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作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民俗旅游；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天津

中图分类号：F590.7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3-0180-02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人类进入全球性的大众旅游时代，旅游已经成为现代人的重要生活方式。人们对于旅游的需求逐步由观光旅游转向人文旅游转变。民俗文化旅游是人文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鲜明独特的文化内涵以及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对中外游客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天津作为北方的经济中心，四大直辖市之一，不仅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在六百多年的城市发展中逐渐形成了浓郁的民俗民风和多彩的文化艺术。这为天津民俗文化旅游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天津独具特色的民俗美食，极大地吸引了各地的旅游者，他们在品尝“天津三绝”――耳朵眼炸糕、狗不理包子和十八街麻花的同时，也会产生了解天津独特饮食文化的欲望，所以说天津的饮食和与之相关的各种民俗文化因素都可以成为民俗文化旅游的资源。

一、天津饮食民俗的形成与特点

在天津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中，饮食民俗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所有民俗事象中延续时间最长的一种，是揭示和研究一个地区社会生产水平、社会文化水平、物产资源的种类及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一种最显而易见的佐证。

天津人饮食习俗的形成首先同它所处的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历史上的天津是退海之地，古有九河下梢之说，因为水域宽阔，距海又近，故水产极为丰富，品种也多，鱼、虾、蟹、蚌类，应有尽有。天津人喜食海鲜、河鲜，就是由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养成的。天津人有两句俗语：“吃上一顿鲜，死了也不冤。”又说：“吃鱼吃虾，天津为家。”都说明了天津人对海鲜、河鲜的嗜好。

天津饮食文化的形成也受着历史传承、居民变化、文化交流的深刻影响。金代贞佑元年（1213年），始被命名为直沽寨，开始形成市镇。随着海运、漕运的发展，其地位日趋重要，明永乐二年（1404年）正式改名为天津。至清代中叶，天津已成为漕运、盐务并重的商业繁荣的大都会。从饮食风俗上看，有浓郁的本地特色，同时由于商旅来往，晋、鲁、豫及苏杭的饮食，都对天津人的饮食有一定的影响。鸦片战争后，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各国租界林立。辛亥革命以后，天津又成了封建军阀和下台官僚的聚集地。故而西洋饮食，宫廷、官府菜肴，闽、粤、江浙菜在天津都有一定的市场。

天津物产丰富，经济文化发达，民间饮食习俗基本上属于中国北方类型。但由于其居民五方杂处，故无论在饮食习惯、饮食结构以及地方风味小吃等诸多方面，都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仅清末以来各类典籍中记载的民间美味就足以令人垂涎欲滴了。不仅如此，民国时期《天津志略》中的“生活民俗”曾专就“食俗”而述，这在以往的方志中并不多见。文载“津门人处五方，其食欲虽性有所不能强同，但津门究有其特殊之食品。春有蚬、蛏、河豚、海蟹，秋有螃蟹，冬有铁雀、银鱼、黄芽、白菜等，至青鲫、白虾则四时皆有，盖地域使然也”。

“一方水土造就一方的饮食文化”。 天津自古以来，集五地徙民，荟八域食俗。从饮食习俗看，天津人以面食为主，特别是面条与饺子和喜庆聚散有关系，这同山西人以面食为主的习俗是一样的。天津菜包括汉民菜、清真菜、素菜三大部分。总的特色为擅长烹制海鲜、河鲜，注重调味，讲究时令，适应面广，口味以咸鲜、清淡为主，讲汁芡，重火候，质地多样。小吃品种丰富。

二、天津俗语中的饮食文化

1.“拼死吃河豚”和“当当吃海货，不算不会过”。影响天津饮食习俗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离不开自然生态环境，正因为天津依河傍海，具备丰富的河、海两鲜，我们的先民长期以鱼虾等水产品作为重要食物来源，民谚“天津卫三宗宝，银鱼、紫蟹、大红袄”中之银鱼、紫蟹皆为天津特有的名贵水产品。如果我们看一看元、明两朝人咏直沽的诗篇，诸如“蟹忆霜时贱”，“鱼傍海潮多”，“白鱼紫蟹四时肥”，“桃花春水上河豚” 之类，便可以想象出古人的饮食习惯对自然依赖是很强的，正因如此，天津诗人周宝善的《津门竹枝词》中有“时逢节令馔求精”的话，则道出了天津人在饮食方面特别讲求“应时”、“应节”的习俗。

津地饮食丰富，民众爱吃会吃，尤喜食海鲜，不仅留下了“贴饽饽熬鱼”的传统美食，而且留下了天津人“拼死吃河豚”和“当当吃海货，不算不会过”的豪爽气概！在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中就记载了天津人爱吃河豚的风俗：当时河豚只有天津产的最多。当地人吃河豚，就像吃蔬菜一样。可是河豚虽味美却含有剧毒，不一定家家都善于烹饪，也常有人吃河豚中毒而死的事情发生。姨丈牛惕园先生说，有一个人特别爱吃河豚，终于中毒而死。这已是可怕的癖好。但死后其人还托梦给妻子，责问：“祀我何不以河豚?” 这里把天津人“拼死吃河豚”的风气推演到至死不悔的程度。

天津卫的俗语“当当吃海货，不算不会过”，形象地说明了天津人爱吃海货的程度，为了吃海货，不惜把家当送入当铺换钱。严格地讲，天津人所谓的海货，大部分并非海产品，更不包括深海捕捞的海产品，只是指塘沽、大沽、北塘直到汉沽运河口渤海湾一带的季节性水产品而已。天津人认为：穷，不能穷在嘴上，每年每季的海鲜、河鲜一定要饱一饱口福，即使为此进当铺，也要大快朵颐。而且能否吃上“鲜”也是一个人体面的象征。

2.“下馆子”与“添菜”。旧时，天津曾是中国最著名的工商业城市，元代漕运的发展及天津本身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南北客商云集、贸易往来频繁的商埠重地，而且当时不少前朝遗老遗少、文人、政客、军阀等寓居津门，商人之间的交易和达官贵人的宴饮，极大的促进了天津餐饮业的空前发展，从而形成了天津人好“下馆子”的时尚。下馆子，就是到饭庄摆宴席请客吃饭。康熙元年，天津成饭庄的第一家――聚庆成饭庄开张营业，它标志着津菜的正式形成。那时，商人为了洽谈生意，经常要在饭庄宴请外地来津的客商。凡来津的各地客商到自己的商号后，都得先派人陪同去饭庄用餐，热情款待一番。

