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短诗范文第1篇

摘要： 曹操的拟乐府《短歌行・对酒当歌》，无论是思想境界，还是艺术成就，均堪称建安文学的扛鼎之作。此诗当作于建安十三年九月进据襄阳后“置酒汉滨”的月明之夜。“对酒当歌”歌的是《诗经・小雅・鹿鸣》，既是诗人的自警，也是对贤士的劝勉。诗引《子衿》、咏《鹿鸣》等，表明曹操恳诚优礼群臣嘉宾，期望海内贤俊对自己平治天下有所指示，申明自己只有扶佐汉室之志决无代汉自立之心，全面展现了曹操的人格、学养、抱负和理想，雄深雅健为其诗品。

中图分类号： I207.2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1)06000007

Further Interpretations of Cao Cao’s Poem “Duangexing”

YUAN Chuanzha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3, Chnia）

Key words: Cao Cao; feast by the side of Han River; inspired by wine and songs; hardworking Duke of Zhou; faithfulness to the Royal House of Han

Abstract: “Duangexing, Duijiudangge” by Cao Cao, an imitation of Yuefu, is the most powerful poem in Jianan literature, not only in terms of the realm of ideology it reaches, but also in terms of its artistic achievements. The poem should have been created on a moonlit night after attacking and occupying Xiangyang, when a feast was laid by the side of the Han River in the Ninth Month of the Thirteenth Year of Jianan. Cao Cao’s poem, produced under the inspiration of the wine and songs presented for the occasion with reference to Shijing, was a caution to the poet himself and a counsel for other worthy gentlemen as well. In the poem the quotations from Zijin and Luming expressed Cao Cao’s sincerity in his entertainment of his guests, his expectations of their instructions in his efforts to bring peace to the country, and his statement that he was determined to support the Royal House of Han, with absolutely no intention of usurping its throne, thus demonstrating fully Cao Cao’s personality, learning, aspirations and ideal. The poem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muscularity, depth, elegance and power.

第6期袁传璋： 曹操《短歌行》剩义拾零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9卷曹操（155220）是汉魏之际第一等的英雄人物，其拟乐府《短歌行・对酒当歌》，震铄千古，感召群彦，无论是思想境界，抑或艺术成就，均堪称建安文学的扛鼎之作。前修时贤对这篇名作的阐释大义已明。本文谨就此诗的创作时间、引《诗》的用意等问题，拾遗补阙。

一、《短歌行》当作于建安十三年九月“置酒汉滨”之时

关于《短歌行・对酒当歌》的创作时间，明人罗贯中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第四十八回“宴长江曹操赋诗”，定为赤壁之战前夕的“建安十三年冬十一月十五日”。①是夜，曹操在长江水寨大船之上置酒设乐，款待诸将。东山月上，江如素练，东视柴桑之境，西观夏口之江，酒酣自得，取槊立于船头，以酒奠江，横槊而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沈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收稿日期： 20110615

作者简介： 袁传璋（1940），男，安徽当涂人，教授，主要从事先秦汉魏六朝文学、司马迁与《史记》的教学与研究。

①罗贯中：《三国演义》第四十八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2版，第383-384页。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鸟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短歌行・对酒当歌》诗，古籍有不同文本。南朝梁・沈约撰《宋书》卷二十一《乐志三》录晋乐所奏为六解，无“越陌度阡”至“无枝可依”八句，“呦呦鹿鸣”四句在“明明如月”四句之后、“山不厌高”四句之前。“慨当以慷”作“慨当以”，“何以解忧”作“以何解愁”。(百衲本《二十五史》第二册，第302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缩印宋蜀大字本，1998年出版。)梁・萧统编《文选》，唐・李善注本卷二十七“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后无“但为君故，沈吟至今”二句八字。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三十“相和歌辞”所录“本辞”，与李善注本《文选》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60页，1998年出版。)《六臣注文选》据沈约《宋书・乐志》补“但为君故，沈吟至今”二句(浙江古籍出版社据“四部丛刊”影宋本缩印，第494页，1999年出版)，文意完足。本文对《短歌行・对酒当歌》的论讨，即依据《六臣注文选》本。

罗贯中的这番铺叙，脱胎于宋人苏轼《前赤壁赋》：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苏轼：《东坡全集》卷三十三，第十一至十二叶。见《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111册，第23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影印，2006年出版。

而苏轼称曹操于赤壁江上“横槊赋诗”，则取自唐人元稹所撰《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子美）君墓系铭》中语：“建安之后，天下文士遭罹兵战，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元稹：《元氏长庆集》卷五十六，第五叶。见《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083册，第594页。所不同者，元稹是泛称曹操与其子曹丕、曹植，而苏轼却专指曹操一人，且坐实于赤壁大战前夕的长江之上。

至于元稹对曹氏父子为文的评骘，恐怕是从陈寿《三国志・魏志・武帝纪》“二月丁卯，葬高陵”句下裴松之注引王沈《魏书》称赞曹操的一番话：“创造大业，文武并施，御军三十余年，手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陈寿撰，卢弼集解：《三国志集解》卷一《魏书・武帝纪第一》，第127页上栏，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点化而成。

如此看来，罗贯中关于《短歌行》创作时间及地点的说法不为无据。因此，近人大都信从其说。

愚以为罗贯中将《短歌行》创作时间定在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是有可能的，诗之卒章歌云：“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建安十三年六月始为丞相，此时方有身份以周公相成王自比；说《短歌行》是在“置酒设乐”的场合所作，亦不为无见。但说在赤壁战前于长江之上“置酒设乐”，则于史无据，恐为小说家言。《短歌行》第四解“呦呦鹿鸣”四句，点明宴会上演唱了《诗经・小雅》首篇的《鹿鸣》。这是从西周至两汉朝会燕礼宴飨群臣嘉宾时所奏的雅乐。其祥和之音与赤壁战前的肃杀之气两不相容。诗言志，歌永言，言为心声。《短歌行・对酒当歌》是篇充溢着思贤、求贤、礼贤、渴望天下归心的诗章，岂是横槊欲刺之时所能吟出？况且据《后汉书・献帝纪》与《三国志・吴志》之《吴主传第二》、《吕蒙传》、《甘宁传》等参互推考，曹操于赤壁之战失败后，烧其余船引退北还。孙权亲自率众围合肥，逾月不能下。十二月，曹操遣张熹率骑救合肥，未至，权退。可见赤壁之战至晚在建安十三年十月底已经发生。故 “冬十一月十五日”月夜作于江上说，实不足信。曹操置酒设乐创作《短歌行・对酒当歌》应另有其时、另有其地。

曹操“对酒当歌”所“当”之“歌”，实指第四解“呦呦鹿鸣”所自出的《诗经・小雅・鹿鸣》。《鹿鸣》篇原是周天子以燕礼宴飨群臣嘉宾时所奏的乐章。两汉王朝一直将此乐章沿用于朝会燕饮的嘉礼场合。但自汉献帝初平元年（190）董卓移都长安，王朝濒临崩溃，朝廷乐官流散逃亡。直到曹操奉迎汉献帝定都许县后，也“绝无金石之乐，乐章亡缺，不可复知。……及魏武平荆州，获汉雅乐郎河南杜夔，能识旧法，以为军谋祭酒，使创定雅乐”，房玄龄，等：《晋书》卷二十三《乐志下》，百衲本《二十五史》，第2册，第41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缩印宋刊本，1998年。《鹿鸣》等雅乐乐章方在朝会燕享的嘉礼场合重现。因此，可以肯定的说，《短歌行》不可能创作于建安十三年九月平定荆州之前。《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载，建安十三年秋七月，汉丞相曹操奉王命南征违逆的荆州牧刘表。八月，刘表病卒，幼子刘琮继位。九月初，曹操统帅的王师抵达距荆州州治襄阳仅一百四十里的新野。蒯越、王粲等劝刘琮举州投降。①曹操随即进据襄阳，“乃论荆州服从之功，侯者十五人，……引用荆州名士韩嵩、邓义等。”以韩嵩“名重，甚加礼待，使条品州人优劣，皆擢而用之。”②荆州平定后，曹操因得到一大批贤俊，特在致留守许都的荀的书信中说；“不喜得荆州，喜得蒯异度耳。”③其欣喜之状溢于言表。据《三国志・魏志・王粲传》，“［刘］表卒，粲劝表子琮，令归太祖（曹操）。太祖辟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太祖置酒汉滨”，④飨宴功臣嘉宾。又据《后汉书》卷九《献帝纪》，建安十三年“冬十月，曹操以舟师伐孙权，权将周瑜败之于乌林赤壁。”⑤可知曹操“置酒汉滨”的时间，必在九月进据襄阳之后，十月自江陵东征孙权之前，即九月的月明之夜。地点则在襄阳的汉水之滨。

