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学论文范文精选

一、基于个性化发展财政学本科人才培养与教学平台

培养人才是一切教学活动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整个教学过程都是为了培养人才而展开。财政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的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毕业生工作与学习的竞争力。目前，大部分高校的财政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主要以“因校施教”为原则，即充分利用学校现有资源，而非“因材施教”。传统的财政学本科教育培养目标主要体现在拓宽本科生知识面、培养学习与创新能力方面。具体而言，就是知识结构完善、掌握经济学基本原理、熟悉财税基础理论、熟悉财税基本政策法规，具备运用经济学基本原理分析财税问题的能力。它忽视了与学生的兴趣、个人职业规划等个体差异性因素，这种在不以学生为中心确立的人才培养目标下，培养出适应社会的能力就相对较差。现在，我国许多综合性大学的财政学专业正在双轨推进培养学术型与应用型人才的目标与制度。面对近几年就业难的问题，培养创业型、创造型人才愈加重要。不过，对创新型和创业型人才的培养制度和培养模式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基于此，基于个性化发展的财政学本科教学模式改革相对于重视知识传承、学术养成、标准化教学、批量制造的传统财政学本科教育模式，就可以为社会培养更多种类型的高级人才：学术型、职业型、创业型与创造型等。况且经济类专业的大学生，包括财政专业大学生的创业基础较好，具有某些特殊的优势，充分发挥他们的天赋与潜能，其更易于成为社会所需要的创业型与创造型人才。个性化教育是引导个性生命独特性发展的教育，它以尊重差异为前提，以提供多样化教育资源和自主选择为手段，以促进个体生命的自由和充分发展为目的（冯建军，2004）。基于个性化发展的财政学本科教学培养目标，应该从尊重和培养个体的个别性、特殊性、差异性立场出发，结合学生的兴趣与个人职业规划，充分利用各自学校的资源优势与特色，引导学生向不同类型的专业领域、不同层次的专业方向发展，为学生今后的发展创造足够的条件，培养学生在财政学领域具备一定的专业化水平和创新能力。培养财政学专业个性化人才的完整途径主要表现为：首先，在财政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的通识教育阶段，培养目标应体现宽口径、厚基础的“广博”培养原则，进一步扩充通识基础模块，增设相关学科的教学内容，供学生选择，可以建立以思想政治类、工具类课程为先导，以经济学基本原理课程为核心，以人文素质类、科技类课程为辅助的综合课程体系。其次，在财政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的专业及拓展教育阶段。结合不同高校的特色，在突出专业培养的同时，围绕专业课程进行充分的拓展，引导学生结合专业与个人兴趣，合理制定大学选修课程菜单。在课程设置上，可以建立以财税类课程为必修课，以经济类、管理类相关课程为选修课的综合课程体系，同时，辅之以学术讲座、第二课堂等开放式培养手段。选修课的取舍要体现不同高校的资源优势与特色，体现不同高校财政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的个性。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尽可能提供更多的课程供学生选修，使学生最大可能地选择自己最有兴趣的课程，激活他们的多元兴趣与多种思维，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素质提升，进而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与差异性发展。再次，在财政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的创新能力培养阶段，就大学本科生的人才培养而言，本阶段培养手段与方法是否科学有效，直接关系到学生创新能力的积累和今后个人能力的可持续发展。此阶段的人才培养方案，应弱化理论课程的安排，强化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如通过学术报告、学生科创、社会调查、案例分析、社团活动、假期实践、毕业实习等方式，有组织、有目的、有成效地实施人才培养活动，为财政学专业本科生毕业后的个人综合能力的提高与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培养个性化财政学本科大学生的具体方法

这种以培养个性化财经类本科大学生为目的的教学模式，应该以“问题—发展”模式为主。正如李亦菲在《个性教育的历史脉络和发展趋势》中所述：要努力超越“以教师为中心”和“以学生为中心”的对立，尽量实现“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是合作对话、平等、民主和互惠的关系，而不是先知与后知、控制与被控制、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这种没有拘束的开放交流，是认识自我和认识世界的重要方法。在一些必修课和选修课中，教师可以组建多元的小型团队，引导学生各自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特长组建自己喜欢的个性化团队。以公共收入与支出的部门为导向的“职业型”研究团队，以“经济与社会”为导向的“创新型”研究团队等。并将最近兴起的行为经济学、试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试验法，用于财政专业课程的讲授，将此教学方法运用于各种财政实践中模拟和实践，引导学生对学习的热情，提高他们的动手实践能力以及分析能力。应该以“问题———发现”型的新型模式为主，被动接受的传统教学模式为辅，对教师各方面的能力和综合素质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一方面，要具备多层次的教师队伍，既要有研究型教师队伍，也要有负责教学任务的一线教师队伍，还要有针对学生特殊需求的专业辅导员队伍，从而使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大学究竟是专门搞学术研究的地方，还是培养个性化、专业化、富有创新思维人才的地方，这是我们值得深思的问题。另一方面，必须改革传统的教学方式。教师要将传统的课堂教学延展到学校图书馆、实验室、国库、税务机构等财政活动现场，使学生由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积极投入。使“讲堂”变为“讨论”、“对话”、“研究”内容“发酵”、“火花四溅”的具有个性色彩的“研究性学堂”，以增强教学效果为目的，以学生为主体来选择组合教学方法。但要注意在运用试验教学法时，要与课程的合理定位、内容设计和相关资源建设相结合。学生学习的场所不应该受到约束，应该在广阔的天地中自由成长。

