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层建筑论文范文第1篇

商业楼基础设计等级为甲级，采用桩加防水板基础。根据前期试桩检测报告结论，采用Φ700钻孔灌注桩，抗压兼抗拔桩。基础埋深12.1m，远大于建筑结构高度的1/18。经复核，风荷载及水平地震作用下基底均不出现零应力区，可满足高层建筑结构抗倾覆稳定要求。

二地下车库设计

地下车库采用框架剪力墙结构，局部增加的剪力墙，主要有两个作用:一是为了使得地下1层与地上1层的剪切刚度比大于2，满足正负零作为地上单体嵌固端的要求，二是为了更好地保证室内外高差处水平力的传递。商业楼室内及室外相关范围内，正负零零层采用梁板式结构，板厚180～250，双层双向配筋，且配筋率不小于0.25%。

三上部结构设计

(1)超限情况的判定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技术要点》的通知(建质〔2010〕109号)”，对商业楼的超限情况判定如下:①商业楼结构高度29.2m，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属于A级高度高层建筑，高度不超限。②商业楼3层以上竖向构件缩进大于25%，属尺寸突变(立面收进);③商业楼地上楼层存在多处楼板有效宽度小于50%，开洞面积大于30%的情况;④商业楼3层和4层之间质心相差达18m，大于相应边长的15%，同时，考虑偏心扭转位移比大于1.2，小于1.4。综合以上分析，商业楼属于超限高层建筑。

(2)上部结构计算分析

在小震作用下，全部结构处于弹性状态，构件承载力和变形应该满足规范的相关要求。根据《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2010第5.1.12条的要求，本工程采用SATWE与PMSAP两种不同分析软件分别进行了整体内力及位移计算，两种软件的计算结果基本一致，结构体系满足承载力、稳定性和正常使用的要求。楼层最大位层间移角小于1/550，满足JGJ3－2010第3.7.3的要求;在刚性楼板假定下，虑偶然偏心影响的规定水平地震力作用下，竖向构件的最大水平位移和层间位移与该楼层平均值的比值均小于1.4。根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第5.1.2条，对不规则建筑应采用时程分析进行多遇地震下的补充计算。本工程所选的三条波为TH2TG035、TH4TG035、RH4TG035，每条时程曲线计算得到的结构底部剪力均大于CQC法的65%，三组时程曲线计算得到的底部剪力平均值大于CQC法计算得到的底部剪力的80%，故所选三条波满足规范要求。时程分析的结果表明，结构体系无明显薄弱层，时程分析法包络值较CQC法计算结果小，故结构的小震弹性设计由CQC法计算结果控制。根据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2010第5.1.13条的要求，对商业楼采用弹塑性静力分析方法进行了补充计算。两个方向罕遇地震下性能点最大层间位移角均小于1/50，小于规范弹塑性位移角限值，因此宏观上商业楼所用结构体系能保证大震不倒的设计要求。在通过二阶段设计实现三个水准的基本设防目标以外，针对本工程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以下抗震性能化目标:①设防地震作用下，中庭连廊等薄弱处楼板内双层双向钢筋不屈服;②设防地震作用下，悬挑梁根部框架柱及大跨梁两端相连框架柱斜截面抗剪按弹性设计，正截面抗弯按不屈服设计;PMSAP楼板应力分析结果表明，中庭连廊根部、平面凹口阴角位置一般为应力集地区域，在多遇地震作用下，楼板主拉应力不大于混凝土抗拉强度标准值，楼板不会开裂，在设防地震作用下，应力集中位置楼板主拉应力略大于混凝土抗拉强度标准值，但适当加大楼板配筋，即可满足楼板内钢筋不屈服。在设防地震作用下，利用SATWE进行弹性设计和不屈服设计，分别校核悬挑梁根部框架柱及大跨梁两端相连框架柱的箍筋和纵筋，并与多遇地震计算结果一起进行包络设计。计算结果表明，配筋值均在合理范围，配筋切实可行。通过以上性能化设计措施，在对结构的经济性影响较小的情况下，提高了结构的抗震性能，增加了建筑的安全性。

(3)上部结构设计

针对偏心布置和扭转不规则，设计时，尽量使结构抗侧力构件在平面布置中对称均匀布置，避免刚度中心与质量中心之间存在过大的偏离;加强构件的刚度，增强结构的抗扭性能。计算时，考虑偶然偏心的影响，设计时适当加强受扭转影响较大部位构件的强度、延性及配筋构造。通过调整结构布置，将考虑偶然偏心下的最大位移比严格控制在1.4以下，第一扭转周期和第一平动周期比严格控制在0.9以下。针对立面收进带来的扭转不利影响而采取的抗震措施详第(1)条。构造上，对收进楼层(4层)加厚至140mm且双层双向加强配筋，配筋率不小于0.25%，但为减小大跨部分楼板自重，室内大跨度区域楼板厚120mm，屋面大跨度区域楼板厚130mm，收进部位上下层楼板(3层和5层)厚度不小于120mm，并双层双向加强配筋。根据《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2010》的相关规定，体型收进部位上、下各两层塔楼周边竖向结构构件的抗震等级提高一级，框架柱在此范围内箍筋全高加密，提高纵筋配筋率;收进部位以下两层结构周边竖向构件配筋加强。针对因开洞形成楼板不连续情况，整体计算时按实际开洞情况建模，并将以上楼层定义为弹性膜，以考虑楼板不连续对结构的影响;同时，构造加厚连廊等薄弱区域楼板至130mm厚，并双层双向配筋，配筋率不小于0.25%。

四结语

上层建筑论文范文第2篇

政治文明根植于物质文明,属于意识范畴,是物质文明的反映。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尽管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并非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但不同的物质文明总是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明。任何一种政治文明都有自己的特色,且与物质文明发展状况相联系,能动地反映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并为其发展提供政治保证。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前进的最终原因和根本动力。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上层建筑逐渐分离为政治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两大部分。政治上层建筑的成果表现为政治文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成果表现为精神文明。就政治文明而言,其文明程度与现实的民主政治建设、法制建设等状况密切相联。政治文明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来源于社会存在。任何社会意识都有自己特定的内容,都有自己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都是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现象。所以政治文明来源于特定历史阶段的物质文明,这种物质文明决定了特定历史阶段的政治文明。政治文明不可能长时间落后于物质文明,也不可能超越物质文明的发展程度,而应该与物质文明同步、协调地发展。政治文明体现该历史阶段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的发展状况和进步程度,而这种发展状况和进步程度最终又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

