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任医师论文范文第1篇

1.什么是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源于“人文”和“人文主义”。何谓“人文”，中西方都有对它的解释。就中国而言，在《易•贲•巽》中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程颐解释说：“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周振甫：《周易译注》，中华书局1991年出版，第80页）由此可见，中国人对于“人文”的解释是相对于“天文”而言，从而体现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思想。就西方而言，“人文”的概念起源于古希腊，发展于文艺复兴运动时期，其核心是尊重人，尤其是尊重人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的价值。社会发展到今天，人文精神的主旨没变。就我们今天的社会环境尤其是教育状况而言，我认为周国平先生的阐释对我们更具启发意义，周国平先生说：“人文精神就是说一个人活着，他活得要有尊严，同时他要有自己的头脑、自己的灵魂。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问题，用自己的灵魂去安排自己的人生。”（周国平：《人文精神的哲学思考》，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出版，第47页）从“尊严、自由、独立”等方面理解人文精神，不仅是社会发展在思想上的深层内涵，也是人文主义教育的本质要求。

2.历史学科的本质是人文学科对学生进行人文主义教育的承载者是各门人文学科。所谓人文学科，是相对于自然学科而言的，其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这些学科设立的目的是通过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之间关系的探讨，将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内化成一个人的人格、品质与修养，从而达到发展人性、健全人格、完善素养的目的。历史学科无论是从其渊源还是主旨功能来看都是典型的人文学科，其核心是文化素养的养成，而不是一门实用性的应用学科。与其他学科相比，它在人文教育方面的作用更加突出，因为历史就是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就是用人对人自身发展的认识去教育后人，其丰富的人文资源，在陶冶情操、完善人格、传承文化上具有特殊的优势。所以，人文主义教育是历史教育最本质的属性，人格教育是历史课程的最重要的目标。所有背离了这一属性和目标的教育行为都不是真正的历史教育。

二、历史教育的现状

1.历史学科在学生中的窘境北京教科院基教研中心的专家曾对北京市2000多位学生课程的学习状况进行了仔细的调查。其中学生对历史课程有以下反映：在“最不愿学的课”的排序中，历史课排第3位；在学生对15门中学课程喜欢程度由低到高的排序中，历史课排第2位；历史课被学生视为枯燥、没意思的课。赵亚夫教授曾进行过“关于学生和教师的历史教育观念”的调查，学生比较有代表性的几个看法是：①历史就是时间、地点、人名和事实的代名词；②学习历史要死记硬背，所以历史课是一门令人生厌的课程；③历史课上学习的东西往往不切实际，距离现实生活太远，而且不能有自己的看法；④历史就是教科书上写的东西，既不是故事，也不是史实；⑤我们的历史观点经常是被强迫接受的。（赵亚夫：《追寻历史教育的本义——兼论历史课程标准的功能》，《课程•教法•教材》2004年第3期）我也在安徽省蚌埠市第一中学学生中进行过类似的调查，结果大同小异。我们曾经认为最有意思、最吸引学生的历史课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如此之低，这令我们每一位历史教师震惊，我们到了必须深刻反思的时候了。

2.历史课堂的普遍教学模式与人文精神的背离在当前的历史教学中有两种普遍的背离人文主义教育的功利教学的行为。一种是“唯知识论”，这种教学模式就教学内容而言，考试考什么我就教什么、练什么；就教学方法而言，历史就是照本宣科、死记硬背；就评价方式而言，学生考高分就是历史学得好。虽然在理论上我们都知道这种“填鸭式”的教学模式是在扼杀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潜能，是在遮蔽历史丰富的人文内涵，但在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很多历史教师仍然奉行不逾。另一种则是近年来颇为流行的“唯能力论”，这种模式是在新课程改革和相应的高考进行后，教师针对高考对“新材料”“新情境”的重视，片面崇尚对史料的概括、提炼、分析等逻辑思维能力，从而将学生的思维引向标准化、机械化和统一化，从而将丰富人文内涵的历史教学转变为纯技术性纯理性的历史史料教学。就历史教学的本质而言，这种教学模式的危害更甚于前一种，因为人文教育的价值就是在于对一味强调“技术理性”“唯智教育”等非人性化教育的否定，就是在于对情感、人格的陶冶，而“唯能力论”恰恰又将我们带回了人文主义教育所要否定的那些东西。

