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风险论文范文第1篇

国内出口企业A公司专业经营食品进出口业务。2009年9月13～19日，A公司先后从中国青岛向印度尼西亚买方出口5柜大蒜，出口金额约15万美元。2009年9月26日和10月5日，货物前后分别抵港。恰在此时，A公司从印尼买方处获悉，印尼政府最近开始实施一项关于大蒜熏蒸的新规定，调整了大蒜熏蒸药剂标准，不符合熏蒸规定的大蒜将无法进口。

为避免货物被退回，A公司不得不在当地重新进行一次大蒜熏蒸，使得熏蒸后的大蒜药剂浓度能够符合印尼政府的新规定，以确保货物顺利通关。但因此产生了熏蒸费用、滞期费、冻柜费用和其他相关杂费约合41，509，570印尼盾(约4105美元)。此后，印尼买方接受了熏蒸后的大蒜，并支付了合同约定的货款。A公司就额外支出的大蒜熏蒸费用向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简称“中国信保”)通报可损。

调查情况

中国信保调查后，发现印尼政府确于2009年11月19日颁布大蒜熏蒸新规定，将熏蒸药剂浓度提高到40G／m3，导致包括A公司在内的众多中国企业的产品未达到上述标准。而据互联网上转载的信息，早在2009年10月21日，印尼当地媒体《商报》就曾报道，印尼农业部的农业检疫机构就已经开始实施关于大蒜熏蒸的新标准。因此，来自中国的41个货柜的白蒜被退回，被退回的主要原因是出口大蒜的熏蒸证书不符合规定。另据调查，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曾对A公司出口的大蒜出具了《熏蒸消毒证书》与《植物检疫证书》，证明大蒜出口时符合印尼政府调整前的植物检疫要求。

经中国信保勘察，本案系A公司出口农产品后遭遇进口国政策调整，而产生了额外费用损失，系因政治风险致损，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因此，中国信保迅速启动了赔付程序，对A公司因大蒜熏蒸而产生的费用损失进行了足额赔付。

案件评析

随着国际农产品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和各国农产品平均关税的不断降低，国际农产品市场的竞争也日趋激烈。不少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农业，通常临时采取提高技术标准等隐蔽手段来限制其他国家农产品的出口。面对此种突如其来的政策性变动，国内出口商往往陷入被动，即使采取补救措施使得货物免于遭受被全部退回的噩运，也不得不支付高额的二次处理费用。如何有效防范“政治风险”，值得出口企业思考。

善用政策性保险优势，有效规避政治风险出口企业应当对政治风险引起足够重视，尤其是农产品出口，一旦出现政治风险，对农产品出口企业可能造成巨创。实践表明，投保出口信用保险是较为行之有效的保障手段。区别于其他国际ECA机构以及商业性保险公司，“政治风险”向来是中国信保的承保特色。此外，下列情形也属于出口信用保险政治风险的承保范围：例如，买方或开证行所在国家、地区禁止或限制买方或开证行向被保险人支付货款或信用证款项；禁止买方购买的货物进口或撤销已颁布发给买方的进口许可证；发生战争、内战或者暴动，导致买方无法履行合同或开证行不能履行信用证项下的付款义务；买方支付货款须经过的第三国颁布延期付款令等。

利用信保海外榘道，了解进口国政策变动出口企业在向中国信保通报政治风险时，应当提供政治风险发生的相关证明文件。然而，本案项下，由于被保险人未能在政府官方或其他公开网站上检索到相关规定，且互联网上新闻报道内容模糊，因此，出口企业在举证时遇到一定障碍。对此，中国信保发挥海外渠道优势，通过进口国当地律师向进口国政府了解并证实了这一规定的详细情况，从而为本案认定为政治风险提供了充分依据，体现了中国信保利用渠道优势为客户服务的宗旨。超级秘书网

