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转基因作物商业化推广所展开的争论中，食品安全往往是被较多讨论、甚至在某些场合中是唯一被讨论的问题，即：食用转基因作物是否安全？对食用者本人乃至下一代的健康是否会构成风险？等等。尽管吃在公众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吃得是否安全的确是大多数公众在遇到转基因作物相关问题时最先可能产生的疑问，而这又因食品安全问题的整个大环境而格外突显，但是当过多或仅只关注某一方面时，转基因作物商业化推广所涉及的其他问题就可能被忽略，而这些被忽略的问题可能有着更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以詹姆斯•沃森的《DNA：生命的秘密》与玛丽－莫尼克•罗宾的《孟山都眼中的世界》为样本，选取其中涉及的两个具体个案进行比较分析，对转基因作物商业化推广可能涉及的问题进行分析与讨论。

一、两个样本基本情况

在对两个文本进行比较分析之前，有必要先对两个文本及其作者进行一些简要的介绍，作为讨论的背景。《DNA：生命的秘密》（以下简称《DNA》）一书的构思开始于1999年，是作为“纪念双螺旋结构发现50周年的最佳方法”之一而被提出来的。该书作者之一詹姆斯•沃森（JamesD．Watson）为美国分子生物学家，1953年与克里克共同发现DNA双螺旋结构，并因此于1962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曾任纽约冷泉港实验室主任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人类基因组国家研究中心第一任主任。按照“作者序”中所说，“从一开始，我们的目标就不仅止于重述50年来的事件。起初，DNA只是少数专家感兴趣的深奥分子，如今它摇身一变，成为改变我们众多生活层面的核心科技。无论在实用、社会或伦理道德方面，这个改变所造成的影响，都引发了许多艰巨的问题。DNA发现50周年刚好让我们有机会省思现状，大胆提出我们个人对历史与相关议题的看法。”［1］1因此可以认为，此书的目标并不只是对有关DNA的知识本身的普及，而同时也是“省思现状”，“提出个人对历史与相关议题的看法”，而这种“历史与相关议题”包括DNA在“实用、社会或伦理道德方面”所引发的问题。《DNA》初版于2003年，即DNA的双螺旋结构发现50周年之际。就在这个时期，法国独立导演玛丽－莫尼克•罗宾正在世界各地寻访与拍摄三部以生物多样性与生物技术为主题的纪录片《生命世界的掠夺者》、《小麦：被预言了的死亡之编年史？》和《阿根廷：饥饿的大豆》。“这三部影片呈现了同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这个问题就是生物技术给世界农业乃至人类食品生产所带来的后果。为了拍摄这三部影片，我在一年中跑遍了世界：欧洲、美国、加拿大、墨西哥、阿根廷、巴西、以色列、印度……孟山都公司的威胁飘荡于世界各地，被视如新的世界农业秩序‘老大哥’以及导致诸多不安的根源”［2］12。2004年，当她结束在印度的拍摄即将回国之际，印度农民联盟（BharatiyaKisanUnion）发言人辛格（YudhvirSingh）向她建议“应该做一个关于孟山都的调查。我们都需要了解这家美国的跨国公司在攫取种子乃至世界的粮食过程中究竟是何角色……”［2］11。辛格的建议与她在拍摄中的切身体验正好不谋而合，于是在结束于印度的拍摄工作回到法国之后，玛丽－莫尼克•罗宾即着手展开了调查与拍摄。这也就是2008年播出的纪录片《孟山都眼中的世界》。该片的调查构成了《孟山都眼中的世界》（以下简称《孟山都》）一书的主要内容。其想法是“讲述这家跨国公司的历史，并力图通过其历史过往尽可能地对其现时做法以及它如今的言行做出阐释”。［2］14通过上述对比可以对两个文本的典型意义归纳如下：

（1）两部作品都是面向公众的传播文本；

（2）对于两部作品来说，“省思”都是目标之一；

（3）以作者身份入手加以考察可以认为，两部作品均为其所属立场与视角中的代表作品。其中《DNA》出自科学家并且尤其是生物技术多项研究突破的参与者之手，他在书中所表达的观点在转基因生物支持者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孟山都眼中的世界》则来自记者调查与观察，通过对较为广泛的人群的调查对转基因生物在科学内外所引起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尤其对支持者的理由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反驳，因此书中所反映出的观点在转基因生物（尤其是转基因生物商业化）反对者中具有代表性；

