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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毕业论文

语文毕业论文范文第1篇

高考语文测试理念缺失探析

一.从一些统计和调查谈起

(1)教师评定(前20名左右)与高考成绩相关性统计(拟作)

(笔者以为教师的评定应该是一个较好的效标,美国的很多大型关联效度调查都以老师对学生一年以上的观察作为效标)。语文应该最差。

(2)学生成绩波动性调查。(拟作)

语文的波动性肯定最大。

(3)对中学语文教师的调查采访(拟作)

对语文高考命题科学性的认识采访一些参加过高考阅卷的老师(评卷误差)

并调查中学语文教师的处境

(4)对大一新生的调查(拟作)

(主要就高考各科命题的效度进行调查。先给学生一个通俗易懂的“效度”定义---能测量出你真实水平的程度。然后让他们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请你按照效度水平给高考各科排序;按成绩波动性排序.)

(5)高考成绩与大学成绩相关调查:

语文“高考成绩与大学成绩相关极低”,说明语文“高考的预测性很差,作为一种选拔性测验现行高考是不成功的”(转引自北师大心理系高考研究组《改革高考,更加准确有效地选拔人才》第83和89页)(再查出处)

(6)历年的高考抽样统计结果

已有93、97、98(在自抄的信纸上)、2000(在小笔记本上)、2002年的,无论信度效度(好像没有公布)标准差(反映考生成绩离散程度,即试卷的区分功能,在150分的试卷中标准差20分以上说明离散程度较好。),还是成绩的正态分布曲线,语文都基本上是最不理想的,而且和其他科(尤其英语和理科各科)相去甚远(语言测试略低一些可以理解,低得太多,就需反思)。

官方对于低信度的解释往往是:语文属于异质性测试(国内的确也作过一些这方面的调查).我们不禁要问:为何国外的语文测试信度比我们高得多呢?为何高考英语试卷的信度往往是各科中最高的呢?再者,我们用来作异质性调查研究的试题其命题和批阅质量(尤其作文批改的误差控制)有足够的担保吗?

而且,我国每年的高考抽样统计公布都缺少最重要的一项统计指标:效度.(效度测起来的确更复杂更麻烦,但并非“没有数学方法,只能靠定性分析”.分析请参照后面的“实践性缺失”一章.)

“信度比效度更容易证明,所以附在测验一起的技术说明通常只报告信度数据。测验发表者打算通过显示信度而暗示其效度。这种做法不好,它只是做了一半的工作。”(出自小笔记本-书名作者待查)

另外,许多知名专家学者不止一次对语文高考测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我读了,非常吃力,首先是弄懂题目要求就费了极大的劲,有的至今也没有弄得太清楚……"(钱理群评1998年高考试题)

"语文综合能力强的学生在高考中反而得不到高分"(待查)

钱梦龙也指出:现在的语文考试测不出学生的真实水平.

顾德希:“从十几年来我所教的高三学生来看,每年总有不少于四分之一的学生,语文高考成绩与平时成绩存在较大反差.尽管这比十几年前已是不小的进步(以前误差更大),但问题仍然是严重的。”(<<中国考试>>2002年第三期<<学科能力等级研究与素质教育>>)

“现在优生得分不高差生得分不低的现象越来越突出…学生的积极性受到了严重打击。”(李群、张中环《关键是怎样操作》《中学语文教学》2003,6)…

每一个理智的语文工作者应当承认,我们的语文高考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其信度和效度离语言测试科学化的要求尚有很大差距,迫切需要改革.

笔者于高中语文教学一线工作九年有余,深感执教的困惑和艰难。我对于高考语文测试最大的不解在于:学生高考成绩与其平时成绩和能力(老师对自己起码一半左右的学生还是十分了解的)严重不符-其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各科,波动幅度之大,范围之广怵目惊心。

反思是枚苦涩的果子,也是语文界同仁不得不品尝的果子。大发牢骚没有用,怨天尤人没有用,摆出一幅任人宰割的架式只会使问题更加严重。我们应当首先虚心听取别人的批评,然后静下心来,仔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分析,进而拿出改进措施。

令人遗憾的是,五六年过去了,批斗余音犹在,认真的反思,尤其是业内人士的脚踏实地的分析研究寥若晨星,高考测试问题依旧。

笔者不敢称内行,仅凭自己的一些体验和调查,试图对高考测试信度和效度不高的原因作些反思。笔者以为,之所以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肯定与命题指导思想上的缺失,制度建设不完善,很多工作环节欠科学有关。

传统偏见、习惯势力、既定的规范、固有的理论、盲从的心理,把我们禁锢在狭小的天地里。本文主要就命题指导思想方面作些探讨.

二.测试指导思想方面存在的问题

以我看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过于相信经验,测试理论欠缺

我国的高考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命题人员普遍缺少足够的系统的科学测试知识,或是不大买测试理论的帐;测试理论专家往往对语言学科的特点又不是非常熟悉.他们依靠的主要是经验.

譬如,试题命制完成后的预测分析,各种标准化测试量表的研制(量化研究不可或缺的工具,其严谨的编制程序与信效度检验,使测量的品质得以确保--邱皓政《社会与行为科学的量化研究与统计分析》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8第一版)以及考试完成后成绩的统计分析和解释(“西方发达国家十分重视考试成绩的研究开发利用。如,美国每年对大学入学考试成绩的统计分析就达几十种甚至上百种信息资料,然后将其分送给考生毕业中学和政府有关部门,作为中学教育教学和政府制定相关政策的参考。”(马文卿刘文超著《中国高考走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3,一版,121~122页)),这些环节都十分欠缺.这就使得我们很难有效地控制试题的各项指标,不能及时的吸取往年的教训并迅速的作出调整.我们的高考改革步伐缓慢,试题多少年难以改变模样,与此有直接关系.

“我国高考工作者由于缺少教育测量学的理论与技巧,主要凭经验进行工作,在试卷编制上一般只有初步的编制计划及按这初步计划编写试题的简单步骤,试卷初步编成后,不经预测和数量化分析,只由编制人员根据经验作一些主观的讨论、审核,即交付使用.致使试卷编制者本身对他的各项指标心中无数,造成历年来高考难度波动很大,甚至还有出错题目或出题不当的情况发生.”(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高考研究组《改革高考更加准确有效的选拔人才》)(出处再查)

实行了十几年的高考标准化考试竟然仍采用老掉牙的原始分相加的方法来计分,说明我们的测试理论是多么的欠缺.“很多实行了标准分制度的六七个省份已经取消(山东省于2001年取消)或正在取消,据说原因仅仅在于某些领导欠缺基本的测试知识.”(马文卿刘文超著《中国高考走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3,一版,32页)“症结主要有两个,一是统计测量理论没有为高层决策者所熟悉;二是大众对其陌生排斥。”(马文卿刘文超著《中国高考走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3,一版,118页)

国际上的语言测试早已发展到第三个阶段--“交际测试”(communicativetesting)阶段,而我国的语文高考测试仍停留在第二阶段--心理计量-结构主义测试(psychometric-structuralisttesting)的初期,仍然在围绕着“要不要选择题”“语文测试要不要精确量化”等本已无需再争辩的问题纠缠不休.

“交际测试”以完形填空、短文听写等题型为典型特征,强调语境中运用,侧重考查学生运用语言的灵活性,对能力认识更为全面深刻。而我国的语言测试在这点上几乎为空白.

“高扬科学的大旗,…走出行政性评价的窠臼.…评价方式上力求创新,走科学评价的道路,既要做到伦理的善,更要做到逻辑的真和形式的美.”(孔祥沛《浅论传统文化对我国教育评价制度的影响》《教育科学研究》年月待查)

(二)重书面表达轻听说阅读

中国古代相对封闭的社会实际以及重人文轻科学的传统,此外还有“以文取士”科举制度的影响,使得“写文章”得到了高得不能再高的社会地位,所谓“天子重英豪,文章授尔曹”,而“听说”“阅读”却被大大的冷落了。此种偏差时至今日依然相当严重,并在语文高考上体现出来。

高考试卷中一篇作文几乎占据半壁江山(60/150),而意义非常的听说测试始终不能提上议事日程。(我们的高考第二语言听说测试早已起步,而且也积累起了不少经验)

这种偏颇的测试方式,远远不能满足现代信息社会的需求.在现今社会,“听”“说”“读”“写”四种语言活动中,“写”的地位应该是最低的,前三者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后者.“据专家研究,听说在一生的语言活动中占到75%,而读写只占25%.”(吴昌顺<<语文教学需要科学化>>,出自<<中学语文教学>>2000年第九期)

而传统观念里,“读”也是从属于“写”的:“中国以前所谓‘读写结合’只不过是把读物作为写作的样本,作为一种仿效的对象.所谓的‘读’,只是揣摩作者是如何‘写’的.阅读教学,也只是把教材作为一种写作的模式加以分析,以便对写作有所裨益.这种观念,实质上是以写作为中心,阅读不过是写作的附庸.”(章熊<<中国当写作作与阅读测试>>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10第二版47页)

国外多数国家的语言测试则不然,其比例很注意和社会的需求相吻合.听说测试受到高度重视,而且很多国家也举办的非常成功.此外,阅读测试在书面语言测试中的分量也远远超过写作测试.以美国的SAT(相当于我国的高考)为例,其阅读领会能力的考查占总分的51%,阅读短文为五篇(以前为六篇),字数约为2500~3000字;而我国高考阅读领会短文大致为两三篇,字数约为1000~1500字,分数比例也低得多。我国高考各科中试题命制科学性最高(有统计数据为证)社会信誉最好的英语科试题阅读的短文数量达七篇左右,占总分一半还多。

而且,现今写作能力测试模式迫切需要改革的最重要的理由是:它是导致语文高考信效度不高的罪魁祸首。原因很简单:我们的作文评阅虽经不断改进,但主观误差始终得不到有效控制。

“九十年代初,有关部门曾经连续做过几年研究,结果表明高考语文试卷中的主观性试题(主要是作文)误差达到总分的40%,尽管我们采取了多种方法(制定作文评分量表,计算机监控评分等)…但误差仍然较大。”(张伟明《高考语文科考试内容与形式的改革》《中国考试》1999,1期)

作文的评分误差巨大是个不争的事实,很多的调查早已给出了骇人的评分差距.但笔者认为,在大规模考试中,误差还要大得多,因为这里面有个“动机效应是值得注意的。黄煜烽等人的研究中曾经让一位教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两次批阅同一篇作文。第二次批改时,作文前加上‘组织教师批改这篇作文的目的旨在测试语文教师对学生作文水平的鉴定水平,以此作为衡量教师批改作文能力的指标’这样一段话作为动机暗示。结果,第一次评85分,第二次评72分,相差13分;第一次的评语是‘文章结构完整,用词恰当,注意了旁征博引,语言老练、简明’第二次的评语是‘本文结构欠严谨和完整,观点和材料不尽统一,语言上也有毛病’,从肯定变成了否定,截然相反。”(章熊<<中国当写作作与阅读测试>>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10第二版69页)

高考阅卷很大程度上还带有大锅饭性质,监督不严,建立老师评卷档案等工作几乎为空白,阅卷老师的认真度是有限的;而应付调查时,作为调查对象,因为特别在意调查结果对自己造成的影响,必然慎之又慎,再加上调查时的劳动强度也无法和高考这类大规模考试相提并论。

高考作文评阅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1)投入少时间短,导致劳动强度大

时间过长会增大误差,但太短更会草菅人命.由于时间太短作文批改打保险分的现象非常严重

“《南方周末》曾对高考阅卷作过报道:近30万份作文,规定180位老师在10天内改完,除去每天高温休息一小时,其余七小时不喝水不上厕所不与人说话,在每篇作文上也只能停留70秒。”(李群、张中环《关键是怎样操作》《中学语文教学》2003,6)

“集中全日阅卷,根据各试验省份的经验,以日平均90份左右为宜”(章熊<<中国当写作作与阅读测试>>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10第二版265页),实际的批阅数量若干倍于此.

(2)趋中主义

.评分既不高也不低,高度集中在中部偏上的狭小区间内,既能够保证阅卷速度,又不容易让复查人员抓住把柄.

“据江西戴海崎、曹绍游就1987年高考试卷随机抽取的2700人样本统计,二类卷和三类卷占总数的86%,一类卷和五类卷合起来仅占6.6%,四类卷占7.4%,成峰值极高的偏态分布…产生的原因大约有两个:一是‘打保险分’,二是连续作战统一疲劳,反应的灵敏度降低,区分能力减弱.、据江西省1990年高考阅卷7月13日、14日和十六日三天的抽样统计(样本数一千左右),平均分从22.69分(满分40分)上升为24.33分,标准差则从7.67降为5.97,说明分数的离散程度越来越小,趋中倾向越来越严重。”(章熊<<中国当写作作与阅读测试>>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10第二版67~68页)

(3)思维定势:

由于阅卷强度过大,所以文章的书写、篇幅、谋篇(开头结尾的安排受到格外重视)等外在因素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考生的得分。主要由这些因素构成的第一印象一旦确立,就很难再改变.

(4)责任心差

很大原因归咎于制度不全监督不力.这儿既有阅卷老师的责任心问题,也有复查领导的责任心问题.

“有的阅卷的研究生经常迟到早退,‘一位女博士戴着随身听,一边听音乐一边改卷’;‘一高校的副研究员不知为什么年年来阅卷,它改作文判分一半有误,有一次查他改的三篇作文,总误差竟达三十多分’;一位老师30份作文错判十分以上的有三份(那一年是40分的大作文)…有一本30份的作文几乎全是42和43两个分数。有个组长表扬一个青年教师,说他一天改了二十多本作文…复查能挽救几个人呢…每次阅卷结束时,心里都很沉重。”(李群、张中环《关键是怎样操作》《中学语文教学》2003,6)

目前的高考写作测试模式必须改革,而且,此改革是切实可行的。国外的成功经验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改革的方向当然首先是增加听说测试;其次,是改变大作文占分过多的局面,途径又有二:(1)大作文题转化为小型作文题(有两个小作文的语文试卷信度效度明显高于一个大作文题的试卷)和各种灵活的主观题(2)使用客观题来考查写作能力.

围绕是否继续使用选择题的争论,尤其是对使用选择题来考查写作能力的争议.美国最大的考试研究机构教育测验服务中心(ETS),从1954年起进行了长达三年的试验研究。考试的有效性标准是语文教师对学生作文水平一年或一年以上的观察结论。结论是:SAT(学习能力倾向测验,主要是客观题)的效度最高,与语文教师基于长期观察对学生写作能力作出的主观评价最一致;其次是由客观性试题组成的ECT(英文写作水平考试,全为选择题),最差的是由作文题目组成的GCT(普通写作测验,两个小时的作文考试)。(D.Owen:Noneoftheabove,Rowman&LittlefieldPublishers,INC,Lanham,1999,27~29页)“正是基于这样的研究,才使其后的40年中客观性选择题成为美国语言能力测试的主要题型.”(谢小庆《谈语言能力的考查》《中学语文教学》2003,6)

有人质疑:现在的国际趋势是增大主观题的数量,特别是增大作文的分量,咱们怎么能逆国际潮流而动呢?这儿有一个前提,国外主观题的评分比我们更有保障。尤其是国外作文量化水平较高,评分的客观化程度较高.(电子记分员的启用明显提高了打分的客观性)

“美国长期使用选择题,出现了‘高分低能’的现象,转而求助于主观性试题.我们始终主要采用主观性试题,结果导致了更加严重的‘高分低能’,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于新凤《考试学引论》辽宁人民出版社)

由此看来,题型的选择未必是测试中最重要的因素.相对而言,试题的命制水平、施测的标准化水平和客观化水平应该是更重要的因素.

