变的方式对人类构成危害的。环境演变型灾害的发展是一种长期的自然过程，是自然环境演化再加上人类不当行为造成的结果。因其进程缓慢，不易引起人们的重视而采取有效措施，更何况有些措施需要人类共同合作才能完成。不过，这类灾害具有统计意义上的可预测、可预报性。如二氧化碳倍增可能引起全球气温升高1-3℃，这在理论上比较容易计算出来；它导致的区域干旱化和海平面上升的后果，人类也可以比较准确地加以测算。

我们要发挥政治社会学的学科优势，强化人们对灾害的强烈的关注和应有的问题意识。政治社会学提出了一个长期被人们忽视却又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要根据人与灾害的矛盾焦点，更为广泛地、内在地触及民心民意，从中清理出那些具有价值或值得吸取的教训，渐进地推进各种措施的落实，把现实和历史、理论和价值统一起来。应设立科学的灾情防御标准，以便在灾害发生后，政府能够确定在多大程度上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进行救灾；还应强化全民族的防灾教育，使防灾知识教育以及实地演习走进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成为生存培训的基本内容。这样，当灾害发生时，灾区的政府和社会组织才能从容应对，企业、学校、社区才会更为积极地配合，而个人则有可能快速调节心理状态以适应突如其来的危急情势。

参考文献：

［1］焦双健等.城市防灾学［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68.

［2］全国重大自然灾害调研组.自然灾害与减灾［M］.北京：地震出版社,1990：306-307.

［3］蒙培元.追求生命的智慧［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14-15.

［4］邹农俭.社会学的视野［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492-493.

［5］原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中国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的进展［M］.北京：气象出版社,2009：60-140.

［6］高庆华等.中国自然灾害风险与区域安全性分析［M］.北京：气象出版社,2005：63.

政治社会学范文第2篇

关键词 法律社会学 社会分工 社会秩序

作者简介：张释文，上海汇业律师事务所，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学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国际商法硕士研究生。

一、社会秩序得以建构的根源：社会决定论视角下个人与社会的双重建构

在涂尔干看来，个人与社会是双重建构的。社会之所以成为社会是在于个人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双重建构中，社会具有先在性及实在性――社会外在于个人的确实存在且具有相对个人的强制力量。

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递进剖析其社会决定论视角并通过这个视角理解他个人与社会的双重建构模式。

（一）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和方式――社会事实

社会事实是涂尔干诸多著作中的核心概念，也是在理解涂尔干个人与社会的双重建构思路时务必要列出的前提条件。因为，只有当社会是事实的，是外在于个人的，个人与社会才具备双重建构的条件。

涂尔干建构了先于个体生命而存在且比个体生命更为持久的特殊研究对象――社会事实，并对这一客观存在的现象采取了类似自然科学家在分析自然现象时的处理手法。在《社会分工论》之后的著述中，他也不断在为这一判断的合理性提供佐证和依据。在涂尔干看来，社会事实具有同自然现象基本相同的特征和规律，具有同样客观的研究地位，且社会事实作用于人的意识，在不自觉状态下产生无法逃避的影响，形成属于这个集体的共同意识、行为规范，并对“挑战集体感情”的行为定义“犯罪”，实施惩罚。

社会先于个人而存在，“社会不仅是一个整体，还是一个有机团结的整体，它不仅在结构上集合和结合了各种细胞和组织，而且在功能上也具备有机体的所有活力和潜能。社会始终是以主体的姿态出现的。”涂尔干正是通过肯定了社会的客观存在，进而以实证的方法将社会事实当作“客观事物”研究，从而实践自己主张的实证主义并极力避免社会学传统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但是，对于社会存在先验的判断，本身就构成了涂尔干实证主义的矛盾方面，这一点在稍后会继续探讨。