曹操率王师南征刘表，有征无战地平定荆州，并延揽了大批贤才，略同于往昔齐桓公之“一匡天下，不以兵车”。为庆祝胜利，由汉丞相曹操代表皇帝在襄阳“置酒汉滨”，用盛大而隆重的燕礼，款待群臣嘉宾。举行燕礼，宾主有一整套酬答的仪式。宴饮时有雅乐侑酒。首先由瑟“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然后笙入，“笙奏《南陔》、《白华》、《华黍》”。⑥即所谓“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是一巡，接着还有二巡、三巡，直至礼成，皆有雅乐歌舞。

建安十三年九月，曹操“置酒汉滨”时，完全有条件演奏雅乐《鹿鸣》。当中原板荡时，江汉流域的荆州却相对安定。荆州牧刘表是汉末“八及”之一，⑦又是皇汉宗亲，颇具社会影响。他主政荆州几二十载，“关西、、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遂起立学校，博求儒术。”⑧王粲所撰《荆州文学记官记》也说：“有汉荆州牧刘君……宣德音以赞之，降嘉礼以劝之，……耆德故老綦毋等负书荷器，自远而至者三百有余人。”⑨在“负书荷器”而至者当中，就有音乐大师汉雅乐郎杜夔。

《三国志・魏志》卷二十九《杜夔传》：“杜夔字公良，河南人也。以知音为雅乐郎。中平五年（188），疾去官。州郡司徒礼辟，以世乱奔荆州。荆州牧刘表令与孟曜为汉主合雅乐。乐备，表欲庭观之。夔谏曰：‘今将军号不为天子，合乐而庭作之，无乃不可乎？’表纳其言而止。后表子琮降太祖，太祖以夔为军谋祭酒，参太乐事，因令创制雅乐。”⑩本传中所称的“汉主”，实指汉献帝。可知荆州牧刘表曾令杜夔等为朝廷制作雅乐，且已“乐备”，即包括郊祀、朝会、燕享等雅乐已制作完成，刘表还“欲庭观之”，因夔谏而止。此事亦可从孔融呈奉汉献帝的《崇国防疏》得到印证：“窃闻领荆州牧刘表，桀逆放恣，所为不轨，至乃郊祭天地，拟议社稷。”11尽管刘表只是心“欲”而实未行，依然成为他僭越“背诞”的罪状，而被曹操作为“奉辞伐罪”的口实之一。另据《晋书・乐志》记载，“杜夔传旧雅乐四曲，一曰《鹿鸣》，二曰《虞》，三曰《伐》，四曰《文王》，皆古声辞。”12这四首雅乐乐曲，以后一直被魏晋王朝袭用。

在汉丞相曹操“置酒汉滨”的燕礼上，青年文学家王粲代表荆州归顺的嘉宾，向丞相曹公奉觞致贺：

方今袁绍起河北，仗大众，志兼天下；然好

①《三国志集解》，第35-36页。

②范晔：《后汉书》卷七四《刘表传》，百衲本《二十五史》，第1册，第889页。

③《三国志・魏书・刘表传》“蒯越等侯者十五人，越为光禄勋”句下裴松之注引《傅子》，《三国志集解》第230页上栏。

④《三国志集解》，第509页。

⑤百衲本《二十五史》第1册，第659页。

⑥《仪礼注疏》卷第十五《燕礼》，《十三经注疏》上册，第1020-1021页，北京：中华书局据原上海世界书局缩印清・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影印，1979年。

⑦范晔：《后汉书》卷第六十七《党锢列传・序》：“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犹古之‘八元’、‘八凯’也。……张俭、岑、刘表……为‘八及’。‘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百衲本《二十五史》第1册，第 862页。

⑧《后汉书》卷七十四《刘表传》，百衲本《二十五史》第1册，第888页。

⑨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全后汉文》卷九十一，第965页，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年。

⑩《三国志》卷二十九《魏志・杜夔传》，《三国志集解》第661页。

11《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全后汉文》卷八十三，第920页。

12《晋书・乐志上》，百衲本《二十五史》第2册，第41页。贤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刘表雍容荆楚，坐观时变，自以为西伯可规；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表不知所任，故国危而无辅。明主定冀州之日，下车即缮其甲卒，收其豪杰而用之，以横行天下。及平江汉，引其贤俊而置之列位，使海内回心，望风而愿治，文武并用，英雄毕力，此三王之举也。《三国志》卷二十一《魏志・王粲传》，《三国志集解》第509页。

王粲的祝辞对“方今”割据一方的雄豪袁绍刘表之所以失败、丞相曹公之所以成功的根本原因，即是否真正好贤、用贤、礼贤，得海内贤俊之心，做了精到的总结，并表达了海内贤士“望风而愿治”的心愿。 对曹操来说， 王粲的贺辞心悦诚服、实事求是，可谓甚合吾意。《短歌行・对酒当歌》，正是做为燕礼主人的曹操对嘉宾祝辞披肝沥胆般的现场回应。当时乐师正“鼓瑟吹笙”，演唱周诗《鹿鸣》。曹操“一厢口中饮酒，一厢耳中听歌，一厢心中凭空作想，想出这曲曲折折、絮絮叨叨，若连贯若不连贯，纯是一片怜才意思”来。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之五，清康熙刊本。王粲的祝辞，曹操的诗歌，一诗一文，正可相互生发铨释。

二、“对酒当歌”的“当歌”是解读全篇的锁钥

《短歌行》第一解劈头吟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悚人心魄，牢笼全篇。尤其是首句“对酒当歌”中的“当歌”二字，更是解读全篇的锁钥。

“对酒当歌”，前人颇有歧解。分歧出自对“当”字字义的解释。汉人许慎《说文解字・田部》：“当，田相值也。”段玉裁《注》云：“值者，持也，田与田相持也。”“田与田相持”，即田与田相对。当，亦对也。这是“当”字的本义。本此，清人吴淇解“对酒当歌”为“盖一厢口中饮酒，一厢耳中听歌”。意为面对俎前的美酒与乐师的雅歌。明人梅鼎祚《字・田部》：“当，理合如此也。”当，则为应当。这是“当”字的引申义。本此，清人王尧衢解“对酒当歌”为“先言对酒必当歌咏。”王尧衢：《古唐诗合解》卷三。意为面对美酒应当歌唱。二说不同。今人或以诗多义说为之调停，以为只要上下文意贯通，不妨二说并存。

笔者以为“对酒当歌”之“当”，只应作“面对”解。曹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作于宴会嘉礼场合恐无疑义。周汉魏晋朝会燕享时，举酒上食必伴以雅歌乐舞。先奏何种乐器、唱哪篇歌诗，后奏何种乐器、唱哪篇歌诗，都有严格的礼仪程式。奏乐唱诗全由乐师承担，主人及宾客并无咏歌的礼仪安排。决非近今家人团聚或友朋饮酌那般随意，其礼仪程式的严整规范亦非全无礼仪可言的今人所能想象。因此，将曹操“置酒汉滨”燕享群臣嘉宾时所作的“对酒当歌”，解作“对酒必当歌咏”，于古无征。

曹操当时所“当”之“歌”，按燕礼或乡饮酒礼的规定，必是周诗《鹿鸣》。古文学派的《毛诗》认为《鹿鸣》是歌颂文王之道的诗篇，文王诚待群臣嘉宾，群臣嘉宾亦尽其心回报。今文学派的齐、鲁、韩三家《诗》则认为《鹿鸣》是陈文王之古以刺后王之今，而于该诗的本义与《毛诗》并无不同。曹操年青时“以能明古学，复征拜议郎”。《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征拜议郎”句下裴松之注引《魏书》，《三国志集解》第6页。他是赞同《毛诗》古文说的。正是因为听到乐师演唱《鹿鸣》，使他想起追随先王的步武重建王道大业的艰辛，更警觉“人生几何”的时不我待。

“人生几何？譬如朝露”。曹操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揭示出一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这既是诗人的自警，也是对贤士的劝勉。在动荡不安的东汉末年，士人面对世事的无常，对人生苦短事业难成尤其敏感。早在曹操之前，秦嘉《赠妇诗》就发出如此的慨叹：“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古诗十九首》中更充斥这样的警句：“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士人们大都在苦苦思索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王粲在《登楼赋》中吐露“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惧匏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全后汉文》卷九十，第959页。代表了众多士人企望清平、渴求用世的心声。曹操推已度人，深深理解有志之士的苦闷、矛盾与追求。

