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全省党委组织部调研工作会议，是在中央大力倡导求真务实作风的新形势下召开的。通过这次会议，要肯定成绩，总结经验，明确方向，突出重点，使组织部门的调研工作再上新台阶。这对于推动创新、科学决策，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的组织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这里，我想以《将调查研究进行到底》为题目，讲三点意见。

一、为什么还要调查研究

第一，调查研究是传家宝。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都非常注重调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一生在理论著作方面为人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的理论研究是建立在对现实社会深入调查基础上的。从青年时期开始，马克思、恩格斯就时刻与各种实际斗争、与工人运动和社会革命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十分重视在工人运动中调查研究，直到逝世的前夕，仍然同各国工人运动的革命家保持着广泛的联系。马克思的许多著作都是根据亲自体验和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的第一手材料，经过细心的研究写成的。在《资本论》写作的准备过程中，马克思研究过1500多种书籍和档案文件，从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中摘录了大量的资料，写了数十本的笔记。马克思主义之所以百战百胜、经久不衰，就因为它是从实践的调查研究中产生，并被实践所证明了的客观真理。列宁在其一生中，调查研究也是他指导革命斗争的主要实践活动。无论是在早期反专制的斗争中，还是在沙皇政府的监狱里，无论是在国内领导工人农民运动，还是在侨居国外革命实践中，他都十分重视并充分运用调查研究这一工具，从而构成了列宁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立列宁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这也是他成为无产阶级伟大导师的重要条件。在调查研究方面，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是全党的楷模。第一次国内革命战斗时期，进行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井冈山作了宁冈、永新调查，后来又搞了兴国调查、东塘调查，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况的调查，还有长冈乡、才溪乡的调查。1937年到延安后，把以上的调查汇编成了著名的《农村调查》，这是我国革命史上最早的调查研究的文献。1941年，为这部著作重新写了序言和跋。到1942年时，在党内已基本形成了的调查研究思想。抗日战争时期，有游击战争战略调查研究，整顿党风文风的调查。解放战争时期，进行了解放区减租减息方面的调查、土地革命政策的调查。建国初期，进行了合作化和社会主义高潮方面的调查研究。五六十年代，进行了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加快经济建设的调查研究。在作《论十大关系》报告前，集中用43天，听了30多个部门的汇报。这些意义重大的调查研究，对于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无不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这些调研活动仅仅是一生中极少的一部分，的一生可以称作是调查研究的一生。在调查研究理论方面，的大量著作中就有集中体现，《反对本本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实践论》、《矛盾论》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调查研究作了集中的、系统的论述，是对他自己和全党调查研究工作的理论总结，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宝库中是前所未有的。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也都极为重视调查研究，在行动上带了好头，在理论上也有所创新。所以，可以说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

第二，调查研究是方法论。对调查研究应作一些哲学上的思考。哲学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本体论中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认识论中有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对立，方法论中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在这“三论”中，认识论认识的内容首先是世界本体问题，方法论首先也是认识和改造世界本体，而是否具有正确本体论的观点，又直接取决于是否掌握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没有正确认识事物的方法，就不可能对世界本体有正确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张唯物论、可知论和方法论三位一体，统称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这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世界的方法，也是共产党的世界观。在人的世界观里，方法论占有重要的地位，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统一的。无论什么样的世界观，总是关于世界的某种理论的说明，对世界的某种看法。当人们拿着这个理论、看法去观察和处理问题时，它又是方法论。一般来说，世界观决定方法论，对世界的基本观点怎样，观察研究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也就怎样。调查研究是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内容。调查研究首先是对世界物质性的承认，调查是对客观世界的调查，不是虚无缥缈的想象，调查也是在物质世界中进行的，不是在梦幻中的遐想。因此，承认和进行调查研究是坚持唯物主义的表现。实践是认识的主要来源，是认识的最高目的，是认识的最终归属。调查研究本身是实践观的反映，人们在实践中对客观情况进行调查了解和分析研究，就是坚持了实践第一的观点。调查研究的目的在于认识和改造世界，这又是认识对实践的指导。对客观世界进行调查研究，就意味着相信世界是发展变化着的，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着的，否则，如果认为世界总是一成不变，事物之间没有什么联系，那就不必要进行调查研究了。总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就是实事求是，尊重客观事物的固有规律，就必然要求重视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对世界物质性的承认，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全面坚持，是对唯物辩证法的运用。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必须重视调查研究。