二、政治文明的继承性与发展性

马克思1844年11月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中有“集权制和政治文明”的表述,首次使用了“政治文明”概念。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中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丰富的政治文明思想。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在社会主义下,‘原始’民主的许多东西都必然会复活起来,因为人民群众在文明社会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站起来了,不仅独立地参加投票和选举,而且独立地参加日常管理。”把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观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及其相互关系。邓小平同志虽然也没有提出政治文明这一术语,但他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问题,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和科学设想。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十六大报告则明确地把社会主义文明分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大部分,把社会主义建设确定为三大文明建设,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文明理论和政治文明观点的丰富和发展。从“两个文明”到“三个文明”,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

三、政治文明的借鉴与特色

政治文明的优与劣,不仅要看其进步程度,更重要的是要看其与当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适应程度。能够最大限度地适应并促进本国物质文明发展,并为广大群众所认同的政治文明,便是优良的政治文明。在当代世界各国不同的政治实践中,制度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政治民主和公民参与的日益扩大和深化,人权思想、法制意识和社会平等观念的普及,以及公民自由的扩大、对生态环境和国际关系的重视等,都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内容和人类政治实践具有普遍意义的追求。其中高度的民主、自由、平等,健全的法律体系等特征是各种政治文明共同的基本特征和本质要求。超级秘书网

上层建筑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我国、三次、危机

[论文]：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否也发生经济危机问题，现在理论界中争论不休。本文拟就我国曾经发生过的三次经济危机，谈一点浅薄看法。

一、问题的提出

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在资本主义国家那里所发生的经济危机、商业危机和财政危机，都只是触及个别资本家集团。而在我们这里却是另一种情况。商业和生产中的每次严重停滞，我国经济中的每个严重失算，都不会只以某种个别危机来结柬，而一定会打击到整个国民经济。每次危机，不论是商业危机、财政危机或工业危机，在我们这里都可能变成打击全国的总危机。”①斯大林所说的情况，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曾经出现过，只不过危机的形态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同。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践的时间还很短，建国40年来，虽然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受的挫折也很大，走了不少弯路。我们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找出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引为鉴戒，才能加快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此，对于我国何时曾发生过经济危机，危机的表现如何，其原因是什么，应该怎样认识等问题的探讨，仍是十分必要的。

二、危机的表现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短短三年中就医治了多年战争的创伤，恢复了国民经济，接着用了不到五年的时间，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于一九五七年顺利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我们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成绩是辉煌的。尔后就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党的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急于求成，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运动和农村化运动，使得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出现了混乱状态，出现了建国以来的第一次经济危机这次危机是从一九五九年冬的农业危机开始，后来发展到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的工业危机。在三年多的危机期间，我国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生产和消费严重脱节。危机在生产领域里的主要表现是生产大幅度下降。首先农业连续三年减产，一九六一年比一九五八年农业产值下降百分之二十六，粮食总产下降百分之二十六点三；接着工业也减产，一九六一年工业生产比上年下降百分之三十八点二，一九六二年又下降了百分之十六点六。钢产量一九六一年比上年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七点一，一九六二年又下降百分之十二点五。煤炭的产量一九六一年比上年下降百分之三十，一九六二年又下降百分之二十多。轻工业生产一九六一年比一九五八年下降百分之十四。大批工厂、企业被迫实行“关、停、并、转，”一九六o年全国的企业单位比一九五八年减少了九千个，上万项未完工的工程停工下马或者报废，损失浪费极大。后来国家不得不缩减二千万名职工回乡生产，这相当于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危机在流通领域里的主要表现是商品奇缺、严重不足，通货膨胀，物价不稳，自由市场的物价飞涨。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一年货币发行量猛增了一倍多，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国民收入平均每年下降三点九，国家财政极为困难。危机在消费方面的主要表现是农村严重缺粮，发生了饥荒，城镇职工实际生活水平一九六一年比危机前约下降了百分之三十，许多日用消费品都要执行严格的配售制度，人民生活十分困苦。这次危机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极大地破坏了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据估算，危机使我们损失了国民收入一千多亿元，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我国进入了所谓“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八年是我国出现第二次经济危机的时期。这两年，正处在“”的前期，也是“全面内战”“文攻武卫”的非常时期。那时群众被分裂成两派，搞武斗，各种条例、各种规章制度都受批判，被否定掉了，工农业生产很混乱。危机的表现。许多工厂企业处在停产或半停产的状态。交通运输特别是铁路运输严重阻塞，使得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都不能正常地维持下去，造成了工农业减产。比如，一九六七年工业生产比一九六六年下降百分之十三点八，一九六八年又下降百分之五；钢产量一九六六年已达到一千五百三十二万吨，一九六七年却下降了百分之三十四点七，一九六八年再下降百分之十；一九六七年农业生产停滞不前，一九六八年下降了百分之二点五。生产的下降造成了市场上商品短缺，日用消费品供应紧张，人民群众生活困难。

第三次危机是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那是“”后期的三年，“”的破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国民经济跌到了崩溃的边缘。危机表现在：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实际上处于半计划、半无政府状态，供、产、销严重脱节，企业开工不足，严重影响了整个工业的正常生产。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六年工业生产出现停滞，一九七五年略有上升。钢铁产量一九七三年已达二千五百万吨，一九七四年下降了百分之十六，一九七五年回升到二千四百万吨，到一九七六年又下降了百分之十二。一九七六年有百分之三十七的国营工业企业发生亏损，亏损额超过了七十亿元。市场上许多日用消费品供应严重不足，实行配售制，农贸市场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出现财政赤字五十多亿。有些地区农民吃不饱饭，生活很艰苦。这次危机使我们的经济损失相当严重，据估算，全国大约损失工业总产值一千亿元，钢铁二千八百万吨，财政收入四百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上述三次危机表明，危机在生产、流通各个领域中都有表现，其中最主要的是生产严重不足，其他各种表现都是由于社会再生产遭到破坏，生产严重不足所致。所以，我国出现的经济危机，是另一种形态的生产严重不足的危机，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不同。

三、危机的原因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危机的根源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成果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②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根源即资本主义的固有的基本矛盾被消灭了。因此，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发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既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那么，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是否也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呢？

