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汉语范文第1篇

摘要 对古汉语中的倒装现象，历来多有分歧，意见相左之说颇多。本文拟从语法和修辞两个方面入手建立一个关于倒装的较为系统全面的、易为当代学习者接受的古汉语倒装体系，进而提出倒装是古汉语中变换常规顺序的句式和修辞的大倒装概念。

关键词：古汉语 倒装 句式 语法 修辞

中图分类号：H109.2 文献标识码：A

一

古汉语中的倒装，人们论述较多，但名称不一。唐代的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指出，《诗・汝坟》中的“不我遐弃”犹云“不遐弃我”，并指出“古人之语多倒，《诗》之此类众矣”。以后又有“倒句”“反言”（罗大经）、“颠倒用字”“倒用文势”（王 ）、“倒其文”“倒用字”（孙奕）、“倒语之法”“倒法”（陈 ）、“变式句”（黎锦熙)、“倒置”（郭锡良、唐作藩）等名称。由名称的分歧我们可以看出，历代学者对倒装现象的认识不同和分析这一现象时带的某种任意性。他们或从语法语序上对倒装加以分析，或从修辞上对倒装加以分析。直到今天，关于古汉语的倒装现象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分歧。综观论者的观点，可以划分为三：一是承认古汉语中与现代汉语语序不同的句式即为倒装；二是承认古汉语中有部分倒装；三是根本不承认古汉语中有倒装现象，而认为是正常语序。

承认古汉语中有倒装现象的人较多，如清朝的姜宸英在《湛园札记》中指出，孔子问：“谁与，哭者？”是“倒装文法，恰似惊问情状”。王懋 在《读书记疑》中指出，“非乎，而离朱是已”是“倒装句法”，意思是说：离朱非骈与明乎。王引之在《经义述闻》中论述了“动+介＋宾”倒装为“宾＋介＋动”这种句法现象：“左传：‘其一二父兄惧队宗主，私族于谋，而立长亲。’引之案：私族于谋而立长亲者，私谋于族而立长亲者，倒言之，则曰私族于谋矣。昭十一年传：‘王贪而无信，唯蔡于感。’言唯憾于蔡也。本年传：‘谚所谓室于怒，市于色者。’言怒与室，色与市也。本文并与此相似。”

近代的王力先生也说：“近体诗为了适应声律的要求，往往可以把语序作适当的变换，这是句法上的倒装。散文虽然也有倒装的句法，但是比近体诗少，而且远不如近体诗自由。”林玉山先生则说道：“古人还知道倒装”，“除了语法结构上倒装外，还有修辞或押韵的需要”。

不承认倒装的主要有黎锦熙先生，他说：“正规的说法要叫‘变式句’，不要叫‘倒装句’，因为倒装是可以‘复原’的，完全是为了修辞上临时需要而倒装，变式句虽有些可以复原，但是不让‘复原’的，任何成分都可以提前，但有一定的规律，有了规律的变式句就是汉语一种固定的结构形式。”显然，黎先生认为古代那些和现代汉语句式不同的句式不能算作倒装句，而是古汉语的一种“固定的结构形式”，大不了叫做“变式句”。

承认古汉语有部分倒装句式的有郭锡良、唐作藩、启功等人。郭锡良、唐作藩在《古代汉语》（修订本下册）中讲到古代汉语的修辞方式时提到“倒置”：“倒装是有条件的，今人所谓‘倒装’，对于古人来说原是正常的句式，倒置并不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也不是一种值得肯定的修辞方式。”他们引入“倒置”这一概念，目的是区别于散文的有规律性的倒装句，从修辞角度把倒置设定为一种修辞方式。启功先生在《汉语现象论丛》一书中谈到：“（古汉语）少有真正的倒装句”，“当然不能说文言文绝对没有倒句（倒词成句），也不是没有倒叙（指句与句的先后次序），不过文言文是以顺说为主流罢了。至于诗歌、骈文中，因迁就平仄韵律和对偶，常有颠倒处，但俱有缝子可寻，而不是真倒。”他还指出：“所谓倒装，特别常见的是那种短句。如：1、不我信兮。2、夫何远之有。3、何以文为。4、吾斯之未能信。”我们从启功先生的论述中看，他和郭、唐的观点还不尽一致。

综观以上学者的观点：1、要不要说古汉语（包括散文、诗歌）中存在倒装句；2、倒装是语法现象，还是修辞现象。

二

古汉语中究竟存不存在倒装句呢？我们说是存在的。事物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普遍性是共性，特殊性是个性，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中，事物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作为记录语言符号最高级语法单位的句子，也不例外。汉语词在句子中的次序是比较固定的，从古到今变化比较小，一般都是主语在前，动词在宾语之前，修饰语在被修饰语之前，古今一致。这是普遍性，而在这普遍性中，古汉语也有少数特殊的语序。这就是事物的特殊性。一般认为，这些特殊的语序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宾语前置；2、主谓倒装；3、定语后置；4、数词倒装；5、其他。

从世界语言的情况来看，各种语言都是包括主语、谓语和宾语在内的句子，据有关统计（桂诗春，《心理语言学》），各种语言语序比例为：SVO―35％；SVO―44％；VSO―19％；VOS―2％。（S为Subject，意即主语；V即Verb，意即谓语；O为Object，意即宾语）

