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全日制护理范文第1篇

日本古代及近世和其他国家一样，并没有教育和保护未成年人的司法制度，也没有把未成年人视为独立的权利主体，只是在刑事法律中存在一些慈爱恤幼的规定，比如，奈良·平安时代（710-1185年）的《名例律》第70条规定：“未满7周岁者绝对无刑事责任能力”，“年满8周岁不满16周岁者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1923年日本出台了日本历史上的第一部《少年法》，系统地规定了对非行（包括不良行为和违法行为）少年的保护和教育制度，奠定了日本少年司法制度的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美国为主体的联合国总司令部接管日本，督促日本实行了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改革，其中就包括少年司法制度的改革，1948年7月15日以美国少年司法制度为范本的《日本少年法》公布，1949年1月1日开始实施。至此，日本形成了完善、科学的少年司法保护制度，之后日本议会几次对它进行了局部的修改。

少年司法制度是指，对非行少年进行处遇的司法制度。它包括少年刑事司法制度和少年保护司法制度，其中少年保护司法制度是主体，其运用优先于少年刑事司法制度。日本的少年司法制度是建立在其《少年法》之上的，它包括少年司法制度的理念；少年司法制度的组织系统；少年司法制度的具体内容等几个方面。

一、日本少年司法制度的理念：保护主义

（一）保护主义的含义

日本少年司法制度的理念是保护主义。未成年人身体稚嫩、心灵幼弱，行为也会表现出异于成人（甚至为成人所不能容忍，如违法、犯罪）的特征，社会对待他们的方式应当以保护、教育为内容，以福利制度及司法制度为载体对他们进行全方位的关怀，这就是保护主义。保护主义包含保护和教育的内容。保护主义分为广义的保护主义和狭义的保护主义。广义的保护主义是指在未成年人没有亲权人、监护人或者缺乏亲权人、监护人的保护时，则需要国家介入保护，这种保护是全方位的，包括福利法上的保护和司法方面的保护。狭义的保护主义仅指少年司法保护，是指少年存在违法犯罪及不良行为以及这种状态的倾向，而自身又不能抑制和克服的，由少年司法工作者采取措施对少年进行保护。”’狭义的保护主义也是相对于刑罚主义而言的。刑罚主义是指对于成年人而言，其犯罪的结果，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承担刑事责任，受到刑罚处罚。千百年来，人类对刑罚寄予厚望，指望它能预防犯罪，维护治安，但是实践证明，其效果是非常有限的，特别是将其适用在未成年人身上，刑罚过于残酷，而且有可能使未成年人犯罪变得更加恶化。于是出现了应对未成年人非行的思想，即保护主义。保护主义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其犯罪的结果，基本上排除刑罚的要素，而代之以教育和保护为内容的保护处分，即使万不得已进入刑事追诉程序，也是为了少年的教育改善。除了犯罪少年，保护处分的对象还包括违法少年和重犯少年，因为这些少年的行为都可能与犯罪有关。

日本《少年法》第一条规定：“本法对非行少年进行有关性格矫正和环境调整的保护处分的同时，对危害少年及少年福利的成年人刑事案件采取特别措施，以期少年的健康成长。”为了少年的健康成长的立场就是保护主义，日本少年法处处闪烁着保护主义的光芒。

（二）保护主义的理论基础

1.保护主义理论基础之一是少年的身心特点

尽管在“现代童年观念产生以前，未成年人并没有得到特别的抚育或者保护，成人社会对待孩子的历史可谓充满了血腥。按照lawrence stone的话说，简直就是暴行录”。但是在现代社会，“未成年人需要保护”，是一个公论。未成年人身心具有不同于成年人的特点，他们正在成长的过程中，身心发育均不成熟，需要成年人保护和教育；也正是由于其身心不成熟，容易受外界影响，犯下罪错，社会对待他们的方式应当以保护、教育为内容，以福利制度及司法制度为载体对他们进行全方位的关怀。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说明，未成年人是一群异于成年人的特殊主体，成年人社会有义务给予他们保护和福利待遇。

日本社会早就意识到了未成年人的需保护性，制定了相关的法律对未成年人予以保护。如1874年对儿童进行保护的《恤救规则》、1900年的《少年感化法》、1923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少年法》、1933年的《教护法》、1933年的《儿童虐待预防法》、1947年公布的《儿童福利法》、1949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现行《少年法》、1951年日本还制定了《儿童宪章》。

中国自古就有恤幼的思想和做法，现在成人社会也应当对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异于成人有清楚的认识。

2.保护主义的理论依据之二是国家亲权思想

未成年人需要保护和教育，首先是在家庭中落实，学校和社会也责无旁贷。当前者保护和教育受到阻碍，或得不到实现时，国家介入，履行最高监护人的责任，即国家亲权，对未成年人加以保护和教育。

国家亲权（parens patriae）思想源于罗马法，公元12、13世纪以后，英国的监护法部分地继承了由罗马法发展而来的国家亲权学说。在当时，国家亲权的主要含义是：父母是一家之主，而国王是一国之君，他是他的国家和全体臣民的家长，他有责任也有权利保护他的臣民，特别是保护那些没有能力照管自己及财产的儿童。到了15世纪前后，英国形成了“国家是少年儿童的监护人，而不是惩办的官吏”的国家亲权思想。美国1838年通过宾夕法尼亚州的克劳斯案移植了这一思想，实现了国家亲权思想的司法制度化的转变。日本的少年司法制度是以美国的少年司法制度为范本建立起来的。国家亲权思想自然也是其少年司法制度的指导思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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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家亲权思想，国家是未成年人的最高监护人，在未成年人的亲权人、监护人缺失或亲权人、监护人无法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保护的情况下，由国家代行亲权对其进行抚养帮助；对侵犯未成年人福利的成年人予以惩罚；对有罪错、非行的少年给予矫正援助。

