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主观幸福感 影响因素 策略
【中图分类号】B84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12）12-0051-02
大学生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未来社会的领军人，在社会的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然而大学生的特点决定了其各方面的能力有待进一步发展，其中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建立也有待进一步完善。因此，了解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现状，研究其影响因素，提出提高主观幸福感的策略，不仅丰富和深化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而且有助于改善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塑造良好的心理素质、促进身心的健康成长。
一、主观幸福感的含义
主观幸福感指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是衡量个体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关于其结构有三个维度：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对生活总体质量的认知评价，主体对自己的生活是否感到幸福；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是指个体生活中的情感体验。目前，有一种新的观点，把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两个维度合并成一个维度——情感平衡度。
主观幸福感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①主观性：评价标准主要是主体本人设定的，而不受他人或外界的标准影响；②整体性：主观幸福感既包括认知评价也包括情感体验，是一种综合性的心理指标；③稳定性：对主观幸福感的测量虽然会受到当时外界刺激的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二、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现状
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大学生多数又都是独生子女，家长尽量满足子女各方面的需求，在理论上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应该很高，然而现实研究显示并非如此，有研究显示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1]和略高于中等水平[2]，从整体上看，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并不是很强烈、很明显。[2]还有研究显示大学生总体生活满意度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大部分大学生处于中间状态，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2]和偏低[3]，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存在性别差异，女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男大学生。[4]
总之，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不高，由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引起研究者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
三、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1.主观因素
（1）人格。人格是指一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思想、情感及行为的特有统合模式，具有稳定性、独特性、功能性和统合性。艾森克将人格分为三个维度：外倾性、神经质和精神质。在人格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中显示主观幸福感与外倾性正相关，与神经质负相关。[5～6]其原因：外倾者倾向于经历和体验积极生活事件，神经质者倾向于经历消极生活事件，进而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还有研究表明，自卑型人格较自信型人格幸福感低，外向型大学生比内向型大学生幸福感高，人格稳定的大学生较人格不稳定的大学生幸福感高。[7]
（2）自尊。大学生正处于自我意识逐渐增强的时期，自尊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有研究发现，在高外显自尊个体中，内隐自尊越高，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在低外显自尊个体中，内隐自尊没有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8]一项跨文化研究发现，自尊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系数达到0.476；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总体处于中等水平，其主观幸福感存在性别和地区差异。自尊水平高的大学生，其主观幸福感比较高。[9]自尊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呈正相关；[1]但自尊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呈正相关不具普遍性，在集体价值高于个人价值的社会文化中，高自尊感并不一定意味着高幸福感。[10]