（4）写作初衷不同决定了作品基调的差异：《DNA》虽有“省思”之意，但仍是“献礼”之作；《孟山都》则意在以历史观照现在与未来。正是由于这些典型意义以及相互之间的差异，对两部作品进行比较分析将有助于理解来自不同背景、立场的作者在讨论同一个问题时的分歧及其原因所在。以下本文将择取两个具体的个案，即重组牛生长激素事件和星联玉米事件，对两书中所表达的观点做一对比。

二、重组牛生长激素事件：只是一个科学问题吗？

牛生长激素（BGH）是母牛产下小牛之后牛垂体自然分泌的一种荷尔蒙，可以调节牛的生长和牛乳的生产。1970年代末，受孟山都公司资助的研究者成功分离出能制造激素的基因。通过基因修改方法将它植入一个大肠杆菌（Escherichiacoli），从而使其大规模制造成为可能。这种转基因激素被孟山都公司命名为重组牛生长激素（rBGH）。这是生物技术首次应用于食品生产。1993年，FDA批准了rBGH的商业化使用。在欧盟委员会于2000年1月1日起生效的一份文件中，这种激素已被欧盟委员会正式禁止。［3］在《DNA》一书中，对于rBGH的讨论并未以专门的章节出现，而是作为该书第5章“DNA、金钱与药物：生物技术的新世界”中用以支持作者观点的一个实例而出现的，而仅从这一章的标题已大致可见，对于这种很有争议的rBGH，作者抱持一种乐观的态度。该书在阐述rBGH所带来的益处的同时，也对生物技术的反对者杰里米•里夫金（JeremyRifkin）的论点进行了反驳。对于重组牛生长激素，《孟山都》一书用了两章的篇幅进行深入细致的讨论，即第5章“牛生长激素事件

（1）：受操纵的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和第6章“牛生长激素事件

（2）：让不和谐声音保持沉默的手段”。仅从这两章的标题来看，作者显然并不只限于对rBGH所引起的科学方面的争议进行讨论。虽然两本书所用篇幅有很大不同，但在rBGH所涉及的一些关键问题，两本书都分别从不同的立场给予关注，并给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或评价，这使得两本书在这一事件上具有了可比性。以下结合两书中均注意到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更为细致的比较分析。仅目前有关rBGH的争论中，其焦点主要涉及这样几个问题：

（1）在使用过rBGH与天然牛奶之间是否存在区别；

（2）使用rBGH是否会对乳牛和牛肉及乳制口的消费者健康产生影响；

（3）使用rBGH是否会对农户和环境产生影响。首先，两种牛乳是否存在区别，这是rBGH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争论的最主要焦点之一。在《DNA》一书中，作者认为接受BGH补充剂的乳牛“生产的牛乳跟未接受BGH补充剂的牛所生产的牛乳没有任何差异，两者都含有同样微量的BGH”，二者“根本无法区分”。［1］107在《孟山都》一书中，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主要体现在对牛乳中的组织生长因子（IGF1）水平来体现的。在注射过转基因生长激素的乳牛产出的牛乳中，IGF1水平明显比天然牛乳更高。而该书援引《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的数据，这一增长可以高达75％。［2］111其次，rBGH是否对乳牛以及牛肉与牛奶制品的消费者健康有影响。在这问题上，《DNA》一书针对里夫金的观点提出反驳，称在数百万头乳牛身上实施9年的经验已经证明，这对牛并不会造成伤害。［1］107在《孟山都》中，对这个问题的调查在三条线索上展开：

（1）孟山都的内部实验数据。据孟山都公司内部在其试验农场所作试验数据显示，注射rBGH的乳牛在很多方面都出现了重大问题［2］108。

（2）对支持BGH无害的试验进行分析。如书中援引一项英国苏塞克斯大学迈尔斯东教授的研究，他对8家国际研究中心受孟山都公司委托所做测试的原始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试验过程中一些发生异常的乳牛被提前从统计数据中剔除，而这无疑会使试验结果发生偏差。［2］114－115

（3）美国各地农民的一些经历，这来自作者的采访与实地调查。［2］128－129由于使用牛生长激素对于乳牛有上述影响，牛肉与牛奶制品的消费者也因此受到影响。

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1）由于牛乳中的IGF1水平过高而引起的健康问题。尽管FDA声称这一问题只要通过巴氏灭菌法处理后即可解决，但作者调查得到的一项证据显示这一声称是靠不住的。①而研究与调查都显示，IGF1在人体中的高含量的确给人类健康带来不良影响［2］111－113。

（2）由于使用牛生长激素的乳牛乳腺炎的发病率明显增高，因此会更经常地使用抗生素来治疗，而抗生素会以残留的形式进入牛奶中，相应地，食用牛奶的消费者也因此而对抗生素产生耐药性。对于这一点，该书也提供了相应的研究与调查结果。［2］113－114