作者：仇晓洁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虽然各高校、各出版社都不断在推陈出新一系列的教材，但教材体系设置缺乏统一性，内容差异也比较大。教材名字也是名目纷繁复杂《财政学》、《公共财政学》、《公共经济学》、(公共部门经济学》甚至《政府经济学》等都作为财政学的教材出现。光是高等教育出版社指定的二+一世纪教材系列电《财政学》就有三种版本。有一些高校使用的是哈维•罗森编著的，还有一些高校使用的是陈共主编的，也有一些院校使用张馨和邓子基主编的，同时有一些高校使用的是本校自己编写的。光是这些教材，都已经是让人眼花缭乱了，走进书店那更是五花八门，这种情况导致财政学这门课程缺乏统一的大纲，教材难以通用，知识体系千差万别，教学各行其道，因而培养质量也就谬以千里。

教学的内容安排问题。在具体内容上，表现出了两种主要倾向，一是继续以传统的国家分配论为出发点，一种以公共产品论为起点，这两种体系的断裂与对立表现出了国内财政学界在基本理念上的不同理解和思想冲突，不同学校的财政学理论教学在内容上差异巨大，整合两种财政学体系的基础理念显得很有必要。同时，财政学的很多基本理论和概念在不同的教材中表述差异也很大，像财政的概念，有的教材认为是国家和政府的分配行为，有的认为是收支行为。对财政的属性进行界定，有的教材有，有的教材又没有。与此同时，财政学教材的内容也有些与实际脱轨，对税收、社会保险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内容介绍得比较少，很多非财税专业学生学完财政学后并不再学税收学了，因而对税收知识了解甚少，这就为以后进入社会从事财税实务工作埋下了脱节的根。

教学手段和教学模式问题。目前，我国许多高校在教学手段方面仍然很落后，依然是教师课堂上讲，学生认真地做笔记，记概念，整个教学过程当中师生存在着教学“梯级差”，几乎没有太多互动，课堂气氛也比较沉闷。有些院校以为实现了教学多媒体化，教学效果就可以成倍大增了。事实上，在多媒体授课方式下，只不过是将手工板书的知识灌输变为计算机页面展示，教学的模式并未有多大改进，甚至因为课件播放速度过快，学生来不及记忆和消化课堂内容，效果比以前更差。成绩考核和评定也是以期末考试“一考定终身”，没有平时的课堂内外考核指标。这样的教学手段和模式，学生平时听课也会感觉枯燥不已，缺乏对财政实践的感性认识学完之后对财政学理论知识也理解不深刻，只有靠到考试前猛背狂背，考完试也就丢得一干二净，这种教学手段和模式很不利于培养学生理解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财政学课程教学的优化与创新路径

(一)针对不同专业选用差异化教学内容和课时安排。不同的专业需要在统一的大教材体系下选择差异化的教学重点内容，以满足各专业未来知识和实务的需求。如财政专业的《财政学》课程应在强化基础理论的前提下，注意学生的专业技能培养;金融专业应增加国债部分内容的课时量;国际贸易专业应增加关税政策、国际税收等内容的介绍。对于不开设税收课程的财务管理专业、市场营销专业，应增加税种知识的课时比例，而对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应增加社会保险、社会保障以及公共福利方面的内容。在教学内容上，应该以公共财政学理论体系为主，主要包括政府经济职能、公共选择、公共支出、公共收入及政府分权等内容，其制度基础是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在课程设置上，应该在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结课后，会计、税收、财务管理等专业课开课之前开设，使课程在安排上能够前后衔接，使知识的传授具有连续性、逻辑性和科学性。

