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文化范文第1篇

当前，伴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原来备受推崇的终极目标、崇高的理想等正在面临着巨大的冲击。经济、享受和消费等反崇高、反英雄的价值取向正在逐步走向文学创作的中心。王朔笔下的顽主就是其完美的例证：顽主们嘲笑崇高、社会、道德、伦理以及一切理性文明下的等级秩序。对于生活来讲，其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它既丰富多彩又平淡庸俗，这是展现平民意识的一个方面，它既完整的展现在作者身上，同时在其所体验的全部的人生和事物中也有着十分明显的体现。归根结底的来看，在人类世界中存在的所有人和事，都是人们眼中的事物，人生也是现实社会中的人在时间这条河流中留下的一条条的印记。

二、因反英雄与反崇高的意识而导致的不确定性

通过上文的介绍我们可以发现，平民化写作正在慢慢的瓦解崇高理想和英雄主义的价值体系。当这些价值体系被全部瓦解后，所有的文学创作都将会走向不确定，即：作品将不会在有确定的主体、情节甚至是人物。例如《相会在K市》，尽管作者李晓用十分精彩的语句向大家展示了一位年轻诗人生命中最灿烂的片段，但是作者也曾这样说过：像大多数的文学报告那样，没有趁手的材料时运用了我的思维。一位读者在寄给作者的信中这样说道：我必须要向你提出，你的这篇文章存在着十分严重的原则性的事实错误。由此可见反英雄和反崇高的创作意识能够导致作品缺乏确定的主体、情节和人物。四、当代文学的平民化和风俗化的发展趋势通过上文的介绍我们可以发现，平民化和风俗化创作意识改变了当代文学的写作内容和形式，使其呈现追求个性化、边缘化以及平凡化的特点。我国的著名作家林白曾说：与我个人来讲，个人化写作是以我个人的体验和记忆为基础，个人化写作能够将受压抑的记忆中的集体叙事视为禁忌的个人经历释放出来，我可以看到他们在天上飞来飞去，他们的身影在政治、国家等集体的话语中显得十分陌生，然而正是这种陌生使他们具有了独特性。平民化的写作是生命的一种涌动，是个人的记忆、感觉以及心灵和身体的飞翔，在这样的飞翔中，人们获得了真正的解放。但是，在社会的飞速发展下，还是很多问题必须要解决。

1、批判现实当前，商品化的发展，利益、经济等的分量也在不断的加重，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民众中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的生活环境却不容乐观。基于这样的情况，当代的文学作品就必须要反映现实生活中普通民众的问题，这是写作的趋向。例如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陈村育有两个孩子，女儿去城里当了小姐，儿子因功课较差不得不去城里打工，因不堪虐待而杀掉了采石场老板。回家后因发现教育局长的违法行为而煽动全县教师罢课，揭发了教育局长的罪行，最后被局长的外甥谋杀。在这部小说中，我们所感受到的并不单单是心房的颤悸和声音的惨烈，还有对造成一悲剧的原因的思考。

风俗文化范文第2篇

办公室文化之一——和谐“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和谐就是要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和工作关系，正确处理单位内部矛盾，引导干部职工处理好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处室工作和单位工作、当前任务和长远战略的关系，增强主人翁意识和全局观念。在办公室文化中，和谐是办公室一切工作的基础，塑造和谐的文化氛围就是要在工作中讲团结、讲协作。首先，要讲团结。要在思想上讲团结，达到思想统一、步调一致、令行禁止；要在工作上讲团结，要拾遗补缺、协调配合、形成合力，只有形成了合力才能消除工作中的阻力，使工作得以上下贯通；要在办公室同志之间讲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同时间通过相互沟通、相互配合达到团结，可以保证工作的高效、协调运转。其次，要讲协作。在工作中，牢固树立“全局一盘棋”的思想，坚持一切从工作实际出发，互相支持，互相补缺，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自觉地把各自的工作放在办公室工作的全局中考虑，日常工作做到分工明确、权责合理，突击性工作做到分工不分家，时时事事以大局为重，团结协作，增强工作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是办公室和谐文化的最集中体现。