有的同志认为，造成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工作中的“严重失算”。我认为：有必要进一步联系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来探讨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时间不长，它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很不完善。同志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建国40年来，除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和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以及粉碎“”后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的十年外，长期以来，由于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存在严重的“左”倾错误，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做出了“左”的判断，忽视了它们之间相适应的基本方面，没有坚持生产关系的相对稳定性，充分发挥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而对它们之间互相矛盾的一方面，未能及时正确地调节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调节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以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相反，我们无限夸大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互相矛盾的方面，不断在生产关系和上基建筑方面进行所谓的“革命”，使得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断扩大，最终达到了冲突的地步。经济工作中的这种“严重失算”，引起了上述的三次经济危机的发生。

回顾40年来的历程，我们在哪些方面人为地扩大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呢？

首先，过急过快地变革生产关系，使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转移的”客观的关系。同时，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可是，这一基本原理在我国却没有得到很好地运用。一九五六年，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理应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合作社所有制关系的相对稳定性，以利于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这是符合生产关系“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的。但我们却无限夸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认为只要一味不停顿地变革生产关系，就能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这种“左”的观点影响下，既忽视我国农业是以手工劳动为主的生产力现状，也不考虑各地区、各生产单位之间的很大差异和多层次的生产力水平，轻率地发动化运动，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甚至大搞”一平二调”，大刮“共产风”。企图过早地消灭个体经济，并要集体所有制尽快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种随心所欲地进行生产关系的变革，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出现了一九五九年农业生产的大倒退。在生产和交换方面，不从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状况出发，错误地否认充分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必要性。长期以来，把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货币交换看作同资本主义没有多少差别，企图取消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特别是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不承认价值规律对生产的调节作用。因而生产就不问市场的需求，不讲劳动消耗补偿，不讲经济效果，严重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在分配问题上，把按劳分配这一社会主义原则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来批判，否定按劳分配，企图用平均主义的大锅饭来代替之。不承认事实上存在的劳动差别，想用穷富拉平的办法过早地消灭“三大差别”，造成“端铁饭碗”“吃大锅饭”盛行，“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所有这些脱离我国生产力水平会变革生产关系，不是越变革越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是破坏了生产力。

其次，领导机关和企业中存在的不同程度的封建官僚习气和小生产的习惯，以致不懂和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经济管理十分混乱，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设起来的，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旧社会的许多痕迹。旧社会的痕迹，使得官工官商式的、宗法式的超经济强制，以及小生产的经营方式和经营习惯，不同程度地带到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和企业中。表现在，各级领导机关和企业存在机构臃肿，层次重迭，效率低等官僚衙门式的经营管理方式，政企不分，不懂得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生产上不计耗费，不计成本，造成极大的人力物力的浪费；领导机关和企业中的强迫命令，家长制统治残余仍然严重存在，从重大经济方针、政策，到重要的建设项目；既不征求有关部门、专家和群众的意见，也不经集体讨论，由领导人说了算，如一九五八年发动的、全民大炼钢铁等；在工业中搞，小而全”、“大而全”的经济结构，不注意发挥各地的优势，忽视生产专业化和分工协作；在农业中，不管各地自然条件的千差万别，一味强调农林牧副渔样样都搞，要求各地区粮食统统自给。其实搞的却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样混乱的经济管理是与我国生产力水平不相适应的。思格斯指出：国家权力如果沿着经济发展相反的方向起作用，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失，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这方面的祸害，从我国发生的几次危机都可以见到。

第三，频繁的政治运动以及和“”的干扰破坏，造成了我国生产力的极大破坏。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它是和我国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为保护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但是，由于我们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停顿地搞政治运动，频繁地进行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这是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一九五九年开展的“反右倾”斗争，使我们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造成了国民经济的停滞倒退。一九六六年发动的长达十年的“”，给我国的经济建设带来了严重的灾难。运动初期，各级领导机关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工农业生产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这是我国发生第二次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他们的干扰破坏使得计划经济机关不可能编制科学的国民经济计划，无法进行综合平衡，无法坚持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尤其是他们的破坏最猖撅的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六年，大批“唯生产力论”，把抓生产加上“不以阶级斗争为纲”、“搞资本主义”的罪名进行批判，致使工业不能根据社会需要和市场需求来安排生产。农村则关闭农贸集市市场，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又一次严重失调，出现了第三次生产不足的经济危机。

总之，从我国出现的三次经济危机的实际来看，导致危机的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及时地正确地调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而是人为地扩大了这些矛盾，使矛盾发展到冲突的程度。

四、应如何认识

对我国发生的三次经济危机，应如何认识呢？我认为，应该实事求是，承认经济危机，而不能讳言危机。这样有人会发问：一，既然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发生经济危机，那么它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有什么区别？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还有没有优越性？

关于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社会主义经济危机是两种不同形态的经济危机，两者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第一，危机的实质不同。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恩格斯指出：“这些危机的性质表现得这样明显，以致傅立叶把第一次危机称为crisepi’ethorique即由过剩引起的危机时，就中肯地说明了一切危机的实质。”可见，生产相对过剩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而从我国的三次经济危机的实际来说，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却是生产严重不足。第二，危机的特点不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总是周期性地发生，”这是其根本的特征。此外，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趋势正趋于周期短，危机愈益频繁。危机的范围广，可以波及到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各个部门。而社会主义经济危机不具有周期性，它的趋势是随着人们对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规律的不断认识和正确运用而愈益减少以至无危机，不会波及到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三，危机的原因不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自身的内在矛盾之中，“危机必然产生，是因为生产的集体性和占有的个人性发生矛盾。”危机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伴侣。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度的不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并不带来危机的必然性。危机是由于人们没有能够及时地和正确地调节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互相矛盾的方面，反而扩大和加深了它们之间的矛盾，达到冲突的地步出现“严重失算”所引起的。

上述表明，社会主义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截然不同的，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