还有人说汉语和英语等语言不同.的确,我们承认汉语的弹性张力模糊性是更强,但我们同时认为:同为语言,汉语和其他语言没有质的差别,夸大这一点就缺少了最起码的科学态度;而且,作为量化集中体现的测试,更不宜在模糊性上大做文章,那样只能使得试题变得更加玄乎其玄.

有人担心,降低大作文的分值势必影响中学作文的教学.当然,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但审视现在的中学作文教学,我们不仅充满了疑惑:(1)我们的应试作文都训练了些什么呢?很多中学将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新八股’的制造上了,形式主义泛滥,作文教学日益走向死胡同。“‘三个一’工程”(即写一手好字,拟一个好题目,起一个貌似不俗的开头)长期以来风靡全国很多地区,一点也不令人感到奇怪.(2)看看我们学生的作文就知道我们投入了那么多精力大搞特搞的作文训练究竟有多大成效.以笔者看来,灵活多样的写作能力测试方式(通过听说测试、各种类型的主客观题)对中学教学的引导作用或许更好.

总之,提高作文测试信度效度的途径主要有二:(1)加快主观题(尤其作文)评分的客观化进程(制定科学的评分量表;尝试无纸化评阅-广西在这方面已有较为成功的尝试;启用电子阅卷员等等)(2)主观题型的客观化

而且,就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后者可能是近期内比较可行的办法.

(三)实践性缺失

前面曾提到语言测试理论的欠缺,实际上,相对测试理论而言,我们的高考更欠缺的是实践性.

我国传统重主观体验,轻客观实证,加上“官本位”和“大一统”思想的影响,我们的测试向来不大善于从实际出发,思维行事从来就是一种“自上而下”式的,上层的官员专家多凭自己的学识和对下面有限的了解,想当然的组织测试。

“‘德性’文化传统使得评价更多的是一种人文主义的评价模式,过分强调了评价的民主性和伦理性,而忽视了评价以客观事实为基础的原则.”(孔祥沛《浅论传统文化对我国教育评价制度的影响》《教育科学研究》年月待查)

我国政府及团体组织的大规模实际调查与国外相比少得可怜.我们的借口总是很多,但我看主要原因是惰于实践,譬如,关联效度的调查研究,我们的借口总是效标难以确定.实际的原因是懒于尝试,怕麻烦,不敢直面现实改革.美国的很多大型关联效度调查都以老师对学生一年以上的观察作为效标.笔者也觉得,将教师综合评估的一部分学生的平时成绩(比如说每班选二三十名,最少基于一年以上的观察)作为效标,来衡量高考成绩的有效性,可能是个不错的参照标准。可惜没有人深入做调查,偶尔有人尝试,要么浅尝辄止,轻率结论;要么阻力重重,不得不放弃.(在我国,民间性质的调查由于种种原因更是难上加难)

1.试题内容和测试方法忽略学生实际

(1)对课本的彻底抛弃

在我国目前这种‘一考定乾坤’的人才选拔制度下,彻底不考课本,只会导致抛弃课本;无本可依、见效缓慢(再加上成绩偶然性大),只会导致放弃语文学习.

多年来高考命题在内容选择上有一个指导原则:所选材料应主要来自课外,以测试考生运用已知知识来解决未知问题的能力。应当说这一原则是对的,但笔者认为近些年的高考命题在这一点上做得有些绝对,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中国的国情。“主要”不是“不出”,近十几年的题目几乎杜绝了课本上的内容。这导致了高中生不愿意上语文课,不重视语文课文学习的现状。

笔者想提醒命题者的是:语文考试不应完全模仿数学类考试--定理公式是课内的,题目完全是课外的。(这样,只要学生学好了课本,就能考出好成绩.语文呢?课本对于考试的作用微乎其微,学与不学差不多.)语言的学习毕竟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譬如说,名言佳篇的背诵默写就完全是考查学生的记忆情况,这往往是语言学习和语言测试所必不可少的。

语文学科平时的教与学缺乏一个有效的抓手和平台,由此导致语文课本使用的困惑和混乱.(有些学校甚至用一年的时间就能完成三年的任务)

语文是应该更开放更灵活,但目前的国情是:大学尚不能普及,大学入学选拔只依靠仅有的一次考试,全国各地发展状况极不平衡,高考竞争依然激烈;此外,语文高考测试科学化水平较低,学生成绩波动太大太经常.鉴于此,掌握好试题的开放度和灵活度就显得尤其重要.否则,学生必然会将语文学习时间转向其他学科.

并非只有考课外才能有效地区分学生。课内知识一定比例讲究方式的考查,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中学语文无本可依的尴尬,而且照样能够测出学生的真实水平.举个例子,考成语,完全可以从中学语文课本内部出些题目,选学生学过的常用词语的常用义项,改变语境,进行考查.

(2)远离学生实际

高考语文测试,既不能离开语文学科的特点,也不能脱离高中学生的实际--政治、科技、文化类已有的学科基础知识以及他们生理心理的发育状况.

我们的高考命题却常常忽略这一点,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专业化”“成人化”倾向

很多现代文阅读题内容具有明显的专业化倾向--古文化探源、诗的哲理、基本粒子中的中微子、智力结构模式、应激激素和迷走神经等等,离学生的生活太远.

科技短文考查力度的确应该加大,这符合现代社会的需求.但有一点必须要搞清楚:我们必须在平时的教材里和学生的生活中,补充大量的科技时文,有了这个铺垫,学生在考试时就不会感觉到突兀.然而,我们中学的教材编排和教学活动,在这一点上做得很不够.“国内教材忽视现代科技时文不能不说是个遗憾.而国外更加注重从现代社会的实际需要出发选文,以培养学生的现代科技意识,增长学生的现代科技知识,增强学生对现代社会的适应能力…他们的选材内容十分广泛,几乎涵盖了生活的各个方面-报刊新闻,规章条文,科技说明文,推理小说,科幻小说都进入教材.例如法国有一套语文阅读教材,每册十几个单元都有个中心主题,其中包括‘现代生活’‘科学技术’‘时代问题’等等.而国内仅有的说明文大多是些实体说明文,涉及现代科技的是少之又少.”(张承明《中外语文教育比较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10第一版)

此外,很多阅读文段的文字表达和中学生的实际生活距离遥远.“以往往往选择二三十年代的文章,这些文章在词语的用法上与现代人有些差别,文章中的一些背景知识学生不了解,这就增加了学生答题的难度”(张伟明《再谈语文到底考什么》《语文教学通讯》1999,2)

“前几年高考中出现的成语误用和病句,材料大多来自报刊杂志,应该说他们是专业编辑人员认可或通过的东西,虽有不当之处,但很隐蔽,一般人看不出来,而且也不十分影响表达,有的则完全是大学中文系语法教材里面的例子,拿这些东西来考涉世未深的高中生是勉为其难的…决不是要所有的学生都成为语言学家或语法学家.”(《语文教学通讯》2001,22期,盛华明《让语文考试更贴近实际》)

作文命题“政治化”“成人化”等倾向,无意中加重了学生“说假话”“空洞无物”的弊病,从而又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作文的区分度(都觉无话可说,都撒谎瞎编).试看下面一些题目:“毁树容易种树难”“致光明日报编辑部的信”(关于环境污染问题)“树木·森林·气候”“议论‘花与刺’”(关于辩证的看待事物)“‘近墨者黑’或‘近墨者未必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看‘截肢’漫画写感受”(关于责任心问题)“读材料‘红雨衣踢碎玻璃罐’写感受”(关于社会公德心)“坚韧-我追求的品格”“诚信”“心灵的选择”…

我们的高考作文承载了多少“政治教育”“道德说教”的重任,承载了多少成年人对于年轻人的良苦用心!

然而,这些用意到底能产生多少实际效果,有谁做过实际的调查研究呢?

看一看我们的孩子们作文时苦思冥想来适应成年人思路的痛苦模样,看一看高考作文试卷上几乎千篇一律的翻来覆去重复着的空话和为了赢得高分编造出来的一个个‘凄惨’的故事,看一看孩子们“谈作文色变”避之唯恐不及的神情…

我们为什么不去反思自身的问题,而是一味的批评孩子们没有实际生活感受,写作能力差呢?

2.命题对阅卷执行实际缺乏足够考虑

我们的阅卷情况很不理想,这是个不争的事实.要提高命题的科学性就必须充分考虑这一点.

从理论上讲,主观题相对客观题目应该具有更高的效度,但从批阅实际角度来看则不然.既然高考试卷的首要职责是区分选拔学生,那么我们为何反而忘记了根本而去追求表面的科学呢?

关于作文的问题及改革方案,请参照上文.

3.制定的作文评分标准缺乏可操作性.

我们制定的作文评分标准貌似科学,很难落实,以至于阅卷老师们试批时或批阅之初,还按评分标准打分.之后很快就又回归到打一个囫囵的总分的老路上去了.批阅时间短,劳动强度大,制定的标准形同虚设.

4.阅卷教师的选拔标准缺少实践调查的支持,多凭想当然.

我们缺乏科学严格阅卷老师资格审查制度.

“1991和1992年,河南省招办和河南大学教育系、中文系联合对高考阅卷人员的组成问题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结果出乎一般人预料,也是令人深思的。结论是:高校教师、职称高的老师、年龄大的老师评分误差明显大于中学教师、职称低的老师、年龄小的老师。”(章熊<<中国当写作作与阅读测试>>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10第二版70~72页)

由此可见,我们平时想当然的观念里面潜藏着多少主观臆想的成分,我们的行动多么缺少实际调查的支持!而现在很多省份的高考阅卷仍然主要由一所大学承包(阅卷老师主要由大学老师及一些硕士生和博士生组成)的事实,说明了我们的有关部门是多么不重视此类的调查研究(此后没再做类似的调查研究),改革是多么的困难!

(四)“数量”观念匮乏

国人向来重主观体验轻理性实证,重定性分析,轻定量研究,语文因而长期停留在一种“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扑朔迷离的状态。语文的量化水平低下,语文效率很不理想.

叶老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曾呼吁,对学生语文方面的能力“必须达到什么程度”,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从而“形成一个周密的体系”.可惜的是,这种心中无数的状况至今没有多大改变.

无论是教学大纲,还是考试说明,都十分缺乏量的规定.教者只能凭感觉,凭大致的把握.这样的教学也能培养少数的语文精英,却绝不适合大批量的生产――我们中学语文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大批量的具有合格的听说读写能力的现代青年,而不在于培养少数的语文精英.

“效率”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量化”是“规模效益”之必需,无“规模效益”何谈高效率?

自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以后,科技的发展更加日新月异,人们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办事效率也越来越高--需要更快的处理更多的信息(尤其是高速膨胀的科技信息).语言的学习运用以及测试理应紧跟时展的步伐.我们祖上传下来的语言学习和运用上的“体悟症”“探究癖”理应遭到信息化社会的唾弃.处理语言信息的敏捷性和灵活性应该是语言测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目标.

顾德希说:“母语教学如何适应现代化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数量”这个概念,在语文界乃至我们整个社会都十分缺乏.鉴于此,有必要再重新认识几个概念.

1.再谈“量”“量化”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质”是一事物成为它自身并区别另一事物的内在规定性,“量”是表示事物存在的规模、程度、速度以及构成事物要素在空间中的排列组合等的数量的规定性.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质是具有一定量的质,量也总是一定质的量,一定事物的值总以一定的量来表现,世界上不能量化的质是不存在的.因此,只有既作定性分析,又作定量分析,才能正确认识事物.

按一般规律,社会科学的研究由定性到定量再到二者结合,是学科成熟的表现,是其科学化的表现.

“量化,简单的说就是要数字化,即用数字说明问题.它具有客观性,准确性,广泛性(建立在大量抽样统计的基础上,远胜于个案分析),深刻性(描述和解释是基础的,预测和控制才是科学研究的最高目标,这些都要借助于量化),普及性”(佟庆伟等著《教育科研中的量化方法》)

量化标志着分析方法的科学水平,其主要功能是实证.而且,量化研究早已成为当代社会与行为科学的强势典范

“人类追求知识的活动,逐渐从启蒙运动之后的唯心传统,配合19世纪末数学与逻辑的发展,走上一条量化、实证、非历史、非心理的科学实证典范.以数学为基础的符号逻辑思考体系,取代了亚里斯多德以来的形式逻辑概念,发展出以量化研究为主轴的科学研究典范.…实证主义下的符号逻辑思考体系,仍是当代科学研究的主流思想,量化研究仍是学术训练的主要研究方法.”(邱皓政《社会与行为科学的量化研究与统计分析》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8第一版)

桑代克和麦柯尔有两句名言:“凡是客观存在的事物都有其数量”“凡是有数量的事物都可以测量”(转引自范伟达《现代社会研究方法》复旦大学出版社)有些事物现在不能量化,只能说明量化的水平还不够,将来某一天肯定能量化.

“马克思说:一门科学只有成功的运用了数学时,才算真正成为科学.”(孙建军等著《定量分析方法》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9第一版,第三页)

“科学的本质是数”(笛卡尔)“宇宙这本书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没有它们,人就在一个黑暗的的迷宫里劳而无功的游荡着.”(伽利略)(转引自郭俊义《广义量化引论》江西高校出版社91,9第一版)

“缺乏数字处理技巧和文盲一样,将被这个社会抛弃.透过复杂琐碎的数字抓住问题本质的技巧,将鼎力助您作出英明决策.”〖(英)约翰·鲍威尔著《定量决策分析》李洁、林毓铭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8第一版第一页〗

不重视量化是小生产者的狭隘眼光和传统观念.

孟子说“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转引自范伟达《现代社会研究方法》复旦大学出版社)“考试既然是对人的知识与能力的测量,就必须用数量表示它的结果,有考试就有统计分析,甚至可以说,考试就是经过测量所作的统计分析。”

2.我们的高考语文测试特别欠缺“数量”“效率”观念

(1)考试题量有限,不重视对学生反应敏捷性的考查.

一般的来讲,试卷长,覆盖面广,题目多,区分度高.题量小,覆盖面就小,这势必会增大考试结果的偶然性.

好的命题要兼顾质量和数量,一道题设计得再高明,也不能准确测出全体学生的真实水平.

此外,思维的敏捷性作为语文基本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凸显.忽视这方面的考查,无疑是高考测试的一大失误.