（二）个人与社会关系――社会决定论

涂尔干的个人与社会关系思考最典型的即为社会决定论。社会决定论也是涂尔干的主要理论之一。

为了理清涂尔干眼中的个人与社会，以及以此形成、建构的社会秩序，我们先对社会决定论思想进行梳理。

而涂尔干所强调的，即是这样一种社会决定论。对于他而言，社会事实不仅是一种作用于行动者个人的外在强制力，它同时也是一个决定着他们的行为倾向的集团性力量体系。这些对于社会与个人关系的思考，在《社会分工论》中仅仅只是一个开端。关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涂尔干在《自杀论》中进行了更为深入的阐述。通过用社会与个人的关系解释自杀的原因，涂尔干提出：社会的人需要一个高于个人的社会目标；对这个目标所负的义务不至于使他失去自主；他的欲望应受到社会秩序给予的一定程度的限定。这具体的三个命题也完全可以与《社会分工论》中“个人通过各自出让一小部分利益而获得彼此的共识”共鸣。

由此我们可知：正是因为集体意识，个人才能够得到集体赋予并承认的身份，即正是因为社会，个人才成为个人。进而，社会并不是人思想观念所形成的一种意识化存在，相反，个人是由社会分化出来的且不可避免的带有社会的烙印。从这个角度上说，社会既参与建构了有限个人，个人又是构成社会的一部分，个人与社会最终实现了双重建构。

二、法律社会学视野下社会秩序建构与整合的手段――法律

涂尔干极力强调社会不是观念性的，而是一个具体的存在，因此社会秩序是可以通过具体的手段得以表征和考量的。这正是法律与社会学交叉的核心部分――法律是社会秩序建构与整合的重要手段。

涂尔干认为：“社会团结属于社会学研究的领域。我们通过考察它的社会作用，才能全面彻底的了解社会事实。”同时，“要想使团结具有一种可以把握的形式，社会的后果就应该为其提供一种外在的解释。”“外在的解释”即社会秩序建构与整合过程中的几种手段，这些手段同时也是社会秩序的表现形式和考量标准，其中最重要的即为法律。

（一）法律的意义

涂尔干认为，社会的结合是一种道德现象，研究社会不可能从其内部进行，而必须考察他的外部表现，而法律就是社会结合最稳固、最明确的外部表征。社会秩序在本质上具有法律意义的，不可能存在离开法律的社会团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法的本质的研究可以揭示社会的变迁。通过法律来考察社会秩序并以此对社会进行二元划分是涂尔干创造性的社会思路。“法律的首要性质就是社会性”在他看来，“任何持续存在的社会生活都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一种限制形式和组织形式。法律就是这些组织中最稳固、最明确的形式。”

（二）法律的划分

在《社会分工论》中，涂尔干将社会分类与不同的法律形式相对应，从历史的角度、社会的角度对法律进行了划分，即压制性法律和恢复性法律。进而证明了法律随社会的变迁而变迁，作为一种单独的社会事实表征着“社会“这个抽象的表达。“由于内在事实是以外在事实为标志的，所以我们能借助后者来研究前者”。内在事实是社会团结、社会秩序，外在事实即是法律等与社会相应的社会秩序调控手段。“尽管社会团结是非物质性的，但它也并非只具有一种纯粹的潜在状态，而是通过一种可感的形式表现出来。”涂尔干显然将法律等社会秩序调控的手段认作了社会的“可感形式”。 在涂尔干的视角下，法律是社会秩序建构的手段，是维护社会团结的工具，也是划分不同社会形态的标的。综合《社会分工论》的机械团结、有机团结的章节，我们可以综述：在机械团结的社会，法律主要以打击反抗、维护集体感情的压制性法律为主。而在有机团结的社会，则以恢复社会秩序为目的的恢复性法律为主。“恢复性制裁法既然不包含共同意识，那么它所确定的关系就不会不加区分地针对任何人。这就意味着，它并不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而是某些有限的却相互发生联系的特定社会要素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恢复性法律将个人意识维系于社会意识是需要中介的。”在《社会分工论》中，涂尔干将这种有机团结社会中恢复性法律的中介诉诸于法团。法团的行动可以被视为一种对国家和社会间常规互动。