更令曹操焦虑的不仅是“人生几何？譬如朝露”，而且是“去日苦多”“来日苦短”。在已逝去的二十多年中，他破黄巾、擒吕布、灭袁术、败袁绍、斩高、平乌桓，历经千难万苦，方取得统一北方的胜利。但转眼间已步入五十四岁人生的暮年，未来的生命无多，而继续进军江南，实现统一大业的任务还很繁重。至于统一后按照他在《对酒》诗中勾勒的政治蓝图建构王道乐土的工程才刚刚启动。曹操深知“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终期，圣贤不能免”。（《精列》）他并“不戚年往”，但“忧世不治”。（《秋胡行》）受《鹿鸣》诗意的感发，他要像文王、周公那样，以最诚挚的胸怀、最切实的行动，延揽天下的贤才与自己一起共建理想的太平盛世。于是就有了下面思贤、求贤、礼贤的诗章。所有这一切，均由“当歌”生发。

三、“青青子衿”在于薄责“子宁不嗣音”

《短歌行・对酒当歌》第三解“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头两句引自《诗经・郑风・子衿》。今人大都以为这是首女子思念所欢的情诗，首章说的是一个女子在热烈期待着所欢情郎的到来。曹操引用《子衿》首章起头两句，是借少女思念所欢比喻自己思念贤才。

笔者以为这恐怕是种误解。为讨论方便计，整引《子衿》于下：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

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汉人《诗》说，无论是今文经的齐、鲁、韩《诗》，还是古文经的毛《诗》，从无将《郑风・子衿》视为情诗的。《子衿》毛《序》：“刺学校废也。乱世则学校不修焉。”三家无疑义。按汉人的理解，《子衿》诗中“我”的身份是位师长，“子衿”为学子。郑康成《毛诗郑笺》称：“君子之学，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故思之甚。”《毛诗正义》卷第四《郑风・子衿・序》，《十三经注疏》上册，第345页。通篇表达的是师长厚望学子惜时来学之意。其实二千年来的“诗经学”史，自汉至清，除南宋朱熹的《诗经集传》将《郑风・子衿》定为“此亦淫奔之诗”外，所有“诗经学”著作，均从《毛传》所说。20世纪“五四”以后某些学者将《郑风・子衿》以情诗看待，正源于朱熹的《诗经集传》。然而朱熹51岁时所作《白鹿洞赋》“黄卷以置邮，广《青衿》之疑问；乐《菁莪》之长育，拔隽髦而登进”，朱熹：《晦庵集》卷一，第二叶。《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147册，第21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影印，2006年。确认二诗主旨在乐育人材，已修正了他作《诗经集传》时对《郑风・子衿》的误解。所谓曹操“是借少女思念所欢比喻自己思念贤才”，恐怕是近今学人“想当然耳”式的测，与身为汉人且“明古学”的曹操其实风马牛不相及。

“青衿”，指镶有青色衣领的袍衫，为周代学子的制服。汉世太学诸生亦服青衿。《诗》以“青衿”借代学子。东汉光武帝在京师洛阳重建太学。《后汉书》卷六《质帝纪》载，本初元年（146），“夏四月庚辰，令郡国举明经，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诣太学。自大将军至六百石，皆遣子受业。岁满课试，以高第五人补郎中，次五人大子舍人。”百衲本《二十五史》第1册，第651页。《后汉书》卷七十九《儒林传》同载此事：“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百衲本《二十五史》第1册，第903页。

本初元年下距曹操之生（155）不过十年。古制，官宦子弟15岁入太学受业。曹操祖父曹腾任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父亲曹嵩灵帝朝亦为二千石高官。曹操依“常”例得入洛阳太学。也因此 “能明古学”，20岁即举孝廉，为郎。曹操日思暮想的“青衿”学子，应包括多年不见的他年青时的太学同窗，因为他们“越陌度阡，枉用相存”，他分外感激，与他们“契阔谈”而“心念旧恩”；也包括因董卓之乱导致王朝分崩、太学关闭而彷徨失路的年青才俊，诗人因为他们无所依托蹉跎年华而“沉吟至今”。《短歌行》虽然只引了《子衿》第一章的首二句，但赋《诗》言志引而未发的“志”，更着重在“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子宁不来”上。在薄薄的责备话语中蕴含的是诚挚的体贴与关怀。诗人所说的“但为君故，沉吟至今”，表达的正是“一日不见，如三月兮”的深长思念。在接下来的第五解“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以及第七解“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中，诗人运用渲染和借喻的手法，以强化第三解的情思，或直抒胸臆，或即景生情，不仅倾诉了自身因贤才难得而日益滋长的焦虑，更寄寓着对流离失所的游子的殷切同情。

四、“呦呦鹿鸣”期待嘉宾“示我周行”

《短歌行》第四解“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全出《诗经・小雅・鹿鸣》首章前四句。近人一般以为第三解“青青子衿”四句，披露了诗人因贤才不得而朝思暮想；第四解则表现了诗人求贤既得后的竭诚欢迎。两相对照，意极分明。这种解说自然不错。不过愚以为曹操的心意恐不止于竭诚欢迎。

古代读书人都熟读“五经”，尤其是其中的《诗经》。“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篇》）《诗三百》自编集流行起，便成为士人学习如何说话、如何为政的教本。社交场合赋《诗》言志蔚然成风，赋《诗》者即使仅诵吟某一章甚至某两句，听者常能领会赋者的用意而有所回应。曹操在“置酒汉滨”的燕礼现场，听到乐师演唱周诗《鹿鸣》，深受感发，随即引入酬答嘉宾祝辞的《短歌行》中，所引虽仅首章之前四句，实含《鹿鸣》全诗的意旨：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

视民不，君子是则是效。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

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

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

《诗》古文经的《毛诗序》曰：“《鹿鸣》，燕群臣嘉宾也。既饮食之，又实帛筐篚，以将其厚意，然后忠臣嘉宾得尽其心矣。”《毛诗正义》卷第九《小雅・鹿鸣・序》，《十三经注疏》上册，第405页。古文《诗》说以为《鹿鸣》以及下面的《四牡》、《皇皇者华》，都是“周公作乐以歌文王之道，为后世法。”《毛诗正义》卷第九《小雅・四牡》“四牡，周道倭迟”句下毛《传》。《十三经注疏》上册，第406页。今文经的齐、鲁、韩三家《诗》则以为《鹿鸣》等三诗是陈文王之法以刺后王之失道，但与古文《诗》说仅是用《诗》的差别，于《诗》的本义初无二致。汉初的陆贾在其《新语・道基篇》中说：“《鹿鸣》以仁求其群。”陆贾：《新语》卷上《道基第一》，王利器《新语校注》本，第3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西汉中期的桓宽在其《盐铁论・刺复篇》中说：“《鹿鸣》之所乐贤。”桓宽：《盐铁论》卷二《刺第十》，郭沫若校订《盐铁论读本》，第22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东汉明帝刘庄于永平十年（67），“召校官弟子作雅乐，奏《鹿鸣》，帝自御篪和之，以娱嘉宾。”《后汉书》卷第二《明帝纪》，百衲本《二十五史》第1册，第635页。魏太和五年（231），曹植在其《求通亲亲表》中也说：“远慕《鹿鸣》君臣之宴。”《三国志》卷十九《魏志・陈思王植传》，《三国志集解》第491页。可见自两汉下迄曹魏四百多年中，士人对《鹿鸣》诗意的理解是相当一致的。

曹操年青时即“好学明经”，虞世南：《北堂书钞》卷十二《帝王部十二・好学四十二》引《魏武帝集》，第一叶，《文津阁四库全书》第890册，第21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影印，2006年。可知他是熟谙《诗》古文说的。他毕生都深深仰慕文王与周公。他如今在汉滨置酒宴飨群臣嘉宾，正是践行文王之道。他在《短歌行》中称引《鹿鸣》首章四句，真正的用意是期待海内贤俊“示我周行”。周者，至也；行者，道也。“周行”即治国平天下的至高至妙的大道。这就不是一般认为的曹操是以丞相之尊居高临下的延揽人才“为我所用”，而是以师友之礼对贤才平等相待，期望他们对自己平治天下有所指示。唯有如此的推心置腹的恳诚，方能真正感召有志参预重建王道乐土的海内贤俊。