没有监护人和监护人不能保护、教育未成年人的情况在中国的存在非常普遍，这些未成年人的生活非常悲惨，或到处流浪，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常常受到成年人（包括监护人）的严重忽视和虐待；或被成年人引诱或因生活所迫而实施违法犯罪的行为。中国自古也有恤幼的传统，但这和世界各国一样只是人的本性中的对幼弱之人的本能的怜悯之心，是从成年人立场出发的，并非有意针对未成年人身心特点而建立的科学的制度体系。中国现行的少年法，远远未形成科学、有效的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教育体系。在福利法及其体制中，中国有福利院收留和抚养孤儿，且不说儿童福利院有没有做到给予孤儿家庭的温暖和照顾，孤儿院之外还有不少孤儿没有进到福利水平待定的这样的场所。那些拥有监护人但是监护人不能尽到教育和保护责任，甚至忽视、虐待未成年人，使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事例也很多。他们的监护人，却可以逍遥法外，很少被追究法律责任。虽然中国已经出台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但是，其操作性并不强，对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责任人及单位，该怎样处置并没有具体的规定。中小学对学习成绩差的学生的虐待和忽视，也是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对具有非行（包括不良行为和违法犯罪行为）及非行倾向的未成年人，中国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对家庭、学校、政府和社会应当承担的责任提出了抽象的要求，如果这些单位和个人做不到，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法律的规定也是不明确的。中国应尽快树立未成年人的保护理念，确立国家亲权的法律地位，在保护理念的指导下，建立保护、教育未成年人的法律体系和制度，尊重未成年人作为独立的权利主体，履行成年人社会应对未成年人所负的教育和保护的责任和义务。

二、日本少年司法制度的组织系统

在少年司法制度理念的指引下，日本建立了健全、科学的少年司法组织系统对非行少年教育和保护。从发现非行少年开始，经过对非行少年的审理、判决，直到最后的处遇，履行这些职责的少年司法组织，无一不在操劳地做着保护和教育非行少年的工作。

（一）发现非行少年的组织机构

对非行少年的司法保护是从发现非行少年开始的，根据日本《少年法》的规定，发现非行少年的国家机关有少年警察、检察官、都、道、府、县的知事、儿童咨询所所长、保护观察所所长、家庭法院的调查官，其他的一般人也可以参与发现非行少年，并通报给家庭法院。因为国家机关是专业、专职从事保护、教育非行少年事本文由收集整理业的部门，因此多数非行少年案件是他们发现并报告、移送给家庭法院的。

1.少年警察是发现非行少年的主要力量

日本的司法警察和世界各国的警察一样担负着维护本国社会治安和犯罪侦查的责任。日本的少年警察是其司法警察队伍的一支力量，“警视厅及各县警察本部设有刑事部防范统计科少年小组、各警察署设有担当少年警察活动小组”。“少年警察按照《犯罪搜查规范》中第十章少年案件特则（第199条至第214条）与实施细则执行自身的职责。各警察本部的《少年警察活动规程》有具体的相关规定，《少年警察活动纲领》等也设有详细规定。”少年警察在对涉嫌犯罪的少年案件侦查的过程中发现非行少年，根据侦查的结果，将少年非行案件的全案以书面形式直接移送给家庭法院，以便于家庭法院对非行少年进行早期处遇、即时保护。

2.检察官的作用

世界各国的检察官都担当着代表国家控诉刑事被告人的职责，日本也不例外。但是对于检察官发现、搜查（侦查）的少年非行案件，根据《少年法》第42条的规定，应当将所有的案件移送给家庭法院，检察官没有先议权。检察官作为刑事控诉人的角色，决定了他们不适宜过多地介入对非行少年的保护程序之中。家庭法院审查后，认为有必要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少年犯罪案件递送给检察院，检察官对家庭法院递送的案件除再次递送给家庭法院的以外，必须提起公诉，没有起诉或是不起诉的选择权。在对非行少年的司法保护中，进入刑事司法程序的案件是少数，多数非行案件由家庭法院按照司法保护程序进行处理。因为未成年人的非行多为社会原因造成，刑事司法程序中的报应氛围，不利于非行少年的健康成长。

3.儿童福利机构对非行少年的发现有着重要的作用

儿童福利机构是担当儿童福利法所规定的儿童福利事业的部门，其核心为儿童咨询所，在日本对非行少年的保护和教育，有福利体系和司法体系。《儿童福利法》和《少年法》都有为了保障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的目的。儿童咨询所在自己所受理的儿童中发现违法少年和不满14岁的重犯少年原则上按照《儿童福利法》的程序处理，如果有必要可以移送给家庭法院请求保护处分。家庭法院对这部分非行少年案件也只有在儿童咨询所所长或都、道、府、县知事的移送下，才能进行审理。儿童咨询所对涉嫌犯罪的少年和已满14岁的虞犯少年应当移送给家庭法院处理。

4.家庭法院的调查官是家庭法院受理少年非行案件后对非行少年的社会背景进行调查的专门官员

家庭法院的调查官作为家庭法院受理少年非行案件后对非行少年的社会背景进行调查的专门官员，在对非行少年进行调查时新发现应当交付审判的少年或正在被调查的少年还有其他的非行案件，应当报告给法官。

5.保护观察所是对非行少年实施保护观察的国家机关

保护观察所的观察官和保护司发现被执行保护观察保护处分的少年有新非行事由，应当通过保护观察所所长向家庭法院通告。

（二）非行少年案件的调查和审理机关：家庭法院

家庭法院是日本对非行少年进行教育和保护的专门法院。世界上很多国家建立了专门的少年法院或少年法庭处理非行少年，日本根据1923年的《少年法》建立了少年审判所，少年审判所是司法大臣监督下的行政机关。日本现在处理少年非行案件的法院是家庭法院，它是根据1949年颁布、实施的《少年法》设置的，家庭法院“除少年保护案件外，还对危害少年福利的成人刑事案件与由家事审判法所规定的家事审判及家事调解拥有裁判权”。立法者之所以这样做，是考虑到要达到保护和教育未成年人的目的，首先得解决好他们生活的家庭中存在的问题。家庭法院具有以下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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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家庭法院是少年非行案件的分选和指令机关

对于通告、报告、移送过来的少年非行案件，家庭法院的受理中心要审查案件是否为少年法院管辖；是通过非正式的方式终止案件的处理，还是移送给儿童福利机关或移送给检察院，使案件进入到刑事司法程序；或是启动正式的少年保护审判程序。