上层建筑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马克斯·韦伯认为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进而深刻地影响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主义观点，是解析一个社会物质和精神文化诸因素交互作用的错综复杂的过程从而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的钥匙。精神和经济发展具有互动作用，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但同时应当注意精神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伦理；精神；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马克斯·韦伯(MaxWeber,1864—1920)是现代西方有影响的社会科学家之一，也是现代文化比较研究的先驱人物。他一生致力于考察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试图从比较的角度，去探讨世界诸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特质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马克斯·韦伯就是从这样一个独特的角度分析了宗教等精神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与作用。他在书中提出西方民族在宗教改革以后形成“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对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中国、印度等古老民族的宗教伦理精神对于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因为它们的宗教伦理精神中缺少一种类似资本主义精神的东西，缺少一种理性。韦伯充分考虑了文化因素，与传统上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来观察资本主义的起源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的学说已经引起了我国学术界的广泛兴趣，在理论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一、韦伯关于新教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基本观点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马克斯·韦伯通过对东西方科学、史学、艺术、建筑、国家政治制度的比较，通过对新教四大宗教派即加尔文教、虔信派、循道派、浸礼宗教诸派的系统考察，认为资本主义是我们现代生活中最决定命运的力量，“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倾向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相反的情况则是违背事实的。”[1]在韦伯看来，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上，精神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远远大于物质所起的作用。所谓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主要是指以理性而系统的、资本主义方式的企业活动来追求利润而且是不断再生的利润的态度[2]。而在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问题上，韦伯认为新教的伦理观念，特别是新教伦理中理性的禁欲主义伦理孕育了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主义精神得以产生的文化基础；“天职观念”则是资本主义社会伦理中最具特质的精神理念，它不仅构成了资本主义文化的根基，而且构成了资本主义在西方赖以得到巨大发展的精神动力。

（一）新教伦理的主要内容

1.禁欲主义

禁欲主义是一种通过禁欲或苦行的方式来赢得神的恩宠，达到救赎的宗教理论或学说，它以人神对立为特征,把肉体的欲望和物质生活的享受视为邪恶或不正当的，要求通过禁绝肉欲、情欲或物欲的途径来实现灵魂的得救和心灵的平衡。韦伯认为，禁欲主义有两种类型，即入世的禁欲主义和出世的禁欲主义。出世的禁欲主义认为俗世是充满诱惑之地,在俗世之内无法完成禁欲的任务,因此出世禁欲就变成了唯一接近上帝的方式。入世的禁欲主义，是一种要求在俗世的秩序之内并且面对俗世的秩序,作为神所优选的工具,需要开展自己特别神圣的思想品质的工作的禁欲主义。入世的禁欲主义把自觉履行世俗职业的义务尊崇为一个人道德行为的最高形式，认为上帝或神所接受的唯一生活方式，不是隐修禁欲主义或出世禁欲主义那种超越世俗生活的方式，而是完成每个人在尘世中的地位所赋予他的义务。

与上述宗旨相吻合，上帝要求基督徒取得社会成就，是因为上帝的意旨就是要根据他的圣诫来组织社会生活。清教徒的禁欲主义意味着人的整个一生必须与上帝的意志保持理性的一致，必须在世俗的活动中通过禁欲、节俭与勤勉的劳动来为上帝增添荣耀。这种在现世之中又是为了来世的缘故的禁欲主义将教徒们的行为理性化，造就了资本主义的精神和人格，在形成庞大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社会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一切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聆听上帝召唤而努力工作”,遂成为清教徒的人生箴言。正如每一种理性的禁欲一样，清教努力使人抑制激情，教导一个人要坚持他的永恒动机、尤其是清教教义认为正当的那些动机，并按照这些动机行事。这种禁欲主义的目的是使人过一种警醒而睿智的生活，其最迫切的任务是摧毁自发的冲动性享乐，达到该目的最重要的方法是使教徒的行为有秩序。

2.天职观

在新教改革运动中，出现了“职业”的概念，职业概念中包含了对人们日常活动的肯定，认为这是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应是对其履行世俗事务进行评价，由此使日常的世俗活动具有了宗教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职业的思想。职业思想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理念：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一个人完成他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一个人“在各行各业里，人们都可以得救；既然短暂的人生只是朝圣的旅途，因此，没有必要注重职业的形式”[1]；只需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条件下，履行世俗的义务。马克斯·韦伯认为，把职业看做“天职”的“职业观”，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天职观的内容主要包括：（1）以劳动作为人生根本目的的求职观念。（2）以服从神意为宗旨的分工观念。（3）以克尽天职为目标取向的财富观。在清教徒的心目中，一个人应该为上帝而勤劳致富,但不能为了肉体、罪孽而这样。（4）克己禁欲的行为观念。清教禁欲主义竭尽全力无节制地享受人生及它能提供的一切，认为闲谈、奢侈品、自负的炫耀都是无客观目的的非理性态度的表现。

（二）资本主义精神

对于韦伯来说，什么是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呢？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借本杰明·富兰克林之口说出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时间就是金钱”、“信用就是金钱”。韦伯认为理性资本主义就是要求人们把争取高效率高质量的劳动成果和不断创造更多的财富作为人生的目的。因而，我们根据韦伯的表述可以把其资本主义精神归纳为以下几点：（1）劳动被作为一种自身的目的来评价，劳动是一种美德和义务。（2）专心致志地谋财致富和从事高利润的贸易不仅被视为个人事业的成功的根据，而且被作为个人美德和才干的一种证明。（3）在经济成功的正当追求背后，存在的是这样一种信仰，即为了追求未来的最大幸福和最大成功，必须杜绝即时的享受，推迟幸福欲望的满足。（4）在方法论上受到理性支配的有条理的生活方式不仅是实现长期目标和获得经济成功的一种有效手段，而且在本质上被视为正当和合适的行为。韦伯认为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获利的欲望、对营利、金钱的追求，这本身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因为这样的欲望并非是资本主义精神所特有的，它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的人身上。

为了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将资本主义精神与前资本主义精神进行了对比。韦伯认为前资本主义是指这样一种状况，在一个长期企业中，合乎理性地使用资本和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合乎理性地组织劳动尚未成为决定经济活动的主导力量。与传统主义的伦理品质相比，新型的企业家具有确定不移的并且是高度发展的伦理品质，他们有着洞若观火的远见和行动的能力，他们在顾客和工人中间赢得了不可缺少的信用。这些人在冷酷无情的生活环境中成长起来，“既精打细算又敢想敢为……节制有度，讲究信用，精明强干，全心全意地投身于事业中，并且固守着严格的资产阶级观点和原则。”[1]资本主义经济是以严格的核算为基础而理性化的，资产阶级以富有远见和小心谨慎来追求经济的成功，它与勉强度日的农民、传统的冒险投机家以及行会师傅截然不同。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以理性主义为其显著特征，它以新教为基础的理性主义整体发展中的一部分。

