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困境与危机：弱化灾难的"灾难片"

《紧急迫降》显然试图模仿和遵循一个我们早已熟悉的灾难片的类型模式：倾斜的构图、轰鸣的飞机声、简短而紧张的剪辑……似乎都为正在草地上玩耍的李嘉棠父女俩蒙上了灾难的阴影；接下来夫妻俩的冷眼相向和冷言相对也揭开了家庭危机的序幕；当两人不期而然地登上同一架波音客机的时候，观众已经开始期待一个冲突与解决的故事；伴随那些透露着紧张和不安的短促的镜头剪辑和令人心惊的效果声音，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已经为这部影片提供了充分的关于灾难的预期。飞机上的婴儿使我们联想到了"敖德萨阶梯"中婴儿车所起的惊险而恐慌的叙事功能；农民企业家作为喜剧性调节因素进入了惊险叙事的格局；两位西方人为飞机上即将出现的事故埋下了文化冲突的伏笔；端然而坐的气功大师似乎为飞机内喧嚣的空间提供了某种诡异莫测、老谋深算的神秘；李嘉棠、刘远和丘叶华的出现使人们意识到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三角恋爱故事将在与世隔绝的飞机上和陆地间拉开序幕……。影片到这里，似乎一切都准备就绪了，正如那架即将冲天而起的飞机一样，观众也正等待着一个虽然并不陌生但却始终充满刺激的灾难性的电影游戏旅程的开始。

从媒介的各种宣传中，观众早已知道这架机号为蓝天569的波音大型客机是电脑制造出来的，观众已经没有兴趣去关注电脑制造的飞机与真实的飞机之间的差别，他们已经调用了早就培养起来的游戏规则，等待一场灾难在自己的眼前降临所带来的心理刺激，同时也等待着灾难过去以后那种如释重负的宣泄。

灾难是灾难片的核心，灾难片要用灾难的恐惧来制造观众的心理紧张和压抑，从而为后来灾难的解除提供心理释放的快感；灾难片还要用灾难的故事来引发观众对生活中已知和未知的灾难威胁的共鸣，从而为最终的灾难克服提供柳暗花明的幸福感；灾难片也要用灾难中的英雄为观众提供人间救世主的移情对象，从而使观众获得自我肯定和安全承诺；灾难片甚至还要用灾难的奇观在带给观众感官刺激的同时也让他们为自己置身于危难之外油然而生潜意识的自我庆幸。所以，经过几乎30分钟的铺垫，飞机在平静中起飞了。像我们对所有灾难片的预期一样，我们期待着灾难的来临，我们忐忑不安地等待着那些我们不愿意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但希望在银幕上出现的灾难奇观和受难场面的出现，我们想象着那位英俊潇洒的年轻机长和他那位刚柔并用的年轻妻子如何在孤立无援中历经磨难、转危为安，演绎英雄与美人的古老而恒久的结局。观众终于等到了灾难来临的信息：满载乘客的蓝天569刚刚起飞，便发现起落架出现故障。随着这一故障的难以排除，人们意识到灾难似乎正逐渐威胁着飞机上每一位我们已经认识和不认识的乘客和乘务员。

但是，电影并没有按照我们的预期进行。影片虽然给了我们一切关于灾难的预期和伏笔，但灾难、甚至是微小的灾难都没有真正发生，严格地来说，这部按照灾难片模式开始的影片在灾难还没有出现时就迅速地被一个救难的故事所替代。于是，尽管影片采用了大量的交叉性、对比性的蒙太奇剪辑来强化视听效果的危机感，大量使用短镜头、小景别的快速切换来制造节奏上的紧张感，大量使用电脑特技来创造各种貌似惊险的空中场面和离奇景观，最后甚至采用了夫妻俩逃离记者独自团聚的好莱坞类型电影的典型桥段作结尾，这一切似乎都想使观众能够继续以一部灾难片的预期来完成叙事经历，但是，我们还是逐渐意识到，我们面对的不是、也不可能是一部真正的灾难片。灾难在这部影片中是被放逐的、被遮蔽的。牺牲、受难甚至惊恐在影片中都被降低了，唯一的灾难奇观只能通过一场假想的可能性被展示而失去了逼真所带来的惊恐体验，我们没有看到英雄的出现而只是看到了所有人都按部就班地采用一切常规手段排除故障直到脱离似乎危险性并不大的危险，以至于影片一开始埋下的许多人物的伏笔、设计的许多叙事功能到后来都有头无尾地消失了，那位婴儿完全没有成为一个叙事因素出现在影片中，那位一直正襟危坐的气功大师唯一的作用就是用了一次扇子，而其他人物也几乎对灾难故事没有起到任何功能性作用。

