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会文化
庙会文化范文第1篇
传统庙会衰落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直到80年代才开始慢慢恢复。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战争的原因。济南章丘危山之上曾经聚集了众多庙宇，由此形成了盛大的危山庙会，庙会时间是农历三月初三和八月初八，当地民谣称：“北京城，天津卫，不如逛逛危山会。”然而如此一个民间盛会，却在1938年日军的炮火中被迫中断。胶州艾山的三月三庙会也是由于日军炮轰庙宇而停办。沂源大贤山的庙宇同样毁坏于侵华日军的炮火之下，其一年一度的“七夕”庙会也中止了许多年。北方地区山上的庙宇大部分毁于抗日战争时期。战争摧毁了庙宇，也就摧毁了庙会的载体。庙宇消失了，庙会也就失去了依托，失去了宗教内涵，最终失去了信众。另一方面是政治运动的原因。新文化运动大力批判传统文化，将神像捣毁或扫地出门，空闲的庙宇被改造成新式学堂。这是自封建王朝被后第一次普遍性的破坏，其结果不仅严重摧毁了庙会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而且动摇了乡村民众的心理。千百年来积淀的传统因此土崩瓦解，庙会也在这样的风暴之中逐渐衰退。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结束，庙宇多次受到冲击，众多僧侣和神职人员被迫还俗，民众的信仰活动被当作封建迷信受到批判和摧毁，几乎所有的宗教场所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扫除“旧思想、旧风俗、旧文化、旧习惯”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很多传统的东西都被视若毒蛇猛兽，各地的庙会受到不同程度地冲击。强大的政治手段不仅将庙宇像污泥浊水一样抛弃，而且还从思想上让人们产生厌恶。从物质到精神，再到心理层面，很多传统文化被彻底的丑化和抛弃，庙会逐渐从民间生活中退出。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逐渐解放，庙会作为各个地方有影响力的文化活动，重新被人们认识和重视。这个时期的庙会，注重的是物资交流以及宣传地方特色，并没有真正恢复传统的庙会文化内涵。为了让庙会有个落脚点，各地在传统庙会所在地重建或修复庙宇，逐渐恢复或重新编排了一些传统的庙会项目，如泰安岱庙的“封禅大典”。然而，人们对这些复兴的庙会总感觉有所欠缺，反思之后发现，首先缺失宗教。虽然庙会恢复了，重建或修复的庙宇也安排进了僧侣，并举行了宗教活动，但这些活动往往缺乏宗教虔诚，更多的只是一种表演和形式。同时，宗教建筑和宗教艺术品的粗制滥造，也使庙会的宗教内涵大打折扣，少了真实，多了虚假，从而也就失去了虔诚的信徒。任何参会者都不会在模型与道具以及假模假式的表演前表达自己的诉求，这是宗教缺失的重要原因。其次缺失的是文化。
庙会组织者并不是没有想到让文化介入，他们也搬来了剧团，组织了杂耍和民间艺术表演。从形式和品种上，应该比传统庙会更丰富、更热闹，但人们为什么还是感觉有所缺失呢？这主要是由于虚假。传统的庙会演出固然也有商业因素，也有牟利的目的，但是在神明所在地，面对着虔诚的赶会者，传统演出无形中就多了一些恭敬与虔诚。现代的庙会演出并没有这样的肃然与虔诚，所有的宗教文化活动似乎都是表演，很难使参会者亲近庙会、融入庙会。庙会举办者之所以在庙会的恢复过程中缩手缩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政策把握不准确，另外还有对庙会的不正确认识和理解。从各地举办的庙会现状来看，地方政府之所以恢复庙会，一个根本的出发点是通过庙会的形式，招商引资，树立政府文化形象，获取经济利益。于是，庙会在热热闹闹的剪彩中、讲话中、电视镜头前完全沦为宣传的手段，庙会组织者也在心满意足中如释重负，完成了既定的任务。至于庙会的效果如何，则无人问津。这样一来，为政府服务就是庙会的定位和追求。与此同时，庙会也有实际的经济利益追求。对于主办者而言，举办庙会不是纯粹为了文化公益，也不是为了招商引资，而是为了谋取经济利益。如济南市千佛山庙会，本来是山、会统一，即民众在赶庙会的同时，也可登千佛山一赏秋景。但由于千佛山成为公园，需要门票支撑，所以庙会就自然而然地被分割成两个部分：赶会和登山游园。千佛山庙会的主场地是千佛山，要登千佛山必须首先购买门票。而赶庙会的人未必愿意购票登山，这样，原来完整的千佛山庙会被一分为二，文化演出在园内，物资、山货以及小吃等在公园门外，往往门外人头攒动，园内则门可罗雀。一个完整的庙会在行政部门的干预下，内容支离破碎，规模越办越小，文化氛围越来越淡。于是庙会组织者和千佛山协调，将庙会迁至园内，成为公园的附属，前提是摊位必须收费，且参会者也必须购买门票，庙会成了公园提高门票销售额的重要手段。至此，一个自由参与的庙会被摊位费与门票制度冷漠隔断，闲情逸致顿时由于经济利益而烟消云散。由此看来，20世纪80年代开始恢复起来的庙会，在经济利益的主导下，不可避免地被转变了性质，这是庙会失去“味道”的根本原因。