（三）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

新教伦理是如何影响资本主义精神的呢？韦伯认为只有新教的俗世之内的苦行主义才创造了资本主义的伦理[3]，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观念影响了天职观的形成，而天职观的精神正是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基本要素之一。我们可以理解为，禁欲主义产生了天职观的职业观，禁欲主义和天职观又共同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从而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在新教那里，虚掷时光便成了万恶之首，而且在原则上乃是最不可饶恕的罪孽。人生短促，要确保自己的选择，这短暂的人生无限宝贵。社交活动、无聊闲谈、耽于享乐，甚至超过了对健康来说是必不可少之时辰(至多为六至八小时)的睡眠，凡此种种皆位于应遭受道德谴责之列。强调固定职业的禁欲意义为近代的专业化劳动分工提供了道德依据；同样，以神意来解释追逐利润也为实业家们的行为提供了正当理由；清教禁欲主义竭尽全力所反对的只有一样东西——无节制地享受人生及它能提供的一切。我们不应阻止人们勤俭，我们必须敦促所有的基督徒尽其所能获得他们所能获得的一切，节省下他们所能节省下的一切，事实上也就是敦促他们发家致富。当着消费的限制和这种获利活动的自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实际效果也就显而易见了：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导致资本的积累。强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财富。禁欲主义还给资产阶级一种令其安慰的信念：现世财富分配的不均本是神意天命；天意在这些不均中，如同在每个具体的恩宠中一样，自有它所要达到的不为人知的秘密目的[1]。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

以上导致的结果必然是：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有节制、态度认真、工作异常勤勉的劳动者，他们对待自己的工作如同对待上帝赐予的毕生目标一样。人们为了信仰而劳动，认为劳动是一种天职，是最善的，一种特殊的资产阶级的经济伦理形成了，在清教所影响的范围内，在任何情况下清教的世界观都有利于一种理性的资产阶级经济生活的发展(这点当然比仅仅鼓励资金积累重要得多)。它在这种生活的发展中是最重要的，而且首先是唯一始终一致的影响。它哺育了近代经济人。

二、对韦伯上述思想观点的评析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韦伯过于强调思想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而割裂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与野蛮、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掠夺”之间的历史联系。韦伯把资本主义分为掠夺型、社会遗弃型、传统型和合理型，认为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合理型资本主义是西欧、北美独有的资本主义。韦伯强调，尽管资本主义产生的物质条件在世界许多地方都出现了，但合理型的资本主义却独独在欧美兴起，这就不能不归因于精神条件[4]。在他看来,思想文化并不只是经济状况的反映。思想文化因素是自主的,它们能够以同等的重要性同经济因素发生交互影响。他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兴起于西方世界，除了那里具有历史唯物主义提到的物质因素之外，还有一种独特的、源于西方文化深处的精神动力在起作用。这就是“资本主义精神”，即合理地、系统地追求利润的态度。要是没有这样一种精神，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同样是不可能的。韦伯极力推崇和赞扬资本主义精神或经济伦理的优越性和独特性，掩盖了其本身所固有的扩张性、残酷性[5]。对此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分析和扬弃。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观点，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个社会物质和精神文化诸因素交互作用的错综复杂的过程。从根本上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包括精神文化，反过来对经济基础起能动作用。离开具体的社会与经济发展的进程，把错综复杂的交互因素归结为单一决定因素，不管是归结为单一的物质因素还是精神因素，这都难免走向教条主义的错误，而不是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韦伯颠倒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社会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社会生产力是最终的决定力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根源于一定的物质条件，或者说根源于不发达或不充分发达的生产力。与其说韦伯所说新教孕育了资本主义，不如说新教迎合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并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如果说新教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这正是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一种体现，但不会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韦伯的研究，只是探讨了上层建筑特别是伦理道德和宗教信仰等精神因素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并且，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也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加尔文教的影响。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特别强调新教比天主教更适合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新教也并非从开始就特别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更不可能自动地导向资本主义。实际上，或许我们可以推论：如果社会经济和政治需要，天主教完全可以作为资本主义的依据。因为近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天主教同样具备适应社会经济环境变化的能力，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之一。事实上，新教本身并没有什么自动导向资本主义的内在的性质，如果如韦伯所言“宗教上定型的法的统治，是构成对法制理性化的最重要的障碍之一，因此也是经济合理化的最重要的障碍之一”[3]，传统的宗教对经济发展构成了一定的障碍，那么，新教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其重要性就体现在它破坏了传统天主教更为顽固的制度礼仪所设置的影响经济发展的层层障碍。再看二战后的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东南亚“四小龙”经济的崛起等，很难看出是精神因素引致了这些地区的经济飞速发展。同样，中国经济近年来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发展，也不是单纯从伦理精神的角度可加以解释的。我们只有全面地，不仅从社会、经济、政治等角度，而且不忽视精神的作用；不仅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立场，而且重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才能对历史发展做出科学的解释。惟其如此，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方法。

三、对现实的反思

韦伯通过大量的实证调查材料，提示了以下事实：资本主义经济发达地区与新教徒集中具有高度的吻合性，同时新教徒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2]。并进而认为新教的伦理精神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伦理上的责任观念，过去始终是影响行为的最重要的构成因素。”[1]尽管韦伯的观点非常片面，过分强调了新教伦理这类精神、文化的作用，忽视(或轻视)了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我们应当加以鉴别，但他提出的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韦伯给后人提出了一个重新思考和审视宗教与社会发展、宗教与现代化关系这样一个深刻的历史命题[6]。研究韦伯提出的问题，可以促使我们从伦理、宗教和化的层面关注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开阔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的视野[7]，进而更全面地思考有利于我们转型期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在以往对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上，往往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教条式的理解，普遍流行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具体表现是，在正确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原理的同时，把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夸大到绝对的地步，似乎在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只能存在一种线性的因果关系，决定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就是物质基础，除此之外，似乎社会文化、宗教等非物质性的因素与社会发展的进程、趋势毫无关系。显然，这种“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和方法是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并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观。恩格斯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8]他和马克思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他指出，“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8]这些因素包括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如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

上层建筑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我国、三次、危机

[论文]：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否也发生经济危机问题，现在理论界中争论不休。本文拟就我国曾经发生过的三次经济危机，谈一点浅薄看法。