（3）归因倾向。归因是指人们对他人或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分析，人们在对事件进行归因时通常有两种倾向，内部控制倾向和外部控制倾向。内控者倾向于把行为后果看作是由自身各方面素质决定，而外控者则认为是由自身意外的客观因素决定的。不同的归因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有不同的影响，且归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又有一定的作用范围。内控者、介于两者之间者幸福感指数均较高，且无显著差异；外控者幸福感较低，与内控者、介于两者之间者差异达到显著性水平。[1]研究显示，个体越倾向于外控，其主观幸福感水平越低；反之，越倾向于内控的个体，其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11]还有研究显示大多数大学生对于幸福的归因内部因素占主要成分，但是对于不幸福分为内部和外部两种不同的归因倾向，对于幸福具有内控倾向和对不幸福进行外部归因的人的主观幸福感高。
（4）自我效能感。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己是否有能力为完成某一行为所进行的推测与判断。研究显示自我效能感不同，主观幸福感有所不同，自我效能感强的大学生，容易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其主观幸福感也会增加；相反，自我效能感低的大学生，容易产生消极情感，其主观幸福感会降低。[12]
（5）自我价值感。自我价值感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相关，研究显示内部价值（自我目标的实现、学习能力、道德水平等）表现为自我目标的实现，学习能力的提高和道德水平的提高等，都与主观幸福感显著相关。[13]
（6）自我概念。自我概念是一个人对自身存在的体验，包括通过经验、反省和他人的反馈，逐步加深对自身的了解，是对自身各方面的主观评价。由反映评价、社会比较和自我感觉三部分组成。研究显示大学生幸福感指数与自我概念总分显著正相关；[8]心理自我、生理自我对生活满意度指数A和B有显著预测作用；社会自我、自我批评对正性情感有显著的预测效应；心理自我、自我批评对负性情感有显著的预测效应。[14～15]
社会比较与主观幸福感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还需考虑人格与自尊因素。低神经质和低自尊的大学生在经历向下比较后，主观幸福感较高；低自尊的大学生在经历向上比较后，其主观幸福感较低；高神经质者比低神经质者对向上比较的反应更消极，主观幸福感受到的影响更大。[2]
2.客观因素
（1）社会支持。大学生的社会支持主要来自父母、朋友和老师，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显示两者存在显著正相关，具有良好社会支持的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较社会支持不良的大学生高。不同的社会支持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不相同，异性朋友的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最大，其次是老师和父母的支持。[12][16]
（2）社会关系。大学生的社会关系主要包括学习、工作、生活中所发生的人际关系。研究显示大学生的人际关系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人际关系良好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高，[13]而且人际关系困扰对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有较好的预测作用，[17]由大学生所处的特定的生理心理年龄阶段所决定，恋爱关系、两性情感对其主观幸福感影响最为显著。
（3）家庭教养方式。家庭氛围、父母教养方式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也有一定的影响。家庭氛围自由，父母教养方式民主，多理解、关心孩子，没有明显的家庭矛盾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高，反之较低。[12]
（4）经济状况。现有研究中，影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因素还有经济状况。在经济状况和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发现低家庭收入的大学生生活满意度低于平均或高家庭经济收入的大学生，[13]也有研究表明有些低收入家庭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高于总体学生的平均值。[18]所以对于二者的关系存在争议。
四、培养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策略
1.注重大学生自身发展
人格是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是衡量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培养大学生健康的人格有利于自我概念的发展，自我价值和自我效能感的提高，能客观、公正的认识自我，面对和接纳现实，能处理好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种挑战。
自尊与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成正相关，提高自尊感有助于主观幸福感的提升，要求大学生正确认识自己，分析自己的优缺点，乐纳自己；遇到问题进行积极的自我暗示，克服消极自我暗示的影响；正确分析事件的结果，进行客观的归因，将消极的归因转变为积极的归因。将行为的成功归为内部可控因素，将行为的失败归为外部不可控的因素。
2.外部环境的积极影响
积极改善社会关系，首先是舍友和朋友关系，争取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并能正确处理社会支持与付出社会支持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其次父母及时给予支持、理解、帮助，形成民主的家庭氛围，同时，让大学生对家庭的经济状况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培养其正确的金钱观；培养大学生应对重大事件的能力，着重培养他们的承受力，外界无法改变，但可以通过自己来应对、调节，以体验更多的幸福。