由此可以看出，各种语言的主语一般都是放在句首的，占79％。这说明各国人民的语言习惯是相通的。而特殊现象占2％，则说明了语言现象的特殊性。

对中国现有最早的文字甲骨文的句式特征加以分析，可以发现，甲骨刻辞的句型有比较复杂和比较简单两大类。比较简单的句型有10种，据1000个单句统计分析，句子的语序一般是主语在前，谓语在后，谓语中动词或系词在宾语之前，但是在代词作宾语的否定句中，代词放在动词之前。语序变例最常见的是宾语在动词之前。也就是说，即使在最早的甲骨刻辞中，句式的特点也包含有特殊性。

既然倒装现象在古汉语中时有存在，是普遍性中的特殊性，也是古汉语与现代汉语不同的一个方面，那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把这种变换的句型称为倒装呢？再者，从古汉语教学的角度来看，引进倒装这一术语，更有利于我们对古汉语特殊句型规律的把握。利于教，也利于学。为什么要把本来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呢？鉴于此，本文认为，不应排斥倒装这一概念，更不用以各种不同的术语名称来称之。

三

对于韵文中的倒装，我们也可以用上述思维。从《诗经》的句子结构来看，其中的句法有主谓句、述宾句、述补句、偏正句、并列句等多种类型，但结构变换的句式也很多，主要为：1、状中式与述补式变换。如：呦呦鹿鸣（《小雅・鹿鸣》）、 坎坎伐檀兮（《魏风・伐檀》）；2、主谓式与定中式变换。如：明明天下（《大雅・江汉》）、青青子衿（《郑风・子衿》）。

对唐诗加以分析，也可以看出倒装无处不在。如：“石泉流暗壁，草露滴秋根”（杜甫，《日暮》），应为“石壁（下）流暗泉，草根（上）滴秋露”；“不须浪饮丁都户，世上英雄本无主”（李贺，《浩歌》），应为“丁都户不须浪饮，世上英雄本无主”。

诸如此类的句式不胜枚举。诗歌中句式的变换有些从散文的语法看是不容易理解的，但是它们协调了音律，强调和突出了不同的语义内容，产生了美感。古人称之为“诗家妙法”：“‘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仍作泻时声。’此倒语也，尤为诗家妙法。”把换序的诗句叫作“诗家语”：“王仲至钦臣能诗，短句尤秀绝。初试馆职，有诗云：‘古木阴森白玉堂，长年来此试文章。日斜奏罢长杨赋，闲拂尘埃看画墙。’王文公见之，甚叹爱，为改为‘奏赋长杨罢’，且云：‘诗家语如此乃健。’是知妙手斡旋，不烦绳削而自合矣。”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古人对诗歌中倒装的重视。

不过，就我们上述所列的倒装句，有些在古汉语中仍然有正装的例子，如：“匈奴必以我为大军诱之，必不敢击我”（《汉书・李广传》），与“汉果不击我矣”（《汉书・赵充国传》）等。

否定句中宾语是代词要前置这一规律，也并不是十分严格，用“弗”、“勿”、“非”、“无”这四个否定词的否定句，宾语是代词就不能倒装。这是因为“弗”“勿”所限制的动词一般不带宾语，“非”字是否定整个谓语的，“无”字本身就是动词。在上古汉语里，疑问句里的疑问代词宾语必须放在动词的前面这一规律则很严格，“但自魏晋以后逐渐变化，到宋时已有很多不前置了。”这些都说明了古汉语句式特点是灵活多变的，并不是僵死一成不变的。因此，我们把古汉语中那些语序变换的句子称作倒装是很有必要的。

在倒装这个母系统下，统领散文中的倒装和韵文中的倒装两个子系统，散文中的倒装可以分为：宾语前置、主谓倒装、定语后置、数词倒装、其他类倒装。韵文中的倒装又可以分为：古体诗中的倒装和近体诗中的倒装。这样划分，优点在于一是条理性强，二是便于识记，三是较为系统；不足之处是，分类标准不一致有的按词性去分，有的按句子结构去分，并且散文和韵文中的倒装有重复现象。

四

以上我们从语法或者说语序方面给倒装一个较为系统的分类，但对于倒装是语法现象还是修辞现象（指狭义的修辞）的争论还是很多。如郭锡良、唐作藩在谈古汉语的修辞方式时提到“倒置”，并指出它不是一种值得肯定的修辞方式，而在讲近体诗的句法时，又提出另一术语“错位”；王力先生在《古代汉语》的修辞方式一节中就没有提到倒装。而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中，则明确指出倒装属于章句上的辞格。