显然，观众对于灾难片的期待被影片的进程逐渐否决了。我们看到了一部没有灾难的灾难片，我们看到了灾难片模式与救助故事之间的不一致，外在的视听节奏的紧张性与内在的情节节奏的平淡性之间的不协调。而这种不协调、这种对灾难的明显回避，与其说是艺术的疏忽，不如说是表达了我们主流文化对"灾难"的主流态度和主流阐释。尽管其实由于我们对未来走向存在太多的不确定，尽管世纪末的宿命情绪常常笼罩着我们许多人，那种莫名的灾难感可能正等待着一个宣泄的对象和契机，但是，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灾难恐惧的现实存在使得主流文化将灾难的言说变成了一种潜在的禁忌。在我们主流文化的语境中，我们常常淡化、弱化甚至隐逸所有的灾难感、恐惧感和创伤感，我们常常视所有这些"消极"体验为潘多拉的盒子，我们担心这些体验会像瘟疫一样孳生、蔓延，动摇我们对于现实的信任和信心。从这个意义上说，灾难片在当前的现实中是生不逢时的。也正因为如此，尽管《紧急迫降》采用了灾难片的叙述模式，也刻意模仿了好莱坞灾难片的几乎所有的类型元素，但影片还是在灾难面前止步了，观众几乎没有机会得到真正的灾难体验、恐惧体验和创伤体验，我们看到的是一部叙述人们在面对危机时，如何风雨同舟、共渡难关的关于拯救的影片。如果说，在好莱坞灾难片中，灾难是一场噩梦的话，那么在《紧急迫降》中，灾难只是一场"狼来了"的虚惊；如果说，在好莱坞灾难片中，灾难是主角的话，那么在《紧急迫降》中灾难只是一个背景，在这个背景上，演绎的是我们几乎在所有的主流叙事中都可以看到的同心同德的宏大主题。寄生于体制中的电影，是主流文化的一面镜子。

拯救与被救：患难与共的救助故事

在一般的灾难片中，当然都有摆脱灾难的过程，但这个过程是伴随着灾难推进的，是以灾难中人们的自救为驱动的，是以或大或小的牺牲为代价完成的，但是，在《紧急迫降》中，从发现飞机出现故障开始，不仅灾难一直没有来临，甚至连危机也没有加深，准确地说，灾难的主题在故事的推进过程中流产了，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一个救助的故事。

在这个救助故事中，我们目睹的是上下同心、四方协力的患难与共的场景。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军到企业、百姓都无一遗漏地出现在影片救难过程中，从民航总局、市委领导到航空公司、消防部门都直接在影片的叙事中亮相，而尤勇所扮演的刘远无非是这种集体智慧的代表。几乎所有的救助者都是一种无个体性的功能性符号，用葛兰西（A.Gramsci）的话来说，他们都是一种共享相同的思想和行为模式的"群体人"的代表，人与人之间没有矛盾、没有冲突、没有差异，在整个救助过程中，参与者构成了共性化的群像，从而也构成了万众一心的社会理想的象征。而飞机上的几乎所有人都成为了被救者，都失去了行为的主动性，只是等待救助或者等待救助的命令。

因而，在《紧急迫降》所提供的救助故事中，没有一般灾难片类型中不可缺少的个体化的行为英雄，飞机上担任机长的李嘉棠所作的仅仅只是按照地面指挥而采取的正常行为，他无非只是完成了一个合格飞行员应该完成的事情，而在地面担任指挥的刘远所作的也只是按照常规所应该作的所有事情，他们都没有表现出作为英雄所独有的巨大的智慧、勇气或者个人意识、胆魄。影片展示的救助过程，是一个表现集体智慧、集体团结的过程，个人仅仅是"集体"指令的模范接受者和操作人，以至于机长的"英雄性"最后只能通过妻子的广播来得以传达。显然，这是用集体力量、用团结来解决危机的主流文化模式的一种自觉阐释，在这一阐释系统中，基本上没有为好莱坞似的个人英雄主义精神留下空间，甚至也没有为中国电影传统中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留下空间。

