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电影
喜剧电影范文第1篇
一、喜剧意识的内涵
喜剧电影在美学范畴上是喜剧。“什么是喜剧的要点？它并不是笑，而是那种基本的喜剧意识。” 喜剧艺术的核心和灵魂就是喜剧意识与喜剧精神。在一部喜剧电影被创作出来之前，就应该具备喜剧意识。“喜剧意识是喜剧的审美主体以鲜明的主体意识，反思人类社会及人类自身的丑恶、缺陷和弱点，发现其反常、不协调等可笑之处，从而实现对自我与现实的超越。” 喜剧意识最内在的要求就是具有反思和超越意识。亚拉岱斯·尼克尔在《戏剧理论》中指出：“幽默经常和一种特殊的忧郁相联系，不是沉痛的忧郁，而是对于人类前途进行沉思和探索时所产生的一种忧郁。” 尼克尔所说的“对于人类前途进行的沉思”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人对当代生活和自我本身所进行的一种反思，这种反思必将指向人类生活普遍存在的不足和缺陷，在古希腊喜剧大师阿尔斯托芬的喜剧中就展现出喜剧诗人对现实的反思：雅典公民的愚蠢，演说家和政治家的暴戾以及悲剧诗人所宣扬的政治革新所显露出的极端乖讹荒谬都受到了喜剧诗人彻底的揭露。二十世纪以来的荒诞喜剧更是将人类生存所面临的障碍与困境用一种完全出乎自嘲性的方式倾诉出来，当我们细细审本文由收集整理视《等待戈多》中狄狄和戈戈的荒诞言行时，我们会在恍然大悟中明白这不过是自我生存的一个影子而已，这些都体现出喜剧作家对人类生活持续不断的审视和反思，进入二十一世纪，人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处境，局部的战争，资源的匮乏，环境的极端恶化，人口的持续膨胀将人类推向了一个较之任何时代都更为严峻的态势之中，玛雅文明的预言中2012将是世界末日，好莱坞首席灾难片大导演罗兰德·艾默里奇将人类生存的危机感形象地展现在电影的屏幕上，于是2009年便盛行了《2012》的传说。我们终将认识到落在人类头上的最可怕的灾难将如何地证明人生归根结蒂的荒谬和离奇。
二、喜剧之外的喜剧电影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的喜剧电影在创作数量和态势上较二十世纪远为强势，然而其整体质量和艺术水平却令人不敢苟同，这让十年来的大陆喜剧电影在当今世界电影里显得极其尴尬和平庸。
从喜剧电影的接受来看，新世纪中国电影观众一方面似乎集体患了“喜剧饥渴症”，对喜剧无限期待，当喜剧电影使得众人失望之后，他们甚至不惜在任何一部电影里寻找喜剧的元素，所以即使如《赤壁》、《建国大业》这样的历史大片出现在观众面前时，观众也会不遗余力地寻找着其中的喜剧性台词和场景，从而使自己开怀一笑，全然不在乎影片本身究竟是在传达一种什么内容和思想，这可怜的笑声背后是观众对类型电影意义上的喜剧电影的背弃和嘲弄。这就引出了中国观众另一方面的问题，即观众的困惑和无奈。本想寻求欢乐开怀的笑，但大陆的喜剧电影却极少能够满足观众的需求，大陆喜剧电影在喜剧性、故事情节、拍摄手法上的无力和无聊，已经使得中国的观众对其产生了反感和厌倦，大量的喜剧电影的生产没有给观众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心灵满足，而这无法释放的笑声，在这渴望喜剧的时代终究是要爆发的，所以观众转而向其他喜剧形式寻求笑声。新世纪以来江湖笑声风起云涌，小品明星赵本山携春晚以笑全国、相声怪才郭德纲笑传京畿、海派清口周立波红遍上海，更有东北小沈阳异军突起，一夜成名。种种形式的喜剧曲艺使中国观众笑得前仰后合、乐不可支，而中国大陆喜剧电影面对支离破碎的喜剧市场无力称霸，更有欧美、日韩、港台喜剧蜂拥而至，大陆喜剧汲汲乎危也！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中国电影人的努力显得异常的无力，喜剧电影从来就是低成本的电影，但不是低成本就能拍出好的喜剧电影。低成本电影并不是粗糙的电影，宁浩《疯狂的石头》投资300万，成本虽小但却处处用心，着意创新，最终获得了观众的赞赏和市场的巨大回报，跟风者不乏其人，以《十全九美》为代表，该片刷新了《疯狂的石头》的票房记录，但却无论如何不能获得如后者的赞誉，该片的成功更多的是得力于尚不完备的中国电影产业，而不是它的制作水平。一部电影的票房不能完全代表一部电影的水平，这其中需要考虑的因素还有很多，如发行档期、前期宣传等等都应该考虑在内，所以说如张艺谋的《三枪拍案惊奇》虽水平极差，但票房不蜚也是可以理解的了。其他的如《大电影》、《大胃王》、《高兴》、《倔强萝卜》、《气喘吁吁》等低成本的所谓喜剧电影真是让中国观众倒足了胃口，导演没有为自己和团队赢得名声，而是让观众牢牢地记住了他们的名字，以便在电影海报再看到他们的名字就直接“枪毙”了。这是大陆喜剧电影人多么悲哀的遭遇啊！
造成当下大陆喜剧电影如此凄凉的结局，问题主要是在电影本身。相比较中外成功的喜剧电影，无论是在喜剧性策略还是影像风格上，目前的大陆喜剧都存在十分严重的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电影人对喜剧电影规律的把握尚不充分，另一方面主要是电影人对当代电影观众对喜剧电影的接受不甚了然。喜剧虽然是要赢得笑声，但赢得笑声的方式和手段却千差万别，当然倘若不将取笑作为终极目的而作为传达一种理念和思想的手段，并如同撒盐入水不见痕迹，使其品之有味，那更是功德圆满了。
新世纪中国大陆喜剧电影攀附潮流，追逐时尚，刻意迎合观众低级无聊的趣味，使它从开始之初就不是一个创作者，顶多算是一个受塑者，它们力求尽人而悦之，结果适得其反，不仅没有复苏一种精神，同时也丧失了它的主体创造性。今日中国大陆喜剧电影，需要的不是模仿、抄袭和恶搞，而是高尚的喜剧精神，如果说旧有的喜剧已经显示出的它的落伍之处，那替代它们的也不应该是低俗恶搞的滑稽闹剧，因为后者本身就背离了喜剧的内涵，它们只能是一种喜剧之外的东西。
十年来的大陆喜剧电影就是这样一个喜剧怪胎，是喜剧之外的喜剧电影，所有喜剧电影几乎无一例外的缺乏创意，不是效仿就是抄袭，甚至连胡编乱造都缺乏想象力，依然停留在已有的旧水平上，即使如《疯狂的石头》等个别成功的影片也只是在中国当前的电影产业中产生了一定的意义而已，在世界喜剧电影史上它的成就微乎其微，在西方人眼里甚至不足为奇，因为早有盖？里奇的电影在前了。世界电影的发展趋势表明，未来的电影市场中喜剧将会占据最为重要的地位，这对中国大陆喜剧电影无疑是一次机遇，一次重整形象的机遇、一次让观众重新认可的机遇，如何在今后创造出更有意义、更有趣味的喜剧电影是中国所有电影人面对的一次严峻挑战。
三、重新确立喜剧意识
电影对人类生存处境的反思已不是一朝一夕的了，喜剧电影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当机器化大生产将人类的生活变成机器的奴隶，伟大的喜剧大师查理·卓别林就用他那一贯的风格和迷人的电影造型能力将其成功地展示出来，《摩登时代》这一电影有声时代最伟大的无声电影由此而诞生，历经数十年的时代变化，今天看来依然是光彩夺目，启人深思。喜剧中的反思从来不逊于任何一种艺术，甚至是一如黑格尔所宣扬的“到了喜剧的发展成熟阶段，我们现在也就达到了美学这门科学研究的终点”，因为“这是心灵和内心生活的艺术，其中主体性本身已经达到了自由和绝对，自己以精神的方式进行活动，满足于他自己，而不再和客观世界及其个别特殊事物结成一体，在喜剧里它把这种和解的消极方式（主体与客观世界的分裂）带到自己的意识里来。” 喜剧意识就是在人类自身和人类生存的世界中不断反思而产生的。