二、当代庙会文化建设的思考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是文化建设长期严重滞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文化先是为经济搭台，成为经济建设的辅助；接着文化成为各地的名片，发生了众多“争名人，争故里”、争历史文化名城、争世界文化遗产的事件，甚至出现了争挖名人祖坟以引起世人关注的行径。进入21世纪，文化又以重要资源的名目，成为产业的载体。对于庙会这样的群众文化形式，仅仅从经济角度考虑是不行的，必须全面考虑如何来加强庙会文化建设。首先，应当摆正位置，明确地位，肯定作用。各地应该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来正确对待庙会建设，将其纳入国家和地方政府文化建设的规划之中、财政预算之中，使其成为当地重要的节庆和社会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政府应当使纳税人充分享受庙会这样的文化形式。其次，应当尽力恢复原有的文化内涵。对庙会的宗教和文化项目进行复原式清理，尽量减少表演成分中的假文化。虔诚应该是庙会宗教文化的核心，也是四面八方赶会者所期待、向往的目标。无论是宗教人士，还是赶会者们，都希望通过庙会净化心灵，得到精神洗礼。思想纯洁应该是庙会宗教文化的基本追求，虚假做作，甚至彻底歪曲宗教本来意义的仪式都应当摈弃、清理。同样，文化演出也应该如此，以娱神娱人为中心，而不是以卖票为目的。庙会演出不同于剧场演出，其目的也不仅是为庙会助兴，而是和宗教活动一样，都具有净化思想灵魂的作用。最后，应当尽量减少管理上的障碍。要把庙会建设成为自由开放的场所，正如一些专家所言，庙会可以办成精神的“狂欢节”，让人们在逛庙会的同时，身心得到放松，在没有任何压力和负担的状态下，愉快地参与庙会。
庙会文化范文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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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2016年2月20日，“北京地坛文化庙会・台北之旅”在台北花博园争艳馆举行。图为“唐人坊”中的绢人（王斯璇/摄）
米白色夹克，深青色长裤，84岁的台北市民陈秀琴腰背微曲，手里端着一小碗刚出锅的年糕细细咀嚼。他时而踱步于人流中，时而驻足于内画壶、玉石雕刻、唐人坊一个个摊位前。
彼时的台北市花博公园争艳馆，人声鼎沸，商贾喧闹。画糖人儿师傅旁齐齐围着一圈小孩子，眼神发亮。
这是陈秀琴第三次来赶庙会，这也是北京地坛文化庙会台北之旅的第三年。“就像老朋友又来了。”陈秀琴说。
家乡人
在台湾已生活69载，陈秀琴对庙会的最初印象，还是那“记不太清楚”的儿时的城隍庙，“坐电车，四大公司、大世界随便跑。”
自2014年地坛庙会来台，这就成了陈秀琴每年春节的新盼头。2016年正月十五这天上午，他早早就来到场馆，等着下午庙会开门。“吃吃道地的小吃，看京韵大鼓、听相声，不错啊，回家乡的感觉。”
和陈秀琴钟爱炸糕不同，二十多岁的孙子更钟情于场馆一隅的煎饼果子。“煎饼哥”李伟手脚麻利地又将一勺面糊浇在鏊子上，摊平、打鸡蛋、刷酱，薄脆的煎饼在铲子下“咔嚓”作响。“已经数不清这是今天的第多少个了。”他甩甩手臂。而排在队尾的市民被告知“一个多小时”后才能排到，依旧笑脸盈盈，只为一品“舌尖上的北京”。
和前两届庙会不同，这次的展位有取有舍，“我们精选出21家具有传统文化优势，且具有一定的社会效益和品牌号召力的摊商出展，其中囊括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华老字号、民俗、特色小吃四大类。”活动承办方、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服务公司（下称“北京文服”）总经理王京向《t望东方周刊》介绍。
“在台北办庙会的初衷，是想把北京的庙会文化带到台北，让台北民众感受到北京文化的博大精深。”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周茂非对《t望东方周刊》说。
在老舍《北京的春节》中，庙会是北京春节正月初一的大节目。“男人们午前到亲戚家、朋友家拜年。女人们在家中接待客人。城内城外许多寺院举办庙会，小贩们在庙外摆摊卖茶、食品和各种玩具。小孩子们特别爱逛庙会，为的是有机会到城外看看野景，可以骑毛驴，还能买到那些新年特有的玩具。”
庙会之于北京文化，是一个“乐儿”，攒人气儿。
这恰恰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载体。”周茂非说，“毕竟两岸人民同胞、同祖、同根、同文化，咱们带来的北京小吃、非物质文化传承代表作都反映了原汁原味的老北京文化，把两岸的人心拉近。”
“为什么喜欢来台北演出啊？因为台北的观众最热情！”京腔十足的相声《礼仪漫谈》上演，台下掌声连连。
72岁的张爱莲（化名）在人群中乐不可支。已连续三天来捧场的她，依旧为台上抖落的包袱捧腹。
“实在是太好笑了。本来我每天晚上三点睡到第二天十一点，为了看这个节目我七八点就爬起来了。”她软糯的台湾腔学着台上的口技演员，特意卷起儿化音。“我旁边的年轻人笑到举着手机都抖。”
