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首先作为一种物质财富，也和其他物质一样，在人类创造的过程中，不但产生了物质的躯体，同时也产生了美的形象。人们通过建筑的形象感受它的美，在房屋的整体和房屋各种构件的制作中，人们都对它进行了程度不同的美的加工，装饰就是这样开始在建筑上出现的，发展到现在，成为一门专门的建筑艺术。氏族社会时期人们就已对建筑进行了装饰，到商代，建筑装饰艺术则有了更大的发展。古今中外,建筑的装饰艺术莫过于美术和雕塑。虽然殷商时期没有留下来这些方面的完整遗物,但从考古发掘中出土的一些遗物和建筑基址,也可以看出当时的雕塑艺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我国殷商建筑，除了地下坟墓以外，地上几乎没有留下完整的遗物，可以见到的只是推测的屋脊上的陶瓦和屋身上的金、石构件。例如，在陵墓内发现用白石雕琢的鸟兽，背后有凹槽，可能是某种器物的座子。在殷墟还出土了许多大理石立体石雕，如饕餮、石鸮、石兽等，背后有槽，是王宫柱脚旁的装饰品。根据原始社会以来的埋葬习惯，这些随葬品应是死者生前用品的一部分，不难想象当时宫室内部的陈设相当华丽，建筑物也很可能利用类似雕刻来装饰。在若干殷商的贵族墓葬中,还出土了在木料上雕有以虎为题材的饕餮纹与雷纹浮雕，虽然木质的棺椁已经腐朽无存,但花纹和朱彩清楚地压印在泥土上。这些在夯土中保留下来的表面呈朱红色的模印,无疑是当时棺椁表面涂有颜色的雕刻纹样残余。这些木刻既然已出现在墓葬中,则完全有理由推断它们已经更多地使用于地面建筑了,特别是宫室、坛庙等高级建筑。

当时的墙体技术是：土坯墙体建好后，再用秸秆堆积墙根处点燃烧烤使之陶化，这样可加强墙体的整体性，下雨时可减轻雨水对墙体的冲刷。然后用贝壳烧石灰在墙体表面涂刷，使之光洁明亮。在安阳市小屯北地F10及F11建筑遗址中发现了一块绘有彩画的白灰面墙皮，可能是贝壳烧石灰的实物例证。墙皮残长22厘米，宽13厘米，厚7厘米，其白灰墙皮上绘有红色纹样及黑色圆形斑点的图案组合，残片表明此时室内墙面已不仅刷白,而且还增加了彩画这一新的内容。由此可见当时已用壁画装饰建筑室内。以木材作为建筑的承重构建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特征，而木构件的重大缺点是不能受潮湿和虫蛀。保护木构建至少夏代晚期就已开始用漆涂抹木材表面以求防腐（见于偃师二里头二宫室后侧大墓）,这是建筑技术的重要进步之一。上述殷商时期出土的墓葬棺板印痕,应当与铜器纹饰相同。而在色彩上所见的黑底红纹（凸出部分）的色彩格调,则与原始社会的许多彩陶十分相似。由此可见,当时红与黑两种颜色,大概也是建筑中最为普遍使用的。除这两种颜色相互配合外,还有使用单一色彩或利用同一色彩的深浅变化的,例如安阳殷墟商墓中出土的漆器残片,即以朱红为底,而在其上绘出深红色纹样。由于此漆器为木胎,因此在建筑的木构件上也施用这种涂漆的方法,也是极有可能的。此外,以多种色彩涂绘于其表面的纹样,还增加了建筑的美观华奂,可谓一举二得。