政治风险论文范文第2篇

我国应对危机的公共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危机预防措施不到位

虽然现代危机具有突发性和不确定性，但是造成危机的许多因素早已潜伏在日常生活之中，所以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就要考虑到危机的存在和发生，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政府在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等各环节中都必须有危机意识，要强化现代危机的化解方案。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美国设立了联邦应急管理署，俄罗斯有直属于总统的紧急情况部，都有专门的机构来进行危机管理。而我国没有设置明确的部门或机构，也没有明确的分工，应对各种危机是各级政府部门的任务。在我国，虽然政府应急管理中已有了相关的处理危机的预案，但这些预案主要是针对危机发生时的处理，很少涉及危机预防方面的内容，危机预警系统还没有建立，因此，有必要在公共政策中体现应对危机的预警政策。

（二）公共政策评估缺乏危机化解的具体指标，监督不力

公共政策评估是公共政策系统的一个重要环节，可以了解公共政策执行后的绩效情况。而公共政策的评估要有一定的标准，目前，国内普遍运用陈振明提出的五大标准，即生产力标准、效益标准、效率标准、公正标准和政策回应度［5］，但该标准在实际评价时不太好操作。笔者认为，最好将评估标准量化，即将各标准具体化为指标来对公共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测量，但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起这样一套公认的指标体系。从西方有关公共政策的评估来看，它的政策评估之所以能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评估指标的科学应用，但是西方的指标体系中也没有有关危机应对的指标。

（三）公共政策缺乏系统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危机的种类、形式在不断发生变化，公共政策也要根据危机的变化而相应地进行调整，这样才能更好地应对危机。我国应对危机的公共政策主要表现为应急预案，并以法规的形式固定了下来，这样的公共政策虽具有普遍性，但这种单一的应急政策没有涉及危机预防、恢复、保障等方面内容，难以对危机进行综合治理；同时，应对危机不能只靠中央政府的统一指令，还要地方政府根据具体情况做出相应规定，中央与地方必须形成一个统一系统，而我国在应对危机时还缺乏综合协调部门；另外，根据现代危机的特点，尤其是现代危机全球化的趋势，公共政策要体现危机的全球意识，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要形成一个应对危机的国际体系。而我国的危机应对政策只考虑了本国本地区的情况，没有考虑国际环境以及与国际接轨的问题。

应对现代危机要构建公共政策系统

（一）预警政策系统

预防能大大地减少危机到来时的损失。虽然现代危机的发生有不确定性，但“现代化风险也有自身的逻辑”［1］33，也不是完全没有规律可循的。在预控、预防阶段做好政府危机管理工作，能够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收益。第一，要完备法律支撑体系。完备的法律支撑体系是预防危机的有效手段。政府在日常管理中要逐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各级机关、部门在处理危机中的职责，真正做到应对危机时有法可依，树立危机意识。尤其要完善危机的预防政策，对如何预防危机做出详细规定，突出预防的重要性。第二，建立先进的信息收集制度。广泛而准确地收集信息对于危机应对十分重要。从发达国家的公共危机预警政策来看，政府大都配备了先进的信息化设备，先进的设备使政府能对危机做出更加快捷的反应。另外，要使政府能及时的预防，信息的真实、准确尤其重要。一般来讲，政府的危机预警政策要强调快速、准确、公开，而现代社会的信息复杂多变，需要先进的信息搜集手段作为保障，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并以法律法规为支撑，培育良好的互联网环境。第三，建立公众的危机教育制度。政府平时要重视对民众危机意识的培养，并对民众进行经常性危机应对技能的培训，要广泛应用各种手段和设施来提高教育和培训的质量。另外也可以搞一些危机演习，增强公众的危机防范意识。