在反思的过程中，喜剧借助自身的超越意识从而达到主体与客观世界的和解。喜剧中的超越意识就是“主体高于或超脱于自我与现实，就是对现实及自身的弱点与弊病的否定，也是对人的自我力量、价值尺度及理想境界的肯定。所以，喜剧意识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对现实的超越意识，是人类认识自我、否定自我，执著于理想的精神，体现了人类精神发展的自由境界。” 喜剧的这种超越意识是一种人类智慧化的结果，标志着人的理性的成熟和完善。林语堂在谈到幽默时就曾说过：“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国的文化，到了相当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学出现。人之智慧已启，对付各种问题之外，尚有余力，从容出之，遂有幽默——或者一旦聪明起来，对人之智慧本身发生疑惑，处处发见人类的愚笨、矛盾、偏执、自大，幽默也就跟着出现。” 黑格尔在论述戏剧体诗的一般原则时更加明确地提到：“戏剧是一个已经开化的民族生活的产品”，“戏剧之所以要把史诗和抒情诗结合成一体，正是因为它不满足于史诗和抒情诗分裂成两个领域。要达到这两种诗的结合，人的目的，矛盾和命运就必须已经达到自由的自觉性而且受过某种方式的教养，而这只有在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的中期和晚期才有可能。” 纵观欧洲戏剧史，我们又清晰地发现喜剧的成熟较悲剧又更晚，正如马克思曾引黑格尔所言：“喜剧高于悲剧，理性的幽默高于理性的激情”。 喜剧意识中的这种超越正是基于人类不断发展的理性产物。
喜剧电影范文第2篇
关键词:荒诞现实化 现实荒诞化 中国当代喜剧电影 两种创作
当下中国喜剧电影创作呈现出较繁荣的景象,其风格样式多样,创作思路各具特色。总体上,如今中国喜剧电影的创作出现了两种思路:其一为荒诞的现实化,此类影片可称为荒诞喜剧电影,是以荒诞架空的故事为基础力图表现其现实主义的价值,代表电影如《让子弹飞》、《大笑江湖》、《武林外传》等;其二为现实的荒诞化,此类影片可称为现实荒诞电影,是以现实主义为基调转而寻求其故事内容的荒诞性,代表电影如《非诚勿扰2》,荒诞的现实化与现实的荒诞化——中国当代喜剧电影两种创作思路初探文 王璐杨璐/Text/Wang Lu Yang Lu提要:当下中国喜剧电影创作呈现出较繁荣的景象,其风格样式多样,创作思路各具特色。总体上,当代中国喜剧电影的创作出现了两种思路:其一为荒诞的现实化,其二为现实的荒诞化。荒诞喜剧是喜剧的一种重要类型,它与具有强烈现实性色彩的正剧和悲剧的创作思路完全不同。荒诞是指虚妄而不可信,可视作“主观的”和“假的”;而现实是指客观的自然的实在,可视作“客观的”和“真的”。
二者在概念上形成对立关系。而在将其运用于电影创作中时,两种概念却常常能够形成对立与统一的关系。在荒诞中追求现实性,在现实中寻找荒诞感,这两种创作思路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影响并最终趋于统一。在它们的影响下,当代中国喜剧电影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
关键词:喜剧荒诞现实电影戏剧
《疯狂的赛车》,《人在囧途》等。
荒诞喜剧是喜剧的一种重要分支,它与具有强烈现实性色彩的正剧和悲剧的创作思路完全不同。虽然荒诞要素在喜剧中的出现古已有之,但作为一种喜剧类型——荒诞喜剧却是到现代才确立的。其荒诞因素因在20世纪的时代环境、社会环境里与讽刺、幽默等其他因素重新组合而成为喜剧的主导因素,由此形成这种新的喜剧类型。(1)荒诞是指虚妄而不可信,可视作“主观的”和“假的”;而现实是指客观的自然的实在,可视作“客观的”和“真的”。二者从概念上形成对立关系。而在将其运用于电影创作中时,两种概念却常常能够形成对立与统一的关系。
在荒诞中追求现实性,在现实中寻找荒诞感,这两种创作思路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影响并最终趋于统一。在它们的影响下,当代中国喜剧电影呈现出多元化格局。
旨在对现实层面进行思考。其荒诞要素的创作根源是作者对现实深深的无奈。所以“荒诞”在这里仅仅是表象、仅仅是手法,这也是为什么荒诞喜剧电影的故事内容都严格遵照现实生活的逻辑创作,而非传奇性的、不具备生活逻辑的题材或事件。所以,荒诞喜剧电影虽然时空环境荒诞离奇,但现实化的故事情节上使观众从电影中寻找到与现实世界相通的联系,从而使多数人在观影时能够产生强烈共鸣。
3.人物性格发展的理想化与积极的主题。喜剧电影中的人物形象往往被塑造为荒唐的、可笑的。同样,荒诞喜剧电影的主要人物通常塑造成有明显缺陷的“小人物”。如《让子弹飞》中一开始浑身匪气,非法劫财的张麻子及其手下,以及《武林外传》中市侩的老板娘佟湘玉与伙计们。而在电影的结尾部分,通常会设计小人物通过努力,战胜自身的性格缺陷,战胜邪恶势力成长为大英雄,从而完成人物性格的逻辑发展。如《让子弹飞》中土匪头子张麻子最后的重义豁达,《武林外传》中客栈一众人的无私团结……对于荒诞喜剧电影而言,虽然现实是严酷而不幸的,但希望是永恒的,所以,电影中人物的性格发展最终都会趋于理想化,成为“真、善、美”的道德体现,成就理想主义的终极人文关怀。可以说,荒诞喜剧电影从不是为了毁灭而来,其愤世精神的真义恰是希望。
荒诞喜剧电影的精神核心源于理想与现实的激烈矛盾,在此类电影中,故事情节虽荒诞不经,时空环境虽为假定,但却常常运用了现实化的表现手法来营造喜剧效果。矛盾指客观事物和人类思维内部各个对立面之间互相依赖又互相排斥的关系。而荒诞从本质上说是客观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矛盾的一种突出的、独特的表现形态。荒诞喜剧电影中的这些矛盾存在于角色利益、观念以及意识中,作品意念中的虚构事物与现实世界的真实事物进行对比而产生了强烈的喜剧效果,其中人物与环境的矛盾,思想与行为的矛盾,道德与利益的矛盾等等,正如太极的阴阳,互相影响,互相构成,形成对立与统一的辩证关系。而当电影中的事物在荒诞与现实中进行对比的过程中,观众获得了观影的愉悦感和满足感,作品由此表现出强烈的戏剧张力。
二、现实喜剧电影:现实的荒诞化现实喜剧电影的特点是现实的荒诞化,即以现实生活为基调,转而寻求其故事内容的荒诞性。通常情况下,在此类电影中,创作者构建的时空背景环境往往是现实生活化的,但是电影中的故事逻辑主线却又带有强烈的荒诞色彩,可谓“真戏假做”。以电影《非诚勿扰2》为例。电影讲述了现代都市中大龄青年的婚姻困局,但在故事情节内容上又极具荒诞感。片中李香山与芒果举行盛大的“离婚仪式”,其效果赶超结婚仪式。李香山病危后举行的“人生告别会”等等。种种荒诞的故事情节为这部现实主义的爱情喜剧电影带来了强烈的戏剧性,增加了喜剧的效果。纵观现实主义喜剧电影的荒诞化美学,一、荒诞喜剧电影:荒诞的现实化荒诞喜剧电影的特点是荒诞的现实化,即是以荒诞架空的故事为基础并力图表现其现实主义的价值。通常情况下在此类电影中,创作者构建了一个具有荒诞感的时空背景环境作为故事发展的舞台,同时运用大量具有荒诞感的喜剧元素进行电影创作,而电影中的故事逻辑主线却要求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可谓“假戏真做”。以电影《让子弹飞》为例。该片将故事舞台放在了“鹅城”这个虚构的环境中,影片中的人物说着四川话却居住于广东地区的碉楼里,假冒的县长与假扮的师爷再加上带着替身的恶霸,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故事本身就具有非现实非理性的荒诞性。