本文认为，修辞与语法之间存在着不少共同点，绝对化地把修辞与语法割裂开来的做法是不足取的。考察古代汉语可以看到某些修辞方式往往具有一定的语法特点，而某些语法现象也往往具有一定的修辞特点。我们先拿省略作一比较：古汉语中省略本是语法问题，但句子成分的省略也与修辞有关。如：应侯曰：“郑人谓玉未理者璞，周人谓鼠未腊者朴。周人怀朴过郑卖曰：‘欲买朴乎？’郑贾曰：‘欲之。’（ ）出其朴，（ ）视之，（ ）乃鼠也。（ ）因谢不取。”（《战国策・秦策三》）在这一句中“出其朴”和“因谢不取”的主语省略，不难理解，“视之”前面省略主语“郑贾”，容易被忽视，如果把这句话标点为“出其朴视之”，就错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对一个句式的分析既要从语法角度，又要从修辞方式上来分析。倒装句也是这样，从语法上讲是次序的颠倒，从修辞上讲则是为了突出强调及押韵平仄的要求，是为了更好地表现一定内容的一种方法。如：“且虞能亲于桓庄乎，其爱之也？”（《左传・僖公五年》）这句话实际上是“晋之爱虞也，能亲于桓庄乎？”的倒装。为了强调指出虞国与晋国的关系不可能比晋献公的同族兄弟桓庄之族与晋国的关系更亲密，故而把“虞能亲于桓庄”提到前面。在诗歌中，倒装是诗人为了押韵、节奏、平仄或强调不同语义内容需要而对句式所作的调整。从修辞效果上讲，是诗人追求表情达意的特殊效果和非同寻常的审美情趣的重要手段。

无论是用倒装表示强调突出，还是用倒装为了平仄、押韵取得审美效果，目的都是引起阅读的注意，是一种识别标志。因此我们说，倒装是古人常用的一种修辞方式，“是在常规组合的基础上所派生出来的超常规组合，它以常规组合的存在为前提，因而与常规组合相比较而成为极其重要的识别标志”的一种修辞方式。倒装是古代汉语中变换常规语序以适应某种需要的一种句式和修辞方式。

参考文献：

[1] 王力：《古代汉语》（校订重排本）（第四册），中华书局，1999年版。

[2] 林玉山：《汉语语法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3] 黎锦熙：《变式句的图解》，《语文学习》，1953年第3期。

[4] 郭锡良、唐作藩等：《古代汉语》（修订本下册），1981年版。

[5] 桂诗春：《心理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6] 管燮初：《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1952年版。

[7] （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一），《中国历代诗话选》，岳麓书社，1985年版。

[8] 蔡涤：《西清诗话》，吴文治：《宋诗话全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9] 王力：《古代汉语》（校订重排本），2006年版。

古汉语范文第2篇

古代汉语既是汉语言本科的专业必修课，也是被国际学生公认为最难的课程。然而，此课却是深入学习中华文化的门径。如何令学生兴味盎然地学习文言，如何巧妙、恰当地渗透文化知识，皆与师资素质密切相关。本文通过对当前古代汉语教学中存在的观念误区与国家设置古代汉语课程的意义进行较为深入地剖析，以古代汉语教学过程中的实际案例为切入点，具有针对性地论述在汉语国际教育领域中从事文化类课程教学的教师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一、古代汉语教学现状与观念误区

建国以后，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经历了草创之艰辛与改革之新变，迄今方显星火燎原之势。而相较于传统文科，仍是年轻的学科。汉语国际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增进异质文化的理解与交流，成为沟通思想的桥梁，而现阶段其研究重点仍在语言本体与教法研究。近年来，文化教材的研发虽有进展，但就整体文化教学研究的深度与课程推广的力度而言，皆无法与语言教学研究相提并论。

在国内高校中文系的专业教育中，古代汉语课程实际上起到专业分水岭的作用，学生对此课的兴趣浓度与学习成绩的优劣，直接关系到未来深造时专业方向的选择。而在汉语国际教育领域中，对古代汉语、古代文学等文化类课程的重视程度却常显不足。究其要因，主要有三：其一，课程无用论，认为课程内容与现实生活疏离，学习古代汉语缺乏实际意义。其二，畏难情绪，认为很多中国人都学不懂古代汉语，何况是外国人。其三，轻视国际学生的汉语接受能力，低估其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求知欲，认为留学生只要能背诵两首诗词就算是学过古代汉语、古代文学了。

执此谬见从事教学，呆板、枯燥地照本宣科，课堂气氛沉闷、乏味，学生昏昏欲睡;不准确地讲解，导致学生理解知识似懂非懂，混沌迷茫;因教师知识储备的欠缺而造成语言要点、文化常识的漏讲，影响日后古代文学课程的授课进程;移植中文系传统试题模式，甚至初学文言就考课外古文语篇翻译??种种做法都严重打击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挫伤了学习自信心。由是观之，古代汉语素来成为国际学生考试亮红灯频率最高的课程，教师对此并非全然无责。

二、古代汉语课程设置深意解读

回顾国际学生的汉语学习历程，从学习拼音到听、说、读、写课程，都属于语言学习范畴。即便是中国历史、文化概况等课程，也都是以现代汉语写成的简介性内容。而古代汉语则不同，是国际学生与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文化载体的初次接触。因此，教师应在充分理解古代汉语课程设置意义的基础上，以科学、实用的教法开展教学。

