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奥康纳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是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他以总体性目光对生态危机进行了全景式的检省，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理论特质和本质特征。他以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话语体系为逻辑起点，实现了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话语体系的重构；以资本主义生态批判为逻辑主线，开启了对资本主义与生态相抵牾的探究；以生态学社会主义为逻辑旨归，探寻了实现生态社会主义路径的构建。他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生态感受性缺失的指认中、理论和实践的耦合中、资本主义的反思和审视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构筑了其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厘清奥康纳的资本主义批判逻辑，探析奥康纳生态学社会主义理论对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关键词：奥康纳；历史唯物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生态学社会主义

当代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奥康纳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生态感受性的缺失，提出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话语体系；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话语体系的重构，提出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基于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提出生态学社会主义的建构路径。因此，探析奥康纳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对于正确认识当代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这不仅对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提供理论依据，而且对我国更好的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和警示意义。

一、逻辑起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话语体系

奥康纳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肇始于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话语体系，并以此为逻辑起点，剖析了资本与生态之间的对抗性关系。奥康纳认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虽然潜藏着生态学社会主义理论基因，但是其理论体系缺乏一种生态维度，存在着生态理论空场。为此，他指出要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话语体系，使自然因素重回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视域，恢复自然界之本真的自主运作性。尽管奥康纳重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话语体系，彰显了自然在唯物史观中的重要地位，但其理论仍然未从根本上真正理解马克思的自然观，本质上难以真正超越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

（一）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生态学社会主义基因

奥康纳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域下潜藏着生态学社会主义理论基因，环境的主题依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命题。首先，历史唯物主义中蕴含着人类社会史和自然史的辩证关系。他用“历史唯物主义观念”作为辩证认识自然史和人类社会史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变迁的延续性及其发展过程的变化与转型。奥康纳指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自然界是人类社会生活的能动的伙伴，人类社会对自然界产生的影响，反过来会影响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同样，自然史和人类社会史也始终处于一种辩证关系中，在时代和环境的作用下，无论是“第一”自然还是“第二”自然的历史，都会对人类社会史产生影响，反之亦然。其次，历史唯物主义中存在着资本与生态的对抗性关系。奥康纳看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1]357。人类通过劳动创造了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有用性，即使用价值。换言之，人类通过实践劳动创造了能够满足人类自身生存需要的具有一定使用价值的物质生产资料或者消费资料，在这里，劳动是使用价值的源泉，但并非是唯一源泉，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创造满足人自身需要的有用之物，因而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之一。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然界非但不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源泉，反而成了一种商品，流通于资本主义市场之中。资本将自然资本化，忽视自然的内在价值的行为不仅是资本反生态的实质表现，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至上的重要表征。历史唯物主义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已经证明了其中所包含的自然界的自主运作性，而非反对者所抨击的历史唯物主义“只是凸显了自然界的人化问题，但却没有强调人类历史的自然化方式以及自然界的自我转型问题”[2]8。正是由于历史唯物主义中存在着自然史和人类社会史的辩证关系，并揭示出资本反生态的本质，使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潜藏着生态学社会主义基因。

（二）历史唯物主义缺乏生态感受性

虽然历史唯物主义潜藏着生态学社会主义基因，但其理论体系依然存在着生态理论空场，他认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只给自然系统保留了较少的理论空间，而把主要的内容放在了人类系统上面”[2]7，生态感受性在历史唯物主义处于缺失的状态，自然界之本真的自主运作性越来越被置于边缘地位。奥康纳反思了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他认为苏联经济虽然在短期内实现了快速的发展，但仍然没有避免资本主义模式下的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生态问题。虽然两种社会模式下的环境恶化程度不同，但苏联的政治经济发展战略，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为赶超西方仍然遵循着西方资本逻辑的演进脉络，忽视环境问题。换言之，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并未摆脱资本逻辑的侵蚀，依旧是“定性的理论批判与定量的政治实践”[3]，最终结果势必会造成较为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奥康纳从对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生态危机的反思转向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生态感受性缺失的批判，并在两个方面进行深层次的论述。在理论层面，他认为马克思总是倾向于将社会劳动从自然和文化中抽象出来单独论述，忽视社会劳动的自然和文化内涵，造成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文化和生态断层现象，忽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自然和文化因素。在认识论层面，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既不够历史也不够唯物，这使得重构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必要。“不够历史，是因为马克思在商品和资本拜物教理论之外，并没有一种社会和文化理论；不够唯物是因为《资本论》并不包含一种自然和生态学理论”[2]458。奥康纳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生态感受性缺失的指认中，完成了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话语体系的重构。他强调，要重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话语体系，使自然重回其理论视域之下，就要充分挖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的自然因素。