（二）应对政策系统

对现代危机的应对政策是公共政策系统构建的重中之重，对危机的应急管理已成为许多政府必做的工作。第一，建立政府负责的政策系统。我国应对危机应主要依靠政府，遵循在国务院统一领导下，设立专门的省、市政府应对危机的管理机构，各地方、各部门分级管理、分级响应，强化地方政府的“属地管理、就地消化”的能力，并促进各级政府机构的综合协调与合作，提高政府处置危机事件的质量。目前，我国主要是在部分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设置了专门的危机管理机构，并将危机管理作为政府的重要工作来抓，但是，我国中央政府仍无应急管理综合协调部门，广大中小城市和中西部地区也没有建立起常设性的、专门的应对危机的机构［6］。对于市一级的行政机构，要根据情况因地制宜地设置应急管理部门，从而使应急管理范围能辐射到县乃至乡村，以保障当前应急管理较弱的偏远农村能够满足最基本的应急保障需求［7］。第二，完善社会支持系统。应对现代危机要求多方协作、社会参与、特殊的政策和技术支持、强制性措施和专门性的行动，这都不是一般的常态管理所能够解决的，仅靠政府管理也是不够的，这就需要在政府指导下，积极培育和发展民众的社会支持系统，形成政府和社会共同应对危机的管理系统。社会支持系统可以由非政府组织、公民的志愿性社团、协会、社会组织、利益团体等组成，政府应给予他们相应的扶持政策，充分发挥其在危机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建立健全应对危机的社会支持系统，在全社会形成合力，才能更好地应对现代危机。

（三）恢复政策系统

经历危机之后，人和物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影响，所以危机过后的恢复管理也是政府管理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危机一旦得到控制，政府制定的恢复政策的好坏对人们的影响很大。第一，科学评估制度。危机过后一般都会造成一定的损失，所以要建立一整套针对危机损失评估的具体指标体系，对危机造成的损失进行科学定量的统计与分析。只有科学评估损失，才能正确、及时地对损失予以补偿；同时，科学的评估也为确立重建思路和是否启动应急资金作为援助提供了参考。第二，补偿机制。建立危机补偿制度，明确补偿的原则和操作办法，对危机造成的损害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价，并及时进行补偿。针对现代危机的特点，除了物质补偿外，在恢复政策中还要强调心理疏导，要加强危机中和危机后的心理辅导。危机过后的人们往往不知所措，心理很脆弱，这时有效的恢复政策对人们可以起到安抚的作用。

政治风险论文范文第3篇

公共政策公信力危机原因探究

（一）公共政策制定缺乏质量

政府政策信用危机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政策制定过程缺乏必要的民主与公开，政策价值利益取向与民众相背离。其二，对政策所要解决问题不明确，政策脱离实际，缺乏必要科学性和可行性，导致政策失信于民，得不到公众的信任。其三，政策制定过程中考虑问题片面，政策制定者存在个人认知上倾向性和局限性，缺乏全面性和合理性。其四，政策制定缺乏统一性和稳定性，上下级政策不统一，甚至存在相互矛盾现象，导致公众失去对公共政策的信任。其五，制定的政策缺乏必要的公平性和正义性，政策制定者在资源分配和利益调节上采取不同标准，导致政策调节出现“盲区”，以及界限模糊的灰色区域，势必产生政策漏洞。

（二）公共政策执行效率低下

第一，公共政策执行缺乏统一性。政策执行者对政策的认识存在偏差，导致在执行过程中发生自相矛盾的困境，造成政策无法得到一致、有效地贯彻落实。第二，公共政策执行缺乏稳定性。稳定的政策是政策公信力前提，政策朝令夕改、频繁变动，政策缺乏稳定性使人们失去对政策的信赖，从而漠视政策，导致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第三、政策执行过程缺乏公正性。部分政策执行者在执行过程中存在区别对待情况，丧失了政策应具有的公平和正义。第四，公共政策执行出现偏差，缺乏灵活性。一些政策执行者对政策不加分析，盲目机械照办，未能明确政策的精神实质，执行方法过于简单，使政策执行流于形式。

（三）公共政策主体公信力弱化

政策主体包含了政府官员以及参与制定政策的权威专家，当前，部分政府官员和专家在公众心目中出现了公信力弱化势头。其中表现为官员形象不佳，言行失当和不负责任行为。2011年“7•23”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的官方新闻会上，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回应“救援结束后仍发现一名生还儿童”时称“这只能说是生命的奇迹”；对为何要掩埋车头的质疑，王勇平回应“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行只能使公众寒心。而专家形象由于受到一些滥竽充数人士影响，使得公众对专家产生质疑，以致于专家公信力弱化，导致专家在参与政策制定和解读政策过程中失去了权威性，得不到民众的认同，甚至他们的参与和解读反而使公众越发对政策持怀疑态度。得不到公众认同的公共政策谈何公信力？