（三）习俗与法律的关系

在维护社会秩序的他律手段中，除了带有明显强制性和暴力性的法律以外，习俗也是一种他律手段，只是表达方式相对温和一些。“一般来说，习俗是不与法律矛盾的；相反，它正是法律存在的基础。当然，有些时候在这一基础之上并没有什么法律存在，有些社会关系也只能根据某些来源于习俗的分散形式得到规定。”但这只是存在于“法律不再于社会的现状相吻合”的特殊情况。涂尔干说：“如果某种社会团结单纯是由习俗表现出来的，那么它肯定是一种次级秩序。反过来说，法律表现出来的社会团结是本质的。”，也就是说，一般习俗与法律是共同发挥作用的，或者说，习俗更多的已经融合进法律里，在每一个法律手段的背后实际都包含着一定的习俗意识、集体意识。而当且仅当在法律的手段进入了无力、空白的领域，习俗便成为公认的他律手段。

当然，社会秩序建构和整合的手段还包括道德、宗教等，限于篇幅，在这里不作赘述。

综上，对社会秩序的探讨已经有了比较全面的梳理，但理论的价值更在于指导实践，经典著作在当下的重要性正在于它所提出的问题以及思考方向仍被现代人所接受，仍存在植根的土壤――在当代背景下，产生于西方的百年前的涂尔干社会秩序建构思想是否能为中国现实社会提供理论可能性？

四、当代背景下社会秩序整合的意义

涂尔干思想曾经引起西方世界的广泛讨论，近年中国对涂尔干的讨论比西方世界更热烈。笔者揣测原因一方面是根据客观情况，中国引进涂尔干思想比较晚；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在现代社会，涂尔干的相关社会学思想在中国有比西方世界更为契合的连接点。我们分别对两种社会进行探讨，从而找到涂尔干思想在中国地域的生命力及现实意义所在。

（一）西方个体主义上的集体发展

文艺复兴之后，西方世界个体主义倾向盛行，强调每个人都更关注个体的利益和价值。而个体主义与涂尔干所强调的社会与个人关系理论始终有一种张力――不能完全称反比关系，但有负相关性。这也是在现代西方世界，涂尔干理论有被边缘的倾向原因所在。虽然涂尔干在著作中也表明了个体充分发展的有益之处，但其所强调的社会先在、共同意识和集体感情，都更着力于社会的作用，强调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社会事实的作用。我们不难发现其与个体主义相对盛行的现代西方内化了的冲突。

政治社会学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职业性别歧视　社会学理论　社会政策建设

论文摘要：职业性别歧视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做了深入研究。职业性别歧视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社会问题，社会学理论以独特的视角解释了这一现象，且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同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社会政策当仁不让地担负起其消除职业性别歧视的职责。

劳动力市场同样受“供需关系”的掌控，但现行中国显然是劳动力的买方市场，雇主的价值、偏好将导致不同的市场结果。学者赵耀对雇主雇佣行为调查表明，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是存在的，一些雇主坚持不选择女性，认为女性不能兼顾家庭和事业，生育和照顾家庭会影响工作和加大支出成本，75.6%的调查者“同意”或“很同意”这种观点。还有部分对雇主对女性未来发展的适应性、工作内容和岗位变动的应变性表示担忧。

我国劳动力市场上职业性别歧视现象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即女性人口就业率较低、下岗失业比重大和职业报酬差距大。虽然每年的调查结果有所变动，总体状况没有明显改善。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非常深入地研究了职业性别歧视，社会学以独特的视角弥补了经济学纯理性考量的缺陷，且非常有解释力。

一、社会学理论的解释

1.女性劳动就业中的角色期待。大多数学者认为，在社会化过程中对社会性别意识的强化以及对男女两性在家庭和社会中不同角色的期望是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势的主要原因之一，不仅影响到女性是否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决策，而且决定了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职业选择，也会影响雇主的招聘行为。