一、问题的提出

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在资本主义国家那里所发生的经济危机、商业危机和财政危机，都只是触及个别资本家集团。而在我们这里却是另一种情况。商业和生产中的每次严重停滞，我国经济中的每个严重失算，都不会只以某种个别危机来结柬，而一定会打击到整个国民经济。每次危机，不论是商业危机、财政危机或工业危机，在我们这里都可能变成打击全国的总危机。”①斯大林所说的情况，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曾经出现过，只不过危机的形态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同。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践的时间还很短，建国40年来，虽然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受的挫折也很大，走了不少弯路。我们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找出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引为鉴戒，才能加快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此，对于我国何时曾发生过经济危机，危机的表现如何，其原因是什么，应该怎样认识等问题的探讨，仍是十分必要的。

二、危机的表现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短短三年中就医治了多年战争的创伤，恢复了国民经济，接着用了不到五年的时间，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于一九五七年顺利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我们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成绩是辉煌的。尔后就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党的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急于求成，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运动和农村化运动，使得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出现了混乱状态，出现了建国以来的第一次经济危机这次危机是从一九五九年冬的农业危机开始，后来发展到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的工业危机。在三年多的危机期间，我国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生产和消费严重脱节。危机在生产领域里的主要表现是生产大幅度下降。首先农业连续三年减产，一九六一年比一九五八年农业产值下降百分之二十六，粮食总产下降百分之二十六点三；接着工业也减产，一九六一年工业生产比上年下降百分之三十八点二，一九六二年又下降了百分之十六点六。钢产量一九六一年比上年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七点一，一九六二年又下降百分之十二点五。煤炭的产量一九六一年比上年下降百分之三十，一九六二年又下降百分之二十多。轻工业生产一九六一年比一九五八年下降百分之十四。大批工厂、企业被迫实行“关、停、并、转，”一九六O年全国的企业单位比一九五八年减少了九千个，上万项未完工的工程停工下马或者报废，损失浪费极大。后来国家不得不缩减二千万名职工回乡生产，这相当于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危机在流通领域里的主要表现是商品奇缺、严重不足，通货膨胀，物价不稳，自由市场的物价飞涨。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一年货币发行量猛增了一倍多，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国民收入平均每年下降三点九，国家财政极为困难。危机在消费方面的主要表现是农村严重缺粮，发生了饥荒，城镇职工实际生活水平一九六一年比危机前约下降了百分之三十，许多日用消费品都要执行严格的配售制度，人民生活十分困苦。这次危机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极大地破坏了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据估算，危机使我们损失了国民收入一千多亿元，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我国进入了所谓“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八年是我国出现第二次经济危机的时期。这两年，正处在“”的前期，也是“全面内战”“文攻武卫”的非常时期。那时群众被分裂成两派，搞武斗，各种条例、各种规章制度都受批判，被否定掉了，工农业生产很混乱。危机的表现。许多工厂企业处在停产或半停产的状态。交通运输特别是铁路运输严重阻塞，使得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都不能正常地维持下去，造成了工农业减产。比如，一九六七年工业生产比一九六六年下降百分之十三点八，一九六八年又下降百分之五；钢产量一九六六年已达到一千五百三十二万吨，一九六七年却下降了百分之三十四点七，一九六八年再下降百分之十；一九六七年农业生产停滞不前，一九六八年下降了百分之二点五。生产的下降造成了市场上商品短缺，日用消费品供应紧张，人民群众生活困难。

第三次危机是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那是“”后期的三年，“”的破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国民经济跌到了崩溃的边缘。危机表现在：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实际上处于半计划、半无政府状态，供、产、销严重脱节，企业开工不足，严重影响了整个工业的正常生产。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六年工业生产出现停滞，一九七五年略有上升。钢铁产量一九七三年已达二千五百万吨，一九七四年下降了百分之十六，一九七五年回升到二千四百万吨，到一九七六年又下降了百分之十二。一九七六年有百分之三十七的国营工业企业发生亏损，亏损额超过了七十亿元。市场上许多日用消费品供应严重不足，实行配售制，农贸市场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出现财政赤字五十多亿。有些地区农民吃不饱饭，生活很艰苦。这次危机使我们的经济损失相当严重，据估算，全国大约损失工业总产值一千亿元，钢铁二千八百万吨，财政收入四百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上述三次危机表明，危机在生产、流通各个领域中都有表现，其中最主要的是生产严重不足，其他各种表现都是由于社会再生产遭到破坏，生产严重不足所致。所以，我国出现的经济危机，是另一种形态的生产严重不足的危机，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不同。

三、危机的原因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危机的根源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成果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②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根源即资本主义的固有的基本矛盾被消灭了。因此，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发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既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那么，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是否也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呢？

有的同志认为，造成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工作中的“严重失算”。我认为：有必要进一步联系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来探讨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时间不长，它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很不完善。同志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建国40年来，除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和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以及粉碎“”后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的十年外，长期以来，由于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存在严重的“左”倾错误，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做出了“左”的判断，忽视了它们之间相适应的基本方面，没有坚持生产关系的相对稳定性，充分发挥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而对它们之间互相矛盾的一方面，未能及时正确地调节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调节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以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相反，我们无限夸大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互相矛盾的方面，不断在生产关系和上基建筑方面进行所谓的“革命”，使得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断扩大，最终达到了冲突的地步。经济工作中的这种“严重失算”，引起了上述的三次经济危机的发生。

回顾40年来的历程，我们在哪些方面人为地扩大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呢？

首先，过急过快地变革生产关系，使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转移的”客观的关系。同时，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可是，这一基本原理在我国却没有得到很好地运用。一九五六年，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理应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合作社所有制关系的相对稳定性，以利于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这是符合生产关系“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的。但我们却无限夸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认为只要一味不停顿地变革生产关系，就能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这种“左”的观点影响下，既忽视我国农业是以手工劳动为主的生产力现状，也不考虑各地区、各生产单位之间的很大差异和多层次的生产力水平，轻率地发动化运动，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甚至大搞”一平二调”，大刮“共产风”。企图过早地消灭个体经济，并要集体所有制尽快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种随心所欲地进行生产关系的变革，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出现了一九五九年农业生产的大倒退。在生产和交换方面，不从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状况出发，错误地否认充分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必要性。长期以来，把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货币交换看作同资本主义没有多少差别，企图取消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特别是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不承认价值规律对生产的调节作用。因而生产就不问市场的需求，不讲劳动消耗补偿，不讲经济效果，严重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在分配问题上，把按劳分配这一社会主义原则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来批判，否定按劳分配，企图用平均主义的大锅饭来代替之。不承认事实上存在的劳动差别，想用穷富拉平的办法过早地消灭“三大差别”，造成“端铁饭碗”“吃大锅饭”盛行，“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所有这些脱离我国生产力水平会变革生产关系，不是越变革越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是破坏了生产力。

