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背景/历史背景/社会背景/中国特色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710(2001)02-0001-05

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的形成和发展与20世纪初中国的文化、历史与社会背景密切相关；作为一个理论体系，思想的由来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与中国文化在20世纪的发展进程、以及与中国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的过程都紧密相关。本文试图把上述的三个主要背景设定为思想产生与发展的土壤和条件，把思想视为产物与结果，并演绎思想的发生与发展过程，以便于更准确地把握思想的基本内涵，进而揭示思想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合理性。

一、文化背景

所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的是思想的直接思想渊源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它的指导思想是19世纪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成长与发展的基础是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相互交融的中西两种文化构成了思想的两个直接渊源，两种文化之间互相对立与彼此消长也是促使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因。

与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都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中国传统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应该是非常深远的，因为他们的启蒙教育大多是在“私塾”这种传统教育的模式中完成的。就本人而言，他的青年时代还深受王阳明、颜元、及谭嗣同等人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他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又是中国发生思想大转型的时代，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入侵由表及里，中国为西方文化的迅速传播与急剧变幻提供了活跃的舞台：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武昌起义、清王朝覆灭、启蒙运动、，种种来自于西方的社会思潮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逐步深入、层层推进。从而使得那一段历史成为中西文化从互相对抗、交流融合到彼此结合的历史。

之后，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1920年4月，俄共派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开始对中国输出革命。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自一开始就表现出它的特殊之处：共产主义理论首先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传播开来，从事理论宣传及实际工作的主要是社会中上层的知识分子而不是产业工人；且中国人民追求理想化的社会形态与以民族自强和救亡为目的的民族解放运动密切地交织在一起。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之所以能被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并产生影响，之所以能够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奇妙的结合，既有文化与思想上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文化与思想上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之前，共产主义思想的一些基本观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已有相应的基础，尤其是在表达人类对“各尽所能”、“人皆有分”的美好生活的向往方面，这种理想在中国已有两千年的传统，那就是儒家的经典著作《礼记·礼运》中所描述的“大同”社会（注：由于《礼运》一文把儒家的礼乐理想视为“大道”之失，渗透有道家的思想，所以其中的一些说法并不为正统儒家所认可。在康有为之前，它并未对中国社会产生多少实质影响。）。尤其是，清末康有为著《大同书》，更是把“天下为公”的社会加以形态化、具体化了，描绘了一幅在具体情节上比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更为详细的太平世界的蓝图（注：康有为运用西方进化论的观点把“大同”思想与公羊学说中的“三世说”结合起来，从而提出与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三种体制相对应的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大同书》成书于1902年，1913年该书的甲、乙两部曾在《不忍》杂志上发表，1919年由上海长兴书局出版其甲、乙两部的单行本，1935年由中华书局全文出版。）。从《大同书》成书，到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中间相距18年的时间，为中国知识分子从心理上迅速接受马克思主义打下了基础。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的关于实践与社会革命的学说也可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其相应的思想根基，虽然马克思所强调的社会实践与中国传统的道德践行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以阶级斗争为主要方式的社会革命与中国旧时代的“替天行道”式的农民造反运动之间也存在着本质的不同，但二者在思想倾向上毕竟有着共同的基础，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更适应了在困境中选择社会发展道路的中国人民的需要。中国传统文化所固有的思想观念不仅为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打下了心理基础，而且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与发展提供了相应的条件。

值得研究的是，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对马克思主义尚未进行全面深入了解的情况下，为什么要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旗帜呢？对此，孙中山先生也非常不理解，他曾对张太雷说：“为什么青年要从马克思那里寻找智慧，从中国的经典著作中不是也能找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吗？[1]

原因在于前后那段时间，中西两种文化之间的互相对立与彼此消长为激进的知识分子打起马克思主义的大旗创造了契机。一方面是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所持的全面否定的态度，由《新青年》所倡导的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提出了“文化觉悟”的问题，他们从进化论观点出发，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落后的文化，而西方文化则是先进的文化，全面西化派的代表人物陈独秀认为，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百事不如人”，全面学习西方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在几乎与此同时发生的关于中西文化的论战中，倡导西方文化优越论的西化派学者也占上风，虽仍有少数学者坚持文化本位主义思想，但若论及他们在青年中的影响则远不及西化派，在这种社会思潮的推动下，中国青年纷纷把眼光投向西方世界，指望着西方文化能够挽救中国的命运。

然而，另一方面，以自由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制度并没有给寻找希望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一个满意的答复，相反，就在这个时候，世界范围内兴起了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潮，空前的经济危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恐怖使得西方人自己率先对资本主义文化感到失望。在这种大背景下，从欧洲游历归来的梁启超发表了《欧游心影录》令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破产之说将信将疑，随着美国哲学家杜威及英国哲学家罗素等人访华，上述说法得到了进一步证实，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相信，资本主义制度已是自救无暇。对于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在他们心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感到同样失望，在双重失望中，他们开始把眼光转向已经在西方产生重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因为这套理论体系为人类社会基本形态的递进划出了轨迹，且早在19世纪就已经预见到了资本主义文化的内部危机，还为之提出了一套系统的解决问题的方案。这对于处于迷茫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无疑会产生令人振奋的力量，使他们看到光明和希望。