第一，古代汉语是现代汉语的根源，教师应站在促进学生加强现代汉语理解力与汉语应用得体性的基础上，来完成古代汉语的教学，帮助国际学生提高欣赏汉语的品位与词汇应用的层次。授课之初，教师应帮助学生了解文言在汉语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在以往三千余年的岁月里，文言雅语是士子的必修课，文言文一直居于书面语的垄断地位，作为首要文化载体的地位从未动摇。自20世纪筆起新文化运动开始普及白话文，文言之于现实生活的影响日渐衰退，但其作为传统文化载体的客观现实则无可取代。无论是应用时间的长度，还是精神内涵的深邃程度，白话文皆无法与文言文相比。文言与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建立、文化性格的养成相伴相生。时至今日，其强大的文化影响力依然渗透于现代生活的诸多细节中，只是人们在习以为常中忽略了对文言的认知，比如成语、典故的应用等等，不胜枚举。上述道理，是引导学生端正态度，建立正确学习观念的有效阐发。

第二，各高校选用教材的难易程度与课时安排的进度均已力求适合国际学生的汉语接受程度，师生双方皆不必存在畏难情绪。目前被广泛采用的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两部古代汉语教材，一是徐宗才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一是李禄兴先生主编的《今用古代汉语》，在篇章选择、课文注释、语法讲解、课后习题等环节虽体现出编者不同的教学理念，但都对国际学生的接受能力做过充分考量，教材编写的难度与深度已远远低于国内中文系使用的专业教材，汉语言本科二、三年级的国际学生可以接受。

第三，以古代汉语课程激发国际学生学习中国文化的持久兴趣。庞大的汉语学习群体水平呈现金字塔结构，即初、中阶学习者人数众多，高阶学习者相对较少。虽说无论汉语水平高低，学习中文本身就是文化交流的体现，但各领域在促进国际信息互通中做出突出贡献，发挥强大助推作用的精英，往往是汉语高阶水平人士。尽可能多地激发初、中阶学习者潜能是教师职责所在。

相对于全部人生而言，国际学生驻华学习时间毕竟短暂。支撑他们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继续学习汉语、研究中华文化，浓厚的兴趣显然是保持学习动力与恒久毅力的最重要精神支柱。国家在汉语国际教育本科阶段设置古代汉语与古代文学课程，用意深远。汉语国际教育领域应提高对此课的重视程度，以持久发展的眼光，善用此课来调动学生探求中华文化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对我国文化推广事业的深度与广度都将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

三、师资优选与教法调适

纵观学科发展史，20世纪50年代虽为汉语国际教育的初创时期，教学规模相对较小，师资队伍却精英荟萃。吕叔湘、朱德熙、邢公畹、童庆炳等名家巨擘都是为事业奠基的功臣元勋。回顾前辈学者的治学共性，无不以精研国学为根本，兼善西学，既躬耕于教学一线，又在学术上独树一帜。这对当代师资选拔与素质培养亦应有所启发。汉语国际教育领域，若优选中国古代文学、古代历史、古典文献学、古代汉语史等相关专业出身的教师担任古代汉语课程教学，或可体现以下优势。

首先，入选教材的语料佳篇嬉笑怒骂无所不包，但文言不同于白话，即便是非骈体对仗的散文，亦或是措辞强硬、语气激昂的辩论文，皆自有其文言雅韵。而此份深蕴于字里行间的雅致，确需长期沉潜于典籍方能领悟。古文本无标点，同一段文字，句读不同，或文意生变，或情韵有别。广为流传的雨天留客事典与对杜牧《清明》七绝诗的宋词版改写即为显例。前者下雨天，留客天。天留我不留?是饱含期待的问句，若标点为下雨天，留客天。天留，我不留。则是生硬的拒绝了。后者将晚唐杜牧的七绝诗28字只字未改，标点停顿为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变为宋词风格后，更添一份怅然蕴藉之思。

汉语音、形、义紧密结合，若声调变化，则意随音转，声调教学始终是国际学生语音操练的重点与难点。古代汉语中存在着通假字、古今字、词类活用、古今异义词等情况，都给国际学生识读、记忆文言带来困难。因此，专业教师的标准范读，不仅可以读准文言字音，更有助于学生体会文言之韵。

其次，需要申明，以现代汉语语法生搬硬套古代汉语语法讲解的做法绝不可取。文言语序、词法与现代汉语多有不同。若以现代汉语语法来讲解文言宾语前置句、使动与意动用法，莫说是国际学生，就是中国学生，也必定如坠云雾。专业教师在处理文言语法讲解时，相对富于经验。比如，词句释析更为清楚，补充例证更为得当，词法讲解更为灵活，尤其对古今异义词的源流辨析也更为准确。

最后，专业教师的知识积淀有助于应对学生提问，随机应变穿插文化扩展内容，促进课堂互动。汉语国际教育的课堂充满挑战，教师应以平和的心态正确理解并习惯接受学生的即兴提问。在非语言技能教学的文化课上，答疑与提升学生兴趣正向相关。如何巧妙答疑，恰当扩展文化知识，是教研过程中常需深思的课题。例如，在讲授《多多益善》课文时，学生提问：这是韩信与皇帝的私人谈话，别人怎么知道的?千万不要误以为是学生刁难老师，按照国际学生的现解，若非秘密监听，君臣二人间的对话如何得以记录而流传千载?教师刚好可以借题发挥，向学生介绍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史官制度以及秉笔直书的史官精神，是中国历史记载不曾中断的重要保障。若课时允许，良史董狐、太史伯兄弟、司马迁故事都令学生兴趣倍增，并对中华文化肃然起敬。