（四）信息不对称导致政策曲解

当前，信息不对称是危机产生及危机过程中常见表现形式，不论是信息缺乏还是信息过度传播，都可能引起政策客体过激反应，主客体之间信息完全对称只能是一种理想状态。部分政策主体利用政策的相关表述为自己谋取私利，打着对政策创新解读名义，将政策解读为对自己有利的表述，违背公共利益。这种对政策曲解做法，不仅仅使相关政策得不到有效地贯彻落实，更加损害了公众对政策的信任。而社会公众作为政策客体，由于信息不对称，不可能全面准确了解相关的政策，再加上缺乏专业知识和个人认知能力有限，很难对政策进行精确解读，且在解读过程中极易受到其他信息影响，造成对政策歪曲解读。导致公众很难全面地认识公共政策，或者对其评价产生较大偏差，由此可能会采取一些手段来反抗、抵制政策，进而影响政策公信力。

（五）危机应急机制不健全

公共危机具有突发性和不可预见性，部分政府由于危机意识淡薄，缺乏相应响应机制，危机处理方式失当。往往在发生公共危机之后，不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补救，使得原本只在较小范围之内影响不断扩大。2008年震惊全国的“贵州瓮安‘6.28’严重打砸抢烧突发性事件”，起因是一名17岁女生离奇死亡，由于亲属未得到满意答复，不屈不饶执著下演变成为一场震惊全国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倘若当地政府能够迅速查明该女生死因，及时安抚家属，或者在打砸抢事件发生之前能够采取有效的措施及时给予制止，那么也不至于演变成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公共政策公信力危机处理措施探寻

（一）加强政策制定的质量

政府在制定政策之前要进行充分调研论证，把民主决策机制引入政策决策系统，营造良好决策氛围。提高政策决策者和参与者素质，吸取广大公众建议，着力提升政策科学性、合法性、合理性、公正性和稳定性。制定政策过程要注重民主与公开，扩大政策主体范围，重视参谋咨询人员在政策决策中作用；真正落实听证制度，保障公众知情权和参与权，听取广大公众意见，完善公众监督机制；要努力提升政府形象，加强对官员教育，克服地方本位主义，勇于承担政府所应该承担责任和义务；做到真正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

（二）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率

公共政策执行要依托国家权力机关强势的公权力，而对这强势的公权力要进行依法限制，才能够保有相对人的正当权利和自由。目前有两点要尤其加以重视：防范自由裁量权滥用、严格依程序执行。政策执行中要坚持以人为本，注重人性化执行。在保证公共政策得以准确贯彻实施前提下，可以进行灵活的变通、因地制宜，保证政策灵活性和适应性，但是要严格防止政策主体出于谋取私利而对政策进行歪曲解读，从人文关怀角度出发最大限度地维护相对人及公众合法权益。

（三）提升政府官员形象

官员形象直接影响着民众对公共政策公信力信任程度，政府要加强对官员的监督，实行责任追究机制，对不负责任官员要严加惩处，以息民怨，以平民愤。同时要大力营造服务型政府，创建清正廉洁、高效亲民执行环境和官员队伍，降低行政成本，从而赢得社会公众理解、支持和信任。要重视公众监督作用，保障公众监督权力，对伪专家，假专家要坚决打击；相关法律要及时完善，例如，《食品安全法》规定对只谋取自身利益而不顾消费者利益的形象代言人追究其连带赔偿责任就值得借鉴。因此，《侵权责任法》可以对专家直接规定相关法律责任，对假专家伪专家进行严厉打击，整肃专家队伍，重新塑造起专家的权威。