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满足大学生的多种心理需求。开展更多校园文化生活，为大学生提供求职、认识社会、服务社会的机会，使大学生的生活过得充实、丰富和有意义，同时创造更多的社会实践机会，能够使大学生在实践中增长见识、培养合作精神，树立积极向上的心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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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幸福感范文第2篇
关键词：幸福；幸福城市；建设
当前，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到达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国家的经济总量巨大，综合国力较强；另一方面，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全面深化改革，“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1]这就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目标和根本追求在于增进人民福祉。事实上，近年来，相当多的地区都提出了幸福城市建设的目标。那么，何为幸福城市？如何才能达至幸福城市呢？
1个体幸福与幸福城市
对于幸福的理解，往往因人而异。康德曾经犀利地指出：“不幸的是：幸福的概念是如此模糊，以至人人都在想得到它,但是,却谁也不能对自己所决意追求或选择的东西说得清楚明白、条理一贯。”[2]有的人认为幸福是知足常乐，有的人认为幸福是家庭和美，而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就是灵魂的一种合于德性的现实活动”，他指出，“不能说小孩是幸福的”，原因是，“由于年龄的关系，他们没有这样合于德性的行为。”[3]显而易见，亚里士多德在此所谓的幸福与我们平常语境中所说的幸福内涵相去甚远。总之，幸福是一个比较主观的评价。每个人所追求、评价的幸福往往大相径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于幸福，我们无法言说。对于什么是幸福，我们的看法多种多样。但是，对于幸福的反面，我们很容易达成共识。比如，疾病不是幸福，恐惧不是幸福，食不果腹不是幸福等等。就此言之，建设幸福区域和幸福城市的意义正在于：为人民的幸福创造恰当的条件和保障。当然，最终幸福与否，还需要人民中的每一位个体去努力、去创造。由此，幸福城市的内涵在于：以服务于人民幸福作为执政的目标和根本价值。以幸福区域和幸福城市建设作为执政理念，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价值追求。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人民幸福的诉求贯穿始终。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不断深化，改革发展不断推进，最终需落实到不断提升人民的幸福感。发展是硬道理，但是发展本身也是为了人民福祉。我们应该提倡有利于人民幸福的发展，强调经济社会民生同步发展。幸福城市的实质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就是要克服发展中见物不见人的错误倾向，就是要坚持人民的根本利益高于一切。
2幸福城市不是GDP至上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追求GDP增长成为中国各级政府的中心任务[4]，GDP数字成为官员政绩的主要指标。但是，GDP的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人民幸福感的提升，其主要表现如下：1.GDP统计的是国民生产总值，它并不区分各种生产活动背后对人们的正负影响，例如，那些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GDP增长对人们的身体健康体现为负价值，它们事实上降低了人民的福祉。至于那些生产有毒食物和伪劣药品的GDP增长则更是危及到了人们的生存。据有的学者统计，近十年来，在药品与食品方面共发生了几十起全国性的重大事件，其中包含我们都十分关注的三聚氰胺事件、苏丹红事件、瘦肉精事件、地沟油事件、塑化剂事件等等。更为严重的是，该学者强调“，以上所列举的事件还只是产生全国性影响的，还有很多饮食、医药、日用品问题在部分地区产生重大影响，无法一一列举。”[5]种种事件，让人触目惊心，长此以往，难怪有人感叹：现在，我们还能吃什么？市场经济时代，饮食安全如果无法保证，何论幸福？2.GDP统计“仅对那些可量化的物质因素进行统计，尽管物质福利构成人们福利的基本方面，但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福利是难以量化的”[6]；不仅如此，即使是可量化的福利而言，GDP衡量的也不是效用总量，而是金钱总量。企业往往选择生产金钱利润最多的产品，而不是对人们幸福效用最大的产品。3.GDP是基于个别价值的加总，尽管个别价值体现了产品或服务对个体的有用性，但对个体有用的东西并不就是对社会有用的[6]。例如，烟草对于烟民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对于众多被动吸烟者而言，它带来的不仅有体验上的难受，更会伤害他们的健康。4.尤其是，GDP至上推崇激烈的市场竞争。事实上，过度竞争会导致人们压力和焦虑增加，家庭和人际关系紧张、淡漠。这样，经济虽然增长了，人们的幸福感却下降了。虽然，现代社会往往把GDP和人均GDP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来评价一个国家的发展状况，但事实上，GDP这一指标是有限的，片面的。我们绝对不能把GDP数字等同于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福利现状。例如，有幸福感统计发现：在美国各州中，“最富裕的纽约州是最不幸福的，而紧接着的富裕州康涅狄格州和新泽西州则是倒数第二、第三（排名50、49）。”恰恰相反，在幸福指数中排名前l0位的州当中有一些却是全美国最贫穷的。[7]由此可见，GDP数字与人们感受到的幸福感很可能是不一样的。建设幸福城市，要求我们正确、全面地对待经济增长的意义。无独有偶，当今世界众多国家都已经开始思考对GDP标准进行补充。