专业教师具有以上三方面学养优势，但要胜任汉语国际教育文化类课程教学，还需用心研习学科特点，进行教法调适。谨举三例以资参考。其一，古代汉语授课尤需出言谨慎，用符合学生实际接受水平的汉语讲解，力求简明、易懂。其二，联系现实多做古语今用练习，强调实词的古今意义联系，适当使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其三，改变传统文言教学的严肃课风，秉持严谨而富有亲和力的教学态度，善借课文设计文化讨论环节，营造有用处、有趣味、有深度的课堂氛围。综上所述，专业教师将学识素养与汉语国际教育经验相结合，务求在短时期内形成适合国际学生的教风与教法，无疑将对提升教学质量大有裨益。

四、师资培训与素养提升之建议

直接吸纳古代汉语相关专业教师加盟汉语国际教育教师队伍，固然是师资建设之捷径，但文化素养的提升非朝夕可就，确需日久年深潜心修行，以下三点建议或可参考。

第一，重视传统经典文献的学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坚实的专业基础有赖于每天点滴的积累。研习经典，非止于增长知识，其要义更在于通晓事理，养德修身，知书达理正谓于此。透过先贤行藏与灼见，感受其超拔的人格魅力，体悟传统文化的深邃哲思。学生的问题也许很简单，但若想做出精彩的回答，不仅需要专业知识，更需要可堪回味的见解。

古汉语范文第3篇

即使是现代汉语中的一些基本常用词语，它往往也承载着浓厚的古代文化意蕴，只是人们习焉不察，忽视了它与古代文化的联系。如“天”这个常用词，通常理解为“天空、苍天”等自然之意，实际上这个意义是后起的，“天”的初始意义是“头、首”，《说文解字》释为“天，颠也”。其造字法为一个象形的大字表示人，上面一横表示头部所在，属于指事字，由人的最高处头部引申为自然界的最高处“天”，“天”作为自然界的最高处，又不限于纯自然的范畴，而是具有同人一样的意志力、统治力乃至浓烈的情感。因此，“天公、天子、天意、天赐、天威、天颜、天戒、天假、天道、天机、天条、天灾、天火、天经地义、天灾人祸、天网恢恢、天书”等，以“天”为词根的一系列词语应运而生，细品这些词语，我们能够感知到古代先民们“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天道生万物”的古代文化信仰城府之深。

现代汉语中的常用词，从其使用的意义渊源看，很多都与古代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不妨以表示颜色的词语为例稍作了解。汉语中常用色彩词有红、黄、青、绿、紫、黑、白等，这些词不仅表示颜色，而且蕴涵着深邃的古代文化背景。色彩与上古所谓的“土与金、木、水、火相杂以感万物”的阴阳五行说相联系，这种五行分据五方，又各有一种颜色相配：“木色青，故青者东方也；木生火，其色赤，故赤者南方也；火生土，其色黄，故黄者中央也；土生金，其色白，故白者西方也；金生水，其色黑，故黑者北方也。此五行之正色也”，根据五德始终、天道循环的观点，朝代之间的更替都符合周而复始的无行相生相克的规律，不同朝代“德”各有不同，其崇尚的“色”也就相异。古代传说中黄帝为土德，色尚黄；禹木德，色尚青；汤金德，色尚白；周火德，色尚赤；秦水德，色尚黑等，因此普通的色彩词就带有浓重的文化意蕴，并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今天。商代以金为德，色尚白，到纣王时被周武王，周人以火为德，应合“火胜金”的“天意”，故能成功，火德崇尚的色彩为红色，故以红为贵、以白为贱的观念在周初就已经形成。如今人们观念意识中喜红不喜白，结婚披红挂彩，丧事则白衣缟素，就是周代这种礼法观念的延伸。

由这种文化观念主宰的封建社会，色彩就自然地与等级地位紧密挂钩，古代的国家政治关系讲究民顺、臣忠、君仁，延续到家族血缘关系的子孝、妇从、父慈，封建礼教规范和宗法伦理观念都特别重视上下有别、长幼有序和尊卑有度，色彩便用作表示这种等级观念的重要手段，某种色彩经常同某种等级地位相应，这种色彩就带上了特定的文化内涵。如黄色代表帝王之尊，“黄者中和美色，黄承天德，最盛淳美，故以尊色为谥也”，从汉至清，我国历代帝王都以黄色为尊，其他人禁用黄色；白色，历来被作为平头百姓的通称，如“白衣、白丁、白姓”、“散民不敢服杂彩”（董仲舒《春秋繁露》），“唐制：庶人以白”（《旧唐书•舆服志》）；“朱、紫、青、绿”作为官服之色，所谓“拖朱垂紫”是指位高权重者，“青衫绿袍”是指刚入仕或遭贬降者，明乎此，对白居易《琵琶行》中“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就会有更深刻的理解。虽然现代社会的服色早已人人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由于历史文化的浸润，许多颜色在人们心目中仍然是喜与悲、光明与黑暗、高尚与低级、吉与凶的不同标识，历史上所组成的许多文化词，至今仍然活跃在人们的口头和笔下，如“张灯结彩、黄榜中状元、红颜薄命、满堂红、绿帽子、黑五类、蓝天白云、黑心、黑户、大红大紫、白衣天使、白衣公卿、白鹤仙子”等。