（四）完善信息沟通渠道

危机因为具有高度破坏性而天然的成为公众关注焦点，也较容易被不法分子所利用，大为造谣造势，借此干扰公众正常判断，政府要加强舆论引导，掌握舆论主动权，发挥媒介在危机公关中的沟通作用，疏导公众情绪，引导公众正常判断。公开透明媒体报道既可以缓解民众紧张情绪，也可以使谣言不攻自破。政府还应当开展网络公关，在网络时代，一件微小事情经过网络的传播扩散，可能会演变成影响巨大的公众事件。因此政府在开展网络公关时要谨言慎行，一旦失误偏差，可能会损坏政府形象，甚至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政治风险论文范文第4篇

因此，应以缓进为原则，积极建立经纪人的自我管理体系以控制潜在风险。浮动佣金制迫使券商的整体利润水平摊薄，券商只有加强证券营销，扩大销售规模才有可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而证券经纪人=实践中，许多券商也将自己的经纪人组织称为营销团队或其他名称>制度的最大的优势正是它强大的营销潜能。经纪人制度=或称营销团队制度>是典型的进攻型经营模式。从本质上讲，它是通过改变传统营业部职员的激励约束制度来刺激强大的营销潜力，挖掘客户的潜在交易需求。在实践中，不少券商实际上将小型的营业分支异化为少数经纪人组成的营销团队，从而大幅度扩展了营业网点的覆盖面。从#$$$年开始，由原开封证券改制而来的新型券商富友证券建立了以经纪人团队为核心的营业模式，在仅有三家营业部的情况下大幅度地拓展了市场份额，引起国内券商的瞩目和竞相效仿?(@。但市场上亦能听到不少反对的声音，一些券商认为证券经纪人制度并非是适合所有券商的灵丹妙药，推行过程中的风险和阻力值得转型中的券商慎重考虑。本文主要讨论经纪人制度隐含的风险及其制度防范。

一、经纪人制度=或营销团队>的天然缺陷=一>经纪人的法律地位不明我国至今仍没有任何法律规范明示证券经纪人的合法地位，甚至正式的法律文本中根本没有证券经纪人这种提法。最初证券经纪人的得名来自对保险经纪人的模仿，许多券商推行这项制度时也充分借鉴了目前人寿保险经纪团队的管理体制?#@。由于法律地位不明，证券经纪人无法独立承担经营风险，证券经纪人的任何行为在法律上都将被视为其所属营业部的行为，转而由券商代为承担风险责任。营业部将原有员工剥离出来行使营销职能的目的就在于建立开放式的经营体制，通过经纪人团队的自发收缩膨胀来增加经营弹性，减少固定成本支出，回避市场风险。而事实上法律上不独立的经纪人组织反而可能由于自主性过强、疏于控制而加大经营风险。这种情况下，经纪人开发的客户越多，券商面临的风险就越大。典型的风险如经纪人代客理财造成的巨额亏损，可能远远大于经纪人营销增加的佣金收入。

支持系统建设滞后，恶性竞争难以避免经纪人营销体系的成功运转前提是将营销职能与金融产品的设计生产相分离，通过后台生产加前台销售的模式强化经纪人的营销效率，因而成功的经纪人营销体系对券商总部的后台支持系统要求是比较高的。虽然目前市场上亦有券商通过销售简单的“通道型”产品取得相对的成功，但我们认为，当市场上许多券商都开始推行这种营销体系时，继续依靠简单产品和缺乏支持的经纪人组织生存的券商将必然地走向衰落。由于传统营业部职员习惯于“坐商”角色，与营销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信息系统建设、研究力量组织等辅助销售的功能系统都必须从头开始规划，更无法有效地与前台销售力量结合。在支持系统滞后的条件下，急于拓展业务的经纪人团队面对客户并无真正差别化的金融产品可卖，那么其营销行为必然流于低层次的价格竞争，像寿险经纪人初期那样靠拉关系扩大销量。当市场上所有的经纪人都采取这种方式竞争时，营业部的利润将进一步摊薄，日益深陷价格泥潭。如果忽视价值型营销的理念成为市场中的主流，全部经纪人的营销合力会进一步透支客户资源的潜力，快速诱发客户与券商之间的信任危机，迫使证券经济市场的规模缩小，破坏证券市场的长期均衡。最终，看似简单的经纪人制度通过连锁反应，间接危及整个证券市场的价格水平和资金融通效率。这种大家都不愿看到的结局其实已有其他行业的先行者提供了丰富的教训，典型的如快餐业中的红高粱连锁加盟店。#