毫不奇怪，从《紧急迫降》中，我们主要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关于勇气、关于牺牲、关于生死考验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信任、信心、团结、理解的故事，正如在我们当前所有的主旋律叙事中一样，这是一个没有英雄崇拜的故事，是一个找不到牺牲者和受难人的故事，是一个没有人性冲突和人格较量的故事，是一个依靠集体力量、依靠团结精神度过危机的故事，应该说，几乎所有我们主流文化对于现实和现实危机的理解都通过这个"紧急迫降"的事件得到了完整的呈现。因此，这部电影讲述的不是一部自救的救助故事而是一部被救的救助故事，我们从这部影片中得到的不是一种英雄主义的崇高感而是一种被人救助的庆幸感，从而影片完成着它主流意识形态的使命：我们面对危机但是我们能够度过危机，如同"抗洪抢险"一样，这部影片也是一个党政军民众志成城的大叙事的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认为，《紧急迫降》提供的是一种中国的灾难片类型：它不强调灾难而强调救助，它不表现灾难奇观而表现救助精神，它不突出个体英雄而突出集体智慧，它不展示人性冲突而展示人际沟通，它不提供宣泄的快感而提供安全的抚慰感。因此，《紧急迫降》表述的是它所产生的时代的权威意识：无论我们面临什么样的危机和患难，只要我们有核心，有秩序，甘苦与共，那么所有的危机和患难都不过是一场虚惊。《紧急迫降》的惊心动魄成为了主旋律宏大叙事的一个生动音符。商业化与主旋律化：主流电影文化的双重性《紧急迫降》选择了一个真实的紧急迫降的新闻性事件为题材。一方面，影片模仿、借鉴了好莱坞灾难片的叙事模式和视听修辞经验，虚构了人物和细节，采用了商业/娱乐电影的视听形态，但是却"忠实"于一个"真实"的事件轮廓从而很难被看作一部戏剧化的灾难类型电影；另一方面，影片尽管"忠实"于这一真实事件的事件轮廓，但是它又采用了一种戏剧化的虚构方式和类型化的灾难片模式，与纪实性地还原事件的自然性、真实性的现实主义方式完全不同。它采用的是既非戏剧化的商业电影模式又是非纪实性的现实主义电影模式之外的第三种道路。而这正是当前中国主流电影文化一直所徇唤的电影文本。

对于中国当前的主流电影文化来说，一方面，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在消费社会的形成中，中国电影不可规避地也处在产业化过程中，观众已经具有某种消费主动权，主流电影为了能够争取观众，必须借用一切可能的商业娱乐元素来争取票房利益，在输入经济利润的同时输出主流文化意识，因而，不仅那些直接面向市场资本运作的商业/类型电影追求电影的娱乐性，而且许多主旋律影片也都自觉地采用了某些商业/类型电影的策略，呈现了一种主旋律电影商业化的趋势。但是，另一方面，90年代中期以来，电影成为了国家主旋律文化的焦点领域，在电影意识形态化的处境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50周年献礼的气氛中，在"9550"工程的规划背景下，中国主流电影事实上很难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商业/类型电影，商业/类型电影那种个体宣泄、个人英雄、感官刺激、自由叛逆的叙事策略与主旋律强调的稳定、团结、昂扬的基调显然并不和谐。因而，90年代中期以来，商业/类型电影在中国的数量不断下降，类型规范没有建立，而且几乎没有形成批量生产的能力。所有商业/类型电影都进行了主旋律改造，呈现了商业电影主旋律化的趋势。

主流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弱传播；学术不端；防范

一、引言

在以科研项目、论文数量和C刊发表等为评价指标的竞争环境中，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成为学术不端的高发地。学术不端现象已经成为社会科研的一大毒瘤，出现唯“学术帽子”的学术生态。学界和业界以翟某某事件为开端掀起学术打假的一股革命浪潮，但是近期学术不端现象屡禁不止，受到相关各个部门重视。本文主要从弱传播的角度分析其学术不端事件容易引起舆情风暴的原因，并全方位的分析防止学术不端行为的产生。

二、相关概念界定

学术不端现象已经成为近些年来网络舆论场中热点话题现象，本文主要是基于弱传播的视阈下并结合相关案例，对学术不端的演化机制进行分析和探索。

（一）弱传播

邹振东[1]老师在《弱传播》一书里阐述了关于信息舆论场传播的规律，他提出：“舆论世界的四大规律概括起来就是四句话：弱者优势、情感强势、轻者为重、次者为主。”所谓的“轻者为重、次者为主”，也就是现实世界和舆论世界是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在现实社会中越是重要的东西，反而在舆论场中越轻；而在现实世界中越是最不引起人们的关注的事情，在舆论场中越容易引发舆情。就像学术不端事件，这种话题天然属于高层知识分子颇为关注的话题，在社会人群总数中，这些学术知识分子还是占社会中的一小部分，不易在大众中产生群集效应。

（二）学术不端

学术不端的问题归咎其本因则是学风道德建设严谨性不高。1942年2月1日，[2]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演说中指出,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他说：所谓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针对当前屡禁不止的学术不端的行为，我国明文法律有其相关界定。2016年4月5日教育部新颁布的《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重新明确了五类学术不端的情形，包括：剽窃、抄袭、侵占他人学术成果，篡改他人研究成果，伪造数据或捏造事实，不当署名，提供虚假学术信息和买卖或论文等。