“伊萨克(Eysenck)说:感知及其过程的速度,实际上是重要的高级认知技能.”〖(英国)阿美·戴维斯《语言测试学原理》任福昌、吴平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12第一版〗

先对中美语言测试的阅读量作一个比较:

美国的SAT(相当于我国的高考)言语部分特别注重阅读领会能力(占总分的51%),要求考生通过阅读获取新的信息回答有关问题。…就题量而言,新SAT言语部分的题量为78题,时限为75分钟,为我国高考语文的两倍。…我国高考阅读领会的短文大致为2~3篇,字数约为1000~1500字;新SAT阅读领会的短文为五篇,字数约为2500~3000字,再加上40个问题的题干,阅读量是我国的两倍多。旧SAT为六篇,阅读量更大。

再和高考英语试题比较一下.英语阅读大概有八篇(包括听力,阅读理解短文和完形填空等),其余语法、词汇等客观题的题量更为语文试题的若干倍,只是作文少了些.为何英语测试的效度和信度在各科中是名列前茅的呢?同是语言类学科,相去天壤,这难道不值得我们语文同仁反思吗?难道仅仅是因为英语在难度上要求低吗

以数量有限的试题来区分学生,必然会在题目的“质量”上下功夫,而这很容易导致“难”“偏”“怪”题泛滥.

遗憾的是,现在有很多人呼吁减少高考题的题量,以便让学生有充足的时间思考,更利于水平发挥.(笔者认为,再增加一个小时,也不见得有多少改观.病根在于试题难度过大,而不在于题量过大.)

(2)很多领域的数量指标严重欠缺,各种标准化的测验量表亟待完善.

譬如,词汇量表的制定.这应该是教学和测试中量化的基础一环.

特定领域中哪些词汇是最基本最常用的;词义中的哪个义项是常用的.这些情况都要借助大规模的统计分析来搞清楚.否则,对词汇量的科学考查便无从谈起.我们的高考词汇题目往往考查一些不大常用的偏僻词汇和偏僻义项来区分学生,这也是这些题目屡遭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英语测试早已解决了这一问题.师生平时学习的目标很明确.考试所测也主要是平时所学词汇(当然也有少数超纲的).学生水平区分主要体现在反应的敏捷性、判断的准确性和运用语言的灵活性上.所以,英语的教学和测试就相对实在,好把握得多,师生的怨言也少得多.

再如阅读量表的制定.阅读能力可以从阅读速度、阅读材料难易度和阅读理解等方面来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前二者是可以量化的.

国外对阅读速度的重视由来已久,也早已制定了非常完备的阅读速度量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阅读已从理论发展到实际训练阶段,最近20年里,法、美、英、前苏、日、巴西等国先后成立了全国性的阅读指导组织.速读是其指导的重要内容.”(祝新华《语文能力发展心理学》杭州大学出版社1993版)

国内的英语考试也早已制定了阅读速度的指标.(大学四级考试要求50w.p.m,六级70w.p.m)(查高考指标)

阅读材料易读度(readability)的计算公式国外也有很多种。例如Flesh公式:RE=206.84-0.85wl-1.02sl(RE为易读度指数wl为每100词音节数sl每句平均词数)(杨惠中《语言能力的分级测试》,《考试研究》2002年第一辑61页)我国的英语考试常用Flesh公式来计算阅读材料的难易度。易读度只有合于一定的范畴才能入选某种类型的试题。而我们的高考阅读考试说明只有类似“阅读‘浅易的…文章’”“阅读‘一般的…作品’”这样一些模糊的要求。

阅读理解主要属于定性分析。这一点国外也有很多成果值得我们借鉴。

此外,国外还有很多关于语言微技能的量化标准。

作文能力量化标准更是急需完善的一个项目。

譬如说,错别字、词语误用、病句,这些方面到底扣不扣分?达到几个开始扣分?扣多少分?这些一直都是糊涂帐。阅卷人员多是凭感觉来减分。然而,高温高强度下的感觉又有多少准确性可言呢?或许一篇不错的文章,因为题目是个病句就给枪毙了;或许无意中瞅见的一个非常反感的错别字(可能自己在教学中强调过几百次了),就使得阅卷老师的情绪一下子激愤起来,此作文因而失去多少分只有天知道。凡此种种,举不胜举。

当然,即使有了比较科学的量化标准,如果仍然采用人工高强度阅卷的话,这些标准仍然难以落到实处。所以,要使这些量化标准发挥作用,还得加快作文批阅的客观化进程,尤其要积极尝试计算机阅卷。这在上文已经探讨过。

美国的“托福”和GMAT写作评分中,共有“词汇使用、句子结构、文章组织、写作逻辑、修辞、论述条理、文章内容等诸多因素,统计了包括文章长度、平均词长度、平均句长度、词频率、句式结构、标点使用等在内的共60多种可以定量分析的指标…”(谢小庆《谈语言能力的考查》《中学语文教学》2003,6)

他们这些量化标准能得以很好的落实,主要在于启用了“电子评分员”。

3.令人遗憾和不解的是,时至今日,反对语文“量化”之声仍不绝于耳.

“追求语言水平的精确量化,或试图把人的语言能力发展划分出精细的等级,诸如此类的努力,其意义和价值都值得怀疑。”

“百年来,语文教学最大的失误是什么?是所谓‘科学化’--理性的分析研究,已经使语文这个生命体没有了生命的感觉。”

主要原因在于,一些传统的获取知识的方法在我国仍然很有市场,对各种定量分析方法缺乏足够的信心,同时也是过分相信充满人类智慧的文化知识不能简化为纯粹的数字的结果

.“Helmstadter(1970)指出:传统的获取知识的方法有(一)惯常法(themethodoftenacity):基于惯例、传统及先入为主的印象或观念,过去总是如此或天经地义之事,便认为是真实可信的。(二)权威法(themethodofauthority):权威的个人团体或典籍。(三)直觉法(themethodofintuition):人们的观念与知识诉诸于直观与直觉,人们相信自己的经验判断与知觉,从个人的顿悟与奇想中,发现新的想法与概念。(四)强调推理或推论的可靠性,认为只要推理或推论是对的,所得的结论便是真实或可信的。”(邱皓政《社会与行为科学的量化研究与统计分析》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8第一版)

我们承认,语文有很多模糊难以量化的地方(例如语文中的文化因素、情感因素等等),这样的地方就不妨先让它模糊着。但不可否认,有更多的地方是可以量化也必须要量化的,尤其是中小学领域里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方面。

"我认为现在的中学语文教学和测评倒不是科学主义泛滥,而是科学主义严重不足"(顾德希《语文教学的病根》)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高考阅读量很少,测试方法还深深地打着传统的“体悟症”“探究癖”(悟文析法,一切为写作服务)的痕迹.阅读题目的设置玄玄乎乎,像摆迷魂阵.

“前几年的高考精读题目,任意挖壁打洞,圈圈点点,条条框框,搞得面目全非。选择项的设置差别微细,玄玄乎乎,云里雾里…我们不禁要问:我们是否是在培养老学究?人们平时的阅读是这个样子吗?”“1996的科技说明文阅读中的‘示范厂’‘小规模工厂’‘正式规模的工厂’‘小型厂’等概念,文章本身就表达不清,令人费解…选材欠当;97年科技文中的‘颅脑’和‘肠脑’,不用说中学生闻所未闻,就是生物老师和一般医务人员也不太清楚,用如此专业化的东西考学生实在太离谱”(《语文教学通讯》2001,22盛华明《让语文考试更贴近实际》)

“对效度威胁的因素之一:每个目标的项目太少。有时候一个成绩测验的是某种技能是否存在,而依靠的却只是一两个题目…”“一个工具需要的财力人力越多,那么如果它的信度是低的话,越是要慎重考虑是否采用。”(出自小笔记本-书名作者待查)

“我国学科成就考试偏重测量学科知识及其应用,例如,我国语文高考强调常识、语法、文章结构等等知识;美国的SAT言语部分则强调言语概念的把握、词汇量,重视概念之间的关系的揭示及逻辑推理(类推),特别注重阅读领会能力(占总分的51%),要求考生通过阅读获取新的信息回答有关问题。…就题量而言,新SAT言语部分的题量为78题,时限为75分钟,为我国高考语文的两倍。…我国高考阅读领会的短文大致为2~3篇,字数约为1000~1500字;新SAT阅读领会的短文为五篇,字数约为2500~3000字,再加上40个问题的题干,阅读量是我国的两倍多。旧SAT为六篇,阅读量更大。…我国高考适当降低知识难度,注重联系实际,加强思维的敏捷性和灵活性。…命题周期约为18个月,每年都要准备多套等值的测验试卷…先进的心理计量技术…其完善性是国际测量界所公认的。…其信度和效度均比较理想。…ETS的研究表明:完成四分之三试卷的考生比例一般都在95%以上。”

“正是基于这样的研究,才使其后的40年中客观性选择题成为美国语言能力测试的主要题型…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的语言考试逐渐开始了作文考试。伴随它出现的是借助计算机给作文评分的‘电子评分员’…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与信息撷取技术研究开发的一种主要基于语言特征分析之上的计算机程序,考虑了词汇使用、句子结构、文章组织、写作逻辑、修辞、论述条理、文章内容等诸多因素,统计了包括文章长度、平均词长度、平均句长度、词频率、句式结构、标点使用等在内的共60多种可以定量分析的指标…”(谢小庆《谈语言能力的考查》《中学语文教学》2003,6)

4.适当增加试题数量是增加考试信度效度的有效手段,这是测试学中被反复验证了的真理.

而加大题量的最好办法是多出选择题

选择题的良好品质早已在世界上得到公认,并早已确立了其在大规模语言考试中主要题型的地位,持续了半个多世纪未曾被动摇,为什么偏偏在我们国家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呢?是由于汉语和其他语言有着本质的区别呢,还是由于我们批阅主观题的误差远比别人来的小而达到了较为理想的程度呢?

自1987年语文大批判开始至今,对于选择题的批评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虽经许多专家阐释纠正,仍未获得足够的信任。鉴于此,笔者想再就此说几点。

(1)选择题的“天然”优势特别适合我国国情

(2)其命制的科学性也亟待提高

选择题特别便于考查被试思维的敏捷性和准确的判断力。

笔者认为,客观题不仅不能取消,反而应适当加大题量.因为这种题型有其天然的"客观"优势,特别适合我国国情(主观题很难增大题量,而且批阅的主观误差太大,需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

"在一份试卷中,这样的试题需要有一定数量。若只一道这样的题,就有四分之一"蒙对"的可能;若够一定数量,"蒙"就失去了意义,客观性就可得到保证”再说,“猜测”有时也是一种能力.国外的考试很多试卷上面就有鼓励猜测的提示语.

其实,客观性试题的优越性是多方面的:能根据考生的认知实际合理设置选项,使考查目的明确;避免受考生表达能力干扰而答题不准确;考查点更明确、单一;在大规模测试中能做到答案唯一,保证测试的权威性。大范围抽样检测发现,高质量客观性试题与主观性试题所获分值十分吻合。这说明客观性试题是完全可用的,片面地否定它就可能妨害高考。至于这类试题对教学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应在教学中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

当然,我们的选择题命题的科学性继续提高.当前亟待深入研究的课题是,如何克服汉语的模糊性,达到精确量化的目标,而不是什么取消选择题的问题。

"从学生考试的结果来看,这些客观题起到了积极作用。因为这比过去高考只考一篇作文出的"冤假错案"要少得多。我先后送走过近30个高三毕业班,对使用"客观题"与不使用"客观题"的结果做过反复对比。结论是:客观题出得好,头脑清楚的学生少受委屈;考主观题则要凭运气,主观题的成绩与学生实际水平有时出现极大反差。所以采用一定数量的客观题,有利于公平选拔,相对而言是对考生比较负责的做法。"

“况且,在没有引进客观题之前,语文教学的少慢差费早就长期存在。我们对客观题引进前后的语文教学质量根本没有足资凭信的对比,便断言一种命题方法能对语文教学起决定性作用,而且口诛笔伐,恐怕过分轻率了。"还有一些人批判选择题不过是为了赶世界反对科学主义的潮流。"(顾德希《语文教学的病根》)

美日高考全为客观题,法国主要考大题.(康乃美等著《中外考试制度比较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SAT是美国最具代表性的团体学术能力倾向测验之一,其功能相当于我国的高考。它以基本的言语能力为核心部分。它是一种预测性测验,注重测量与未来学习成功有关的能力测验时间短,题量大,对思维和反应的敏捷性与正确性要求较高。全部采取多选一的客观题方式。严格按照科学化标准化的程序编制并实施,具有较坚实的心理计量学基础。它这种学能测验和我们的学科测验只是处于同一测量连续体的不同位置。前者侧重依据校内外经验而发展起来的能力,后者侧重教学中发展的能力,前者可以为后者加强能力考查方面提供借鉴。它努力创设新的问题情境或采用新的材料,力求与中学课程及教材无直接联系。(1)各科均如此(2)体制和我们不一样,压力差别很大。”

现在该是结束争执的时候了.将精力放到…努力提高语文高考的科学化水平.

(一)试题难度过大,有“专家化”倾向,重学科知识的运用,轻基本能力的考查

想对于高考其他科目而言,与文科题目的“偏”“难”“怪”是早已出了名的.学生戏称考语文是"跟着感觉走"

这是高考语文遭受批评的焦点之一.

很多语文界专家(刘国正等)和作家(如王蒙),甚至不惜以身试法,以自己惨不忍睹的成绩(严格的按标准答案批阅基本不及格),向语文高考提出了强有力的质疑.

对此,有关考试官员和专家的解释却是:“对试题不熟悉”“没经过专门训练”“所操之术多异”…

这些托词虽含有一点道理在里面,但包含着更多的狡辩,缺乏起码的自我批评精神。我们不禁要问:连汉语专家都及不了格的试题其科学性又有几何?如此考试到底是为了考查学生的语文基本功,还是为了显示命题者的水平呢?

显然,我们对“语文基本功”的定位出了问题.我们缺少足够的水平来科学的提高试题的区分度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来定位“语文基本功”呢?

“作为基础教育阶段的语文教育,对于绝大多数学生来说,无疑应注重语文基本能力的培养”(顾德希)(<<中国考试>>2002年第三期<<学科能力等级研究与素质教育>>)

“SAT是美国最具代表性的团体学术能力倾向测验之一,其功能相当于我国的高考。它以基本的言语能力为核心部分。它是一种预测性测验,注重测量与未来学习成功有关的能力测验时间短,题量大,对思维和反应的敏捷性与正确性要求较高。全部采取多选一的客观题方式。严格按照科学化标准化的程序编制并实施,具有较坚实的心理计量学基础。它这种学能测验和我们的学科测验只是处于同一测量连续体的不同位置。前者侧重依据校内外经验而发展起来的能力,后者侧重教学中发展的能力,前者可以为后者加强能力考查方面提供借鉴。它努力创设新的问题情境或采用新的材料,力求与中学课程及教材无直接联系。

美国的SAT(相当于我国的高考)言语部分则强调言语概念的把握、词汇量,重视概念之间的关系的揭示及逻辑推理(类推)

“美国明显重基本能力,轻基础知识考查,内容广泛,体裁灵活多样,知识覆盖面广,题量大.中日法则重知识掌握.”(康乃美等著《中外考试制度比较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作文考查应大大降低对“艺术才能”(如想象力情感力感悟力形象思维力以及思维的创造性和批判性;高的格调境界)的要求,-略有体现足矣,毕竟高考的选拔是一种基础性选拔,这方面要求过高势必会扼杀大批具有其他专长的精英。确实有写作才华的学生可以通过其他渠道破格录取。

有很多科学家、政治家的文章,的确缺乏文采,但却有足够的魅力吸引人们。由此可见,解决作文能力等级量化问题,不能不在纬度上加以划分。

“作文教学尽管可以提倡文采,但显然不必以此为每个学生作文的划一尺度。能文采飞扬,固然值得鼓励;不能的,尽可在不同方面发展。文字清楚,意思明确,作为文学刊物用稿的尺度是不行的,但作为语文表达能力的一种基本要求,为什么就不值得大力提倡呢?”(顾德希《学科能力等级研究与素质教育》《中国考试》)

作文批阅是过于重格调,重境界,也扼杀了不少敢说真话,抒真情的性灵之作.