因为年轻时“在舞台上扮歌星跳舞，很苦地苦过来，所以知道相声演员都这样，把人生的苦吞下去，乐带给别人。”张爱莲在大笑之余格外感动，一早特意跑去买“红圆”专程带来送给台上的年轻人。
“我妈妈最会做这个了，糯米做的，很像麻薯，很Q很香，一年只有元宵节和重阳节才有。”张爱莲说。第二天又跑去买，“没买到，买了糖炒栗子，我知道北京也有，我应该送一些台湾不一样的小吃，我再想想看明天送什么。” 2016年2月20日，“北京地坛文化庙会・台北之旅”在台北花博园争艳馆开幕（王斯璇/摄）
2016年3月25日，“中华文化世界行”在曼谷启动
传承与商业化
“提供更多适合台北市民需要的、想听到的、看到的、品尝到的好产品尤其重要。”北京文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淼对《t望东方周刊》说。“台北的市民特别踊跃，很多场景非常感人。我们长途跋涉、远道而来，最需要看到的是游客互动，面对面的参与。无论是非遗传承人、手工艺人还是市民，大家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非遗传承人的到来，无异为庙会增光添彩。非物质文化遗产团花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张凤琴的摊位前，观众屏气凝神。学手艺五十余年来，各色团花剪纸式样早已谙熟于心，张凤琴无需绘图，剪刀翻飞几下的工夫，代表福禄寿喜财的梅花便团团圆圆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老老少少对满墙的剪纸无不称奇。
“这次来台湾，我们还有一个交流，就是如何让这种能够代表地方特色的传统手工艺项目在我们的平台上发扬光大。”王京说。
不止此次参会的绢人、面人、内画鼻烟壶等，“很多中国传统文化技艺在逐渐消失，一个是没传承人，第二是传承在当代很难发展，不能实现商业化。”
王京以绢人为例介绍，北京绢人作为老北京特有的汉族民间艺术品，取材于民间故事中的喜剧人物，通过雕塑、彩绘、服装、道具和头饰等十几道精细工序，手工制成栩栩如生的玩偶。因其肌肤以绢纱制成，服饰亦多为彩绘丝绸，因此成为“绢人”。
“绢人是老北京非常小的技艺，在当代几乎已经消失。”王京说，“一方面技艺太复杂，另一方面产品成本太高，很难实现商业化。”
从事中国人偶创意生产的北京唐人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发现了老北京绢人，“他们就和老艺人谈，能不能把绢人的技术稍加改造，实现商业化。”王京说，“原来绢人人脸是用绢纱一层一层贴出来的，现在改为软陶或者硅胶制作，大大缩短了生产工期，生产的整个难度也大大降低，但核心的东西还在。”
同时，唐人坊从全国农村选拔了一批有刺绣基础的女孩子，进行绢人生产培训，“既解决了就业问题，也突破了绢人艺术商业化、市场化的瓶颈。”
此次庙会上，仅十天的时间，唐人坊带去台北的绢人实现“十天销量10万元人民币，供不应求。”王京说。
“到达他的家乡”
在其后“中华文化世界行走进曼谷”的地坛庙会文化交流活动中，北京文服启动“匠心中国”项目，聚焦于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与商业化。
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人头攒动的庙会一侧，静态展示区优雅沉静。“通过‘雅集’活动共同品茗、抚琴，通过中华传统的茶道、香道让大家感受到一种意境，与庙会文化相得益彰，动静分开。”张淼说。同时，主题为“华夏好丹青”的画展让曼谷市民不禁感叹，“以前电视里的中国书画，真实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真的太精美了。”
“‘华夏好丹青’在国内选了十位顶级画家作大师指导，我们帮他们海选，通过背靠背的投稿方式，从1500名年轻画家中选择55人，大师对其进行培训。”王京介绍说。
而在55名青年画家的培养过程中，北京文服又组织他们去培养京津冀乡村美术教师，将技艺继续传递下去，为整个传统文化的传承尽一己之力。“让它发扬光大的同时，一定要实现商业化价值，让更多的人接触到它、接受它。”王京说。
而庙会只是起点。“北京还有白云观庙会、厂甸庙会、龙潭湖庙会等很多有亲和力的民间文化活动，我们还可以将白云观的打金钱、摸石猴用虚拟的手段展示出来，让更多的朋友特别是年轻人能够体验北京节庆文化。”张淼说，“通过文化消费产品服务，形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境界提升，将东方文化的内敛深邃、感情的丰沛都体现出来。”
“北京作为首都，其中的一个核心功能就是文化，对外交流包含其中，承担中华文化的话语权形成的责任。”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和发展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冯奎说。