三、弱传播视角下学术不端现象的实证分析

在当今以科研项目、科研基金等硬性评价指标的社会大背景下，出现一批“唯学术帽子”“唯项目”的“高产学者”。高校成为学术不端现象的主体。

（一）次主流舆论与学术不端

邹振东[4]老师在《弱传播》里把舆论分为主流舆论、次主流舆论、弱主流舆论、外主流舆论、逆主流舆论和反主流舆论等舆论形态，其中主流舆论是最不活跃的理论，次主流舆论是最活跃的理论。一般的情况下，主流舆论恰似在生活中太重，偏偏最不易传播，而要想主流舆论更好地传播就必须带些小小的叛逆模式，比如，“学术”“论文”等词在舆论场中是不易引起较大的舆情，究其原因是主流舆论太正、太重了，而如果在“学术”等词后加上“造假”特别是自带流量的“明星”等字眼，就会瞬间在舆论场中引发病毒式的传播，比如，造成翟某某人设崩塌的“不知知网”事件，在社交媒体上引起学界和网民的广泛关注，翟某某微博评论几经沦陷。可以认为：学术＋造假=新闻，而明星＋学术＋造假=舆情，即越轻的东西越好传播，给重的事物加上一点小小的叛逆则会在舆论场中引起轩然大波。越是简单的“代号”，越是刺激网民的情绪。

（二）“现实世界”与“舆论世界”

邹振东[5]老师把世界分为“现实世界”和“舆论世界”两个生态环境，而这两个世界有着截然相反的规律。其主要表现为：在现实社会中越是不重要的东西，在舆论场中越是容易引起较大的舆情。2019年5月份，长年学者邓某某一稿多投现象和2019年12月份的南开大学曹某某学术造假事件在整个舆论场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学术不端”事件近几年成为教育界重点商榷议题，也正是因为在舆论场中引起了各界网友的高度重视，这种重视反馈于现实社会中，推动着现实世界的“符号变革”。在整个宏大的叙事场景下，在现实世界中看似最不能引起人们关注的东西，而在舆论世界最容易引起网民的轩然大波。

四、学术不端现象的原因

在UGC与PGC共荣的时代，信息内容以全景式的形式呈现，“人人手持麦克风”下，大众不仅是信息的接受者，更是信息的者、传播者甚至是引导者。每个人都有信息监督的权利，在这样的环境下不仅净化网络空间，同时也会滋生“快文化”。

（一）投稿人急功近利

在当今学术研究竞争激烈的环境下，大多各高校和科研单位以科研经费、科研项目和论文数量以职称和学术衡量标准。这就促使部分人为追求名利而出现一稿多投、观点抄袭、图片造假等现象。2019年5月20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邓大才被学生发现“一稿多投”“重复发表”等并举报其学术不端的行为，而针对此事本人回应称其早年学术认识不够、工作忙碌。这一回应让人看后不禁觉得有些荒唐。学术不端行为的屡禁不止，还是当今社会大背景下，把学术水平和学术研究作为评比的一项重要指标助长了一些学术研究人员的学术思想道德不端现象；学术思想不够严谨、学术意识缺乏从根源上导致了今年来学术不端现象的产生。

（二）缺乏防微杜渐的学术打假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鲜有因学术不端而遭行政和法律的裁决，针对邓某某一事，华中师范大学给了其行政警告处分，并终止相关申报项目。而韩国黄禹锡案中的当事人不仅受到了行政处罚，而且受到了刑事制裁。另外在欧美国家，在预防和处理学术不端的过程中，大学与政府机构等部门需密切合作，完善法律法规，坚持程序正当原则，发挥“吹哨人”的关键作用，并辅以严厉的处罚。[6]在国内，学术不端行为虽有相关法律规定，但在执行期间降低打假的成本和代价。

（三）各大杂志期刊责任机制缺失

针对梁莹和邓大才存在“一稿多投”等学术不端现象透视出不少杂志期刊的查办力度缺失，投稿人拿出稿子期刊不经筛选、勘查就直接发表，甚至一些期刊给钱就发也屡见不鲜。在这样的环境下，容易给一些对学术不尊的人钻空子。

五、学术不端现象的治理

高校和科研机构作为学术不端的重灾区，应当给予严厉打击和预防，不能等到媒体曝光之后再去治理。在这一方面，不仅需要国家出台相关的法律道德的硬性指标，更需要学术研究者的道德意识的提高和防范。

（一）提高学术人员的学术道德意识

早年学术修养不够也不能成为学术亵渎的借口。他们飙升如此之快的原因，恰恰是奠基在这种学术不端之上的。梁莹和邓大才在受到举报存在一稿多投等问题之后，对于他们存在的过错只是轻描淡写称其早年学术修养不够。高校应对本科生特别是研究生和博士生输送学术道德修养意识，而作为学术研究人员，也要遵循学术研究的严谨性，不应把自己的错误归咎于学校教育缺失，从源头上杜绝学术不端现象的产生。

（二）融合AI技术加大学术检查力度

用论文数量作为考量学者的学术水平，本身没有大问题，也是国际共用的做法。但是将这些量的考核直接与工资、奖金等利益挂钩却容易滋生一稿多发、学术造假等行为。炮制尽量多的论文，造成整个学术生态不端。一稿多发和学术造假作为学术不端的高发现象应融合AI技术加大论文和学术的检查力度，从根本上解决一稿多发等现象。

