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共产党经过早期的酝酿和大革命时期的斗争，逐渐从思想、组织、群众、实践等方面为创建人民军队作了较为充分的准备，为人民军队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和国民党新老右派加紧反共活动，中国共产党坚定地走上了创建人民军队、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建设历史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和领导者。1927年南昌城的武装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由此揭开了中国革命历史崭新的一页。然而，它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中国共产党艰辛的革命实践才得以实现的。回顾和探讨中国共产党缔造人民军队的历史基础，对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促进军队思想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学说的深刻认识，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十月革命”的成功，给在黑暗中寻求出路的中国先进分子以新的理论指引。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以马列主义为理论武器，分析和思考中国的实际问题，开始认识到武装斗争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作用，把暴力革命作为取得革命胜利的首要选择。1921年中共“一大”纲领开宗明义地指出了军队的重要使命：“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在复杂激烈的斗争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敏锐地察觉到，外受帝国主义掠夺压榨、内受封建军阀残酷统治的中国，“一切政治问题，不是创法改制可以解决的，换过说，就是非继续革命，完全打倒军阀、解除封建阶级的武装不能解决”。“必须用革命手段根本破坏旧军事组织，由民众武装去解除旧支配阶级——军阀的武装。”年进一步强调：“中国已夷为列强的殖民地，非革命不足以图存。”必须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人——封建军阀的统治，建立自己的政权。邓中夏在1922年就专题撰文指出：“政权不是从天外飞到我们工人手中的，是要我们从实际政治斗争中去一点一滴的以至于全部的取得。政权，我们不取，资产阶级会去取的。我们对于国民革命，即是为了取得政权而参加的。”。随着大革命高潮的出现，全党同志对暴力革命认识不断深入，1926年9月中共第三次中央扩大执委会上，专门通过了关于军事运动的决议案，旗帜鲜明地指出：“本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党，随时都须准备武装暴动的党”，暴力革命上升成为全党的意志。

军队是武装斗争的主要组织形式。实行暴力革命，必须建立自己的军队。列宁强调：“革命军队所以必要，是因为只有强力才能解决伟大的历史问题，而在现代斗争中，强力的组织就是军事组织：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着力于民众的宣传组织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军事运动，蓬勃发展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陷入低潮，使党认识到仅仅依靠合法斗争是难以取得革命的胜利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中，随着国民党右派开始脱离革命阵营并逐步走向反动，党开始意识到建立革命军队的紧迫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的发生和以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势力的急剧膨胀，使革命处在重要转折关头，大有山雨欲来之势。1926年4月，瞿秋白考察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具体形势，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已经造成了武装革命的必要条件，“现时革命运动的中心问题，已经是实行准备革命战争，求于最短期间推翻中国现在的统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统治——军阀制度。”他强调：“在中国条件之下必须有规模扩大的武装暴动——革命的正式军队之革命战争”，并强调“中国国民革命里极端需要革命的正式军队”瞿秋白的上述认识，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对武装斗争和革命军队重要性的认识程度。随着对暴力革命学说认识的不断深化，全党在武装斗争问题上统一了思想，形成了共识，完成了舆论上的准备。1927年，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明确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暴力革命认识问题上的成熟，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利用军事院校培养革命干部，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通过军校的教育训练培养党的军事政治干部，形成革命的中坚，储备军队的骨干，从而为直接建立革命军队提供组织上的准备，这是党在大革命时期一项重要的军事活动。黄埔军校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利用国共合作办军校这一形式培养自己的军事干部。1924年5月，党在上海召开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要求全党关注黄埔军校的工作，注意在军校中建立革命群众组织。中央专门发出第六十二号通告，指示各地党组织选派党团员报考军校，并特别强调指出：“此事关系甚大，各地万勿忽视”。遵照党中央指示，中共两广区委委派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并先后派出聂荣臻、恽代英、肖楚女、熊雄、张秋人、包惠僧等到黄埔军校担任各项负责工作。全国各地党组织秘密挑选和输送了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与进步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也从他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中，选拔许多优秀分子转入黄埔军校。后来回忆指出：“当时黄埔军校有六百学生，大部分是我党从各省秘密活动来的进步青年，其中党团员五六十人，占学生的十分之一。黄埔军校实行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育方针，着重培养学生的革命精神和战斗勇气，其军事教育采用了苏联当时最新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政治教育则以上政治课为主，辅以举办政治训练、开展组织宣传等活动，与旧式的军事教育迥然不同。中国共产党积极利用这一阵地培养自己的干部，北伐前后，仅党派去该校的共青团员就达五百人之多。经过黄埔军校培养的我党学员，既具有丰富扎实的军事知识，又具有明确的革命目标和为党献身的精冲与勇气，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支中坚力量。他们参加了由黄埔军校学员组成的学生军，在两次东征和北伐战争中均取得了优异的战绩，经受了战争的洗礼。大革命时期由黄埔军校毕业的如、刘志丹、陈赓、左权、黄公略、段德昌、周逸群、卢德铭、吴光浩、曾中生等，后来均成为人民军队创建初期的核心骨干。