第三，牛生长激素对环境和农户的影响方面，《DNA》一书认为，“由于BGH让农民可以在饲养较少乳牛的情况下，达到相同的牛乳产量，因此基本上这是有利于环境的事，因为这可以减少乳牛的数量。由于牛产生的甲烷气体是造成温室效应的主要物质之一，因此减少牛应该会对全球变暖的情况有长期的改善效果。甲烷留存热的有效性比二氧化碳高25倍，而一头放牧的牛平均每天制造600公升的甲烷———足以替40个气球充气”。而且，“跟许多新技术的情形不同，BGH不需要预先付费，资金压力不大，因此小农夫不会居于劣势”。［1］107在《孟山都》一书中，对这一问题的调查来自全美各地，其中很多来自全国农民协会热线中小农户们所讲述的经历。从这些经历中可以看到，因BGH而给小农户带来的影响来自两个方面：

（1）因使用BGH而使乳牛健康严重受损，小农户不得不处理掉病牛，因此而受到很大损失；

（2）因为消费者不愿意购买使用过BGH的乳牛所产的牛奶，小农户便希望以停用该激素来尽量挽回，但由于BGH的使用使得乳牛产生药物依赖，因此停用该激素的乳牛健康同样会严重受损，这同样给小农户带来极大损失。①以下通过表格的形式对两种书中的观点做出直观对比，同时也将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官方文件中的观点列出作为一个参照。结合上述分析可以对作为样本的两部作品在有关牛生长激素事件上的观点做出小结。

就文本来看，《DNA》一书用以支持作者观点的论据（或论证）大致具有三个特点：

其一，与官方的正式文献表述基本相合。例如在两种牛乳是否存在区别以及使用牛生长激素是否对乳牛以及牛肉与牛奶制品的消费者健康有影响的问题上，经查阅FDA的官方文件就会发现，相同的表述也出现在这些正式的官方文件中。例如：在FDA于1994年2月10日的“使用rBGH的乳牛之牛奶与牛奶制品自愿贴标签的临时指导准则”中写道：“FDA经过全面评估已确定rBST（recombinantbovinesomatotropin）对于奶牛是安全有效的，使用过rBST的奶牛所产的牛奶对人类消费是安全的，该产品的使用对环境并无显著影响，因此FDA批准了该产品。此外，FDA发现在使用和不使用该产品的奶牛之间并无显著差异，因此得出结论认为，在此种情况下，根据《联邦食品、药品与化妆品法案》（Food，Drug，andCosmeticAct），本局并无理由对使用过rBST的乳牛所产牛奶做出特殊要求。”［4］而在FDA兽医药中心（CVM）2000年4月20日对一份署名罗伯特•科恩（RobertCohen）的公民请愿书的回复中，针对科恩提出的“IGF－I的安全性”、“rbGH的制造程序”、“rbGH在牛奶中的影响”等三个要点做出回复，并称：“我们全面评估了你在请愿书中所提出的问题。我们认为你在请愿书中提出的论据并未证实任何与Posilac的使用有关的人类食品安全问题。”［5］

其二，从作者行文中的逻辑来看，其在书中表达的观点是基于一种理想化状态下的，根据已有科学论证做出的推理判断，而并未顾及现实情况可能与这种理想化状态存在差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书中有关BGH对环境和农户的影响这一问题的观点，从前面引述的文字来看，当作者得出结论说BGH“基本上是有利于环境的事”，且使用BGH的“小农夫不会居于劣势”，其所提出的论证正是这种理想化状态下推理判断的一个典型实例。

其三，在讨论安全性等问题时，仍然仅仅把它视为一个“科学”问题，这一点可以视为是第二个特点的延伸，即在一种理想化状态下讨论科学引出的问题，而并未顾及可能与这种“科学”关系紧密的其他问题。在作为对比的另一个文本，即《孟山都》一书，作者提出的论证以及具体的论据所具有的特点则正好与《DNA》一书相反。其一，作者对FDA的官方文件的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引用具体的条文，而是对这些条文产生的过程，尤其是其所依据的试验完成的过程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调查结果表明FDA在有关BGH的安全认证方面存在这样几个问题：

（1）FDA在做出BGH安全认证时，其所依据的不是试验的原始数据，而是孟山都公司所提供的对相关试验的概述。

（2）FDA在明知rB－GH有可能给乳牛带来副作用的情况下仍然对其大开绿灯———在FDA批准该产品上市的同时，对其唯一限制是“使用说明书必须指出该产品可能会对奶牛造成的副作用”［2］116－117

