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庙会文化与精神信仰

庙会文化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宗教信仰活动，是人类内在心理活动的一种外化形式。考察人类信仰的发展史，我们可以总结为，由自然崇拜到图腾崇拜，再到神灵崇拜，最后到偶像崇拜这么几个阶段。在这样的一个崇拜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信仰，也就是原始的宗教，而其中表现最为明显的则是最后一个阶段———偶像崇拜。在偶像崇拜阶段，人类根据自己的想象，依照自己的摸样，把对某种事物的葱白化作一定的木柄，并且具象的过程，人们还想象神灵应该有自己的住所，规格高的甚至还得有行宫。至此，人类的信仰就固定化了。［2］从此，开始有了庙宇和宗教场所，也就有了固定的聚集期和一定形式的祭祀仪式，同时产生了庙会。因此可以说，原始宗教信仰是庙会得以形成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在中国古代经济不够发达的情况下，民众对自然现象等还没有形成科学认识的情况下，对许多问题就产生了一种信仰，而对此信仰的表达方式，就是祈祷。通过把自己的愿望诉求给一位高高在上的和人类自己貌似的万能之神，祈求他能够满足人们的愿望，赐福给人们，祈求一方平安，人丁兴旺，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知识和自然经验的积累，人们开始能够科学地判断一些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但对于这种祈福求拜活动还是义无反顾地继续着。对此，我们通过分析中国古代社会的普通劳动者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现实可以知道，最底层人民群众生活长期得不到保障，精神生活几乎是零，对此，统治者很少过问，甚至由于常年征战而无暇顾及，自然他们的精神生活永远是处于苍白的境况。即使是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儒家文化得到普遍的发展，但他们所宣扬的“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的学说并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所以，中国人的精神空间总有一方空白需要填充。［3］而通过庙会活动，参与庙会的祈祷和求拜活动，能够给社会底层民众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和心灵的抚慰。所以，庙会文化就一直得到中国最底层人民群众的拥护，也使最底层人民成为庙会活动的参与主体和举办主体，这就给庙会文化烙上了民间文化或者说是俗文化的印痕。

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历史上偶有的太平盛世年间，政府和官方也参与到庙会的举办和祈祷祭拜过程中去，庙会几乎成了一项全民参与的社会活动，上至皇帝、官员，下至黎民百姓，都与庙会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而对于下层百姓而言，他们的生活重心长期集中于生存保障上，生活往往会因天灾人祸的滋扰，变得十分不稳定，甚至连生命都无法得到保障。但是，在庙会中，他们感到塌实、安全，因为那里有“神灵的庇护”。因此，无论从精神信仰还是精神满足上讲，他们都得到了一种满足，所以，庙会自然就成为老百姓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庙会文化与民俗习惯

庙会习俗是庙会活动中最为重要的活动，主要包括祭神和祈子等活动。庙会风俗习惯与佛教寺院以及道教庙观的宗教仪式有着天然的联系，往往需要举行祭神仪式。例如“行像”活动。“行像”是把神佛塑像装上彩车，在城乡巡行的一种宗教仪式，所以又称“行城”、“巡城”等。几乎每场庙会都要举行佛像出行大会，佛像出行前一日，各寺都会将佛像送至有名望和有影响力的寺庙，佛像出行时的队伍以避邪的狮子为前导，宝盖幡幢等随后，音乐百戏，诸般杂耍，热闹非凡。而且沿途村庄、街道都要搭设席棚，以便供信众参拜，还要表演有特色的文艺节目和民俗演出，这种活动称为娱神。在此表演活动中，会穿插诸如秦腔戏、扁担戏(即木偶戏)、相声、双簧、魔术(我国古称“幻术”，俗称“变戏法”)、数来宝、耍中幡、秧歌、高跷等多种多样的民间艺术活动。所有表演活动都会统一集中在佛像所在地的大广场上表演，组成方队，以满足十里八村父老乡亲的观赏需求。同时，在庙会期间也会有许多忌讳和禁忌，比如，无论大人还是小孩都不许骂人，如果骂人，神或者供奉的爷会掐鼻子。不许说不吉利的话，否则这一年里都会不吉利。各地的禁忌和忌讳各不相同，但同一的愿望都是祈求祭拜之神能够给人们以平安，使他们满足于内心的需要和对家人良好的祝愿。