在他看来，“历史上在文化走出去这方面，我们缺乏商业开发的基因。文化交流、文化事业是我们一直做得比较好的，但是我们还缺乏做文化产业的经验，至少缺少这个基因。如何处理好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并且实现两条腿有机协调，这也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地坛庙会走进曼谷，“我们想把文化庙会提升为‘中华文化世界行’，在庙会基础上在对中国文化做一次精准定位。全力打造文化设计平台，特别是京津冀地区的文化先行，采取自营及合作的形式，精准定位文化输出领域，制定量化标准。在政府扶持基础上加大市场力度，探索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王京说，“这一定是条大船，很多文化企业、项目放到船上，带着走出去。”
庙会文化范文第3篇
“……序列阳春，万物竞生，惠风和畅，羲皇子孙，谒祖宛丘之侧，龙的传人，寻根淮水之阳……”
浩浩春风，巍巍羲陵。龙都淮阳，盛世龙腾。2月23日，是中国民间传统节日龙抬头的日子，这天，应着千年的古老“约定”，备受全球华人关注的2012（壬辰）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氏大典在河南淮阳县隆重举行，来自海内外的羲皇子孙齐聚太昊陵庙，和祖先深情“相拥”,又一次拉开了为期一个月的传统“二月二古庙会”的大幕。
三皇五帝淮为首，太昊伏羲第一人。据史书记载，大约在6500年前，太昊伏羲氏率领部族从西部甘肃天水沿黄河东迁而下，定都宛丘（今河南淮阳），以其圣德团结统一了华夏各个部落，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并取各部落图腾的特色组成了新的图腾――龙。龙从此成为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大统一的象征，“龙的传人”便由此而来。太昊伏羲氏也因开创中华远古文明之功而被尊为“人文始祖”。
淮阳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是姓氏文化、农耕文化、八卦文化和龙图腾的发源地。这块土地上留下了无数历史人物的足迹，吸引了华夏儿女关注的目光：华夏人文始祖太昊伏羲氏在此建都和长眠，炎帝神农氏继之建都兴业；孔子3次来陈，留4年；《诗经》载有“陈风”10首，曹植、李白、张九龄、苏轼、苏辙、晏殊等历代文坛巨匠均在此留下了千古华章；包公陈州放粮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淮阳泥泥狗被誉为“真图腾，活化石”；剪纸、布老虎等工艺品精美绝伦；太昊陵庙会被世界吉尼斯总部命名为“单日参会人数最多的古庙会”……
庙会文化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铜陵“顺安庙会”依托顺安，伴随着铜采冶业相融共生，凝聚着铜陵地区一千多年来经济社会的基本形态，蕴涵着丰富的人文传奇，体现了多彩的文化特征，是铜陵独特的区域文化现象。认真分析其形成的条件和发展脉络，研究其相互联系与作用，对于促进区域科学发展，有着难以替代的价值。
我们把铜陵“顺安三月三庙会”(以下简称“庙会”)作为研究单位，提炼其中的文化元素，不仅是自我认知和文化传承的需要，也有利于打通现实与历史的链接渠道，为后续的发展提供养料。
一、 历史发展
“庙会”自唐代形成，每年农历“三月三”前后，通过吸纳周边方圆几十公里农、工、商、艺各界，以集市贸易伴随文化娱乐的形式，在固定时段进行着不同地区、行业、层次和不同需求的各类商品 自由交换或以货币为媒介的互通有无。它把农耕经济的模式和铜采选冶业相结合，不但促进了本地区不同行业 的合作，达到了农业与工业相伴共生，同时吸纳沿江的人文风情，并且成为东部吴越文化和西部荆楚文化的链接点。
(一 )历史发展脉络
五代至北宋是铜陵矿冶业的鼎盛期，也是“庙会”的繁荣阶段，表现为把古老的青铜文明通过集市的形式与矿冶经济的紧密结合。南宋以后南陵知县郭蛲在《申免工山坑冶扎子》中提出“即行往罢”，他申述的理由是：开采铜矿“作坏风水”，致使“水旱之灾未有不由此也 ”。铜陵矿冶经济出现衰落，也直接造成了集市的萧条。但经过“贞观之治”和“王安石变法”，“庙会”因势而兴。清代以后，顺安周边所产中药材“丹皮”时兴，引得药商纷至沓来。特别是明末清初，“庙会”开始与“上海龙华寺三月三庙会”交流，以崇尚佛事活动为旨的“龙华寺庙会”，逐渐吸收了顺安“庙会”商贸、饮食和娱乐的内容：顺安“庙会”中的“洋货”却又源自“龙华寺庙会”。1938年底顺安陷落，集市主要买卖农副产品和日用百货，文化活动只有玩把戏、唱门歌廖廖几种。民主政府也通过“庙会”购储一些食盐、火柴等亟需物资。日寇汉奸不敢公开骚扰，只是、嫖娼、鸦片恶习公开化了。“解放战争时期，“庙会”依然开市，一般有开明士绅两边疏通，强调地方利益第一，双方都各收各的税、各做各 的生意 。新中国成立后，取缔吸毒、、嫖娼，加强市场管理，反对欺行霸市，“庙会”在内容和形式上有较大的丰富和提高，物资产品充分上市，民间文艺得到发掘，专业团体尽显风采，科学普 及花样翻新。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庙会”规模愈大，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直到一脉相承地扩张升华到“青铜博览会”。
(二 )市场元素构成
“庙会”交易的产品繁多。这里，不妨通过其市场元素的分析，来见证铜陵地 区社会繁荣程度与别样的民俗风情。