（3）FDA所提供的研究数据涉嫌欺诈，例如前述提到的有关巴氏灭菌法的研究就是一个实例。其二，在对BGH这样一种不仅停留在实验室中而是被其制造者推向市场的产品，在对其安全性问题的讨论中，不仅引用到一些相关的研究，也对研究开展乃至发表的过程细节进行了考察。正是通过这些调查，作者因此发现了围绕BGH的研究造假行为、“旋转门”现象（即私人企业的雇员被政府机构雇用，或者反之）以及在加拿大为使BGH获准投放市场而行贿等，这些都影响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除研究数据之外，还有对BGH使用者的实地调查与访谈。这与《DNA》一书中仅仅基于理想化状态、根据已有科学论证做出推理判断的做法形成明显的对照。其三，正是通过具有上述特征的调查与分析的开展，其所揭示的事实表明，BGH安全性不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而书中所呈现的一些事实也恰恰印证了这一点。

三、星联玉米事件：对监管机构与监管机制的质疑

星联（StarLink）玉米是由安万特（Aventis）公司生产的。为了增加其杀虫功能，该公司在玉米中嵌入一种Bt蛋白（Cry9C）。该蛋白质特别难消化而且稳定。由于这些原因，美国环保署（EPA）禁止将星联玉米用于人类消费，而只能用于动物饲料或乙醇制品。2000年9月18日，地球之友新闻公报援引美国生态学协会宣布，在对从超市中购买的玉米样本（炸土豆片、墨西哥玉米面烙饼、玉米粒、玉米粉、玉米羹、烘饼）进行了分析，其测试显示其中存在有星联玉米的痕迹。随后，卡夫食品公司从市场上收回被认为受到污染的玉米制品，安万特公司开始向购买种子的农户买回所有的种子。但是仍然还是有消费者因食用可疑的玉米食品而出现过敏问题。在《DNA》和《孟山都》两本书里，有关星联玉米事件的讨论都只是作为一个实例出现的，而非专门的个案分析；同时，两书对事件的评价都集中在对监管机构与监管机制的质疑，但由于二者的视野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最终所看到的问题也有很大的不同。在《DNA》一书中，作者对星联玉米事件的评价主要集中在其中一段文字中，这里将其引述如下：“这场惨败只能归咎于热心过头、判断力又差的环保局。他们准许将玉米用于动物饲料，却又不准把它用于人类消费，然后又规定食品必须保持百分之百纯正，现在看来，这是很荒谬的事。更明确地说，如果‘污染’的定义是，只要含有外来物质的一个分子，就算是污染，那么我们的每一口食物都已经被污染，被铅、DDT、细菌毒素和许多其他可怕的物质所污染。从公共卫生的观点来看，真正重要的是这些物质的浓度，有些浓度微不足道，有些则足以致命。此外，也应该考虑至少要在有一定程度的证据，证明某物的确会危害健康时，才可以将这个物质贴上‘污染物’的标签。从来没有证据显示星联曾对任何人，甚至实验鼠造成伤害。这次令人遗憾的事件所带来的唯一正面的结果，是美国环保局终于改变政策，废除了先前那种‘分裂’的核准制度。此后，一项农产品若获得核准，将可用于所有与食品有关的用途，反之则是全面禁绝”。［1］123－124从这一段文字可以看到，作者认为星联玉米所反映出的监管问题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1）环保局对星联玉米的“分裂”式核准制度是荒谬的，由于“污染”是不可避免的，星联分子出现在食物中也是在所难免的，因此环保局的要求是不可能实现的。

（2）环保局对“污染”“零容忍”的判断标准是不合理的，对于是否受到“污染”应以相应的浓度作为判断标准。

（3）环保署对污染物的判定是缺乏事实依据的，因为并没有证据表明星联对人或实验鼠造成伤害。综上，无论是安全认证方式，还是对污染物的判断标准，在《DNA》作者看来，问题主要出在环保局的身上。与《DNA》一书形成对照的，《孟山都》一书作者的视野并未局限于环保局一家机构，因此发现了监管机构与监管体制的更深层的问题；同时，对于环保局在星联玉米监管中所存在问题，两本书所得出的结论也截然不同。总结该书要点，这些问题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监管架构不当导致星联玉米未能依食品标准受到监管。按照作者在书中的分析，“在了‘转基因生物管制指导准则’之后，共和党政府将管理权限分派给三个主要管理部门：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负责转基因食品，环保局（EPA）负责具有杀虫功能的转基因生物，农业部（USDA）负责转基因作物”［2］250－251。因此，按照这种管理架构，星联玉米被划归环保局管理，因为尽管它可能有朝一日混入食品，但却被看作是杀虫剂。这也就导致了对星联玉米的管理被置于食品管理之外。

