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日儒学在各自文一化中的实际位置颇不相同说起。

（甲）以孔子为代表和"旗号"的儒学，自秦、汉以来，是中国文化的主干，特别在"大传统"中。这似乎无需论证。《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特别由于汉代以来文官制度的建立，诵读儒家典籍的士大夫知识分子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骨架"（社会结构的主要支撑者），上至载人史册的"儒林"、''''文苑"、"循吏"、"名臣"，下到如《儒林外史》中描绘的林林总总的各色人物，无不显示出儒家学说以各种不同方式、形态和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统治、支配和渗透在这个社会"精英"们的思想、生活、行为、活动中，并已成为他们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某种文化心理状态。

不仅大传统，在"小传统"或民间文化中，虽然表面上似乎佛、道两教更占优势，老百姓并不拜孔夫子，而是拜观音、关帝或妈祖，但不仅崇奉儒学的士大夫一般并不排斥民间宗教；而且关键更在于，就在民间宗教和礼俗中，儒学好些基本思想也已不声不响地交融渗透于其中了。六朝时"沙门敬不敬王者"的著名争论以礼敬帝王为结果，《佛说孝子经》中"亲慈子孝"更发展演化方''''佛以孝为至道之宗""世出世法，皆以孝顺为宗"（《灵峰宗论》）。迄今民间宗教的许多内容也实属儒家学说，如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敬老怀幼"、"正己化人"（《太上感应篇》）等等。证严法师便曾赞赏病人死在有亲属在旁的家中，而不必死在医生、护土等陌生人手里，表现了以亲子为核心的儒学人际关怀，而并非看破尘缘、六亲不认。就拿在小传统众多领域中均流行不辍的阴阳五行观念，亦可溯源于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的理论系统，更不用说宋、明以来流行在民间世俗中的各种族规、家训、乡约、里范以及《三字经》、《千字文》、《增广贤文》等等儒学本身的"教化"作品了。所有这些，显现出儒学远不仅是某些思想家们或精英阶层的书籍理论、思辨体系、道德文章，而且它已成为规范整个社会活动和人们行为的准则和指南。并且"百姓日用而不知"，由文化而心理，不仅极大地支配和影响了人们的思想、理解和认识，而且也作用于人们的情感、想象和信仰，构成了内在心理的某种情理结构。正是它，支撑着我所谓以"实用理性"、"乐感文化"为特征的中国人的"一个世界"的人生观和宇宙观。儒学之所以在中国文化中成为主干或处于核心地位，简而言之，我以为主要就在这里。

（乙）日本情况似颇为不同。儒学并非日本文化的主干或核心，其主干或核心是其本土的大和魂或大和精神。"和魂汉材"正如"和魂洋材"一样，儒学只是被吸取作为某种适用的工具，其作用、地位和特征与中国相比较，有极大的差异。

什么是"大和魂"或"大和精神"？简言之，我以为，它是某种原始神道信仰的变换发展和不断伸延。也许由于与四周容易隔绝的地理环境（多山的岛国），文明进程较为缓慢，各原始部族对众多神灵和人格神的强大信仰在这里被长久保持下来。《古事记》中描述二神交媾，养育日本，神道观念长久渗透在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心理中。天皇崇拜（天皇是现世神，太阳神的直接后裔）是神道主要内容之一。正是在这种本土背景的基础上，为了现实利益的需要，日本极有选择地吸取了中国传来的儒学。

从历史进程来看，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西元604年）和大化革新，主要是搬入了当时在世界上颇为先进的唐代的政治--社会制度，亦即儒家礼制体系和与之相关的儒家的政治、伦理、道德观念。有如中材正直所说，"中国的道德主义，所谓孔孟之教，儒者之道，即使在我国，从应仁之朝至今，虽盛衰兴废，因时不一，上从朝廷百官，下至间巷百姓，几乎是自觉遵守执行，使秩序得到维持"。③在这里，儒学主要作用在于"维持"社会"秩序"的外在"执行"性（如士、农、工、商的等级）。这种政治一社会领域内对儒学体制的某些吸取，对日本文化心理深层并无任何重大影响。儒学"天道"的非人格神的特征丝毫没有动摇日本人对原有神道的信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中国儒学观念倒可以增强人们对天皇神的崇拜。