三、在具体教学中加强人文主义教学的实践

1.在学习目标设计上注意突出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设计学习目标的宗旨是让学生通过教学发生变化并获得进步。作为培养人文素养的核心学科，历史要求学生的变化与进步是人格的健全与完善。因此，历史学习目标的重心应该在塑造学生的人格、丰富学生的人文精神、培养和发展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上。我们要充分利用历史丰富的素材，如用优秀的历史人物、富有人文内涵和值得深刻反思的历史事件等引导学生设身处地地在历史环境中理解历史、与历史人物进行心灵的沟通和碰撞，从而产生情感的共鸣，在情感体验内化的过程中接受心灵的洗礼、感悟人格的魅力、反思人性的弱点。随着情感体验的积累，人文素养在潜移默化中得以增长。

2.改变课堂教学模式，采用人文的教学方法人文的教学知识与人文的教学方法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不可偏废。人文的教学方法的核心就是坚持以学生为本，重视学生的主体性，重视学生个体的历史感悟。历史课堂是培养学生人文精神的主战场，在历史课堂上，教师必须以人为本，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还学生自主的学习空间，打造富有人文精神的课堂，这就需要从课堂氛围的营造、教学手段的改变等多方面入手。

主任医师论文范文第2篇

（一）人文主义是新闻传播的文化心理基础

在新时期之前，人们处于““的思想枷锁中，而新时期人文主义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现象，使人们突破了陈旧的思想，解放了自己，冲破了过去的种种不合理的规则制度。人文主义思想对群众的思想转变作用是这样的：首先，在人文主义思想形成初期，某一特定阶层的人们与之相遇并能够理解、支持；然后，这一阶层的人们互相交流使得这种思想在这一阶层中广泛传播。随后，在得到了绝大部分人的认同之后，他们开始发起思想运动，让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了解到人文主义思想，从而引起全国人民观念上的改变，至此，人们的心里接受了这种想法，思想运动取得成功。人文主义思想重在强调“人”的重要性，解放自我。基于这种转变，人们，特别是新闻工作者们开始重新审视关于新闻的一切，新闻的传播形式首当其冲。人文主义就这样给新闻的传播打下了群众的心理基础，新闻传播也促进了人文主义的传播。

（二）人文主义为新闻传播指明了发展方向新闻

随着人文主义的发展，也有了新的转变，大步跨进了一个新的时代。然而，这个转变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被提出并确定之后，新闻业的发展又出现了一个转折点。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导致的传媒业逐渐走向大众，被大众更加了解，新闻业也随之发生改变。从前的新闻业是由政治来指引，围绕着政治展开，而在新时期，在市场经济被高度重视的时候，新闻业的重心是否将从政治转移到经济上，是新闻业面对的首要难题之一。然后和政治一样，经济只是人们生活的一个方面，它是重点，却不是全部，若以经济为新闻发展的中心，则会像过去一样比较片面、笼统。在这个关键时刻，人文主义成了新闻业发展茫茫迷雾中的指明灯。跟随人文主义进行改革后的新闻业，以人为中心，从经济发展，政治改革，工作与生活等多方面来进行对人文的关注。新闻传播开始对普通的个体进行关注，不再只是关于某一个人。

（三）人文主义促进了新闻传播观念的转换

对比20世纪和如今的新闻内容，最显著的感受就是如今的新闻更加强调人的主体性，将新闻和读者放在了平等的地位。在这一改变过程中，“受众”的观念被提出，认为新闻的形式与内容应该根据群众的需要来决定，这是新闻业的改变中强有力的一笔。但改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20世纪80年代，受众的需求仅仅停留在表面，主要体现为改变报纸的版块排列，增加互动内容等方面；到了90年代，才将传播者的姿态降低，和受众处于同等地位。观其发展历程，对“人文主义”的理解越来越深入，将“以人为本”的思想贯彻得越来越彻底，除了将传播者和受众放在同等地位，还能够把每个人当成独立的个体，正视每个人的权利，人文主义已经不断渗入新闻业。从根本上来说，新闻传播观念的转变就是从漠不关心，到无限关注“人”，将受众的需要放到最高的地位上，无处不体现着一种人文关怀。新闻已经能够走进群众生活，贴近群众，更能被群众所接受，都是人文主义促进了这种转变。