早在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的丹尼尔•卡尼曼教授倡导编制“国民幸福指数”，他认为，与GDP数字一样，这个指数也可以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水平的标准。2011年4月，按照英国首相卡梅伦的要求，英国统计局推出了一个新的“国民幸福指数”，以此来衡量国民的生活质量，作为国家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2013年9月9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了《2013全球幸福指数报告》，报告对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幸福感进行了全面评价。上述种种表明，在GDP数字之外，国民幸福指数和幸福体验已成为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
3建设幸福城市需高度重视公平正义的原则
公平正义是社会幸福的价值基石。首先，公平正义的原则保障了个体的基本尊严。尊严是人类文明的确证。人格尊严是个人幸福的前提和起点。没有尊严，就没有幸福。马格利特在《正派社会》中指出，“荣誉和羞辱在人类生活中占据核心位置，荣誉的核心概念是自尊，不过他认为荣誉和自尊的获得还不是最为紧迫的问题，这个时代最为紧迫的问题是建立一个在制度上不羞辱任何人的正派社会。”因为“，羞辱是一种让人痛苦的恶，而尊敬则是一种善。因此消除羞辱应该优先于给予尊敬。”[8]公平正义的首要目标正好在于维护公民的人格尊严。其次，分配领域的公平正义事实对人们的幸福感有着重要影响。如果，社会财富高度集中于少数人，而广大的民众虽然总体上有一定的改善，但是悬殊较大。那么，与少数暴富的人相比，他们仍然会有“相当大的受挫感和剥夺感，其内心的不平会通过各种方式表现出来，从而积聚更多的不满，最终挫伤进一步劳动和创新的积极性。尤其是当一部分人通过自己所拥有的公权力即通过寻租的方式获得大量的财富时，所引起的社会不公的感觉就特别巨大”。[9]可见，通过落实分配领域的公平正义已成为保障大众幸福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一项重要任务。再次，司法公正是社会幸福的重要屏障。如果一个社会司法严重不公正，这个社会必然是是非颠倒、善恶不分。如果一个社会如同窦娥所控诉的一样，“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那么，这一社会中大多数的人们是绝无幸福可言的。培根曾经犀利地指出：“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所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为此，应该“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具体言之，建设幸福城市，就要求政府在处理社会冲突和纠纷时，秉承公平正义之理念，依法行为，积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幸福城市打造一个良好的、正义的政务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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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幸福感范文第3篇
[关键词]消费主义 主观幸福感 自我实现
消费主义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美国开始出现并逐渐盛行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工业革命以来,物质产品实现了极大的富足,人们在扩大的市场面前实现了消费者意义上的平等。尤其是二战以后,随着美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整个社会被铺天盖地的关于广告和物质的话题所笼罩,人们消费的欲望也随之膨胀,以致于获取财物和消费成了美国文化普遍接受的标志着成功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手段。全球化的趋势使得对于消费主义的认可和接受蔓延到了世界各个国家,不仅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幸免。
一、消费主义的界定及其特征
所谓消费主义,主要是指以美国为代表,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也在不发达国家发现的一种文化态度、价值观念或生活方式。在这里,消费的目的并不仅仅是满足实际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不断被大众传媒刺激出的消费欲求。商品的使用价值让位于其符号象征意义,价格昂贵的商品成为了人的地位、品味等的同义词,人们进而认为消费等同于高质量的生活,等同于幸福。
刘晓君对于消费主义的特征总结的比较全面,他认为:
(1)西方消费主义文化是建立在机器大工业基础上,以大规模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特点的一种工业文化,它以鲜明的重视物质消费的物质主义为特征,并通过物质的占有来达到心理的满足。
(2)消费主义的大规模消费需求是被制造出来的,并于无形中将所有人都卷入其中,使人们永无止境的追求高消费。
(3)消费主义是对商品象征意义的消费,并将其看作是自我表达和社会认同的主要形式,看作是较高生活质量的标志和幸福生活的象征。
(4)向社会各个领域渗透的消费主义日益在全球获得其正当性和合法性,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统治方式,体现着一种新型的社会生活组织。