每逢熟人在饭庄相遇，还讲究“添菜”之礼。即在饭庄吃饭时遇到相识之人在邻桌用餐，此时，必得前去客套一番，而后再为对方点一二样的好菜让跑堂的伙计送去，并说明是“?菖?菖爷给?菖?菖爷添的菜”。此举既显示出其喜好结交的热情，又给朋友增添了光彩，进一步密切了双方的关系，同时还可能结识新朋友和合作伙伴，一举数得。在天津下馆子习俗至今还在民间流传。

《中华全国风俗志》是民俗文化研究的代表作之一，影响广泛，其中的两首风俗诗在津门传唱多时。“数到珍羞是食羊，西瓠饺子辣酸汤。今朝供客添佳味，烙饼加摊韭菜黄。”以及“每逢朔望家家面，围坐呼餐个个欢。例菜攒来同祭品，粉皮豆剔两三盘”。在谈及天津酒席兴盛的原因时书中认为：北京的达官显贵们遇有大型招待难免有拘束之感，京津地近唇齿，美食有佳，故成群结队来津畅饮欢宴，兴致颇高。清末民初之时，大大小小的饭店、酒楼、食铺等林立街衢，成为天津这座大都会的亮丽风景，令人流连忘返。

三、天津的特色小吃与民俗文化

从现存最早康熙十四年的《天津卫志》到乾隆四年的《天津县志》、光绪二十五年的《重修天津府志》等方志中，民间小食数不胜数。春饼、煎糕粉、玫瑰饼、藤萝饼、腊八粥等，早已成为节令、岁时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

地处九河下梢的天津，明清两代漕运繁忙，构成了鲜明的码头文化的特色。船只来往，装卸货物，不能久留，匆忙之中就出现了很多具有区域色彩和职业特征的方便食品，所以津门荟萃了像贴饽饽熬小鱼、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十八街大麻花、炸糕、锅巴菜、煎饼果子、果仁张之类的小吃。在天津人的饮食习惯中，早餐喜欢吃面茶，可谓百吃不厌。长期以来，面茶多以糜子面或小米面为粉料，撒上芝麻盐、香油、麻酱等，细腻适口，味道香浓。然而，面茶的“茶”字令人费解，清代袁枚《随园食单》中的记述也许能说明一二。原来，早先的面茶并非糜子面或小米面，而是在熬好的香茶汁中加入炒面，再加芝麻酱或牛乳或油酥，最后放少许食盐，成为一碗饱蕴香茗之气的面茶。

天津小吃的特点是便于携带，可以拿在手上边走边吃，这是在漕运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快餐，它不可能是七碟八菜、满汉全席。南来北往的商船你卸我装，随时启航，哪有功夫坐在饭馆里品尝慢炖细烹的饮食？坐吃码头，谁还去闯荡世界。跟其他菜系盛在碗碟中的饮食风格大异其趣，天津人就餐时不用碗筷，也不必正襟危坐，用荷叶一包或用纸一托，卷起来就咬，可边走边吃，既方便省时，又价廉实惠，吃起来瓷实，还不耽误干活――这就是码头文化在天津民间饮食上的典型体现。

总之，天津民俗文化旅游的潜在市场是非常巨大的，而其中的代表――饮食文化更是历史悠久、特色鲜明，要把天津民俗文化旅游开发成功并形成可持续性发展，就必须全面深入的研究天津民俗文化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充分融合饮食民俗的“津味儿”地域特征，增加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知识性、娱乐性和参与性，开发出能够激起旅游者文化共鸣的旅游项目，从而实现天津民俗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口小勇.天津民俗文化旅游可持续性发展研究[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

民以食为天作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甘肃；饮食文化；区域特征

［中图分类号］K89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20-0059-03

甘肃饮食文化是中华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甘肃饮食文化具有中华饮食文化的共同性，如稻、麦等谷物种植，猪、鸭等畜禽饲养，粒食及蒸煮类面食品种、筷子为助餐具、豆酱与酵菜习尚、饮茶习俗、尚食传统、食事礼仪和饮食观念中儒家思想的影响等，是典型的亚洲或东方式的饮食文化。但由于区域自然地理的差异性、历史上自然经济的保守性、封建政治的割据性、宗族文化的封闭性以及各区域间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等原因，在中华民族食文化圈的共同体中，也存在着彼此各有差异、相对独立的子文化圈。甘肃饮食文化底蕴深厚，具有典型的区域特征。

一、丝绸之路上的甘肃饮食文化

两汉时期，在中国与河中地区（指中亚）以及中国与南亚地区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和主要动力，形成了一条交通路线，它从中国内地出发，经过中国西北地区，横贯亚洲，进而连接非洲和欧洲，这条路线是东西方各地区、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也是古代陆路交通的重要路线。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把这条路线称为“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沿线的城镇是丝路之旅的重要依托，在绵延7000余公里的丝绸之路上，甘肃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天水、临夏、兰州、平凉、庆阳、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丝路名城，其中包括丝绸之路上最著名的河西四郡均在甘肃境内。因此，甘肃饮食文化具有显著的丝绸之路文化特征。

丝绸之路文化内涵丰富。张骞通西域后，通过丝绸之路同中亚各国开展了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活动，大量新奇的植物品种开始从中亚和西亚络绎不绝地输入中国，葡萄、苜蓿、?q?石榴、红兰花、酒杯藤、胡麻（芝麻）、?r?胡桃（核桃）、?s?胡萝卜、胡瓜、胡荽（芫荽）、胡蒜（大蒜）、胡葱（大葱）、胡豆、?t?胡椒、?u?橄榄等，这些在今天似乎天经地义地被认为中国传统作物的品种，都是通过丝绸之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胡瓜、胡桃、胡荽、胡麻、胡萝卜等这些以“胡”命名的物产充分证明了中国饮食文化集中外饮食文化之大成的特点，而这一特点在甘肃体现得尤为突出。