三、庙会文化与民间艺术

庙会文化的组成和发展，与民间艺术的关系相辅相成，相互交织在一起。所谓民间艺术是指针对学院派艺术、文人艺术的概念提出来的。广义上是指劳动者为满足自己的生活和审美需求，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地创造出的艺术形式，在普通人眼里，其实称不上艺术，但在文化的层面讲，其包含有艺术的价值和因素，其中就包括有民间工艺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和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它因为所体现的风格和创作过程的不同，可以简单地分为侧重于欣赏性和精神愉悦性的民间美术作品，侧重实用性和功能性的器物和装饰物品。其共同性就是无论题材还是内容都明显地反映着民间社会大众的审美需求和心理需要，呈现出造型饱满粗犷，色彩鲜明浓郁，既美观实用，又具有求吉纳祥、驱利避害的精神享受的功能。而庙会期间的各种演出正好是各种民间艺术的云集地。因此可以说，庙会之所以被民众亲睐，倒不只是因为庙会多在空旷的公共场地举办，能够聚集很多人，也不只是因为可以满足人们喜欢热闹、尽兴娱乐的心理需求，更主要的是因为其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

可以说，庙会所展现出来的文化性，正是庙会能够延续的主要原因。一般来说，在盛大的庙会活动中，都会有具有艺术形式的文艺表演和民间手工技艺的展示，比如秧歌队、踩高跷、耍龙灯，捏面人、唱大戏、说书、打擂台等等;因此会以庙会为中心形成一个不小的农贸市场，十里八乡的人来庙会，一者看热闹，二者游玩，甚或还可以随便带点农产品回家，甚至在一定的月份，专门有以赶庙会为主要经营方式的商贩，因此说，庙会是一个既乐神，又乐人的过程，他融游玩和经贸于一体，具有很强的集合效应。庙会上所展示的一切，对于传承和普及这种文化形态，具有良好的推动作用，甚至说庙会在一定地方，一定阶段具有文化教育的作用，是民间文化传承发展的天然学校，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间艺术的传播学校，在这里，青年人从老年人一笔一画中学会了画脸谱，从老人的言谈中懂得了古代英雄豪杰的赤胆忠心，懂得了跳梁小丑的勾心斗角，并且把这种听来和看来的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使更多的人成为民间艺术的传播者和继承者。

四、庙会文化与地方经济

庙会文化与地方经济自从庙会产生以来就一直具有密切的关系。庙会对于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繁荣地方商业，扶贫济困，支持教育以及参加公益事业都具有积极的作用。在古代商品还不充裕、市场也没有完全形成的情况下，庙会自然就变成一个商品的集散地。在庙会上，人们可以利用人员的流动，满足各类人群生活物品补充和交换的需要。而庙会经济的发展到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则最为明现和突出，主要表现为:第一，庙会会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无论是善男信女还是游玩闲散客人，赶庙会都会形成交通、餐饮、香火、游玩等方面的消费，对于举办庙会的地方来说，要摆摊设点自然要收取摊位费，营业费等等，这种经济收入取之于不同的人，却用于同一个地方，那就是庙会举办地。当然，随着文化事业的发展，这种初级的庙会只能是民间的一种文化活动方式，取而代之的则是由地方政府主办的一些文化艺术节，诸如“观音文化节”“药师佛文化节”“禅宗六祖文化节”等等，这样一些文化节中，则包含有更多的、更高层次的文化形式，诸如商贸旅游、学术研讨、参观游览等等。第二，庙会可以增加寺庙的收入，增加寺产。庙会举办期间，来自不同地方的香客们，有的许愿、还愿、求神赐福，有的问吉祥求平安，随意布施，累积功德，他们虽然花费了一定的金钱，但是却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寺庙在庙会期间做佛事活动，为某些功德主举行超度和忏悔，也会得到不菲的收入，这样必然增加寺庙的集体收入，增加寺产，以便寺庙有足够多的财力投入到新的发展中去，这也是一种良性循环的方式。第三，庙会能促进物资交流，有利于发展地方商品生产。

庙会举行期间，因为人流量的增加，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定的市场形态，在一定程度上为一些手工业者创造了销售的途径和平台，如此则会有山货、家具、玩具和农具等等在庙会上出售;自然食品也是少不了的，这样既满足了香客的射猎新奇的心态，又实现了物资的销售，一举两得，自然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和参与。甚至，在一些偏远的农村，庙会成为主要的商贸交流中心和途径。同时，庙会还能帮助当地政府主持一些公益活动，成为慈善事业的重要参与者。如陕北横山县东阳山祖师庙会，每年庙会活动期间都要举行一个救助仪式，给当地的特困户、孤寡老人发放面粉、毛毯;每年还要拿出一笔款项资助贫困学生上学、为村里修整道路等。镇川黑龙潭庙会捐资为当地修建了一所教学设施完备的小学，并在地区林科所的帮助下，利用庙会收人建立了200余亩山地树木园，种有很多珍稀树种，1992年注册为民办科技机构，吸引了美、日、加等国的环境保护组织到此参观。榆林的卧云山祖师庙是集庙观和民办植物园为一体的综合人文景观，庙会实行“以庙养园”，修建了颇具规模的“民办植物园”。这些都是庙会参与地方公益事业的典型事例。［4］同时，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传统文化热潮的兴起，以庙会为特征的旅游业也得到了长足发展，甚至成为旅游业的新亮点，尤其是一些具有悠久历史的庙会活动，更加明显。诸如北京奥运会期间就有人提出，应该把北京庙会文化作为北京人文奥运的一个重要内容加以宣传。因此，以庙会文化为内容的旅游事业的发展对于地方经济的发展自然也就不言而喻，这也越来越多地得到当地政府的认可和推崇。