办公室文化之二——敬业“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敬业是做好办公室工作的精髓所在。首先，要务实。务实就实事求是，干实事、务实效、求实绩。在工作中踏踏实实，不浮躁、不虚荣，没有混日子的思想、没有怕吃苦的思想、没有做事应付的思想，克服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遇到难于落实或阻力较大的工作，要敢于面对，知难而进，树立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信心，大胆工作。办公室的工作事物杂，任务急，头绪多，这就要求办公室的同志要有务实的态度，工作以群众满意、领导赞同为评判标准，脚踏实地、扎实认真地深入到各自具体工作中去，善始善终地把工作干好。务实也不是按部就班，要提高工作的主动性，以积极向上的工作态度，发挥主观能动性，改进工作方法，不断强化责任意识。其次，要进取。简而言之就是要上进，不断增强党性修养，胸怀进取之心，这不仅是一个人健康、乐观、向上的精神动力，也是生活、工作与学习的动力，有了这种动力，干好工作、成就事业的信心就有了。要立足于现在的工作岗位干出成绩，要在自己的弱项上多下功夫，提高写作水平，提高动笔能力，要强化理论学习，提高思考问题的层次和驾驭全局的能力。第三，要严谨。工作细致入微，严格按照规矩办事，千万不能“跟着感觉走”。要把严谨体现在工作的每一个细小环节中。接听电话、会务接待、文稿打印、查阅文件等看似小事的工作，要用细功夫去做，用“笨功夫”去干。工作中少一点应付，多一分尽心；少一点放松，多一点精细；少一点马虎，多一点认真。

风俗文化范文第3篇

风俗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形成的风尚、礼节、习惯等。《汉书》中记载:“凡民禀五常之性，而有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也就是说，因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风气叫“风”，因社会环境不同而形成的习惯叫“俗”。美国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认为，“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就是一种“文化模式”，它对人的生活惯性与精神意识的“塑造力”极其巨大和令人无法逃脱。民俗文化在人的俗常生活中，以其集体性、传承性、制度化、仪式化潜移默化地规约、影响着人的精神世界。正因民俗文化对人的精神意识具有如此大的塑造力，古今中外的文学家们在创作中都无法忽视它，而且会着力表现它。透过它展示人类生存的模式化、多样化，展示人适应社会中的妥协与抗争。正如托尔斯泰所说，优秀的文学作品最富于魅力的艺术因素之一，就是民族生活之“基于历史事件写成的风俗画面”。中外文学史上，有很多文学大师的创作堪称“风俗史”，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被称为19世纪法国社会“风俗史”，通过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事生活场景、乡村生活场景等的描写，全景式地展现了19世纪法国社会的“风尚时俗”;曹雪芹的《红楼梦》被誉为18世纪中叶中国封建社会的“风俗画卷”，它忠实地记录了时代的语词典故、服饰、器用、建筑、园林、饮食、医药、称谓、职官、典制、礼俗、岁时、哲理宗教、诗歌韵文、戏曲、音乐、美术、游艺、地理等等风俗事象，为后人认识和了解这一时代风俗民情的全貌，提供了一面珍贵的“风俗宝鉴”。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认为，历史往往只对轰轰烈烈的场面和突发事件感兴趣，而真正记录了风俗史的常常不是历史学家，而是文学家。

二、现代乡土文学与现代民俗学的结缘

审视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与民俗文化的结缘是作家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必然选择。近代以来，屈辱的民族历史深深印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西风东渐也逐渐唤醒了民族的自觉意识。当以科学和民主为主体精神的“五四”时代思潮风起云涌般席卷中国大地时，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理论倡导者和创作者在关注乡土社会和人生的同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射到色彩斑斓的民俗文化上。乡土作家们将不同地域的民俗文化作为独特的审美对象和表现中心，展现了“古老中国”广大民众的生存状态及命运变迁。在这个前提下，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作家们走出了两条路径，一是由鲁迅开拓的“启蒙主义”路径:站在启蒙文化的思想高度，以现性重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注重表现“人”和人的精神面貌，透视民俗背后历史积淀的滞重和国民精神的愚弱，以期改良人性，重铸国人灵魂;另一路径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文化认同”路径:站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审视民族传统文化，既肯定原始文化的价值，又对本民族不无缺憾的历史文化积淀有所偏爱，希图在“固有之血脉”和并存的“历史惰性”之间找到一条重建民族文化之路。两条路径虽然使作品的审美风格迥异，但精神内涵是相通的:均指向国民性的改造与重构。