在这种消费方式中,人们失去了作为消费者的自由性。在大众传播媒介的鼓吹下,人们看似自主的选择已经被预先设定了方向。这种被制造出来的消费需要,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最流行的需要”,它们是“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爱或恨别人所爱或恨得东西”,也就是“虚假的需要”。他认为,“这种需要使辛劳、攻击、不幸和不公正长期存在下去”。那么,奢侈的消费究竟等不等于幸福生活呢,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二、消费主义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国参加了一次国际调查。数据表明,当时我国国民的幸福指数为64%。到1991年,这一数据上升为73%,这主要得益于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多项经济改善措施的实施。而到了1996年,这一数据却下跌为68%。按照消费主义的观点,物质财富增长和消费水平提高,相应的人们对于生活的满意感以及幸福感也应该有所增加。但是大量事实表明经济增长和消费主义与主观幸福感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
在工业化程度相当高的国家,随着物质财富急剧增长,跨时间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也没有表现出实质性的变化。Diener和Biswas-Diener总结财富和幸福的研究时认为:(1)富裕国家的人们比贫困国家的人们更幸福;(2)最近的10年里,发达国家的财富增加并未导致幸福感动的增加;(3)同一个国家内,财富差异与幸福仅有微弱的正相关;(4)个人财富的增加不一定导致幸福感的增加;5.迷恋金钱的人并不比那些对财富淡漠的人感到更幸福。
这表明,物质财富在一定范围内增加时,由于丰富的消费品极大的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人们的幸福感会相应提升。但是超出某一临界值之后,纵情消费已经无助于人们内在的幸福感受,甚至会带来不良后果。
1.就整个人类群体的角度而言
消费主义有两大表现,分别是浪费性消费和炫耀性消费。用美国销售分析家维克特•勒博的话来说就是:“使消费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要求我们把购买和使用货物变成宗教仪式,要求我们从中寻找我们的精神满足和自我满足……我们需要消费东西,用前所未有的速度去烧掉、穿坏、更换或扔掉”。这便是消费主义所倡导的过度消费、一次性消费等的生动描摹。
这种消费方式带来的后果不言而喻。生产商为了最大程度的实现自己的利益,加快了商品更新换代的速度,“新包装”、“新配方”层出不穷的吸引消费者的眼光,从而使得消费者大量抛弃仍具有使用价值却已经“过时”的商品,造成了自然资源的极大浪费。此外,庞大数量的生产和生活垃圾远远超过生态环境的修复和自净能力,必然导致生态的危机。
不论是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方式,还是注重享受的生活方式,都是十分短视的。自然资源的总量是一定的,其再生能力也有限,经不起人们经年累月的浪费和破坏。人类在肆意消费中体验到的短暂的,是以牺牲后代更为长远的幸福为代价,这代价不可谓不大。
2.就个体的角度而言
消费主义是一种物质主义的生活方式。信仰这种生活方式的人沉迷于财富的累积和感官的满足。他们认为消费品一定意义上象征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品牌越大、档次越高自我价值感和幸福感也就越大。然而,Richins和Dawson在关于物质主义者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重视财物获取与消费的物质主义者比非物质主义者对生活更不满意。马斯洛在其需要层次论中指出,人的最高层次的需求是自我实现。只有当人们能够最大程度发挥自己的潜能,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才能体验到真正的幸福。发自外在强迫性的而不是内在的需求和目标,只会阻碍人们求知与求美。艾伦•杜宁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认为经济活动只是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活动,它不应被当做具有最高意义的活动,人类的追求应“从物质的一端转向非物质的一端”。
牛津大学的心理学家迈克尔•阿吉尔认为,真正的幸福是被掩盖了的社会关系、工作和闲暇。社会关系主要是指家庭以及团体中个体与他人的关系,然而在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人们减少了与家人相处的时间,对社会问题保持更为冷漠的态度,人们彼此的依恋水平有所下降。在一些探索物质主义与幸福感之间潜在中介变量的研究中,Christopher等人发现控制社会支持会导致物质主义与积极情感的相关水平降低,这说明缺少社会支持可能是物质主义与低幸福感相联系的原因。工作的全部以及唯一目的成了物质利益这一外在动因,个体很少从工作中感受到自我效能感的提高所带来的愉悦。人们由于受到消费主义的极大驱动,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到了财物的获取之中,面对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可供身体与精神放松与休闲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弗洛姆指出,消费的意义在于给人一种更幸福、更满足的生活。消费是通向目的即幸福的手段,遗憾的是,人们沉溺在消费主义所带来的虚幻的感官愉悦之中,将消费与幸福错误的划上了等号,以为物质性的东西能代替心理上的需要,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现代人精神上的荒芜,人的本质渐渐流失在对物的追逐中。如何才能摆脱消费主义的泥淖,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幸福呢?对于个人来说,Boven提出了一种更为健康的分配金钱的策略,即将可随意支配的部分更多运用到生活经历上面,比如旅游等,而不是用于购买物质性商品。他认为这是由于生活经历不像物质财富那样容易受到负面的社会比较。而与他人比较正是产生不幸福的原因之一。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越来越多的学者倡导我们采取文化消费的方式。所谓文化消费是指人们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选择文化产品和服务来满足精神需要的消费活动。这种非物质追求的消费活动,在人们已经基本不需再为吃穿发愁的当今社会,能够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金钱的确是高质量生活的必要条件,消费也的确能在带给我们物的享受的同时带来精神的愉悦,但是如果把生活的全部意义都附加在这些冰冷的外物之上,随着它们的消耗人生的价值也会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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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幸福感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主观幸福感 有序Probit模型 北京市居民