青铜工具的使用发展了小木作，而小木作的另一个作用,就是发展了木家具的制作。根据甲骨文象形文字“席”作“”，形如一张草席，因此称为席。而“”犹如一个人坐在席上休息，因此称为“宿”。以现存某些青铜器物，知道当时室内铺席，人们坐于席上。虽然当时的社会习俗可能还是“席地而坐”,但一些低矮家具如床、案、俎和置酒器的“禁”等,仍然为生活所需要。目前这方面的遗存亦相当稀少，实物仅有自殷墓中出土的木质“抬盘”。另外,还发现了石质和铜质的俎，这是一种专供祭祀用的小几案,外形与案、几相似。例如现已出土的饕餮纹蝉纹俎，青铜制成，俎面狭长，两端形翘起，中部略凹，周身绕以蝉纹，饕餮纹等。我们可以从它的造型看到后世桌类家具造型及其装饰的身影。从这里可以看到它们所做的木制品的大致尺度与造型。而二者所施的纹饰,尤为研究所重视。除了在木构件上施雕刻并涂黑、朱等色，另外人们可能还在梁柱或门窗上加以雕刻，起装饰效果，虽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这一点，但从考古发掘盘龙城和殷墟墓葬中见到的木椁上的彩雕，以及大量商代青铜上的繁缛纹饰中，推测这种技术在商代就开始被运用在建筑装饰中了。

商朝雕刻的特征，无论青铜器或石器，多用细密的花纹为地，衬托高浮雕的主要纹饰。最常见的纹饰有云纹、雷纹、饕餐纹、蝉纹、圆圈纹等。这些精巧的雕饰，给人以富丽严肃的印象。花纹的题材可能和商人的迷信思想相联系，也可能是氏族徽记的残余。施于建筑的这些装饰纹样及色彩，来源大概首先是陶器。中国古代陶器的造型优美与装饰雅丽,早在原始社会时即已享有盛名。经夏商时期的演变，到商代中期陶器除几何纹样,又出现了饕餮纹、云纹等,与当时的青铜器纹样甚为接近。这些纹样的使用与演变,无疑对建筑所采用的纹饰有着深刻的影响。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偶方彝是1976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妇好是商王武丁的配偶，被誉为商代第一女将。高60cm、长69.2cm、宽17.5cm的偶方彝又名双连彝是商王朝晚期的一种特殊酒器。该方彝器身横长两倍于纵长，犹如两个方彝的组合，故郭沫若先生称之为偶方彝。偶方彝是商代酒器中绝无仅有的罕见器形。器身两长边口沿各有七个缺口，是专为放置酒斗设计的。器盖呈四面斜坡状，斜脊线及坡面中线上均铸出扉棱，极似商代宫殿的“四阿”式屋顶，有正脊与垂脊。器口前后各有七个方形和尖形槽，颇像房子的屋椽出梁头七枚，反映出当时的屋檐多探出梁头硬挑，前沿所出梁头为大半圆形，后檐所出者为尖形，类似后世斗栱的雏形。盖脊有二钮，便于启合彝盖。偶方彝装饰豪华大方，通体以云雷纹做衬地，以浮雕技法表现了兽面、鸱鹗、夔龙、大象等动物形象。偶方彝气势磅礴，威武雄壮。此器宛如一座殿堂，凝耸华丽独具特色，是殷墟青铜器中的佼佼者。也正因为有了偶方彝的出土才使考古学家们更加确信对商代建筑造型的想象与复原。江西新干县大洋洲商墓出土的提梁方壶,其腹部四面均有若覆斗形之矩形窗口。殷墟戚家庄东侧商墓（M269）所出之铜器,除盖呈四坡顶,其器壁一若置于台基上之墙垣，这些都是建筑对青铜器造型产生的若干反馈。

上述建筑装饰艺术深深影响了中国传统建筑装饰达3000年之久，并为现代建筑艺术所借鉴。因为可查阅利用的资料较少，本人研究的知识面较狭窄，对殷商时期的建筑装饰艺术发掘研究还不够充分，相信随着考古学的不断发展，和建筑技术的不断完善，将会有更多的商代建筑装饰被发掘并为现代建筑艺术所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