第三，调查研究是基本功。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他们的优秀继承者在调查研究上，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肩负着祖国强盛、民族复兴伟大使命的中国共产党，搞好调查研究是一条重要的执政能力。对于每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者来说，要掌好权、施好政，调查研究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本领。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所处的历史方位，面对的客观环境，遇到的矛盾问题，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可概括为三个字：一是大，我们的事业更大了，目标更大了，责任更大了；二是快，国内外形势发展很快，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许多事情突如其来，让人目不暇接、猝不及防；三是多，社会的经济结构、人们的思维方式、公民的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化，城乡居民选择就业、获取信息、表达意愿的渠道也呈多样性。党情、民情、国情、世情的大、快、多，扩大了事物发展的变量，增加了宏观决策的难度，我们面临的任务比以前更加宽广和复杂了，决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都大大发展、丰富、深化了。如何以较少的人力和时间，连续不断地、准确无误地搜集并掌握丰富的材料，如何更加迅速有效地搜集、储存和处理大量的社会经济信息，使我们对国内外形势和各种现象的研究更广阔、更深入，对复杂庞大的客观事物进行的判断和决策更科学、更合理，是我们面临的新课题。调查研究的兴起和调查研究方法手段的现代化带有历史的必然性，这是适应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紧迫需要的重要抉择，是当代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高度发展的随带现象，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重要的战略意义。不深入调查研究，怎么能够更自觉地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怎么能够对比较复杂的现实问题提出质量较高的、可供选择的决策方案？怎么能够全面、及时地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而确定切合实际的工作方针？怎么能够清楚地把握人民群众的脉搏，而使我们的所作所为得民心、顺民意？要认识社会就必须向社会作调查，不然就无法确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共产党要长期执政、科学执政，离不开调查研究。人们的认识只能在实践中产生，并在经常、反复的实践中由浅入深地发展。曾说过，“无论什么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与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法子解决的”，“任何一个部门的工作，都必须先有情况的了解，然后才会有好的处理”。把调查作为了解情况、认识世界的惟一方法，提出在调查的基础上，“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地分析和综合研究”，号召“一切实际工作者都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为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人，对理想有衷情，对事业有真情，对工作有热情，对创新有激情，对群众有感情。只有设身处地、深入现场，才能有更多的感性、理性、悟性和灵性，才能有更多的想法和办法。调查研究，对许多同志的成长和成功、锻炼和提高，都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因此，我们每一个有志于献身于党、服务于民的人，有志于有所作为、成就大业的人，有志于立德、立功、立言的人，都应当苦练调查研究的基本功，在持之以恒的调查研究中锤炼思维品质、吸取思想营养、提高综合能力。

二、如何搞好调查研究

如何搞好调查研究，前人有很多思想值得借鉴。这里借《中庸》一书中的几个字来讲点看法。

一是“学”，即博学之。古人有由博反约之说，博就是广博，约就是专精。其意思就是带着某种问题去博览群书，从群书中寻找启发和论据，以进行专精研究。博览群书首先应当是学习基础知识。对于我们搞调查研究来讲，就是马克思主义一般规律和专业基础知识。然后是当代科学发现的新知识，科学研究的新成果。加强学习，掌握科学理论，掌握丰富知识，是搞好调查研究的前提。新加坡有家书店，提倡读书的好处，在墙上这样写道：“书是书，输是输；有书不会输，输的不会是书；输了要认输，不要怪书；看书不会输，不看书就会输；怕输的人看见人家看书他也看书，看书的人喜欢别人看书；无书不怕输也会输；无书又怕输肯定输了又输”。这个很辨证，讲了读书与输赢的关系。现在我们党和国家正在提倡全民学习、终身学习，搞研究工作的同志要出精神产品，更要带头多读书。学习要善于统筹时间，利用好“边角余料”，就能积少成多。读书不仅要读“有字书”，还要读“无字书”，多向同事、群众和生活学习。按照朱熹的解释，“博学之”就包涵着这方面的内容，“今也须如僧家行脚，接四方之贤士，察四方之事情，览山川之形势，观古今之兴亡治乱得失之迹，这道理方见得周遍”。他反复强调多“于见闻上做功夫”。朱熹关于海陆变迁的学说，就是建立在“常见高山有螺蚌壳”和“登高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的观察事实基础之上的。观察是认识的基础，儒家一贯有这样的看法。明末有个方以智说：“物有其固，实考究之。”他的“实考”不仅包括文字考证，还包括实地考察和实验。他用笛子的管与琴的弦相应，进一步证明了声音共振现象的普遍性，王船山称赞这是一种“诚学、思兼致之实功”。