2.家庭法院是处理进入到少年司法保护程序中的少年非行案件的中心机构

发现非行少年的机关或是个人除了少年警察做一些初步的调查外，其余的机关对所发现的少年非行案件并不做任何实质性的工作，而是尽快地把案件通告、报告、移送给家庭法院，由家庭法院决定保护处理的方式。

3.家庭法院和普通刑事法院相比具有很强的行政、福利机构的特点

与其他国家少年法院相同的是日本家庭法院和普通刑事法院具有典型司法性特点不同，它具有很强的行政、福利机构的特点。它并不扮演纯粹裁判人的角色，而是更像非行少年的父母帮助非行少年找出解决少年非行问题的办法。因此，它设置了调查非行少年的调查官和审理非行案件的法官。调查官首先对于决定受理的非行案件的少年进行生活环境和身心的科学调查（身心调查主要是委托少年鉴别所进行），找出少年非行的原因，并写出书面的调查报告。之后法官在调查官调查的基础上针对少年的非行、非行倾向、少年的需要保护性开庭审理，法庭审理遵循非正式、非公开，但是保障非行少年正当法律程序权利的原则，庭审现场弥漫着家庭温暖的气氛。经过法庭审理，法官对非行少年需要保护的状况有了明晰的判断，或是做出不处分决定，或是做出保护处分决定。

（三）少年鉴别所

日本少年司法制度中引进科学主义，对非行少年进行非行原因和社会背景调查，以便做出适合非行少年的处遇。家庭法院的调查官主要是进行社会背景调查，而少年鉴别所则是对非行少年的身心进行鉴别。除了身心鉴别以外，少年鉴别所还是对非行少年实施收容观护这一审理过程中的中间措施的机关。

（四）保护实施阶段的机关

少年健康成长的理念贯穿于非行少年处遇的全过程，所以，对他们的保护和教育从非行少年的发现阶段就开始，持续经过调查审理直到最后决定的实施，即使法官做出不处分决定，也不意味着少年进行保护和教育就此停止，相关的人员、机构仍然会承续对这部分少年的保护和教育。这里所指的保护实施阶段的机关是指执行少年法官经审理后作出的保护处分决定的国家机关，即保护观察所、儿童自立支援设施与养护设施、少年院。

1.保护观察所

家庭法院判断决定对非行少年实行保护观察的保护处分由保护观察所实施。保护观察所的工作人员有作为正式职员的保护观察官和来自民间的志愿者、慈善家组成的保护司。他们利用有关罪犯更生保护的专业知识，从事保护观察、辅导援助、人格考查及其他犯罪者更生保护与犯罪预防的相关事务。

2。儿童自立支援设施与养护设施

作为保护处分之一的决定移送儿童自立支援设施和养护设施处分，是一种儿童福利处分。实施这一处分的儿童自立支援设施和养护设施是儿童福利设施。从这里也可以明显看出，日本少年司法制度的福利性质。“儿童自立支援设施收容有不良行为或有可能实施不良行为的儿童，并对其实行自立援助。养护设施收容没有保护人的儿童、被虐待的儿童及其他在环境上需要抚育的儿童，并对其实行抚育。”

移送少年院是最严厉的保护处分，它以收容非行少年的方式对其施以矫正教育。根据对象少年的年龄与特性，少年院有初等少年院、中等少年院、特别少年院和医疗少年院。移送少年院的处分是在剥夺非行少年自由的基础上进行矫正教育，有违背少年健康成长的宗旨之嫌，因此专家提醒，要适度使用监禁措施。

三、日本少年司法制度的内容

（一）制定专门的《少年法》，系统、全面规定了对非行少年教育、保护

日本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制定了专门的少年法，少年法是融实体法与程序法为一体的法体系，其在达到保护少年健康成长目的的同时，客观上实现了预防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结果，因此，同时具有保护法和类似刑事法的特色。

1.少年法具有保护法和类似刑事法的特色

《少年法》的理念是保护主义，因此，它是一部带有福利性质的行政法，即保护法。《少年法》的管辖对象是非行少年，他们之所以有非行倾向及实施非行，主要的根源和责任在于成人社会。而且，未成年人“是在试行错误走向自立、自律、成长发育的，这作为儿童固有的权利，应当得到社会的保障”。因此，《少年法》第一条明确规定了本法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少年的健康成长。当未成年人的父母无法履行监护责任的时候，国家作为最高监护人担当起这一职责。从非行少年发现的一刻开始，保护措施也就随即展开。非行少年被发现以后，家庭法院对案件通过受理程序迅速作出判断，是不做处理、责成少年的监护人严加管教？还是移交福利机构通过福利措施对少年进行保护教育？还是启动正式的审判程序？对进入审判程序的非行少年，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如在宅观护、实验观护等措施，与此同时，家庭法院的调查官开始对非行少年的身心特点、生活环境、社会背景进行调查，找出导致他们非行的原因，少年法官在此基础上开庭审理，采取非正式、非公开、保证非行少年的正当法律程序权利的方式进行，这个过程既有司法程序的性质，也同时保护少年不因此受到伤害。法官审理完毕，或做出不处分决定，或做出保护处分决定。保护处分有保护观察、移送儿童到自立支援设施和养护设施、移送少年院，从这些处分的内容可以看出，保护处分具有极强的保护性和福利性。保护处分的创立，基本上排除了对犯罪少年的刑罚适用，同时把违法少年和虞犯少年纳入到少年司法制度之中，因为他们与犯罪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样既达到有效保护非行少年的目的，也起到了预防犯罪的效果。

非行少年包括虞犯少年、违法少年和犯罪少年，少年的非行不仅有害于自己的健康成长，也有害于社会，甚至恶害于社会。对他们的保护不能仅限于福利性质的养护，应当有严厉的教育保护方法，这些严厉的教育保护方法中就有限制或剥夺非行少年自由权利的内容，人身自由是宪法所保障的权利，要予以限制或剥夺必须经由有宪法所保障其独立性和中立性的司法机关决定。所以，少年司法制度应运而生。尽管“对于少年犯罪的结果，少年法完全不同于要求以刑罚的方式承担责任的刑法，以及保障其程序的刑事诉讼法”。但是，对应少年非行的结果之一的保护处分，对于少年而言常常具有非利益性本质，因此《少年法》还具有类似刑事法之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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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少年法是融实体法与程序法为一体的法体系