五、卒章显志：“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对酒当歌》卒章显志。诗人将《管子・形势解》“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管子》卷二十《形势解》，《二十二子》本，第16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清浙江书局辑刊本影印，1986年。，改铸为“山不厌高，海不厌深”两句，以喻自己将以泰山沧海般的胸怀，延请天下各类人才。又将《韩诗外传》卷三所载周公戒伯禽的故事：“子无以鲁国骄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韩诗外传》卷三，《汉魏丛书》本，第41页，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据明万历新安程氏刊本影印，1992年。，提炼为“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两句，诗人相信他模范周公的吐哺之诚，定能赢得天下人心，重建大汉王业。愚以为“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才是此诗的真正主题。

曹操自建安元年(196)奉迎汉献帝定都许县后，奉天子以令不臣，政治上取得令敌手无法抗衡的优势。随着权势的壮大，地盘的拓展，曹氏集团之外的人多疑其有代汉自立之心。官渡之战前，袁绍在《檄州郡》(陈琳草拟)中宣称曹“操豺狼野心，潜苞祸谋，……篡逆之祸，因斯而作。”《三国志》卷六《魏志・袁绍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卢弼撰《三国志集解》第213-214页。刘备初见诸葛亮时说：“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三国志》卷三十五《蜀志・诸葛亮传》，《三国志集解》第756页。刘备所谓“窃命”的“奸臣”，正指曹操。赤壁之战前，东吴大将周瑜认为曹“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孙权则说：“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三国志》卷五十四《吴志・周瑜传》，《三国志集解》第1010页。曹操自度自己是“奉国威灵，仗钺征伐。荡平天下，不辱主命”，从无代汉自立之心；对手却妄相忖度，“言有不逊之志”。因而内心耿耿不平，急欲“传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以上引文均出自《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建安十五年“冬作铜爵台”句下裴松之注引《魏武故事》载《公十二月己亥令》(即《让县自明本志令》)。此令虽于建安十五年，在创作《短歌行》二首之后，但所表达的志意在曹操实为一贯。见《三国志集解》第39-41页。。于是在《短歌行・对酒当歌》之后，遂有《短歌行・周西伯昌》之作：

周西伯昌，怀此圣德。参分天下，而有其二，修奉贡献，臣节不坠。崇侯谗之，是以拘系。

后见赦原，赐之斧钺，得使征伐。为仲尼所称，达及德行，犹奉事殷，论叙其美。

齐桓之功，为霸之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一匡天下，不以兵车。正而不谲，其德传称。

孔子所叹，并称夷吾，民受其恩。赐与庙胙，命无下拜。小白不敢尔，天威在颜咫尺。

晋文亦霸，躬奉天王。受赐瓒，鬯彤弓，卢弓矢千，虎贲三百人。

威服诸侯，师之者尊。八方闻之，名亚齐桓。河阳之会，诈称周王，是以其名纷葩。《周西伯昌》文本据沈约撰《宋书》卷十一《乐志三》，百衲本《二十五史》第2册，第301页。

建国短诗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建安丈人  优态意识  人格重建

〔论文摘要〕建安文人的优态意识主要有两点:一是忧世不治.优民多艰;二是人生苦姐的哀叹?超越生命的感叹。他们以丈学作为反映杜会现实的载体。积极干预生活?唱出了像慨激吊的时代孩青。建安丈人不仅饱含强烈的忧息忿识?在时代的背录之下?他们还有或总或现的人格重建。本文也将对其动因和特质进行谈释。

建安文人的优患意识有多重内涵，突破了以前老庄“由自我走向自我，，(即个体自我化)的优患，逐渐形成了在一种理性支撑下“由自我走向社会”(即个体社会化)的优患u〕他们以个人生活经历和政治遭遇为契机，站在时代的高度进发出一种欲革新社会而不能、欲超越自我而不得的呐喊。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复杂的社会现实，大大充实了他们的忧患情愉，当它达到饱和状态时，便从不同角度喷发出来，从而构成了建安文人优患意识的多重内涵。

    建安文人的忧患意识体现在建安文人的作品中。诗人以饱含的激情和悲情，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对社会、人生、生命深人探索，给优患意识注人新的血液，并作出了超越以往时代的诊释。

    忧世不治，忧民多艰是建安文人优患意识的思想根基。建安时代的社会和百姓经历了一场大劫难。据《三国志，魏书·董卓传》载:“卓以山东豪杰并起，恐俱不宁。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夭子都长安。焚烧洛阳宫室.悉发掘陵墓，取宝物o"使一代帝都洛阳付之一炬，数百万洛阳百姓“步骑驱盛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o’’对于这场浩劫及其后果，建安文人以敏锐的眼光和饱含优患的情怀，酸满千百万百姓的血相，形象地、鲜明地加以展现:

        汉家中叶道徽，盆卑作乱乘衰，悟上虐下专成，万官    惶怖莫违，百姓惨渗心悲。

        —孔融《六言诗三首，其一        生男懊莫举.生女嘀用脑。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敌骨柑撑拄。

        —陈琳《饮马长城窟行)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进患。……出门无所见，白骨    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拖子弃草间。……

        —王架《七哀诗》其一这一幕幕人间渗剧，目不忍睹，令诗人心灵深处承受着极度的痛楚和难言的优伤。惨烈的现实使诗人们不得不冲破个人的羁绊，投身于血与火的社会现实中，并且自觉地承担起结束分裂、统一中原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由此可见，忧国忧民是建安文人优患意识的精健，是他们不断进取、执着追求的原动力。建安时期，忧国、忧天下不再以优君的形式出现。更多的是关心和体恤民间疾苦，这种从民本思想出发的优患意识突破了屈原“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乎民心”的思想落甘，这也是建安文人个体思想解放的标志。

    建安文人在动乱的时代潮流中，承受着沉重而强烈的优患意识。他们以建立功业之举激励人生。建立功业是中国文人的传统文化心态，建安文人继承这一思想传统，积极投身革新社会、结束分裂、实现统一中原的理想行动中。如曹操既是诗人，又是军事家、政治家。他的出现和崛起以及对统一中原事业的开拓，带给诗人们以某种希望和鼓励。而曹操对功业的追求，同样激励当时建安文人的人生意气以及实现理想的壮志。于是“人生忽如寄”的焦虑便化作建立功业的渴望:“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陈琳《游览诗》>产如曹植认为“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优”(《送应氏))并把自己比作“捐姐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白马篇》)的游侠儿，是“仇高念皇家，远怀柔九州。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的壮士，以实现自己“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的理想。

    建安文人为了实现理想不但亲临战场，而且当面对“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惨景.目睹着“百遗一”的生民时，愤慨和悲枪便激起了创作激情。就是在当时极其艰难的行军打仗期间，也不停笔地创作，描写协淡的社会现实，悲憨民生疾苦以及要求建功立业，渴望改变这种现实的心志。如曹操《篙里行》、《苦寒行》。曹王《上留田行》，曹植《送应氏》等。

    建安文人以建立不朽的功业实现不朽的人生价值。但是现实往往是事与愿违的、残酷的。建安文人身世之悲、理想无法实现之郁，使他们的忧患意识又增添了对人生苦短的哀叹、对超越生命的感叹这一特质。当时社会动乱，生灵涂炭，疾疫流行。人多短寿。如曹王ao岁，曹植享年41岁，王架、徐干、应扬、刘杭、陈琳等皆死于建安二十一、二十二年疾疫。孔融、杨修、了仪先后被曹操、曹王所杀。这对文人的刺激很大，面对短促而又多艰的人生，有“人生一世间，忽若菩春草”(徐干《室思诗》)的哀叹;有.惊风翻白日，忽然归西山，圆景光未满，众星灿以萦。志士营世业，小人亦不闲犷(曹植(蹭徐干》)的感慨—岁月短促.功名未立.却仍努力迫求;有突破夭命的限制，在有生之年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这在曹操《龟虽寿》中就有充分体现。虽然建安文人在诗歌中对人生的哀叹、超越生命的感叹等优患意识表现不完全一致。但他们“慨慷以气，，、“招怅切情，的共同风格以及“居安思危”的意思都对后世有启迪和借鉴的意义。

    建安文人在诗歌中“优，，的因素通过其言其行表现了“以夭下为己任”的理想。正是在他们的理想的推动下.他们对现实又无法实现的情况下，他们却在诗歌的王国里充分洼释忧患。诗人们充分发挥自己认识世界反映生活的主观性、能动性，通过自身人格展示倡导一种更高的生活理解与人生追求，真实地再现了生活和富有个性特征的生活感受，突破了将这文学视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工具的“诗教.的樊育，ch从而达到“文学的自觉”。