二、传媒新技术

对新时期人文主义与新闻传播的交互影响新媒体是在传统媒体发展的基础上运用数字技术、移动技术、网络技术的新的媒体形态。随着科学技术的推进，互联网以及手机的普及，新媒体逐渐成为继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后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形态。新媒体的传播因其传播方式的高度自主性、广泛参与性、去中心化的互动性等特点，使广大民众参与到信息的制作和传播过程中，给人们带来了新的虚拟生活方式，对新时期的人文主义与新闻传播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3）》提出，2012年以来，中国新媒体用户持续增长、普及程度进一步提高，而新媒体应用也不断推陈出新、产业日趋活跃，特别是微博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活跃度极高的新媒体应用平台和信息传播空间并频频引发热点。微博、微信都操作简单，使用方便，只要用户下载微博、微信软件并进行注册即可登录使用，再加上智能手机的普及，为微博、微信的使用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而手机即时通信的移动化、碎片化和随时在线的特点，符合当代人们的使用习惯；微博、微信等媒体地出现在改变着大学生获取信息、交流沟通等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改变着新闻传播的方式。微博的出现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微博的特性满足了人们的个性和智力发展的需要，深受人们的追捧和喜爱。微博手机客户端和电脑客户端都可以随时随地信息，更新迅速，交互性传播快捷、信息海量，成本低廉，而微信则融合了腾讯QQ好友和手机通讯录，使关注和分享性更强，再加上微信资费便宜，只花费很少的流量费用，并且支持语音、图片、文字等各种信息的发送，让受众之间的沟通变得更加丰富有趣。“微”软件除具有网络媒介信息传播量大、速度快、超地域性等一般特点之外，还具有传播即时互动性强、高度自由性、信息内容与方式多样性、语言表达方式简捷性等特点。这使得新闻传播更具个人化，被更多的人所了解并接受。在一定程度上，新媒体技术改变了新闻传播的模式，新闻传播又传播了人文主义的发展。

三、结语

主任医师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资本主义;思想轨迹

如何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如何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中共历史上不断引起关注、思考和争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课题,也是中国现代不可绕开的现实问题,而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的的思想认识,无疑是最具代表性、最具影响力的。全面完整地研究关于资本主义的思想理论,分析探讨这一思想理论的发展演变及其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对于今天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吸收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积极成果,加速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进程中,对资本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从否定到基本肯定,再到彻底否定,亦即从主张消灭到主张“广大的发展”,再到主张彻底消灭的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这一历程,可从三个阶段来认识。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对中国国情缺乏清醒的认识和对马克思“消灭私有制”的简单理解,导致对中国革命目的、对象及革命性质认识的模糊、混乱甚至错误。在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中,提出“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的主张。这种把资产阶级当成革命对象,主张用无产阶级革命的办法来消灭资本主义的思想,到党的二大时有了改变,二大确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1925年12月,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极具创造性地将中国的资产阶级分成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指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而代表城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是一个动摇不定的阶级。大革命失败后,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阵营,致使党内许多人在较长一段时间里认为,资产阶级已成为革命的阻力,“只有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国革命“方才能够进行到底。”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左”倾错误不仅主张反帝反封建,还要反资本主义,甚至提出“没收中国资产阶级工厂”的激进政策。这一政策引起的注意,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了党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

此后,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实施和策略的转变,鼓励私人工商业发展的方针得到切实实行,而且在政治上承认工商业资本家享有公民权。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基于对这个问题长期的研究思考,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及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反复深入地阐明了允许资本主义工商业长期存在,并鼓励其有利于国计民生部分的广大发展的思想。在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强调:“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批评说:“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他们‘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布尔什维克就不是这样。……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但是,在解放战争后期,对资本主义已开始比较多地强调“节制”和“限制”了。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他还指出:“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

(二)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新中国成立之初,基本上延续了40年代对资本主义采取利用和限制的思想主张。1950年5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今天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对社会是需要的,有利的。……因为适应了人民的需要,改善了工人的生活。”1950年6月,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与此同时,对资本主义的戒备和警惕,随着政权的稳固和国民经济的逐渐恢复,也在逐渐提高。