二、敦煌饮食文化是甘肃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敦煌乃盛大辉煌之意，汉以来颇受各朝重视，作为丝路重镇，两晋、隋、唐时期极度繁荣，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敦煌学以其丰富的历史资料被学术界称为“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和“古代学术的海洋”，它研究范围涵盖包括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律、宗教、历史、地理、语言、文学、民俗、医学、科技等方面。敦煌饮食文化也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在浩繁的敦煌文献中，社会经济文书直接记载饮食的资料有700多种，它们详细记录了当时敦煌人日常的饮食原料、食物品种名称、饮食器具、饮食礼仪等。敦煌文学作品、敦煌佛教文献中，也有不少饮食资料。5万多平方米的敦煌壁画中，一些形象直观的图画，记录了当时人们的饮食场面、食物品种、饮食礼仪以及与饮食有关的其他内容。敦煌与河西出土的汉简，也记载了为数不少的饮食资料。学界通过对敦煌文献的整理研究，目前已初步确立了敦煌饮食文化这一敦煌学和饮食文化的分支学科。敦煌饮食文化业已成为世界显学――敦煌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敦煌的特殊地理位置及其在东西方交流中的作用，经过南北朝，特别是隋唐时期民族文化空间的交融、汇合，相互吸收和相互影响，到了晚唐五代，其地方文化呈现出以汉文化为主、多种文化成分并存、色彩斑斓的局面，而“饮食胡风”即是其中突出的部分。

作为一个国际化的都市，敦煌居住着许多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居民。从敦煌社会经济文书中记载的常住人口姓名中，可以判断为少数民族或其他国家的，有粟特人、突厥人、吐蕃人、天竺人、波斯人、铁勒人、羯人、龙家、匈奴人、鲜卑人、回鹘人、鞑靼人、龟兹人、高车敕勒人、于阗人、仲云人等，甚至有粟特人聚族而居的“从化乡”。饮食胡风浓重是生活在敦煌的各民族对自己文化的保留，他们的饮食习惯成为敦煌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民族共同生活中相互学习和交流、饮食风俗传播过程的反应。敦煌古代饮食文化是一项可以服务于当今社会并能够获得经济效益的产业经营项目，它将为敦煌学开拓出与现实生活相结合、为当今社会服务的又一层面。敦煌饮食文化是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祖先留给敦煌故乡丰厚珍贵的遗产。大力研究和充分挖掘敦煌饮食文化，不仅是为今天的经济建设服务，更重要的是继承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敦煌饮食文化由多种文化交融形成，文化底蕴深厚，是甘肃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甘肃饮食文化的区域性特征

（一）特产食物原料众多

自然地理环境因素是决定一个地区食物原料资源类型及种类的重要因素。甘肃地貌类型多样，气候干燥，四季分明，光照充足，复杂的自然地理环境因素使得甘肃的植物食物原料资源十分丰富，不仅包括油料植物、野生果类、淀粉及酿造类植物等1000多种，还有许多比较名贵的野生植物，如发菜、蕨菜、木耳、蕨麻、黄花菜、地软、羊肚、鹿角等。除了植物资源外，甘肃的动物资源也十分丰富，常见的如猪、驴、牛、羊、鸡等，另外还有许多独特的动物品种可以作为很珍贵的食物原料，如骆驼、蕨麻猪、藏羊、中华鳖、静宁鸡等。

甘肃食物原料资源里的特产及名优产品众多，且在全国都十分著名。如兰州百合，其颜色洁白如玉，个体肥硕，叶片紧密，味醇香甜，肉质细腻，全国有江苏宜兴、河南洛阳、湖南龙牙等百合产地，但其他产地的百合叶皆形小且有苦味以药用为主，惟有兰州百合可食。又如甘肃定西的马铃薯，马铃薯的种植在全国比较普遍，但定西出产的马铃薯淀粉、蛋白质、糖类含量高，品质好，口感绵，味道美，不仅适合鲜食烹制菜肴，而且还是加工粉丝、粉条及淀粉的上好原料。因此，甘肃定西已被国家有关部委评为“中国马铃薯之乡”和“中国马铃薯良种之乡”。再如甘肃的蕨麻猪由野猪驯化而来，因其采食蕨麻、野草以及独特的野生放养方式，已成为无污染的纯绿色天然食品，在天然保健品风靡市场的今天，它的独特优势越来越受到崇尚健康营养消费者的青睐。

（二）食物结构的区域特殊性

甘肃除了拥有众多的特产食物原料外，在其食物结构中则表现出动物性原料在部分地区食物结构里有突出地位，肉食在这类地区的饮食中占据主要地位。首先，由于甘肃所处的地理位置，其气候具有冬季雨雪少、寒冷时间长，春季升温快、冷暖变化大，夏季气温高、降水较集中，秋季降温快、初霜来临早的特点，甘肃省1月份的平均气温-2℃～2℃，部分海拔在2500米以上的地区年平均低于4℃。寒冷的气候，尤其是冬季，部分地区民众喜食牛、羊肉（羊肉在中医学中属温热性食物）抗寒。其次，甘肃少数民族众多，一些世居甘肃的少数民族，如藏、土、满、哈萨克、蒙古等民族以及在甘肃聚居的少数民族，如回、东乡、裕固、保安、撒拉等民族均食肉，且饮食结构中以动物性食物为主。再次，甘肃动物资源丰富，不论是野生动物资源，还是养殖动物资源，如牛（牦牛、犏牛、黄牛）、驴、羊、猪、鸡等，这些资源为当地人民提供了充足的肉食原料。

甘肃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决定了农作物以比较耐旱、抗旱能力强的品种为主，如小麦（占粮食总产量的1/3）、大麦、玉米、高粱、青稞、荞麦等，面食原料丰富。?v?另外，甘肃的面食五花八门，品种繁多，有蒸煮类面食，有烧烤类面食等。还有甘肃的少数民族，尤其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其面食文化也十分丰富。?w?民众多彩的烹制技艺使得甘肃面食在形式上表现为或稠或稀、或干或汤、粗细搭配、粗粮细做、细粮精制，因此，甘肃人喜食面食并在日常生活中以面食为主，并形成了一些颇具地方特色且影响很大的面食特产，如兰州牛肉拉面、浆水面、手工臊子面，敦煌酿皮子、敦煌黄面，庆阳荞麦面，静宁锅盔等，尤其是兰州牛肉拉面，在全国甚至世界范围内都具有极高的知名度。