    建安文人在战乱中目睹百姓的生离死别，战乱对生命的压抑和摧残的同时，诗人内在的生命意识走向觉醒;另外，东汉末年，经学束缚的解除，道家思想的再度勃兴，促使建安文人个体人格的自我觉醒。此外，引起诗人价值观改变的还有理想之幻灭与信仰之危机，党锢之祸，党争的恐怖.以及朝不保夕的生命危险和选才标准的改变，迫使他们意识到个体血肉之躯的独立性和目的性。即在战乱中保全自我.把握和享受人生中实现理想。但他们体脸到的却是压抑人的本能需求所带来的身心痛苦感受到社会对个人的异化与共性对个性的栓桔。因此，他们的诗歌中寄予了对离乱状况下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怀与极大的同情。如曹植的《禽里行》:“恺甲生帆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厂这种由“优世之叹”到“优生之叹”的转换，掺杂着“人”的因素，从而促使“人的自觉”。也就是说，建安文人“人的自觉”可谓是由外在事业向内在心灵，由格守礼法向祟尚自然，由道德的自修向性情的自适.由优患天下向关心生命。由群体规范向个体解放的转化。这一转化紧紧围绕着人与人的价值在现象、本质、理想三个层面展开的。

    在现象上，主要表现为悲叹人生短暂，如曹操《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孔融《杂诗》:“人生有何常，但患年岁暮。”徐干《室思》:“人生一忽间，忽若鑫春草。，曹植《送应氏》:“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露。”这些诗中充盈着由人生苦短与天地穷巨大反差而引发的悲叹，但即使将这种悲叹看作是消极颓废悲观的，也不能否认这是诗人的思考焦点由天地宇宙转移到自我个体价值的结果。

    在本质上，表现为优虑时世离乱，曹操《秋胡行》之二中的“不戚年往，优世不治”，清楚地告诉我们，悲叹人生短暂的现象背后是对现实社会的强烈关注。“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蔡琐《悲愤诗》)“上家察故处，存亡永别离’，(阮禹《驾出北郭门行))“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陈琳《饮马长城窟行))“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遵患”、“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王架《七哀诗))“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曹植《送应氏))这种现实与优虑的情怀，表明诗人不仅思考与关注着自我个体，而且试图超越自我，将视野投向更广阔的空间。

    在理想上，主要表现为建功立业。人生极其有限的，现实又是离乱动荡的。如何才能让有限的个体生命得以延伸，建安文人对这个关于人的价值的终极问题从理想上和实践中选择了两个取向—立功与立言。立功侧重于理想.立言侧重于实践。二者都统一到诗人的作品中，如曹操在《龟虽寿》、《短歌行》中反复强调“老峨伏橱，志在千里。烈士菩年，壮心不已。~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夭下归心”的壮志紊情.表达了诗人希望建立不朽的功业，泽及时人与后世来实现个体有限生命的历史延伸。此外，现实与人生的失落与虚无，理想世界与彼岸的飘渺与遥远，群体价值与观念的解构与弥散，也是迫使社会和诗人更多地关注个体，关注内心的因素，在这种背景下便催化了“人的自觉’，进一步促进了人格的重建。

    人格重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以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子:

    第一，皇权和孺学两大权威的失落，动摇了建安文人所赖以处世持身的根本。在权魏之际，皇帝更换频萦，儿童皇帝居多，导致皇权旁落，皇帝成为权贵手中的玩物，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孔子之“仁”，孟子之“恶，’，荀子之“忍”，鳌仲舒之“性三品”都是从普遍和伦理角度来认识和探讨人生，缺乏人性中的生理本能和独特性。因此“能者为侯”的时代激励建安文人建功立业;政治动荡与思想混乱并存的时代促使诗人以个体人格作为准则关注杜会，关注民生。

    第一，儒衰道长的思想学术倾向，促使了建安文人群体个体人格的自我觉醒。东汉末年经学渐渐由经世致用走向萦琐的圣学演绎和无视现实的空谈，失去了汉代盛世时期那种兼收并蓄的气魄和同化能力以及调节机制，渐趋似化与投落。而道家的玄学之风与祟尚白然之思想文化精神相通。

重个体自由、重心灵超越，重自然、重内在精神等在诸多方面与时代历史发展要求存在契合点。因而建安文人的人格重建在诗歌中更多表现了心灵的自由与人格的独立，生命价值体系的轴心明显地偏向了“自我”.在大胆追求个体精神之独立及心灵之超越的过程中任性、达情和尚才。

    第三，理想的幻灭与战乱对生命的压抑和摧残成为建安文人价值观念改变和生命意识觉醒的因子之一。建功立业无法实现的苦闷，又目睹战乱中百姓的生命之轻，使建安文人深刻意识到权势之不可靠，命运之不可测，党争之残酸与卑劣，政治之分裂与寡轼，权贵之阴险与毒辣，所以他们极力保全自己的人格与生命。因此现实与心理的矛盾造成了建安文人外圆内方的人格分裂，这也是为人格重建提供了契机。

    总之，人格分裂的过程是漫长的，只可意会的;而人格重建虽不能一墩而就，却可言说的，因此重建后的人格有其内在的特质:

    在人生观念及文化心态中，生命价值体系的轴心明显地偏向了“自我”。如曹植在《与吴季重书》中将建安文人所谓的“大丈夫之乐”概括为“愿举泰山以为肉，倾东海以为酒，伐云梦之竹以为笛，斩洒滨之梓以为筝。}c3}这虽然是文学夸张语言之表达，然所透搏出的却是心中固存的对个体生命之揭望，透耳出珍视肉体生命而自我乐生适意为建安文人所共有的生命意识，这种心态既有社会所致的病态成分，亦有生命自我觉醒的因素。

    心灵的自由与人格的独立，乃是个体白我觉醒的主体内班。如果生命的自足仅投向肉体的层次，则非但不是觉醒，而是生命观念的侧退。正因为如此，建安文人在生命的肉体与精神之间是兼而顾之，他们既不像偷家那样把生命付诸于道德精神的炼狱之中，又不像佛家把生命放诸于禁欲的红尘之外，而是将肉体感官之自乐与精神之自慰有机结合，并以后者为追求的更高境界。强调尊重个体生命的性格和气质，强调个体人格的解放、人际关系的和谐。建安文人的人格重建并不是孤立的，它与优患意识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建安时期特有的一种文学现象。

建国短诗范文第3篇

【关键词】短暂；三十年战争；死亡；人生观；尘世；何去何从

一、诗歌的历史和文学背景

诗人安德里亚斯・格里菲乌斯（Andreas Gryphius）于1616年10月2日出生在西里西亚地区的格沃古夫（今波兰境内），是家中最小的儿子，他的父亲保罗.格吕菲乌斯是教堂的副主教。安德里亚斯.格里菲乌斯的童年非常不幸。父亲在他6岁时便早早辞世了，随后母亲改嫁，继父是格里菲乌斯就读的新教教会学校里的一名教师。[1] 7年后，母亲因患肺结核也离开了人世，格里菲乌斯便跟着继父一起生活。当时，新教的宗教改革与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不久，他的继父便因为在新教学校任教而被驱逐。在接下来的三年半中，他都没有办法在学校里继续念书。直到1632年夏天，他的继父在华韶瓦（今波兰境内）担任了路德新教的牧师，他的生活才算有了点起色。读了两年的文理中学之后，格里菲乌斯便开始以作家的身份进入公众的视线。[2]本诗歌便是诗人于1937年创作完成的。这个时期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正处于战争期间。战争是由起初的宗教纷争演变而成的，并持续了三十年之久。欧洲各个国家拉帮结派争夺统治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乃至整个欧洲的霸权，却将德意志的土地作为了主战场。战争期间的德意志，饿殍遍地，瘟疫蔓延，无数房屋被摧毁，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据详细的统计数据显示，战争结束后，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人口减少了约40%。[3]战争导致了人们颠沛流离，无家可归，生活陷入了极端的贫困之中。可以说，格里菲乌斯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正是在耳闻目睹三十年战争的残酷中度过的。诗人的生活背景以及这段深刻的经历不仅为诗人今后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题材，更是引发了诗人对大环境下人们如何寻找人生出路的深切思考。

巴洛克时期，由于受到战争的严重影响，人们对生命的认识以及对待生活的态度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清醒地意识到，不论是大自然、爱情还是生命，一切的一切都是短暂而虚无的。因而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都被打上了压抑和沮丧的烙印。诗人和作家往往藉由其作品来慨叹面对现实的无奈，因为人们无力改变事物短暂存在的局面。面对这种生活场景，当下也出现了两种迥然不同的生活态度：一种人醉生梦死，沉迷享乐，得过且过；另一种人则求助于上帝，将精神寄托于，以期死后能升入天堂，享受彼岸的美好生活。这两种迥然不同的生活态度也体现在这一时期诗歌创作上。持有前一种生活态度的诗人在诗歌中大肆描述、低俗的风流韵事，主张恋人不要压抑自己。在他们看来，满足了的爱情才是对双方的一种恩赐。[4]而本诗作者格里菲乌斯则选择的是后一种生活态度，并借由诗歌表达的内心的真实感受，劝导人们借助宗教的力量，避离尘世的烦嚣，寻求内心的平静，在宗教的信仰中找到自己最终的归宿。