古汉语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古代汉语 课程 改革

说到目前古代汉语课程的改革问题，应回顾一下古代汉语课程是怎么建立起来的。这对于改革的思路是很有意义的。

古代汉语课程，是从传统的“小学”的基础上改造发展起来的。传统的“小学”，主要以字形方面的文字学、字音方面的音韵学和字义方面的训诂学这三大块为知识体系的核心，它特别注重于经传文献资料的考证和故训的寻求，是为学习和研究古代经典服务的，它一向被看作经学的附庸，称之为“小学”。从知识体系上看，它不够科学和完备，例如缺乏“词”的观念，缺少语法学这一重要的门类；从课程性质上看，它是以文字为对象，而不是以语言为对象的，属于语文学（Philology）而不是语言学（Linguistics）；从课程目的上看，它显得相当狭隘和封建保守。但它注重实用、注重感性认识、注重文字、注重先秦经典，还是有其合理的一面。

到了乾嘉之后，古音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使传统的音韵学前进了一大步，同时，由于对音义关系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开始摆脱了文字的束缚，可以说已开始进入到真正的语言词汇领域。训诂学已初步得到了改造。到了清末，由于西洋语言学的影响，形成了以《马氏文通》为代表的古汉语语法学体系，为知识体系增添了一个新的重要门类，而甲骨学的异军突起，使古文字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突破了以前的说文小篆之学。到了上世纪30年代，以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为标志，修辞学的科学体系已基本建立起来了。到此，古代汉语课程的五大门类知识――文字学、词汇学、语法学、音韵学、修辞学都已基本齐备了，只是词汇学显得比较单薄而又缺乏划时代的代表作而已。

然而，正当古代汉语课程的知识体系刚刚初步更新完毕，剧变的时代选择了白话文，古文终于被时代所冷落，这是历史的必然，是时代的可喜进步。就是对古文本身来说，也未必不值得庆幸，它体现在历史文化遗产和语文素养方面的自身价值，是可以一眼看到的。解放后，悠久丰富的祖国文化遗产真正回到了人民的手中，急需批判地继承、普及和挖掘，以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同时，现代语文取得了历史地位之后，也急需从古文中吸收有生命力的东西，以丰富和发展自己，于是古代汉语课程也就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应新时代的出路，那就是为培养群众的阅读古书的能力，以批判地继承祖国的文化遗产，提高群众的语文素养；吸收古人语言中有生命力的东西，以丰富和发展现代汉语，推进祖国的语言科学而服务。古代语言虽然已经过时了，但古代汉语课程却成为中学要初步学习、大学要专门学习的一门基础课程。到此，传统的“小学”才真正完全地改造为现代的古代汉语课程。

“五四”运动以后，青年一代在古文素养上，已是一代不如一代，这是不必讳言的。现在学习古汉语的青少年，古文底子薄，但课时却不多，要求又不低，这是一个突出的矛盾。这个矛盾到今后或许还会更加突出。这就要求古代汉语课程要特别注重基础和自学能力的培养。起点不要太高，要循序渐进，要精讲多练，关键要有一个适合现代青少年实际的科学的教学计划，对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进行量化，有步骤地进行实施。我们认为，目前高校的古代汉语课程和教学，在三个方面的问题较大，应当加以改革：

第一，教学计划缺乏量化标准。

培养青年一代阅读古书的能力，当然要使他们掌握必要的基本知识，那么具体地说，应该掌握多少古汉语常用字？这些常用字又是哪些？应该掌握多少古汉语常用词？这些常用词又是哪些？应该掌握多少古汉语常用句式？这些句式又是哪些？再精细一些说，应该掌握哪些繁体字和异体字？应该掌握哪些古今字和通假字？应该掌握各常用词的哪些重要古义？应该掌握哪些复音词？应该掌握哪些重要的典故和成语？应该掌握哪些常见的活用的实词？应该掌握哪些重要的虚词？如果宏观一些来看，至少要学习多少种类或篇数的文选？常识和文选的分量比重究竟是多少最合适？语言范围外的常识又该占多大比重？专科和本科的区别主要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大家都缺乏研究或研究不够，这方面的成果很少见到，这就很不利于制定科学的教学计划，也很不利于测试和检验教学效果。解决这些问题，既需要理论的指导，又需要细致耐心的调查统计，还需要丰富的教学经验，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我们应该努力去做。

第二，有的教学内容重复陈旧。

由于不了解学生和中学的实际，古代汉语课程常有重复学生在中学已学过的内容，例如使动用法、意动用法、名词作状语、判断句、被动句等，以及一些文选。还有，本科开设了《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等选修课，与《古代汉语》课程内容也有相当大的重复。这些地方，要做到知识的合理衔接，就要熟悉学生的现有水平，处理好相互之间的层次关系和分工。

古代汉语课程内容重复陈旧的地方，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教材。现有的古代汉语教材，估计不下百种，近年来在编书热的影响下出版的特别多，其中大多是互相转抄，其编写体例、知识内容、章节顺序和文选篇目，甚至例句，常令人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从发展的眼光来批评，就是停滞不前，就是陈旧落后，这种教材之多，说明古代汉语课程的陈旧也够严重了，这也是一种惊人的浪费和低效率。我们渴望有一种新颖大胆的切合实用的新型教材出现。