《少年法》包含了处理少年非行案件的实体法与程序法内容。实体法部分规定了《少年法》的管辖对象为非行少年；非行和少年的需保护性是少年法院需要查清的事实；与非行和需保护性对应的主要结果是保护处分。程序法部分规定了处理少年保护案件的组织机构、保护程序及保护办法。

（二）少年法除犯罪少年外，还把违法少年和虞犯少年也纳入管辖范围。

日本法将犯罪少年、违法少年和虞犯少年统称为“非行少年”。犯罪少年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20周岁，触犯刑罚法令者。违法少年是指未满14周岁，触犯刑罚法令但不承担刑事责任者。虞犯少年是指参照其品行和环境，犯罪倾向较强，不满20岁的人。把犯罪少年纳入司法保护程序来处理是原则，移送刑事司法程序处理是例外，因为刑罚对于未成年人来说过于残酷，其矫正效果也是微乎其微。这样做，避免了少年遭受刑罚的摧残，最大限度地达到了保护少年的目的。把违法少年和虞犯少年作为调整对象，涉嫌过度的司法干预，容易本文由收集整理给少年贴上标签，不利于未成年人的成长。但是，《少年法》中的司法保护程序带有司法性质，更具有行政福利特性，因为违法少年和虞犯少年与犯罪关系非常密切，对他们进行干预，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更好地保护非行少年和预防犯罪。当然，违法少年和未满14岁的虞犯少年只有在都、道、府、县知事和儿童咨询所所长移送的情况下家庭法院才能进行审判，对这部分少年采取的是福利保护优先的原则，尽量减少司法干预。

（三）设立保护处分，代替刑罚的适用

未成年人身心均不成熟，对他们适用刑罚处罚，显得残忍而无用。因此，世界各国都设计了适合于未成年人的司法制度，建立保护处分，排除刑罚的适用。日本少年法规定，对16周岁以下的少年禁止适用刑事诉讼程序，即使年满16周岁的少年犯罪性质特别恶劣，需保护性特别缺乏，需要移送检察官进行刑事追诉，也要由家庭法院的法官决定是否移送，即使已送到刑事法院，刑事法院的法官也可以以不适合刑事处分为由再移送回家庭法院，要求作为保护案件加以处理。对非行少年的处理，保护处分程序适用为常态，刑事处分程序的适用为例外。

现行少年法规定了三种保护处分，即保护观察、移送儿童自立支援设施和儿童养护设施、移送少年院。保护观察是非收容性处分，将非行少年置于家庭或工作场所，对其指导监督和辅导援助，少年应遵守相应的规定。保护观察在保护处分中的利用率最高。儿童自立支援设施和儿童养护设施是福利性设施，收容少年是为了对其教养和抚育。少年院处遇是对收容少年实施矫正教育，在尊重少年人格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生活指导、课程教育、职业辅导等，促使其适应社会生活。

对未成年人适用刑事诉讼程序，也是少年司法制度的一部分，因此他们也拥有少年司法保护的一系列权利和福利。如，不满18周岁的少年不得适用死刑和无期徒刑，对未成年人量刑从轻减轻处罚，刑罚在专门的少年刑务所执行，刑罚执行的社区矫正模式仍然被大量应用。

（四）适用保护处分的实体性规定与程序性规定完全不同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

实体性规定部分：规定少年非行和需保护性作为适用保护处分的构成要件；少年法的调整对象为非行少年；创建了保护处分排除刑罚的适用。这里没有刑法的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对少年适用保护处分的理由不仅仅是少年非行，更重要的是少年缺乏保护性。少年司法是个别化司法，少年法官根据少年的非行、需要保护的情况、少年身心状况、生活环境等作出处分决定，少年法官断案不是刑法学思路，而是犯罪学思路。

程序性规定部分：家庭法院调查审理非行少年的过程，也就是保护的过程。因此，非正式、非公开是案件审理的原则。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在法院判决有罪以前，是被推定为无罪之人的，与普通人几乎没有区别；进入少年司法保护程序的少年一开始就被当做保护对象；少年法院既是行政机构也是司法机构，那里设有调查官，非行少年的调查和审理都是法院的职责；尽管少年警官发现非行少年时，也做一些资料的收集工作，并把这些资料以书面的形式移送家庭法院，但是，他们的工作完全不同于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侦查行为；检察官在少年保护案件中，只有移送案件的责任，不是公诉人的角色；家庭法院调查官的调查和法官的审理并不是为了追究非行少年的责任而是援助少年克服非行性，找到保护少年的最佳办法。因此，他们对待少年的态度是温和、诚恳和对人类的深刻理解而不是抱着嫉恶如仇、有仇必报的报应态度。

（五）引进科学主义，设置对非行少年的身心鉴别制度和社会背景调查制度

少年司法制度中的科学主义是指，在少年司法制度中相关主体利用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及其他专门知识对非行少年的品行、经历、素质以及生长环境进行调查，寻找导致其非行的原因，从而制定矫正其非行及其心理的办法的理论。

日本的少年司法制度中设置了少年鉴别所对非行少年的身心进行鉴别。鉴别所的法务技官通过面试、身体状况的调查、心理检查、精神医学的检查、行动观察以及收集来的资料，探明少年的素质、经历、环境、人格及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以便法官做出正确的判定，确定转贴于

对少年矫正最有利的方针。

少年的社会背景调查则由少年法院的调查官进行。调查官对少年、保护人或者相关人的品行、经历、素质、环境、家庭及其成员的状况、少年成长的经历等内容进行调查，调查完毕，将调查结果用书面形式，写上自己的处遇意见，报告给家庭法院法官。开庭时，调查官要出席审判并陈述调查的内容和意见。