二是“问”，即审问之。古代王充说：“不学不成，不问不知”。学习更重要的是问，只有会提问题，才会做学问。爱因斯坦讲：“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1900年，希尔伯特在巴黎世界数学家大会上，提出了23个尚待解决的难题，带动了20世纪数学的发展，其中有些难题，至今也没有完全解决，仍然是数学界关注的焦点。陈景润搞的哥德巴赫猜想就是这23个问题中第8个问题的一部分，可见所提问题多有远见。茅以升有个独特的教学方法，每堂课的前10分钟，指定一个学生就上次学习提出一个疑难问题，如果你提不出来，就要下一个学生提，然后你来回答。如果学生提出的问题比较好，甚至连老师当场也不能回答，那么就给这个学生满分。这个办法实施以后，学生由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学业大进。教育学家陶行知观摩以后，大感兴趣，认为是“教学上的革命”。朱熹曾经描述人们的认识过程是，“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有疑。过了一番后，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调查研究就是带着问题去调查，能不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这是个很重要的基本功。

三是“思”，即慎思之。朱熹在解释《中庸》的时候说：“学也，问也，得于外者也，若专持此而不反之以心，以验其实，则察之不精，信之不笃，而守之不固矣，故必思所以精之……知其为何事何物也。”就是说，由感观得来的知识，必须经过大脑思索、逻辑推理，才能有更深刻的认识，得出可靠的结论。这也是强调认识过程第二阶段的重要性。如何思考推理呢？孔子的“举一反三”和“一以贯之”，既包含了归纳和演绎，又包含了类比和联想，是一种很好的思想方法。所谓“言约而用博”、“问一类而以万事达”和“类以合类”，正是孔子“举一反三”和“闻一知十”的意思。这被称为道术，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方法”。能不能掌握这个方法，是学问能不能长进的关键。孔子的方法，在数学领域也得到了运用，奠定了中国古代数学的基础。孔子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叩其两端而竭焉”，也就是利用对同一问题的各种对立观点和各种事物的极端状态，将其中的矛盾进行分析，以求得正确的了解。这种辩证逻辑，对汉字的构词和研究工作有极深远的影响，如汉词中的“冷热”、“大小”、“东西”、“远近”等，现代科学中，这种抓两头的方法也常用，如物理学中高温、低温，高能、低能，天文学中的超高密、超稀薄等，都是重点研究的对象。

四是“辩”，即明辩之。朱熹说：“思之慎，则精而不杂，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辩；辩之明，则断而不差，故能无所疑惑而见于行”。这就是说，经过慎思得出的认识还要经过明辩而检验。检验后如果是正确的，那就不必再犹豫，可以付诸实施了。如何检验，《中庸》和朱熹都没有说，但墨子提了一个标准。《墨子•非命（上）》说，“言必有三表”。任何一个理论，一要有历史事实作根据，二要符合大家的感性知识，三要于国于民有利。我们讲明辩，就是要按一定的科学原理、历史事实、技术手段、价值取向，对获得的认识进行“两由两去”的加工，即“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使其认识更加接近真理。古代青原惟信禅师说：“老僧三十年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旧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这体现了认识论的观点。我们认识事物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现象阶段，是经验性、技术性的阶段，故“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经过分析、推理、归纳、演绎，认识上升到第二阶段，也就是把握对现象的本质阶段，从而对山和水的认识有了不同的飞跃，从而“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第三个阶段，通过对感性认识的理性处理，去掉了歪曲本质的现象，留下了反映本质的现象，认识更深刻、更宽广，此时便是“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了。搞调查研究也要从“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第一境界，进入到“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第二境界，最后领悟到“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的第三境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深入地调查研究，认真地分析思考，精细地加工制作。