一、研究背景
2013年，国家主席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2011年，北京市平谷区提出“十二五”期间建设“幸福平谷”的目标。可见居民的幸福感已经受到政府关注。哪些因素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存在关系呢？本文以北京市为例，以人口统计学因素为切入点，建立有序Probit模型探索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为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提供建议。
二、文献回顾
Diener对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的研究综合了生活质量和心理情感两方面。他认为主观幸福感是个体依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价，基本特点是主观性、稳定性、整体性（Diener，1984）。我国学者邢占军提出体验论主观幸福感，认为主观幸福感应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入手。通过知足充裕体验、家庭氛围体验等十个维度测量我国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邢占军，2003）。
有的研究发现中国人的主观幸福感并没有随着30余年国内生产总值高速增长而提升。中国与中、东欧转型国家基本一致，主观幸福感呈现U型走势（理查德・伊斯特林， 丁云， 么莹莹，2013）。有的学者对此提出反对意见，他们发现中国人的主观幸福感在经济增长时期明显提高（刘军强， 熊谋林， 苏阳，2012）。
关于人口特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现有文献主要从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进行研究。刘军强等人利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的数据发现18-30岁、70岁以上两个年龄群体的人更感到幸福，中间年龄的人较不幸福，即不同年龄影响下中国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呈U型（刘军强，2012）。学者们的研究普遍发现女性的主观幸福感高于男性（黄志良，2003； 刘军强， 熊谋林， 苏阳，2012）。但也有研究对这一结果提出了质疑。我国学者的研究发现婚姻是预测幸福感的因素之一（刘军强，2012；赵谦，2013）。研究表明高学历者的主观幸福感更低（蔡琼华， 肖央，2007；陈卉， 邢赛春，2009）。金江和张奎的调查发现受教育程度与主观幸福观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影响（金江等，2011）。
文献综述后，笔者发现性别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年龄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并不是线性关系；婚姻状况在不同维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不同的；受教育程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不稳定。影响北京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成为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
三、描述统计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4年2月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对北京市绿色行政管理体系建设的调查。调查过程中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共发放问卷800份，其中有效研究样本为580份。
样本居民性别分布基本合理，年龄以青年为主，大部分为已婚人士，教育程度集中在本科和大专以下学历，以北京本地户城镇籍居民为主。
四、实证分析
抽样调查所得主观幸福感的结果是北京市居民对“如果把一切因素考虑在内，你会为自己的幸福程度打几分”题目进行的选择，选项从1-10分别表示及不幸福――十分幸福。因变量为主观幸福感（SWB），自变量为人口统计学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户籍性质。由于选项间存在从低到高的特征，因此选择有序Pr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设回归方程为：
表2的回归结果显示，性别与主观幸福感在90%的显著水平下显著，回归系数为负，说明主观幸福感与其负相关，男性的幸福程度更低。从人口统计学因素的其他变量来看，婚姻状况、教育程度、户籍性质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不显著，说明这些变量并不是影响北京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因素。
表3的结果显示，与女性相比，男性居民并没有感到“十分幸福”，其选择比例分别下降了2.45%、2.59%、2.08%。这可能是因为男性工作事业中需要承受的压力挑战导致其主观幸福感低于女性。学者的研究指出：伴随着美国职场中女性比例上升，女性幸福感正逐渐下降，间接验证了男性因为职场中的压力较大导致主观幸福感低于女性。男性在家庭及社会中承担的责任与女性相比更多，也是引起男性幸福感低于女性的原因之一（王伟，2013）。本研究所得结论与其他研究基本一致。
五、研究结果及建议