喜剧电影范文第3篇
一、 内容：喜剧中的悲剧内涵
在星爷的话中，“成功”与“失败”本就是一对反义词，而“喜剧”的反义词，便是悲剧。在周星驰让人捧腹大笑的喜剧电影中，其实有着深刻的悲剧内涵。以《喜剧之王》为例，这部电影设定的基调本就是悲剧性的――小人物的命运。尹天仇热爱演员这个职业，不但以此为生，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办班试图教学，可见他是真正热爱演戏。而他在片场却屡屡受挫，拿不到盒饭、当替身险些被火烧伤、接不到角色……这一系列的故事发展无疑是悲剧性的。鲁迅在论及悲剧社会性冲突时曾指出：“不过在戏台上罢了，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但悲壮滑稽，却都是十景病的仇敌，因为都有破坏性，虽然所破坏的方面各不同。中国如十景病尚存，则不但卢梭他们似的疯子决不产生，并且也决不产生一个悲剧作家或喜剧作家或讽刺诗人。所有的，只是喜剧底人物或非喜剧非悲剧底人物，在互相模造的十景中生存，一面各各带了十景病。”[1]由此可见，悲剧毁灭了价值性，所以人们伤心;喜剧毁灭了无价值性，所以人们开心，这是极简单的理论。而周星驰的电影，恰恰是将悲剧与喜剧融合在一起，在破坏无价值的同时伤损了有价值，便造成了“笑中带泪”的影视效果。在影视作品中，喜剧效果的取得，通常通过人物滑稽的言行举止来实现，怪诞无脑的台词，与人相异的行为或不切实际的想法，而无论哪一种形式，都要通过影视演员的“扮丑”来取得，即将自己扮作小丑，塑造成一个让人发笑的形象。《喜剧之王》中的尹天仇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无论是说话的方式，还是行为举止，都与周围的人不同;在受到别人的攻击与侮辱时，也自嘲式地化解尴尬，仍然在自己的道路上努力前行。他显然知道自己是个无能的小丑，但为了要面子、讲自尊，他又不得不这样做。自尊与自卑这相反的两极是如何统一在一个小人物身上，周星驰拿捏得非常到位，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2]在这里，尹天仇已经不是扮作一个小丑，而是自觉的把自己当做一个小丑来生活，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影片的开始，他面朝大海高喊：“努力，奋斗！”被发盒饭的欺辱后用力地大喊为自己辩解，在帮助警官破案结束后，第一句问的是：“我演得好不好？”这种种行为证明，尹天仇作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在人前可以自卑到尘埃里，可内心又是努力地想要证明自己，拥有一种强烈的自尊。联想到周星驰作为一名演员的艰难道路，这颇具自传性的小人物的悲剧性，无疑更加深刻动人。
《喜剧之王》显然是一部喜剧，因为它的结局是完美的。而纵观星爷的电影，发现他总会给爱情一个完美的结局，给主人公一个妥帖的安置。在影视作品中，流露出他对于未来的美好愿景，而现实生活呢？人们是否往往身处悲剧，无法安排自己的结局。而愿望是情感的寄托，它无疑是美好的。在这一层中，星爷喜剧电影的悲剧意蕴更加耐人深思。
二、 形式：“无厘头”表达草根情怀
“无厘头”是粤方言，本应写作“无来头”，因粤方言“来”字与“厘”字读音相近，故写作“无厘头”。新华词典将此词目释义为：故意将一些毫无联系的事物现象等进行莫名其妙组合串联或歪曲，以达到搞笑或讽刺目的的方式。无厘头的行为会带给人莫名其妙的滑稽之感，无厘头文化是上个世纪90年代香港兴起的一种亚文化，其中以周星驰的影视作品为首要代表。在周星驰的电影作品中，主人公常常做出让人匪夷所思的行为，说出不连贯的话语。而情节的拼接也极为片段化、零散化，人物语言夸张化、行为幻想化，这些都是无厘头的典型标志。而无厘头的人常常被认为是社会边缘化的，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无法被大众所理解。恰恰相反，周星驰电影中的人物多是社会中的主体――底层群众，无论是《功夫》里的阿星，还是《喜剧之王》中的尹天仇，都是一名普普通通的“草根”，没有复杂的生活背景，人生目标往往十分简单。而当这类草根人物做出无厘头的举动时，便构成了周星驰式温情的另类表达。周星驰被称为“后现代解构主义大师”，在表面看来，他的电影中的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他解构的对象，似乎传达了一种虚无主义的价值观。不禁让人怀疑他的无厘头是否等于无意义？而当我们深层探讨电影内涵，却能够通过无厘头的表面看到更深层次的草根情怀，那是一种丰富的人文关怀。
（一）底层诉求
《喜剧之王》中的尹天仇，他的行为是无厘头的，可他的目标是明确的。从影片的开始我们便发现，他有着很清晰的人生追求――成为一名演员，努力，奋斗。这很鲜明地表达底层的草根人民对于人生的规划，对于理想的追求，表达出星爷电影中深刻的人文关怀。当娟姐通知尹天仇，他的角色被替换掉时，他用十分滑稽的方式询问自己演什么角色？有多少句对白，之后反复认真的重复着“啊”“哦”这样的对白，企图将感情融入其中，让自己的表演显得更加精彩。诸如此类的情节不胜枚举，有人说《喜剧之王》是星爷的自传，而尹天仇的执着便是星爷的影视追求。通过这样一个草根人物的无厘头行为，表达出深刻而有意义的底层诉求。
（二）情感表达
亲情、友情、爱情，都在星爷的电影中有完整的表达。柳飘飘和尹天仇也成为了银幕经典情侣，传统的情感在无厘头的表达方式下显得更加动人。尹天仇问：“我养你啊？”柳飘飘问：“你上次说养我是不是真的？”事实上，星爷选择的台词是最没有掩饰最直接的情感抒发，直击人的心灵深处，让人思考人在没有物质条件的满足下，最本真最原始的情感表达。而这种情感表达，无疑体现了星爷对传统价值观的尊重与继承。在无厘头的表达形式下，“传统”更加突出，也更加能够引人深思。借助“叽叽喳喳”的无厘头的表现形式，表达深厚浓重的情感诉求，这是周星驰喜剧电影对于表达方式上的探求，这种方式四两拨千斤，既做到了坚持影片的内涵性，也增强了影片的观看性。放弃苦大仇深的情感表达，而使用衬托的方式，使喜之愈喜，悲之更悲，具有极高的艺术性与审美价值。
三、 题材：辛酸爱情作为推动喜剧发展主线