（六）将危害少年福利的成年人刑事案件纳入少年法的管辖范围

家庭法院除管辖少年司法保护案件、家事案件外，还管辖着危害少年福利的成年人刑事案件。因为少年非行常常是由于成年人对未成年人的忽视、虐待、不正确对待造成的。这类案件如果在普通刑事法院审理，效果不是很好，把它放在审理少年保护案件的专门法院处理，可以达到既保护了少年，也惩处、教育了危害少年利益的成年人。如果成年人实施了违反“儿童福利法、学校教育法、劳动基准法、未成年人吸烟禁止法、未成年人饮酒禁止法”等法律的行为，将受到刑事法律的制裁。

中国只有少年刑事司法制度，而没有少年保护司法制度。涉嫌犯罪的少年几乎都进入了刑事诉讼程序之中，适用成年人的刑事法律，刑事法似乎也有区区几条成年人施舍给犯罪少年的宽大规定，但是，这和古代社会成年人出于本能怜悯未成年人而对其施予和成年人同样刑罚之下的宽大没有太多的差别。尽管我们也在尽量采取保护措施，如取保候审、判处缓刑、法庭审理中保护其正当法律权利，引进社区矫正模式，进行社会背景调查，但是，这些保护的适用是非常有限的，也常常是很随意使用的，如法庭审理中的指定律师辩护基本上是走过场，律师敷衍了事。被判处刑罚的少年有很大比例被送往未成年人管教所，未管所的管理模式和成年人监狱有多少区别？少数被判处缓刑的少年无人监管、保护，他们的命运多是又重回原点。刑罚的残酷性和报应性在这些少年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这部分的少年司法保护状况令人担忧。

非全日制护理范文第2篇

目前，上海全市共有49项非遗项目被列入部级名录体系，157项非遗项目被列入市级名录体系，近300项非遗项目被列入区级名录体系。还有一大批传承人被命名，一大批传承基地的设立等等，都充分显示了上海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面的重要收获。去年非遗中心邀请专家组对全市188个项目责任单位作了深入调研，调查显示：在当前上海被列入部级与市级非遗名录体系的项目中，处于良好或者较为良好状态的项目大概为44.4％左右，处于一般或者具有一定濒危可能的项目大约为39.5％左右，处于生存状况较差，濒危现象较为严重的项目大约为16.1％左右。在上海各个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医药类的项目相对而言生存状况较好，杂技竞技类次之，民间文学类的项目处于最为濒危的状态。

影响上海非遗项目生存的原因有：1、生存基础改变；2、传承机制弱化；3、市场经济冲击；4、客观条件限制；5、保护机制不完善；6、经费投入不足；7、缺乏政策扶持；8、缺乏法律保障；9、缺乏社会参与。而要改善上海非遗生存状况，需要制定如下对策：

综合当前上海非遗项目的生存状况实情及其诸多问题与不足，我们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对策与建议：一是开展非遗项目生存状况的科学评估，确立“资料保存”“传承保护”“生产性拓展”三种保护路径，建议设置一套科学规范的评估标准。二是优化非遗项目传承链结构，积极扶持师徒传承与社会传承两种传承模式。三是健全非遗保护的工作机制，稳定非遗保护人员队伍。四是创新非遗保护的管理机制，建立“共管”、“托管”等新型管理模式。五是制定相关人才、税收优惠政策，对非遗项目进行多方面的扶持与鼓励。六是加大对于非遗项目的投入力度，保证各级非遗项目的经费需求。七是加快地方非遗保护法规的立法进程，及时制定符合上海特点的非遗保护法规细则。

当前，上海应当在我国非遗法出台的基础上，加快推动地方非遗保护法规的立法进程，及时制定出更加具体细化和符合上海实情特点的非遗保护法规细则，包括非遗保护的对象与内容；非遗保护人员的责任与工作范围；非遗传承人的权利与义务；非遗保护经费的投入与使用、非遗产品的市场管理与产业运作；非遗保护的奖惩条例等等。只有有了一整套较为细化的地方法规细则，才能使上海非遗保护项目的生存发展得到更为有利的保障，为上海非遗保护事业的推进与改善建立更加稳固的基础。

田兆元（华东师范大学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所所长）：

城市化过程中，如何保护民间信仰，值得研究。民间信仰作为一种文化遗产，是城市传统的重要资源。在当下的城市化过程中，民间信仰面临消失的境地，因此，保护民间信仰资源是城市化过程中一项重要的工作。提高民间信仰对于城市文化建设功能的认识，保护民间信仰的物理空间，保护拆迁居民的社区结构，将是民间信仰健康发展的基本途径。

民间信仰是一种文化遗产，在乡村城市化的过程中，由于城市扩张，乡村离散，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到巨大的挑战，面临失传消逝的危机。因此，我们对城市化进程中的民间信仰，应以传承保护的视角来讨论和分析。在过去，民间信仰一般被认为是封建迷信，是处于管制与批判的对象。民间信仰行为不具备合法性，因此不能正常发育。期间，民间信仰更是受到严加控制，几乎处于窒息状态。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民间信仰逐渐复兴，人们逐渐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但是，由于没有合适的管理法规，社会对于民间信仰的态度异常复杂，学术界也有各种不同的表达意见。近年来，管理层与学术界对于民间信仰的态度渐趋统一。从国家管理制度的层面，开始肯定民间信仰作为文化遗产的地位。2007 年12月14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把一些民间信仰特色很鲜明的传统节日增列为国家法定节假日，具有明显的肯定传统信仰的正面功能的意义。如清明节，是一个祭奠亡者、具有鲜明祖先崇拜意义的节日，清明节作为国家法定节假日，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祖先信仰的合法性。同样，端午节内容虽然丰富，但是作为一个对于诗人屈原的祭奠纪念的日子，信仰则是该节日的最基本的内涵，屈原祭奠是最典型的民间信仰行为。国家法定节假日的制定具有广泛的社会功能，促进社会和谐，满足民众信仰需求是其重要目的之一。