中日文化接触之际，正值中土佛教大行、禅宗兴盛之时，恰恰不是儒学，而是佛教传入日本，被上下层广泛接受，影响了文化和心理。在日本，佛教在当时、以后及今日，远比儒学占优势，在大小传统中均如此。"佛教得兼儒教，儒教不得兼佛教""三纲五常之道足以维持天地……但明晓此心，莫若禅。心乃身之主，万事之根也"。儒学最先本就是通过禅僧而输人而传播的。日本朱子学的开创者如藤原惺窝（156－1619）、林罗山一（1583－1657），都是由佛转儒。而佛或禅之所以有如此影响和力量，又是因为它们与神道有重要契合点，即某种不可言说的对对象（"神"）的非理性的认同和追求。日本通过佛教和禅宗来接近和接受家明理学的历史过程，在决定日本儒学的特色上具有重要意义。

鸟瞰地看，在儒学全盛的德川一江户的漫长时期（1603一1867），无论是朱子学派的山崎暗齐（1618-1682）、贝原益轩（1630－1714）、雨森芳洲（1648－1755），阳明学派的中村藤树（1608－1648）、熊泽蕃山（1619－1691）、佐藤一齐（1772－1859），还是古学派的山鹿素行（1622-1685）、伊藤仁齐（1627－1705）、获生徂徕（617-1728），以及水户学派等等，尽管各家各派的思想学说大有不同，或重居敬修道（暗齐），或重格物致知（益轩），或讲天地活物（仁齐），或讲礼乐刑政（徂徕）…··，但重要的是，它们在不同形态上具有非常鲜明的共同特色，这就是神秘主义与经验论（亦即非理性与重实用）的携手同行。这特色既充分表现了，又反过来增强了日本本土固有的基本精神和文化心理，而与中国儒学相区别。

所谓"神秘主义"就是直接或间接地坚持日本本土的神道传统来接受中国儒学，以不同方式将中国儒学与本土神道交会、结合在一起，所谓"神儒一体"是也。在这里，神道是根本，是基础，是源泉；儒学则是枝叶，是辅翼，是表现。有如吉田兼

我体会，邓小平理论的社会主义观，可以概括为“十二是十二不是”：

1、邓小平理论的社会主义，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的社会主义，不是把书本当教条、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个别论断为标准的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理论的思想基础，这是社会主义的灵魂，这是党的思想路线。没有这一条，就谈不上破除“两个凡是”，就谈不上纠正同志晚年“左”的指导思想的严重失误，就谈不上开辟一条新的道路。有了这一条，全党就能站在历史的哲学的高度，审视建国以来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程，深刻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误的教训，重新认识中国的国情和要走的道路。

2、邓小平理论的社会主义，是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起点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不是以资本主义发达阶段为起点的社会主义。这是对中国基本国情的最重要的科学认识，是中国最大的实际，是邓小平理论的现实基础。我们过去一再头脑过热，急于求成，就是忽略了这个基本国情，因而犯了“左”的错误。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必须社会主义和初级阶段有机统一起来，既不能只讲社会主义而不讲初级阶段，也不能只讲初级阶段而不讲社会主义。这是我们警惕右、特别要防止“左”的强大思想武器。

3、邓小平理论的社会主义，是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照搬任何外国模式的社会主义。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共性与个性有机统一的理论。我们过去一度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吃了很多苦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照搬苏联模式，结果苏联一解体，东欧就巨变，更是教训深刻。邓小平同志说得好：“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的统一，社会主义是共性，中国特色是个性。我们不照搬别国模式，也不希望任何外国照搬我们的模式。干社会主义，全靠独立思考，独立自主。

4、邓小平理论的社会主义，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不是以阶段斗争为纲的贫穷的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必然要求，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理论，即以发展为中心，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的理论，也是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把全党工作着重点由抓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最伟大的历史功绩。坚持邓小平理论的社会主义，必须在这个问题上有自觉的认识，有很高的觉悟，有极强的韧性，“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一旦动摇，很快就会出大问题。