五是“行”，即笃行之。朱熹有句名言：“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荀子也强调，行为知的目的，知对行有指导作用。“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程颐主张“知先行后”，但认为“知而不能行，只是未真知”。王阳明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些都是古代哲学家对知行关系的很好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运用这些知识能动的去改造世界。认识的能动性不但表现在从感性到理性的能动飞跃，更重要的还表现于从理性到实践的飞跃。在知和行的关系上，认为行更重要，他说，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没有意义。调研工作讲笃行，有这样几层意思：一是要通过实践才能检验认识的正确与否以及价值大小；二是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研究出来的东西要有针对性，要有可操作性，结果要可考量；三是要带头去宣传和践行我们提出的理念，用行来证明知的正确性。欧洲历史上像布鲁诺、伽俐略、开普勒等都是笃行的榜样，推翻地球中心说，掀起欧洲思想革命，全靠这几位奋不顾身的实行家。中国古代的张衡、祖冲之也都体现了“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献身求实的精神。搞调查研究，不能只是写篇文章就完事，一种思想、一种理念、一种方案，要组织实验，要用实践来检验其可行性，要带头践行所提出的思想观念，带头去宣传所提出的主张。

任何传统都有精华和糟粕两个方面，《中庸》提出的学、问、思、辩、行的治学方法，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作为一种哲学方法，它只是告诉我们一些原则，至于如何具体运用，还要靠我们的聪明才智。

三、怎样提高调研水平

1、要把握原则。搞好调查研究，要坚持正确的原则。一是实事求是。提出的这四个字够我们用一辈子，这是调查研究的生命线。讲得很清楚，“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去调查研究。最近同志讲求真务实，讲“四求四务”，也是这个意思。不实事求是就是否定实践，不实事求是就是违背规律，不实事求是就丧失了调查研究的本来面目、本来目的，或者是哗众取宠，或者是别有用心。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坚持这个原则，做到实事求是。二是群众路线。群众是实践的主体，离开群众就无从调查研究。我们要广泛听取意见，将群众分散的、不完整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变成群众的行动，这是党的工作领导方法。群众路线也是调查研究的重要方法，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三是具体分析。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和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事物是个系统，矛盾具有特殊性，要调查了解整个事物的规律性，就要了解事物的总体；但事物的矛盾都有其特点，反映在实际工作中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现在的情况千差万别，不像计划经济时代，只要调查一个村子，面上的问题就基本清楚了。中国也好，湖南也好，各个地方的文化背景、经济状况不一样，处理事情就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四是抓住本质。调查研究的对象当中如果有很多矛盾，一定要抓住主要的。不这样考虑问题，势必乱抓一气、手忙脚乱，甚至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当然在看本质、抓主流的同时，也不能忽略了非本质和非主流的问题。就好比牵牛要牵鼻子，但如果牛的腿断了，无论再怎么牵，把鼻子拉断了也不能走。这就是主要问题与次要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的辩证关系。调查研究中要看主流、看本质。中国社会始终是前进的，把社会说得一团漆黑是没有根据的；但如果忽略存在的问题，忽略弱势群体，也是不对的。要集中精力抓大事，发展是第一要务，非急之务，可以摆一摆。但不能单打一、见物不见人，其它问题不解决也会影响经济，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要处理好。在调查研究中观察问题、研究问题，也需要坚持这样的辩证思维。