经贸市场大体分为：牛市居首，交易量最大：铁匠铺与铁制农具现打现卖，也备有如犁、钯、镰刀现 货；木竹农 具，如风扇、水车、禾桶、竹床等；五谷杂粮、竹木柴炭、兽皮山珍；种苗，即树、花、药、姜、山芋苗：一些特殊行市，有修补类、摇鼓 货郎、江湖郎中、宗教迷信、婚丧喜事用品；小吃市场，酸甜香辣都有，尤其 是顺安酥糖、大通酱油干子、太平街烧饼之类特别走俏。
集市娱乐活动让人目不暇接：一是搭台唱戏，主要是“目连戏 ”。其次是 “黄梅戏”，“桂月娥班子”。还有“倒七戏 ”(庐剧)，再 有芜湖或徽州的京剧 (徽剧)班 子，下江的锡剧也曾经路过。二是歌舞，龙灯、滚龙和板龙起领头作用，表演牛歌、山歌、情歌、劳动 号子 。三是 曲艺，“傻子班子”杂技，南京来的魔术。其他如耍猴、拉洋片、评书、大鼓，还有 象棋摊 、押诗 韵等。四是宗教和民俗，有逛庙会相亲、赶集谈恋爱 、新女婿上门、老姑娘回娘家 、接亲戚看龙灯、邀朋友赏牡丹等五花八门。
二 、源头成因
顺安镇 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庙会 ”是顺着这一历史进程的产物，其中有天然的条件，也交织着人文活动的背景。我们在考察其整体形态、寻访它的成长路径的时候，可以看出构成 “庙会 ”的诸种要素。
(一 )水 陆相交的自然优势
从陆地环境看，由顺安到周边仍一矿冶遗址，直径不过十公里。在顺安镇东南四公里的新桥河畔很早以前就有人砌炉炼铜，称 “炉铺 ”。若干年后，“炉铺 ”竟然绵 延成一 公里的 “长龙 ”。“炉 子铺 ”的形成既表明此处有矿可采，更得益于顺安周边的水系。发源于铜陵境内海拔最高的天门山北麓、穿越铜陵全境的顺安河，上游连接它的支流新桥河畔许多矿冶 点，下游直通荻港、长江，“水口”就在顺安 ，水陆交通为周边矿冶业的发展提供了天然条件。
(二 )铜采冶的历史依存
铜陵 自西周以来一直都是重要的铜采冶基地。“南陵……利 国山有铜，凤凰山有银 ”。“宣州之地 ，封方数 百里，而铜陵铁冶 、繁阜 乎其中”。“山上有姜 ，其下育铜、金 ”。铜陵成片古矿遗 址正是 中国 “古江 南铜矿遗址带 ”中时间跨度最长、产铜数量最多的遗址之一。仅顺安东南几处的炼渣遗存数以百万吨计，若按铜与渣 1 ：1 5比例的专家估算，则可达粗铜十万吨以上。历史上铜陵的矿冶业一直是官办 、民营并存 。官办的在铜官山至贵池方向，产品主要是铸钱和制造兵器；民营的则多在顺安周边这一带，主要是出售粗铜和铸制生产 、生活用具。大规模 、大范围铜 的采冶铸和经营销售，需要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和铁钎、坑木、燃料以及衣食住行，这只能依赖于相对集中的交易市场。显而易见，铜的天然资源和铜采冶铸的历史 、矿治基 地与顺安周边居民之间的共同需要孕育了 “庙会 ”，而集 市化 、规模化 的 “庙会”就成为不同时期铜陵地区物质与文化发展状 态的社会窗口。
(三 )“临津驿”的重要依托
唐代沿江江南从南京到九江只有一条称之为 “南浔古道”。最初上游只有池州驿，下游只有芜湖驿 。之所以置驿顺安，主要是：①古镇有基础。沿江江南较具规模的集镇不多，顺安古镇至唐已有二百多年，且是县治所在地；②交通方便。顺安镇地处南 (京)浔 (九江)古道中段，沿江江南通衢，且有顺安河上连接周边山区，下通荻港长江，顺安镇处在长江“水口”，水陆交通条件得天独厚；③矿冶业兴旺。唐初顺安周边铜采冶业正僮兴旺发达。“临津驿”的设立，不仅确立了顺安在沿江中段的交通枢纽地位，牵动了人员往来、物 资吞吐和矿冶产品的运输，也为顺理成章的“庙会”提供了依托。
(四 )千年古镇 的人文承接
东晋年问，山西回民定居顺安对于当时矿冶工程的发展和集市的发育不仅是一个人力推动，也是一个文化融合过程。现在的顺安镇高楼林立，道路纵横，丰 富的市场，显示出繁荣的现代气息。与此不同的溪溪街，两边马头墙，现存青石板路面纵横两百米，它的古朴与时下建筑风格形成鲜明的对比。新顺安河直下长江 ，但穿过溪溪街 的老顺安河还 依然流水潺潺。横卧在老顺安河上石拱桥的精湛工艺令人惊叹先人的聪明智慧。从溪溪街 、新镇区到过境大道，仿佛听到千百年来顺安前进的脚步声，表明深厚的文脉积累 。
流传顺安的民间故事甚多，其中在大雪封门的冬天按时为朝庭报信救了当地不少人命的 “倚马餐 ”传说 ，不仅表明顺安地位的重要，也揭示出不同凡响的特色饮食。顺安 民俗历史悠久，传统节日、喜庆礼仪、童歌民谣、美术工艺 ，不胜枚举，而当时最为风行的与 “庙会”直接攸关的“踏青”习俗最为受众。江南的顺安，阡陌纵横，莺飞草长 。阳春三月，艳艳花千树，青青柳数行，自然不仅是古人，也是今人郊外休闲的理想之地了 。
三 、文化特征
中国民间无 论是北京古老的 “天桥庙会 ”还是现代 各地 的 “节会”，都是人与 自然、经济与文化的相互融合的产物，顺安 “庙会 ”当然不例外 ，其绵延不绝相对稳定 的文化形态种种，大体有 四个方面。