其次，领导机关和企业中存在的不同程度的封建官僚习气和小生产的习惯，以致不懂和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经济管理十分混乱，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设起来的，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旧社会的许多痕迹。旧社会的痕迹，使得官工官商式的、宗法式的超经济强制，以及小生产的经营方式和经营习惯，不同程度地带到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和企业中。表现在，各级领导机关和企业存在机构臃肿，层次重迭，效率低等官僚衙门式的经营管理方式，政企不分，不懂得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生产上不计耗费，不计成本，造成极大的人力物力的浪费；领导机关和企业中的强迫命令，家长制统治残余仍然严重存在，从重大经济方针、政策，到重要的建设项目；既不征求有关部门、专家和群众的意见，也不经集体讨论，由领导人说了算，如一九五八年发动的、全民大炼钢铁等；在工业中搞，小而全”、“大而全”的经济结构，不注意发挥各地的优势，忽视生产专业化和分工协作；在农业中，不管各地自然条件的千差万别，一味强调农林牧副渔样样都搞，要求各地区粮食统统自给。其实搞的却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样混乱的经济管理是与我国生产力水平不相适应的。思格斯指出：国家权力如果沿着经济发展相反的方向起作用，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失，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这方面的祸害，从我国发生的几次危机都可以见到。

第三，频繁的政治运动以及和“”的干扰破坏，造成了我国生产力的极大破坏。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它是和我国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为保护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但是，由于我们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停顿地搞政治运动，频繁地进行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这是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一九五九年开展的“反右倾”斗争，使我们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造成了国民经济的停滞倒退。一九六六年发动的长达十年的“”，给我国的经济建设带来了严重的灾难。运动初期，各级领导机关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工农业生产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这是我国发生第二次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他们的干扰破坏使得计划经济机关不可能编制科学的国民经济计划，无法进行综合平衡，无法坚持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尤其是他们的破坏最猖撅的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六年，大批“唯生产力论”，把抓生产加上“不以阶级斗争为纲”、“搞资本主义”的罪名进行批判，致使工业不能根据社会需要和市场需求来安排生产。农村则关闭农贸集市市场，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又一次严重失调，出现了第三次生产不足的经济危机。

总之，从我国出现的三次经济危机的实际来看，导致危机的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及时地正确地调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而是人为地扩大了这些矛盾，使矛盾发展到冲突的程度。

四、应如何认识

对我国发生的三次经济危机，应如何认识呢？我认为，应该实事求是，承认经济危机，而不能讳言危机。这样有人会发问：一，既然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发生经济危机，那么它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有什么区别？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还有没有优越性？

关于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社会主义经济危机是两种不同形态的经济危机，两者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第一，危机的实质不同。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恩格斯指出：“这些危机的性质表现得这样明显，以致傅立叶把第一次危机称为CrisePI’ethorique即由过剩引起的危机时，就中肯地说明了一切危机的实质。”可见，生产相对过剩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而从我国的三次经济危机的实际来说，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却是生产严重不足。第二，危机的特点不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总是周期性地发生，”这是其根本的特征。此外，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趋势正趋于周期短，危机愈益频繁。危机的范围广，可以波及到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各个部门。而社会主义经济危机不具有周期性，它的趋势是随着人们对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规律的不断认识和正确运用而愈益减少以至无危机，不会波及到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三，危机的原因不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自身的内在矛盾之中，“危机必然产生，是因为生产的集体性和占有的个人性发生矛盾。”危机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伴侣。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度的不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并不带来危机的必然性。危机是由于人们没有能够及时地和正确地调节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互相矛盾的方面，反而扩大和加深了它们之间的矛盾，达到冲突的地步出现“严重失算”所引起的。

上述表明，社会主义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截然不同的，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

关于二。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出现经济危机，但它绝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否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所以，社会主义经济危机也不是对抗性的冲突，它也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得到解决。这已经被实践所证明。例如第一次经济危机时，我们从一九六二年开始，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就顺利地解决了，到一九六五年工农业生产就恢复了正常。对于第二次经济危机，是通过国民经济的整顿而克服的。至于第三次经济危机，由于粉碎了“”，并对国民经济实行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迅速扭转了危机的局面。事实说明，社会主义经济危机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危机完全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解决。在这一点上，也就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

还必须看到，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我们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将日益加深，我们及时地正确地调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的可能性也将越来越大，从而经济危机的发生也将随之愈益减少直至无危机。这一点，更是足以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其次，领导机关和企业中存在的不同程度的封建官僚习气和小生产的习惯，以致不懂和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经济管理十分混乱，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设起来的，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旧社会的许多痕迹。旧社会的痕迹，使得官工官商式的、宗法式的超经济强制，以及小生产的经营方式和经营习惯，不同程度地带到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和企业中。表现在，各级领导机关和企业存在机构臃肿，层次重迭，效率低等官僚衙门式的经营管理方式，政企不分，不懂得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生产上不计耗费，不计成本，造成极大的人力物力的浪费；领导机关和企业中的强迫命令，家长制统治残余仍然严重存在，从重大经济方针、政策，到重要的建设项目；既不征求有关部门、专家和群众的意见，也不经集体讨论，由领导人说了算，如一九五八年发动的、全民大炼钢铁等；在工业中搞，小而全”、“大而全”的经济结构，不注意发挥各地的优势，忽视生产专业化和分工协作；在农业中，不管各地自然条件的千差万别，一味强调农林牧副渔样样都搞，要求各地区粮食统统自给。其实搞的却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样混乱的经济管理是与我国生产力水平不相适应的。思格斯指出：国家权力如果沿着经济发展相反的方向起作用，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失，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这方面的祸害，从我国发生的几次危机都可以见到。