（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存在着自然因素

奥康纳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生态感受性的缺失、生态科学以及各种生态斗争的事实，使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内涵的革新和发展成为了必然的趋势，挖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自然因素已经成为重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话语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要重回马克思主义文本，用马克思的理论视角和方法去统领生态运动，“致力于探寻一种能够将文化和自然的主题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或物质生产的范畴融合在一起的方法论模式”[2]59。马克思在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论述中指出，“生产力表现为与各个人同时存在的特殊世界”[4]，生产关系则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关系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5]。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则表现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历史唯物主义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解读更多的是从经济层面进行论述，消解了自然的主动性和自主性，造成生态感受性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缺失。自然因素内含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中。第一，就生产力而言，人们通过劳动获取的生产资料、生产工具以及生产对象都来源于自然，人们劳动过程中的社会劳动分工和协作方式同样来自于自然，受自然影响。自然界生态系统中的某些具体的形式，虽是人类直接或间接作用的结果，但维持其生态系统的物理过程都是独立于人类而单独运作的。比如，人类虽然可以通过石化产品来加快自然系统中的增长周期，但依旧是建立在自然界本身内在发展趋向的基础之上，遵循着自然界的弱规律性；农业、渔业的发展同样受制于自然。第二，就生产关系而言，人类在改造自然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形态、阶级结构等都会受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就如地形特征影响了哥斯达黎加的财产所有制、大多数的城市都是在河流交汇处和天然港口发展起来的。第三，就自然影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而言，奥康纳认为，自然资源的耗尽会影响现存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的本质也会发生变化，自然界不仅是生产过程的“合作者”还是一个自主的“合作者”。

二、逻辑主线：资本主义生态批判

奥康纳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贯穿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始终。他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矛盾理论以及波兰尼的社会理论出发，结合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因素的重构，重新定义了马克思的生产条件概念，并以此为视角，提出了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理论。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矛盾与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相结合，揭示了资本反生态的实质，论证了资本主义的不可持续性。