王玮在《意义与空白》中说：“电影中有了周星驰之后，观众就忘了一切。不论他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也不管搭配者是谁，都是绿叶，只为衬着红花更艳！至于银幕上没有‘出现’的部分――导演、编剧、摄影……无论大小，似乎都不再重要。”[3]可当我们探讨周星驰的喜剧电影时，我们不得不探讨“绿叶”与“红花”的搭配。爱情是艺术永恒的主题，星爷的电影也不可或缺地拥有一段爱情故事，《大话西游》里的至尊宝与白晶晶、紫霞仙子有一段情感纠葛;《功夫》中的阿星与哑女有情人终成眷属;而《喜剧之王》中的尹天仇和柳飘飘，更是一对让人难以忘怀的银幕情侣形象。在周星驰的电影中，有许多幽默的方式带动影片推进，而真正作为电影发展脉络存在的，依然是爱情故事。我们仅仅用尹天仇与柳飘飘的故事便可以架构起《喜剧之王》的整体脉络，从尹天仇想当演员，苦求机会不得，生活落魄，柳飘飘向尹天仇学习演戏，二人渐生情愫起，到柳飘飘放弃工作，尹天仇也在演员事业上有了一点起色止，二人的情感贯穿在整个电影中，作为推动情节发展的主力军。而两个主角的迷茫、犹疑、执着等个人情感表达也在爱情之下彰显出来。纵观这种题材选择，有极大的优势值得讨论。
我们都知道深刻的影片才能抵得过时间的洗礼，留下自己的艺术价值，而“深刻”以何种形式表达出来？才能使人易于接受、喜闻乐见？无疑，爱情是群众喜爱的题材，这个题材可以承担极重的意蕴内涵，换言之，爱情题材富有极大的艺术张力，能够在最“承重”的情况下，用最“轻松”的方式表达出来，让人理解、感悟、接受、思考。在《喜剧之王》中，尹天仇与柳飘飘的情感发展以一种无厘头的笑闹方式开始，二人在互相了解后有了促膝长谈，而正是在这倾诉与倾听中，观众知道了柳飘飘初恋的悲惨故事，也了解了她做的原因。人物背景便轻轻松松的交待清楚了，不突兀不生涩，而是水到渠成，这就是影片中“爱情的力量”。而在二人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后，尹天仇直接问出：“我养你啊？”表明了一个一种让人的心都变得柔软的良好愿景。柳飘飘在出租车中痛哭，也极大地感染了观众的情绪。从这里开始，影片迎来了一次高潮。影视艺术的高潮必须要通过冲突来达到，极致的冲突我们可以在戏剧大家曹禺的《雷雨》中领悟到，在极短的时间内造成了无数对矛盾冲突直接创造构成了一个悲剧社会。而在《喜剧之王》中，是爱情与事业有了一次冲突，尹天仇莫名被娟姐选为男主角，娟姐对尹天仇是什么样的情感，影片中没有直接的交待，但我们也可以通过种种迹象看出女人对男人的好感，这种好感带来了尹天仇事业上的起步与发展。而柳飘飘呢？当柳飘飘对着奔驰的汽车喊出：“你上次说养我，是不是真的？”尹天仇与娟姐一起回头时，尹天仇做出了选择――周星驰也做出了选择。与其说冲突的结果是爱情获胜，不如说是爱情背后的精神诉求与价值依托获胜，这也正是星爷最终想要传达的情感力量。
参考文献：
[1]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M]//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25.
喜剧电影范文第4篇
在令世界瞩目的数字背后，是优秀的作品和日益壮大的影视制作力量撑起了中国电影市场的火热局面。面对《007：幽灵党》、《速度与激情7》这样来势汹汹的好莱坞大片，国产电影以多类型、多题材的创作捍卫了国产电影的口碑与票房。从年初上映的《智取威虎山》到春节档的《狼图腾》;从征战春季档的《战狼》到雄霸暑期档的《捉妖记》、《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破风》、《滚蛋吧！肿瘤君》;从火爆国庆档的《港濉贰《夏洛特烦恼》、《解救吾先生》到引燃贺岁档的《寻龙诀》《老炮儿》……既有发挥本土优势、走差异化路线的中小制作影片，也有彰显工业实力、强化技术攻关的“中国式大片”……2015，中国电影似乎带着闪耀的光环来到了观众的面前，“崛起”、“突围”之声不绝于耳，其中，最有特色的要数以《夏洛特烦恼》、《煎饼侠》、《万万没想到》为代表的一股崭新的喜剧创作新势力在2015年的集体爆发。《煎饼侠》内地总票房11亿、《夏洛特烦恼》内地14亿，《万万没想到》仅上映4天，内地票房就超过一亿元，成为内地票房史上过亿速度最快的影片。是什么原因让他们集体爆发？他们的成功是偶然还是必然呢？探究其中的原因的过程中，我们似乎也可以按图索骥，慢慢找到2015年中国电影票房成绩能够如此突出的线索……
类型电影 百花齐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以第五代导演的艺术片获得世界范围的瞩目，然而，陈凯歌、张艺谋等人终究放不下他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记忆和“责任感”，在拥有资本和资历之后，还是试图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厚重的尝试。相信很多人还记得前几年的全国电影票房上台阶式的进步是他们的几部原子弹级的超级大片造成的。从最早的《英雄》、《十面埋伏》、《功夫》、《无极》、《满城尽带黄金甲》等等。虽然他们能迅速地适应新兴的潮流，却未必能够仅靠电影技术的修炼就干知识分子做了多年也未能成功的工作。票房的成果并没有带来观众及评论界的口碑上的赞誉，反而被指“黑色面罩之中空无一物”，“视觉奇观下人物和故事的空洞”……
不过，泡沫之后，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民众自觉意识和民主精神的觉醒，“第五代”已不再成为一呼百应的票房灵药，更多的是像《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国合伙人》、《归来》、《窃听风云》、《大圣归来》、《让子弹飞》、《黄金时代》、《一代宗师》、《太平轮》、《智取威虎山》、《盲证》等各种类型电影的百花齐放，为中国电影产业化奠定了基石。我们不禁发现，中国的青春片、情节剧、动画片、灾难片、艺术片……各种类型纷至沓来，让中国的电影工业可以建立在逐渐成熟的类型电影基础上，让广大“饥渴”的观众不用再仅仅依靠几位重量级的导演。在众多类型中，还有几部“喜剧电影”在2015年实现集体爆发，它们所具备的“草根气质”和“互联网+”的帮助，是未来中国电影发展不可小觑的重要元素。
“草根”气质 雅俗共赏
当下，一个庞大的大众群体已经在快节奏的现代消费社会中形成，满足休闲的渴望是他们最大的需求，娱乐大众精神需求的东西自然非文化快餐莫属。乘着1992年南海边吹来的春风，冯小刚的喜剧电影曾在20世纪末如鱼得水，破浪有时，为社会变革中急需抚慰的中国老百姓提供了喜闻乐见的影像冰淇淋。充满精巧的抖机灵和混不吝的耍贫，成为新时代的娱乐样板戏：《甲方乙方》、《天下无贼》《大腕》、《非诚勿扰》……几乎独创了一种类型。但，内里饱含的其实是“城市中产阶级趣味”。例如《大腕》中，主人公要在“太庙”举办“世纪葬礼”，《非诚勿扰》中，主人公虽然面临各种尴尬，但总体大致衣食无忧，还可以开着豪车载着美女，随手在西溪湿地或者海南岛购置豪宅。相较于之前的城市中产阶级趣味的喜剧，2015年新崛起的这批喜剧电影，其聚焦的则是一群真正意义上的“草根阶级”，他们可能从乡村道路走来，从小县城走来，像朝圣的信徒，奔往工业和资本的中心。没有很高的政治经济地位，甚至没有固定的职业，也正是这种草根气质的形象设定，迎合了当下中国社会广大草根阶层的审美品位，让这批喜剧电影，拥有了比以往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例如《夏洛特烦恼》中的主角夏洛，毕业之后一分钱都没有挣过，被老婆嘲讽为每天躺在床上，四肢都快僵化了的窝囊废;《万万没想到》中的王大锤是个只会变花的小妖，孙悟空也已经法力尽失;《煎饼侠》里的大鹏是个连剧本都写不好的导演，带着一个由烂演员、狗仔记者组成的草台班子，靠坑蒙拐骗的伎俩偷拍明星，打造他们的“时尚大片”。2015年的喜剧就是这样一群人的喜剧，他们身上有种“永远离成功无缘的倒霉气质”，升职加薪、出任CEO，赢取白富美这样的好事儿一件也落不着。他们胆小软弱、自私贪财，具有一切平民的弱点;同时却又善良真诚、宽厚执着，充满人道主义的精神。他们的故事虽然令人捧腹，但也真切、曲折、感人。