语文由于是母语,再加上高考属选拔性测试,所以考题必须有一定的难度,这是正确的。问题是如何来增加难度,是不是增加难度就一定意味着将题目搞的神秘兮兮呢

“我国学科成就考试偏重测量学科知识及其应用,例如,我国语文高考强调常识、语法、文章结构等等知识;美国的SAT言语部分则强调言语概念的把握、词汇量,重视概念之间的关系的揭示及逻辑推理(类推),特别注重阅读领会能力(占总分的51%),要求考生通过阅读获取新的信息回答有关问题。…就题量而言,新SAT言语部分的题量为78题,时限为75分钟,为我国高考语文的两倍。…我国高考阅读领会的短文大致为2~3篇,字数约为1000~1500字;新SAT阅读领会的短文为五篇,字数约为2500~3000字,再加上40个问题的题干,阅读量是我国的两倍多。旧SAT为六篇,阅读量更大。…我国高考适当降低知识难度,注重联系实际,加强思维的敏捷性和灵活性。…命题周期约为18个月,每年都要准备多套等值的测验试卷…先进的心理计量技术…其完善性是国际测量界所公认的。…其信度和效度均比较理想。…ETS的研究表明:完成四分之三试卷的考生比例一般都在95%以上。”

让我们选择几个题型,来具体的看看语文试题的难度有多大.

应该承认,把高考题卷上的多数题分别孤立地看,并无太大难度,但是,以整张试卷来看,难度是很大的。每年高考学生得分很少有上130分的(150分为满分),而外语考分上140分则不为少数;许多语文专家试做高考题也往往难以及格。语文专家刘国正先生有一次很认真地答了一张高考语文试卷,按标准答案,严格计算,结果只能达到70分。王蒙称自己很难及格.

深圳市红岭中学的胡立根老师曾作过一个数据统计,是关于91年到97年高考语音题目中部分汉字的使用频率的:

试题年份9193949495959697

汉字抔涔铤捭皈帙戕殄

85年字次10439567

使用度0.55.02.21.86.53.13.74

十科分布11235333

“使用度在10以下的字,是使用度极低的字…在7000通用汉字中,至少有6500个汉字的使用度超过了0.5。”(《语文学习》1999年第八期)

2000年识别错字题考了两个冷僻字“圜”“祯”,占总数的__分之一

前些年盛行的字音字义字形题,一道选择题目中考查36个知识点,且都是比较难的或者说报章杂志都经常错的,只要有一个点掌握不好,此题得分的可能性就和纯粹猜测差不多。如此测试能公平客观的评定、区分考生的实际水平层次吗?这儿仅举一个例子:

且看高考命题提高难度的手段1.合多为一法

如考卷第一题,要求辨别几个字的读音或字型或解释(有时一道题目包含上述三个方面)的正误,四个选择肢每肢至少包含四个知识点,这实际上是将很多道题合并到了一起.

2.避熟就生法.如考一些常用词语中相对不很常用的词语或熟词生义(附统计结果);出一些专业性较强的文章(命题者称是从语文角度考查,但如果文章的大概都把握不了,答题又从何说起呢)

3.将水搞浑法.这突出表现在客观题中选择项的设置上.命题者唯恐考生轻易答出,于是处处设疑置绊,将选择项搞的玄玄乎乎,使人如坠云里雾里.

语文考题中致难之因还有,这儿就不再列举了。我们要注意的是这种"难度"的性质与它带来的后果,它的难不在于考及的知识如何艰深,而主要是考查的繁琐复杂,广布疑阵,因而使程度差的人反可籍猜测答案得分,而程度较高的人却因错误人人难免而无法得到高分。这种考试不可能有大的区分度,不利于人才的选拔。

“我国高考使用的标准化考试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标准化考试。第一,我们的试卷编制过程不标准。采用的还是我们老祖宗的出题方式,没有建立题库,试卷形成后没有预测;这样就很难保证试题的难度、区分度,以及试卷的信度和效度达到一定的指标。第二,我们的分数解释没有标准化,我国至今(在标准化考试使用了十几年之后)基本上还在使用卷面分数报告成绩,还在采用将各科的卷面成绩相加来计算总分的方式。有一点统计学和测量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余明辉《我国中小学语文教学的病根到底是什么》《中学语文教学》2000,9)

中国传统思维具有求同与封闭性特点.“法古”“法师”“去异”

东方:宗法专制文化;西方:科学民主精神.(李宇升《教学艺术比较研究》天津大学出版社1998,第一版23页)

“‘德性’文化传统使得评价更多的是一种人文主义的评价模式,过分强调了评价的民主性和伦理性,而忽视了评价以客观事实为基础的原则.”“科学主义的教育评价忽视了教育评价的主体性的一面,形成了单一凝固的教育价值观及指标体系,‘抹煞了丰富的教育活动的多样性和教学的艺术性’…而在教育评价的实际操作中,定性评价往往也比定量评价更容易进行,自觉不自觉的陷入了人本主义的泥坑.…高扬科学的大旗,,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计算机技术…使评价结果是建立在大量信息基础上的一种判断,走出行政性评价的窠臼.…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特质,传统文化对一个民族的影响是潜意识的,挥之不去的.…我国的教育评价制度既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又不能脱离本国的文化背景.评价主体宜具有官方的背景,评价机构性质宜‘半官半民’,评价方式上力求创新,走科学评价的道路,既要做到伦理的善,更要做到逻辑的真和形式的美.”(孔祥沛《浅论传统文化对我国教育评价制度的影响》《教育科学研究》年月日待查)“中国文化是强调人文精神、伦理道德、中庸和谐关系的‘道德理性文化’,西方文化是注重科学主义的‘工具理性’文化.”(顾冠华沈广斌《中国传统文化与高等教育》海洋出版社1999年版,23页)

“考试机构不宜制造一个错觉,让外界误以为考试是一门精确的科学,这样的定位并不表示考试机构自贬身价,而是一种负责任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考试政策必须经过缜密的考虑,有理有据,合情合法;运作程序的设计必须算无遗策,把人为因素减至最低,务求考生的成绩得到公平、正确的处理.对于考试的局限,以坦诚的态度处理.这样,把有关政策和运作程序公诸于世,不但不会削弱考试机构的权威性,反而有助于提升其公信力.揭开面纱,责无旁贷.”

马克思恩格斯说过:“科学就是在于用理性的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刘尧《论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与科学化问题》《教育研究》2001,6)

考试原则:科学性、客观性、公平性、实践性(廖平胜等著《考试学》)

命题只有少数人“入闱”突击进行,试题质量缺乏科学管理的指标,对以往考试很少统计分析,试题水平往往不稳定。评卷每年抽调近十万教师,耗资千万,阅卷人员水平参差不齐(缺乏必要的选拔资格认证体系),缺少控制评卷质量的有效方法。

笔者想,我们的高考卷如果像世界上很多国家一样可以复查(当然这在高考竞争异常激烈的时候施行起来是很困难的),肯定会舆论大哗!但这对于增加考试的透明度,提升考试的公信力,是多么有益的事呀!我们的改革步伐好像总是如此缓慢,我们只能翘首企盼了。

从实际效果来看,笔者建议还是多聘请中学高水平教师批阅为宜

缺少立法。“由于缺少对招生制度的深入细致的科学研究,没有一个总体的规划,缺少一个‘法’,所以多年来高考政策不稳定,反复大,领导意志明显。招生政策几乎年年有变化,有时甚至今年完全推翻了去年的做法。”(马文卿刘文超著《中国高考走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3,一版,41页)

“无纸化考试在国外已很流行成熟,而我国尚处于试验阶段.虽然西方人运用考试的历史比我们晚整整一千年,却早已形成了一些更为科学的考试观念,就像他们虽然从我们这儿学会了造纸术和印刷术,今天却向我们出口造纸和印刷的成套设备.”(《关于考试公平性的一些思考》《考试研究》2002第二辑作者待再查)

阅读测试忽视现代社会实际需求

自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以后,科技的发展更加日新月异,人们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办事效率也越来越高--需要更快的处理更多的信息(尤其是高速膨胀的科技信息).语言的学习运用以及测试理应紧跟时展的步伐.我们祖上传下来的语言学习和运用上的“体悟症”“探究癖”理应遭到信息化社会的唾弃.处理语言信息的敏捷性和灵活性应该是语言测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目标.

“量化研究是当代社会与行为科学的强势典范.统计分析则是量化研究的核心.…标准化的测验量表,是量化研究不可或缺的工具,其严谨的编制程序与信效度检验,使测量的品质得以确保.”“人类追求知识的活动,逐渐从启蒙运动之后的唯心传统,配合19世纪末数学与逻辑的发展,走上一条量化、实证、非历史、非心理的科学实证典范.以数学为基础的符号逻辑思考体系,取代了亚里斯多德以来的形式逻辑概念,发展出以量化研究为主轴的科学研究典范.…实证主义下的符号逻辑思考体系,仍是当代科学研究的主流思想,量化研究仍是学术训练的主要研究方法.”)

语文毕业论文范文第2篇

汉语言本科毕业论文范文示例

汉语言本科毕业论文范文:汉语短语的分类问题

一汉语短语结构类型的分析

1.1自《马氏文通》问世以来,有关汉语语法的论著对短语的分类基本上是按外部功能和内部结构这两个标准来进行的,其中以内部结构为标准的分类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其实,汉语短语分类中的“功能说”和

“结构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叶斯丕森和布龙菲尔德理论的影响。在结构分类方面,布氏的句法结构观念似乎特别适合于汉语,因为汉语词的构成方式、短语的构成方式和句子的构成方式是那样相似,以至布氏的句法结构类型的分析可以直接应用于汉语每一层面上的语法单位的结构分析。短语在汉语语法单位中处于一种枢纽地位,因此,短语的结构类型可以上通句子下至词。这是汉语语法单位进行结构分析的一条捷径,发展到顶峰就是“词组本位说”。如范晓先生在《说句子成分》、《关于结构和短语》①等文中多次提出:汉语的句子结构和短语结构的构造原则基本上是一致的,除独词句外,句子只不过是独立的短语而已。根据这种观点,应当

是有多少种结构的短语,相应地便会有多少种结构的句子。

1.2“词组本位说”把句法结构类型和短语类型完全对应起来,即以分析短语的结构类型为基础,扩展到句子结构。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它有可取之处;从实际的作业上看,它也具有相当的成效。它操作起来十

分简便,似乎可以一以贯之地分析汉语的一切“结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恰恰是这种简便掩盖了汉语短语类型分析的句法分析中的一些实质性问题,如(一)是不是每个短语都可以在结构类型中找出它的归属?有的虚词和实词组合,其内部结构关系如何看待?(二)结构类型相同的短语,为什么其语法功能和转换关系不同?比如“人才交流”和“学者讨论”在结构分类中都是主谓关系,但前者能作“进行”类动词的宾语,后者不能;前者能在受定语限定之后作主语或宾语,后者不能。(三)许多结构类型不同的短语却有同样的语法功能,这是为什么?短语同词一样是静态的、备用的语法单位,对它内部进行分析以及据此而进行的分类,其标准与动态的、使用的语法单位—一句子的分析不应该是一样的,事实上,构成短语的成分和构成句子的成分也并不具有完全的同一性。吕叔湘先生认为“从语素到句子”有一个“中间站”,即短语。②这里我们借用下“中间站”这个说法。我们认为,如果说汉语语法单位由静态转化为动态有一个中间站的话,那末这个中间站不是短语,而是句子成分。语和短语都需要这个中间站的过渡,才能由静态的备用单位转化为动态的使用单位。③“词组本位说”所做的单纯的结构分析究其根源是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单位,因而没能解决上述问题,也就不能使短语研究向更深的方向发展。正因如此,目前有些学者对“词组本位说”提出质疑,试图把短语的结构和句子的结构区别开来,进而建立词法、短语法(有的学者叫“下句法结构”)、句法三足鼎立的语法分析体系,④这一步迈得很勇敢,也颇有见地。如果把短语法单列出来,那末短语分类就和句法结构分类有了质的区别。但他们的分类如仍按短语内部的结构关系来确定,上面提出的问题就仍无法解决。

二短语分类的原则

2.1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给短语分类。有一个原则问题必须加以强调,那就是同划分任何语法单位类别一样,给短语分类也应该遵守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则:划分出来的类别能够有效地

服务于分析。反过来说,就是:不管用什么标准来划分,只要划分出来的类别可以用来有效地说明语法规律,这个分类就应该是有效的语法分类。基于上述原则,就我们已经掌握的语言材料进行试验的结果来看,依据短语内部的语义关系进行的分类能够较好地服务于语法分析的目的,能够较好地解决至今尚未很好解决的一些句法分析问题,如句法分析中的主宾类问题。用这个新的分类能够较好地说明短语作为与词一样的静态单位,其内部语义关系的不同对它的句法功能以及对包括它在内的更大一级的句法结构有什么影响,而这些问题是依据结构关系分类所无法说明的。事实上,类似这种分类的观点已经有人在实际的语法分析中运用过,只不过是非自觉的罢了。比如许多学者分过“受事主语句”的特点,从这些分析中可以看出:在他们的意识中肯定是把“施事—一动作”格式和“受事—一动作”格式加以对比,而这两种格式正是从分析语义关系的角度确定的。我们不过是试图把这种零散的、不自觉地运用语义关系进行语法分析的做法当作一种理论依据加以系统化而已。

2.2我们给短语分类的标准是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当然,语义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因此这里就需要给语义标准界定一个范围。如前所述,从分类的目的和结果来看,以语义关系为标准的分类也应该是语

法分类,因为它最终是为解释语法现象或语法规律服务的。这种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不是指个别的词与词之间的具体关系,而是指某类性质的词与另一类性质的词之间的概括关系。

任何一种语法分析方法都至少要完成两个任务:一是切分层次;二是揭示被切分出来的直接成分(immediateconstituent)之间的关系。切分层次是对结构的处理(实际上也与语义有关),而说明直接成分之间的

关系却与语义直接相联系,要想完全脱离开语义关系是不可能的。由于这种事实,再加上没有分清作为静态的备用单位的短语和作为动态的使用单位的句子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语法单位,目前许多语法论著中对短语结构关系类型的说明实际上是把短语内部的语义关系(如并列关系、补充关系)和句子成分之间的结构关系(如主谓关系)以及句法成分的语法地位(如偏正关系)纠结在一起了。

2.3有的语法学者早在十年前就提出了短语和句子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语法单位,短语同词一样是静态语法单位,“其内部的词与词之间就只有单纯的语义关系,而不存在其他关系”。并据此提出了十类语义关系,

见下:

Ⅰ并列:机关学校阅读欣赏

Ⅱ限定:秀丽景色大胆设想

Ⅲ补充:解释清楚热得淌汗

Ⅳ施动:风吹人住

动施:吹风住人

Ⅴ动受:展览书画维修房屋

受动:书画展览房屋维修

Ⅵ评议:应该参加能够胜任

Ⅶ同Ⅶ判断:是高山叫海洋

Ⅷ同一:首都北京班长小李

Ⅸ描写:衣着朴素成就辉煌Ⅹ双受:问他问题给我知识[⑤]

就我们目前收集到的资料看,这种分类大概是第一次以语义关系为标准的短分类,比较全面地体现了短语与句子的本质不同。我们将在这种分类的基础上探求一下语义关系的不同是如何影响短语本身的句法功能,如

何影响包括短语在内的更大一级句法结构的。需要说明的是“歧义结构”,因为从语义关系的角度无法确定“咬死了猎人的狗”是限定关系还是动受关系。“歧义结构”是短语脱离语境而产生的现象,在具体语境中,短语的内部关系只有一种,因此“歧义结构”对我们以语义关系为标准的分类没有影响。

三、验证语义标准短语分类实用性的方法

1如前所述,我们所做的语义标准分类是为了揭示短语内部语义关系的不同对句法结构和句法分析产生的影响。就我们观察的结果来看,它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一是充当句子成分时的

搭配能力;二是句子结构的变换关系;三是如果短语由语言单位转为言语单位,即成为句子时,这些句子所具有的特点。语义标准短语分类的实用性即在于此。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在下面具体验证的时候,并不一定在三个方面同时进行验证,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并不能在三个方面同时产生影响。这里只就其中的一个或两个方面进行验证。验证的方法是比较,比如用语义标准划分出来的两种不同类别,用结构标准来划分却是相同的,属于这种情况的如施动短语不同于受动短语,但两者的结构关系;却是相同的类别,用结构标准来划分却是不同的,与此相反,用语义标准划分出来的两种相同属于这种情况的如施动短语广义上相同于施动短语(主席团坐着/坐着主席团),但就结构关系看却是主谓短语和动宾短语。

2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选择比较重要而且具有典型意义的施动动语和受动短语来比较。倘若把这两种短语区分开来能够更好地分析和说明一些语法现象和规律,那就证明语义标准分类是有实用价值的,因为,

如果用结构关系标准来分,它们就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主谓短语。我们希望这种比较能起到“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的作用。比较两种事物必须以一个在外的条件为参照点,被比较的事物在这个参照点上呈现出相同或相异之处,这样的比较才有意义。对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进行比较,也需要参照点。我们找到两个参照点:一是两类短语由静态的语言单位转为动态的言语单位时的自足条件,二是两类短语充当句子成分时的搭配能力。下面我们分节讨论。

四两类短语由语言单位转为言语单位时的自足条件

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在结构类型中都是主谓短语,按照一般语法著作的说法,一个主谓短语具备了一定的语调或加上一定的虚词就可以由语言单位转为言语单位—一句子。但是,是不是必定转成一个自足的句子呢?

回答是否定的。一个有趣的事实是:许多语法著述都讲到受事主语句的特点(或限制),而不提或很少提到施事主语句,因此给人的印象是施动短语似乎更容易直接转为自足的句子。其实不然,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转为言语单位进有各自的自足条件,而各自的自足条件又呈现出明显的对立,这种对立又主要表现在谓语动词方面。

1丁声树先生在谈到受事主语句的特点时说:“……从谓语方面看,谓语往往不是一个单独的动词,动词的前后多半有别的成分”。[⑥]这个概括当然是正确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受动短语转成的言语单位

就是受事主语句,因此,我们谈受事主语句谓语方面的限制,实际上就是分析受动短语转为受事主语句(言语单位)时表现在谓语动词方面的自足条件。施事主语句对谓语是否由一个单独的动词充当的这一要求不是强制性的,如一些不及物动词作谓语,前后可以没有别的成分,如:(1)明天下午的会李校长发言。(2)我休息,他劳动。以上两例的谓语都是由一个单独的动词充当的,而且这几个动词本身又不能带宾语,这和动词本身是不及物动词有关。

但是,汉语中的动词绝大多数是及物动词,多数施事主语句的谓语动词也是由及物动词充当的。另一方面,受事主语句的谓语动词则必须由及物动词充当。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转为句子的自足条

件完全不同。由施动(及物)短语转化而来的施事主语句,及物动词必须带着它的受事,否则尽管从结构上看主语和谓语俱备,但它是不自足的,比较下面两个例子:(3)医生们治好了他的病。

(4)*医生们治好了。例(4)是不成立的。而由受动短语转化而来的受事主语句,因主语是它后面的及物动词的受事,因此,动词一般不带受事宾语仍是自足的,如:(5)他的病治好了。(6)这首诗背下来了。

2事实上,人们在理解句子时,必然会受到两种短语的不同自足条件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下面两个例句来证明这一点:(7)敌人打退了。(8)我们打退了。例(8)无论怎样理解都是不自足的,“我们”不会是“打退”的受事,而例(7)尽管“敌人”也可以是“打退”的施事,但这个句子只有理解成受事主语句时才是自足的,而且按照常理,人们一定会把这个句子的主语理解成受事。受动短语转化而来的受事主语句,其主语担负着语法和语义两个层面的任务:从语法上看,一个句子必须有一个话题,即主语。假如这个话题在表层结构中没有出现,它一定被语境承担了。话题可以是施事,可以不是施事,受事主语句的受事就是话题。从语义上看,一个及物动词必须带着它的受事,不管这个受事在什么位置,也就是说,受事可以出现在动词的后面,也可以出现在动词的前面。及物动词的受事若不出现,它在语义上就没有着落,以施事、受事与同它们相联系的及物动词的关系而论,受事似乎更重要一些,这一点还可以通过“把”字句和“被”字句的比较中看出来。“把”字引进受事,“把”字后面的受事不能省略,如:(9)我把信写完了(不说“我把写完了”)而“被”字引进施事,在许多情况下施事可以省略,如:(10)小王被人打了(可以说“小王被打了”)我们认为受事主语句可能就是为了满足语法和语义两个方面的要求而存在的,也正是因为满足了这两个方面的要求,例(5)(7)才是自足的,而例(4)(8)不成立。又如:(11)罪犯枪毙了。(12)行刑人枪毙了。例(11)是自足的,因为它是由受动短语转成的句子;例.(12)不自足,因为按通常的理解,它是由施动短语转化而来的,如果它原本是个受动短语,那末当它

转化为句子时,动词的前边必须加上表示被动意义的虚词,如“被、给”等才合乎自足的条件。当然它也可以是施动短语,那就必须在及物动词的后面加上受事“犯人、罪犯”等才能自足。

总之,按结构关系标准分类,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属同一类型,那末这种分类对揭示两类短语因语义关系不同而导致的不同的语法特点就没有任何成效,相反,按语义关系标准把它们加以区分,就能很好地说明它们

各自不同的语法特点所产生的根源。

五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作句子成分时的搭配能力

按结构类型来说,主谓短语(包括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可以充当六大句子成分(这里仍沿用传统的称谓)中的任何一种,但是,充当某一相同的成分时,由于二者的语义关系不同对句子的另一成分有不同的要求,

或者对短语本身有一定的要求。下面分别讨论。

1作谓语

受动短语作谓语要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一方面句子的主语必须是受动短语中动词所表示的动作的发出者(施事),另一方面短语内部的受事的范围也比较窄,或者由泛指代词“什么、谁”等充当,或者由遍指性名词或名词性词语充当,并且动词前有副词“也、都”等与之呼应。如果不是这样,往往是同式句子并列出现,如:(1)他什么都不说。(2)他样样事都会做。(3)大水……,头也不抬,话也不说。在意念上,以上各句的主语都是受动短语中动作的施事。从变换式上来看,遍指性句式的施事主语可以和短语里的受事互换而不改变句意。如:(4)什么他都不说。(5)样样事他都会做。它们可以自由变换的原因大概是这类句子的格式比较固定,以“S-O(遍指性受事)一也(都)-V”这样的格式作标志,不会把动作的施事和受事弄混。当然,除了上述两个条件外,还有一种情况,即受动短语里的受事是一般名词或名词性词语,如:(6)我这辆车买贵了。(7)王师傅那套西装做大了。(8)小刘帽子戴歪了。⑦(6)-(8)的主语都是施事,受动短语里的受事都是由一般名词或名词性词语充当的,而非周遍性词语充当的。这三句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主语和受动短语里的受事之间具有领属和被领属关系;二是充当谓语的受动短语中的动词后面都有形容词补充成分。我们知道,描写短语作谓语时,主语和描写短语里的被描写成分之间一般情况下是领属和被领属关系,如“他性格坚强”、“李明眼圈红了”。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测:这类受动短语作谓语对短语内部动词的要求是,必须有形容词补充成分,这个形容词补充成分的语义指向是短语里的受事,如例(8)的深层语义关系是“小李戴帽子,帽子歪了”,可以简说成“小李帽子歪了。”后者的结构关系和语义关系与“李明眼圈红了”完全相同。因此我们可以说,动词后面带形容词补充成分是这类受动短语作谓语的一个必要条件,如果没有形容词补充成分,这个句子就不成立,如“*小刘帽子戴了”,如果把形容词补充成分换成时态或趋向补充成分,句子就觉得不够自然,如“*小刘帽子戴过了”,“*小刘帽子戴出去了”。如果把主语和受动短语里的受事调换过来就成了施动短语作谓语。施动短语作谓语时对上述要求不是强制性的,而是可有可无的,如:(9)这辆车我买贵了。—一这辆车我买了。(10)那套西装王师傅做大了。—一那套西装王师傅做了。施动短语作谓语,一般不受这么严格的限制,其主语一般是非生命体,在语义上是作谓语的施动短语中动词的受事(这是最常见的形式),但也可以是生命体。如:

(11)桌子我搬走。(12)这个人我认识。例(12)的主语和施动短语中的施事都是生命体,可见施动短语作谓语对句子的主语和短语本身结构的要求都不严格,只要是生命体作施动短语的施事就可以了。又如:(13)谁的孩子妈都爱。当然,这方面没有限制,那方面就要有所“补偿”。从变换式上来看,许多施动短语作谓语,其主语又是非生命体时,二者往往不能自由互换,下面例子中右侧的句子都不成立:(14)汉语我辅导,(英语你辅导。)—一*我汉语辅导,(你英语辅导。)(15)桌子小王搬走了—一*小王桌子搬走了。有的施动短语作谓语,虽然主语是非生命体,但二者仍然互换,如例(9)(10)句可变换成例(6)(7)那样,这可能和二者之间具有领属关系密切相关,例(14)(15)句的主语和施动短语中的施事之间没有领属关系,因而二者不能互换。还有一种受动短语作谓语的情况,如:(16)姐姐手扎了。(17)我眼睛迷了.这种受动短语作谓语和上文讲过的情况不同,其主语在意念上并不是受动短语中的动作的施事,而是受事,真正的施事是另外一种事物,如“针、木刺”或“沙子、风”等等,在表层结构中它们都没有出现。主语和受动短语中的受事,在意念上不是施受关系,而是领属关系。正因为二者都是受事,它们之间尽管具有领属关系,仍不能像例(6)和(9),例(7)和(10)那样互换,而且这种“O[,1](受事)—一O[,2](受事)—一V”句式的谓语只能是受动短语,下面的句子是不成立的:(18)*姐姐木刺扎了(手)。(19)*我沙子迷了(眼睛)。

2作宾语

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都可以作宾语,表示事件或抽象的事物。但它们作宾语时,整个句子的谓语动词要受到一定的限制(这一点和它们作主语时对谓语的要求是一样的),即很少以动作性很强的动词作句子的谓语,

往往由表示心理活动、感觉现象或表示判断的动词来充当。因此,从总体上说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作宾语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有些意义类型比较特殊的动词作谓语,对两类短语有不同的选择;反过来说,正因两类短语的内部语义关系不同,才使其一可与此类动词搭配,另一个不可以与之搭配。如“进行”这个动词在意义上表示持续性活动,在语法上它是一个形式动词,本身不表示动作,真正表示动作的是它后面的动词,“进行”则在动作动词前承担表达时态的任务,并把后面的动词由谓语改变为宾语。“进行”的宾语一般是动词,而且用作宾语的动词本身下能再带宾语。有时,“进行”的宾语可以由受动短语充当,但不能由施动短语充当。如果我们按结构类型来分析,只能说有时“进行”的宾语可由主谓短语充当,这种说法掩盖了两类短语的不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同的语法现象。下面的两个句子都是不成立的:(1)*进行干部学习(材料)。(2)*进行我们交流(思想)。而我们可以这样说:(3)进行社会主义建设。(4)进行思想改造。许多语法学者在研究句型时,运用设计框架的办法来验证句型的不同,这里“进行--非名词性宾语”也构成一个框架,它是区别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各自不同的语法功能的一个标志。

.3作被限定成分

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如果前面没有限定成分都可以作主语和宾语,并对谓语动词有大体一致的要求。如果前面有限定成分,受动短语仍然可以作主语和宾语,施动短语一般不能。下面两句的被限定成分都是由受动短

语充当的:

(1)1984年,我国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2)我们必须做好机构变动中的人员调整。为什么不能换成施动短语呢?原来,施动短语既不是名词性

的,也不是动词性的。而作被限定成分的受动短语,其动词意义比较抽象,有兼类词(兼动词名词)的倾向,如(1)(2)句中的“改革”“调整”,又如“这个村的田间管理”,“家庭领域里的精神文明建设”等。因此,受动短语可以以其整体功能的名词性充当普通名词经常充当的成分,即被限定成分。受动短语的这种名词性使它在被限定成分的位置上的词序比较固定,因而又表现出一定的凝固性。上面两句的受动短语一般不能变换成相应的动受短语:(3)*……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经济体制逐步展开。(4)*……机构变动中的调整人员。受动短语的凝固性还表现在它可以做许多学科的术语,如“苗木定植”,“地质勘探”等等,许多刊物的名称也是这类学动短语,如“语文建设”、“汉语学习”、“哲学”研究等等⑧,这些学科术语和刊物名称一般不用施动短语或相应的动受短语来称谓。通过对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两类短语的不同语义关系对其语法功能的影响。我们上面分析的语法现象,恐怕是结构分类所不能解释的,反过来却证明了语义标准分类的实用价值。可供比较的短语还很多,如动施短语和动受短语,评议短语和动作性限定短语等等,限于篇幅,只好暂付阙如了。

附注:

①范晓《说句子成分》,载《阜阳师院学报》(社科)1983.1。《关于结构和短语》,载《中国语文》1980.3。

②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

③参见申小龙《中国语法学方法论研究》,载《语文导报》1986.5。

④参见陆仁昌《关系·平面·成分--汉语词组法试论》,载《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1984.1-2。