一青铜文化 铜陵采冶铜的工艺技术和铜制品以及这些工艺器具的使用、推广 ，无疑是青铜文化晟直接、最具体的历史见证。“商周青铜文化延续一千多年，它的物质基础就是采铜炼铜 ，没有铜又哪来这么灿烂的青铜文化 ”，“在 中国的青铜时代 ，则以大量使用 青铜生产工具、兵器和大量使用青铜礼器为特征”。顺安周边铜采冶遗址属于中国 “古江南铜矿冶遗址带 ”的重要 部分 。距顺安 以东春秋 时代 “金 牛洞采矿遗址 ”，竖井、平井 、斜井复杂工艺流程俱有。在顺安周边二十多个铜采、冶 、铸各类遗址表明，这一带曾经铸制过大量的铜制生产、生活用品。l 9 8 3年顺安等地先后出土的各类酒鼎，是青铜器中的国宝或青铜文化的代表作之一。这些青铜器具曾经是沿江江南乃至更广大地区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识，证明铜陵地区不仅是我国青铜文化的源头之一，也曾经是 “庙会”重要的交易品种。先有矿冶而后有 “庙会”再有铜陵，它与青铜文化相拥相伴，沿着青铜文化的历史长河顺流而下。如果说，青铜文化是铜陵得以立业 的发家之宝，则 “庙会 ”是延续铜 陵生命的衣食行囊，它承载着青铜文化的众多基因，与青铜文明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宗教文化 “庙会 ”宗教文化色彩浓厚，其表现首推道教。道教代表人物之一葛洪来到顺安炼丹传道，后来还有唐真人叶静 。葛洪在 《抱朴子》一书中，不仅谈到了丹砂的化学特性，还论及了在化学反映中的升华现象。这不排斥葛洪在顺安传、道炼丹期间，与周边民间矿冶业存在技术联系的可能性。其次为佛教的兴盛。距顺安不到十公里的清凉寺，始建于唐代，还有建于北宋的大 明寺，都是香火兴旺的千年 古刹。再是伊斯兰教，据称是随移民传入 ，虽无文字记载，但如前所述早期北方回民南迁是实事，而且目前也是铜陵全市回民聚居最多的地方。宗教文化的传入，对于本地民俗的影响很大，如婚丧礼仪、服饰餐饮以及音乐、美术，无不打上宗教的烙印。
一地域文化 由于顺安地处要冲，又是定陵、义安县治所在地，加上临津驿的设立，有利于四邻地域文化的交流。首先是长江上游的荆楚文化顺流而下，代表节目是湖北和江西的民间小调和形成于湖北黄梅、安徽安庆一带的 “黄梅调”。其次是下游襟江带湖的吴越文化，代表节目是大鼓评书、民歌小调 ，如苏州 民歌 “茉莉花 ”、杨卅i评书 “武松打虎 ”。三是山水相连的徽州文化 “徽剧 ”、“目连戏 ”，另文房 四宝、纸笔墨砚对丰富和繁荣 “庙会”的汉儒文化影响不小。四是隔江相望的江北文化，主要 是无为县的 “倒七戏 ”。
一本土民俗文化 周边村庄或姓氏宗族操办的 “竹马灯”，是流行于顺安、钟鸣镇牡东村一带的民间娱乐活动，它起源于明末清初并流传至今前后近三百年 。“竹马灯 ”融 民间乐器、道具和 “三国”时代服饰为～体，以布阵、穿花、跑马表演形式，载歌载舞奏乐，充分表达民众的生活情趣 、社会风貌和憎爱分明的理念向往 。在近代 ，“竹马灯 ”以艺术的形式曾经为抗 日战争作出过积极贡献，并显示着民间艺术的生命力。 还有如龙灯、狮子、旱船、蚌精、挑花篮 、门歌、拉洋片、耍猴子等等建国后，又不断推出如腰鼓秧歌、漫画歌曲、戏剧电影、图书报刊具有革命色彩的现代文化艺术形式 。
一名人文化 葛洪慕名来顺安传道、炼丹，现在杏山洞穴的 “葛仙洞公园 ”，是后人依据史料所修。传葛洪在顺安治愈许多病人，又不收报酬，人们为了表示感激之情，就仿效前人在 山上栽杏树示谢 。此后，满山遍野的杏树 ，人们就此叫作杏 山。7 54年，李白首次游览铜陵五松山。1761年李白遭流放遇赦，途经顺安驻足。北宋陈翥，学富五车，所著 《桐谱》是世界上最早泡桐专著。影响最大的是两位当朝宰相：盛度官至 “知枢密院事”，曾奉使西夏有功 ，带回西夏朝贡珍品牡丹数株，仁宗钦赐牡丹一本，盛度带回宗祠种植，至今仍然枝繁叶茂：王安石与挚友胡舜元王．獬少年同窗，两度寓居顺安，留下诸多遗迹，存有诗词多篇，其中《顺安临津驿》这首千古绝唱成为北宋时期 “庙会”繁华景象的佐证。两位当朝宰相和许多名人在大约三十年的时间里与顺安发生的瓜葛乡情，在前后近千年的时间里，顺安活动着如此众多文人骚客、高官重贵，也直接或闯接影响 “庙会”，他们共同成就了顺安的美名，同时顺安的锦绣山水吸引和滋润、养育着众多的名人依仗各 自的才华、魅力和地位提升了顺安的社会份量。是他们把顺安推介出去，把不知名的、经济的顺安提升为知名的、享有文化品位的顺安。
顺安地处长江中下游平原富庶地区，这是 “庙会”得 以繁荣发展的基础铺垫；位居楚头越尾文化的过渡地带，造就了 “庙会”文化兼容并蓄的包容姿态；源 自或依附于青铜文明史的 “庙会 ”，本是艰韧不跋 、生身不息的精神体现；“庙会”自唐宋起源经久不衰，正是源远流长的文化传承。顺安 “庙会”文化是长江流域文化链条上的构成要素，又以相对稳定的模式促进或影响着铜陵地区 自然和人文各要素的最佳结合，形成了相同于各地 “庙会”文化的一般共性却又具备不同个性的文化特征。分布在顺安方圆二十公里区域的 “庙会”文化遗点，时间跨度长、历史信息存量丰富、原创因素 比较完满，构成 了 “庙会 ”文化核心区甚至连带半部中国文化史。
顺安 “庙会”文化价值不能深藏闺阁，更不能遗弃在当代人的手中让文化走向前台，正是文化传承的历史责任和文化的现实价值所在。“庙会 ”从遥远的过去一路走来，至今还没有看到停下脚步的迹象。我们有幸见证顺安 “庙会”的迎来过往，有责任呵护，有必要摸清它的内在联系、研究它的繁荣规律，汲取精髓，传承其历史价值。
参考文献：
[i]w·艾萨德《区域科学导论》[m]．
[2]《皖江地区历史文化研究》[m]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7年．
[3]《铜陵县志》[m]．
[4]华觉明《中国青铜器》[m]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年．