这几部喜剧的主人公一开始全都走上了追逐“白手起家，挣大钱，功成名就”的梦想之路。在经历了种种生活的磨难与辛酸后，他们都回归到了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中，去追求“自立、自主、安稳”。这样的立意，再配上无拘无束的电影手段、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和让人忍俊不禁的喜剧表演，更容易跟普通的大众产生心理上的契合感，也更能够引发同样为生计打拼的草根青年们的集体共鸣。
谁规定过英雄就必须正襟危坐呢？一脸沉重，那是冷兵器或现代主义时期的代表形象，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映射，太多责任、太多道义、太多担负人类的思考，于是就有了舍生取义和十年磨剑。而今天，在这个后现代社会里，有几个人能一年到头只看欧洲那沉重复杂说教式的人性影片？城市那么大，建筑那么高，人流那么汹涌，事物那么繁忙，生活那么琐碎……有多少人不会感到自己渺小无助寂寞空虚呢？当我们抛开这纷繁的及时行乐式的笑料直面这些“小人物”的时候的他们真诚的生活态度，会在我们心中留下深深的感动和对生活的思考。
苦心打磨 切中“笑点”
现如今的新一代导演是看着商业类型片或者说是在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这一点和老一辈受艺术熏陶的学院派导演不一样。2015年，电影产业链的各环节都活跃着互联网的影子。在互联网助力下，各种新型业态开始进入电影行业，网络IP成为电影创意的丰富来源，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领军企业直接参与电影创作生产，网络售票和在线选座成为市场主流，网络社交平台成为电影营销的新途径……电影也为互联网领域的创业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和大量的机遇。《煎饼侠》的导演大鹏之前曾在网络上制作了4季网络喜剧《潘磕惺俊;《万万没想到》电影的题材来源于20亿次的网络点击“网红”喜剧《万万没想到》。新一代导演更能够通过网络、新媒体与观众获得沟通，一起从观众的需求出发，这也是互联网时代的创作特性。他们更会根据网友评论，调整自己的作品，通过网络了解哪些题材、叙述方式是观众不喜欢的，避免不必要的“雷区”。
喜剧电影范文第5篇
对卓别林代表的美国滑稽喜剧的借鉴
中国电影观念的开端与滑稽电影自有不解之缘。
在现存史料中，对于20世纪初滑稽片在中国和美国电影联系方面的作用多有记述，尤以郑君里在《现代中国电影史略》的论述最为精要。上海拍摄商业电影始于亚细亚影戏公司。1909年，美国人宾杰门·布拉斯基最早在中国上海组建亚细亚影戏公司，在上海拍摄《西太后》、《不幸儿》，在香港拍摄《瓦盆伸冤》和《偷烧鸭》。这几部影片的详情无从知晓，郑君里从片名上推测，“《西太后》和《瓦盆伸冤》似乎是属于‘改良旧剧’的系统，《偷烧鸭》则属于时装（清装）的滑稽电影”。①这是中国电影兴起时的两种主要形态。
《偷烧鸭》是否真正属于滑稽电影，由于疏于考证，尚可存疑，但是对于拍摄于1913年的一批短片，则可以肯定相当一部分属于“以文明戏所开拓的近代化的演剧形式为基础的滑稽电影”。②此时，亚细亚影戏公司已经发生重要变化，1912年布拉斯基把公司转让给美国人依什尔与萨弗，1913年依什尔等聘请张石川任顾问，张石川又与郑正秋、杜俊秋、经营三等组织了新民公司，承包了编剧、导演、雇佣演员、摄制影片的工作，这意味着，亚细亚公司虽然仍属美国公司，但是其运作已改由中美双方人员共同参与，而其中的创作部分已由张石川等中国人承包。“在这种影响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学习了不少关于电影技术的知识，为以后土著电影的诞生种一伏线”。③创作观念随之变化，为了适应中国社会环境而选择中国本土题材，1913年秋，张石川、郑正秋等共同拍摄了《难夫难妻》。
如果以现代喜剧观念观照，《难夫难妻》起点颇高，不仅具有社会批判性，同时喜剧性也力避低俗，倡导高雅含蓄，“故事‘从媒人的撮合起，经过种种繁文缛节，直到把互不相识的一对男女送入洞房为止。’”④作者用电影的方式展示出日常生活中的荒谬，似有现代主义意味。可惜在电影尚处于婴儿时期，中国观众对于电影的种种表现方式非常陌生，尚未形成欣赏此类现代喜剧雏形的精神需要，迫使其夭折。此时，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合谋挤压，“文明戏的进步的精神便为封建的治力所斩折，退而变质为一种与现实契机脱离之单纯的、描写悲欢离合的‘闹剧’……只剩下消极的娱乐成分”。⑤之后，郑正秋暂时离开亚细亚影戏公司，也带走了比较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和改良社会的人文精神。张石川娱乐大众的文化观念占据主导地位，他组织拍摄了《活无常》等十余部滑稽短片。
从亚细亚影戏公司的拍摄实践来看，张石川、郑正秋继承和发展了布拉斯基的创作思路，开创出两种喜剧电影形态，一种是以《难夫难妻》为代表的社会讽刺喜剧，另一种是《活无常》之类的突出娱乐性的滑稽短剧。前者显示了中国电影从一开始就试图关注社会，发挥社会启蒙作用，可惜只能一闪而过。后者的兴盛，有助于中国人比较直观地观察、体会、理解电影特性。
滑稽喜剧在欧美电影观念发展中曾经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此，郑君里的解释颇有说服力。他认为：“初生的电影是以承袭着戏剧的遗产而开始发展，同时一方面从滑稽的题材里慢慢产生电影之低级的、但独立的形式，这在各国影业史上是相同的。一九八年美国影业的先驱者便做过大规模的法国古典戏剧的介绍工作，……亚细亚的改良旧剧的出品，正和此次运动一样，产生于当时一般以为电影的表现形式只可借重戏剧的成果而成立的见解中。反之，滑稽片是电影自然发展的产物，是纪录有趣味的‘活动’之进步的形式，这便在一九一年前后的美国和法国开展过一个以‘动作’为特征的素材之喜剧电影的时代。‘动作喜剧’最初脱胎于马戏丑角的滑稽表演（法国maxlinder的尝试），由美国山纳脱剥去其马戏的传统而形成有名的‘打闹喜剧’电影。本来马戏小丑的动作产生于马戏表演的力学的运动之中，但它一方面是以马戏所没有的莫利哀喜剧底小市民阶级的趣味为其表演的神髓。马戏小丑所惯用之掷饼、互殴、扑跌、追奔的动作在‘打闹喜剧’里发挥物质错乱的力学，同时还相当接触到纯朴的人本主义的精神。当时亚细亚滑稽出品的主题，例如戆蠢的小丑（俗称‘二百五’）在娱乐场的人群横冲直闯，新娘遇白无常（这不吉利的鬼魂）的追奔，脚踏车将行人冲倒而引起互殴，失去钱票的店伙之翻箱倒榻的寻索，都是属于‘打闹喜剧’一类之浮浅的人性的讽刺。”⑥