（2）监管机构对被监管企业的依赖，导致该机构难以实施有效监管。在《孟山都》一书中，作者注意到当环保局要对星联玉米进行检测，以测定Bt蛋白的过敏性时，其测试所依据的分子样本来自星联玉米的制造商，即安万特公司。“最终，该公司推说不能分离出足够的作物中表达的蛋白质，因此提供了一种在大肠杆菌中合成的替代品。专家们强调检测会出现偏差，因为‘相同的蛋白质在不同的品种中未必完全相同’”［2］252。正是由于这种样本乃至数据上的依赖，使得环保局几乎不可能获得其进行合理监管所依据的实验数据。

（3）与《DNA》一书的作者一样，《孟山都》一书的作者也指出环保局的“分裂”式核准制度存在的问题，但是两书明显的差别在于：在《DNA》一书看来，由于“并没有证据表明星联对人或实验鼠造成伤害”，且污染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这种“分裂”式核准制度既不合理，也不可行，而从这些论证中似乎透露出的一个信息就是，环保局在监管星联玉米一事上表现出其能力不足、判断失误；而在《孟山都》一书中，作者看到的是“在被警告说星联玉米是一种可能的变应原之后，环保局不是无条件地禁止该产品，而是决定限定它只能用于动物消费”［2］251，因此环保局在星联玉米的安全认证中是失责的。

四、讨论通过上述两个个案的对比分析，对转基因作物商业化时代的科学传播对策所涉及到的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讨论。

1．转基因作物商业化推广并不只是食品安全性问题，也不只是一个科学问题转基因作物一旦离开实验室进入商业化环节，其所形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涉及到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与环节，从上述围绕两个个案展开的分析即可大致看到，这些可能的问题包括：监管机构的公信力、监管制度的合理性、安全认证程序的透明度、科学研究与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等。因此，仅以科学（甚或仅以有利于科学的证词）作为判断的依据是不够的。而将转基因作物是否可以进行商业化推广仅仅归于科学问题或“科学之争”“学术之争”，一方面可能会对公众产生误导；另一方面则会将公众对于程序的知情权的要求简化为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敌视。

2．科学技术以及与之有关的事务在今天正面临着巨大的信任危机，尤其在生物技术领域更是如此这种巨大的信任危机一方面来自科学技术本身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当科学投入应用时，不确定性问题会因为与伦理、经济、社会影响和公众承受能力等问题混在一起而变得更加复杂”［6］；另一方面则来自公众对于科学共同体与监管机构的诚信度与公信力的拷问。避而不谈无益于信任危机的消除，而更可能使之加剧，上世纪90年代的疯牛病事件及其所引发的巨大信任危机就是一个实例。在这种背景下，与转基因作物商业化有关的科学传播活动不仅要对所涉及的具体研究及其成果以及相关的管理条例做出讲解与说明，更重要的是绕到事件的背后去调查这些研究与管理条例产生的过程（或程序）。与传统意义上旨在促使公众接受的科普不同，这种科学传播活动的意义在于支持公众的知情权以及基于知情条件下的意见表达。

3．基于调查的实证研究，在有关转基因作物商业化推广问题的讨论中扮演着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从前述分析可以看到，《DNA》一书对作者亲身参与其中的重要科学事件提供了一份当事人的证词；同时，在回溯历史事件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种来自当事人角度的思考与观点。这是《DNA》相比于其他生物技术科普作品具有优势之处。但是在就与生物技术有关的公共事务发言时，尽管作者也对这种技术对于农户以及环境的影响有所考虑———这也许正是该书中译本前言中所说“一位人文主义者对人类的关怀”的一个例证，但由于其所依据的信息并不完整，且其判断过程主要是一种基于理想状态下的“科学”推理，因此导致其判断出现较大偏差。法国环保人士尼古拉•雨洛（NicolasHulot）在为《孟山都》所作的序中评论说，“玛丽－莫尼克•罗宾的调查严密，观察犀利，事实在此，无可怀疑：丰富且相互吻合的证据，被披露的文件以及被解读的档案。她的书并不是一部充满空想或流言的小册子。它呈现的是一个可怕的现实”［2］

9。这既是对《孟山都》一书的评价，其实也可以认为是围绕转基因作物商业化推广展开的科学传播活动所需要的特质：在有关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的讨论中，需要的不是“空想与流言”，也不是情绪化的宣泄，而是基于调查与实证的分析与多角度的思考。动手动脚找证据，《孟山都》一书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