(二)在教学组织方式上，应引入讨论、案例教学及社会调查等多种教学方式。财政学理论教学中应更多地采用计算机辅助教学和课堂讨论，通过多媒体和传统教学有机结合起来，扬长避短，达到教学相长。如财政部分侧重理论应以课堂讲授为主，讨论为辅。具体可以在讲授财政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就财政总论、财政概念、财政制度、财政职能、财政支出、财政收入、国家预算等一些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专题讨论，也可以结合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一些专题讨论。通过讨论以使学生开阔思路和视野，举一反三，更好地理解社会经济政策。税收部分侧重实践，因此应以案例教学为主，课堂讲授理论为辅。通过对案例的分析求证，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在接近实际的条件下独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与此同时，财政政策和实践贯穿整个社会运行，时时刻刻就在我们身边，需要布置适当的社会调研任务，让学生深入社会，了解国家财政政策和民生概况，在学生调研过程中，能够发现问题所在，进而为其思考政策制定和改良提供视角和思路，增强对书本知识的进一步理解。比如通过调查三峡移民的生活，可以更深刻理解转移性支出的意义和功能;通过调研地方政府豪华办公楼攀比之风，可以知晓财政监督与预算透明的重要性等等。

1.研究性教学

1.1研究性教学法的特点

1.1.1学生学习的创造性

研究性教学法是对人的主动性学习的高度评价，有助于学生自主有效地学习。使用研究性教学方法，学生可以在教师指导下进行研究性的学习活动，独立地进行专题研究，充分发挥自身的潜在能力，培养创新精神和创造思维，提高创造能力，实现素质教育的目标。

1.1.2教学组织的开放性

研究性教学法实行开放式的教学，研究专题公开，学生自己选择并承担研究课题，或是自己拟订专题并经老师同意进行研究。在组织形式上，可以是小组合作研究，也可以是个人独立研究，还可以是个人与集体讨论相结合。在教学时空上，不局限于课堂，可根据需要到图书馆、实验室、教研室等场所，或者深入企业、社会进行调研。完成研究任务后，可采用“开放式长作业”的形式，根据具体情况，可用几周、几个月到一个学期的时间完成研究性作业，整个过程开放性强。

我是xx电大20XX届财税班的学生，我怀着强烈的求知欲和进取心参加了电大学习，现已修完全部课程，就要毕业了。三年电大学习，使我获益良多。学校严格的管理，严明的纪律，良好的校风，为我们营造了优良的学习氛围。在学校的严格要求和辅导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刻苦学习，遵守校规，依时上课，按时完成课外作业;通过了全部课程考试，完成毕业论文，修完学分。经过电大学习，使我增长了知识，增强了工作能力，提高了思想文化素质。

电大业余学习条件艰苦，面对诸多困难，我都一一克服了：一是年龄偏大，记忆力和智力减退。我就用比别人多几倍的努力，多几倍的时间去学习；二是正确处理工作与学习的关系。工作时做好工作，学习时努力学习，做到工作学习两不误；三是正确处理好学习与家庭的关系。我积极争取家人的支持、帮助和配合，家人的支持和鼓励，成为我完成学业的巨大动力。

经过了三年的电大学习，大大提高了我的政治思想觉悟和科学文化素质。在学期间，我们学习了《政治》和《邓小平理论》等政治理论课程，加深了对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六大”精神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认识，对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有了更深刻理解，为我们今后工作指明了方向。在辅导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们系统地学习了《财政学》、《国家税收》、《税务管理》、《国有资产管理》等十多门专业课程，使我的专业基础更加扎实，对今后工作有极大的帮助作用。

业余学习条件虽然艰苦，但也有它有利的一面，它为我们提供了边学习边实践的机会。在学习中，我注意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经常运用学到的理论知识研究分析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矛盾，寻求解决矛盾的方法。

毕业后，我将一如既往地做好本职工作，把所学知识运用于工作实践中去，争取做一名既有科学文化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称职的国家公务员。