三、经营成本结构上的转换易于损耗人力资本的整体贡献经纪人资薪与业务拓展效果密切挂钩，客观上促成了营业部经营成本重心从固定成本向变动成本的转化。对习惯固定资薪结构的原有员工来说，与业绩挂钩的资薪结构往往意味着较大的风险，甚至实际收入的减少，从而易于招致员工的不满情绪。来自基层的反对力量虽然不如决策层的反对直接，但却会以间接的消极怠工、降低客户认同度等形式表现出来，这种消极的抵抗将会大幅降低人力资本的整体效率，而且易于使原本正确的投资决策日渐偏离正常轨道，影响高层推动转型的信心。

二、经纪人制度推行中的过程风险#一$转型方式选择不当的风险由传统经纪业务模式向以经纪人制度为主体的营销模式转型是一个充满变数的动态过程。由于国内大多数券商并没有控制营销组织的现成经验，在转型的初期必然会出现多方面的制度和管理漏洞。如果经纪人的服务质量跟不上，反而可能会使推行经纪人制度的券商的长期利益受损。券商出于激励原有营业部员工向经纪人转型的考虑，从一开始就会采取积极的营销措施提高客户的认同度和主动性。其中一些举措#如向主动转型的客户给予更高的佣金折扣和赠送价值不菲的礼品等$由于过于向有意转型的客户倾斜而易于激发未转型客户的不满，如果控制不力，反而可能加速客户向竞争者流失。

此外，积极的营销预期将带动有效的客户自发传播，而客户自发传播从而引起自发需求的假设可能由于传播速度过快而违背“以时间换制度”的初衷。转而接受经纪人模式的客户数量应在不同时点上与公司接受新客户的能力相匹配。实践中，通常人们容易头脑过热，忽视过程控制，采取激进的做法，诱使长期运营中积累起来的矛盾骤然爆发。当前市场上较成功的案例通常都是适应一定背景条件的，比如新设券商由于老客户的数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而采取存量客户竞拍的方式是可行的。而已经在地方市场上存续多年的券商如果盲目照搬，新老客户间的矛盾、营销人员之间的矛盾将成为成功推行的重大阻力。#二$总部与营业部之间的配合风险营业部与券商总部由于所处的决策层次不同，决策习惯上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经纪人制度的推行是与具体营业部生存发展息息相关的，从根本上说是由营业部的需求拉动起来的，只是考虑到营业部研究水平有限及视角过于微观的局限性，转型方案的设计和实施通常由券商总部统一规划实施。但这样的实施过程就存在着总部与营业部间的配合不当风险，很容易造成极端的现象，即营业部在转型方案的设计上毫无作为而选择听任总部安排。营业部不支持经纪人模式或消极对抗的风险亦值得转型中的券商重视。传统营业部与券商总部在地理位置上的分离使营业部难以得到有效监控，许多券商所了解的营业部情况仅限于营业部提交的财务报告。由此，总部制定的转型方案如果事先未能得到营业部的认同，可能将会给营业部管理者的既得利益带来不利影响，在实施中就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反之，若总部对营业部转型实施管制过严过细，一方面可能因缺乏对当地市场的直观了解而提出偏差较大的方案，另一方面会大幅削弱营业部执行的积极性。这种两难境地通常会迫使总部作出妥协，放宽对营业部的限制，从而造成营业部风险监控不力的局面。