第三，频繁的政治运动以及和“”的干扰破坏，造成了我国生产力的极大破坏。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它是和我国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为保护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但是，由于我们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停顿地搞政治运动，频繁地进行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这是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一九五九年开展的“反右倾”斗争，使我们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造成了国民经济的停滞倒退。一九六六年发动的长达十年的“”，给我国的经济建设带来了严重的灾难。运动初期，各级领导机关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工农业生产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这是我国发生第二次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他们的干扰破坏使得计划经济机关不可能编制科学的国民经济计划，无法进行综合平衡，无法坚持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尤其是他们的破坏最猖撅的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六年，大批“唯生产力论”，把抓生产加上“不以阶级斗争为纲”、“搞资本主义”的罪名进行批判，致使工业不能根据社会需要和市场需求来安排生产。农村则关闭农贸集市市场，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又一次严重失调，出现了第三次生产不足的经济危机。

总之，从我国出现的三次经济危机的实际来看，导致危机的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及时地正确地调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而是人为地扩大了这些矛盾，使矛盾发展到冲突的程度。

四、应如何认识

对我国发生的三次经济危机，应如何认识呢？我认为，应该实事求是，承认经济危机，而不能讳言危机。这样有人会发问：一，既然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发生经济危机，那么它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有什么区别？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还有没有优越性？

关于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社会主义经济危机是两种不同形态的经济危机，两者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第一，危机的实质不同。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恩格斯指出：“这些危机的性质表现得这样明显，以致傅立叶把第一次危机称为CrisePI’ethorique即由过剩引起的危机时，就中肯地说明了一切危机的实质。”可见，生产相对过剩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而从我国的三次经济危机的实际来说，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却是生产严重不足。第二，危机的特点不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总是周期性地发生，”这是其根本的特征。此外，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趋势正趋于周期短，危机愈益频繁。危机的范围广，可以波及到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各个部门。而社会主义经济危机不具有周期性，它的趋势是随着人们对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规律的不断认识和正确运用而愈益减少以至无危机，不会波及到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三，危机的原因不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自身的内在矛盾之中，“危机必然产生，是因为生产的集体性和占有的个人性发生矛盾。”危机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伴侣。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度的不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并不带来危机的必然性。危机是由于人们没有能够及时地和正确地调节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互相矛盾的方面，反而扩大和加深了它们之间的矛盾，达到冲突的地步出现“严重失算”所引起的。

上述表明，社会主义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截然不同的，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

关于二。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出现经济危机，但它绝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否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所以，社会主义经济危机也不是对抗性的冲突，它也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得到解决。这已经被实践所证明。例如第一次经济危机时，我们从一九六二年开始，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就顺利地解决了，到一九六五年工农业生产就恢复了正常。对于第二次经济危机，是通过国民经济的整顿而克服的。至于第三次经济危机，由于粉碎了“”，并对国民经济实行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迅速扭转了危机的局面。事实说明，社会主义经济危机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危机完全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解决。在这一点上，也就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

还必须看到，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我们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将日益加深，我们及时地正确地调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的可能性也将越来越大，从而经济危机的发生也将随之愈益减少直至无危机。这一点，更是足以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其次，领导机关和企业中存在的不同程度的封建官僚习气和小生产的习惯，以致不懂和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经济管理十分混乱，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设起来的，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旧社会的许多痕迹。旧社会的痕迹，使得官工官商式的、宗法式的超经济强制，以及小生产的经营方式和经营习惯，不同程度地带到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和企业中。表现在，各级领导机关和企业存在机构臃肿，层次重迭，效率低等官僚衙门式的经营管理方式，政企不分，不懂得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生产上不计耗费，不计成本，造成极大的人力物力的浪费；领导机关和企业中的强迫命令，家长制统治残余仍然严重存在，从重大经济方针、政策，到重要的建设项目；既不征求有关部门、专家和群众的意见，也不经集体讨论，由领导人说了算，如一九五八年发动的、全民大炼钢铁等；在工业中搞，小而全”、“大而全”的经济结构，不注意发挥各地的优势，忽视生产专业化和分工协作；在农业中，不管各地自然条件的千差万别，一味强调农林牧副渔样样都搞，要求各地区粮食统统自给。其实搞的却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样混乱的经济管理是与我国生产力水平不相适应的。思格斯指出：国家权力如果沿着经济发展相反的方向起作用，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失，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这方面的祸害，从我国发生的几次危机都可以见到。

第三，频繁的政治运动以及和“”的干扰破坏，造成了我国生产力的极大破坏。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它是和我国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为保护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但是，由于我们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停顿地搞政治运动，频繁地进行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这是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一九五九年开展的“反右倾”斗争，使我们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造成了国民经济的停滞倒退。一九六六年发动的长达十年的“”，给我国的经济建设带来了严重的灾难。运动初期，各级领导机关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工农业生产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这是我国发生第二次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他们的干扰破坏使得计划经济机关不可能编制科学的国民经济计划，无法进行综合平衡，无法坚持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尤其是他们的破坏最猖撅的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六年，大批“唯生产力论”，把抓生产加上“不以阶级斗争为纲”、“搞资本主义”的罪名进行批判，致使工业不能根据社会需要和市场需求来安排生产。农村则关闭农贸集市市场，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又一次严重失调，出现了第三次生产不足的经济危机。

总之，从我国出现的三次经济危机的实际来看，导致危机的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及时地正确地调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而是人为地扩大了这些矛盾，使矛盾发展到冲突的程度。

四、应如何认识

对我国发生的三次经济危机，应如何认识呢？我认为，应该实事求是，承认经济危机，而不能讳言危机。这样有人会发问：一，既然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发生经济危机，那么它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有什么区别？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还有没有优越性？

关于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社会主义经济危机是两种不同形态的经济危机，两者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第一，危机的实质不同。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恩格斯指出：“这些危机的性质表现得这样明显，以致傅立叶把第一次危机称为CrisePI’ethorique即由过剩引起的危机时，就中肯地说明了一切危机的实质。”可见，生产相对过剩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而从我国的三次经济危机的实际来说，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却是生产严重不足。第二，危机的特点不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总是周期性地发生，”这是其根本的特征。此外，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趋势正趋于周期短，危机愈益频繁。危机的范围广，可以波及到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各个部门。而社会主义经济危机不具有周期性，它的趋势是随着人们对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规律的不断认识和正确运用而愈益减少以至无危机，不会波及到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三，危机的原因不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自身的内在矛盾之中，“危机必然产生，是因为生产的集体性和占有的个人性发生矛盾。”危机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伴侣。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度的不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并不带来危机的必然性。危机是由于人们没有能够及时地和正确地调节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互相矛盾的方面，反而扩大和加深了它们之间的矛盾，达到冲突的地步出现“严重失算”所引起的。

上述表明，社会主义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截然不同的，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