第三，缺乏统一的古代汉语语法体系。

建立统一的古代汉语语法体系是非常必要的。首先，建立统一的古代汉语语法体系，有利于大家充分展开讨论，促进古汉语语法研究。其次，古代汉语教学语法体系建立起来，对教学有好处，有利于大中学教学接轨，使青少年减少一些学习上的麻烦，不在一些无谓的名词术语上纠缠，增强实用性。再次，建立统一的古汉语教学语法体系并不会损害学术争鸣和学术发展，它不是僵化的不可变动的教条，完全可以批评，可以再作补充修正。它只是一种教学工具而已，正如一套制服，上班时要穿上它，下班后则悉听尊便。

实际上《古代汉语》教学大纲要求学生在学完本课程后能运用所学知识：“借助于工具书和必要注释，阅读文史方面的一般古籍。”所谓“一般古籍”就是类似《古文观止》那种程度的古文，并不是说要能读懂过于艰深的某些古书，如《尚书》、《周易》之类。所以古代汉语课程改革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郭锡良.古代汉语［M］.语文出版社，1992.

古汉语范文第5篇

摘要: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许多传统课程的教学面临着新的挑战,古汉语课就是这样。根据新形势的需要,古代汉语的教学应该加强教材的改革,合理安排课程,把知识传授与素质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不断更新考试内容和考试方法,以培养有较强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人们对古代的知识,特别是古代的语言更感生疏,而古代汉语课正是为增强学生阅读、利用文献能力开设的一门基础性、工具性课程。它对学生未来从事语言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从事其它相关学科的研究以及更好地运用现代语言文字,无疑是必不可少的。古代汉语,作为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基础课之一,过去在培养该专业人才方面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实践证明,这门课的开设是非常必要的。在未来中文专业人才的培养中,它将变得更加重要。随着我国教育改革逐步的深入,古代汉语课的改革,也必须适应教育改革的步伐,为培养未来社会新型人才做出贡献。本文拟从教材建设、课程安排、素质教育、考试方式及内容等诸方面,探讨古代汉语课教学改革的有关问题。

一、教材的改革教育改革的第一步,在于教材的改革。如果不首先在教材改革上下功夫,而谈教育改革,那就只能在教学方法上做些改动,达不到教育改革的真正目的。我国高等院校中文系从设置古代汉语课以来,至今已有几十种教材问世。这些教材各具特色,是编著者多年教学与科研的结晶,为古代汉语课的建设做出了贡献。古代汉语课教材的改革,我们认为关键在于基本理论知识的介绍与文选的体例及其选材范围的处理上。就基本知识部分而言,一方面,应将它与现代汉语知识区别开来,在比较中突出古代汉语的特点,切忌与现代汉语重复,凡是与现代汉语相同的内容不应该编入其中,以往有的教材就忽视了这一点,完全按《现代汉语》的体例编写“古代汉语知识”的内容,如按部就班地讲古汉语词类、句子成分,使教材显得臃肿,同时,学生也难以从中把握古汉语知识的重点。然而,现代汉语终究是从古代汉语发展演变过来的,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另一方面,又应该从寻根究源的角度,分析古代汉语某些特殊现象的演变轨迹,显示其与现代汉语的联系,如现代汉语中“打扫卫生”一类结构的来源,就应写进“古代汉语的特殊述宾关系”一节之中。就文选部分而言,应该注意的问题是多方面的,诸如选材的范围、编排的顺序、注释的详略及其与基本知识的关系等等,都是值得考虑的。我们应该从确定古代具有代表性的典型的文献作为“文选”的选材范围,选取的文章应该照顾到各个时代、各种文体,尤其要注意的是,要围绕古代汉语的基本知识来选择文章。选文的数量不宜太少,否则学生缺少课余自学消化的材料;也不能太多,否则教师难以确定讲授篇目。文选的编排顺序,以往的教材大都是分文体按朝代编排的,这并不恰当。我们认为,应该根据古代汉语知识点,分类编排,以往少数教材在这方面做过努力,但是还做得很不够。只有从有关文选中分析总结出古代汉语的特点,从感性材料中抽象出理性知识,才能处理好文选与古汉语知识的关系,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使读者获得一个完整的、系统的、严密的理论知识结构。