二、诗歌的形式和韵律

从诗歌的形式来看，整首诗歌由4个诗节，14个诗行组成，是典型的十四行诗。前两个诗节各由4个诗行组成，称为四行诗节（Quartette），后两个诗节各由3个诗行组成，称为三行诗节（Terzette）。十四行诗（Sonett）起源于13世纪的意大利（意大利语Sonetto），是一种诗歌形式，并在16世纪末传入德国，主要为巴洛克时期的诗人所使用，十四行诗在当时也被称作“叮当诗”（Klanggedicht）。诗人格吕菲乌斯将这种诗歌形式巧妙地运用在自己的诗歌作品中，使得诗歌在内容上更加富有表现力和张力。

从诗歌的韵律上来看，前两个诗节中，第一行和第四行诗都含有13个音节，第二行和第三行诗均包括12个音节；后两个诗节中，前两个诗行都含有12个音节，而最后一个诗行均有13个音节。此外，每个诗行都以非重读音节开始，并且按照“抑扬格”（Jambus）的音步进行了6次交替。诗行中间还有一个停顿（Z？sur），准确地说是在第六个音节，也就是第三个扬格的之后，用逗号表示停顿。这种诗行中间的停顿不仅在形式上将诗行分为两部分，在内容上也起着前后加强语气或互成对比反差的作用：：如“今天建造的，明天便被拆除”，通过今天和明天的前后对比，建造和拆除的强烈反差，停顿更能强化语义上的差别，给读者一种心灵上的震撼；再比如“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即便是矿石，大理石。”，诗人通过逗号后面的具体举例，使得整个诗行在气势上更进一步，突出强调了世间万物存在的短暂性。上述诗歌韵律的特点正是亚历山大体的（Alexanderiner）的典型特征，六音步诗行，每个诗行具有12或13个音节，诗行中间有停顿。“亚历山大体诗行最早出现在法语史诗中，后来一度成为法语戏剧和诗歌创作的主要诗行形式。17世纪，马丁.奥皮茨（Martin Opitz）将其引入德语文学，丰富了德语诗歌创作的形式。巴洛克时期的许多重要诗歌、戏剧都采用这种形式。”[5]亚历山大体的运用使得整首诗歌在韵律上更加气势恢宏。

再看诗歌的押韵的韵式。前两个诗节中，第一行与第四行的押韵均为[erdn]，第二行与第三行的押韵则都为[ain]。这种押韵形式犹如两条手臂包围着，我们称之为包含韵（Umarmender Reim）。而第三个诗节和第四个诗节的前两个诗行各自押相同的韵脚，分别为[e：n]，[int]，而这两个诗节的最后一个诗行押韵相同，均为[axtn]。这种押韵形式就像拖着一根尾巴，我们姑且称之为拖尾韵（Schweifreim）。这两种押韵方式不仅在内容上相互关联，同时也在段落间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使得整首诗歌环环相扣，层层递进。

Es ist alles eitel

Andreas Gryphius

Du siehst， wohin du siehst， nur Eitelkeit auf Erden.

Was dieser heute baut， rei？t jener morgen ein：

Wo jetzt noch St？dte stehn， wird eine Wiese sein，

Auf der ein Sch？ferskind wird spielen mit den Herden.

Was jetzt noch pr？chtig blüht， soll bald zertreten werden.

Was jetzt so pocht und trotzt， ist morgen Asch und Bein，

Nichts ist， das ewig sei， kein Erz， kein Marmorstein.

Jetzt lacht das Glück uns an， bald donnern die Beschwerden.

Der hohen Taten Ruhm muss wie ein Traum vergehn.

Soll denn das Spiel der Zeit， der leichte Mensch， bestehn？

Ach！ Was ist alles dies， was wir für k？stlich achten，

Als schlechte Nichtigkeit， als Schatten， Staub und Wind；

Als eine Wiesenblum’， die man nicht wieder find’t.

Noch will， was ewig ist， kein einzig Mensch betrachten！

三、诗歌内容分析

诗歌一开篇，诗人便要求读者用自己的目光审视周遭的一切，目光所及之处，满目苍夷，尘世间的万物都只是短暂地停留在这个世界上。看看周围的人和物，哪有例外。短短的一句话，无不流露出诗人痛心疾首，无奈话凄凉。紧接着，诗人将“今天刚建起”与“明天便被拆毁”进行深刻直观的对比，感慨时间万物变化之快，快到人为之力都无法阻止万物随着时间逝去的脚步。现在矗立着城市的地方，不久将变成草地，而草地上牧童与羊群玩耍的情景则描绘着一幅彼岸世界祥和而永恒的生活美景。这也是诗人所要表达的宗教意图。世俗的一切都非永恒，只有对宗教的信仰以及对上帝的崇敬才能使人死后升入天堂，在彼岸世界里拥有今生无法企及的永恒的美好。在这样短短的一个诗节中，诗人通过寥寥笔触，先让读者用自己的双眼发现周遭生存环境的恶劣，然后再描绘出一幅彼岸世界宁静祥和的画面，将两者进行了鲜明的比对，使读者的内心第一次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在人世间，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即便坚如磐石也难逃短暂的宿命。此刻的幸福转瞬即逝，接踵而至的是如雷鸣般轰轰作响的苦难。哪怕是因高风亮节而获得的美名也会随着时间的流淌而淡去，如同做了一场梦，梦醒了，梦中的景象便全然褪去了。这里，诗人毫不吝啬笔墨，以此劝告世人，不要抱有任何的幻想，世间的一切都是短暂的，任何的努力都是枉然。这是一场由时间主宰的游戏，人类是如此的渺小而显得那么无足轻重，又怎能在这场同时间的赛跑中取胜呢？诗人发出一声感慨，所有的一切，所有我们认为是美好的一切都不过是过眼云烟罢了，如影，如尘，如风，毫无意义。人们如同那草地上的花儿，随风起，随风落，不知身处何方，又如何能被找寻地到的。这给读者带来了第二次更为强烈的心灵震撼。

诗篇末尾，诗人通过一个感叹句将诗歌的气势推向了又一个新的高潮。难道在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还是没有人愿意看到永恒吗？这无不饱含这诗人的宗教理念，即劝说人们只有放下尘世的一切牵绊，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宗教的信仰中，才能在死后得到永生。可以说，面对大千世界的纷繁苦难，诗人在对宗教的信仰中找到了一种精神上的出路，同时他也希望尘世间受苦受难的人们也能通过对上帝的信仰找到精神上的依托，从而在彼岸世界得到永恒。

四、结语

诗人安德里亚斯.格里菲乌斯在耳闻目睹了战争的残酷之后，更加意识到人世间的一切都是短暂的，任何的努力都是徒劳，要想获得永恒，只有在彼岸的世界里。而想要通往彼岸的世界，在美丽的天堂过上幸福永恒的美好生活，唯一能做的就只有在今世皈依宗教，虔诚地信仰上帝。上帝是伟大的，他能教人忘却尘世的烦恼，包括战争、贫穷、饥饿，甚至是死亡，潜心信教，使人达到内心的宁静、通彻。有了这样一个精神寄托之后，一切尘世间的烦恼和痛苦都不再是生命中无法承受的重负，人们在对上帝的信仰中，便能脱离短暂，通往永恒！在一定程度上，诗人所推崇的不失为一种生命在精神世界中可以找寻到的出路。

【参考文献】

[1]Kaminski N. Andreas Gryphius[M]. P. Reclam， 1998.

[2]Flemming W， Gryphius A. Eine Monographie[J].Sprache und Literatur， 1965：24.

[3]Parry C. Menschen， Werke， Epochen： eine Einführung in die deutsche Kulturgeschichte[M].Hueber Verlag， 1993.