三、经纪人制度风险的控制与防范#一$强化制度控制，建立经纪人团队的自我管理体系证券经纪人制度的双刃剑特性决定了必须要建立相应的风险防范制度以求与经纪管理体系相得益彰。如下图：可把风险防范制度根据时间序列的不同分成两类，一类是创设阶段的准入型风险控制方法，包括资格审核、创业基金制和完善的培训体系；另一类是经营阶段的日常风险控制方法，包括销售人独立核算制、经营风险准备制及营销管理总部的日常监控。创设阶段的风险控制制度主要是为了保证素质较高的营销队伍，分别对销售人的证券知识或经验、创业资金额度及市场营销知识作出一定要求，如富友证券规定：设立销售组织需由与公司签约员工所组成，创业基金不低于%万元（特殊情况经营销总部书面批准后不低于&万元），销售人员需经过总部组织的专业营销培训及考试后持证上岗’()。关于培训体系的建设，我们认为最有效的途径是借鉴寿险公司的培训体系或者直接请寿险公司培训人员参与。由于以往公司经纪业务是几乎没有营销概念的“坐商”，营业部员工普遍缺乏营销意识，因而建设培训体系的第一步，就是向销售人员灌输证券营销意识，从根本上撬动营销人员的理念。接下来，只要不吝给予业绩优秀的销售人员以丰厚的回报，树立榜样，销售人员之间互相竞争、互相促进的机制很容易自发地形成。经营阶段的控制制度主要是为了防止销售组织操纵客户资源、销售人诉讼损失及销售组织间恶性竞争或串谋欺骗公司的行为。

政治风险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证券监管体制监管风险自治能力风险转移

一、我国证券监管体制概述

我国的证券监管体制大致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一是在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前，证券市场由人民银行和地方政府管理；二是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监会成立后．由他们和有关各部委以及地方政府管理；三是证券法实施后的阶段。我国的证券监管体制总体而言是国家型监管体制和自律型监管体制的复合体。随着证券业的发展，我国的证券监管体制的缺陷愈加明显，表现为：

第一，证券监管主体定位不明确。在我国的证券监管体制中，国务院证券委是国家对全国证券市场进行统一宏观管理的临时议事机构，中国证监会是证券委的监督管理执行机构，属于国务院的直属事业单位。宪法并没有把相应权力授予非部委机构和事业机构。证券委和证监会存在的法律依据和作为政府部门设置的依据不足。

第二，证券监管机构的职责不明确。就我国目前的现状来讲，证券市场出现许多问题，如公司造假案、上市公司高管失踪案或携款潜逃案、大股东侵占公司资金案、非法操纵挪用客户资金案等无一不与监管不利有关，其主要症结是证券监管机构不积极作为造成的，原因是监管机构职责不明确，本该是积极作为的职责变为一种消极职责。

第三，我国缺乏集中、统一、权威的证券监管主体。国务院证券委是全国证券市场统一宏观管理的主管机关，但是他没有专职人员，很难履行管理职责；中国证监会是证券委的监督执行机关，其他有关部委如国家改革发展委员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以及地方政府等虽各有分工，但很难协调，出现政出多门现象。没有集中、统一、权威的监管主体则会出现互相制肘而又互相推诿的情况，使证券参与主体：j己所适从，证券规则之间互相矛盾，造成证券市场混乱。

第四，证券自律组织的自我规范、自我约束程度极为软弱。我国的证券业协会形同虚设，上交所和深交所作为同一层次的交易场所，为争夺上市公司，互相之间展开恶性竞争，无法对会员公司实行自律管理。这是因为自律规则不完善。证券组织内部机构不健全，而最主要的原因是证券监管机构的过多干预抑制了自律组织自身的发展和完善，没有把本该他们自己解决的问题放开手，使他们自身产生了依赖性和惰性，当然同时也抹杀了他们自身的创造性。

二、我国证券监管体制变革的具体措施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我国现有证券监管体制的最大症结是政府和市场不分，证券监管机构职能和自律组织的本职不分，证券监管机构管的过多、过宽。笔者认为，我们应借鉴英美国家的成功经验，明确界定自律组织和证券监管机构之间的分工，凡是能通过行业自律组织解决的问题就由自律组织解决，充分发挥自律组织在风险防范中的一线缓冲作用，避免证券监管机构始终站在风头浪尖，承受过大的社会压力，逐步建立以自律为基础，政府监管为主的监管体系。《证券法》和《公司法》的修订就是这一思路的极好体现。