庙会文化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东北地区 庙会 嬗变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12-0111-02庙会起源于上古祭祀，由帝王参与并主持，有着早期所固有的神秘性、严肃性。后世庙会是从佛教、道教的一些宗教活动中继承发展来的，又强烈地融入了商业贸易和娱乐活动。东北地区的庙会启蒙于唐朝，由于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在清至民国时期得到迅速发展。民国时期东北地区庙会不仅风俗内容极为丰富，并且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民间、商业贸易、社会交往、文化交流的功能和作用。庙会在“”时期一度中断。改革开放以后，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娱乐生活、挖掘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成为文化工作的重中之重，东北地区庙会在当代获得了崭新的发展，更加突出了经济交流、休闲娱乐、民俗旅游等功能。
一、民国时期东北地区庙会的社会功能
（一）功能
庙会在发展繁荣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增强了民众的各种。明清时期是中国民间信仰最终融合与定型的重要时期，民国时期东北各地区基本上承袭了明清时期信仰着的各种神灵。善男信女在庙会中对各种神灵顶礼膜拜，逛庙游会又无疑增强了他们的。人们普遍信奉佛教中的如来佛祖、观音菩萨、地藏菩萨，还有道教中的东岳大帝、碧霞元君。庙会中反映出来的民众信仰的神灵也呈现出一些东北特有的地域文化色彩，这在世俗神中表现最为突出。除了与其他地区人们共同信奉的关帝、城隍神、土地神、财神之外，还对药王孙思邈、长白山神、医巫闾山神、辽河神情有独钟。
（二）文化传播功能
庙会对民族传统文化起汇聚和传播的作用，它既是当地的经济形态的集中表现，又是文化的表现。“四月十八日，碧霞元君庙会，俗称香火会，常于是日演剧”[1]，每逢庙会，广场上搭起戏台，大戏、马戏、皮影，观者云集，气象万千，百花齐放。庙会上娱神娱人的文化功能和沟通人际关系的作用则是普通集市所替代不了的。庙会在东北地区人们文化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商业贸易功能
在庙会的的神圣光圈后面，是经济活动在起着支配作用。庙会虽以求神拜佛的宗教活动为其源头，但使庙会形成规模并经久不衰的决定性因素却是经济活动。庙会作为跨村跨县甚至跨省的一级市场，吸引了众多的商贩，同时也聚集了渴望参加大规模市场交易、见大世面的人们，所以其商贸功能明显地突出出来，这正是一些商业性庙会历久不衰的意义所在。
在充分了解了民国东北庙会风俗与社会功能的基础上，有利于因势利导、移风易俗。东北地区许多地方已经或正在恢复庙会，加以认真引导和规范组织，尽量摒弃迷信陋习，推进人文建设，为庙会这一传统的民间文化形式赋了新的时代功能。这不仅可以丰富人民生活，还给当地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二、当代东北地区庙会风情的嬗变
在当代东北庙会中，求子、求健康等习俗零星散见，跳墙、烧替身、残身等陋习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结合的时代特色。如沈阳皇寺庙会从2004年举办以来，凸显地域化、平民化、娱乐化，开创了一系列的旅游文化活动，深受市民欢迎。有清朝皇家婚礼、锡伯族西迁祭祖、清兵守关巡街表演，充满了浓厚地域风情的北市各项民间艺术绝活展示，还云集了全国各地的美食名吃。每年“春节、五一、十一”三届皇寺庙会已成为市民假日旅游休闲的好场所，每届皇寺庙会的游客接待人数都超过百万人次。
作为一种社会风俗，庙会在千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也体现出民俗所具有的传承性和变异性。当代庙会仍然传承了传统庙会所具有的感恩祈福、崇尚和美的文化内涵。但是在具体表现形式上有了很大的变异性。如同样是祈求招财进宝，吉林北山庙会上，人们排队从一大方孔钱中钻过——排队钻钱眼，抚摸扇形大如意，跟招福兔造型合影，等等。民国时期东北庙会涉及宗教、民间信仰的民风民俗已经逐渐淡化，而涉及社会生活的娱人风俗则愈加彰显。如北山庙会上，“来自各地的马戏团、魔术团、文艺表演团纷纷来庙会开场演出。使吉林庙会成为了乐山乐水的旅游盛会。”[2]
三、当代东北地区庙会功能的嬗变
（一）功能减弱
民国东北各地区基本上承袭了明清以来的民间信仰。人们信仰庞杂，除了佛教、道教神灵，还有行业祖师神及山神、马神等自然神灵。东北地区的庙宇大都佛、道、儒杂糅，诸神同堂供养，充满了浓厚的俚俗香火气息，突出反映了民国东北地区的多神信仰。当代东北地区有代表性的庙会都是在繁荣区域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被纳入到地方发展规划中，深深地卷入周边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有着超强意义的现代功能性解读。庙会早期的功能对比当代强大的经济功能相形见绌。
（二）休闲娱乐功能凸显