五、庙会文化与社会和谐

庙会自古以来就是地方统治者安抚和稳定一方百姓的润滑剂，尤其是在古代，更是如此。庙会是许多地方统治者用来宣传国家正统方针政策和教化民众的场地，也是传播信息的重要场所。比如徽州庙会活动，尽管有着较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但其内涵亦富有较强的人为性。它是人民群众对真、善、美的一种向往和寄托，是普通老百姓对清明政治和好官、清官的一种呼唤，也是对忠义爱国、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种肯定与崇尚。［5］徽州古庙会的祭神仪式上，我们也明显地感觉到以宗族、长者为“头”的组织形式，其实就是程朱理学所提倡的“三纲五常”、“长者为尊”、“长幼有序”等思想的体现与翻版。无论是徽州庙会中“程朱理学”的烙印还是陕西关中庙会中“关学”的烙印，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重要和核心文化的组成部分。庙会在联络感情和促进人际交往关系方面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在庙会期间，附近村民利用此机会欢聚一起，许多老朋友都是一年才见一次，甚至一些老人，也只有在庙会期间才能见到过去几十年的老朋友，这就天然地为人们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提供了平台;庙会期间，也是男女相亲、恋爱的平台，不少青年的恋爱关系便从庙会上建立。

从家庭内部来看，赶会回来，丈夫给妻子买件称心如意的衣服，爷爷给孙子买点小玩具，尽享天伦之乐，也使亲情关系进一步密切，甚至平时因种种原因开始冷淡了的关系，也会由此暖和起来。［4］庙会有一个辅助的功能那就是通过娱神活动最终实现娱人的目的。庙会上善男信女和朝山拜佛的人通过参加到广泛的祭拜活动中去，参与积极的迎神和送神活动，放松了身心，愉悦了心情，增进了交往，在祭拜中将自己的美好愿望通过祈祷传递给他们心中有求必应的神，这样他们就对未来更加充满了期待和希望。因为对神充满着期待，也就对自我充满着期待。因此，在以后的生活中，他们就越发地辛勤和努力，为了实现对神的承诺，为了实现内心的愿望，这样的生活在他们看来是充实的，而生活中遇到的不幸和不公，他们又会借助于神来给以抚慰，以达到内心的平和。因此，庙会文化对于稳定社会，抚慰最低层人民群众所遭受的自然灾害的痛苦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庙会还具有惩恶扬善的功能。在底层人民群众中，庙会活动期间往往举办一系列的活动来宣传社会上好的行为和做法，比如举行奖励大孝子、奖励好儿媳等活动，对于弘扬社会正气，宣传良好的社会风尚具有良好的教化和推动功能。庙会期间还举办支助孤寡老人、五保户等活动。在庙会上，庙会组织者会撑起大锅为前来朝山的善男信女们准备斋饭，同时也为那些在庙会上行乞者提供免费的饭食施舍，这种行为和活动充分展现了庙会活动在扶危济困、帮助穷苦劳动者在自然灾害之年度过灾害的善举，也得到地方政府和爱心人士的极大支持和帮助。这对于教化民众，引导参拜者向善，鼓励民众乐于奉献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六、总结

庙会对于地方政府或管理者而言，已经成为一种比较有效的管理方式。民众在参加庙会的过程中愉悦了心情，增进了友谊，得到了来自不同人群的问候和关怀，更加有利于内心的健康，将更好地重新投入到新的社会生产活动中去。因此，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庙会都因其自身的独特特征而具有不可替代的记录功能、认知功能、教化功能、凝聚功能、变革功能和融合功能。无论从庙会文化对于国家统治者来说，还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都具有无法比拟的润滑作用，因此对于稳定地方秩序，发展地方经济，促进人与人的和谐方面都具有积极而现实的意义。

作者：李世军单位：榆林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