（三）烹饪方法的区位风格明显

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对一个地区饮食文化特征的决定和影响是必然存在的，因此作为一个区域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烹饪文化也深受当地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影响。甘肃烹饪文化中最突出的特色是烧烤文化特征极其突出。甘肃的烧烤文化主要受自然地理环境影响。由于我国西北气候较为干冷，尤其是冬季，气温很低，吃烧烤食品便成了一举两得的最佳选择，食者可以在品尝味道鲜美的食物的同时烤火取暖。其次，受甘肃人文环境的影响。秦人自西周时，就以游牧、狩猎为经济生活的主要内容，后其祖先在省境东部，即今天的天水地区定居下来，开始了由游牧经济向农业经济的缓慢过渡，但依然经历了很长时期的游牧、狩猎生活阶段。因此，他们烤食肉类的习俗非常悠久，而且游牧民族好吃烧烤食物，这种偏好不断发展、传承、扩散和整合形成了今天甘肃的区域性饮食文化特征。再次，甘肃人口味偏咸，又喜辛辣，?x?这与当地的水土特征、自然气候也不无关系。这种饮食习惯也是甘肃烧烤文化盛行的原因之一。

（四）少数民族饮食生活特色突出

甘肃境内少数民族众多，全省现有54个少数民族成份，少数民族总人口219.9万，占全省总人口的8.7%。世居甘肃的少数民族有回、藏、东乡、土、裕固、保安、蒙古、撒拉、哈萨克、满族等16个少数民族。其中，东乡族、裕固族、保安族为甘肃的独有民族。

长期以来，众多的少数民族在甘肃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每个民族因、物产、文化传统、经济水平的不同，而有本民族独特的传统食品、独特的吃法和烹制方法，这些特色又以年节文化食俗、居家饮御食俗、人生礼仪食俗、民族风情食俗等形式体现出来。这些饮食习俗的奇异性、原始性、古朴性，对旅游者形成了极大的吸引力。甘肃信仰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的人口较多，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主要为回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哈萨克族；信仰藏传佛教的民族有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因此，甘肃少数民族食生活特色主要以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和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为代表。首先，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严格恪守《古兰经》规定，禁食猪肉，禁酒，禁食动物的血和自死动物，普遍吃羊、牛、驼等食草类的偶蹄动物，所食必须是清真食品。清真食品品种繁多，面食、小吃、菜肴和肉食是传统的清真食品和优势。据统计，清真菜肴有5000种左右，小吃近千种。仅以面制品为例，从制作技艺看，有煮、蒸、炸、烩、烤、煎、烙、炒类；从食物品类看，可分为面条、馒头、饼、饺子、包子、各种小吃等，品种近千。以面条为例，就有汤面、拌面、炒面、烩面等多类，每一类都各有近百种做法。而且，各种面食，又因佐料、用料、形态、大小、长短不同，又各有几种或十多种做法或吃法。另外，还有许多清真食品，像手抓羊肉、清炖羊肉、清蒸羊肉、羊肉焖肚饭等都是脍灸人口、富有地方特色的美味佳肴。其次，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其饮食特点就是喜食青稞面（即糌粑）、酥油茶和牛肉、羊肉、奶制品（如酸奶）。茶是藏族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料，也是待客的主要饮料之一，糌粑茶、奶茶和酥油茶都极具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

［注释］

?q?缪启愉：《齐民要术校译》卷3转引了前人的说法：“王逸曰：张骞周流绝域，始得大蒜、葡萄、苜蓿。”

?r?沈括《梦溪笔谈》卷26称：“张骞始自大宛（古西域国名，在今俄国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得麻油之种，亦谓之麻，故以胡麻别之。谓汉麻为大麻也。”

?s?西晋张华《博物志》卷6称：“张骞使西域还，乃得胡桃种。”

?t?宋代《太平御览》称：“张骞使外国，得胡豆归。”

?u?原产热带亚洲，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18称：“胡椒出摩伽陀国，呼为味履支。” 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9页。

?v?《洮州厅志》卷18《抄本》：“食以麦、青稞为主、佐以豆、荞、燕麦、早韭、晚菘之类。”《华亭县志》民国二十二年石印本：“食料以麦及玉蜀黍为大宗。”《高台县志》民国十四年铅印本：“食主以麦、粟，间以稻。”以上记载都证明了面食原料在甘肃的特殊地位。

民以食为天作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粮食情结；类别；原因；特点

    有关粮食，中国人似乎永远有说不完的话，道不明的情。特别在新时期以后，对比过往的饥馑年代，人们开始反思回味过去的种种经历与情感，创作出了一批批饱含情感，体现民族灵魂的作品，我们不妨将这种对粮食牵扯不清的独特情感称为粮食情结。

    一、新时期粮食文学的类别

    纵观中国当代文学史，此类作品可以说是蔚为大观、自成体系了。我们可大致将它们分为三类。

最直接，最触目惊心，最能引起读者共鸣的一类，是那些以粮食为核心内容，“饥饿”贯穿始终的作品，如《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饥饿的女儿》《我的菩提树》《狗日的粮食》《丰乳肥臀》《活着》等等。它们不同程度的描写了60年代左右中国人的饥饿状态。

    以《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为例，文章主要描写了李家寨党支部书记李铜钟为了全村四百九十多口在饥饿线上挣扎的百姓，向国库借粮最终成为“抢劫犯李铜钟”的故事。情节简单，线条清晰。然而，文章中对李家寨百姓饥饿状态的描写及李铜钟不顾艰难坚持为群众借粮的情节，生动的再现了60年代左右中国百姓的生存状态及他们对粮食的极度渴望之情。

    其次是以粮食作为反映主题的重要素材的作品，最具代表性的要数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

    全文写了许三观的数次卖血，让人映像最深刻的一次是当许三观全家吃了五十多天玉米稀粥，被饥饿折磨得生活难以为继之时，一家人躺在床上听许三观用嘴炒菜。这些丝丝入扣的描写是建立在对粮食的深刻依赖情感和饥饿的生存体验的基础之上的。作者以许三观一家面对饥饿时的各种怪异也好艰苦也好的行为，体现匮乏年代人们强烈的求生欲望。

    最后，是间接性的采取粮食的象征意义的作品，代表作是莫言的《红高粱》。

    作品以红高粱命名，将一幅辉煌的红色画面在读者面前铺展开来。红高粱寄托着作者的深厚感情，象征着红高粱一样热烈、壮丽的人性之美。文章具有极强的感染力，让人一旦进入就深入其中、欲罢不能。这种热烈，这种激情，这种原始的欲望，我想是与作者深厚的乡土情结和对代表精神与力量的红高粱的依赖性有关的。 