1952年,在中共中央《关于派工作的决定(草稿)》上批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这可以视为改变新民主主义设想和对资本主义政策的一个信号。1953年,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反而批评那些不主张立即向资本主义发动进攻并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同志:“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不久,中共中央公布了由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5年10月,提出:“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6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好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仅仅用了3年多的时间便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匆匆完成了三大改造。由于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过于彻底,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很快出现了吃饭难、穿衣难、行路难的问题。这种情况使对彻底消灭资本主义问题不能不有所反思。

1956年底,在约见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中讲了这样一段话:“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已认识到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本确立后,私营经济的存在与发展,并非毫无可取之处,肯定它一可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二可以保留一定的竞争机制,三可以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这是对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一种理性思考,也是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期宝贵的思想火花。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然而,反右派运动的兴起,中断了这一理性的思考,“新经济政策”也没能在中国真正推行。由于对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导致反右派运动的扩大化。1957年10月,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改变了中共八大确立的关于我国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正确论断,为后来“左”的错误的产生埋下隐患。

1958年的规定,自留地收归集体经营,零星果树、股份基金等一两年后也变为公有,使生产关系大大变动,各种形式的私有经济遭到剿灭。这个时期,还提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认为,的建立,标志着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进一步破坏。所有制解决后,资产阶级法权制度还存在……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问题。后来城乡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可视为这种设想的尝试,反映了试图通过不断变革生产关系的途径,建立纯而又纯的单一公有制,以便实现“直接过渡”到人类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思想。接下来的3年困难时期的严酷现实,对是一个大的触动,使他认识到“一大二公”的诸多弊端。

1961年9月底,写信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有关同志,决定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队。他说: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了6年之久的糊涂日子,第7年应该醒过来了吧。可惜的是,随着在土地承包问题上党内意见分歧的出现和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头脑中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越来越紧,对资本主义的恶感也日益强烈。

1962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阶级斗争成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批判也逐步升级,提出“铲除资本主义”,“割资本主义尾巴”,“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直至发动了“无产阶级”,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对一切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沾边的事物都要进行彻底革命。

二、通过以上对认识资本主义的思想轨迹的梳理和考察,笔者认为,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我们特别重视和思考:

其一,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所经历的从否定到肯定、再从肯定到否定的变化,有着深厚的社会历史原因,并且经历了一个渐变的过程。例如,从建党之初对资本主义的完全否定,到40年代的基本肯定并主张有一个“广大的发展”,其间经历了国民革命的失败和土地革命的艰难曲折,在党内也经历了陈独秀右倾错误导致的失败和王明“左”倾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巨大损失的沉痛教训。

而这两种错误倾向的思想理论根源,从本质上讲都是因为没有正确认识和处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陈独秀是“二次革命论”者,他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放弃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从而导致了大革命的惨败;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则主张“毕其功于一役”,两步并做一步走。在民主革命时期,提前做社会主义的事,既反帝反封建,又一般地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在革命根据地推行一系列打击工商业的“左”的经济政策,实行“关门主义”,白白丧失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好时机,几乎断送了红军和中国革命。正是在总结“左”的和右的错误的基础上,正确地提出并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即允许资本主义的存在,并鼓励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部分有一个大的发展;注意团结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的中间阶层,同他们合作共事,一起建立民主共和国。

这是新民主主义理论中极富特色、极具创造性的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政权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对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又如,从新中国成立至1953年,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随着国际国内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的产生,逐渐改变了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设想及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和主张。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颁布,的思想似乎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其实不然。在解放战争后期,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已经从原来主张有一个“广大的发展”到“一定的发展”再到“限制、利用”步步后退了。他重申对资本主义的限制、利用政策,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对资产阶级的教育问题,并侧重强调对资产阶级的“限制”。1949年6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讲道:“剩下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就可以向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进行许多适当的教育工作。等到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即实行私营企业国有化的时候,再进一步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

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说明这时候在内心深处,已经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国家和人民的对立面来看待了。建国后,随着人民民主政权的稳固,随着3年恢复国民经济和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奇迹的创造,产生了创造更大奇迹、争取更大成功的愿望。当时国际上两大阵营尖锐对立,我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对于我国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苏联是不赞同的,并且讥讽我们是对资本主义“采取的调情政策”。加上50年代初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暴露出许多不法资本家惟利是图、损人利己的“五毒”行为,促使下决心提前采取向资本主义进攻的步骤。1955年,进一步提出:现在的任务,“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瓦解”,于是就有了1955年下半年开始的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和在合作化高潮推动下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加速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改造后期的一系列偏差和长时期遗留下来的平均主义大锅饭问题。