2.个人偏见理论。该理论是由贝尔克（Becker）创立，是在“身心不悦”的基础上建立的，用贝尔克的话说就是，“如果某个人具有歧视的偏好”，那么他就乐于以某一群体替代另一群体并为此支付某种费用。他认为，这种偏见来自雇主、雇员、顾客三个方面。（1）雇主歧视。假设一些雇主对一部分人具有主观的偏爱或对另一部分人具有嫌恶情绪，而与其技能无关。如一部分男性雇主对女性雇员抱有偏见，即使女性与男性有相同的劳动生产率，他们也只愿雇佣男性，除非女性雇员和男性雇员之间的工资差别大到足以抵消对女性的偏见的程度，才会雇佣女性。（2）雇员歧视。这与工作职位的竞争、工作中的磨擦、人们对民族、种族、性别、年龄、健康等的认识的不同有关。例如，大多数白人对有色人种持有偏见，有些男性雇员不愿接受女上司的领导，或者有些人不愿跟老年人、残疾人一起工作，即使他们能够胜任。（3）顾客歧视。顾客有时对被服务的对象也会有偏见。如外科医生、机械工程师、司机顾客喜欢男性提供的服务;护士、导游、空中小姐，顾客喜欢女性提供的服务。

3.互动理论。斯坦福大学的理姬薇 （ceciliaL.Ridgeway）教授于1997年在解释两性职业和报酬不平等的问题时提出这一理论，她认为，人们生活在互动的交往中，在求职、应聘、面试时都会有直接和间接的互动。基于性别的显著差异，互动过程形成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地位信心。在男性优于女性，更胜任工作的观念影响下，造成具有与男性同等能力的女性对自我的期望不同。同时，男性利用占据权威位置的机会，故意忽视或消除对他们不利的因素以维护他们的利益，使得女性很难改变这种状况。评价职业报酬时，人们通常较少选择异性参照群体，更多的采用与同等任职资历的、同样性别的人相比较的方法。这种通行参照群体的选择，导致社会网络的同性化和职业性别隔离。

4.激进女权主义的自行就业观点。激进女权主义从强调私生活领域的问题出发，认为女性在社会劳动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主要根源在于她们在性和生育方面受男性控制，不能自主。因此他们提供的战略便是使女性与男性分离，鼓励女性去创建自己的产业，如商店、银行、企业、饭店、医院、书店等，以做到自行就业，免受社会就业市场的性别歧视。 转贴于

二、消除职业性别歧视的社会政策建设

1.公共政策的大力支持。一些发达国家为促进女性就业实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值得借鉴，包括职业教育和培训政策、失业保险政策、职业介绍和指导政策、公共就业工程等政策。美国（“一揽子职业中心”）、法国设立专门机构开展针对性的培训和就业指导。很多发达国家积极介入女性就业，财政拨款补贴公立职业介绍所，为妇女就业和企业用人提供免费服务；大力兴办公共工程，为妇女提供就业岗位；鼓励女性自主创业，制订了明确的支持政策，这方面美国和欧盟都走在前列，取得显著成效。

2.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第一，我国社会需要制订《反就业歧视法》，依靠法律的强制来保证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就业机会，实现同工同酬；当前，不少中小私营企业违反劳动合同法，不缴纳包括生育保险在内的五项保险的行为，严重损害女性劳动者，法律要制定细则予以纠正。第二，女性承担着生育和照顾家庭两大社会责任，女工生育保险应尽快转变为社会统筹，实现企业的成本向社会转移，由社会来承担妇女生育哺乳费用以及生育保险金。第三，应该健全和完善女性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长期失业和下岗的女性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并且各级社会保障部门应该学习发达国家经验，积极帮助她们寻找就业机会，开展再就业服务，把保障和服务结合起来。第四，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对象应包括各种类型的女性从业人员，使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失业保险能够惠及所有女性，提高三条保障线的救助水平和力度，使失业女性的贫困状态能够得到缓解直至消除。

参考文献

[1]赵耀.中国劳动力市场雇佣歧视研究[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7：77.

[2]苏艳明，曾春媛.我国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现状及原因分析[J].当代经济，2006，（3上）.