    二、新时期文学粮食情结的产生原因

    这些来自人们内心深处的粮食情结如此真实深刻的展示在我们面前，让人想要究其根源。

    中国人对粮食的深厚感情似乎由来已久并延续至今。这从中国史上的农民起义就可见端倪：李自成欲“均田免粮”，太平天国追求“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无处不均匀，不人不饱暖”。“粮”成为农民起义的根源之一。随后进入近代，中国人无往不在压迫之中，也无时不刻不在饥饿当中。就算进入现代，中国也是天灾人祸并行，人民公社、大跃进，几经折腾，加上自然灾害，人们更是难以存活。时至今日，我们粮食问题仍常常被提上桌面。长期的粮食匮乏形成了可算作是民族性的对粮食的渴望。可见，粮食情结是有着历史渊源并被继承发展至今的。

    从横向来看，粮食情结的产生也是有理可循。中国向来是地大物博的，但这“大”与“博”放在众多的人口面前讲就那么有气势了。人一旦多起来，这“饥”便长期解决不了，这情结就几乎要成为一种民族性格。

    事实上，除去这些人文原因，天灾也是一大祸首。撇开史上无法计算的饥荒不谈，1960年左右的那次自然灾害几乎成为所有新时期粮食文学的大背景。无止尽的饥饿感，遍地的饿殍，加之无情的洪荒，这些实实在在的记忆永远烙印在经受者心中永不磨灭。

    三、新时期粮食文学的特点

    他们将这些情怀借以文字的形式表达，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粮食文学。以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为例，这类文学的特色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首先，该类作品具有与粮食相符的乡土性。故事一般发生在农村，于是当地的自然背景、乡土文化及人物行为语言散发出来的乡土气息成为作品的一大看点。

    《狗日的粮食》发生在中国北方山村，洪水峪。主人公杨天宽用二百斤谷子换回瘿袋女人做老婆，在女人下坡小解时，便让他扛到草垛子里呼天抢地地做了事。这种原始欲望的暴露开篇就奠定了文章粗犷的乡土基调。

    洪水峪这一山村背景加上全篇以种粮争粮吃粮为内容，构成了文章的乡土氛围。而作为文章重要部分的语言也很是生动、真实的反映了农村中的乡土气。这些都与粮食是处于同一背景格调下的。

其次，作品人物形象的塑造及情节安排对粮食具有依赖性。

    《狗日的粮食》中，对曹杏花的形象塑造极为传神，好像一个肩上顶着瘿袋尖酸刻薄又很精明持家的丑女人要从文字间蹦出来一般。而她的这种成功的形象塑造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粮食。

    文章在情节安排上也是与粮食紧密相连。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女人的到来与离去。女人来到杨天宽面前是因了他从山里背来的二百斤新谷。女人离杨天宽而去是因为丢了杨家的购粮证。二者前后形成照应关系，既是一种巧妙的安排，又是一种隐含的讽刺。粮食这东西，给人喜亦让人忧。

    再次，作品通过粮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存状态，具有纪实性。

    文章围绕粮食展开各种描写，曹杏芳一辈子都在种粮、偷粮、敛粮，却落得被购粮证害死的下场。洪水峪似乎一直都处在饥饿的状态。杨天宽从青年到中年直至老年都还“闹不清自己是怎么长的，也闹不清自己肚里是什么下水。” [1]反映了匮乏年代人民生活的困窘，也体现了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具有一定的纪实性。

    最后，该类作品反映了中国人民对粮食的独特的道不明的爱恨情仇。

民以食为天作文范文第4篇

与其他传统节日相比，清明节的特色有三个：一是兼有节气与节日两种“身份”，二是以户外活动（扫墓、踏青等）为主，三是兼有肃穆（或悲伤）（在扫墓祭奠活动中）与欢乐（在踏青等游玩活动中）两种情感氛围。这种特色的形成与其来历密切相关。从起源和形成的角度看，清明节是“清明”节气、寒食节、上巳节三者融合而成的节日。[1]

（一）、清明节与“清明”节气

在二十四个节气中，既是节气又是节日的只有清明（冬至在历史上也是一个节日，但现在各地大多不再过此节）。清明节的名称与此时天气物侯的特点有关。西汉时期的《淮南子·天文训》中说:“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则清明风至。”“清明风”即清爽明净之风。《岁时百问》则说“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虽然作为节日的清明在唐朝才形成，但作为时序标志的清明节气早已被古人所认识，汉代已有了明确的记载。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和民众在生活和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气候规律，比较适宜地反映了一年四季气温、物候、降雨等方面的变化，对人们依时安排农耕、蚕桑等活动有不可或缺的指导意义。到了清明，气温变暖，降雨增多，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所以清明对于古代农业生产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节气。农谚说“清明前后，点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正是说的这个道理。东汉崔寔《四民月令》记载：“清明节，命蚕妾，治蚕室······”说的是这时开始准备养蚕。其中的“清明节”还只是一个节气，不是节日。

此外，清明时处早春三月，春光明媚，万物复苏，气候宜人而到处生机勃勃，是春游和郊外娱乐的好时光，所以清明前后自然成为人们乐于到户外、郊野嬉游的的好时光。

虽然我们在本文所谈的清明节主要指节日而不是节气，但是清明节气在时间和天气物侯特点上为清明节俗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条件，该节气应看作清明节的源流之一。

（二）、清明节与寒食节

寒食节在农历三月，清明之前一两天。汉代以前寒食节禁火的时间较长，以一月为限。汉代确定寒食节为清明前三天。南朝时《荆楚岁时记》载：“去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唐宋时期减为清明前一天。从先秦到南北朝，寒食都被当作一个很大的节日。唐朝时它仍然是一个较大的节日，但已开始式微，逐渐为清明节所兼并。

关于寒食节禁火习俗的形成，民间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说它起源于人们对著名忠臣义士介子推的纪念和祭奠。介子推是春秋时期跟随晋公子重尔流亡的一个大臣，曾割自己腿上的肉为晋公子充饥。后者做国君（即晋文公）后要封赏介子推。介子推却带老母到绵山隐居，不受封赏。晋文公为逼介子推出山，就放火烧山，结果介子推被烧死在山中。晋文公便把烧山的这一天定为介子推的祭日，这一天禁火。《荆楚岁时记》注中说：“介子推三月五日为火所焚，国人哀之，每岁暮春，为不举火，谓之‘禁烟’，犯则雨雹伤田。”实际上禁火之俗早在周代已是惯制，为怀念和祭祀介子推而禁火的说法纯是附会。这种附会在汉生后，传播渐盛，在寒食节的形成和传承过程中影响越来越大。