这意味着，中国早期喜剧发展途径与美国和法国基本相同，打闹喜剧成为早期电影观念发展的主要环节，因为它可以产生“电影之低级的、但独立的形式”，而且，也体现了一定的人本主义精神。亚细亚公司的影片受美国山纳脱（今译塞纳特）的影响，体现了启斯东公司的打闹喜剧风格的精髓，以一种疯狂的破坏美学的表现形式，造成视觉的错乱或某种解放。
中国早期电影的另一重要制作机构——商务印书馆从事电影业也具有明显的美国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削弱了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经济的控制，美国文化资本乘虚而入。1917年由于一位美商投资电影受挫，将器材等低价转卖，促成上海商务印书馆拍摄电影的契机。
1919年美国环球公司摄制影片《金莲花》，借用商务印书馆的拍摄场地，也向相关人员传授了拍摄和制作经验。有关记载为：（美国环球公司）“假本部摄影场摄片、洗片接片亦就本部为之、同人追随数月、耳濡目染、获益良深、工竣本部又购其携来之煤精灯大小数十盏、得此后遂不分昼夜可以工作、再聘陈春生君为主任、摄成《死好赌》及《两难》等片、所用演员大都为励志会游艺股会员、于新剧略具经验、故于表演上不觉过于困难也。”⑦《中国电影发展史》认为，“《死好赌》、《得头彩》与亚细亚影戏公司的《赌徒装死》、《店伙失票》几乎完全相同，都是一些滑稽打闹镜头的生硬拼凑，无论表演摄影都很粗制滥造”。⑧评价虽然不高，至少说明这批影片与亚细亚影戏公司摄制的滑稽短片一脉相承，都来自对于美国滑稽喜剧片的模仿和借鉴。
郑君里的论述比较公允，他认为，商务印书馆从拍摄新闻片发展到滑稽短片，是正常的、合理的，符合法国、美国等国家发展电影制片业的基本规律。他说：“就剧本的取材言，当时商务出品的主题先后经过了初期电影发展之最合理的过程：从平凡而简易的新闻片起，随着是风景片，略有组织的教育新闻片，假借既成戏剧形式的京剧片，以至渐成为独立性质的滑稽短片。这些滑稽电影有一部分是民间传说的翻译（如《呆婿祝寿》、《戆大捉盗》），从剧中人的粗率的性格去摄取笑科，同进还带着一些‘打闹喜剧’的成分：一部分是浮浅的人情的讽刺，如《死好赌》、《清虚梦》、《得头彩》、《猛回头》等剧，写的都是一班为生活所苦困的小市民，似乎摇身一变而为清云得志的暴发户，但后来都依旧还原为一个幻灭的穷人。这些电影和一部分卓别灵的早期出品《做富翁》、《大闹剧场》、《从军梦》一样，多是用‘梦’的原素把他们的幻想建筑起来，它们蕴蓄着一般无法翻身的小市民之参透世情的哲学，同时，在电影的表现形式上，是以新奇的‘诡术摄影’（camera trick，如用‘复摄法’以制造梦境等）为吸引观众的营业手段之一。”⑨
郑君里找到了这批影片在内容和表现形式方面的模仿对象，就是卓别林（即文中的卓别灵）的早期滑稽片，归纳其主要功能是“造梦”，这是很敏锐的。中国早期电影之所以主要选择美国滑稽电影为师，主要是，它不仅粗俗热闹，动作性强，而且具有让人沉浸其中，产生如醉如痴的梦幻感，可以使观众忘记或缓解现实生活中的痛苦。
1922年明星公司成立。对于拍摄影片，郑君里作了如下描述：“租借西人老罗的摄影场试摄新闻滑稽短片，完成了《大闹怪剧场》、《滑稽大王游沪记》、《劳工之爱情》等诸剧，由张坚（石川）导演，郑公（正秋）编剧，英人郭达亚摄影。这些影片可以肯定说是受了战后美国开土东影片公司导演m.山纳脱之有名的‘打闹喜剧’影响。特别是《滑稽大王游沪记》一片，不仅是摹拟开土东出品里的卓别灵的形像与演技，而且当时扮演卓别灵一角的英人李却·倍尔还是山纳脱导演《宾太平》（ben turpin，这对眼的小丑）的笑片时所用过的配角。这部影片尽量搬演追汽车，与胖子打架，掷粉团，打碎食具，坐通天轿等跌扑的笑料；同样《劳工之爱情》也是用一水果商向医生女求爱的故事介绍了掷果，打伤赌徒的跌扑，为冷落的医生制造大批病人。这些‘打闹喜剧’在营业上并不怎么成功。”⑩
在郑君里看来，明星公司早期的打闹喜剧受美国早期滑稽动作喜剧影响很大，直接借鉴了卓别林早期电影风格，由此可以推知，卓别林的形象在当时上海已为人熟知。单纯的模仿无法与成熟的欧美电影竞争，失败无可避免，但是应该看到，这对于中国早期电影观念的基本形成发挥了促进作用。
卓别林悲喜剧与中国喜剧电影观念的成熟
中国电影理论虽然在整体上落后，但是，在探讨与社会及社会心理有关的某些电影类型方面的理论观念却可能显示出一些特色。电影喜剧观念是其中重要方面。
在西方电影传入中国初期，吸引观众注意力的喜剧明星层出不穷，欧洲明星中声名显赫的是法国的林戴，受观众拥戴的美国喜剧明星比较多，有卓别林、劳埃德（即罗克）、基顿，以及劳莱与哈苔组合等。其中劳埃德、卓别林更加突出，后来观众与评论家的兴趣逐渐集中在卓别林一人身上，这并非偶然，卓别林的电影更具有社会性。同时，随着卓别林等明星在中国的影响力日益加强，中国关于电影理论特别是电影喜剧理论也有所拓展，卓别林等的实践成为触发理性思考的关键，由此入手探讨喜剧与社会的关系。
中国电影理论家对于电影喜剧的认识，最早是看重排遣苦闷的社会作用，适当加入讽刺，强调娱乐性。这正是早期卓别林电影的特点。
易翰如认为：“我们日仆仆于烦恼场中、而欲得一物把胸中的积闷、洗濯一下、那末滑稽影片便是最适用的东西了、盖优美的滑稽影片、饱含讽刺、耐人寻味、直接可使观众忘却日间作事的艰辛，心神因此一爽、间接用滑稽的手段、来感化愚顽、针砭恶俗、这么看来、滑稽的影片、有益于社会、也不少啊。”“平日肯潜心研究社会状况、实在是他们成功的最要条件。”“编制滑稽剧、极为难事、剧情既不可无意义、而表演又不能太荒唐、倘若不细心去研究、便易生背情背理的弊病。”(11)喜剧的作用并非简单地博得笑声，首先是解忧，排遣苦闷，是对于日夜奔波、精神疲惫的一种补偿，其次是发挥讽刺的效用，“感化愚顽、针砭恶俗”。他对喜剧社会作用的概括，既注重实际效果，又是理想化的。
张秋虫进一步提高喜剧的地位，认为，“趣剧之价值、乃较悲剧为高、而感人之力更深且永”。但是他同样认为这只是理论上的判断，在实践中难以实现，“趣剧之弊、在无理取闹”。“滑稽影片之难、视寻常趣剧为甚、寻常趣剧、当可以插科打诨取巧、一入影片便失其用。”(12)关键在于这种喜剧性易流于低俗，难以把握分寸。
从1925年起，一些电影评论在论及喜剧电影时，从对明星的崇拜开始转为对于艺术性的推崇。从单纯取乐，向追求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发展。
周剑云推崇卓别林和刘别谦：“此非由于崇拜偶像之观念，良以刘别谦、卓别林二氏之思想才力大有过人者在，故其导演之作品，亦能不同凡俗也。欧美影片，以布景宏丽，演员众多，服装新奇，炫耀于人者多矣。此类影片，虽亦足以取快一时，令人佩其魄力之雄厚，然而观后思量，殊无回味。以视《三个妇人》与《巴黎一妇人》，以思想制胜，以情绪动人。不取铺张，专事白描，而能迂回曲折，耐人寻味者，焉能同口而语。两片写人类心理，鞭辟入里，针针见血，各有意境，未容轩轾。是真刘卓两氏思想之结晶，银幕艺术之上品。”(13)把思想性与艺术性作为判断喜剧的标准当源于此。