（一）生产条件的重新解读

奥康纳认为马克思对生产条件的论述更多是从社会经济层面阐释其内涵，在某些方面的论述存在着理论空场，生产条件应该被主体化或者被赋予一定的历史意义，而不是建立在很强的决定论模式之上，因此有必要对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生产条件概念进行重新解读。在马克思的生产条件理论中，马克思虽然对生产条件没有进行明确定义，但他对生产条件的论述散见于其诸多著作之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是：生产的物质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所有的只是生产的人身条件，即劳动力”[1]365。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马克思将其所需要的条件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存在于不变资本之中，是在生产过程中所需的物质生产资料，主要包括原料、燃料、机器、厂房等。另一种是存在于可变资本之中，是能够生产剩余价值的那部分资源，主要是指工人的劳动力。因此，马克思所界定的生产条件既包括劳动力也包括物质生产材料，是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统一，也是生产中物和人的因素的总称。奥康纳将马克思的生产条件解读为三种类型：生产的个人条件，即工人的劳动力；公共的、一般性的条件，即交通及运输方面的设施；自然条件或外在的物质条件。在奥康纳看来，这三种生产条件都具有虚拟性，第一，“就生产的个人条件”而言，他认为工人的劳动力具有虚拟性。这是由于工人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不受市场价值规律所支配的，也不是以在市场上出售为目的的，工人劳动力的价格也并非以交换价值为视角进行阐释的，只有在资本主义市场中，劳动力才会被贴上商品的标签进行流通。只有当劳动者本身将劳动力当作商品看待时，劳动力才具有某种价值，否则就会打破劳动力所承载的虚拟性。第二，就“社会生产的公共条件、一般性条件”而言，奥康纳认为自然性或社会性的基础设施、空间以及社区资本等也同样属于虚拟商品。这是因为，它们都有自己特定的属性或者社区文化属性，它们不是为了在市场上出售而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却被资本当作商品对待，它们的价值不仅依赖市场的需求，还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基础上。第三，就“外在的物质条件或自然条件”而言，奥康纳认为马克思侧重从经济学视域论述外在的自然条件，它包含着作为生活资料和劳动工具的自然财富，优越的外在自然条件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商品的交换价值，进而增加剩余价值的生产。但奥康纳指出，马克思的这种论述是建立在自然界的稀缺性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基础之上的，忽视了资本化是导致自然性妨碍因素的关键所在。外在的物质条件实质上与生产的个人条件、社会的一般的条件一样，都同属于虚拟商品，它们本身都不具备交换价值，不受价值规律支配。奥康纳认为，马克思处于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粗放型阶段，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等较为丰富，对生产条件的论述更多的涉及劳动力、资本积累以及阶级状况方面，没有形成系统性的阐释。奥康纳在吸收马克思“生产条件”理论的基础上借鉴了波兰尼关于生产条件的界定，即“它并不是作为一种商品生产出来的，反而却被当成一种商品来对待”，重新定义了生产条件，即“生产条件指的是这样一些东西，它们并不是按照市场规律（价格规律）生产出来的商品，相反，它们只是被当作商品来看待”[2]388，如自然、劳动力等，它们在商品市场中不是作为商品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反而被当作拥有虚拟价格的虚拟商品来对待。事实上，它们并不具备交换价值，也不被市场价值规律所支配。因此，他认为，生产条件是在一定的关系中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既包括生产力也包括生产关系，它的生产和分配是不受价值规律所制约的；生产条件的生产和再生产受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以及国家政策影响，它与社会关系保持一致是影响社会生产能力的关键所在；市民社会以及新社会运动内部间的相互冲突是决定特定生产条件发展的关键。奥康纳对生产条件的重新解读，为他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理论的提出以及进一步分析资本主义反生态的实质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

奥康纳基于对生产条件的重新解读，从生态学的视角阐发了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揭示了在资本主义双重矛盾作用下资本与生态的对抗性。奥康纳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中既存在着生产过剩的危机，又存在着生产不足的危机，通过需求和成本的层面表现出来。他从传统马克思主义所研究的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入手，建构了一种能够清楚地思考全球环境的一种新资本主义理论即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首先，传统马克思主义所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侧重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运动，奥康纳将其称为资本主义“第一重矛盾”。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实质是价值与剩余价值之间的矛盾，出现这一矛盾的根源在于剩余价值的实现方面，通过资本生产过剩的形式表现出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既是商品的生产也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又是资本对劳动的资本主义剥削的过程。资本在追求剩余价值这一目的的支配下，不断对工人的剩余价值进行超额剥削，导致的后果则是工人的消费能力不断下降，市场的消费需求不断减少，“由此会产生购买剩余劳动产品所需的额外的商品需求来源于何处的问题”[6]，引发以需求不足为特征的经济危机。其次，他指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研究的是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三者之间的矛盾运动，侧重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同外部自然之间的矛盾，奥康纳将其称为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理论。他强调，之所以提出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一方面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与生态系统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资本主义生产依赖于能源和复杂的自然或生态系统；另一方面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将资本主义发展所带的环境问题视为其资本积累和社会转型的核心问题，忽视了对“第二重”资本化的自然的阐明，低估了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危害。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理论本质上就是一种能够思考全球环境的新资本主义理论。奥康纳提出的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理论并不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矛盾的否定，而是他基于自身的理解和认识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他认为，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实质是社会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关系及力量之间的矛盾，通过资本的生产不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出现这一矛盾的根本问题在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利润既是资本扩张的手段也是其目的，“逐利是资本的本性”[7]，决定了资本主义是一个以追求经济无限增长为目标的自我扩张系统。受利润的驱使，资本总是从经济层面对劳动力和外部自然界等因素无限制地剥削和“自我摧残式”地利用。但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物质生产生活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其发展的周期和规律赶不上资本运作的节奏，造成了资本自我扩张的无限性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资本是不可能停下自我扩张的脚步，这就意味着，资本对自然资源的剥削也不会止步，造成的结果则是自然资源的减少，资本各要素成本的提高，进而引发以生产不足为特征的危机。