这是困境中的中国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背景及动因。

二、历史背景

从马克思主义逐步中国化的思想进程上看，在中国，它大致经历了理论传播、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磨合到思想的形成几个阶段。在理论传播阶段以及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过程中，中国革命乃至于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客观上都受到了来自苏联及共产国际的深刻影响，中苏交往过程中的一系列历史事件都与中国革命进程中的成败得失有关。在历史层面上，发生在复杂的政治关系中的历史事件，尤其是中苏（含共产国际）关系，是导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生根结果的重要的一环。

1919年7月到1920年9月，新生的苏联政权曾两次发表对华宣言，申明将废除沙皇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归还沙皇政府从中国掠夺的土地、财产及其它特权（注：两次宣言的内容后来并没有兑现，苏联发表对华宣言的主要目的大概是希望同中国政府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这件事对于处于双重失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失望及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失望）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莫大的鼓舞。随后，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影响下，中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4月，维经斯基来华，7月，在陈独秀等人的合作下，他们在上海建立“上海革命局”，共产国际开始逐步向中国输出革命，陈独秀也逐渐成为共产国际全力扶持的对象。从那时开始，由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义革命开始正式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

不过，还存在着另外的一面：从那时开始，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为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道路一直受到共产国际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先后扶持陈独秀、向忠发、李立三、王明等人作为中共的高层领导人；在此期间，还直接派博古、李德等人到苏区，控制中共中央的军事指挥权。苏联和共产国际之所以要向中国输出革命，除了共产主义运动这一理想的原因之外，另有其现实的原因，即利用中国的力量从战略上牵制新兴的日本帝国主义，以减轻来自东面的威胁，也因为如此，当苏联认为扶持中国的实力派——国民党——更有利于实现其对华政策的目标时，他们就会更支持国民党而不支持有着共同理想与信念的共产党。再加上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并不完全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也就不可能为中国革命指出切实可行的道路，他们发给中共的一系列指示在客观上为中国革命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对于中国人民探索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正确的思想路线也造成了不少消极的负面影响。共产国际解散以后，在解放战争时期以及解放后的经济建设时期，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老大哥”，对中国共产党制定路线与政策上的正负双重影响仍然存在了一段时间。不过，中苏之间这些历史事件也为中国共产党确立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同时尽可能争取外援的指导方针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苏联革命的成功毕竟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为困顿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指明了一条希望的道路，在客观上为中国人民解决中国的问题提供了一定的外因条件。只不过，解决中国问题的最终出路仍然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换言之，取决于中国共产党能否认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别国模式与中国的特殊性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能否处理好这几个方面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对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的了解与认识。

三、社会背景

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与发展道路才是问题的核心与关键，它取决于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与理解，尤其是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及其现实状况，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长期以来，不少中国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始终停留在国民素质普遍低下、工商业不发达、把贫穷视为中国的核心病症这样的层面上，连孙中山这样伟大的革命家与思想家也不例外，他坚持认为，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社会在经济上不存在悬殊的贫富差异、并没有西方社会那样的阶级差别，中国社会在经济上的差别只有小贫与大贫而已。在认识国情问题上存在的差异，导致了对不同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

由于认识上的分歧，对于早期中国革命的道路的走法，在共产党人内部同样存在着不同意见，不少人由于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性缺乏深入了解，照搬苏联的革命模式，搞全国性的城市暴动，忽略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针对这种情况，曾经指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2]由于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曾在湖南乡下作过深入的实地考查，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这样优秀的著作（注：该文在当时没有引起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重视，陈独秀甚至不同意在党的机关报《向导》上发表这篇文章，但却引起了共产国际的重视，据说，连斯大林都曾多次高度评价的这篇报告。有的学者指出，之所以能在“八七”会议上跃升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与共产国际对他的密切关注有关。），随后又主动要求到地方主持农村的工作，对中国农村的状况与农民问题有深刻的了解，所以在大革命失败以后，他能够及时地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指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至于从理论上全面解决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等问题，指明中国革命的未来与前途的事则是到1939年底至1940年才完成，此时中国共产党建党已有20年的历史，足以说明现实道路的曲折与理论探索的艰难。对此，于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上回顾说：“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3]

1939年底，与延安的其他几位同志合作写出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40年初又写出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这两篇文章是思想的精华部分之一，对个人来说，也是他一生中理论创造的高峰。在这两篇文章中，“国情”这个重要概念的内涵得到了初步的阐释，他指出中国社会的性质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他说：“我们已经明白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亦即中国的特殊的国情，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依据。我们又明白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这些都是由于中国社会的性质，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而发生的关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4]基于这种认识，指出中国革命的对象就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革命的目标就是反帝反封建。要实现革命的目标就需要对中国的阶级状况进行分析，通过分析中国社会存在的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商人、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等各阶级的具体特点，从而解决了革命的领导权及同盟军问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先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才能谈得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些理论问题的最终解决为中国革命的发展确立了符合中国国情、适合中国发展的总路线。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有其特殊的因缘，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以至于思想的形成、诞生则主要取决于中国人对自身的认识与了解，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在现阶段，中国人仍然需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在立足于本国的国情的基础上学习国外的先进文化与科学技术，只有这样才能实现100多年来中国人不懈追求的富强之梦。

［收稿日期］2000-10-15

【参考文献】

[1]朱育和，蔡乐苏．与二十世纪中国[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54．

[2]．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7．

[3]．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826．

[4]．著作选读：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