⑤吕冀平《句法分析和句法教学》,载《中国语文》1982.1。

⑥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

⑦此三例转引自徐枢《从语文、语法和语用角度谈“名(受)+名(施)+动”句式》,载《语法研究和探索》

语文毕业论文范文第3篇

汉语言本科毕业论文范文-汉语短语的分类问题

一汉语短语结构类型的分析

1.1自《马氏文通》问世以来,有关汉语语法的论著对短语的分类基本上是按外部功能和内部结构这两个标准来进行的,其中以内部结构为标准的分类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其实,汉语短语分类中的“功能说”和“结构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叶斯丕森和布龙菲尔德理论的影响。在结构分类方面,布氏的句法结构观念似乎特别适合于汉语,因为汉语词的构成方式、短语的构成方式和句子的构成方式是那样相似,以至布氏的句法结构类型的分析可以直接应用于汉语每一层面上的语法单位的结构分析。短语在汉语语法单位中处于一种枢纽地位,因此,短语的结构类型可以上通句子下至词。这是汉语语法单位进行结构分析的一条捷径,发展到顶峰就是“词组本位说”。如范晓先生在《说句子成分》、《关于结构和短语》①等文中多次提出:汉语的句子结构和短语结构的构造原则基本上是一致的,除独词句外,句子只不过是独立的短语而已。根据这种观点,应当是有多少种结构的短语,相应地便会有多少种结构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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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词组本位说”把句法结构类型和短语类型完全对应起来,即以分析短语的结构类型为基础,扩展到句子结构。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它有可取之处;从实际的作业上看,它也具有相当的成效。它操作起来十分简便,似乎可以一以贯之地分析汉语的一切“结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恰恰是这种简便掩盖了汉语短语类型分析的句法分析中的一些实质性问题,如(一)是不是每个短语都可以在结构类型中找出它的归属?有的虚词和实词组合,其内部结构关系如何看待?(二)结构类型相同的短语,为什么其语法功能和转换关系不同?比如“人才交流”和“学者讨论”在结构分类中都是主谓关系,但前者能作“进行”类动词的宾语,后者不能;前者能在受定语限定之后作主语或宾语,后者不能。(三)许多结构类型不同的短语却有同样的语法功能,这是为什么?短语同词一样是静态的、备用的语法单位,对它内部进行分析以及据此而进行的分类,其标准与动态的、使用的语法单位—一句子的分析不应该是一样的,事实上,构成短语的成分和构成句子的成分也并不具有完全的同一性。吕叔湘先生认为“从语素到句子”有一个“中间站”,即短语。②这里我们借用下“中间站”这个说法。我们认为,如果说汉语语法单位由静态转化为动态有一个中间站的话,那末这个中间站不是短语,而是句子成分。语和短语都需要这个中间站的过渡,才能由静态的备用单位转化为动态的使用单位。③“词组本位说”所做的单纯的结构分析究其根源是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单位,因而没能解决上述问题,也就不能使短语研究向更深的方向发展。正因如此,目前有些学者对“词组本位说”提出质疑,试图把短语的结构和句子的结构区别开来,进而建立词法、短语法(有的学者叫“下句法结构”)、句法三足鼎立的语法分析体系,④这一步迈得很勇敢,也颇有见地。如果把短语法单列出来,那末短语分类就和句法结构分类有了质的区别。但他们的分类如仍按短语内部的结构关系来确定,上面提出的问题就仍无法解决。

二短语分类的原则

2.1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给短语分类。有一个原则问题必须加以强调,那就是同划分任何语法单位类别一样,给短语分类也应该遵守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则:划分出来的类别能够有效地服务于分析。反过来说,就是:不管用什么标准来划分,只要划分出来的类别可以用来有效地说明语法规律,这个分类就应该是有效的语法分类。基于上述原则,就我们已经掌握的语言材料进行试验的结果来看,依据短语内部的语义关系进行的分类能够较好地服务于语法分析的目的,能够较好地解决至今尚未很好解决的一些句法分析问题,如句法分析中的主宾类问题。用这个新的分类能够较好地说明短语作为与词一样的静态单位,其内部语义关系的不同对它的句法功能以及对包括它在内的更大一级的句法结构有什么影响,而这些问题是依据结构关系分类所无法说明的。事实上,类似这种分类的观点已经有人在实际的语法分析中运用过,只不过是非自觉的罢了。比如许多学者分过“受事主语句”的特点,从这些分析中可以看出:在他们的意识中肯定是把“施事—一动作”格式和“受事—一动作”格式加以对比,而这两种格式正是从分析语义关系的角度确定的。我们不过是试图把这种零散的、不自觉地运用语义关系进行语法分析的做法当作一种理论依据加以系统化而已。

2.2我们给短语分类的标准是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当然,语义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因此这里就需要给语义标准界定一个范围。如前所述,从分类的目的和结果来看,以语义关系为标准的分类也应该是语法分类,因为它最终是为解释语法现象或语法规律服务的。这种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不是指个别的词与词之间的具体关系,而是指某类性质的词与另一类性质的词之间的概括关系。

任何一种语法分析方法都至少要完成两个任务:一是切分层次;二是揭示被切分出来的直接成分(immediateconstituent)之间的关系。切分层次是对结构的处理(实际上也与语义有关),而说明直接成分之间的关系却与语义直接相联系,要想完全脱离开语义关系是不可能的。由于这种事实,再加上没有分清作为静态的备用单位的短语和作为动态的使用单位的句子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语法单位,目前许多语法论著中对短语结构关系类型的说明实际上是把短语内部的语义关系(如并列关系、补充关系)和句子成分之间的结构关系(如主谓关系)以及句法成分的语法地位(如偏正关系)纠结在一起了。

2.3有的语法学者早在十年前就提出了短语和句子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语法单位,短语同词一样是静态语法单位,“其内部的词与词之间就只有单纯的语义关系,而不存在其他关系”。并据此提出了十类语义关系,

见下:

Ⅰ并列:机关学校阅读欣赏

Ⅱ限定:秀丽景色大胆设想

Ⅲ补充:解释清楚热得淌汗

Ⅳ施动:风吹人住

动施:吹风住人

Ⅴ动受:展览书画维修房屋

受动:书画展览房屋维修

Ⅵ评议:应该参加能够胜任

Ⅶ同Ⅶ判断:是高山叫海洋

Ⅷ同一:首都北京班长小李

Ⅸ描写:衣着朴素成就辉煌Ⅹ双受:问他问题给我知识[⑤]

就我们目前收集到的资料看,这种分类大概是第一次以语义关系为标准的短分类,比较全面地体现了短语与句子的本质不同。我们将在这种分类的基础上探求一下语义关系的不同是如何影响短语本身的句法功能,如何影响包括短语在内的更大一级句法结构的。需要说明的是“歧义结构”,因为从语义关系的角度无法确定“咬死了猎人的狗”是限定关系还是动受关系。“歧义结构”是短语脱离语境而产生的现象,在具体语境中,短语的内部关系只有一种,因此“歧义结构”对我们以语义关系为标准的分类没有影响。

三、验证语义标准短语分类实用性的方法

1如前所述,我们所做的语义标准分类是为了揭示短语内部语义关系的不同对句法结构和句法分析产生的影响。就我们观察的结果来看,它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一是充当句子成分时的搭配能力;二是句子结构的变换关系;三是如果短语由语言单位转为言语单位,即成为句子时,这些句子所具有的特点。语义标准短语分类的实用性即在于此。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在下面具体验证的时候,并不一定在三个方面同时进行验证,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并不能在三个方面同时产生影响。这里只就其中的一个或两个方面进行验证。验证的方法是比较,比如用语义标准划分出来的两种不同类别,用结构标准来划分却是相同的,属于这种情况的如施动短语不同于受动短语,但两者的结构关系;却是相同的类别,用结构标准来划分却是不同的,与此相反,用语义标准划分出来的两种相同属于这种情况的如施动短语广义上相同于施动短语(主席团坐着/坐着主席团),但就结构关系看却是主谓短语和动宾短语。

2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选择比较重要而且具有典型意义的施动动语和受动短语来比较。倘若把这两种短语区分开来能够更好地分析和说明一些语法现象和规律,那就证明语义标准分类是有实用价值的,因为,如果用结构关系标准来分,它们就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主谓短语。我们希望这种比较能起到“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的作用。比较两种事物必须以一个在外的条件为参照点,被比较的事物在这个参照点上呈现出相同或相异之处,这样的比较才有意义。对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进行比较,也需要参照点。我们找到两个参照点:一是两类短语由静态的语言单位转为动态的言语单位时的自足条件,二是两类短语充当句子成分时的搭配能力。下面我们分节讨论。

四两类短语由语言单位转为言语单位时的自足条件

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在结构类型中都是主谓短语,按照一般语法著作的说法,一个主谓短语具备了一定的语调或加上一定的虚词就可以由语言单位转为言语单位—一句子。但是,是不是必定转成一个自足的句子呢?

回答是否定的。一个有趣的事实是:许多语法著述都讲到受事主语句的特点(或限制),而不提或很少提到施事主语句,因此给人的印象是施动短语似乎更容易直接转为自足的句子。其实不然,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转为言语单位进有各自的自足条件,而各自的自足条件又呈现出明显的对立,这种对立又主要表现在谓语动词方面。

1丁声树先生在谈到受事主语句的特点时说:“……从谓语方面看,谓语往往不是一个单独的动词,动词的前后多半有别的成分”。[⑥]这个概括当然是正确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受动短语转成的言语单位就是受事主语句,因此,我们谈受事主语句谓语方面的限制,实际上就是分析受动短语转为受事主语句(言语单位)时表现在谓语动词方面的自足条件。施事主语句对谓语是否由一个单独的动词充当的这一要求不是强制性的,如一些不及物动词作谓语,前后可以没有别的成分,如:(1)明天下午的会李校长发言。(2)我休息,他劳动。以上两例的谓语都是由一个单独的动词充当的,而且这几个动词本身又不能带宾语,这和动词本身是不及物动词有关。

但是,汉语中的动词绝大多数是及物动词,多数施事主语句的谓语动词也是由及物动词充当的。另一方面,受事主语句的谓语动词则必须由及物动词充当。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转为句子的自足条件完全不同。由施动(及物)短语转化而来的施事主语句,及物动词必须带着它的受事,否则尽管从结构上看主语和谓语俱备,但它是不自足的,比较下面两个例子:(3)医生们治好了他的病。

(4)*医生们治好了。例(4)是不成立的。而由受动短语转化而来的受事主语句,因主语是它后面的及物动词的受事,因此,动词一般不带受事宾语仍是自足的,如:(5)他的病治好了。(6)这首诗背下来了。

2事实上,人们在理解句子时,必然会受到两种短语的不同自足条件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下面两个例句来证明这一点:(7)敌人打退了。(8)我们打退了。例(8)无论怎样理解都是不自足的,“我们”不会是“打退”的受事,而例(7)尽管“敌人”也可以是“打退”的施事,但这个句子只有理解成受事主语句时才是自足的,而且按照常理,人们一定会把这个句子的主语理解成受事。受动短语转化而来的受事主语句,其主语担负着语法和语义两个层面的任务:从语法上看,一个句子必须有一个话题,即主语。假如这个话题在表层结构中没有出现,它一定被语境承担了。话题可以是施事,可以不是施事,受事主语句的受事就是话题。从语义上看,一个及物动词必须带着它的受事,不管这个受事在什么位置,也就是说,受事可以出现在动词的后面,也可以出现在动词的前面。及物动词的受事若不出现,它在语义上就没有着落,以施事、受事与同它们相联系的及物动词的关系而论,受事似乎更重要一些,这一点还可以通过“把”字句和“被”字句的比较中看出来。“把”字引进受事,“把”字后面的受事不能省略,如:(9)我把信写完了(不说“我把写完了”)而“被”字引进施事,在许多情况下施事可以省略,如:(10)小王被人打了(可以说“小王被打了”)我们认为受事主语句可能就是为了满足语法和语义两个方面的要求而存在的,也正是因为满足了这两个方面的要求,例(5)(7)才是自足的,而例(4)(8)不成立。又如:(11)罪犯枪毙了。(12)行刑人枪毙了。例(11)是自足的,因为它是由受动短语转成的句子;例.(12)不自足,因为按通常的理解,它是由施动短语转化而来的,如果它原本是个受动短语,那末当它转化为句子时,动词的前边必须加上表示被动意义的虚词,如“被、给”等才合乎自足的条件。当然它也可以是施动短语,那就必须在及物动词的后面加上受事“犯人、罪犯”等才能自足。

总之,按结构关系标准分类,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属同一类型,那末这种分类对揭示两类短语因语义关系不同而导致的不同的语法特点就没有任何成效,相反,按语义关系标准把它们加以区分,就能很好地说明它们各自不同的语法特点所产生的根源。

五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作句子成分时的搭配能力

按结构类型来说,主谓短语(包括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可以充当六大句子成分(这里仍沿用传统的称谓)中的任何一种,但是,充当某一相同的成分时,由于二者的语义关系不同对句子的另一成分有不同的要求,或者对短语本身有一定的要求。下面分别讨论。

1作谓语

受动短语作谓语要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一方面句子的主语必须是受动短语中动词所表示的动作的发出者(施事),另一方面短语内部的受事的范围也比较窄,或者由泛指代词“什么、谁”等充当,或者由遍指性名词或名词性词语充当,并且动词前有副词“也、都”等与之呼应。如果不是这样,往往是同式句子并列出现,如:(1)他什么都不说。(2)他样样事都会做。(3)大水……,头也不抬,话也不说。在意念上,以上各句的主语都是受动短语中动作的施事。从变换式上来看,遍指性句式的施事主语可以和短语里的受事互换而不改变句意。如:(4)什么他都不说。(5)样样事他都会做。它们可以自由变换的原因大概是这类句子的格式比较固定,以“S-O(遍指性受事)一也(都)-V”这样的格式作标志,不会把动作的施事和受事弄混。当然,除了上述两个条件外,还有一种情况,即受动短语里的受事是一般名词或名词性词语,如:(6)我这辆车买贵了。(7)王师傅那套西装做大了。(8)小刘帽子戴歪了。⑦(6)-(8)的主语都是施事,受动短语里的受事都是由一般名词或名词性词语充当的,而非周遍性词语充当的。这三句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主语和受动短语里的受事之间具有领属和被领属关系;二是充当谓语的受动短语中的动词后面都有形容词补充成分。我们知道,描写短语作谓语时,主语和描写短语里的被描写成分之间一般情况下是领属和被领属关系,如“他性格坚强”、“李明眼圈红了”。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测:这类受动短语作谓语对短语内部动词的要求是,必须有形容词补充成分,这个形容词补充成分的语义指向是短语里的受事,如例(8)的深层语义关系是“小李戴帽子,帽子歪了”,可以简说成“小李帽子歪了。”后者的结构关系和语义关系与“李明眼圈红了”完全相同。因此我们可以说,动词后面带形容词补充成分是这类受动短语作谓语的一个必要条件,如果没有形容词补充成分,这个句子就不成立,如“*小刘帽子戴了”,如果把形容词补充成分换成时态或趋向补充成分,句子就觉得不够自然,如“*小刘帽子戴过了”,“*小刘帽子戴出去了”。如果把主语和受动短语里的受事调换过来就成了施动短语作谓语。施动短语作谓语时对上述要求不是强制性的,而是可有可无的,如:(9)这辆车我买贵了。—一这辆车我买了。(10)那套西装王师傅做大了。—一那套西装王师傅做了。施动短语作谓语,一般不受这么严格的限制,其主语一般是非生命体,在语义上是作谓语的施动短语中动词的受事(这是最常见的形式),但也可以是生命体。如:

(11)桌子我搬走。(12)这个人我认识。例(12)的主语和施动短语中的施事都是生命体,可见施动短语作谓语对句子的主语和短语本身结构的要求都不严格,只要是生命体作施动短语的施事就可以了。又如:(13)谁的孩子妈都爱。当然,这方面没有限制,那方面就要有所“补偿”。从变换式上来看,许多施动短语作谓语,其主语又是非生命体时,二者往往不能自由互换,下面例子中右侧的句子都不成立:(14)汉语我辅导,(英语你辅导。)—一*我汉语辅导,(你英语辅导。)(15)桌子小王搬走了—一*小王桌子搬走了。有的施动短语作谓语,虽然主语是非生命体,但二者仍然互换,如例(9)(10)句可变换成例(6)(7)那样,这可能和二者之间具有领属关系密切相关,例(14)(15)句的主语和施动短语中的施事之间没有领属关系,因而二者不能互换。还有一种受动短语作谓语的情况,如:(16)姐姐手扎了。(17)我眼睛迷了.这种受动短语作谓语和上文讲过的情况不同,其主语在意念上并不是受动短语中的动作的施事,而是受事,真正的施事是另外一种事物,如“针、木刺”或“沙子、风”等等,在表层结构中它们都没有出现。主语和受动短语中的受事,在意念上不是施受关系,而是领属关系。正因为二者都是受事,它们之间尽管具有领属关系,仍不能像例(6)和(9),例(7)和(10)那样互换,而且这种“O[,1](受事)—一O[,2](受事)—一V”句式的谓语只能是受动短语,下面的句子是不成立的:(18)*姐姐木刺扎了(手)。(19)*我沙子迷了(眼睛)。

2作宾语

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都可以作宾语,表示事件或抽象的事物。但它们作宾语时,整个句子的谓语动词要受到一定的限制(这一点和它们作主语时对谓语的要求是一样的),即很少以动作性很强的动词作句子的谓语,往往由表示心理活动、感觉现象或表示判断的动词来充当。因此,从总体上说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作宾语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有些意义类型比较特殊的动词作谓语,对两类短语有不同的选择;反过来说,正因两类短语的内部语义关系不同,才使其一可与此类动词搭配,另一个不可以与之搭配。如“进行”这个动词在意义上表示持续性活动,在语法上它是一个形式动词,本身不表示动作,真正表示动作的是它后面的动词,“进行”则在动作动词前承担表达时态的任务,并把后面的动词由谓语改变为宾语。“进行”的宾语一般是动词,而且用作宾语的动词本身下能再带宾语。有时,“进行”的宾语可以由受动短语充当,但不能由施动短语充当。如果我们按结构类型来分析,只能说有时“进行”的宾语可由主谓短语充当,这种说法掩盖了两类短语的不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同的语法现象。下面的两个句子都是不成立的:(1)*进行干部学习(材料)。(2)*进行我们交流(思想)。而我们可以这样说:(3)进行社会主义建设。(4)进行思想改造。许多语法学者在研究句型时,运用设计框架的办法来验证句型的不同,这里“进行--非名词性宾语”也构成一个框架,它是区别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各自不同的语法功能的一个标志。

3作被限定成分

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如果前面没有限定成分都可以作主语和宾语,并对谓语动词有大体一致的要求。如果前面有限定成分,受动短语仍然可以作主语和宾语,施动短语一般不能。下面两句的被限定成分都是由受动短语充当的:

(1)1984年,我国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2)我们必须做好机构变动中的人员调整。为什么不能换成施动短语呢?原来,施动短语既不是名词性的,也不是动词性的。而作被限定成分的受动短语,其动词意义比较抽象,有兼类词(兼动词名词)的倾向,如(1)(2)句中的“改革”“调整”,又如“这个村的田间管理”,“家庭领域里的精神文明建设”等。因此,受动短语可以以其整体功能的名词性充当普通名词经常充当的成分,即被限定成分。受动短语的这种名词性使它在被限定成分的位置上的词序比较固定,因而又表现出一定的凝固性。上面两句的受动短语一般不能变换成相应的动受短语:(3)*……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经济体制逐步展开。(4)*……机构变动中的调整人员。受动短语的凝固性还表现在它可以做许多学科的术语,如“苗木定植”,“地质勘探”等等,许多刊物的名称也是这类学动短语,如“语文建设”、“汉语学习”、“哲学”研究等等⑧,这些学科术语和刊物名称一般不用施动短语或相应的动受短语来称谓。通过对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两类短语的不同语义关系对其语法功能的影响。我们上面分析的语法现象,恐怕是结构分类所不能解释的,反过来却证明了语义标准分类的实用价值。可供比较的短语还很多,如动施短语和动受短语,评议短语和动作性限定短语等等,限于篇幅,只好暂付阙如了。

附注:

①范晓《说句子成分》,载《阜阳师院学报》(社科)1983.1。《关于结构和短语》,载《中国语文》1980.3。

②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

③参见申小龙《中国语法学方法论研究》,载《语文导报》1986.5。

④参见陆仁昌《关系·平面·成分--汉语词组法试论》,载《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1984.1-2。

⑤吕冀平《句法分析和句法教学》,载《中国语文》1982.1。

⑥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

⑦此三例转引自徐枢《从语文、语法和语用角度谈“名(受)+名(施)+动”句式》,载《语法研究和探索》

语文毕业论文范文第4篇

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

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汉语新词语修辞方式造词法研究

【内容摘要】以往发表的新词语a的文章。侧重于从新词新义的显现入手探讨,从修辞格方面入手研究新词的比较少。本文主要从新词语的现状,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的研究的意义,由比喻、借代、仿拟构成的新词的情况和其他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的情况这几方面来进行分析研究。

【关键词】修辞新词语比喻借代仿拟

新词新语是观察社会生活的晴雨表,是反映现实的一面镜子。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其人文景观绚丽多彩。改革的大门开放以后,国外文化蜂拥而来。诸如“的士”、“酒吧”等词语纷至沓来。国内国外文化相互碰撞,彼此之间相互交融、相互渗透,产生了一批反映时代变革的新词新语。随着国内旅游热兴起,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许多农村人口投身于旅游景点的商业服务,于是便在原先的交通工具上精心修饰,仿照“的士”,出现了“马的”、“驴的”、“轿的”、“摩的”、“板的”等系列新词。这种由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旅游文化的发展,农业文明开始向现代文明转换。研究这种新词新语具有广义文化学的意义。研究这种新词语还有社会学的意义。比如“下岗”一词,在计划经济时期是不存在的。进入90年代后,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市场经济严酷的竞争机制,必然使有的企业破产,有的工厂倒闭,职工下岗不可避免。与“下岗”相对应,运用对义仿拟手段出现了“上岗”这个新词语。此外,“绿灯”、“黄昏恋”等等,都反映了这一特定时期的重要社会问题。

最重要的是研究这种新词具有语言学的意义。语言同社会生活联系密切,反映生活也最为迅速。如“绿色工程”“绿色食品”“绿色能源”“绿色产业”“绿色农业”“绿色事业”、“套书”“套裙”“套餐”“套会”“套票”等系列套词反映了修辞构词的灵活性、形象性和系统性。语言的活跃,反映思想的活跃,是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的结果。研究由修辞构成的新词语是要寻找其规律,预测其走向趋势,引导正确理解和使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促进语言规范标准化。这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信息时代全球化国际交往的需要。

一、“修辞学造词法”诠释

词汇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新词的产生概括的说不外乎两条途径:一是构造新词,二是吸收外来词。当今时代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新的事物、新的现象不断出现,由此导致了人们的新观念、新感受的不断产生,面对这种现象,原有的词汇难免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于是人们便倾向于寻求各种造词手段来对客观世界大量的空符号作及时有效的补充。产生新词新语的方式很多,有新外来词语的吸收、旧词语的复活、方言词语的吸收等等。我们着重要谈的是以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的研究。任学良先生曾提出“修辞学造词法”,就是运用修辞手法(即所谓的辞格)来创造新词的方法。新词语有不少正是利用这种方式产生的。比如用“鞭打快牛”来喻指对贡献大的人或企业过度加码,使其做更大的贡献;用演员出台表演的“出台”来喻指一系列成套的政策措施跟群众公开见面,即形象又生动。诸如“蛋糕”、“绿灯”、“断奶”、“窗口”、“余热”、“网络”、“黄牌”、“拳头”、“婆婆”、“阵痛”,“铁饭碗”、“红眼病”、“花架子”、“大锅饭”、“毛毛雨”、“大气候”,“一刀切”、“走后门”、“打头阵”、“剃光头”等都是通过比喻式构成的。“拳头产品”是指一种品牌或产品在企业中的作用向拳头一样粗壮有力,它是比喻方式造成的新词语。至于“龙头企业”、“文山会海”等等都是此类。还有借代式新词语,如“菜篮子”、“绿色食品”、“国脚”等。据语料库我们统计得出这种由修辞格形成的新词语约有700多个,以比喻、借代、仿拟方式构成的新词语最为常见。此外,还有其他修辞方式如比拟、夸张、谐音构成的新词语,下文中我们将会一一谈到。

二、比喻造词法

从结构上看,新词新语里运用比喻这种修辞格的,大体有以下几类:

⑴、以喻体作修饰成分,本体类属作中心词,构成新词语。如:

龙头企业拳头产品窗口行业星火计划胡子工程尾巴工程

这类新词的喻体一般都具有形象生动通俗易懂的特点,取譬的着眼点也多种多样,其突出之处是使得语言表达简洁明快。如:

草根工业:喻指植根于乡村土地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

龙头企业:像龙头一样能带动全局和其他企业前进或发展的企业。

尾巴工程:指某一工程主体部分已经完成,但尚有某些收尾项目未曾完成,好像拖了个尾巴。

⑵、以喻体代指本体,也就是赋予某些词语以新的比喻义。如:

绿灯窗口龙头新星拳头黄牌气候余热婆婆短平快

在这类词语中,由一些本来是普通语词,如“婆婆”、“窗口”、“拳头”;有的本来是专业、行业用语,如“绿灯”、“黄牌”,作为新词语,它们被赋予了新的比喻义,使用范围扩大了。而且有的新词语还可以作为构词成分,组成相关的新词语。如:

气候:大气候小气候新星:网坛新星影坛新星诗坛新星在这其中的“窗口”、“龙头”、“拳头”与前头所说的第⑴类关系密切或是由⑴类省略本体类属词形成的。比如“龙头”据一些语言研究者考察,在报刊杂志中先是出现“龙头产品”、“龙头企业”等短语,随后才出现“龙头”单独使用的情况。如:科学技术是脱贫致富的“龙头”。或是先出现喻体单独使用的情况,然后扩展成⑴类词语,像“窗口”,举个例子来看:商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部门是社会文明风尚的窗口。由此产生了把这些行业总称为“窗口行业”的说法。这两类词语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在口语中“窗口”、“龙头”、“拳头”等词语的比喻说法是早已存在的,当它们进入书面语后,很快就被推而广之了。

⑶、以喻体作中心词,前边加上一系列修饰、限制成分,构成新词语。其中心词有双音节的,也有单音节的。我们以单音节为例看一下,如:

~坛:体坛歌坛影坛泳坛足坛网坛

~星:歌星明星笑星舞星泳星新星

~霸:电霸水霸车霸鱼霸油霸波霸声霸

~~热:武侠热英语热中国热琼瑶热追星热足球热旅游热

~~族:上班族追星族红唇族推销族打工族工薪族

~~风:吃喝风麻将风浮夸风宴请风

这一类单音节词具有较强的构词能力,使用范围比较广,但它们能不能被认为是后缀成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首先,一般后缀成分如“子、头、儿”等本身已无实词意义,它们的词义已经虚化或消失了。而“坛、星、霸、风、热”这一类单音节词,仍保留一定的实词意义。例如“热”,指受很多人欢迎的或很多人热衷的某一社会现象。“坛”,在词典中早已说明指的是体育界或文艺界,只不过由它构成的新词更多了,而“坛”的词义并未消失。至于“风”本指一种自然现象,但自古至今就被喻指社会风气或作风,如“党风”、“世风”、“校风”、“学风”等,近年来产生的“吃喝风”、“麻将风”仍是这个意思。

其次,“子、儿、头”等后缀成分须依附于前边的词语存在,是名词的标志,而“热、坛、风”这一类单音节词,则勿须依附前边词语存在,可以单独使用。再次,在修饰性词语和这些单音节词之间,结构较松散,有的也可以插入其它词语。修饰这些单音节词的成分可以是词,也可以是短语,没有一定限制。由于这类单音节词确实存在一种后缀化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称其为类后缀成份。

⑷有的新词语,从它开始使用,就作为一种比喻用法。如:

大锅饭:喻指不符合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

一刀切;喻指那种不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的简单化的工作方法。

这类词语就字面意义谈,本指一种现象或事物,只是人们很少用它们的字面意义,而是常用它们来喻指某一事理、现象,在使用过程中这类词语逐步具有了某种习用的意义。这类词语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新的俗语、惯用语,如:“踢皮球”、“剃光头”之类,它们应用的范围比较广,很难说明这种比喻究竟是以那个本体为对象的。

三、借代造词法

用借代修辞格形成的新词語,一般来说可分为以下几类:

⑴、以专称代指通称。如:伯乐,原为韩愈《马说》中的人名,擅长相马的人后来代指擅长发现人才推荐人才的人。硅谷:源自美国,电子工业基地,现代指电子工业基地。

⑵、以某一相关事物代指一事物。如:

红包:代指家长给晚辈子孙的赏钱或厂矿、企事业单位给职工发放的奖金。

菜篮子:代指城镇居民的副食蔬菜供应。

“菜篮子”:是城镇居民采购蔬菜、食品时携带的工具;“红包”:使用红纸包着钱币,象征喜庆、吉祥,以示奖励。

⑶、以事物的某一特征部分或标记代指该事物。如:

橄榄绿:代指这种颜色的警察制服。

大团结:指拾元面值的人民币,因上面印着民族大团结的图案而得名。

国脚:专指具有高超球艺的部级的足球队员。

⑷、以具有特征性的动作行为代指某一事。如:

画圆圈:代指圈阅文件。一些领导同志在阅读或批示文件时,常画圆圈表示已经过目。

爬格子:因写文章要用带格子的稿纸,所以拿“爬格子”来形容勤奋艰苦写写作。

挂鞋:代指足球队员退出绿茵场,不再参加比赛。

“画圆圈、爬格子”,“挂鞋”都是动宾结构。前者口语色彩浓,后者书面语色彩浓。此外,它们之间的感情色彩也有区别。“画圆圈、爬格子”含有戏谑的意味,“挂鞋”则显得庄重。

⑸、以形象性称谓代指原有专名。如:

铁榔头:因郎平扣球凶猛有力,而“郎”与“榔”同音,人们就以“铁榔头”代指朗平。

聂旋风:我国围棋手聂卫平在中日围棋赛中,连连获胜,象一股旋风,令对方无法招架,于是“聂旋风”就成了聂卫平的代称。

⑹、以专名代指该专名所具有或体现的某种社会现象、观念等。如:“条子现象”指领导干部随意批条子办事的不良社会现象。“明星效应”指文艺、体育等领域里的明星由于受人崇拜而产生吸引力和号召力的社会现象。这类词语从意义上说,带有一定的模糊性、随意性;从结构上说,为定中结构;它不同于一般修辞上借代里所说的“专名代泛称”,从整个短语看,可以认为是部分借代。