政治社会学范文第4篇

关键词: 中学政治教学 青少年社会化 教学方法

韩愈将老师职责概括为“传道、授业、解惑”。在现代中学教育学中,学校和老师的职责不仅是教给中学生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培养知识吸收能力和创造基础,而且需以独特的组织方式培养其组织纪律性和社会化规则,实现中学生初步的社会化,为其以后的发展方向和职业选择奠定基础。中学生的社会化过程在中学的政治课程教学中,具有不同于其它文化课程的教育方法和模式。本文就中学生政治课程教育教学中为实现中学生的初步社会化进行探讨。

一、中学生社会化的初步过程

人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人的自然性是自母体分离之后,能够自由呼吸,成为一个生命体时,就具有自然性。刚刚出生的人,仅仅是生理特征上具有人类特征的一个生物,而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人。人的社会性是在人进入人类群体的活动中形成的群体意识与个体意识的交涉和融合的程度与能力。人的社会化是指自然人转变为社会人的过程,通过社会互动而形成个体的社会属性,促使个体与社会保持一致性,实现个体的社会生活的过程。[1]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自然人必须通过各种方式逐渐学习社会知识、技能与规范,熟悉群体人的风俗、习惯、道德、法律,确立生活目标、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取得社会化资格的教化过程。在社会学家看来,人是社会性的,是属于一种特定的文化,并且认同这种文化,在这种文化的支配下存在的生物个体。刚刚出生的婴儿不具备这些品质,因此他(她)必须渡过一个特定的社会化期,以熟悉各种生活技能、获得个性和学习社会或群体的各种习惯,接受社会的教化,慢慢成人。从文化角度看,人的社会化是文化延续和传递的过程,个人社会化的实质是社会文化的内化。人的社会化问题的核心是探讨人从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的过程及其机制。

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在推定人的自然属性属于普遍特征而不具有生物人所存在的精神智力缺陷或障碍的条件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从三岁到十三四岁是人在社会化过程中产生自我实现的需要,在成就动机的推动下努力学习,以实现符合社会期望的社会自我的过程。这是个体接受社会文化影响最深的阶段,因而称为客观化时期,这一时期也是人的幼年和少年期。青春初期(十四五岁―十七八岁)是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学生进入高中阶段后,随着社会接触的扩大,生活阅历的积累及文化知识的增长,随着自我意识的发展和理论思维的形成,青年初期会引起对“自我”在社会中的认识,会不断加深对人生观的思考,会经常把社会中所接触到的现象提高到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上来衡量,并为此不断地开展争论,表现为对理论问题产生越来越浓厚的兴趣。高中生的价值观的核心是人生意义问题。[2]他们逐渐学会将个人的生活目标与社会发展的总体方向相联系。从青春期到成年大约十年时间是心理自我阶段,故称为主观化时期。也有学者认为,从角色学习的角度来看,人的社会化过程具有终身性的重要特点。[3]这种终身性一方面体现在人的社会化过程始终与人们对各种不同角色的学习相伴随,这种角色学习的任务和过程是终身的,另一方面,一个社会的规范、道德、风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更加广泛意义上的社会文化,也都是通过各种不同的角色内涵和角色规范体现出来,并通过人们对这些角色的学习而传达给我们每个人的。人的社会化过程实质上是伴随人的一生的。青少年时期的社会化过程可以称为早期社会化的过程。