本文以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基于人口统计学视角分析了北京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通过构建有序Probit模型并进行回归分析，笔者发现性别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女性幸福感水平高于男性。但是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户籍性质对主观幸福感并没有显著影响。想要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可以从更加关心职场中男性员工的压力状况、工作情绪入手。通过建立减压中心，开设焦虑咨询热线，使男性员工能够享受专业的心理疏导。同时丰富企业内部的文体活动，根据员工兴趣成立俱乐部，有效排解工作压力，提升主观幸福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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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幸福感范文第5篇
关键词：幸福感；主观工作幸福感；工作幸福感；主观幸福感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主观工作幸福感研究综述
收录日期：2015年10月22日
一、前言
霍尔巴赫说过，幸福是一种存在方式，一种我们希望它延续不断、或我们愿意在它之中长久生存下去的存在方式。我国心理学家黄希庭和苏彦捷（2010）也提出追求幸福是人类永恒不变的动机。由此可见，幸福是我们人类千百年来一直孜孜以求的。
幸福感的研究目前在心理学界异军突起，主要得益于Seligman和Csikzentmihalyi开拓的积极心理学新领域。然而现代意义上的幸福感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以Wanner Wilson于1967年撰写的《自称幸福感的相关因素》为标志。对于幸福感的界定主要有快乐论和实现论两种视角，即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SWB）与心理幸福感（Psychology well-being，简称PWB）两种不同研究取向。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幸福感所指的是主观幸福感（SWB），Diener等人（2003）对主观幸福感的定义如下：主观幸福感（SWB）是一种人们对其生活进行评价的科学分析，这种评价分析既是当前的又是长期的（比如对过去几年的）。这些评价包括人们对事件的情绪反映、人们的心情以及对他们所形成的满意度、成就感模式和在婚姻和工作等领域中的满意程度。
自幸福感研究的出现至今已过去半个世纪，除理论的提出外，西方学者在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上也取得了不少成果，然而这些研究的对象大多聚焦在青少年、大学生、城市居民与老年人身上（Phillips、Cheng、Yeh&Siu，2009），却很少关注员工及工作方面的幸福感（Seligman&Csikszentmihalyi，2000）。随着“以人为本”的现展理念的深入渗透，现代企业意识到只有提高员工工作满意度与幸福感，尊重员工、关怀员工，才能真正意义上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为企业创造最大价值。与此同时，积极组织行为学与积极心理学的研究也迅速发展，学界对员工心理幸福感的实证研究也逐渐增多。
研究表明，高的主观幸福感产生高的工作满意度，而具有更多积极情感的员工往往能够获得同事更好的评价，管理人员对于快乐员工的生产能力、工作质量、可靠性和创新力也会给予更多的正性评价（Staw，1994）。相比工作满意度，主观幸福感更能准确有力地预测员工绩效，实证研究也表明管理者对员工的绩效评估与员工的主观幸福感显著相关，而与员工的工作满意度无关（Wright、Cropanzano，2000）；Cropanzano、Wright和Staw通过纵向研究说明了工作幸福感不但与工作绩效显著相关，而且对其具有影响作用。除此之外，主观幸福感还可对离职倾向做出一定程度的预测。
二、国内外主观工作幸福感研究概况
（一）主观工作幸福感的界定。幸福感这一概念引入与工作相关的研究时，不同理论支持者对工作幸福感概念的界定存在分歧――支持快乐论（hedonic）的研究者认为工作幸福感是员工对工作的认知评价和情感体验，其操作化定义包括三个方面：整体工作满意度、情感幸福感和工作层面的满意度、情绪体验；支持实现论（Eudaimoni）的研究者则认为工作幸福感是指员工的心理幸福感，强调个人价值的实现、优秀的品质以及从事有意义的活动。也有学者认为工作中的幸福感就是较高的工作满意度、较多的正性情感和较少的负性情感，主要指员工对于工作的积极情感和认知评价，这与Diener对主观幸福感的定义是一致的。综上所述，工作幸福感即工作中的主观幸福感或主观工作幸福感。
（二）主观工作幸福感的维度。Bradburn在1969年通过研究发现，影响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因素不同，因此他是最早提出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是与主观幸福感有关的独立维度的学者，他还提出了主观幸福感是由这两个维度构成的假设。1976年，Andrew和Withey又提出了主观幸福感的第三个维度，即认知维度，指个体构建一个适合于自己的标准，并将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一个整体来评价自己的满意程度。同年，Campbell等提出了工作幸福感的领域维度，认为人们的幸福感不仅取决于情感，而且取决于按照特定标准对自己所处境遇的判断和相关的高级认知过程。
Diener等人于1985年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Bradburn的观点，即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不是同一连续体的两端，而是彼此独立的两个维度。而Diener（2004）在发表自己的理论研究时总结提出，可将工作幸福感分为对工作进行情感评价的积极情感（positive affect）、消极情感（negative affect），以及对工作进行认知评价的整体满意度（global satisfaction）和不同领域的满意度（domain satisfaction）四个维度。Diener认为工作中出现较多的积极情感和较少的消极情感可以提高员工对工作的情感评价，而对工作的认知评价即我们所熟悉的工作满意度。