民国东北庙会中娱神娱人活动占有很大的分量。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中，人们的娱乐活动非常少，而宗庙的迎神赛会带来了欢乐，使枯燥的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人们总是希望搞得热热闹闹，在表达自己虔诚信仰的同时也尽情享乐一番。虽然现代城市多样化的娱乐方式冲击着传统庙会的娱乐功能，但是当代庙会的休闲娱乐功能仍然得到凸显。“逛庙会更让人体味出闲散、自由和放松，释放了生活的压力，排解了工作的烦恼。”[3]
（三）新增民俗旅游功能
民风民俗正被作为旅游资源加以开发利用，庙会这种传统的文化载体在当代也作为旅游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开拓出崭新的旅游功能。如吉林市政府于1998年建立集旅游观光和经济开发于一体的北山旅游经济开发区。哈尔滨松峰山每临庙会，便举办道教活动，旅游者蜂拥而来，松峰山因此成为知名的道教旅游风景区。沈阳市和平区旅游局已经成功举办了21届皇寺庙会，其旅游功能已日渐完善，许多知名旅行社加入到庙会中开展旅游咨询和促销活动，旅游六要素也得以充分体现，建立了旅游品牌效应。皇寺庙会已跻身于全国四大品牌庙会之列，被国际度假联盟评为2007中国热点旅游胜地。
四、当代东北地区庙会的转型发展
据《钦定盛京通志》记载，仅承德县（今沈阳市）就有95个名称的庙宇。浑河神庙、辽河神庙等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中国最北方的妈祖庙——沈阳天后宫，闽江同乡在此举办庙会的繁华盛景也早淹没在清末义和团运动中。东北地区的许多庙会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尽管在当代逐渐恢复生机，但就数量来讲，东北地区庙会确实在减少，众多游客向少数大规模的庙会云集，如辽宁大石桥迷镇山庙会、海城庙会、喀左天成观庙会、沈阳皇寺庙会、吉林北山庙会、黑龙江松峰山庙会、猴石山庙会等。这些原本就有着一定规模的传统庙会，更加走向规模化和品牌化。这些大型庙会除沈阳皇寺庙会外，分别被评为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地区的庙会文化不能说就此走向衰弱，但是必须在新形势下转型发展。
首先，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加注重挖掘文化内涵。不能虚化其文化内涵，以纯功利为目的进行转型。如吉林省北山药王庙会以及娘娘庙会上，曾经有通过观看仪器欣赏到泰国人妖表演的现象，游客本来是进行休闲旅游，却被这种与传统民俗文化相斥的荒谬现象所困扰。[4]在当代东北地区庙会进行转型发展，必须规范制度，相关部门共同管理，勿让算命起卦、跳墙、烧替身之封建迷信遗存有肆虐发展的机会，要让民间文化在庙会上散发出勃勃生机。如在长春市新天地新春庙会和元宵庙会上，不仅像剪纸、刻章、制作糖人、传统烙画等特殊工艺品琳琅满目，游客还能现场观看，进行体验式旅游。
其次，不仅要挖掘本地特色文化进行传播，还要肩负着推广濒临失传的民俗绝技的任务。前者以喀左天成观庙会做的最为出色，喀左天成观庙会被称之为“皇会”，由于在封建时代，是必须经过皇帝批准才能开办的。现在成为辽宁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天成观庙会对于继承和传播东蒙地区地域文化和蒙古族艺术文化做出了突出贡献。后者以沈阳皇寺庙会最为突出。如蔡氏飞车走壁表演、东北大鼓、奉天落子都出现在皇寺庙会上，“老北市摔跤”表演、老北市拉洋片等令游人耳目一新。在庙会上展演非物质文化遗产，这足以振奋人心。这对于在新形势下，继承和保护已经濒临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最后，庙会借助旅游东风，在提升假日经济和旅游经济中充分发挥出作用。相信当代东北地区这些庙会或借助于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或受益于浓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必会对区域经济文化建设起到重要作用。如哈尔滨松峰山庙会被评为黑龙江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5]，这些年来，松峰山庙会带动了松峰山的旅游发展。宾县猴石山庙会是黑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6]，猴石山庙会带动了宾县周边的假日经济和休闲旅游。当代东北地区这些庙会正在慢慢进行着适应新时代的转变，正在对提升地区经济和建设人文环境做着独特的并经常被忽视的作用和贡献。
【参考文献】
[1]李宴春，赵晋臣，孙云章.怀德县志：卷十一·礼俗志[M].铅印本.辽宁：民国二十三年（1934）.
[2]吉林市旅游局工作者.北山风景区.吉林市旅游信息网，2008-02-22.
[3]和平区旅游局.打造皇寺庙会旅游品牌.提升区域发展文化内涵.http：//，2010-9-26.
[4]曾亚玲.关于发展吉林省民俗旅游的思考[J].长春大学学报，200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