第一，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这是公司实现自治的基础。(1)修订后的《公司法》突出了董事会的集体决策作用，不仅增加了董事会的决策范围，而且《公司法》根本改变了董事会的决策机制，公司的董事会再也不是董事长一人说了算，而是集体决策，既防止公司个人专断，又导致公司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从另一方面说，也强化了对董事长的权力制约，保护了其他董事的利益和决策权。(2)修订后的《公司法》强化了监事会的作用。《公司法》增加了监事会的职权，还明确规定监事会有对董事会提出质询和建议的权力。这样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更加合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三者之间形成了相互分工相互制约的关系，从而使公司的法人机制更加健全，为公司自治奠定了基础。

第二，增加公司自治内容，这是开启公司自治的开端和尝试。(1)改变原有的最低注册资本额的规定。这不仅活跃资本市场，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市场，也给予公司更大的活动空间，无疑对公司的自治能力提出更高要求。(2)修改后的《公司法》把公司向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公司净资产的50％提高到70％，这一改变既保护了交易相对人的利益，也便利了公司的投融资活动，赋予其更大程度的自治，政府及监管机构不再过多的加以干预。(3)公司的上市、暂停和停止不再由公司法规定，而把决定权交给了证券交易所，这是一个极大的转变，这也就是说中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要以更加超脱的地位来对证券市场进行管理，不再干预。

第三，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这是证券市场自律性的基础。所以，《证券法》的修订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1)在法律上确认证券发行保荐人制度，保荐人制度的实质就是证券发行担保制度，其目的在于减少证券发行风险。(2)增加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诚信义务的规定和法律责任，以防其通过各种手段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减小证券市场风险。(3)引入预披露制度，拓宽社会监督渠道，要求首次公开发行的申请人预先披露申请发行上市的有关信息防范发行人采取虚假手段骗取发行资格。

第四，健全证券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这是证券市场平稳运行的保证。修订后的《证券法》要求证券公司采取有效隔离措施，防范公司和客户，不同客户之间的利益冲突；严禁任何机构或者个人以任何形式挪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客户证券帐户下的债券、基金、股票等证券资产；证券公司必须将客户的交易结算资金存放在商业银行，以每个客户的名义单独立户管理。

第五，规范证券交易秩序，这是加强证券市场自治的保障。(1)关于公开发行，在立法上首次界定公开发行的含义，从而使证券发行更加明确，更加有法可依，这是规范证券市场秩序的第一步。(2)立法对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增加了“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这一概念。禁止内幕交易的力度加大，从而减轻证券市场的外部风险，加强安全性。(3)关于操纵市场，修订后的《证券法》删除“获取不正当利益或者转嫁风险”这一目的性要件，使得操纵市场这一行为更加容易认定，其范围进一步扩大，这有利于证券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第六，赋予证券交易所更大的自主权，这是实现监督风险转移的关键。证券交易所是证券市场的组织者，为证券发行人提供筹集资金的场所，为投资者提供证券交易的场所，直接面对上市公司、投资者、证券商和广大中介机构，能够对证券交易进行实时监控，这种特殊的角色、职能和优势，客观上要求证券交易所承担起对会员公司、市公司、证券交易的一线监管责任，扩大交易所对交易市场运作与异常波动的实时监控舣和调查权；建立交易所对会员公司的常规审查和定期抽查制度，发挥其信息优势，及时发现风险隐患，保证证券市场在正常的风险状态下运行。这次证券法修订的最大亮点是增加了证券交易所对不予上市、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的决定权。《证券法》也不再规定集中竞价的交易方式，改为由证券交易所去规定，把本属于他们的权力进行归位，这解决的就是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问题，也是监管风险的转移问题。超级秘书网

三、我国证券监管体制变革之意义

第一，监管机构定位更加准确。我国的证券市场本质上是一个典型的政府隐形担保市场，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形成了一个隐性的契约，即政府以国家信用的形式对证券市场的发展进行担保，这种担保没有体现在正式的契约之中，而是通过国家对证券市场的发展战略，制度安排和风险控制来体现，通过一系列对市场的行政干预和政策调解来保证市场的运行与控制市场风险的高度聚集。但是这些导致了市场畸形发展，过度投机，面临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的定位是解决这砦问题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