其二,30、40年代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肯定和主张鼓励、发展、利用的思想,主要是基于中国的基本国情,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为逐步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奠定物质基础。对于肯定和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有些论者认为完全是或者主要是出于政治上和统战策略上的考虑;也有的论者认为那不过是采取的一种暂时的、为了进攻而临时退却的缓兵之计。笔者认为,以上观点都是不符合实际和有失偏颇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最根本的依据,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生产力低下、贫穷落后的农业国的基本国情。当时党对中国基本国情的估计是,现代性工业只占国民经济的10%左右,农业、手工业占90%左右。

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强调,这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依据中国的基本国情,提出要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必须实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发展利用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政策。在阐述他的这一思想时,反复强调了这个最根本的原因。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曾批评那种认为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由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家一跃进入社会主义的观点,是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

在党的七大上反复强调:“要发展中国的落后经济,必须利用本国资本和外国资本。”如果没有广大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要想在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正是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来看待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存在和发展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理论,提出在无产阶级政权条件下,利用资本主义来补上发展生产力这一课,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从而为进入社会主义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超级秘书网

当然,在当时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为了争取和建立国际国内最广泛的民主统一战线,废止国民党,从政治上也需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保护民族工商业,以便孤立和最后战胜反动政府。但决不能由此认定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仅仅是一种政治策略。

其三,对资本主义的思想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进而影响到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进程。对资本主义认识的变化,当然不仅仅是个人思想认识的问题,而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直接关系到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败兴衰。这是应该引起我们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考察半个多世纪以来党和国家走过的历程和对资本主义认识的思想轨迹,我们发现,当能够客观地认识和看待资本主义,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比较符合中国实际,就能够推动革命和建设事业顺利发展。反之,社会主义事业则会遭受挫折和损害。例如40年代末中国革命的迅速发展和取得最后胜利,建国头3年国民经济恢复奇迹的创造,都与能够制定正确的对待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政策密切相关。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生的“左”的偏差和失误,都是由于在认识和政策上出现错误。这些“左”的错误和偏差,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和危害,这是令人痛惜的。

参考文献：

1《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98-199页。

2《建国以来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58页。

3《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1页。

4《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6页。

5《文集》第3卷,第322-323页。

6《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页。

7《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1928年7月9日。

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9《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

主任医师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资本；资本属性；资本主义精神

资本主义精神是指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由资本的生产方式、运营方式、产品的分配方式及相应制度决定下的资本经营者的精神状况及表现，它是资本主体的思想意识、心理动机、道德伦理、价值取向的抽象表达。

一、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环境、不同主体间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

较早提出资本主义精神概念的是马克斯·韦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诚实、守时、勤奋、节俭的理性精神和生活态度，是资本家的“节欲”精神，这种精神是宗教改革的结果，“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1]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促使了近代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和发展。

在韦伯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高度对资本主义精神分析以后，西方学者纷纷对资本主义精神进行了研究，并赋予不同的内涵。桑巴特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由企业家的精神和市民的精神组成的统一体。例如，他认为17世纪荷兰的崛起不是起因于新教，而是因为有宽容等其他的精神动因[2]。美国学者里亚·格林菲尔德在对英国、荷兰、法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的经济发展背后的意识进行分析后认为，现代化的、以增长为导向的经济背后的动因或者“精神”，并不是对“理性经济行为人”的解放，而是民族主义[3]。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认为，历史地讲，有三种连续的“资本主义精神”。它们分别代表了冒险、投机和革新等精神，其理想特点是企业家和领导者具有“感召力、想象力、交流的天赋、直觉、灵活性和全面主义”[6]。

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和反映是经济伦理和道德。当代日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和著名学者梅原猛在其合著的《回归哲学》一书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精神。他们认为，近代资本主义以追求利润为主题而获得了发展，现在，道德、伦理和资本主义明显分离了，剩下的只是赚钱，一些经营者缺少社会责任感。他主张超级大企业必须自我抑制，公正经营，不能和政治权力串通一气危害民众的利益[4]。另一位被认为是儒教资本主义之父的日本企业家涩泽荣一，提出了“经济道德合一”的思想，则从另一方面阐述了日本资本主义精神[5]。