三、现代乡土文学与现代民俗学的密切关系

1．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与中国现代民俗学具有共通的审美品性民俗文化中的民俗事象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是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构成。民俗文化中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本身就极富审美性。民俗文化中的“民”与“俗”往往成为很多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而唯其文学对民俗的描写最为传神。因为文学是人学，文学描写中的风土人情正体现“民”与“俗”的辩证关系，并将“民”嵌入“俗”中，成为风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共通的审美性，世界各国的民俗学研究，几乎都是从民间文学研究起步的。在相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民俗学与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基于现代乡土小说作家自觉的民俗审美意识和共通的审美品性，现代民俗学的发展呈现了鲜明的“文学化”倾向。

2．现代民俗学研究者的作家身份在现代文学与现代民俗学共同起步的阶段，很多作家一开始就成为民俗学的传播者和研究者。民俗学家钟敬文在《民俗周刊》创刊号上发表的《数年来民俗工作的小结帐》中谈道:“……赵景深、郑振铎、傅彦长、张若尔诸君，对民俗学，都颇有相当的注意，虽然只限于民间文学和艺术方面。”一些现代作家以浓厚的兴趣开展了对民俗广泛、深入的研究，像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赵景深的《民间故事丛话》、《民间故事研究》、胡适的《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演变》、郑振铎的《孟姜女》、《敦煌的俗文学》、台静农的《淮南民歌》等。对民俗学的深入研究，又有力促进了现代作家们对文学语言形式的变革及文学表现内容的拓展。鲁迅前期的一些著名小说，如《孔乙己》、《药》、《风波》、《阿Q正传》、《社戏》、《祝福》等，涉及众多民俗事象，是现代作家对民俗的清理与文学创作紧密联系的最佳体现。

3．文学期刊对现代民俗学的介绍文学期刊参与对现代民俗学的介绍与传播，也为现代作家民俗文化视野的形成、创作视界的拓展提供了积极帮助。例如，《青年杂志》曾与《民俗》杂志合作开展风俗调查，并开辟“社会调查”专栏;《小说林》、《新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月报》等都辟出一定的版面介绍民俗学;《野草》杂志推出了叶德均的“风俗专号”;《语丝》刊发了大量的民俗学文章。《现代评论》也十分关注民俗学发展的动向，胡适的《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演变》就发表在他主持的《现代评论》上。

四、结语

风俗文化范文第4篇

关键词：社会学方法；货郎图；政治环境；社会现状

对于一幅艺术作品，我们可以从图像学、形式分析法、社会学等多角度进行鉴赏，也可选择其中某一种角度，而不能浮于表面，仅停留在视觉感官层面。对艺术作品的赏析不能离开作品本身所表现的内容，如李嵩的《货郎图》是长幅横卷，画面展现的是货郎肩挑杂货担于村口，物品繁多，应有尽有，有锅碗瓢盆、瓜果糕点等。画面中充满了乡村气息，是历代货郎图的典范之作，展现出质朴无华的民间风俗情调，真实再现了当时平民阶层的社会生活，显示了画家的艺术功底。通过直接观看李嵩《货郎图》，观者可以获得视觉层面的美感，但只停留在直观的视觉层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鉴赏者应深入分析一幅作品。就李嵩《货郎图》而言，本文采用了社会学方法进行分析，不仅要对作品的视觉层面有所了解，更要深入分析其背后的经济政治因素、当时的社会风气及创作者的创作思想等，进而提升观赏者的艺术鉴赏能力。

一、宋代风俗画兴盛的社会原因

宋朝商品经济发展达到了一定高度，出现了几十个人口百万以上的城市和较为“现代化”的场所“勾栏瓦肆”。宋代繁荣的经济孕育了辉煌的文化，经济、手工业、商业等的发达，出现了走街串巷叫卖的小商小贩。货郎便是宋代出现的一种新职业，反映了宋代的市井文化具有广泛性、通俗性、时尚性的特点，扩大了宋代画家的视野，也促进了宋代绘画的发展。这时的风俗画生动形象地描绘了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民欣赏趣味，常被后世文人视为俗气，然而其在中国古代绘画发展中占有极高地位[1]。