（三）加强对学术不端法律和刑事的追踪问责

既然学术抄袭、一稿多发等学术不端现象属于违法行为，应当加大其法律惩办力度。近年来，媒体频频曝光高校学术人员学术不端现象，学术不端屡禁不止，不光是个人学术道德修养力度不高，还是由于相关政策的不够完善和惩处力度不够强硬，造成一些学术研究人员无视其相关规定。

六、结语

学术不端成为当前学术研究的一大困境，刮起学术浮躁风。研究论文在各种“包装”之下，出现一稿多投等现象，成为学术界的一大毒瘤，应严厉给予防范和处置，效仿国外关于学术不端的惩处规范，净化学术空间。

参考文献：

[1]]邹振东.弱传播：舆论世界的哲学[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8：33，124，22.

[2].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488-489.

[3]教育部就《高校预防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答问[EB/OL].

主流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学科水平的提升在促进专业发展时,具体地落实在课程开发上"专业建设不应视为学科建设的一种纯粹额外的负担在专业建设的过程中也有促进学科发展的一面"在课程建设上事实上可以包含三个方面:一是新课程的开发;二是原有课程根据学科发展而充实和更新;三是根据教学的实际进行中感悟到的问题加以修订"前两个方面都直接与学科建设有关"学科建设上的成就及时反映到课程上来,是高学科水平大学的特点,也是专业建设上的优势"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学科成就的系统化、理论化和通俗化都有作用"新的课程更需要学科上的新的进展乃至于需要新的学科做后盾"有些新开发的课程可首先用于研究生教学,可能的情况下再进一步开发为本科生的课程并根据其性质与特点再确定为选修课程或必修课程"

二、大学学科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关系

学科建设既在一定观念下展开,它自身又能展现观念展现真理至上、学术至上的观念展现为科学而科学、为知识而知识的纯洁心灵,展现艰苦跋涉、不畏险阻、坚持不懈、一丝不苟的精神展现人类智慧与良知以及它能达到的意想不到的高度"因而岸科建设可以展现强有力的观念文化"事实上大学最重要的观念文化是由学科建设所反映出来的这是大学文化的特点也是大学文化的优点"在一个学科建设已达到相当水平的大学,才能更充分地体现这一点,同时也更有力地推进文化建设"

三、大学优势先行与整体优化的关系

所谓优势先行,是指注重追求优先重点资助优势学科、扶持新兴学科、有条件的兼顾其他学科的发展方式"所谓整体优化是指注重追求结构合理、发展协调、综合功能强大的发展方式"这是在处理重点学科、优势学科、特色学科与一般学科、弱势学科、普通学科的关系上两种不同的学科建设理念"从现实看胧势先行是有高显示度和即时效应的,发展速度比较快河以充分发挥优势学科的示范、辐射作用,通过学科的交叉、综合、渗透和延伸,促进学科结构调整,以重点学科建设为龙头,带动相关学科,使彼此在更高的水平上发展从而形成优势突出、特色明显、相互促进、布局合理的学科体系"从长远看整体优化是有持续发展优势的"优势先行与整体优化的矛盾在高校的学科建设中直接体现为重点学科建设和一般学科建设的矛盾"归根到底,学科建设是为学校发展目标服务的"重点学科建设是提高学科整体水平的关键但重点学科不是孤立的学科,和非重点学科有着广泛的联系除了对一般学科有示范和激励作用外更应在人才培养、队伍建设、科学研究等方面密切合作"对于高校而言在加强重点学科建设的同时,还应注意调整和优化学科结构为多学科的交叉渗透和相互支撑创造条件"

四、大学跟踪学科主流方向与确定学科主导方向的关系

如何处理学科主流方向与高校学科主导方向的关系问题也是有关高校学科发展的长远目标与现实目标的关系问题"高校学科建设在确定学科主导方向时应特别处理好与学科主流方向的关系"高校的学科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加上学科发展水平不高在确定学科主导方向时不能好高鹜远盲目追求学科主流方向而只能跟踪学科发展前沿,了解学科发展的特点,把握学科发展的趋势,以此作为确定学科发展主导方向的学科环境,根据高校的学科发展现状与特点选择学科发展的现实目标"

五、大学学科带头人与学科创新团队的关系

学科带头人和学科创新团队的建设是大学学科建设的核心是学科得以发展和进步的关键"高校的学科建设应处理好学科队伍中学科带头人与学科创新团队的关系"充分发挥学术权威的作用,增强群体的凝聚力,组建若干个相互支撑的学术梯队扩大对外的学术交流和学术影响"一个学术群体完全靠/引进0是不能解决队伍建设问题的"学术带头人的引进与学科骨干的培养应有机地结合起来"既要重视外部引进反要重视内部培养鼓励教师开展学历进修引进人才和培养人才同等待遇才有利于构建良好的学科梯队形成浓厚的学术氛围掌科的发展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持"