与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不同，国内学者、尤其是经济学界主要是从促进企业发展的角度进行借鉴研究，推崇资本主义所谓企业家精神，认为这种精神是企业家所具有的独特的个人素质，是个人内在的经营意识、理念、胆魄和魅力，如创新、冒险、敬业、合作等精神，企业家精神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来源，是财富的重要源泉。

“理性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假设，可以看出，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众多学者，对资本主义精神正是从理性“经济人”的道德伦理角度分析的。第一，“经济人”是“自利的”，就是说追求自身利益是驱使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的根本目的和动机就是追逐利润，无论是理性的“节欲”精神、奢侈的消费精神，还是企业家个人的冒险和创业精神、经营意识、理念以及个人魅力，都是“经济人”围绕这一目的的精神表现。从“经济人”角度分析，容易将资本主义精神归结为自利精神。第二，在斯密看来，交易是出于“把我所需要的给我，你就会得到你所需要的”动机，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私利时，不得不考虑他人的私利，否则就难以实现自己的利益。因此，“经济人”必须强调道德伦理规范和社会责任，必须“理性”交易，这就掩盖了“经济人”理性行为的本质。第三，夸大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利他性”。“经济人”在逐利的同时，无意识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这被认为是经济人假设中最有意义的命题。然而，正是这一“‘经济人’的灵魂”的命题最具有蒙蔽性，它把资本主体的动机深深地掩藏起来了。

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精神，把它局限在一定的道德伦理等思想范围内，这和较早前马克思从资本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有着本质区别，它看不到马克思所强调的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社会的道德人”，只能把人看做是单向度的“经济的道德人”。这样的分析，也使人无法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由于对利润的追求所导致的经济与道德的冲突，主观的道德价值和客观的经济价值分裂的本质。

我们应该看到，在资本主义及其精神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中，虽然其内涵、表现形式、组成要素等随着不同主体、社会文化背景、历史条件不断变化，但其背后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它只能是资本及其生产方式的反映。资本及其生产方式不仅决定着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和表现形式，而且是它发展演化的动力。而要说明这一点，就必须从资本范畴及其属性出发，对资本属性与主体精神表现之间的关系加以分析。

二、资本精神是由资本主体表现出来的。

从个体层面上看，它表现为资本主体运用资本追逐价值增殖的动机、行为、道德表现等，如经营中的诚实守信、社会责任感、生活的理性节俭、个人的贪婪、自私等。通过个体层面和社会层面反映到主体的精神意识领域和行为上。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属性的逻辑展开和必然反映。

首先，资本的一般属性决定着资本主义精神的一般性表现。资本的一般性是指资本具有增殖性、运动性、价值性、竞争性、权力性。“资本一般，这是每一种资本作为资本所共有的规定，或者说使任何一定量的价值成为资本的那种规定性。”[7]资本一般性是商品经济共有的范畴，它存在于商品经济的任何阶段，任何领域。一方面，资本冲破民族、地域、文化、意识形态、宗教传统的束缚，使贸易、投资、金融、生产等领域的经济活动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展开，另一方面，由于资本的这种一般性，资本对不同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行为动机等产生了冲击。资本与宗教作用，资本主义精神就是宗教变革的产物，与文化、道德作用，就是义利统一、理性节俭的意识。资本精神反映在经济观念方面，就是竞争、公平、效益意识，反映在政治观念方面，是民主、法制、平等、自由意识等。尽管资本主体的这些精神表现可能不尽相同，但都是资本生产、运营等活动方式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以资本运营为典型特征的社会，因而，它的资本主体具有资本一般属性决定的精神表现。