四、仿拟造词法

采用仿拟手法构成的新词语,实际包含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为了修辞的目的,利用仿拟格而产生的偶发性新词语。这类新词语

有些会超越原语言环境,被更多的人认可并使用,逐步获得一般词语的性质;有些只是偶尔出现或偶尔重复出现,很快被遗忘和淘汰。另一种情况则是依据汉语词汇中已有的词语,利用仿拟手法来构成表达新事物新概念的词语,可视为用仿拟构词法构成的新词语。利用仿拟构词法产生的新词语有着一般新生词语的性质,接下来我们着重分析仿拟型新词语的情况。

⑴、格式仿。汉语词汇中有些词语的构成在形式上呈明显的框架结构,这种框架结构也即一类词语构成的格式,依据一定的格式,通过改换某些构词要素,能产生一系列同格式的词语。“格式仿”就是通过仿拟词汇系统中这类典型格式而构成新词语的方法。依据结构的不同,可以分为四类:

①、仿前式。即仿造词仿拟原型词的结构,更换原型词的前一个词素,后一个词素不变的方式。这种方式在仿词造词法中占多数,下列两组例子都属于仿前式。

面的→轿的酒吧→网吧

→货的→陶吧

→残的→奶吧

→摩的

②、仿后式。与仿前式相反,这是一种仿拟原型词结构,并替换原型词的后一个词素,前一个词素不变的方式。这种方式在仿拟造词法中用的比较少。例如:

国手→国脚的哥→的姐廉政→廉业陪读→陪教

③、格式仿产生的新词语四音节的也较多,所仿格式有些是词汇系统中具有的,有些则是近年新造,经反复使用获得习用性特征的新格式。格式仿构成的四音节的新词语大多是在一个固定格式中嵌入新语素,如:由“大×大×”仿拟出“大红大绿”、“大红大紫”、“大操大办”、“大包大揽”等;由“小×小×”格式仿拟出“小打小闹”、“小夫小妻”、“小修小补”等。这些新仿拟的词语,均在原格式中嵌入一定的语素,词型格式化特征突出。格式仿利用已有的格式,形势特征明显,改换语素灵活便利,是一种常用的仿拟构词的手段。

④、还有一种仿拟则是依据一定的句法形式,即所仿格是汉语中一种常见的句法模式。它们大多是汉语词汇系统中使用时间长、出现频率高、生成能力强的句法模式。因而往往带有一定的文言句式的色彩。如:“以NVN”,介词“以”在这种句法模式中表示“凭借、依据”,是一种文言格式。根据这种格式仿拟的“以权谋私”、“以党代政”、“以工挤农”等新词语,概括性强,具有明显的文言特征。

⑵、语义仿。语义仿即利用词语间语义上存在的类义、对义、反义等关系来仿拟构词。

①、类义相仿。利用类义关系仿拟的新词语,如由“奖学金”仿拟出“奖教金”,由“空姐”仿拟出“海姐”,由“廉政”仿拟出“廉业”等。这些仿拟词与原型词都是同类事物,同属一个范畴,利用同类事物的相关性,类推联想,仿拟出新词。

②、对义相仿。对义仿拟则是由记录某一事物、现象、行为的词语,仿拟出另一与之相对应的新词语。如,以性别为对应关系由“公关小姐”仿拟出“公关先生”,由“家庭妇女”仿拟出“家庭妇男”,“空姐”仿拟出“空哥”,“的哥”仿拟出“的姐”。

某些相对应的概念,也会产生对义仿拟构词。如,由“民办”仿拟出“官办”,由“民风”仿拟出“官风”等等,“民”与“官”便是建立在相对应的概念基础上的仿拟。

③、反义相仿。这种仿拟词与原型词意义相反,这是由于仿拟词语中替换的词素与原型词中对应的词素意义相反造成的。这种仿拟是语义仿中最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许多仿拟型的新词语,都是通过反义仿拟构成的。如,以“大”与“小”相仿拟的“大我”与“小我”、“大气候”与“小气候”;以“冷”与“热”相仿拟构成的“冷销”与“热销”、“冷板凳”与“热板凳”等;以“优”与“劣”相仿拟的“优生”与“劣生”等等。此外,象“上”与“下”,“公”与“私”,“正”与“负”,“快”与“慢”,“强”与“弱”等反义语素的变动,都是仿拟构词的重要手段。

⑶、依据是否只用仿拟手段来划分,可以分为单纯式和兼用式。单纯式是指仅仅利用仿拟这一修辞方式造词的方法。根据兼用的修辞方式的不同,又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仿拟兼谐音。如“气管炎”→“妻管严”,“哑巴亏”→“喇叭亏”

②、仿拟兼简缩。例如:博导(博士生导师)→硕导(硕士生导师)。这里人们兼用了仿拟和简缩两种造词法。

③、仿拟兼夸张。例如“豪华本”→“火箭本”(称出版速度快,质量低劣的书册)。仿拟词语“火箭本”显然也兼用了夸张的手法。

五、其他修辞方式造词法

这种利用修辞格形成的新词新语义比喻、借代、仿拟最为常见,当然由其他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语也是不容忽视的。谐音构成的新词语,如:“炒古”,炒买炒卖古玩,由“炒股”谐音而造;“导爷”,戏称导游人员,有“倒爷”谐音仿造。还有“爱资病”、“莫(没)斯(事)科科长等都是谐音造成的新词语。比拟式构成的新词语,如具有新含义的“松绑”“透明度”“冒尖”“挂钩”“浮动”,以及“精神污染”“知识爆炸”“三栖明星”“投资膨胀”等。夸张式新词语也为数不少,如:“爆棚”指体育、娱乐场馆等人数骤增;“过街鞋”,对质量很差的鞋的贬称。此外还有“爆满”、“鸣谢”、“袖珍企业”、“火箭本”等。还有新含义的“山海经”、“普通话”是直义式新词语。而“压缩饼干”“压缩空气”则是利用断取格形成的。真是形象生动,丰富多彩。所有这些进一步说明了“修辞学造词法”是完全行的通的,而且是语言学中值得研究的一个有趣的现象。

六、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的特点及趋势

1、比喻、借代构成的新词的特点及趋势

由比喻、借代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语具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首先,这类词语具有时代特色。由修辞而逐渐凝固成新词语,是汉语词汇发展中固有的现象。例如:古汉语中有以“须眉”代指男子;以“裙钗”“巾帼”代指妇女;以“杜康”代指酒;以“黄发垂髫”代指老人小孩;也有以“蛇行、龟伏”等来喻指某一动作行为状态的。这类词语比较形象生动,增强了汉语的表现力,丰富了汉语的词汇。近几十年来涌现出的新词新语,存在着一种趋新求雅和系列化的趋向,同时也表现出追求形象鲜明、通俗化、口语化的势头。由修辞方式形成的新词语更是引人注目,无论在“表情”还是在“达意”上,带有一定的时代烙印。例如的那几年,人被丑化、异化,灵魂和肉体被肆意糟踏、蹂躏,反映在语言上,那就是在词语里“牛鬼蛇神”“黑帮”等等满天飞。如今的时代是人文时代,人格得到尊重,人的价值受到重视,个人的创造精神也得到提倡、保护和发扬,词语中以比喻、借代方式产生了不少于个人专名有关的词语。如:“王海”、“徐虎”等,只要一个人的作为、贡献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应,很快就会得到应有的承认,受到尊重。当今的时代亦是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科技信息瞬息万变的社会,因而被用来做借体或喻体的多为经济、文化科技领域的事物,如:“中关村”、“硅谷”、“短平快”、“气候”等等。这种变化反映了当今我国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以及广大群众视角中心的重要转移。其次,这类词语的词义具有模糊性。词语意义的模糊性是指它们所表达的概念的外延缺少清晰的界限,由比喻和借代凝固形成的新词语,其意义普遍存在相当模糊性。一般来说,一个新词语从开始出现到被社会接受,其意义总要经历一个由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过程,这是由于人们对这个词语所反映的客观事物的认识在不断深化。此外,有些词语所表达的概念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或者它本身就是一个模糊不定的概念。由比喻和借代形成的表达方式,大多只有模糊概念,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从科学上界定严格的意义范畴。如“龙头项目”等会因地因时而异,其概念外延没有确定标准。我们再从心理基础看,比喻和借代都是以联想作为心理基础的,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由比喻和借代形成的词语直接以喻体指本体、以借体指本体,这在文字表达上更精炼了,但意义范畴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却更为增强了,同时也模糊了两个不同质的事物的界限。“热”本指一定的温度,与“社会现象”本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两回事,把它们混为一谈,词义更模糊了。再次,修辞用词往往具有临时性的特点,这类词语所要表达反映的客观事物本身有相当多数属临时或短期性的社会事物、现象。如:“~~热”、“~~风”只不过时髦一阵子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即使“~星”、“~~精神”等也只能在一个特定时期内,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些词语能风行一阵,当事过境迁也就烟消云散了。

接下来我们在看一下由比喻和借代形成的新词语的发展趋势。由比喻和借代构成的词语中,不少词语词义带有相当的模糊性,表达上也可能用其他方式代替,流传使用中又有一定的局限性,使它们转化为一般词语的可能性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加上这类词语多用于口语,也就不大容易进入正式公文、科学论文等文体。另外,这类词语有不少表达种种复杂的情感,而人们的情感往往受各种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又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个人成分占很大作用。这样,也使这类词语的传播受到一定的限制,转化为一般词语的可能性受到影响。有些语言学者正确指出,许多赋予词语以临时性功能的修辞学说法,往往会随着人们的反复使用而使临时性功能固定化,原来的修辞用词也会转化为一般用词。某种修辞说法能否形成新词新义,它们的寿命是长是短,主要取决于人们使用这种说法的情况,即约定俗成的程度。这类词语总体上说具有相当的临时性,只有少部分词语能进入一般词语,保持较长期的稳定性。

2、仿拟构成新词的特点及趋势

由仿拟构成的新词语到底具有什麽样的特点?首先,仿拟型新词语具有对应性。仿拟性新词语与原型词之间存在对应关系。仿拟型新词语中以类义、对义、反义等关系构成的语义仿新词语是对应性的突出体现。格式仿中许多新词语内部甚至也表现了类义、对义的对应关系。其次,仿拟型新词语具有鲜明的感情色彩。有的带有表扬倾向,如“新秀”;有的带有嘲讽、戏谑的色彩,如“喇叭亏”、“家庭妇男”等;有的则带有较强的贬义色彩,如“以权谋私”。鲜明的感情色彩,反映了这类新词语的构成与“仿拟”这一修辞手段运用的内在联系。再次,仿拟型新词语体现了仿拟构词手段的丰富性。从这类词语的构成方式看,仿拟词与原型词之间,涉及音、形、义三个方面。就拿“语义仿”来说吧,语义上的“类义”、“反义”都可以作为联想的线索,这就使仿拟构词具有丰富的手段,构成新词的能力也较强。

由仿拟构成的新词语将何去何从呢?词汇发展的总趋势是日益丰富和扩大。由仿拟构成的新词语既是对语言的继承又是对语言的创造,它使语言旧有的形式得以保存的同时,又添加了新的内容,使新的词语更富有生命力,更富有时代的特征。仿拟现象是社会发展和人们快节奏生活的必然产物。人们利用语言系统中的某些已有的成分去表达他们认识和思维活动中取得的新成果,这样便产生了新词。而人们利用旧有的词语模式,用替换原词的某个语素而快捷地举一反三地构成新词,势必导致新词生成中仿拟

现象的出现,这种现象是人们追求简单、高效心理的反映,符合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新词语一经产生,便要经受社会和历史的检验,仿拟生成的新词语能不能顺利地进入现代汉语的词汇库还要看它是否符合构词的规律,是否符合大众的语言习惯。仿拟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但一味模仿也会产生消极作用。近些年,有的人为了标新立异,或者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特别是一些广告媒体,无视语言规律,利用谐音胡乱造词,如“咳不容缓”、“衣衣不舍”等等。这些“词语”意义上完全背离了原词,长此以往,词将不词了。但从总体上说,仿拟能产性强,生命力强,其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它符合词汇发展的总趋势。

【参考文献】

①杨晓黎仿拟型新词语试析《修辞学习》1993年第5期,刘兰民汉语仿词造词类型刍议2001年第2期。

②季恒铨、亓艳萍比喻、借代与新词语新用法《语文建设》1989年第4期,王铁昆从某些新词语的“隐退”想到的1999年第5期。

③朱永楷、林伦伦二十年来现代汉语新词语的特点及产生渠道《语言文字应用》1999年第2期。

④刘红曦汉语新词语生成中的仿拟现象《渝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⑤王铁昆从反思看新词新义的产生和发展《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⑥周洪波《精选汉语新词语词典》四川出版社1997年。

⑦姚汉铭《新词新语词典》未来出版社2000年2月。

StudyofChineseNewWordsfromRhetoricalManner

语文毕业论文范文第5篇

一、毕业论义写作基本程序:集体指导、个别指导(三次以上)、定稿初审、省校复审、模拟答辩、案答辩终审。

二、字数、时间要求:6000字以上;半年左右。

三、文本格式要求:另见结构要求及文本样式。

四、关于选题和写作

(一)选题范围: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文学理论、比较文学、美学、写作等。

(二)开题报告:须经指导老帅审定通过后,另可进行论文的具体写作,一经确定,上报省校,不能更改。

(三)选题要求及不例:

1、“宜小不宜大”:利于提炼观点,利于中集中展开论述和材料的搜集及运用。

例:论余秋雨的散文(内容涉及很多方面,难于把握和深入)

深味人生,观照心灵——论余秋雨散文的哲学底蕴(只侧重于其散文的哲理性一个方面,利于深入)。

例:论鲁迅小说:浅论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人物塑造)。

试析鲁迅小说的细节描写(艺术特色)。

2、传统论题须有新角度:利用熟悉材料,进行独自思考,形成新的完整的立论和论证。

例: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沈从文和他的《边城》(材料、观点难以通过)。

从《边城》看湘西的民族风情,从沈从文小说看其“湘西情结”。

例:《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都可写,但必须是利用熟悉的材料进行新的立论。

3、必须选择熟悉的作品立论:利于形成自己的观点,利于找论据论证,利于答辩。

例:狄更斯作品中的人道主义、马克.吐温的幽默讽刺艺术等(照搬别人立论;答辩临时读、记)

4、确定适宜的论题角度:自己熟悉、理解、擅长的方面:论题要求相对容易简明的。

(I)古、现代汉语,专业性强,材料具体翔实:文学理论深奥,接触少,不懂或未自己研究的决不能写;

(2)作家论、创作论、风格论、流派论等要量力而行,一般可重点考虑作品的主题,人物形象,艺术特色,审美意义等。

5、中学语文教材教法不属汉语专业毕业论文选题范围。如需参考,可上网点击“一搜”、“白度”、“google”——“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选题。”

四、写作要求:

I、网上下载的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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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请他人执笔,自己未读作品,不熟悉作品的不收;

5、拿已毕业的论文不收。

五、关于论文答辩

1、充分熟悉论文所涉及的作家、作品;

2、充分熟悉和理解论文中所引作家、作品及相关概念的米龙去脉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