（三）“可持续性资本主义”的批判

奥康纳基于对资本主义两重矛盾的分析，认为生态视域下的可持续性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存在的。首先，他认为，在经济学的视域下，可持续性发展的资本主义是一种扩张型的资本主义。资本的扩张依赖于积累和利润，利润是资本的手段和目的，资本一旦开始积累就意味着开始对工人的超额剩余价值进行无限制剥削、对自然资源进行“自我毁灭式破坏”。资本将自然界当作“水龙头”一样无限索取，非但没有对“水龙头”中的水进行开源节流，反而将其当作“污水池”一般，将生产生活产生的垃圾废料、废水通过各种形式返还给自然，对自然造成二次污染和破坏。资本对利润不择手段的追求印证了资本反生态的实质，决定了生态视域下的可持续性资本主义的不可能性。其次，奥康纳的资本主义双重矛盾理论进一步指明了可持续性资本主义的不可能性。他指出，第一，资本主义“第一重矛盾”中存在着一种需求层面的经济危机。资本是创造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为了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会加大对劳动力的剥削。在此过程中，资本获取工人的剩余价值不断增加，工人的工资却不断下降，市场的消费需求随之不断减少，进而引发一种需求层面的危机来影响资本主义利润的获取，一旦利润获取受损，资本就不可能保持可持续性发展。第二，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中存在一种成本层面的经济危机。个别资本破坏自身的生产条件与社会运动要求资本重建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造成了一种源于生产条件限制而导致生产成本增加的经济危机。一方面，个别资本通过减少资本的前期投入、降低资本的外化成本来获取高额利润，导致资本对自然资源过度攫取、对劳动资本疯狂压榨，导致的后果必然是自然资源的快速衰竭、工人生产生活条件的极端恶化，这无形之中破坏了资本得以正常发展的生产条件，进而导致生产成本的上涨。另一方面，一些旨在保护工人权益、改善生态环境的社会运动，要求资本家在环境保护、土壤改良、垃圾处理等方面做出一定努力，要求重建资本前期被破坏的生产条件，导致的后果则是整个资本生产成本的增加、资本适应能力的降低，从而对资本主义的盈利能力构成一种致命的威胁。为此，奥康纳强调,劳动力、自然资源和市政基础设施及空间在供给上的严重瓶颈因会抬高成本削弱资本的适应能力而威胁资本主义的可持续性。因此，奥康纳强调，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使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生态问题，“资本逻辑的普遍统治正是导致人和自然矛盾的关系的深层源头”[8]。资本主义无论在需求层面还是成本层面、第一重矛盾还是第二重矛盾之中都潜藏着一种危机，这些危机决定了资本主义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与生态是根本对立且无法协调的，这不仅是资本主义内部特征的显现，也是资本主义反生态的实质表现。

三、逻辑旨归：生态学社会主义

探索构建以解决生态危机路径为核心的生态政治战略是生态学与社会主义联姻的逻辑旨归。奥康纳以重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话语体系为起点，以资本主义生态批判为主线，将生态学与社会主义相结合，致力建构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社会主义模式，以期超越当代资本主义以及传统社会主义。