除黄埔军校外，1927年2月，我党陕甘区委还协助冯玉祥创办了国民军中山军事学校，该校的主要领导大多由中共党员担任。xg,J,平出任该校政治部主任，史可轩任校长，李林任副校长兼教务部主任，许权中任总队长，高克林任党的总支书记，时有“西北黄埔”之称。在杨虎城的部队中，也由我党党员魏野畴、吕佑乾、刘含初、赵葆华等协助开办了三民军官学校。与黄埔军校一样，这些学校的学员大多是从军队和青年学生中招收的进步分子，同样为革命培养了一批军事骨干，他们后来分别成为1928年陕西渭华起义和皖北刘集暴动的主力。

三、武装斗争与工农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武装斗争与工农运动，特别是与农民运动相配合的初步尝试，这是对党的武装斗争历史具有深刻影响的创造性实践。它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影响力，赢得了群众的支持，为我党创建人民军队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革命武装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问题。在1924年l0月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们不要以为反革命派的势力极大，反革命派的气焰日张，我们只要下我们团结的决心，我们有丁人可以武装，有农民可以自卫，有兵士可以做先驱”，“我们的实力便在此处”。恽代英也指出：“我们若是有了一个有主义有纪律的党，我们若是用这个党去宣传与组织工人、农民、兵士的团结，我们可以成功革命。”邓中夏则强调，“工人、农民、兵士”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及时提出了建立农民武装的问题。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彭湃、阮啸仙、等在广州先后举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讲习所主要培养“可以指导农民自卫军，以为拥护革命之真实武装或防御敌方阶级之侵害——养成有纪律有组织之农民运动的战斗员”。稍后，中共北江特委在韶关开办了北江农军学校，继续培训农民军事干部，发展农民武装。1927年6月，党中央颁发《中央通告农字第八号——农运策略的说明》，具体提出了农民武装问题。指出：由于农民政权的斗争与土地的斗争的需要，直接要求全党十二分注意农民武装问题，规定农民协会必须夺取地主阶级的武装，建立农民自卫军，同时应积极宣传和号召农民加入军队。随即党中央又《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详细介绍各地党部组织和武装农民的方法，迅速推动了各地农民武装的建立。五卅运动掀起了全国革命的高潮，工人的斗争实践不可避免地将工人的武装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工人纠察队应运而生。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一开始就建立了一支拥有2000多人、400条枪的武装纠察队。与此同时，党根据工农运动的发展形势，从黄埔军校中抽调品学兼优的毕业生到农讲所负责军事训练，到工人纠察队中担任领导骨干，到广宁、东莞、海丰等地农会充任军事教官，协助训练农民自卫军。北伐开始后，、赵世炎、罗亦农等在总结了前两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后，重新组织和领导了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依靠一支30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配合北伐军解放了上海，谱写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光辉篇章。

四、创立革命武装和参加革命战争，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我党以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着手创建由党直接领导掌握的革命武装。1924年12月间，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和，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在广州大沙头建立了由我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武装小分队——“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这支部队中干部多为共产党员，战士大部分是从全国各地调来的革命工人、农民、青年，战斗力较强?在参加援助广宁农军的斗争中，大败地主武装；在第一次东征中担任进军先锋，屡挫强敌；在援助省港大罢工和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925年11月中旬，党又以铁甲车队为基础，在广东肇庆成立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叶挺任团长，周士第任参谋长，三个营长全为共产党员。从黄埔军校抽调不少共产党员到独立团担任基层干部，并在该团建立了直属中共两广区委军事部领导的党支部，各连建立了党小组。独立团的干部任免、调动和人员的补充，均由共产党独立决定，名义上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建制，实际上是一支由我党直接领导和掌握的武装。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和经常性的政治教育，该团在很短时间内便建设成为一支具有明确革命目标和坚强战斗力的革命军队，参加北伐战争后成为一支所向披靡的进军先锋，被时人誉为“铁军”。