六、大学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的关系

高校学科建设的根本任务和目标无疑是高水平的研究成果、高水平的人才培养和较好的经济、社会效益等"但学科的实力不仅体现在物质力量上岸科的软环境建设也是学科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是学科建设不可或缺的部分"高校必须给予教师自由的学术环境,让教师们在自由的环境中产生新的思想形成新的理论,从而推进学科建设和发展"高校学科建设的软环境还应特别关注学科文化建设"实践证明营造健康、和谐的学术传统、环境和氛围是学科/软件0建设的关键是学科建设中的基本内容"

七、大学学科建设与高水平大学的关系

主流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政治文化研究的队伍不断壮大。随着政治学专业的全面复兴，一些大学的政治学系配备了专业的政治文化研究与教学人员，一些学校还设立了研究中心、研究所等机构，如南开大学的政治文化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的政治文化研究所等。另外，围绕着政治文化的研究，还形成了一些专业学术研究群体，如以刘泽华为代表的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群体、以徐大同为代表的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群体等等。

有组织的学术交流活动也推动了政治文化研究的发展。学术界先后于1987年和1994年召开了两次全国性的政治文化研讨会，推动了学术交流，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就。另外，一些专注于政治文化研究的网站，如政治文化研究网（）等逐渐发展起来，利用现代网络技术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领域内的交流提供了更多的方便。

在短短二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政治文化研究可谓硕果累累。据不完全统计，自80年代起，学术界先后出版了政治文化研究方面的专著近70余部，发表专业论文近400多篇[①]。一些刊物，如《政治学研究》等围绕着政治文化发表了大量论文，推动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深入；由南开大学政治文化研究中心同《天津社会科学》联合开办的“政治文化研究”栏目以及由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研究所主办的《中西政治文化论丛》亦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园地。另外，一些期刊如《孝感学院学报》、《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等一些刊物亦为政治文化研究开辟了园地。

对我国政治文化养成的历史轨迹加以描述，从对历史的回顾中生发思考成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发展的一条主线。在已经出版或发表的大量专著和论文中，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反思占据了主要的方面。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分别于1989年前后和2000年出版的两套大型政治文化丛书。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第一套中国政治文化丛书即体现了视野广阔的特点，分别从地域、民俗、权力、礼乐等方面探讨了中国政治文化，计8种之多。由刘泽华主编的第二套中国政治文化丛书汇集一些长期研究中国政治文化的优秀作者，在选题和内容上均有所创新。丛书从政治人格、社会人格的分析以及语言、符号的表达等一些重要的范畴入手，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做了深入而新颖的研究，充分体现了我国政治文化传统研究的最前沿成果，为新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奠定了起点。

与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相比，对外国政治文化的研究显得薄弱，主要体现在对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研究上。另外，在理清西方政治文化发展的模式、跟踪西方政治文化理论发展等方面亦形成了一些成果。丛日云所著《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从历史的角度对古代希腊、古代罗马以及中世纪西方的政治文化传统作以探讨。高毅所著《法兰西风格》则是我国史学界以政治文化的分析方法进行世界历史研究的重要贡献。该书从大革命的时代背景出发分析了法国政治文化的内涵与特征。另外，还有大量的论文不但涉及到西方政治文化的研究，而且对非西方国家政治文化及政治社会化的经验做了总结。

中外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突出了以专题形式展开的比较研究。其中不但广泛地涉及到政治思维模式，对个人、国家、权力、政治统治的政治认知方式，政治价值、政治心理等等不同的特征，而且追本溯源地分析了中外政治文化不同的原因、走向以及政治文化建设等等内容。徐大同、高建主编的《中西政治文化传统比较研究》、柏维春所著《政治文化传统：中国和西方对比分析》、潘一禾所著《观念与体制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以及一些论文均从比较的视角出发，丰富了我国比较政治文化的研究。

文化形式的广泛性决定了政治文化研究内容的复杂性。器物之喻、帝王名号、英雄的形象、军阀现象、诗词歌赋、小说，甚至网络均成为人们分析与研究的对象，这为政治文化的研究开阔了视野。一些重大的主题，如法治文的建设、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文化建设、宗族对政治文化的影响以及我国村民基层民主建设被提了出来，并形成了初步成果。由于篇幅关系，这里仅就其中部分主题作以简要介绍。

1.理论架构与学科发展

无论是作为一种分析手段，还是作为一种心理特征，政治文化研究都需要架设从概念、结构到功能、体系的一整套理论维。从政治思想、政治心理两个方面架构政治文化理论体系的做法得到更多的认可，但政治文化研究宽广的学术空间仍然给学者们的思索留下了充分的余地。