（一）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态问题

奥康纳认为传统社会主义中的生态问题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并非是社会主义本性造成的。社会主义与生态在本质上是一种互补而非对立关系，社会主义为生态学提供了一种平等、公平的原则，生态学则为社会主义提供了各地区之间的特殊性和互助性，并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赋予了更为广泛的生态内涵。奥康纳从三个层面对传统社会主义出现的生态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剖析。第一，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他指出，一方面社会主义在发展初期，都是在较为落后的国家中取得胜利，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等较为落后，积贫积弱成为当初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现状。另一方面，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从诞生之日起，就被资本主义国家当作异类对待，在经济、政治、军事方面加以封锁和敌视。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应对西方国家的围追堵截、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不得不采取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追求以经济高速发展为目标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虽然在初期创造了一系列的工业奇迹，但却忽略了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环境恶化和生态灾难。第二，工业化的发展目标。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赶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经济快速增长，都以实现工业化作为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手段，即普遍采取了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为实现工业化的发展目标全盘接受西方技术体系，导致滥用科学技术和过度工业化的现象普遍存在。最后，全球一体化的发展现状。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快，各个国家之间经济的融合性不断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自身的发展不得不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这必然会受到来自资本和市场规律的制约，由此会带来严重的生态问题。奥康纳没有否认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生态问题，而是在此基础上强调了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态问题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第一，在生产目的方面，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就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社会主义的生产则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第二，在生产运行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是中央计划经济，国家通过宏观调控生产资料，实现充分就业和工业保障，以此来消除企业为争夺市场份额而产生的不必要竞争，减少企业外在成本消耗以及环境的污染成本，从而降低生态恶化的趋势。第三，在生产手段和消费方式方面，资本主义为了获取高额利润总是通过广告和产品的过度包装来增加消费促进商品的销售，而过度的消费容易造成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污染。社会主义国家采取集体消费的消费方式，由此带来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都要小于资本主义。第四，在社会产品分配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遵循平等分配原则，而资本主义国家则是维护少数人的利益，这不仅会造成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贫困群体通过破坏环境维系生存。因此，在奥康纳看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态问题更多的是政治而非经济问题，与资本主义不同，社会主义与生态本质上是互补关系而非对立关系。

（二）生态学社会主义的构建路径

奥康纳基于对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反思和剖析，强调了生态学与社会主义联姻在理论和实践的可行性和互补性，提出了生态学社会主义的构建路径。第一，在政治方面，奥康纳主张基层民主统治，反对精英统治，扬弃国有化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工会、工作场所以及社区要将权利返还给基层组织，实行基层群众自治，让工人真正参与到国家管理中来；扬弃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以及地方性民主，追求国家的民主复兴，主张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思想和实践之间的差别，将民主真正纳入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中；反对官僚主义以及政府对各种资源的过分控制，主张社会公平，实现人民自由而全面发展。第二，在经济方面，奥康纳主张以使用价值来代替交换价值，重新定义价值和具体劳动，强调货币和劳动的使用价值，并凸显其使用价值的重要意义；强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工人进行的经济和生态的双重剥削。第三，在思想文化方面，奥康纳反对生态剥削，主张“保护第一”的生态文化，培育人们的生态意识和生态感受性，建立生态文明体系来扭转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的思维模式；反对消费异化，主张树立健康绿色的消费理念。第四，在技术方面，奥康纳认为技术问题不只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同时它也是社会和政治问题，它并非单独出现在社会环境之中，而是受制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等方面的因素。生态学社会主义中的技术应要服从并服务于劳动关系以期代替退化、疲软的、危险的劳动关系。只有这样，技术才会受控而不会被资本主义的资本逻辑所异化。第五，在国际层面，奥康纳反对生态殖民和生态帝国主义，认为生态殖民的实质是资本主义转嫁生态危机，对不发达地区的生态掠夺和剥削，主张实现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平等。奥康纳强调，生态学社会主义是解决社会危机的最好方式，只有实现生态学社会主义路径构建，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本对自然的消耗，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进而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虽然奥康纳构建的生态学社会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其生态学社会主义理论有一定的乌托邦色彩。他赋予国家过多职权，忽视了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造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位置颠倒错位；他虽强调定性的改革，但仅局限于对生产目的的非正义性反对，尚未触及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解决也只是隔靴搔痒而已。因此，解决生态危机，我们应重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来检省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成果，我们要密切关注和研究，有分析，有鉴别，既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也不能搞全盘照搬。同时，我们要坚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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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叶冬娜.马克思恩格斯论人与自然矛盾的根源[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0(2):6-9,60.

[9]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N].人民日报,2017-09-30(1).

作者：刘晓艺  单位：山东农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