现在人们解释寒食节禁火的原因，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归之于上古以来特定的民间信仰。古人将周天恒星分为二十八宿，东方青龙宫的角、亢二星为“龙星”，在五行中居于木位。先秦时期，古人出于星象迷信和感应巫术，认为春季龙星现于东方，容易引起大火，所以在三月龙星初现之时，应该禁火。禁火之俗周代已有。禁火期间不能生火做饭，须得事先准备好食物。这种不能加热的冷食就是“寒食”。另一种说法用古人生活中的取火惯制来解释，认为寒食禁火源于古人钻木取火和换取新火的制度。上古时期，人们钻木取火，季节不同，所用木材也不同，换季时就要改火。而每次改火都要换取新火。当新火未到之时，须要禁止人们生火。《周礼·秋官·司煊氏》中说：“中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就是仲春时节，负责取火的官吏在街上摇着木铎，警告人们禁火。后来在这一时节禁火成为习俗流传下来。

寒食节的主要特点有两个：一是禁火、吃冷食，二是附会性地纪念介子推。当该节日增添了扫墓和游乐的习俗时，说明该节日的属性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也就是在向后来的清明节转化。我们从现存的历史记载和诗文等文字资料中可以大略看到这种转化的过程。

寒食节增加扫墓、游乐活动的准确时间，目前尚未见到明确的记载。但从北宋王溥所撰《唐会要》的记载，可以得知唐朝初年民间在寒食节扫墓并郊游的习俗已经蔚成风气并引起朝廷的注意。唐高宗李治龙朔二年（622年），朝廷了一道诏令，禁止民间“临丧嫁娶”和“送葬之时，共为欢饮”，也禁止寒食节上坟，更不许在悲伤地扫墓之后又欢快地郊游：“或寒食上墓，复为欢乐。坐对松槚，曾无戚容。既玷风猷，并宜禁断。”（《唐会要》卷二三）显然朝廷认为民间这些做法是矛盾、不可思议的行为，是对亡灵、鬼神的不恭，是不严肃的、伤风败俗的。但是，民间习俗并不因朝廷的禁令而衰减，反而越来越兴盛。所以，过了一百多年，到玄宗李隆基开元二十年（732年），朝廷又颁布敕令，准许寒食上墓行拜扫之礼，并定为常式：

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世相传，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庙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许上墓，用拜埽礼。于茔南门外奠祭，撤馔讫，泣辞。食余于他所，不得作乐。仍编入礼典，永为例程。（《唐会要》卷二三）

但同时也规定扫墓之后不得就地饮食作乐“食馀馔任于他处，不得作乐”。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唐玄宗又下敕令：“凡庶人之中，情理多阙，寒食上墓便为燕乐者，见任官典不考前资，殿三年，白身人决一顿。”（《唐会要》卷二十三）而在坟前享用祭品本是民间自古以来的习惯，虽有朝廷严令也难以禁除。[2]

从此以后，寒食扫墓之俗更为盛行。后来，因官吏回乡扫墓，时有耽误职守的事，朝廷又颁布几个政令解决假期的问题。开始规定寒食节放假四天：“（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二月二十一敕：‘寒食、清明四日为假。’”（《唐会要》卷八十二）按大历十二年（777年）诏令，唐朝衙门依例放假五天：“自今以后，寒食通清明，休假五日。”。到贞元六年（790年），假日加到七天。[3]这样官员们可以从容地进行扫墓祭奠之事。由此可见，当时寒食节已经成为唐朝一个很隆重的全国性节日。唐朝王冷然的《寒食篇》中说：“秋贵重阳冬贵蜡，不如寒食在春前。”即寒食节的重要程度超过了重阳节和年终蜡祭。宋代的寒食节也放假七天。北宋庞元英《文昌杂录》卷一记载：“祠部休假岁凡七十有六日，元日、寒食、冬至各七日。”南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十五引宋吕原明《岁时杂记》说：“清明前二日为寒食节，前后各三日，凡假七日。而民间以一百四日禁火，谓之私寒食，又谓之大寒食。北人皆以此日扫祭先茔，经月不绝，俗有寒食一月节之谚。”

那么，这时的寒食节与清明节是什么关系呢？如上所述，此时寒食节的习俗主要有三项：禁火、扫墓、郊游。唐宋时期人们所过和所说的“寒食节”其实是现在所说的清明节与寒食节的混合。寒食与清明只差一天，三日禁火完毕，到清明这一天要换新火，以柳条或榆木乞取新火。这样清明与寒食就连在一起，清明的换新火活动成为寒食活动的一部分。其实，唐宋时期清明前后的一系列活动是连成一片的，在当时人们的观念里清明节是寒食节的一部分，作为换取新火的一天也被当作重要的日子。因为清明前几天是禁火的，到墓地上烧纸上供也应该是在清明这一天。有些诗文所记载的寒食扫墓烧纸的事其实是在清明之日。在名称上，称“寒食”的居多，如唐梅尧臣诗《湖州寒食陪太守南园》写郊外游春的盛况；有称“清明”的，如杜甫《清明诗》描写唐代大历五年长沙清明节游春的热闹场景：“着处繁华矜是日，长沙千人万人出。渡头翠柳艳明媚，争道朱蹄骄啮膝。”也有并称“寒食清明”的，如白居易《寒食野忘吟》：“乌嘀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有些诗文将二名混称，有的诗题为“清明”，下面的诗句又说成“寒食”；或题为“寒食”，诗句说成“清明”。据《唐会要》，在大历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朝廷有敕令：“自今以后，寒食同清明”。晚唐、宋代以后，禁火食冷之俗转衰，到元代此俗大体消亡，“寒食”的名称自然越来越少被人提及，而本来是节气名称的“清版权所有明”突显出来，以之概括这一段节期的人渐多。到明清，“清明”之称多于“寒食”，成取代后者之势。到现代，大多数地方的百姓只知“清明节”，不知道“寒食节”之名了。但还有少数地方有禁火或食冷之俗，如山西、山东的一些地方。