政治文化理论研究方面的著作较多。早期有高洪涛所著《政治文化论》、孙正甲所著《政治文化：心态·观念·价值及其演进》、《政治文化学概论》、王卓君所著《文化视野中的政治系统政治文化研究引论》、吕元礼著《政治文化转型与整合》等等基本上对政治文化的概念、结构、功能、体系、政治文化的变迁以及政治社会化等方面做了介绍和研究，基本上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了理论体系。

政治文化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为我国学者更科学、更全面地架构政治文化理论的体系提供了基础。王乐理所著《政治文化导论》在大量国内、外研究资料的基础上从政治体系、政治发展、政治变化等全局的角度考察了政治文化，突出了对公民文化、现代化人模型、政治文化特征群的研究。

对西方政治文化理论发展的研究亦为我国的政治文化理论提供了增长点。丛日云与王辉先后发表的《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复兴及其新趋向》、《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衰落与复兴》以及王乐理的论文《政治态度与意识形态的交融》均本着这一出发点从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发展中寻求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2.政治文化的模式研究

获取某一民族在某个特定时期的政治文化模式，从而解读政治体系的文化背景是政治文化研究的初衷。对我国当代政治文化模式的研究是政治文化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李传柱在《论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协调性与冲突性》、《论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一致性与差异性》等论文中从协调与冲突、一致与差异等对立角度分析了我国公民政治文化的特征；文小勇的论文《试析我国政治文化的“二元”结构模式》则从我国政治文化的二元结构模式出发，审视了我国政治文化中传统性与现代性、主流与非主流、中国与西方等文化样式二元并存的状态。

政治文化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存在，对它的动态发展模式进行描述亦给政治文化的模式研究带来新鲜的内容。黄颂的论文《秩序与冲突》以及《西欧中世纪政治文化演进机制的再思考》从西欧中世纪教、俗两界追求秩序重建过程中出现的冲突出发，探讨了中世纪政治文化向近代演进的深层动因。在对美国改革时代的研究中，吴强、王公龙的论文《变动不居的平衡》和佟德志的论文《自由立宪与民主理论的创新—美国改革时代的宪政文化研究》都是从均衡与发展的角度出发对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美国政治文化的特质做了研究。汤敏轩的论文《英国政治发展的渐进模式》则是从选举权出发归纳了英国政治发展的渐进模式。

3.传统政治文化及其现代化

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发展历史进程的研究为寻找传统政治文化的机理与脉络提供了基础，在回顾与反思的基础上，学术界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如小农经济和君主政治，形成了某些共识。然而，在政治文化的具体特征的认识上，学术界却各有不同的认识。徐大同在论文《试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与特征》中将中国政治文化的特征归结为务实、重民和伦常的政治文化；俞可平则在论文《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论要》中将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归结为君主民本、安定统一、认同与容忍等特征。其它亦有一些论文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做了论述。

传统政治文化的存在是连续的，其一贯发展的脉络体现了对现代化的价值。从近代开始直到的历史表明，实现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离不开传统政治文化的自我转换，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政治文化的创新和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则具有相同的语义。朱日耀、曹德本、孙晓春合著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思考》较早地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做出了思考，为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研究打下了基础。曹德本所著《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则从更为宽广的视野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做了审视。

4.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

从某种程度上说，政治稳定取决于人们由政治文化决定的诉求得到满足的程度与状态。因此，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密切相关，对政治现代化的建设具有极端重要的作用。曹德本与宋少鹏合著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稳定》在作者此前所著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稳定》等一系列论文的基础上写就，对修身与人际和谐、治国与群体和谐、平天下与天人和谐等做了系统而又独到的分析，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稳定做了重要的解读。

高建的论文《稳定民主的必要条件》就西方政治社会学的一个重要主题作以考察，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理清了西方社会公民文化在权力与责任、一致与歧义、功利与感情之间的平衡与稳定作用，为我国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的研究提供了借鉴。王运生的论文《中国转型时期政治文化对政治稳定的二重作用》则以社会转型为背景，突出了政治文化作为一把“双刃剑”二重作用。另外的一些论文，如刘伟的《影响我国政治稳定的政治文化因素及对策》、经纬的《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的价值论》等等，大多以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的关系出发，探讨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文化心理因素。

5.政治人格研究

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关键视为现代人人格的现代化。事实上，透视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素质，推动政治文化培养是我国政治文化研究的主旨所在。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即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调查研究和传统政治群体的人格剖析。

尝试以政治文化分析方法分析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素质的作品大多借鉴了西方政治文化的分析方法，从调查、统计等实证角度出发，注重结论的科学性。如程志方、闵琦所著《中国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张明澍所著《中国“政治人”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报告》、蒋云根所著《政治人的心理世界》等书均遵循了这样一种政治分析的方法，为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主体性研究打下了基础。