从单纯看重视觉的滑稽到重思想内涵，是喜剧观念的重要变革。罗树森从创作角度论及创作滑稽影片的难度，他说：“滑稽影片不是一种无理取闹的电影、要有一种讽刺的意思、从冷酷的表情中显露出很深刻、很热烈令人发笑的资料。”卓别林等人受欢迎是“因为他们的一举一动、既滑稽而复耐人寻味”。受“乐极生悲”一词启发，作者认为，“许多令人可笑的滑稽戏情、滑稽动作、都从那不幸或是悲哀中出来的、从这种反面显示出来的滑稽、愈深刻而耐人寻味、所以滑稽电影可以说是不幸悲哀戏剧的反写”。“所以要滑稽电影耐人寻味、都要从反面着想、要从不幸悲哀的地方去着想滑稽的戏情、要注意剧情的合理、还要注意环境的变迁、社会的新潮和许多近代关系下、很深刻的描写。”(14)可知，中国的国情与美国不同，对喜剧的要求也不同，中国人经受更多苦难，在欣赏喜剧的时候，需要适当的情境，从悲苦的心境中摆脱出来，才能进入欣赏喜剧的心态，这可能是罗树森提出“滑稽电影可以说是不幸悲哀戏剧的反写”的观点的社会文化原因。这种概括已经接近卓别林的悲喜剧风格了。
到30年代初期，我国无声电影发展进入高峰，对卓别林及其电影喜剧的认识也深化，从娱乐性的滑稽喜剧向思想性强的悲喜剧转移。 镜波的《滑稽谈荟》论述道：“却利卓别麟能博得智慧的、年老的、和稚子等底同声赞美。……也惟有他的滑稽永远不灭，……他的破靴、小发、蔽帽，和手杖而成的滑稽动作，是开始入影界后即取而沿用的姿势。他的动作，有创造力，大能感动观众。他个人能使各地人士随其意志而笑而哭，他兼任导演编剧，主角，和乐师。……他在诙谐中，包藏丰富哲学思想，这更是他仅有的特征滑稽动作。出于自心，终较指定者为佳。”(15)不仅强调它的滑稽动作包含丰富的哲学思想，而且已经意识到，像他这样的全面发挥创造力，实际上就是电影的作者。
琼卿发现了卓别林的喜剧有悲剧因素，实际上是悲喜剧：“人家都说卓别麟是‘笑匠’，但是他的影戏却是笑中含泪的。在他主演的片中，很简单的，没有伟大的布景，没有紧臻（应为‘紧凑’之误——引者）的情节，还有他的女配角，也不是著名的，他的男配角都是低级社会中的人，他所采取的环境，常常是凄惨而可怜的，他的戏名义上虽称滑稽，其实细细观察，却是悲哀。卓别麟影片中的主要人物，往往饰一个畸形社会中的弱者。一支破旧的帽子，一支八字脚的鞋子，一引清淡的面孔，就是偶作笑容，也是不自然的哭笑，他到底不失为一个清醒者，在感觉已经被事实所麻醉了的一般人们，他却用艺术的手腕把一部分人生的悲剧表演出来，让人们从娱乐中得到一种感触。……无论那一张片子它的结局，常含着无尽的意味，使人追念不置，由此而知卓别麟的思想，委实值得敬佩哩。”(16)
徐文炳不仅发现了卓别林喜剧的悲剧性，而且从阶级性的观念界定这种悲剧性，认为他的影片固然是能“讨得劳资阶级同样的同情”，但“始终替全世界的贫苦者鸣不平”，影片“含有深刻意味”。因此他能够在中国获得长期好评。他的论述是：“以一部剧本，要想得到各种人的欢迎，本来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只有真正的艺术天才，纯粹的民众艺术，总能博得观众们的信仰。看电影的人们，谁都知道却利卓别麟是谐剧界泰斗，他的长处，不仅是戴着旧礼帽，穿上破衣服，挟着怪手杖，踏上烂皮靴，造出种种滑稽的表演，以引得观众笑口扬眉而已，而在乎他能用诙谐的态度，冷酷的手腕，表演出人类一切的怪象，无限的悲哀，尤其是无产阶级的悲哀。他的艺术是哲学的，含着平民化的，能讨得劳资阶级同样的同情。惹起妇孺男女同样的欢笑。在银幕上至今只有他一人而已。他的人生是悲观，他始终替全世界的贫苦者鸣不平。就拿他以前所主演的片子来讲，像《犬吠声》、《寻子遇仙》、《淘金记》等，都是描写贫人的困苦为背景。他的最近作品《城市之光》，宗旨也是劫富济贫，而且含有深刻意味的。他的艺术怎不叫人钦佩呢!”(17)这种浅近易懂的阶级性分析，具有一种民主观念，从一个中国观众的角度揭示了卓别林悲喜剧电影观念的社会本质。
从对卓别林的认识，中国电影批评家意识到，中国特别适宜发展社会喜剧特别是悲喜剧，也逐渐理解到悲喜剧的精髓。30年代，中国常规电影中经常弥漫着一种悲喜剧的格调和风格，如蔡楚生的创作，应该看作受到卓别林悲喜剧观念的间接影响。
左翼理论家的意识形态批评
左翼电影批评家并不满足于对卓别林的赞颂，而是对他及产生他作品的社会时代条件进行解剖，展开意识形态批评。
王尘无作为左翼电影批评家的领军人物最早展开分析评论。他分析道：“他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出身者，同时对于资本主义又有一种轻微的憎恶，这憎恶倒不如说担心对些。因为他清醒的眼睁睁地看着他自己的阶级一步步走向没落的途径。而渺小的自己，又没有能力挽救这一个命运，于是他悲哀了起来。于是他就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投以幽默的讽刺。但是这讽刺的不含敌意，正和一个仆役眼看主人挥霍，而使家庭一天天的衰败时，而投以讽刺的不含敌意一样。他只是希望所在人家的稳定和繁荣。而兴高采烈的资产阶级是决不会听话的，于是卓别林就被当作布尔什维克了。”(18)他认为，卓别林的讽刺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不含敌意”，与其说是憎恶，不如说是担心。在本质上，王尘无把卓别林放在了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的位置，意味着他有着两面性，不仅有批评资本主义的一面，也有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一面。这已经是一种尚属客气的负面评价了。
梅延续了对卓别林小资产阶级本性的批判，并且进一步把分析的锋芒转向了喜好卓别林电影的观众，他写道：“这张片子，在意识方面说起来，是一点没有价值的、片中的主角，可以说正是卓别林的自身。他因为感到小资产阶级将没落的危险，开始畏惧而继之则悲哀，这里没有勇敢的反抗的精神。只是充分暴露小资产阶级对于现社会之诅咒和没有牺牲精神，整个的剧本，就是暴露了小资产阶级的丑态而已。剧情可以说完全是一种空想，这一种空想，每每都是当小有产者处于大布尔乔亚的严重压迫下，将濒于破产时，所发的非非幻梦。这空想就十足地表现出他的无耻和争取自己出路而缺乏奋斗前进的勇气。它一方面是受到了重重的剥削，而一方面又怕看伟大流血的革命，于是他开始彷徨，而终究因为找不到自身的光明而柔弱地悲哀他没落的命运了。卓别林这部《城市之光》就是深刻地露骨地暴露出这一阶级处在二十世纪的大风暴时代的贱丑的真相。因为一般观众也正是处在和戏中主角的同一阶级，卓别林就是抓握了这一个，使得观众们引起自身阶级的没落而同病相怜，于是疯狂地称颂，说是深刻，以谓那是替他们把胸中积叠着的愤闷的硬块块给发泄了。小有产者原是只求把胸中闷气发出来而已，他们原是不求奋斗的。卓别林既然看透了这一点，于是他是成功了，博得观众们热烈的欢迎了。”(19)作者的阶级分析可谓严厉，把卓别林和他塑造的形象，以及喜欢这些形象的观众看作同一阶级的代表，“暴露了小资产阶级的丑态”。这种左翼电影批评的激进观点暴露了评论者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形势迟迟不能发展兴盛的急切心理。