1926年2月，为加强党的军事工作和准备北伐，中国共产党在北平召开中央特别会议，会议决定在党中央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军委。同年7月至9月党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扩大执委会上，第一次就军事问题作出决议案，充分强调军事工作的重要性，要求加快党独立创建革命武装的步伐。中国共产党抓住国民革命军扩编的有利时机，以叶挺独立团为基干，进一步扩大由自己掌握的武装，到1927年7月，我党已经掌握了相当一部分武装力量：以叶挺独立团为基础扩编而成的第二十五师大部和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第十一军第十师中的一个团，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武汉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以及为军长的第二十军。这些部队经过战争实践的考验和大革命斗争的检验，具有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和良好的思想政治觉悟，便于党直接掌握和运用。以上初步的建军实践，为党创建人民军队提供了有益的实践经验。超级秘书网

五、创立军队政治工作制度。为确保人民军队建设的正确方向提供了制度保证

探索并积极从事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初步创立军队政治工作制度，从制度上保证人民军队建设的正确方向，确保人民军队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革命武装，是党在大革命时期又一项重要的军事活动。1924年5月国共合作创办黄埔军校时，即以苏联红军为榜样，设立了政治部与党代表制度，政治部下设组织、宣传、训练、事务四科，主要负责全校官佐、员生、士兵、夫工的政治训练，“使其具(备)正确的政治知识，增进革命精神，自觉地遵守革命纪律，坚信本党主义之信仰”，同时“对外负宣传组织及政治指导之责，务使人民确知革命军为被压迫民众谋利益而奋斗。”党代表的职责是“监察本校行政，指导党务之进行，并主持政治训练事宜”，团、营、连三级均设立党代表，这一制度在国民革命军建军后也进行了推广。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军事运动的重要领导，担负了创建军队政治工作的重任，在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同时，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朱克靖、廖乾吾、林伯渠、彭泽湘等分别担任二、三、四、六、八军的政治部主任和党代表。冯玉祥的国民军在“五原誓师”后，也由共产党员刘伯坚担任国民联军总部政治部部长，邓小平出任中山军事学校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魏野畴也担任了在杨虎城部三民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这就为党在军队中展开政治工作提供了广阔的舞台。黄埔军校共产党员比较集中，在中共广东区委的指导下，建立了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成为我党成立后在军队中建立的第一个基层党组织。稍后，又在叶挺独立团和国民革命军其他部队及国民军中，逐步建立党的组织，至1926年秋，我党在军队中的党员已经发展到1500人左右。党在自己直接掌握的部队中，普遍建立了党组织，团设总支、营设支部、连设小组，从而形成了一套从上到下的政治工作制度：

在进行军队政治工作实践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重视在理论上对军队政治工作进行总结。认为，“军队是一种工具”，“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军队政治工作的任务就是使“官佐士兵及一切群众晓得党的理论、主义、政策”，明白“军士之打仗是为了人民而打的”，使他们“成为有觉悟的，为中国的自由独立而奋斗的战士”，以此“保证军队的统一与为主义奋勇作战的革命精神。”这就揭示出革命军队与旧军队的根本区别。作为我党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开创者，还对我党早期军队政治工作进行了科学指引：“我们做政治工作的使命，对于官长官佐要巩固其革命观念，对于士兵要使之有革命常识，所以我们要认识革命化、纪律化、统一化。”第一次东征结束后，等共产党人及时总结了战时政治工作的经验，提出了瓦解敌军、组织民众、壮大自己三大任务，进一步充实了军队政治工作的内容。根据军队政治工作的实践，又提出政治工作必须保障和促进军队纪律的贯彻执行，具体制定了“不强拉夫役，不用军用票，付价购物，保护人民”等规定。同时对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的人员本身也提出了明确要求，规定政治工作人员必须正确看待军队政治工作的地位，必须以身作则，起好表率作用，确立良好的工作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