剖析政治人格，研究政治心态亦是中国政治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两套中国政治文化丛书中对这方面的内容均有所涉及。如君主与中国政治、宦官与中国政治、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官僚的社会人格等成为人们透视传统政治群体的政治人格和政治精神的突破口。

主流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本文阐述了在新经济时代企业的管理创新。不断探索企业文化,加强软化式管理是新形势下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

[关键词]企业管理创新知识人才价值观

“知识经济”将彻底改变企业管理的思想和方法，企业管理创新将进入一个新的高度。“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企业知识管理的时代。是通过知识和运用集体的智慧提高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笔者认为,“知识经济”时代的管理创新应从以下几方面重点展开:

一、思维创新、理念更新

新形势下企业的管理必然是要适应新的形势，要有创新思维和新理念来决策和管理企业，才能使自己的企业立于不败之地。开源重于节流，经营与管理要两手抓。开源与节流可以理解成经营与管理。经营是广开经营渠道，扩大生产规模；管理，则注重企业运行，两方面都做好了，则可增加产值，同时又降低成本，会大大获得利润。这样经营有了绩效，提高了竞争力，如此不断循环则企业的生产规模将会不断地扩大，公司利润不断提高，社会效益不断提高，员工的工资福利与待遇也会不断地提高，这样也进一步激励员工积极性、创造性并做好工作。有效的管理与管理的有效性必然是体现在有效的经营基础上的，经营先于管理，同时管理又是经营的必要的补充，没有管理的经营也是无源之水，经营与管理应当交替前进，互为动力。

经营者的知识、见识、胆识、创新意识至关重要。竞争需要实力，所有的实力都来自经济。竞争环境的复杂多变和竞争互动的加快，将会使竞争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动态化趋势，可长期保持的竞争优势越来越少。企业获得长期的高利润率将主要依靠包括风险决策在内的大胆和不断创新。持续创新和发展的关键是能够及时把握创新机会，以及敢于“自灭自新”、企业再造。知识和信息时代的企业经营者，必须充分意识到经验和权力将越来越“萎缩”，拥有知识、技能和信息的人员是企业利润的主要创造者，只有把知识消化吸收，变成自己的见识，才能创新，才有价值。创新将成为人类生活的主流。因此，企业的领导者应大胆地使用聪明人来创新，聪明人就是能迅速地有创见地理解复杂的问题，见识加胆识是成功的必由之路。未来的领导者唯一剩下的职权就是知识和个人魅力与创新思维的结合再结合。

二、以知识和人才为核心

在“新经济”时代，企业不仅仅是进行各类资源整合追求效益的单位，更重要的是应被看作更符合人性、激励创造、鼓励创新的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的组织中，组织成员有一个共同的远景，组织结构是扁平的，组织领导人的主要职责是设计组织发展的基本理念并与大家一道学习。学习型组织中人们的创造性受到激励，这正是企业持续发展的赖以实现的基础。国外流行一种叫“热力群体”的学习型组织，该组织鼓励员工建设自己，并给予员工非常多的可以充分表现个性的机会，组织变化和创新的速度非常快。

三、以知识和技术为基础

核心能力这一概念最早是由C·K·帕议拉德（C·K·Prahalad）和G·哈默尔（GaryHamel）提出的。他们提出创建公司核心能力，以适应新的挑战。核心能力是“组织中积累性学识，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流的学识”，是“将技能、资产和运行机制有机融合的企业自组织能力”。由此可见，核心能力是能够在一批产品或服务上取得领先地位所必须依赖的能力，是维持竞争优势的基础能力，包括多方面的技术、技能和知识及其有机组合。核心能力是企业竞争优势和持续发展的根基。可以说，开发和培育企业核心能力已经成为“新经济”时代企业管理创新的又一工作重点。

四、以顾客价值为导向

企业管理者都知道顾客价值的重要性。以顾客为焦点的组织也是凭公司与顾客多年累积的经验来预测顾客所需的产品及服务。所以，以顾客为焦点的公司须不断地提醒自己并持续地关注公司是否有符合或超越顾客的要求。

公司以顾客为焦点最主要目的是提供最好的经验(产品或服务)给予顾客而使他们感到物有所值,并且让他们觉得已做了正确的选择。

在目前竞争激烈的商场上,很多同行都会迎头赶上,毋庸置疑,要保留着顾客的心,须提供以顾客为导向的价值。

五、重视人的价值,开展人性化管理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传统管理赖以存在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局限性逐步暴露和扩展开，越来越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由此企业的人性化管理便应运而生。人性化管理的核心思想是以人为本，其实质是尊重人、理解人、信任人、帮助人、培养人，给人更大的发展空间，给人更多的关爱，从而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员工的归属感，使员工与企业有着相同的目标和价值取向，激发优秀人才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这种管理思想发挥了人的最大潜能，促使企业效益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