非全日制护理范文第3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立法保护；保护开发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是我国各民族保持对祖先的记忆和历史延续性的独特展现，形象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它融民族性与大众性于一体，是各族人民智慧与文明的结晶，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和利用好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与特点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包括：口头传统以及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传统表演艺术(含戏曲、音乐、舞蹈、曲艺、杂技等)；民俗活动、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我国共有昆曲、古琴艺术等29个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羌年、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等3个项目入选“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上入选项目最多的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总览我国传统文化，它以儒家思想为内核，道教、佛教等文化形态亦融入其中，形式丰富，覆盖了多种艺术形式。经千年文明演化形成一种独特的民族特质和风貌，是民族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同时，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特有的性质：一是具有无形性；二是具有传统性；三是其创作的主体具有群体性；四是其传承和发展具有动态性和不平衡性：五是具有某种公开性；六是其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

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困境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还处于起步阶段，随着“非遗”保护工作的深入展开，也出现了不少问题，需要我们关注和解决。

(一)无法适应现代化生活

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人们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全球一体化的加剧，使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模式不断渗透，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推进的过程中，我国非物质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地――农耕文化遭到巨大破坏。一些传统习俗发生改变，许多文化记忆渐趋淡化，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优秀文化逐渐被遗忘；市场经济和就业观念，导致年轻人不愿学习传统文化艺术。科技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也使“非遗”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二)保护机制的不完善

有的地方领导认识不到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有的地方文化部门积极性很高，但当地政府在落实资金、建立保护工作机构等方面的措施不力，致使一些地方资源的普查、抢救、保护工作迟迟不能开展；有的地方保护工作缺乏领导，保护思路不清，盲目开发，对“非遗”歪曲和滥用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现象导致“非遗”保护工作不能正常开展，影响了文化建设的全局。

(三)立法保护力度不足

经过几年的努力，目前已经初步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但“重申报轻保护”、“重利用轻管理”的现象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基层“非遗”保护机构仍较薄弱，相当一部分市县级保护工作机构尚未建立或健全，许多地方尚没有专门的负责人，理论研究仍落后于保护工作的实践。我国已于今年三月通过了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其具体实施效果有待观望。

(四)财力支持不足

自2006年以来，中央财政专项拨款补助地方进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截至2009年，四年来已累计投入国家“非遗”保护经费为5.86亿元，并呈逐年增长的态势。保护经费的逐年增长体现了国家对“非遗”保护工作的高度重视。但与我国丰富的“非遗”项目资源相比，“非遗”保护经费还远远不足。特别是在现代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非遗”濒危程度日益严重，这些保护经费的投入显得“杯水车薪”。

三、韩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

韩国、日本与我国文化同宗同源，且对传统文化的保护起步较早，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对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强烈的民族传统文化自觉意识

在韩国，民族传统文化得以保护和传承，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广大民众有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韩国一年四季都拥有各种民俗文化节，完整地继承和保存了民族传统文化。这些节庆活动完全是民间自发组织的，且一般规模也相当大。在传统节日中，韩国各大旅游景点都对穿着传统服饰的人们免费开放。正是通过文化普及教育的形式，民族文化得到了保留与发展，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制度性保障

日本政府官方对文物保护十分重视，颁布了许多部级和市级的“文化财”项目，并将有重要意义的民间节日列为国家法定节日。韩国也是较早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国家。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着力于传统民族、民间文化的搜集和整理。半个世纪以来，韩国陆续公布了10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定了金字塔式的文化传承人制度。韩日两国均制定了“文化立国”战略，并建立相关机构支援文化产业。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

1950年，日本率先制定了《文化财保护法》。政府制定了相关的保护政策和健全的法律法规，用管理经济市场的方法管理文化市场，通过机制化的法律法规手段来调控文化市场，逐步建立起完备、成熟的文化市场体系与网络。韩国早在1962年就颁布了《韩国文化财产保护法》，至今已经进行了14次修改。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和严格的奖惩制度，有力保障了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四)“非遗”的现代文化产业化保护

韩国电视剧是韩国民族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工业的成功结合。韩国认真思考和研究了本国的传统文化特点，以及其他周边国家地区的国情和文化，广泛借鉴众多其他文化产业强国的成功经验，立足自身的文化和地理优势，巧妙地把自身的传统文化和现代传媒工具有机的相互结合，多方位多渠道的向周边国家，乃至世界推销他们引以为自豪的韩国传统文化，产生了世界范围内的巨大影响。

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方向

(一)加强国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同感和自觉保护意识

加强国民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觉保护意识，积极倡导各族人民热爱、珍重、保护自己的民族文化。韩国传统文化保护的经验启示我们，应利用学校教育，从孩子抓起，构建民族文化认同感；另外还应结合各种宣传方式，倡导全民认识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并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中来。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远程教育网络等媒体进 行广泛宣传，并通过在农村、街道社区举办培训班、发放宣传资料等有效形式，多渠道、多层次加强对“非遗”保护工作相关政策和知识的宣传，积极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不断提高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利用意识。

(二)构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制度

文化产业的发展，与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政策扶持是分不开的。政府通过制定相关的保护政策和健全的法律法规，根据各种产业所占的市场份额、税收比例采取相应的扶持政策：用管理经济市场的方法管理文化市场，通过机制化的法律法规手段来调控文化市场，逐步建立起完备和成熟的文化市场体系。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将有力的保障民族传统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立法保护“非遗”，关系到国家的文化安全、民族文化的血脉传承。然而，由于我国缺乏专门的“非遗”保护法律，致使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受到很大影响。如我国的民间文学《花木兰》，被国外公司制作成卡通影片并获30多亿美元的收入，但民间文学《花木兰》无法获得知识产权保护，自然无处获得相应的收益。为此，我国新制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它的出台将“非遗”保护的有效经验上升为法律制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长期实施和有效运行提供了坚实保障。

(三)拓展保护资金来源保障传承人生存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来说，人的传承就显得尤为重要。

韩日文化产业的发展主要得益于政府的各项财政、基金扶持以及灵活的投资体制。公司、基金会和个人的商业性赞助以及公益性的捐助是文化艺术团体经费的主要来源，其数额远高于各级政府的资助和拨款。因此，我国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应设立支持文化事业发展的财政预算，直接或间接提供资金，对传统文化产业和民间文化传承人进行扶持和补助；各级地方政府还应通过税收减免制度等扶持措施，鼓励企业、机构、团体、组织对文化产业进行资金投入；同时，动员社会各界，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传统文化人才；对已经消失或濒危的传统文化形态，要组织专家挖掘并实施恢复抢救工程。完善的政策体系是民间技艺传承人得到发展的重要保障，尽快出台对其的补贴扶助措施显得尤为关键。