建国短诗范文第4篇

关键词： 陈子昂 《登幽州台歌》 悲凉心境 人生思考 超越时空

唐代诗人陈子昂（公元661―702年）流传至今的诗文很多，最令人赞赏推崇的是《登幽州台歌》。在这首短诗中，诗人抒写了自己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知音难觅的孤独悲伤的心境，而这种心境，又常常为历代壮志难酬的仁人志士所共有，因而产生了共鸣。加上诗中那种对时空永恒无限、人生短暂易逝的深沉叹息，更是上升到了普遍的、哲学意义上的人生思考。正因为如此，《登幽州台歌》成为千古绝唱。

报史料记载，《登幽州台歌》作于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当时陈子昂已三十五岁。陈子昂自入仕之日（武后至元年，公元684年）起，一直关注国家政治、心系民生疾苦，屡次上书言政，先后写过近十篇“犯上直谏”的谏文。但是武则天将主要精力花在权力之争与维护自己的帝位方面，将国家的治理和建设摆在无足轻重的位置，对陈子昂宠而不用。即使陈子昂有卓越的政治才华，也无从施展。万岁通天元年，武则天派建安王武攸宜征讨契丹，陈子昂以右拾遗随军参谋。武攸宜出身亲贵，不晓军事，昏庸无能、刚愎自用，屡战屡败，而建功心切的陈子昂屡献奇策未被采纳，他恳请分兵一万，自为前驱破敌也被拒绝，最后竟因出谋划策被贬为军曹。陈子昂的雄心壮志大受打击，政治理想几近幻灭，在抑郁怨愤的心境下出征回师后，独自登临历史遗迹幽州台（又名蓟北楼），慷慨悲吟，写下《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和《登幽州台歌》等诗篇。

在《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中，陈子昂对战国时代燕昭王礼遇乐毅、郭槐、燕太子丹礼遇田光等历史事迹表现出无限钦慕。他在《燕昭王》中慨叹：“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此时诗人独登高台，触景生情，感慨万千，想到自己怀才不遇、报国无门、仕途失意、知音难觅，迟暮之感与怨愤之情交织心头，既渴望燕昭王那样知人善用、礼贤下士的明主，又咀嚼自己那种宝马老死于厩中，良弓朽断于壁上的孤寂与悲哀。于是，一首悲歌像血一样流淌而出：“前不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流泪的诗人确实郁愤、孤独，不能自已。

《登幽州台歌》中“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是说像燕昭王那样求贤若渴的前代贤君既不可复见，后来的明主又不及见，真是生不逢时。“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登台远眺，宇宙茫茫，地老天荒，更倍感孤独，悲从中来，怆然泪下。前两句写俯仰古今，觉时间的绵长，第三句写登台远眺，感空间的辽阔；在时空无限的背景中，第四句直抒胸臆，一诉郁积于心的孤独悲凉。读这首诗，我们会深刻地感受到一种苍凉悲壮的气氛，面前仿佛出现这样一幅图画：北方苍茫广阔的原野，峭然耸峙的幽州台，凭栏悲歌的孤独诗人。

陈子昂在《登幽州台歌》中所抒发的孤独悲伤常常为历代怀才不遇、壮志雄酬的仁人志士所共有，所以产生共鸣，但《登幽州台歌》的艺术魅力不仅仅在于此，更重要的是诗歌抒发了时空永恒无限、人生短暂易逝的慨叹，表达了诗人对人生的哲理性思考。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艺术地揭示了时间存在的形式和人类对时间的认识，时间是无穷无尽的；“念天地之悠悠”，宇宙浩瀚辽阔、空间无边无际，人类永远只能把握“现在”。与没有穷尽的时间相比，人只是朝生暮死的蟪蛄，同浩瀚无垠的宇宙相比，人只是随风飘浮的一介尘埃。因此，在永恒无涯的时空之中，诗人感到了人的渺小与人生的短暂，继而感到了人生的孤独与悲凉，于是“独怆然而涕下”，情不自禁。

其实，中国历代文人常常抒发这种时空永恒无限、人生短暂易逝的思想感情。比如：屈原《远游》：“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古诗十九首》：“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曹植《送应氏》：“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阮籍《咏怀》：“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李白《把酒问月》：“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相比下，陈子昂对时空的审视与对人生的观照具有更深远的社会现实意义，因为他的孤独感与悲凉感渗透着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焦灼与怨愤。陈子昂的慨叹还具有更强的感染力量和审美价值，因为他在表达人生感受时，舍弃了一切关于自己人生不幸遭遇的具体描述，而把人们引入“纯粹”的宇宙时空中，诗人的情感背景全然隐去，读者只能靠自己的历史知识补充。他的慨叹获得较高程度的抽象性、普遍性，成为最能激荡人心的“人类感受”，上升为人生的哲理性思考。

“形象大于主题”是可能的。作品的主题意蕴主要依靠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表达，由于生动的艺术形象能够多方面地、深刻地反映社会生活、包含复杂而丰富的内容，因此形象所表达的客观意义往往超出文学家的主观思想。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也存在这种情况：诗歌的艺术形象不仅生动体现了诗人自身的境况――怀才不遇、壮志难酬、孤独悲伤，而且形象地展示了人类的生存境况――时空永恒无限而人生短暂易逝、人的渺小与孤独。诗歌不仅抒写了诗人具体的个人的孤独感，而且抒写了人类普遍存在的共性的孤独感。

人类是一种时空的存在物，在这种存在中，人类是不自由的，而且时时处处受到这种不自由感的压迫。“只有当我们感到生命之流受阻时，我们才会全神贯注地关注存在，这时孤独才以它的颤栗抓握我们的灵魂。在我们每一次的神经颤动中，在我们的每一次细微的情绪流注中，都会被孤独所牵引”。比如，在物质方面，人类孜孜以求自身的生存环境、生存条件的改善；在精神方面，人类不屈不挠地探索人生的价值、人的本质、归宿及宇宙的奥秘、事物的真理。但是，人类的理想追求、人类的改造世界、探索世界的种种行为总受到时空、现实的制约、阻滞，人类企图超越时空、超越现实实现理想，往往落空。孤独无可避免地成为一种生存状态，特别是对于自我意识强烈的人、强调人生价值实现的人，孤独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正因为如此，当吟诵《登幽州台歌》时，我们总会被其中的孤独情怀所包围、感染，深深为之激动。

总而言之，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虽是诗人个人的感情体验和表露，但背后却暗寓人类情感的性质。它的深沉宏博和忧愤伤怀的程度，不仅仅是陈子昂个人对时光已逝、事业难成的伤感，也不仅仅是中国古代文人对生死荣辱的咏怀、感念，更是超越时空，成为人类在其发生、衍变、发展、死灭过程中无可奈何的叹息，甚至成为一种更博大悠远的人生思考。所以，《登幽州台歌》抒发的孤独感既有具体可感的个性，又有普遍概括的共性。正是这种典型性的情感使得这首短诗成为耐人寻味、震古烁今、超越时空的孤独者之歌。

参考文献：

[1]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

[2]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建国短诗范文第5篇

认识朱建霞，是在一位文学界朋友的婚礼上，那天，她朗读了一首献给新郎与新娘的赞歌。因为诗的韵美，也让我记住了她的名字，知道了她是一位诗之信徒的坚守者和探索者。

潍坊自古便是文学的沃土，在如此文学热土的浸淫中，潍坊自有成百成千的文学爱好者，借以自身对生命的感悟与对文学的理解，或生花妙笔，或倾情相吐，抒己之情，扬己之志。因此，朱建霞写诗，写散文，我并不觉得奇怪。但我惊异的是，2005年举办的“纪念臧克家百年诞辰全国诗词大赛”上，朱建霞创作的诗歌《午夜，看一场爱情》，作为参赛的爱情诗不仅获得了高评委扬金亭、董培伦、田永昌、丁国成、袁忠岳等著名诗人、诗评家的赏识和肯定，却还成为了惟一一首获得三等奖以内高奖的爱情诗。于是，我不得不对朱建霞刮目相看。

今春，潍坊风筝广场征集有关全国写风筝的诗作，朱建霞创作的《咏风筝》：“弱体不惧难/生平志气高/破风展英姿/豪情写碧霄。”不仅入选，而且还被勒石镌刻在了白浪河咏筝长廊上，永久性向游人展示。今上半年，《上海诗人报》还专版配有诗评重点推介了她的诗作；国内的《新国风》、《诗歌月刊》、《星星》、《当代小说・新诗文网络专刊》、《中国华夏诗人报》等多家有影响的诗刊，还相继发表了她创作的新诗近40余首。成为潍坊文学界一道亮丽的风景。

