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日前在“两会”期间答中外记者关于“三农”问题的提问时,引用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的一句话。舒尔茨说,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我们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世界上大多数穷人以农业为主,因而如果我们懂得农业经济学,我们也就懂得许多穷人的经济学。温总理引用这句话的目的是要说明,因为“三农”问题在中国有着极端的重要性,所以我们需要了解“穷人的经济学”。

几千年前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在创造“经济”这个词时就已经说明了它就是关于平民百姓理财的学问。亚当·斯密在《财富论》第四编开宗明义地提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在于富国裕民”。马歇尔说得更直白,“经济学是研究财富的一门学问,也是研究人的一门学问”。我国自古解释“经济”就是“经世济民”的致用之学,是研究如何为普天下的老百姓最大化生产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学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公开声明是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是以谋求无产阶级即大多数人利益为目的的经济理论体系。由此可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大写的人。

一切问题都是人的问题。人是社会的主体,是一切经济活动的主体。离开了人,离开人的发展,“见物不见人”,就难以得出科学的结论。因此,经济学的研究应该“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角度上说的。不言而喻,中国最大的“民”是那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是那些以农业作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农民。这些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并承担起现代化进程中的大量成本,因此,在他们的收入与富裕阶层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需要更多的“穷人”表达他们的愿望。

经济学既然是“经世济民”,就应该把如何解决“贫穷”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减少“贫穷”,建设一个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是中国新世纪的重任。改革开放25年来,中国贫困人口从2.5亿人减到2900万人,贫困发生率从30%降至3%。但目前的农村绝对贫困标准是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在625元以下,若按照农民人均年纯收入865元的“低收入人口”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就增加到9000万,占农村总人口的10%,而若按照联合国每人每天收入或消费不低于1个购买力平价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测算1个购买力平价美元折合2.5元人民币,即人均年收入约900元,中国贫困人口就增加到1亿多人。面对着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国人口的“贫穷”,如果经济学依然用“效用”来注解,显然是不够的。从这个角度上说,经济学的最高境界已不是一个概念、一堆结论、一种逻辑,而是一种信仰、一种文化。

研究“三农”问题需要“穷人的经济学”。中国是个农业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发展中大国,农民是最大的“贫穷”群体,农业是传统的“贫穷”经济主体,农村是典型的“贫穷”地区。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农民富了,全国才能富。在中国,稳定了农民,稳定了农村,就为整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个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基本满足大多数人的愿望乃是任何政府稳坐江山的“命根子”,这是现代政治稳定的一个基本原理。因此,研究“三农”问题其实就是研究我国社会稳定的基础,研究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研究改革向纵深推进的基础,研究我党稳定执政的基础。这是经济学的大局,是经济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舒尔茨针对“唯工业化”理论造成农业成为“糟糕经济学的很大牺牲品”的状况指出,“必须认识农业研究的经济价值”,认为农民后天能力的提高,实用知识的进步,是未来经济生产率及其对人的福利贡献的关键所在。如果说,在以往漫长的人类历史中,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落后,人们无法克服农业对于自然界的依赖,饱受自然界的欺凌而时时要挣扎在贫困和落后的痛苦之中,那么,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科技、经济和政治的进步,该到了打破这一定理的时候了。实际上,许多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随着现代化的实现,今天已经与工业并驾齐驱。因而,我们有必要研究农民的经济学,有必要把农民及农业作为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国的农民是个潜在的庞大消费主体,是推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最强大的动力。中国的农业是实现现代工业部门扩张最坚实的基础,是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最牢固的支撑。

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不是一句口号,必须有针对性地构建社会结构各个层面的和谐,其中包含构建城乡结构的和谐、构建区域经济结构的和谐、构建社会阶层结构的和谐。根本的目标是构建一个更加幸福、公正、和谐、节约和充满活力的社会。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看,市场经济下产生的不公平等矛盾是一种必然,单纯靠市场自身的能力是无法“自然稀释矛盾”的。这就需要政府运用一定的制度和政策,采用税收、转移支付、补贴等手段,兼顾贫困地区、群体和必不可少的产业利益,防止贫富差距过大,实现社会公平,保持社会稳定。

提高经济学的“效用”需要“穷人的经济学”。经济学是一种关于世界如何运行的表述,然而,现代经济学的表述走进了越来越高深的“和寡”胡同,老百姓翻开一些经济学教科书,云弥雾罩,眼花缭乱。其实,世界上许多经典的经济学名篇不一定充满了图形、抽象的概念和数学公式,难以亲近。斯密的《国富论》就是一部优秀的散文之作,至今仍被欧美一些大学文学系作为范文来学,即使是一个经济学“穷人”,读起这本书来也会津津有味,受益匪浅。法国经济学家巴师夏在论述自由贸易时用蜡烛制造商的口气写了一封“控诉信”,状告太阳以无成本的阳光与他们进行不正当竞争,要求政府命令各家紧闭门户保护蜡烛业。谈这样的故事,你会觉得下里巴人吗？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马克思说过,让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斋中解放出来,成为群众手中锐利的武器。经济学要被群众所掌握关键在于经济学的“效用”,人们只有充分认识到一种东西对他们的日常生活有用才会去掌握它。在市场化和开放型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因素的今天,按市场规律办事越来越受到普遍的重视,中国的老百姓需要更多的大众经济学,而不是“书斋经济学”。经济学并非要专向人们刻意经营谋划,而是有血有肉、有理性情感、置身于你我之间的日常用语,这样才能吸引人、打动人、启迪人。因此,要提高经济学的“效用”,必须走出书斋,深入到最广大的民众生活当中去,深刻地了解不同阶层成员的所思所虑,再系统全面审视社会经济现象,这样才有可能找到兼顾各阶层利益的、有效系统全面的、能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总量动态最大化的解决方案。这样的学问才真正是具有现代意义的“穷人的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