(四)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工作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申报，已成为各国文化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由于我国历史悠久，长期对周边国家产生影响，因此他邦也保存有与我国相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相应保留遗存被先行申报的象现也已经出现。在文化产业全球化加速的今天，谁先理解并合理利用相关国际法规，谁就会对共同的传统文化现象抢先实施申报，并肯定能在今后的文化产业领域里占得先机。

(五)重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产业合作开发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但同样要以战略性发展眼光认识文化产业和传统文化。加大对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深度和综合开发力度，集中优势资源，逐步打造有影响的国际文化品牌。对内可加强各民族的凝聚力，对外可潜移默化地扩大我民族传统文化在全球范围的影响力。这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有积极的作用，更会提升我国文化产业产值在世界市场的份额。

目前，我国对文化遗产的开发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如传统玩具、木雕、刺绣等工艺技术类文化遗产，歌舞等表演类文化遗产，神话、史诗等民间文学类文化遗产，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类文化遗产以及传统医药术、食品制作、冶金术等知识经验类文化遗产，已逐渐步入市场，并通过市场运作的方式开始了它们的产业化经营。在这个过程中，文化遗产的持有者不但从遗产产业化经营中获取了高额回报，同时还在经营过程中弘扬了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以及附着于这些文化产品之上的民族精神。

毋庸置疑，文化产业已经成为2l世纪各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充分认识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探索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产业合作开发之路对我国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非全日制护理范文第4篇

（一）立法现状：立法缺位及规定不完善目前，我国在对兼职大学生权益的立法保护方面，尚缺少一部专门保障兼职大学生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由于在校大学生的身份特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关于非全日制用工若干意见的规定》《劳动合同法》都未将在校兼职大学生归入保护范围。《高等学校勤工助学管理办法》管理对象是从事校内兼职活动的大学生，校外个人兼职行为不属于其保护和规范的范围。而在1995年原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第十二条规定：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俭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据此，有专门法律法规予以保护的勤工助学行为能否得到《劳动法》的保护受到质疑，而学生私自在校外打工的行为又得不到《高等学校勤工助学管理办法》的保护。目前，我国《劳动法》对于在校兼职大学生的权益保护问题并没有可以遵循的具体条款，现阶段也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大学生的兼职市场，故大学生兼职的法律保护问题属于制度盲区。

（二）救济现状：救济路径匮乏目前，大学生校外兼职权益保护的救济途径主要有四种：劳动部门、工商部门、公安机关、新闻媒体及社会舆论。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各部门的主要职责并不在于对大学生劳动权益保障方面，所以现实中使大学生维权时面临困境。主要体现在：其一，劳动部门的主要职能在于保护《劳动法》调整范围内的正式职工，显然兼职大学生并非正式职工；其二，工商部门主要是用人单位在注册登记、营业执照的办理、经营内容违法等情况出现时才会介入，往往是一种事后的被动介入；其三，公安机关则是在用人单位涉嫌欺诈或者暴力威胁大学生人身安全等犯罪行为出现时才介入，这时往往已发生严重危害结果，为时已晚；其四，媒体是承担曝光的角色，在于事后警示他人免受同样侵害。因此，我国尚未设立专门保障大学生兼职权益的公权机关，使得实践中大学生兼职权益受到侵害时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体现了对大学生兼职权益劳动法保护研究的必要性和研究价值。

二、大学生兼职的法律关系定性

对兼职大学生与接收其劳动一方之间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学界各种观点交锋，尚无定论，存在不同看法，主要有劳动关系说和劳务关系说这两种观点。一是劳动关系说，又称“严格保护说”，认为在校学生可以与用人单位形成劳动关系。该观点考虑到大学生与用人单位间具有从属性，是实际意义上的劳动者，从强化对兼职大学生救济的角度，基于民法规范对勤工助学保障不力，主张扩大《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的适用范围，把兼职大学生列入《劳动法》的保护范围。但是笔者认为此种观点的不足之处在于虽认识到学生兼职具备劳动关系特征，但应该看到学生的特殊性，他们没有被纳入单位正式编制，用人单位也无需按照法律法规和地方规章等为学生承担社会保险义务。此外，大学生不应适用最低工资标准，原因在于最低工资标准的特定劳动法的含义，包含着一名劳动者根据赡养系数赡养家人的花费，故而不能简单地适用于勤工助学的大学生。

二是劳务关系说，认为大学生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适用《民法通则》、《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等民事法律的调整和约束。持这种观点的如董保华，他坚决主张不可以把学生纳入劳动者的范畴，学生应该归属于民事雇佣关系，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劳动者。但是，在这种观点下，对于实学生的工伤、劳动待遇（包括工资、试用期等的合法性）、医疗保险、社会保险缴纳就无法得到相关劳动法律保护。打工学生不属于劳动者，就不能适用劳动仲裁程序，如果采取民事诉讼形式维权，需耗费大量时间精力以及花费较高诉讼费，这让贫寒打工学子面临窘境，只能选择了忍气吞声，其合法权益并未受到切实法律保护。这些学说争论的焦点问题是兼职大学生是否是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鉴于兼职大学生与用人单位之间具体的法律关系具有多样性的特点，我们认为应分情况定性。一方面，若兼职大学生与用人单位已建立比较稳定和正式的关系，有固定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和工作报酬，从事与其所学专业相关性较大的工作，这些兼职大学生已经成为了事实上的“劳动者”，比照《劳动合同法》的非全日制用工进行调整。《劳动合同法》的第68条到第72条是关于非全日制用工的相关规定，分析法条我们可以了解到非全日制用工的特点有：一是以小时计酬且不得超过法定工时，非全日制员工在同一单位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4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24小时，这种工作时间的规定适合上述类型的兼职大学生，每天有固定的工作时长；二是双方协商同意，可订立口头协议，法律上虽然允许非全日制劳动合同采用口头协议的方式订立，但是为了保障双方的权益，我们建议最好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三是非全日制员工可订立多重劳动关系，但企业不得据此便辞退员工，前提是后订立的劳动合同不得影响先订立的合同的履行，兼职大学生这类主体不同于全日制劳动关系主体，其在课余时间可能做不止一份兼职工作，比照非全日制用工更为灵活；四是计酬标准有下限，即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且劳动报酬结算周期最长15日，比照这样的具体规定，就会解决现实中用人单位拖欠兼职学生工资问题，进一步维护兼职大学生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结合非全日制用工的特点以及此类兼职大学生的特殊性，我们认为兼职大学生与用人单位已建立比较稳定和正式的关系适合比照非全日制用工来调整。