（一）政治上的重视促进了风俗画的兴盛

赵匡胤在发动政变后建立了宋朝，加强了对武力和兵权的控制，更加重视经济发展，尤其是商业与手工业的发展。宋朝改革了自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使众多寒门学子也可以进入统治阶层，实施强干弱枝的国家政策，更加推崇文治。同时，宋代的统治者也大都喜爱文艺，他们对绘画的题材有着更广泛的包容性。宋徽宗赵佶自身也是一位艺术造诣极高者，绘画发展到南宋，赵佶之子宋高宗赵构在艺术上不如其父，但其喜好更加广泛，使得人物画创作有更自由的空间。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货郎题材成为了一种特殊的画科，逐渐兴盛起来。宋代画院发展较为完善，每逢重大活动，画院便招民间画工参与绘画，宫廷内外的画工相互交流合作，使得带有市井文化的绘画题材受到关注，尤其是宫廷画院画家苏汉臣、李嵩等人，也开始了风俗画的创作。宋代画院的出现壮大了画家的队伍，也培养出了众多优秀的风俗画家，促使南宋以货郎为题材的风俗画进一步发展。李嵩作为画院侍诏，知晓自己的题材并不占优势，但他仍然关注下层人民的生活，常常将劳动人民作为创作的对象，充满着浓郁的市井文化气息。对于货郎等题材的风俗画，除去画家自身的喜爱，统治者们也需要借此生动有趣且轻快的绘画题材来粉饰太平，因此统治者接受并重视风俗画题材。李嵩作为画院待诏受到政治因素的束缚，加之其对市民情趣与乡村生活极为关注，因此创作出了《货郎图》等代表作品。

（二）经济的发展使得货郎职业更为普遍

南宋时期中央集权制度相当完善，文学、经济等方面都得到快速发展，但商品流通并不便利，便出现了货郎这一职业，他们有的是零售商，有的是小手工业者，为乡野农村带去人们日常所需的物品。宋代是货郎图、婴戏图发展的高峰，南宋最为兴盛。南宋时江南地区社会稳定，城乡手工业经济发达，商品贸易极为活跃，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货的货郎在南宋的城乡生活中是时常可见的场面。许多画家被这种活泼的生活画面所吸引，创作出一幅幅生动风趣的画面。货郎这一形象最早出现于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图中随处可见货郎扛着担子沿街贩卖物品。宋代城市的发展和物质文化生活的大幅度提升，形成了广大的市民阶层，其生活更加丰富，对文艺产生了兴趣。同时，画家们的作品开始流入市场，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市民对文艺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一时期的画家并不满足于表现单一的宫廷贵族生活，逐渐了解底层人民的生活并创作了许多反映市民阶层的绘画作品，此时的风俗画题材更加丰富。该时期出现的市井文化，是一种具有生活化、自然化、无序化的市民文化，伴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以及印刷术的发明等，市民文化也在迅速博兴[2]。此类作品极具浓郁的生活气息与地域特色，李嵩的《货郎图》便是以平民形象为表现对象，描摹时常可见的沿街叫卖的货郎形象，是特定时代经济迅速发展背景下的产物，使世俗的美术摆脱了宗教的束缚，逐渐独立发展。

（三）理学思想与社会环境促使风俗画发展

南宋时期，程朱理学是当时社会的主要思想导向，对当时画家们的绘画创作发挥重要的影响，理学思想使南宋时期的社会文化与审美思想都发生了变化。在绘画上主张以写真为本的绘画创作理念，强调以形似追求神似，创作时不仅要表现出描摹物体的外在形象，更要不断地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探究事物的原理而获得知识；注重对自身的反省，吸收佛教、道教思想，这一思想导向使宋代画家不似汉代、唐代画家一般追求恢弘大气，反而更加关注现世生活，表现出一种平淡质朴之美。货郎这一民间风俗备受时人青睐，展现了古代传统文化的魅力，以百姓的风土人情为主，以写实的手法折射出当地的民风习俗，促进城乡经济交流。货郎并非是个人或这一职业的写照，而是这一时代社会生活的缩影。南宋时出现了一种普世现象，画家们时常走街串巷、出入城乡，为当时的市民阶层绘画，与院体画风格有所不同，并有着更自由的创作活动。这时的平民画家日常在宫外学习绘画专业或以卖画为业，有时为宫廷、朝廷服务并获得一定酬金。这些画家有时受雇于宫廷，有时是自由的职业画家，此种举措使得画院画家在创作上更具自由，出现了许多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货郎形象的作品。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过：环境与艺术既然这样从头到尾完全相符，可见伟大的艺术和它的环境同时出现，绝非偶然的巧合[3]。