人在早期社会化过程中,家庭和学校是影响中学生社会化历程的重要因素。学校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向个体系统传授社会规范、价值观念、知识和技能的社会组织体,其特点是地位的正式性和管理的严格性。学校是青少年社会化最重要的场所。个体进入学龄期后,学校教育就成为个体社会化的主要活动场域。学校教育促使学生掌握知识,激发其成就动机,为学生提供更多的社会化的机会。学校还具有独特的亚文化、价值标准、礼仪与传统。在早期的社会化中,学校是不可替代的社会化载体。[4]在中学课程设置中,中学生政治课程是中学生社会化的必修课程,也是中学生社会化所必须的知识学习和知识积累的课程。教育部《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实验)》指出了中学生政治课程的性质是:“……引导学生紧密结合与自己息息相关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经历探究学习和社会实践的过程,……切实提高参与现代社会生活的能力,……初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终身发展奠定思想政治素质基础。”并强调:“要引领学生在认识社会、适应社会、融入社会的实践活动中,感受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应用知识的价值和理性思考的意义。”中学生正处于需要更多地与同龄伙伴交往的年龄,无论是独生子女还是非独生子女,都需要更多地与同学、朋友来往。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中学生的社会交往能力。中学政治课程的教学内容必须具有引领中学生初步社会化的作用。通过学校的理想教育及日常的思想品德教育,不断增强学生感悟社会的自我意识,完善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并自觉按照社会化的目标来评定和塑造自己的良好个性。

二、中学生政治课程的社会化教育内容

人的社会化的主要内容包括:生产与生活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社会规范,树立生活目标和理想及其培养社会角色。从文化继承的因素探讨,个体人的社会化过程就是个人接受世代积累的文化遗产,保持社会文化的传递和社会生活的延续。从社会结构角度看,学习、扮演社会角色是社会化的本质任务,角色学习和适应的过程即是人的社会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人逐渐了解自己在群体或社会结构中的地位,领悟并遵从群体和社会对自己的角色期待。

中学生是进入学校学习已经有七―十年的学生。随着年龄渐长,学习知识的增长和幼稚社会化过程的总结,中学生进入学校以后,集体环境的熏陶,集体主义观念的培养,使得他们的社会性、群体性及其社会交往能力都有很大的提高。关键的是,中学生学习阶段是价值观初步认知和学习阶段,因而中学政治课程在实现中学生社会化的课程教学中,学校和老师应该有正确的社会化教育内容和方向。中学政治课程的社会化内容教学应注重体现两方面内容:

(一)促进中学生个性形成和发展,培养向善观念的自我意识。

个性是自我意识的产物。人格是指人的个性特征及其所持的价值标准,它是一个人所具有的比较稳定的生理、心理素质和社会行为特征的总合。个性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是受一个人所处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所受教育的影响,以及他所从事的各种社会活动的影响,社会化对于人格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包括人的社会基础、自然基础和实践活动。个性的核心内容及形成、发展的标志是自我。自我也称自我意识、自我观念,是指个体对自己存在状态的觉察和认识。包括对自己的生理状况:身高、体重、形态等;对自己的心理特征:兴趣爱好、能力、性格、气质等;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自己在社会和群体中的位置与作用等一系列涉及认识自己的内心活动。对于中学生来说,培养和塑造个人的自我观念对个人和社会都是极为重要的基础。培养完善的自我观念,就是要人们把对自己的认识与社会规范协调一致,就是要使人们在经历了社会化过程之后,从外在行为到内心世界尽可能地合乎社会的需要。

社会要正常运行,人与人交往要顺利进行,都要有一定的行为规范。个人通过社会化过程将社会价值观念内化,学习和掌握社会规范。中学生社会化向善观念的形成起始于家庭。家庭作为较小范围内的单个人的联合体,是直接的或自然的伦理精神。社会的向善观念存在于先验性的自然正义和现实性的伦理正义之中。自然正义根生于自然法则。自然法则强调个人自觉和人人平等观念。自然正义体认着个体人格自由和尊严。伦理正义是现实正义,是以普适性的社会伦理观解读正义。伦理正义体现着制度规约下的人际行为事实的时代性进化规律。在自然正义和伦理正义构筑的正义美德的社会中,正义的法则和制度及道德情操共同建立起人的社会共同体,建立起一个善治的社会秩序。中学生政治课程教学中社会化知识的讲授,应体现出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的向善观念。[5]为此才可教育中学生社会化规则,促进其积极融入社会,实现社会化角色,担当社会责任。