2、要正确选题。由特殊到一般、由一般到特殊，是认识的两个过程。要按照普遍联系的全局观点和认识事物的正常秩序，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把广博综合研究和专精分析研究结合好。由个别事物的分析研究发展到诸多事物的综合研究，不仅是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也是研究人员成长提高的正常秩序。越是研究较多事物和较长历史的课题，越是需要较多方面的基本训练和基本技能；越是探索普遍意义较为广泛、概括层次较高的一般规律，越是需要熟练地驾驭资料和理性思维的能力。研究大的问题，对人的知识积累、驾驭能力要求更高，得由量到质，一步一步地来。同时要大处着眼，善于从全局中、从联系中掌握事实，研究的问题才有全局意义、普遍意义。选择确定研究题目，既可以挑选个别事物的单一过程，也可以对特殊系统进行综合性的研究。题目可大可小，不要贪大。要处理好基础性研究与应用性研究的关系，上面下达的课题该承担的要承担，但更多的精力要集中到为本地实际服务上，增强针对性、操作性。这样，我们的价值就实现得更好一些。处理好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大题目与小题目之间的关系，就是调查研究中的广博与专精的关系，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广博综合研究需要在专精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去建立、充实和深入，而专精分析研究要在广博综合研究的指导下，才能全面、开阔和提高。梁启超说，大概一人功力，以十分之七八作专精的功夫，以十分之二三作涉猎的功夫。要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根据需要和可能，根据力量和能力来确定选题，立足实际，突出重点，大小结合，更好地为实际工作服务。有的大题目，可以多兵团作战，可与系统外单位联合起来进行。

3、要勇于创新。调查研究工作面临着新技术革命的挑战，获取信息的方法正在经历由原始的肉眼观察向借助各种仪器观察、由单纯的直接观察向各种控制实验观察、由地面观察向空间和地下观察、由直接实验向计算机模拟实验、由物理模拟向数字模拟转变的过程。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进步，正在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紧密地结合起来，相互交叉和渗透，产生了一系列的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使得跨部门、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成为可能。特别是我们在经济全球化、在经济与文化暂时落后和相对不平衡的情况下谋发展，现代化建设的任务之繁重，面对的问题之复杂，是过去任何时候都不能比拟的。在这种情况下，各种正确的决策不仅要依靠个人的知识、经验、才干、魄力，更重要的是依靠科学、民主的机制，依靠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现代领导的活动、思路、想法等，不能只靠个人的独谋，要靠集体，靠大家出思想、出理念、出方法、出政策建议。在这方面，研究室要多承担责任。这就是由个体决策向集体决策、经验决策向科学决策转变的过程。研究室不能光给领导写稿子，作领导的写作班子；更重要的是当好领导的参谋机构、宣传机构、研究机构。当然，给领导写稿子也是一个方面，本身也是一个参谋的过程。这是工作的需要，也是必要的。但今后的职能更要转到多出思想、多出调研成果上来，为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服务，不能只是为领导的个人需要服务。要顺应时代的潮流，按照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要求，努力用新的观念、思路，用先进的工具、手段武装起来，把宏观与微观、静态与动态、定性与定量、国内与国外、政治与经济、物质与精神、社会与自然的研究结合好，力求调查研究的问题富有深度，谋划提出的对策富有新意。在研究力量上，要善于整合资源，充分调动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自然科学研究人员和社会科学研究人员、自身力量与外部力量的积极性，合理分工，加强合作，走向共和。研究室一般只有两三个人，确实很辛苦，要多搞策划，多搞牵头，多搞组织，把党和国家政治的、精神的、物质的各种资源充分调动起来，为我所用，才能多出成果、多出人才。

4、要坚持真理。不断地探索科学，勇敢地坚持真理，不随人俯仰，不任人方圆，不唯上，不唯书，这是古往今来许多知识分子的宝贵品质。这种品质，难免招致锋芒毕露之议，惹出清高孤傲之讥，甚至招来杀身之祸。但是，他们仍然恪守不移。坚持真理，刚正不阿，是要冒风险的。但正直史官的浩然正气，许多专制帝王也畏惧三分。我们今天的民主程度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现在言论越来越自由，环境越来越宽松。但是由于封建专制的顽固性，有的时候、有的单位的“小气候”不见得都好，讲真话也还有难处。但可以肯定，情况会越来越好，而且大家都敢于直言，说假话的市场就小了。不唯上、不唯书，应当成为我们的座佑铭。不唯上，当然不是反对领导，而是不看长官的脸色决定科研问题的是非；不唯书，当然不是反对马列，而是不把经典作家的话当作教条。鲁迅说，从来如此，就对吗？现在很多事情都是从来这样的，但是不是都合理呢？有些观点、有些做法历史很久，流传很广，普遍接受，成为惯例。如果是出于权威学者之口，束缚就更大了。调查研究，本质上是创新的工作，要保持客观的、冷静的头脑，不被世俗流行的观点和自己的先天之见所蔽，不能只收集那些有利于现有成见的东西，而对改变现有成见的东西视而不见。在组织部系统，受计划经济、受“左”的影响不浅，有很多事都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现在要改变确实要冒风险。组织工作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搞乱了也不行。既要保持它的严肃性、连续性，又要有突破。研究室系统，高素质的人才不少，许多同志有思想火花，有研究能力，希望你们解放思想，勇于开拓，勤于思考，提出好的建议，多出一些好的调研成果。