二、《货郎图》的产生与艺术家自身紧密相关

由于宋代士人大多出身平民，尤其是庶出的士人在功成名就后仍带有一定的乡土情怀，宋代士人们喜爱用绘画与文学来传达他们所怀念并了然于心的乡土风俗题材。货郎题材由宋朝苏汉臣首创，苏汉臣常以富家公子为对象；而李嵩出生贫寒，自幼便经历了众多苦难，能够与平民百姓感同身受，熟悉他们的生活状态，非常喜爱农民，且同情他们的贫苦生活，都为他的艺术创作奠定了基础。同时，他关注社会现状，得到李从川的指点并努力学习，最终成为了技法全面的画家，尤为擅长风俗画，通过绘画作品表现真实质朴的农村生活，具有强烈的乡土气息。李嵩“少为木工”，他对下层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思想感情、风俗习惯都很熟悉。他早年的经历使他有足够的生活经验来描绘乡野村夫、村妇、村童和民间活动的货郎，并以此作为自己的主要创作对象。还有学者分析李嵩《货郎图》中多次出现“山东黄米酒”，是因为当时正值宋金争夺山东，李嵩便借画表达自己的爱国之情与忧国忧民之心。不同于少数门阀贵族，庶出的宋代士人们进入上流社会后仍会带有某种“怀旧”的心理，因此他们乐于以文学或绘画形式欣赏或表现他们所熟悉的农家世俗题材[4]。

三、结语

经济的繁荣、统治者的喜爱、画院画学给予画家的自由性、艺术家自身的成长环境以及对下层人民的关注等因素共同促进了《货郎图》的产生。不论是画家的主观审美还是宋代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客观因素均对《货郎图》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城市中感受最为强烈的政治、经济、社会变革和地理变迁总能在艺术的发展进程中留下深刻的印记[5]。观者在欣赏艺术作品时，不仅要对其表面进行分析，更要学会从社会学的角度去解读一幅作品，从而获得对艺术作品的深刻理解。

参考文献：

[1]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中国美术史教研室，编著.中国美术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187.

[2]《中国美术史》编写组，编.中国美术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192.

[3]丹纳.艺术哲学[M].傅雷，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113.

[4]刘道广.中国古代艺术思想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39.

风俗文化范文第5篇

古人有在立冬看气象、卜冷暖的说法，如“立冬晴，一冬凌（严寒意）”；“立冬阴（阴雨），一冬温（暖冬）”。从立冬起，“水始冰，地始冻”。而到了冬至，则阳生，即阳光直射位置向北部移动。老天津卫说：“冬至起，一天长一抄。”意为白天渐长。

在食俗方面，《天津卫志》和《天津县志》，对立冬没有说法；对冬至，则说是“食馄饨，绘消寒图”。而在民间，特别是河东水西“老天津卫”聚居地，立冬则有吃倭瓜饺子的风俗。

立冬时，到市场买倭瓜，已很稀见。这种倭瓜是夏天买的，存在小屋里或窗台上，经过长时间糖化，做饺子馅，味道既同大白菜有异，也与夏天的倭瓜馅不同，还要蘸醋加烂蒜吃，才算别有一番滋味。

立冬为什么吃饺子？因我国以农立国，很重视二十四节气，“节”者，草木新的生长点也。秋收冬藏，这一天，改善一下生活，就选择了“好吃不过饺子”。我读书不多，是从农耕社会风俗理解这一点的。同时，古代认为瓜代表结实，所以《礼记》中有“食瓜亦祭先也”的说法。

冬至，中国古有“冬至节”的风俗。冬至也叫“过小年”，百官向皇帝朝贺，民间互相拜贺、宴请。普通百姓则食馄饨，象征咬破混沌天地，迎来新生。天津人则吃“冬至面”，谓面条长长，祝白昼一天天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