第一阶段是20年代至40年代末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

从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传统史学开始向近代史学转变，这种学术演变的时代特征在财政史领域同样有鲜明反映，即不少学者在继承发扬传统史学方法，注重传世文献的考据，辨析制度条文内容的同时，有意识地借助近代西方的经济学和财政学的理论，对中国财政史（包括古代财政史）做出一些不同于《汉书·食货志》、《通典》、《文献通考》等传统典志的编纂、阐释和评论，撰写了一些通史体裁或断代体裁的财政史论著，如胡钧《中国财政史讲义》（商务印书馆，1920年）、徐式庄《中国财政史略》（商务印书馆，1926年）、常乃德《中国财政制度史》（上海世界书局，1930年）、刘秉麟《中国财政小史》（商务印书馆，1933年）、杨志濂《中国财政史辑要》十册（无锡大公图书馆，1936年）、鞠清远《唐代财政史》（商务印书馆，1940年）、刘不同《中国财政史》（大东书局，1948年）等。同时，专题研究和理财人物研究也取得不少成果，特别是田赋史。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国民政府出于财政体制改革以及战时经济的需要，进行田赋整理、田赋征实和其他财政制度的变革，因此有些学者本着为现实提供历史借鉴的意图，对长期成为古代财政收入支柱的田赋制度予以较多关注，如万国鼎《中国田赋史》（正中书局，1933年）、刘道元《两宋田赋制度》（上海大学文学院，1933年）、徐士圭《中国田赋史略》（商务印书馆，1935年）、陈登原《中国田赋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吴兆莘《中国税制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等，尽管内容有详略，识见有深浅，均属有一定影响的专著。程滨遗等编纂的《田赋会要》第二篇《田赋史》上册和马大英等编纂的《田赋会要》第三篇《田赋史》下册（正中书局，1934年），是一套按编纂者的观点“铺叙史实，推究因果”的资料性著作，上自夏商周，下及清末民国初，“就历代田赋沿革，为系统叙述，并作史料整理为主。其诸赋役设施，凡与田赋有关者亦触类引及，以求明备”（《弁言》）。层面较多，视角亦广，观点平实，在当时堪称详悉。不过，此期从事财政史研究的学者尚少，专题研究以汉、唐、宋、明等朝代为主，选题较狭小，征引资料多据习见的传世文献。特别是由于缺乏断代史研究和专题研究的厚实基础，刊行的中国财政通史著作大多还谈不上能对古代财政史作整体性研究和规律性探讨。

不过，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此期有些论著无论选题或是阐述都颇具开拓性。例如，胡钧《中国财政史讲义》是20世纪第一部简明的中国财政通史，其开创意义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绪论》中作者就“中国财政史之研究法”作了论述，认为西方经济学的演绎法和归纳法各有长短，应采用“综较概括，存其所有，审其所详”的研究方法，并提出研究财政史应注意经济史、政治史、法制史和学术史等几个重要方面。二是对中国财政史的分期和内容编排作了探索。常乃德《中国财政制度史》就财政制度演变与社会经济的关系所作的理论分析颇有特色。他在《导言》指出：“财政制度与国民经济状况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财政是国家取之于人民的一种手段，人民的经济状况在何种程度，则国家财政的来源即注重何方面。倘若国民的经济状况变了，国家的财政政策也必随之而变。中国从古到今，国家财政政策约有四大变，而其变化都是随着国民经济状况之变化而变化的。”在内容编排上，该书分27章，所论以赋税制度为主，旁及财政起源、货币、会计制度、财政职官等，但内容均简略。从胡、常二书可以看出，到30年代，中国学者通过借鉴西方经济学和财政学的理论，初步形成研究中国财政史的新思路和学术体系。

此期断代财政史研究，以鞠清远和梁方仲的成就最突出。鞠清远《唐代财政史》虽然只有11万字，却是断代体裁财政史的开山之作，重点在于分类叙述财政收入（如赋税、专卖、官业收入、商税、特种收支等）、财务行政二方面。书中对收入项目的归类比较科学，对财务行政的论述内容较丰富，但对财政支出基本上未予置论，是明显缺陷。梁方仲以明代田赋的征收解运制度以及一条鞭法改革为研究重点，发表多篇论文，资料丰富，分析细致深入，学术影响久远。

第二阶段为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

总体上看，此期中国大陆对古代财政史的研究进展相当缓慢，具有新水平的财政史专著几无新作，专题研究除赋役制度史一枝独秀（从广义上说，赋役制度属于财政收入范畴，但当时的成果多数不注意从财政角度去论述赋役制度）之外，亦鲜有新篇。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三联书店，1957年）之《财政》篇是少有的杰作。该篇“主旨唯在阐述继南北朝正统之唐代，其中央财政制度之渐次江南地方化，易言之，即南朝化，前时西北一隅之地方制度转变为中央政府之制度，易言之，即河西地方化二事”。分别以江南租米回造纳布及关中和籴二例作具体论证，指出转变的枢纽在于武则天和玄宗两朝政局的变化。该文对于深入研究古代财政制度的传承演变具有方法上的示范意义。同时，李剑农的《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9年）和《宋元明清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9年）用不少篇幅论述赋役制度、土地制度等与财政关系密切的内容，对古代财政史研究也颇有助益。相比之下，台湾学者对宋代、清代的财政史研究较有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