(二)中学生人文精神的训练和培养。

真正的教育,永远是自由的寻求。[6]政治学科属于人文学科,中学政治教育理所当然要关注中学生的社会化过程中人文素质的训练和培养,以使其更好地完成青少年时期的社会化历程。中学生政治教育要求教育中学生具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基本素养。这是中学生政治课程中促进中学生社会化必要的知识条件之一。一个人只有对自身及生存环境有基本的认识,有道德感、公民责任感,才是一个人格健全的社会学意义上的人。从这个意义说,中学政治教育本身应体现出高度的人文精神。

人文素养是对人的存在、人的价值及人生意义的关注,是人的价值观的外在表现形式。人文素养是体现一个人对待自我、他人及社会的心理、精神和态度的修养,反映出一个人的教养、学养及折射人性的综合素质,包括道德、心理、精神风貌及人格等诸方面的特质。社会从野蛮进化到文明,是人的人文素养和人本身的文明程度提高的结果。缺失人文素质,一个人就处于野蛮状态,就很难成为对社会有意义的人。中学政治课程对中学生社会化的教育首先是老师需具备社会化的人文素养。钱理群教授说:教师不是教书匠,区别就在于教师是有自己的独立思想、信念,有自己的教育理念和追求的。[7]教师工作在本质上就是为民族和人类生命的健全发展尽义务、作贡献,是自有一种崇高性的。《大学》之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阐明的就是教育的人文价值,也就是说,“教育从根本上是一个人文过程,是有关价值的事情,而不仅仅是信息或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有利于中学生社会化历程的推进。

三、中学生政治课程的社会化教学方法

中学生政治课程促进中学生社会化内容的教学方法并不是呆板的说教,而是要求在课程教学过程中,贯彻课程教学内容实施的实践性和开放性。《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实验)》强调:“关注学生的情感、态度和行为表现,倡导开放互动的教学方式与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使学生在充满教学民主的过程中,提高主动学习和发展的能力。”这就要求老师在课程教学中,除了进行讲解和实例分析方法外,还需新的教学法,以防止中学生过度的社会化和低度的社会化。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斯通过研究,最早提出了人的过度社会化这一命题。在他看来,所谓过度社会化,是指社会由于规范力和整合力运用的失当,造成对社会成员自由与个性发展空间的强力压缩,从而使个体与社会完全同质化。显然,过度社会化的实质,是一种只张扬社会群性而抹杀个体个性的社会化运行中的教育偏差现象。低度社会化概念是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M.Granovetter)针对经济人的假设而提出的“嵌入理论”的概念。格兰诺维特认为,“经济人假设”是一种“社会化不足”(undersocialized)的观念,这种“经济人”被称为“低度社会化人”。由于“低度社会化人”把人的行为看做只是原子式的个人的孤立活动,而不是既定社会关系和结构的产物,无视行为者当下所处的社会环境,无视人与人之间行为互动的事实,因而最终无法把握个人的行为选择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真实关系,无法解释行为选择背后的真实原因。这两种社会化过程都是违背中学生政治课程中学生社会化教育宗旨的。

为了鼓动中学生积极地自我促进社会化过程,可以选择课堂谈论和角色扮演等教学方法。

(一)课堂自由辩论法。

中学生是生活在一个开放的社会环境中的,社会的各种因素会影响其社会化思维,如单位、家庭甚至于互联网的影响。可以就社会中发生的事件,精选后,由同学们自由谈论。老师加以正确地引导,使之转化为适用于整个班级的学习活动,通过讨论、质疑、资料搜集与小论文撰写等训练,达成让学生提升思辨与表达能力,产生对社会问题的深度思考,建构有效的学习策略等教学目的。

(二)角色扮演教学法。

如果说社会是一个大舞台,那么人就是其中必备的演员。中学生将来会进入社会,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会“扮演”各种角色,老师不妨利用课堂或课外活动机会,要求学生选择社会角色,增强学生的情感体验,并认识到应该如何行为。角色扮演法学生参与性高,可以使他们进行换位思考,“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体验所扮演角色的情绪,缩小心理距离,在角色体验中受到感染和教育。另外,由于是年龄相近的同学参与表演,所展示的情境贴近学生的思想、情感和实际生活,有利于情境中蕴含的情感与人生哲理契合学生理解和接受的最佳点,使思想品德课教学富有感染力和实效性。例如,有的教师在讲了有关法律知识后,设计一个模拟法庭,让学生充当律师,为假定当事人辩护,等等,这都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热情,加深了学生的体验。

参考文献:

[1]林崇德.发展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132.