5、邓小平理论的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不是僵化封闭的社会主义。这是强国之路的理论，这是发展社会主义最重要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是党的基本路线“两个基本点”中的一个。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的根本途径。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是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唯一正确选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飞跃发展，归根到底是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正是因为党中央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全国各族人民义无反顾地实施改革开放，才使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焕发出空前未有的生机和活力。

6、邓小平理论的社会主义，是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不是搞单一计划经济模式的社会主义。这是经济体制改革要实现的伟大目标，这是付出几十年沉重代价得出的沉甸甸的科学结论，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计划时代的重大突破。传统的“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两个等式，苦了世界社会主义大半个世纪。只有邓小平同志有如此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实践勇气，敢于把这两个等式变成南巡讲话的两个不等式：“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是多么震聋发聩的声音!有了这个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变，才实现了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才悄悄地告别了短缺经济，才有广大人民群众物资文化生产水平的显著提高。

7、邓小平理论的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不是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这是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也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必然要求。从1995年起，我们就一个劲地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急躁冒进地变革生产关系，搞一大二公三纯的公有制结构，结果越搞越被动。改革开放21年，既坚持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又不断地给个体、私营、民营、外资等多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造条件，营造环境，直到赋予他们与公有制经济平等的法律地位。这是邓小平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又一伟大历史贡献。

8、邓小平理论的社会主义，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长期共存、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和两极分化的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的分配理论，也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必然要求，也是邓小平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突破和发展。正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地改革和完善分配制度，才不断地激发和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取得了经济建设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9、邓小平理论的社会主义，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的社会主义，不是一手硬一手软的畸形社会主义。这是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物资文明与精神文明重大关系的科学认识，是辩证唯物主义和现代系统思维在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中的

应用。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系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实际工作中创造性地贯彻落实，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了更加突出的地位，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重大措施和实际行动，才使当今社会主义中国出现了空前未有的民族团结、社会进步、政治稳定、科学昌盛、文化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

10、邓小平理论的社会主义，是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实现法治的社会主义，不是没有民主法制搞人治的社会主义。这是政治体制改革要实现的重要目标，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必然要求。回想十年内乱时期，连国家主席、解放军元帅的人身权利都得不到保障，真是“无法无天”!邓小平同志大胆拨乱反正，既坚决纠正冤错假案，在“治标”上下功夫，更强调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着力从完善制度上解决问题，在“治本”上下功夫。改革开放21年，中国民主法制建设进程从未这样迅速，中国的政治环境从来没有现有这样宽松，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情从来没有现有这样舒畅。回顾建国以来50年，回溯中国历史5000年，才深深感到，今天这个大好局面多么来之不易!

11、邓小平理论的社会主义，是坚持爱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社会主义，不是搞狭隘民族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社会主义。这是在和平发展时代维护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的必然要求，是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外交理论的重大历史贡献。改革开放21年，我们中国既巩固了、创建的外交格局，又纠正了一度存在的以意识形态划线、以我为标准、四面树敌的“左”的错误，开拓了外交工作前所未有的新局面。香港实现顺利回归，澳门即将回到祖国怀抱，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国际影响日益扩大，海外侨胞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扬眉吐气。

12、邓小平理论的社会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不是全盘西化、搞多党轮流执政的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立国之本，是党的基本路线“两个基本点”中的一个，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顺利发展的政治保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已成为建国50年来光辉实践证明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国际共运遭到严重挫折，但社会主义中国站稳了，巍然屹立，坚如磐石；发展了，势如春潮，举世瞩目。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和12亿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胜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胜利。

综上所述，邓小平理论的社会主义，就是高举马列主义、思想伟大旗帜的社会主义，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社会主义，就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就是改革、发展、稳定的社会主义，就是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就是全心全意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主义，就是最终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的社会主义，归根到底一句话，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要坚定不移地沿着邓小平理论指引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再干一个五十年，我们就一定能够在21世纪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夺取新的胜利，铸造新的辉煌，社会主义新中国就一定能够迎来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

以上，就是我理解的邓小平理论的社会主义观。

注：①、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页，第3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