二、课程的安排古代汉语是一门基础性、工具性课程,又是一门难度较大的课程。所以,将该课程安排在什么时候开设,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关于古汉语课的安排,我们认为,应该考虑如下三个问题:第一,应考虑到学生的接受能力。学生在中学尽管接触过不少文言文,也有一些零星古汉语知识,但是就系统而言,绝大多数刚刚进入大学的学生所掌握的古汉语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对其中一些深层次的知识,诸如音韵,他们更是闻所未闻的。而所有这一切又都是难度很大的,既抽象又枯燥。因此,大一是不宜开设这一课程的。笔者曾了解到有所学校为使汉语课的教学以由古到今的发展线索进行,在大一就开设古代汉语,结果事与愿违,学生非但没有认清汉语发展的历史,反而许多必须掌握的古汉语知识也是一知半解,与他们在中学所学到的文言文知识相差无几。了解发现,学生普遍认为这门课的难度太大,很多知识“很玄”,难以接受。第二,应考虑到这门课与其他课程之间的相互关系。何处理好古代汉语课与各门相关学科的关系,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现代汉语是古代汉语经过长期发展演变的结果的,二者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在安排时必须考虑它们的衔接。那么究竟先开设哪一门呢,如上所述,按照汉语发展演变的顺序,先古后今,其效果并不理想。古汉语难度较大,必须在对现代汉语知识从理论上有了系统把握的基础上,才能全面、深入地理解。中国古代文学课中的先秦、两汉文学的教学,大部分时间花在文学作品选上,而关键又在于疏通字词句,古代汉语课可与之相伴进行,达到相得益彰的效果。汉语史、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以及某些专书的语言研究等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选修课,都是在掌握了古汉语的基本知识的基础之上,对某些方面或某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课程,自然是应该在古汉语课之后开设的。综上,古汉语课既不能开设太早,否则学生无法接受;也不能开设太晚,因为在它之后还有一系列后续选修课。第三,应考虑理论知识与文选两部分的合理安排。以往有的学校把两部分分别集中起来讲授,或者先讲理论知识,再讲文选;或者先讲文选,再讲述理论知识。不管采用哪一种,其实都是不妥的。因为至少有两大缺点,其一是这样安排容易把文选与古汉语知识割裂开;其二是老是讲文选或讲理论,容易使学生觉得枯燥乏味,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我们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将文选与理论知识结合起来穿行,突出它们之间的联系,只有这样,学生才能既牢固地掌握古汉语的理论知识,又迅速地提高阅读古文献的能力。

三、知识传授与素质教育相结合古代汉语课的职责与其他课程一样,也包含了知识传授与素质教育两个方面。它通过有关文选的讲解,增加学生的感性知识,同时也提高学生阅读与应用古文的能力。这就是客观上的作用。就主观而言,我们无论是编写教材,还是课堂讲授,都要有意识地注意知识传授与素质教育两方面的结合。比如编写教材中选材时,就应当既考虑知识的全面系统,又注意它在道德、能力、认识社会诸方面的教育作用。文选部分选材范围广,从上古一直到近代;涉及面大,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思想、科技、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从道德教育方面考虑,可以有意选择部分我国传统礼仪方面的文章,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文明礼貌的习惯;选入有关历史地理、民族融合、科技文化等材料,让学生认识我们的祖国、民族的伟大,增强民族自信心与爱国主义感情。从能力方面考虑,可选入一些中国历史上在科学技术、政治文化诸方面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等类人物的事迹,以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增强其自信心理。诸如此类,我们在教材编写过程中,若有意识地加以安排,无疑对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不无益处。从教学的角度讲,我们又不必完全局限于教材的内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加或减少相关知识,以完成教学目的为原则。书本上的东西是僵死的,但教学中的讲授却是灵活的。

如当我们涉及到封建的“君臣、父子、夫妇”之礼教讲解时,首先应讲明原始儒学中“君臣、父子、妇夫”关系的真实内涵,批判后期封建社会僵化人们思想的封建礼教,特别要批判那种严格的等级制度和盲目服从的思想。但同时也应指出其中的积极成分,讲明尊老爱幼,讲究礼仪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反对盲目地服从任何人,但我们主张要尊重他人,要谦虚地向他人学习。当我们讲清其中的道理之后,虽是封建落后;甚至反动的东西同样可以起到积极的教育作用。以培养学生辩证地看问题的能力。另外,古汉语课教学同样需要通过实践,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我们不能仅停留在文选的讲授上,为使学生将知识学活,提高其应用能力,适当地让学生标点、翻译一些白文,自然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再者,实地考察对古汉语课教学往往也是非常必要的。限于资金,不可能远离本地去考察,但各地可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在教学中有意地增加部分地方史材料,在结合课堂讲解的同时,去有关的历史遗址、博物馆参观考察。教师可结合实地资料,加以讲授。这种作法具有直观性、趣味性,往往可取得在课堂教学中不能取得的效果。也无形之中增强学生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感情。总之,古汉语课教学应该多方位、多角度地将知识传授与素质教育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在未来人才的培养中做出贡献。

四、考试方法与内容的改革考试方法与内容,直接对学生学习起导向作用。如何使古汉语课考试起到它的导向作用,这是一个需要实践与摸索的问题。就考试内容而言,目前主要是两大块,一是知识介绍部分;一是文选部分。前者主要的考试形式,不外乎选择、填空、改错、名词解释、问答几类;后者也只有字词解释、句子翻译、白文标点及段落翻译等几种类型,这些形式对检查学生掌握古汉语课知识的情况,确实能起到一定作用。但由于出题往往局限于课文之内,所以很难了解学生真正的应用能力。因此试题应适当增加课本之外的知识,若能如上文所述,教师在讲授过程中就采取多渠道、多形式的教学,使学生有更多机会去接触、阅读古籍,那么由于学生平时经过练习,有了较强的阅读古籍的能力,对考试增入课本以外的部分知识就不会感觉困难。同时由于考试要涉及到一定的课外知识,也促使学生不得不去阅读有关的史籍原著,因而也就增强了动手能力。另一方面,我们认为考试的形式,也可以是多样的。回答式、笔答式可以混合使用,以促进学生掌握知识为原则。再者也不必局限于教师出题,学生考试的形式。如请学生自己出考试题,互相交换进行考试,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