坦率地说，此前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也曾接触过一些当地或是外地一些女诗人的诗作，写生活感受的有，写爱情的也有，但所读诗作，不是流于平庸肤浅或无病吟呻，就是缺少诗情诗韵的意象思维与诗质的厚重，总感到诗作者有自赏高深，断章取义之嫌，而少了思想深度的渗透。因而，一些诗自然就酸气十足，令人难解其意。但朱建霞的《午夜，看一场爱情》却不是上述类型的。她是以自身生命中对爱情的感悟与理解，而充满着激情的写作。是构架在隐喻、意象、思辨、灵悟的体验中得来的。诗中记载着爱情生命中的记忆与美好，但也镌刻着爱情中的酸甜与苦辣――爱情的甜蜜，爱情的无奈，爱情的短暂，仿佛只能作为一种美好的记忆留在相爱者的心灵底处，成为诗人倾诉不完的永恒命题。

朱建霞诗作所捕捉的，恰恰是这一人类爱情史中所充满着的“甜蜜”、“无奈”、“短暂”的永恒命题。我们不妨读读她这首获奖的诗作，或许就可由其一而知全貌。“在午夜，我反复写下一个人的名字/写下因爱情改变的一切/彼此的温暖，就在眼前”于是，记忆的闸门由此而打开，泻洪的笔墨便有了美的回忆“最初的困惑和迷茫已经过去/我们是否还在怀疑自己的内心/一朵昙花的存在/即使流动的暗香/招不来一只沉睡的蜜蜂/或者蝴蝶”甜蜜的隐喻过后，自然多了些许诗质与意象中的酸甜苦辣的无奈“可窗外的树记住了/一朵花开放的过程/月亮不经意流露着的清辉/你和我之间/一把把的盐，一把把的糖/一把把的风雨，一把把的阳光/忘记了怎样开始/不知道如何结束”由此，转折的诗句便完成了爱情永恒命题的短暂了“这个夜晚/我看见了男人和女人/抑制不住的悲欢和乌鸦的羽翼一样黑暗/看见一场爱情的生命/比一朵昙花的开放还要短暂”――这样通俗易懂而又激情挥就、充满哲思的诗作，不仅行家欣赏，我想一般读者大众自然也不会排斥在喜爱之外的。起码在我看来，她杜绝了酸气于诗行，是用心在写诗，用情在释怀、歌唱、赞美着爱情的。

记得，我在采访著名爱情诗人董培伦先生时，他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一个诗人的名字，应该在他的经典诗篇上站立。经典诗篇不倒，名字顶天立地！”我读朱建霞所写的诸多爱情诗篇，似乎已理解了培伦先生这话的分量。如朱建霞归类整理的《玫瑰的花瓣――心情》中的17首诗作，每一首都可以说她写得很用心用情，都如《午夜，看一场爱情》的诗作一样，正在以自身对爱情经典诗作的理解，以生动形象而又丰富的诗之艺术语言，不断完美着自身对爱情诗作高度与诗质的探求，使得自身在诗歌领域的追求与创新留下一段美好的足迹。比如《背叛》、《爱之囚》、《你走了》的美丽感悟，《爱的远行》、《我相信我的存在》中美丽心境的寄托，《在一个相遇的清晨》、《是谁改写了故事的结局》、《心，沉在夜的底层》中的淡淡忧伤与思念，均被朱建霞清新含蓄地奉送到了读者的面前，令人于婉约凄美的语言中感悟着诗人奋发向上的人格魅力与诗品。

读朱建霞的诗，让我感悟最多的莫过于她对语言艺术形象生动的描写，仿佛更为诗质增添了不少的色彩。如朱建霞新近发表的诗作《写在秋天里的诗》，这首长诗第一节开头对爱情的比喻，似乎一下就抓住了读者阅读的快感：“八月谁在一场秋风中到来/石榴又被谁深情的目光凝视/红着脸伫立在枝头/那些不能言说的羞涩/在一片光芒里娇艳欲滴……”这种细节性的描写与捕捉，所带给读者的意象便是完全可以跳出诗的本身，而令人想起画家笔下那种写意花鸟画所表现出来的酣畅淋漓的意境，把美留于心田。语言的多种尝试不仅是外延的，她也追求内敛和含蓄，如《午后》一诗中其中的句子“我坐在草坪上打着电话/声音轻得能被风吹走/偶尔有一两句话落进草坪/有些草就显得有些慌张/微微颤抖的身子/像一个无意偷听的孩子/被秘密折磨得心神不宁”这段语句艺术夸张又含蓄的描写，好就好在她借喻的是“有些草”有些“慌张”，以“慌张”体现出故事表现的神秘感或者说是“隐私”的内敛――小草都“慌张”了，还不够大胆和形象吗？再如《一个陌生人的电话》一诗，她所写的其中的诗句“我正在穿越一条斑马线/一个陌生的声音突然响在了耳边”“这突如其来的语调/把我像栽一棵树一样栽在了路中央/我把大大小小的车辆栽在了路中央”多么形象而生动？她用的是“栽”，像栽一棵树一样被栽在了路中央，而后又是自己把车辆也“栽”在了路中央。朱建霞诸多诗篇中所隐含的较多的这样生动的语言，无疑为她的诗歌创作与探索，增添了美的力度与厚重，让人读得不可不拍案叫绝。 由此可看，诗意的表现，更该是一门综合修养的艺术与载体。借鉴不同艺术门类的艺术表现语言，这不仅可以丰富诗歌的创作形式与探索的深度，更会潜移默化地闪现出自身诗意追求的亮点。朱建霞无疑为自己新近的诗歌创作尽到了自己的努力。

如果我们回过头来去拜读朱建霞早期的诗作，不仅可以看出她在今天诗歌创作上的跨越，同时也会发现她的诗歌创作的起点开始就是建立在极高的天份上的。她早年的诗歌大多与自身的工作密切相关，因而所创作发表的大多有关纺织女工生活的诗歌，与今天含蓄、婉约的风格相比，大多体现出的是写实主义的。如《织女魂》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巧手弄机杼/ 你的故事/已经流传很久了/我站在马达轰鸣的织机边/想象我是你/该如何，金梭如飞/我巡回如梭/鼓点般的脚步/踏乱瘦瘦的梭影/思想所有的白帽裙/都藏有你的灵魂/红的或蓝的线/如青丝，滑过我的眼前/所有的经与纬等待我/纤指的温柔/在夜与昼的交织中/我最动情的一首歌/只弹奏给你”其诗借以寓言般的故事情节，让生活的真实展现在了读者的面前，张扬出了时代织女的生活画卷。其诗虽属于写实主义的，但它确是激情而就的，是有较高的起点作铺垫的。《纺织女工》一诗，诗的语言也是有张力的：“没有想象，没有浪漫/你短暂的停留/只为更好去整理/一种情绪，然后弹奏/不是钢琴/织机会有比钢琴更生动的语言……”朱建霞早期的这些诗作，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她个人的人生轨迹，同时也看到了她早期的诗歌所关注底层人物命运的轨迹。我所以喜欢这些写纺织女工生活的诗作，皆因为我曾经采访过纺织女工，了解和熟悉她们生活环境的艰辛与无奈。但朱建霞笔下的纺织女工的生活，却带给了我诗意的氛围，那是艺术化了的。我自然较为喜欢。

朱建霞的诗歌创作题材比较广泛，她的诗情来得也快。一物一事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仿佛都会构起她创作的思绪，《清明回乡祭祖》一诗，看似信手粘来，但却令人读得充满思绪与惆怅，其诗的厚重感不言而喻。她这样写道：“分明已经看到了/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支撑我记忆的那棵树”祖人坟前的树都被砍光了，让“诺大的墓地/只留下一个连一个的土疙瘩”于是，我“酒敬过了头磕过了/鲜花静静地在墓前开放/坍塌的感觉 不再尾随我/却陷我于更大的悲哀”悲哀的是什么？我想其诗隐喻的是大环境下，人们的自私与疯狂人性的堕落。朱建霞这首诗不仅仅是体现在坟墓边上的树木被人砍光了，那么，我们的高山峻岭上的树木，大漠中的树木呢？还有多少存在着？“树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像我们唤不回的亲人/活着是某种情感的标签/消失了/以另一种方式将我们的心装满”朱建霞其诗批判性的展现，让我们装满的大概是苦涩与无奈了！

朱建霞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农村，不到20岁便开始写诗发诗，并由写诗而怀梦进城，做了一名纺织女工。目前已在省市级以上报刊杂志发表诗歌、散文300余首（篇 ），作品多被收入各种版本的文集和获奖。

通过读朱建霞的诗，我虽然知道和了解她写诗的时间并不长，但她的人生经历却是丰富多彩的。她的诗歌探索既为自己赢得了成绩，也奠定了她诗歌追求的高起点。让我们从中看到了她的诗路历程与跋涉的艰辛和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