[2]童矫胜.人的社会化过程的关键期[J].湖北社会科学,2002,(2).

[3]黄希庭.心理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216.

[4]风笑夭.论人的社会化过程之特点[J].湖北社会科学,1987,(3).

[5]宋希仁.西方伦理思想史[J].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83-384.

[6]邓和平.人的社会化与人的现代化[J].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08,(6).

政治社会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认识理论;理解理论;运用理论

经济学介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一方面有着自然科学的严谨性,另一方面又与社会科学一样,研究的是活生生的人而非没有意识的物,它兼有自然科学的逻辑美与社会科学的生活气息,是一门有趣的学科。

相对于师范学院政经系的其他课程,政治经济学有太强的理论性,而且又与数学知识相联系,被学生戏称为“文科中的理科”,无形中学生对学习经济学产生了畏惧心理,教师在教学中有责任帮助消除学生畏惧心理,要全面、熟练掌握自己讲授课程的专业知识,融会贯通教材内容,梳理教学内容的逻辑结构,必要时根据现实社会实践的需要,打破教材的章节顺序,灵活调整处理教学内容,让学生能完整的了解整个事件,这样,一方面可以让学生在实践中与理论互相印证,激发学生关注国内外经济形势,加深对经济理论的认识和理解,另一方面可以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理论知识的能力。例如,2009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迎来了新学期的开学,危机是怎么产生的,又将如何发展,自然成为学生非常关注的问题,也是政治经济学课程不能回避的问题,经济学理论正像一把钥匙,可以帮助学生打开这扇门看清端倪。为了帮助学生理解次贷危机是如何引发了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在政治经济学的第一章商品经济基本理论讲授了货币的产生及职能后,我就打破教材章节顺序,把教材中的金融理论贯穿起来,提前讲解第六章的银行资本理论,这样让学生知道了引发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次级款贷是什么,接着我把国际金融理论中金融衍生交易,如资产证券化、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区别等等,作为背景知识介绍给学生,让学生了解小小的次级贷款经过评级公司的打包评级证券化、兑冲基金的杠杆举债追捧、保险公司的保险担保三级放大,随着房价的下落,又经过会计机构资产评价的减值、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卖空抛售、评级机构的降级评级三次迅速贬值,终于引爆了华尔街的次贷危机,由于华尔街监管的缺失,在经济全球化的格局形势下,美国经济对当今全球经济的有着重大影响,华尔街小小的次级贷款最终演变成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随着事态的发展,金融危机又波及到实体经济,对我国经济,特别是出口制造业造成重大影响,为此,从2008 年11月开始,中国政府提出了4万亿拉动内需、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等一系列刺激经济的计划和措施,在随后的教学中不断跟踪事件进展,引导学生用学到的经济理论分析、理解社会实际,2009年4月2日20国峰会在伦敦召开的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接连在网上公开发表了两篇署名文章,直击当今国际金融体制弊端,提出建立超货币的建议,针对这一事件发展态势,在教学中我要求学生利用网络收集国际金融制度从金本位体系到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国际金融体制变化等相关知识,观看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时下正在热播的两部电视系列片“货币战争”与“货币变局”,了解国际金融局势的变化,通过对一系列国内、国际重大事件的跟踪关注,让学生在社会经济事件中去学习、理解经济理论,这样的教学既有理论,又有鲜活的经济事实,充分调动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激发了年轻人关注社会的兴趣,让他们认识到课本上看似枯燥乏味的理论教条,与鲜活的现实密切相关,学习掌握好经济理论不仅仅是为了通过考试,拿到文凭,还能提高自己对社会经济实践的理解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