5、要严谨慎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为了人类的解放事业，奋斗了终生。他们为了论证伟大事业的必然性、必胜性，在理论研究上，也奋斗了终生。马克思是抱着这样的追求来进行理论研究的，他认为即使自己所完成的最好的著作，对工人阶级来说也还是不够好的，如果对工人阶级提供的不是最好的东西，那就是犯罪。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境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理论研究上，全力进行艰苦的劳动，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马克思很注意分阶段地对资料进行整理、消化、分析、总结，清理自己的思想，并且动笔写下自己对问题的看法。人的思维活动是无形的，把无形的思维变为有形的文字记录，就会有助于反复推敲，而写作本身是一种强迫自己进行深入、全面、细致、周密、逻辑思考的绝好手段。为什么要提倡领导干部自己动手写东西？一个人学习，学进去是一种境界，讲出来是另外一种境界，写下来是第三种境界。所以强调，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多写东西。写了以后可以使思想更严密、思维更成熟。通常人们在学习思考中若明若暗、似懂非懂的地方，经过逻辑思考就会清楚地暴露出来；在客观事实的掌握上，似是而非、粗枝大叶的某些印象，经过一番逻辑思考就会得到澄清；而自己对问题的零星看法，哪些只是无根据的暇想，哪些是可能成为抓到关键、值得研究的苗头，也会因通过逻辑思维而明朗化、系统化；在材料的取舍上，哪些有较高的价值，哪些是废料，哪些还要补充，哪些该适可而止，通过逻辑思考，就会及时地更好地得到检验、补充或修正。宋朝有个副丞相，讲到做官的“四字诀”，胡适认为拿来做学问也是有益的，即勤、谨、和、缓。“勤”就是不偷懒、下苦功。“谨”就是不苟且、不潦草。孔子说的“执事敬”是这个意思。胡适有句话叫做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也是这个意思。“和”就是虚心，不固执、不武断、不动火气。赫胥黎说，科学好像教训我们，你最好站在事实的面前，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要抛弃一切先入的成见，要谦虚地跟着事实走，不管它带你到危险的境地去。“缓”就是不着急，不轻易下结论，不轻易去发表。凡是证据不足、自己不满意的东西，都可以冷一冷、搁一搁。达尔文的进化论放了20年才发表，这是缓的一个典型。我们要把严谨慎密的作风运用到调查研究中来，努力使研究的成果更具真知灼见，更能够经得起时间和群众的检验。