江天在《卓别林与〈城市之光〉》中这样讨论“卓别林的时代和环境”：“目前的社会，谁都知道的是新旧交替的时代，这时候，新的巨人露着非凡的雄姿而成长，毫无疑义地推进了一部分的小资产阶级，而卓别林就是其中的一个。至于卓别林的环境，那末，这位生长在帝国主义的老大国英吉利的艺术家，跑到黄金的美利坚，吸饱了经济繁荣的空气，同时，他也亲眼看了全世界经济枢纽的经济危机、九百万失业工人的面包被掠取、少数大肚子的穷奢极欲。于是就造成了卓别林这苦笑的人儿，同时因为他是英吉利的知识者，绅士的架子不能立刻打倒，然而，也正因为他是绅土阶层，是讽刺的尖刀，格外容易刺中同阶级人的要害。这就是卓别林所有影片中最成功的地方。”(20)评论者把卓别林的批判看作绅士阶层针对资产阶级统治阶层的内斗，试图对卓别林喜剧的批判性做出根本性的界定。
他们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严酷无情，却充分体现了30年代左翼批评的风格。应该看到，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在借批评卓别林展示左翼批评方法的威力，对于卓别林本人及其影片的分析并不是重点，而是要对时代和社会发言，对小资产阶级观众进行阶级分析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目的在于启发普通观众的阶级意识，鼓励他们投身革命运动。
从对卓别林的认识，中国电影批评家意识到，中国社会特别适宜发展社会喜剧特别是悲喜剧，也逐渐理解到悲喜剧的精髓。30年代以来一味赞颂的单一舆论，引发人们思考，把关于喜剧电影的理论认识推向新的高度。
政治讽刺喜剧的启蒙
或许受制于多种社会条件，中国对于讽刺喜剧特别是政治讽刺喜剧的实践和理论一向比较薄弱，这影响了中国喜剧电影观念的全面发展。这种局面直至40年代才有所突破，契机是卓别林的影片《大独裁者》在重庆上映。
抗日战争时期电影批评家对于卓别林的《大独裁者》的评论，普遍放到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建立的国际大背景中认识。
苏凤在《〈大独裁者〉今论》中写道：“这个故事的讽刺力量与其说产生于卓氏的丰富的发奇的想像，不如说产生于卓氏完整的现实的把握。无疑地，他已用最犀利的一击，击中了大独裁者的要害，那就是说，他根本否定了那个大独裁者的健康的人性，他也根本推倒了那个独裁者所干的一切事情的似乎合理的存在。”针对现实的批判性获得推崇，并且试图高度概括讽刺喜剧的本质特征，爱屋及乌，批评家对于好莱坞电影文化也给予了正面评价。“卓氏这个作品已经替好莱坞造就了一个光荣的业迹，也已经替美国和盟国的人民完成了一分伟大的工作。”(21)
另一位评论家伯约发挥道：“好莱坞过去被人们叫做‘梦的工场’，他用英雄美人做主角，给全世界被苦难压碎了意志的人们制造了无数的甜梦与好梦。但，当这武器被掌握在进步的艺术工作者的手里，他便从造梦一变而为破梦的武器了。伟大的卓别林!他用《大独裁者》报导了正在燃烧的火灾，粉碎了一些苟安的徒辈的好梦!”(22)
从“造梦”到“破梦”，被看作好莱坞电影功能的根本性变革。对好莱坞电影“造梦”功能的反省，是中国电影社会理论的重大进步，继承了左翼电影批评家的一些理论观念，又减弱了激进主义情绪，比较理性地看待好莱坞电影功能。
卓别林的文章《我摄制〈大独裁者〉》也被译介给中国读者，他说：“我对于宣传并不发生兴趣，……我摄制《大独裁者》是因为我痛恨所有的独裁者，我想要人们一笑。……我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我厌恶那种糟蹋多数微贱而无助的人们的独夫的或制度的观念。”(23)卓别林强调自己是人道主义者的本意是，他的批判本质具有鲜明的民主主义。而中国观众更看重反法西斯主义，以激发爱国主义精神。
中国人民不再把他仅仅看作是逗人发笑的喜剧明星，悲喜剧观念的代表，而看作是鼓励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政治家和艺术家，通过卓别林的影片，中国人民把抗日斗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联系起来。正如卓别林被看作反法西斯斗士中的先知先觉者一样，中国电影批评家也意识到，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也是反法西斯战线中时间最长、斗争最艰苦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民像卓别林一样，曾经孤立无援地独自承担反法西斯斗争的使命。
尽管在40年代前期，没有出现针对国内现实政治的喜剧电影创作，但是毕竟开始触及政治讽刺喜剧的观念。在40年代后期，对于专制独裁者的批判才找到了生存的土壤，《还乡日记》、《乌鸦与麻雀》等影片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完成了中国政治讽刺喜剧电影的洗礼。
至此，卓别林及其电影对中国电影发展的作用达到了新的高峰。
小结
在中国电影发展进程中，卓别林喜剧电影受到格外关注，其意义在于：
从电影喜剧角度展示了电影的特性，感染了中国观众，引发了中国电影理论的相关阐述，有助于中国电影人树立三种喜剧电影观念：滑稽电影、悲喜剧电影和政治讽刺喜剧电影，推动了中国喜剧电影观念的全面形成和丰富。
对好莱坞电影来说，卓别林作为一个早期的代表人物，成为中国电影理论认识好莱坞电影本质的一个渠道，由此促使中国电影理论批评针对好莱坞电影体系，完成了从推崇到批判，再发展到辩证地全面认识的过程。并且也借此探索了中国式的意识形态批评和文化批判，尽管比较稚嫩，毕竟进行了自发的尝试。
注释：
①⑤郑君里《现代中国电影史略》，见《中国无声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996年版，第1389页。
②③同①，第1390页。
④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一），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年版，第18页。
⑥同①，第1390页。
⑦徐海萍《国光影片公司沿革史》，国光公司特刊《歌场奇缘》号，1927年，见《中国无声电影》，第20页。
⑧同④，第35页。
⑨同①，第1393页。
⑩同①，第1395页：其中开士东今译启斯东。
(11)易翰如《滑稽影片小谈》，《影戏春秋》1925年第12期。
(12)张秋虫《滑稽影片之价值》，大中华百合公司特刊《呆中福》，1926年。
(13)剑云《评〈三个妇人〉》，《明星特刊·〈上海一妇人〉》号，1925年。
(14)罗树森《谈滑稽电影》，《明星公司特刊·〈血泪碑〉·〈真假千金〉》合刊，1927年。
(15)镜波《滑稽谈荟》，《影戏生活》第1卷第21期，1931年。
(16)琼卿《谈卓别麟》，《影戏生活》第1卷第24期，1931年。
(17)徐文炳《谈谈卓别麟的艺术》，《影戏生活》第1卷第22期，1931年。
(18)尘无《卓别林的悲哀》，原载《时报·电影时报》1932年6月22日，见《王尘无电影评论选集》，第230页。
(19)梅《〈城市之光〉评》，《时报·电影时报》1932年8月23日。
(20)江天《卓别林与〈城市之光〉》，《中华日报》1932年10月26日。
(21)苏凤《〈大独裁者〉今论》，重庆《新民报晚刊》1942年11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