清明节与原本意义的寒食节在习俗内容上共同之处并不显著，二者主要的联系有两点：一是时间相连，二是都有怀念、祭祀前人的情感诉求。这两点联系最终使清明节置代或兼并了寒食节。由寒食节的禁火到清明节的祭奠的置代，是民众在时间邻近的条件下在生活中自然而然完成的。

（三）、清明节与上巳节

上巳节形成于春秋末期，开始日期在农历三月上旬的巳日，魏晋以后改为三月三日。从先秦到汉代，上巳节的习俗活动有三种：一是到水边举行祭祀仪式，并到水中洗浴，以祓除过去一年中的污渍与秽气，称为“祓”或“禊”。二是招魂续魄，在野外或水边招唤亲人亡魂，也召唤自己的魂魄苏醒、回归。先人认为自己的灵魂也如同万物一样随四季的的变化经历发芽、成长到凋零的过程，故在初春要招魂。三是春嬉，青年男女到野外踏青嬉戏，并自由择偶或交合。

上巳节的早期节俗最重要的内容是祓禊。在上古时期，这种活动就不仅是一种祛邪求祥的巫术仪式，而且更是一种自由快活的春游。《诗经·郑风·溱洧》中描写了水边人群聚集、青年男女交游示爱的场景：

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兰兮。女曰：“观乎？”士曰：“既徂。”“且往观乎？

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韩诗注》解释说：“今三月桃花水下，以招魂续魄，祓除岁秽。”从以上的描述和解释，我们可以知道，上巳节就是在郊外水边举行辟邪求吉的宗教仪式之后快乐地春游、男女自由交往的节日。这样，上巳节的气氛就有两种：一是肃穆的祓除和招魂，二是欢快的嬉游和交往。虽然祓禊、招魂的仪式很重要，但是人们投入时间和精力更多的是快乐的春游和交往。

魏晋以后，水中沐浴、招魂续魄之俗逐渐消失，临水祓除转为临水酒会。南朝时期的《荆楚岁时记》记载：“三月三日，四民并出江渚池沼间。临清流，为流杯曲水之饮。”这段文字里的上巳节习俗主要是一种水边交游、宴饮的活动。唐朝时，三月三仍然是一个全国性的重要节日。每逢此节，皇要在曲江大宴群臣，所谓“曲水流觞”，不少文人写有诗文描述这种盛景。民间男女也踊跃来到水边饮宴交游。刘驾《上巳日》写道：“上巳曲江滨，喧于市朝路。相寻不见者，此地皆相逢。”这天，长安还流行斗百草游戏等。

民以食为天作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满族;饮食;民俗;象征

中图分类号:C95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7-0239-02

满族是一个具有四千多年历史的古老民族,建立了满清王朝。由于清朝是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以及满族的广泛分布,使得满族对当今的中国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以满族的饮食为研究对象,运用象征人类学的方法,对满族的饮食民俗进行解释,进一步挖掘满族饮食的内在文化含义。

一、满族饮食民俗的界定

依据《民俗学概论》中对民俗的定义,我认为,满族饮食民俗是以满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在日常生活中创造、传承、相沿成习的生活模式,主要表现在满族人民的饮食生产加工、饮食行为、饮食心理上的集体习惯。这里我们要明确满族饮食民俗已经不只是满族单一群体中传承,有其实东北汉族以及其他相关民族群体也在享用这一民俗,所以这里虽然称为满族饮食民俗但是不排斥其他民族也在享用这一文化。

从研究对象和特点出发,本文把满族饮食民俗分为物质民俗和非物质民俗两个方面,本文侧重于从象征和仪式(非物质层面)研究满族饮食民俗。

物质民俗层面只要包括满族饮食原料的生产、加工和制作、各种饮食器具等相关方面,主要是指有实物作为依托,是饮食民俗的载体。满族发源于白山黑水之间,冬季漫长,并且东北山脉众多都是以东西或东北西南走向,致使北方干燥的冷气流无法向南扩散而凝聚在东北内陆,造成东北地区冬季寒冷干燥的气候;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东北地区气温偏低,冬季寒冷漫长,夏季短促,无霜期短,植物一年一熟。此外,东北地区分布着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嫩江、辽河等众多河流,是东北民族生息繁衍的摇篮,又是他们丰富的饮食原料基地。

非物质民俗层面主要指满族饮食民俗中进餐方式、礼仪以及节庆活动和日常生活方面所产生的观念、行为、习惯及要遵守的禁忌等。进餐方式收到气候和环境的影响,满族主要实行二餐制,即早晚各一顿饭。进餐礼仪方面,满族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尊老敬老的习俗。人生礼仪和节庆饮食民俗主要包括出生、结婚、丧葬和年、颁金节等。另外在萨满教中也存在很多的饮食民俗。

二、满族饮食民俗中的象征文化

象征是一种古老的表现手法,是运用类比联想的思维方式,使用一事物代替另一事物,并且表现出比原来事物更广泛的意义。崛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象征人类学(或称为解释人类学)主要代表人物有格尔茨、特纳,格尔茨认为,人类文化的基本特点是象征性和解释性的,而且作为文化研究的人类学也可以说是解释性的。中国学者认为,象征是借助一种文化形式表达另一种特殊意思的表意方式。

饮食民俗象征作为一种非语言的文化传递方式,其本身是一个具有完整结构的象征系统,关于象征的内部结构,满族饮食民俗可分为象征符号和饮食民俗的象征性意蕴。

(一)满族饮食民俗的象征符号

她是主体借以表达象征意义的符号。在满族饮食民俗中包括象征食物、象征器具、象征性饮食行为。满族饮食民俗的实物符号是指某些特定场合用来表现主体意愿的媒介物。在中国分别包括吉祥食物、禁忌食物和占卜食物三类。

(二)满族饮食民俗的象征行为

由于人们在饮食上有一部分是为了满足生理需要,因而这部分就不具有象征意蕴,只有与节庆、宗教有关的活动中才具有象征。如,在萨满祭祀时,在萨满“脱魂附体”时候,边唱神调边跳萨满舞蹈,因而在平常人家吃饭的时候,是绝对不允许边吃饭边唱歌的,否则就会被认为不吉利的。满族人相信他们是来自于西方,因而一直“崇西”,在进餐的时候,老人要坐在饭桌的西侧。