另一方面，若大学生在平等、自愿基础上与用人方订立协议，进行如家教、销售等与其所学专业相关性不大、相对短期且随意性较大的兼职活动而成立的个人雇工行为，当个人雇工人身损害赔偿在适用程序上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规定作为民事诉讼由人民法院受理。这里有两点原因：其一，个人雇工具有短期性、临时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雇主为雇工缴纳工伤保险基金既不可能也不现实，此类兼职大学生所从事的家教等工作刚好符合这一特点；其二，个人雇工的雇主是劳动法第二条规定以外的主体，故其纠纷不适用劳动法的有关规定，亦不能按照劳动争议的解决方式去解决。因此，此类兼职学生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应适用关民事赔偿的规定进行计算，不能因个人雇工法律关系与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关系相同而类推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

三、大学生兼职权益保障措施

（一）立法及制度保障在立法方面，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国外将兼职大学生视为非全日制劳动者的做法，完善我国非全日制劳动用工制度，将兼职大学生作为主体之一纳入其中。对此，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可以考虑适当扩充我国《劳动法》中关于非全日制用工的调整范围，将符合该劳动关系条件的兼职大学生纳入到《劳动法》的保护范围中，赋予兼职大学生签订劳动合同的权利，从根本上维护兼职大学生的合法权益；再者，我们可以采取灵活的调整方式，就是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以此比照非全日制劳动用工制度保障大学生社会兼职权益；最后，在制度层面上，还可以创设大学生兼职附条件保护制度，规定以签订书面合同的形式切实保障学生合法权益。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对大学生兼职附劳动报酬条件保护的做法，例如美国兼职学生的工资不得少于当时最低工资标准的85%，以及建立了完整严格的劳动报酬管理制度，关于工资实行法定最低工资制，而且大学生打工的工资收入可享受免税。在权利救济方面，一方面劳动行政部门要变事后的被动介入为事前的主动监督（如先前开展培训、签订责任书等），建立长期的监督和预警机制，也可以通过设置专门机构来处理大学生兼职过程中与用人单位产生的纠纷，类似机构的设置在国外已有先例，如日本地方劳动基准局、法国劳工视察组织、工会等；另一方面，劳动保障、工商等部门应严格审查中介机构的办证准入程序，严厉打击社会中介机构的欺诈行为，对此可建立直接的小额诉讼机制，通过启动普通或简易程序维护兼职大学生的经济利益，同时既节省司法资源又避免繁琐的劳动仲裁。

非全日制护理范文第5篇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强我县水域渔业资源和水生态环境保护，严厉打击各种非法捕捞行为，依法查处各类渔业违法案件，维护良好的捕捞秩序，促进我县渔业持续健康发展。

二、整治目标

通过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基本杜绝非法捕捞、私禁湖场等现象，增强全社会保护渔业资源的意识，促进渔业资源环境修复和渔民增收，确保渔业生产安全和湖区社会稳定。

三、整治范围及重点

（一）整治范围

我县所辖江江段、资江江段及南洞庭湖水域

（二）整治重点

1、重点打击电鱼、毒鱼、炸鱼及“迷魂阵”等各类非法捕捞行为和非法捕螺行为；

2、重点查处非法承包、建筑矮围和强占、私自蓄禁水域行为；

3、重点开展渔船安全检查，依法取缔“三无”船舶。

四、实施步骤

本次专项整治行动从年3月1日开始至年10月31日结束，分三个阶段实施。

（一）宣传发动阶段（3月1日至3月20日）。结合春季禁渔工作，召开“禁渔”和整治行动工作会议，制定实施方案；在县电视台、阴周刊和政府公众信息网相关通告，开展渔业法律法规宣传，营造良好的整治氛围。

（二）集中整治阶段（3月20日至10月20日）。开展大规模的专项整治行动，对整治水域实行全方位的巡查、监管，及时发现、制止和查处非法捕捞行为，维护捕捞秩序，完成整治任务。

（三）总结验收阶段（10月21日至10月31日）。由县打击非法捕捞专项整治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对专项整治工作情况进行检查验收。听取相关单位和渔民代表对整治工作的意见建议，总结经验，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并将整治工作情况上报岳阳市打击非法捕捞专项整治领导小组。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县政府成立打击非法捕捞专项整治行动领导小组

（二）深入宣传，营造氛围。县打击非法捕捞专项整治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各相关乡镇要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有效的专项整治宣传活动，要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和宣传栏、横幅等宣传手段，采取张贴通告、召开会议等形式，大力宣传渔业法律法规，宣讲此次打击非法捕捞专项整治行动的重要意义。要及时公布典型案件，对整治行动中查处的非法捕捞案件，通过新闻媒体进行曝光，以案说法，形成高压态势，震慑违法犯罪分子。要建立举报奖励机制，设立举报电话，对群众举报的非法捕捞案件要做到举报一起、查实一起，形成全社会共同关注、支持和配合专项整治工作的良好氛围。

（三）整体联动，形成合力。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在县打击非法捕捞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强化责任，分工协作，密切配合，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形成打击整治合力。特别是对群众举报反映强烈的重点、交界水域，要进行大规模、拉网式的清江、清湖检查，集中整治，维护好捕捞秩序。渔政部门要全力以赴，派人派船驻守重点水域，加大巡逻检查的密度和力度，发现问题及时查处。各相关乡镇要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根据所属水域分布，积极配合，全力支持，协助搞好此次打击非法捕捞专项整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