（三）主观工作幸福感的测量。工作幸福感注重的是个人内在的主观感受，因此测量这一概念时大多以自陈报告法为主。从纵向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前有关主观幸福感的测量大多采用单项目（single-item）自陈量表的方法，单项目自陈量表通过提一个问题来询问被试对工作的整体主观幸福感。随着测量学以及相关理论的发展，不少研究者尝试构建多项目（multi-item）总体满意感量表。多项目自陈量表主要从情感和认知两个方面进行测量。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多项情感量表有情感平衡量表（affect balance scale，Bradburn，1963）、积极与消极情感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Watson，1988）、工作情绪量表（job emotional scale，Fisher，2000）、工作情感量表（job affect scale，Burke，1988）和工作相关情感幸福量表（job-related affective well-being scale，Van Katwyk，1995）。具有代表性的多项认知量表主要有明尼苏达工作满意度量表（minnesota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MSQ）、工作描述指数（job description index，JDI）和彼得需求满意度问卷（need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NSQ）。由于主观测量中受试者的记忆会对测量产生影响，使结果产生偏差（Kahneman，1999），Stone在同年提出了使用体验抽样法（experienceOsampling method，ESM）来测量主观幸福感的建议，这种方法在工作幸福感的实证研究中也有使用。
自陈报告法在工作幸福感的研究中使用广泛，然而由于获得的是主观性的测量结果，可能会出现偏差，因此需要使用其他客观测量法来进行补充，普遍使用的有如下几种：（1）生理测量法。如通过测量被试的血压、体温、心律、皮肤导电系数来判断他们的情绪；（2）知情者报告法。又称观察者报告法，指邀请知情者或专家提供或测量被试工作中有关快乐的行为信息；（3）任务测量法。
（四）主观工作幸福感影响因素。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总结前人的研究结果，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类。外部因素主要包括经济状况、社会支持、文化、人际关系、婚姻等；内部因素主要包括人格特质、气质类型、遗传、性别、自我效能、应对方式、自尊等。
工作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类似，也分为外部和内部，但切入点较小，主要围绕外部的工作环境和内部的个人特质，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1、个人特征。个人特征主要包括人格特质、气质类型、应对方式和自尊等几个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人格特质。Headey和Wearing在1992年提出观点，认为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基准线分别由外倾性和神经质这两种特质决定，Rusting和Larsen在1997年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这种观点――研究发现具有外倾特质的人在实验中对含积极内容的图片反应更为强烈，而具有神经质特质的人则对含消极内容的图片反应更为强烈。
2、外部激励。这里的外部激励主要指的是工作中的经济回报。虽然财富与主观幸福感是一种动态的相关关系――当人们的收入增加后，只会在一定时间内感到幸福，一旦适应这种收入水平后，人们的预期也会随之上升，便不再觉得幸福，但国内学者（王佳艺、胡安安，2006）研究发现，工作幸福感与绝对收入水平无关，而与相对收入水平相关；并且相对收入水平的比较对象对工作幸福感的作用也不尽相同，结果显示行业平均收入水平比同事平均收入水平对幸福感的影响更为重要。
3、工作特征。不同性质的工作对大脑的唤醒程度不同，而研究表明绝对唤醒水平影响主观幸福感，除此之外，唤醒水平的变化也会产生快乐。
4、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契合度。这一因素包括人――环境（组织）匹配及人――环境（组织）匹配方向，而这也是工作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的新方向。随着互动心理学及个人与组织契合研究（person-organization fit，Yang、Che&Spector，2008）的兴起，学者们发现在研究员工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的同时，强调环境与个体因素的重要性，可以加强对员工幸福感的预测力。
三、主观工作幸福感研究意义及未来展望
自20世纪60年代起，人本主义思潮便席卷全球，“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也渗透进企业的每一个角落，现代企业逐渐意识到只有提高员工工作满意度与幸福感，才能真正意义上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为企业创造最大价值。因此，对工作幸福感的研究不仅能够从实践角度提高员工的主观幸福感，同时能够引起企业管理者对员工工作幸福感的重视，营造快乐的工作氛围，为企业创造更大价值。
然而，通过梳理、总结前人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有关工作幸福感的实证研究主要来自于国外学者，而国内的实证研究比较少，多为理论研究或文献综述，因而我们可以以此为切入点，进行跨文化研究。另外，国内外工作幸福感的研究集中于主观幸福感（SWB），而几乎不涉及心理幸福感（PWB），因此我们未来的研究走向可以整合工作中的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最后，我们可以对不同种类的工作幸福感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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