三、满族饮食民俗的价值体系

刘锡诚在《中国象征词典》中认为,中国象征文化不外体现两种价值系统,即祈福纳吉的生存观念系统和子孙繁衍的生殖观念系统。在中国饮食象征文化中分别包括各种传统的生殖观、爱情观、人生观、安全观、保健观、长寿观、伦理观等是多种价值取向。参考他们的观点,我认为,满族饮食民俗象征分为:祈福、禳灾、多子、和谐四种类型的价值取向。

(一)祈福观念

主要指祈求幸福、长寿以及人生富贵等观念,通过一定的饮食食物在特定的场合表现主体的愿望。由于中国处于一个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区域,从地理环境上,华夏文明诞生在长江和黄河流域,土质疏松肥沃、以水为主、以农立国。安土重迁深植于中国人的思想深处,围绕农业产生了很多的象征文化,突出的有期盼庄稼顺利生长、丰收、男女勤劳致富等价值观念。

二月二,这一天江南已经开始耕种,而东北地区还是冰天雪地,满族人会把雪藏一冬的猪头拿出来,洗好烀好,再把猪头各个部分切下小块拼成一个“小猪头”献祭给满族的神灵。在满族祭祀中,人们用一晚上时间做神糕,就等候“乌尔顿”(黎明)的到来,因为满族农神祈贝勒会降临到本族的神堂,萨满击鼓请神,人们把洒水称为“下雨”,希望通过这个祈告农神恩赐雨露,保佑满族人民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祈求长寿是每个人的心愿,尤其是那些贵族会通过服食丹药获得寿命的延长,而平民百姓则把这种愿望融化在日常生活之中。满族人民在除夕夜会吃猪前蹄,认为猪前蹄是搂钱耙子,吃了后未来一年会更富裕。正月初七为人日,家家吃面条,取义大家长长久久,长寿;立春吃萝卜,是健康之意;立秋吃猪肉是抢秋膘,取滋补身体之意;此外在满族婚礼中,萨满唱《阿察布密歌》(合喜歌),每唱一节,就向天抛一片肉片和一盅酒,以此祈求天神保佑新人平安、幸福、长久。

(二) 禳灾观念

祈求富贵、平安和幸福是人们心中的愿望,但有些食物被人们认为是不洁净的、不安全的,人们遇到他们就会尽量避免或用其他方法来解除灾祸的侵扰。从本质上讲,祈福和禳灾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都是想通过这些活动和行为使得人们生活平安和吉祥。

纵观满族饮食民俗的禁忌,大多与满族的萨满教有密切关系,由于满族人笃信萨满教,使得这些禁忌在今天的生产和生活中还广为传播,并且在形成途径上与汉族的某些禁忌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多子观念

对于农业文化而言,众多的子孙可以在农业上提供很多劳动力,也可以昭示家庭生生不息的命运。尤其是男孩更为重要。满族中的男女地位虽没有汉族那么悬殊,满族中还存在“姑娘为尊”的现象。

旗俗,家庭之间礼节最繁重。而末子之小姑,其尊亚于姑。宴居会时,翁姑上坐,小姑侧坐,媳妇则侍于旁……

在诞生礼仪中,孩子满月时,姥姥会送来一百个馒头,谓之“增百岁”,在孩子生长过程中,伴随着抓周、跳喜神、换索等仪式,而这些活动中多要食年糕和面条,希望孩子步步高、长寿。在婚礼中,人们用大枣、栗子、花生铺洒在新人床上,意为“早生子,男女都有”。期望子孙繁衍不息不仅是满族历史的必然,也是满族农业文化发展的必然。

(四)和谐观念

优越的自然条件形成了中国长期依赖自然,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生存背景,而正是这种背景使中国人确立了关于人和自然的整体统一关系和自我认识,并形成了以追求整体和谐为终极价值关怀的独特文化价值模式。满族人民追求的和谐主要体现在人们对生活和顺、群体和睦、社会道德伦理正常运行的期盼。

生活和顺是各阶层人们的共同愿望,帝王也不例外,满族贵族每年都要举行大祭、春秋祭、饽饽祭和猪祭等宫廷内部的祭天、祭神活动,祈求平安、丰收。这些活动中必有的食物是各种牺牲,纯黑色的肥猪是用来祭祀佛托妈妈,祭祀索罗杆则有猪蹄、猪内脏和米饭;春秋祭则用豆腐和糕,谓之“上场豆腐了场糕”;饽饽祭主要是子孙饽饽、鸡和米饭、以此祈求生活和顺。

群体和睦主要指家族内部的和谐相处和群体之间的团结互助。满族人有儿子结婚后分家之说,但入关后,受汉族文化影响出现了“四世同堂”的风俗。在满族祭祀过程中也存在着“祭毕,阖族大蒸及宾客皆欲。”或“阖族全,异姓不与。”在农村中,满族婚礼是全村和全族的大事,人们在饭桌上举杯畅饮;有些发生矛盾的人,邀请德高望重的老人来调节,最后大家摆酒吃顿“和解”酒,冰释前嫌,达到增进感情、消解矛盾的目的。在康熙、乾隆年间,由于边疆时常有少数民族的威胁,为了加强民族团结,皇帝在避暑山庄宴请一些少数民族首领。

《礼记王制》载:有虞氏以蒸礼,夏后氏以给礼,殷人以全礼,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异米长,六十食同,七十贰膳,八十常珍,九十饮食不离寝。

前文提到满族人是一个十分尊老敬老的民族,因而在满族人入关后大肆推行儒家文化,出现了著名的“千叟宴”,《养吉斋丛录》卷十五记载,嘉庆时期的千叟宴规模宏大,每桌上有火锅、猪肉片、羊肉片、炉食等。

嘉庆元年正月,举于宁寿宫之皇极殿,与室者三千五十六人,赋诗三千余首。

在满族丧葬习俗中更突出“百礼孝为先”的传统,入殓前孝子供四个小菜、一壶酒;出殡前,亲友向死者敬酒;每年的清明、七月十五(鬼节)、十月初一(寒衣节)都要上坟祭祀,一家老小把糕点、酒水、饽饽献祭给亡者,无论离家多么远,人们都要在异乡的十字路口为死去的亲人烧点纸钱,表达人们没有忘记死者的恩德,也教育后代要记住祖先不能人忘本,体现了满族重伦理、守礼仪的美德。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发现满族饮食民俗体现了满族所特有的象征意蕴,作为中华民俗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满族饮食民俗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分布,至今仍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发挥着调节人际关系、重伦理、祈福纳吉、禳灾避祸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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