其次，资本的特殊性使资本主义精神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第一，资本增殖或者说发挥作用，必须有一定的“作用场”或者经济环境，这个“作用场”就是市场机制。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人的行为动机、目的意图、道德表现、不同企业主体的理念和行为都以市场为中心，以盈利为目的展开，从而形成了既丰富多元又目的单一的充满悖论的精神现象。第二，资本在运动过程中采用不同的表现形式，如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固定资本、流动资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借贷资本。资本的形式尽管不同，形态不断变化，资本主体的动机却是相同的，但由于资本主体在资本运动中的参与方式、分配方式、消费方式等地位的不同，相应的形成了主体的不同精神。第三，资本归属不同的主体，资本主体精神表现不同。从主体角度看，资本主体精神有个体（包括企业家）、企业组织（包括跨国企业）、社会（包括经济共同体）等不同类型的精神表现；从资本运动过程看，有不同部门、行业、企业组织的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等；从资本体现的生产关系看，它必然反映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和精神；第四，资本必须结合一定的社会形态，资本的增殖属性使得它不断冲破束缚自己的各种藩篱，动员包括精神文化在内的一切力量为自己服务。它不仅和不同的民族、国家、宗教、文化相结合，而且作用于社会结构的经济、政治、文化、法律、习俗、心理等不同层面，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属性在社会不同层面的综合精神表现。

再次，资本主义精神对资本属性的反映表现在发达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竞争中。一方面，它使得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人们站在了市场经济的同一个平台，从而使经济全球化进程能够迅速发展，资本运营所需的精神能够得以共享认同。另一方面，在世界市场中，经济主体一般都带有强烈的国家与民族的色彩，由于受国家与民族的利益、经济基础与经济能力，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的影响，资本主体精神必然面临着冲突与竞争，各经济主体总是形成有利于自身的经济精神，培育自身的核心价值观，朝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最后，经济全球化、国际垄断资本、高新技术是推动资本主义精神的演化发展的三种力量。随着经济全球化、国际垄断资本、高新技术的发展，生产、投资、金融等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资本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重组，这就要求资本主体突破传统思想和特征，具有全球眼光和思维。在经济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中，要求资本主体更加注重商业伦理、重新定位实现自己动机的手段。所有这些，都使资本主义精神具有同以往不同的表现。但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未变，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未变。资本主义理性的逐利精神带来了什么呢？人们除了拼命的、单调的、运用一切手段赚钱外，更多的人感到生存状况日益艰难，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人的道德沦丧等，资本不仅把文明带到了全世界，也把危机与灾难带给全世界。

三、可见，从资本逻辑上讲，资本属性、资本主体精神的内在表现是一致的，从本质上不存在“善”，也不存在“恶”。

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属性在资本主义特定社会的必然逻辑展开和主体精神表现。

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资本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却在生产着矛盾。资本主义始终要面临和解决的一个矛盾就是资本主义精神自身表现与生产方式的矛盾。

第一，资本自身发展与其主体精神表现之间存在着文明的悖谬。资本“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8]“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8]资本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纪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8]。然而，正是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种资本，却是靠剥夺起家的，“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9]“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9]资本同样带着血和火书写着其发展史。而且，这种文明的悖谬还会继续下去，因为“‘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绝不罢休”[9]。可以看出，资本主义一方面创造出物质文明，另一方面表现出这一创造过程主体精神上的虚伪、欺诈和野蛮性的一面。资本自身发展与其主体精神表现之间存在着文明的悖谬。

第二，包括资本主义精神在内的资本主义文明自身的矛盾不断深化。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虽然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从总体上看，其文明自身的矛盾却不断深化。其表现主要有四个方面[10]：首先，由单一性矛盾和危机向综合性矛盾和危机发展。资本主义由早期的经济危机所导致的“文明危机”，引向现在的社会文化领域，成为一种包括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文化危机、意识形态危机在内的综合性、普遍性的危机。其次，社会主体自身的“文明矛盾”更加凸显。出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体自身特有的“文明矛盾”或“文明悖论”。再次，由民族—国家范围的矛盾转化为全球性的矛盾。最后，由损害当下文明的矛盾向危及人类文明根基的“生态文明危机”演进。超级秘书网