6、要端正文风。有丰富的内容，还应该有鲜明的文风。中国的文风，《红楼梦》是一个高峰，鲁迅时期又是一个高峰，到了是最完美的时候。要求讲话、写文章要有三性，即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现在准确性没有什么问题，讲话、文章内容都差不多，都是“绝对真理”。在听汇报中就讲到文风问题。他讲，有什么办法不让人忘记？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举实例，关键要使人懂。长一点没关系，关键是要有内容。光有标题、口号，没有具体形象，作品就没有生命力。听枯躁的汇报，比坐牢还难受，思维被牵着鼻子走。在文风上给我们做出了榜样。现在的文风，仍然存在批评的现象，甚至有些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八股文”多，“大锅话”多。巴金在随想录中讲，他经常听到“为革命学习外语”的宣传，学外语不去记单词、作练习、学文法、念课文，却念念不忘革命，那一定是学不好外语的。从事革命工作的人不一定要为革命吃饭，为革命睡眠，吃饭就是吃饭，睡眠就是睡眠，难道不挂上革命的牌子，就会损坏革命者的崇高品质吗？他讲的是“”中的现象。现在也有一种现象，什么都要与流行的口号挂上钩。有的口号是很神圣的，不能庸俗化。“三个代表”等，不能当作口号和标签一喊、一贴就完事了。调查研究，要尽量讲新话，讲有个性的东西。纪晓岚大家都很熟悉，他是《四库全书》的主编，学识很广，对学生要求也很严。有一次学生写了作业拿去给他批，他就写了两句诗：“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学生不懂得是什么意思。纪晓岚说，两个黄鹂鸣翠柳，不知讲什么；愈飞愈高远离主题。批评弟子的文章不知道说了些什么。还有一个学生写了一篇文章给纪晓岚批，他写了三个字：“放狗屁”。学生感到委曲，纪晓岚说这还算好的，是“放狗屁”，次一等的是“狗放屁”，再次等的是“放屁狗”。他虽然学识渊博，但有个特点，只编书，不写书。他的观点是，世界上的事情、道理都在古人的书中说尽了，现在如果著书还超不过古人的范围，又何必再去多著书呢？我们要讲，就讲新话。历史上很多伟人包括的著作中的道理是非常深刻的，现在谈起来都很新鲜，很有针对性，语言也很活、很美。建国以来出现过不少好的调研报告，很有影响力。要深入调查，潜心研究，精益求精，争创一流。没有生命力的东西，时间一长，就变成了垃圾。有深度、有新意、有美感的东西，才能更有穿透力、震憾力、解放力。好的调研成果，也要有好的表现形式。还有一个成果的运用问题，大家辛勤劳动搞出来的东西，就要让它发挥作用，及时报送有关部门和领导，借助媒体进行传播，内部刊物要刊用。《湘组研究》使命光荣，一定要精心策划，办成有权威性、有信息量、有指导性的刊物，多出思路、多出精品、多出点子、多出人才。各级研究室都有刊物，要把它作为窗口，作为平台，交流经验，传递信息，培养人才，激活思维。

7、要热爱本职。在研究室履职，从事调查研究工作，啃书本、爬格子很辛苦、很伤人。但有弊也有利。虽然收入低一点，但是精神很富有；虽然权力少一点，但是知识很富集。权力大不一定是好事，看起来很风光，但是风险也很大。袁克文曾经变化引用苏东坡的名句“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来劝袁世凯，高处很危险，不要去称帝。曾国藩给他的弟弟曾国荃写诗，“人间随处有乘除，万事浮云过太虚”，告诫他不要轻信别人、轻举妄动。因为当时曾家率领的湘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有人劝其进兵北京，把天下拿过来。人生处处有佳景，但总是有利有弊，有得有失，要淡忘名利。这些都很有人生哲理。从事文字工作、调研工作，对自己的成长大有益处，实际上也培养了不少人才。恩格斯在一封信中谈到研究工作时说：“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有志于从事研究工作的同志，或者服从组织需要从事研究工作的同志，应该增强使命感、光荣感和责任感，更加热爱本职工作，更加倾心尽力、执着追求。盛夏之后是金秋。只要辛勤耕耘，就一定会有更多的作为和建树。当然，大兴调查研究，不光是研究部门的事，需要党委、政府、组织部门创造更好的环境，改善相关的条件和待遇，尤其是领导同志要从思想和行动上重视调查研究，带头调查研究。领导的喜好和追求，对一个单位、一个地方的风气改变很重要。唐代为什么诗兴旺，有一个原因是唐太宗喜欢诗，也写得好。明代的对联很发达，与朱元璋喜欢对联有关系。领导如果重调研，下面就会跟着来。现在大多数领导同志是不错的，爱读书、爱写作的也不少，有的还亲自调研亲自写报告。高明的领导都是爱学习的领导，睿智的领导都是重研究的领导。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同志能够这样做，把风气搞正。领导同志带头搞调研，亲自写文章，就会更体谅研究工作、文字工作者的苦衷，就会给他们更多的关怀和支持，为他们了解全局、更新知识、开阔眼界、施展抱负提供舞台，创造条件。

让我们共同努力，将调查研究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