资本的生产“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9]“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它是一种历史的生产关系。”[9]资本主义精神及其与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文明的矛盾深化和合规律性的演进，既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下的资本主义精神表现的狭隘性、矛盾性、扭曲性，也预示了它的消亡和终将被更高的精神文明形式所取代。人类文明由资本主义文明向社会主义文明的转型成为必然。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资本在全球范围的流动，资本现象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普遍现象。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坚持这一分析方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对于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们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如何赚钱，而是探索支持中国市场经济的一种精神，找到中国企业家应具有的灵魂。没有精神追求和使命感的企业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现代企业，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构建资本精神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其意义比资本主义的物质前提，如资本原始积累更为重大[11]。其次，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精神、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中，要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出发，对资本加以道德伦理限制，始终体现和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最根本目的，企业及其经营者要从“社会的道德人”角度，实现最广大人的利益，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和谐进步。最后，对待资本主义精神的问题不仅是认识问题，如何借鉴资本主义发展经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而不是西方学者的方法，建构与培育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相承接，体现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既包容多样又形成核心价值体系等适合本民族、本国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的问题，恰恰正是问题的关键和核心所在。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于晓，陈维纲，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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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6-277.

[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34-835.

主任医师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历史渊源，要了解和认识它就要研究它发展的整个过程，“自由”作为现代法律的基本价值之一，作为最根本的价值，有很多的社会原因，经济原因等。本文在此探讨了自由的思想渊源，即西方自由主义思想。

一、西方自由主义的产生和种类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最早可以追溯至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对于国教权威的对抗。人文主义的主要思想是主张个性解放，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宗教观:提倡科学文化，反对蒙昧主义，摆脱教会对人们思想的束缚;肯定人权，反对神权，屏弃作为神学和经院哲学基础的一切权威和传统教条。所以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就开始以各种艺术形式来表现自由和追求自由。而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一种完整的思想体系最早出现在英国，确定在m世纪，确切的讲是a}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后。

自由主义的分类有很多种，有的把自由主义分为积极自由主义和消极自由主义，有的把自由主义分为大陆自由主义和英美自由主义，有的把自由主义分为经济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伦理自由主义和哲理自由主义。虽然对自由主义的分类很多，而且也有助于对自由主义从不同角度来研究，但目前我们国内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分类主要倾向分为西方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

经济自由主义是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发展的，政治自由主义表现在积极的政治行动上，“如起草宪法和权利法案，建立代议制政府，推广选举权，实现制衡制度，编制法典等，最高主权被认为属于人民全佩政治制度则必须顺应人们的意志”，其中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马歇尔，还有哈耶克。政治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和思想流派，代表人物主要有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边沁等。

二、西方自由主义的作用

首先，西方自由主义具有世界性。它虽然产生于西方，但自由作为人类普遍追求的价值，是不分地域和种族的，这就使得它具有世界性。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文化社会化是实现自由民主的“崇高使命和最高使命”。以西方为主导的政治社会化是将经济上的强大实力同自由主义政治文化向世界各地强行推行“民主和自由市场”.在实施社会化的过程中，它虚拟了一个“全球社会”，将国家与非政府组织所推行的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拟化为社会化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它所型铸的政治主体不是“公民’，而是文化的“消费者”:政治社会化途径不是“家庭、学校、社会各组织共同体”的有机谐合，而是倾销文化产品的“购物商场”。全球化以特定的形式促成了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并使其以否定的形式表现为各种全球问题的出现。而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和各种全球问题的出现客观上又反过来向当代人类的全球性社会提出了一种共生共存的价值规范，这就是要求当代全球性社会中的人们以人类的共同利益为价值取向来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世界的关系，以便解决当代的各种全球问题，使人类能够继续生存和持续发展。

其次，西方自由主义具有创造性。自由主义是实现人的解放，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基本力量。它是一种创造力量，因为要创造而要求进步，因为要进步而必须反对束缚，反对干涉。近世的文明，可谓为自由主义所放出之花。"19世纪在西方形成与发展的所有不同形式的政治社会无不是自由的创造物，没有自由就不会出现民主政体，亦不会出现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更不会出现任何多样化的发展前景。

三、西方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影响

大约从1900年左右，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将西方自由主义的理念译介到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者有严复、谭嗣同、梁启超等。但是由于中国的传统和长期所受教育而形成的思想，使得中国人在自由的思想上起步较晚。中国人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而儒家思想强调“礼”，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这样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使得人们对自由的观念很淡化。并且，自由主义的命运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有密切的关系。在近代中国与自由主义相互配合的资本主义逐渐受到排斥，而资本主义是强调私人财产和市场经济的，这也影响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超级秘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