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创生不易，真正理解把握它亦非易事。确立科学的理论观、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开发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领域，是掌握马克思主义学理的基本逻辑法则。科学考量马克思主义学理的政治范式、思维进路、形态演化、逻辑层次，要以科学理论观为逻辑支撑；认清“大时代精神”、“新时代精神”、“现时代精神”，是把握马克思主义学理本真精神的逻辑必然；大力开发马克思主义原始文本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思潮”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领域，是科学追问马克思主义学理的逻辑向度。【英文摘要】Marxismwasnotcreatedwithinoneday.Itisalsonotaneasythingtounderstandandmasteritfully.Developingascientificviewabouttheory,gettingtightholdofMarxism''''sessenceandexploringnewfieldsforMarxismstudyarefundamentallogiclawstomasterMarxism''''sscientificprinciples.【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学理要义/理论观/真精神/开发研究/逻辑法则/Marxism/theoryview/essence/exploreandstudy/logiclaw【正文】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774(2003)06-0033-06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而伟大的学说，蕴涵着博大精深的学理，而对这一学理的掌握并非易事。本文结合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从确立科学的理论观、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和开发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领域三个层面，对掌握马克思主义学理的逻辑法则作一探讨。一、确立科学理论观——观照和反省马克思主义学理的逻辑支撑理论观是世界观的折射与反映，对任何学理的把握都须臾离不开理论观这个根本尺度。因此，研究如何掌握马克思主义学理的逻辑法则，其首要前提便是确立科学的理论观。在人类思想史这个历史长河中，我们不仅看到形形色色思想论点的此起彼伏，而且看到许许多多理论观的相互激荡。究竟什么是真正的理论?什么是科学的理论观?在当年时曾对此作过科学的阐释，并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石。这一科学理论观作为衡量马克思主义学理的根本尺度，使我们能够从总体上掌握马克思主义学理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基本问题之一：范式论。所谓范式，是指一种学理予以终极关怀的指向，即这种学理“应谁而生”、“为谁服务”所持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之向度。马克思主义学理的范式是什么?我们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的历史源头与现实取向中，可以得到明晰的认识。早在1843年10月，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论断：人类“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1](P16)“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1](P15)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1](P283)列宁的革命实践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的锋芒，他组织工人阶级向沙皇专制制度这堵“朽墙”发起猛烈冲击，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邓小平、所阐发的思想理论，无不是从“一切为着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这个逻辑最高层和历史最高度而展开的。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定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唯一宗旨；邓小平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判断党的各项工作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把“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都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的“一元性”。今天，我们学习把握马克思主义，首先要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的灵魂与核心，牢牢把握“平民理论”的政治范式。惟其如此，才能对马克思主义学理学得真切，用得精妙。基本问题之二：进路论。任何一个理性思维的成果都必然暗含一种思维的进路，亦称理路。在人类思想史上，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颠覆了两千多年的理论思维传统，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理性思维方式，坚持把社会实践、生活世界作为理论的基础，并突出强调理论生长的“两条根”：一是“前此”的思想材料；二是现实的社会实践与生活。在如何看待社会实践或人类生活本身与理性思维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学理进路：一是认为，理论可以超出生活与实践，由此得出理论理性高于实践理性的结论，这是理性的学理进路；一是认为，理论思维是生活实践的一个构成部分，它不能从根本上超出社会实践，也无法在生活世界之外找到立足点，由此得出实践最具权威性，理论理性源于实践理性的结论，这是实践的学理进路。正因为理论进路上的分歧与对立，马克思恩格斯同先前的朋友们分道扬镳，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彻底地批判唯心主义：“在唯心主义者看来，任何改造世界的运动只存在于某个上帝特选的人的头脑中，世界的命运取决于这个把全部智慧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而占有的头脑在宣布自己的启示之前，是否受到了某块现实主义的石头的致命打击。”[2](P630)在批判和清洗唯心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从黑格尔出发，经过费尔巴哈，彻底抛弃了西方理论所构筑的意识形态教条，从发展变化着的现实生活出发，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筑构了崭新的唯物主义理论大厦。此后，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们，沿着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实践进路”，不断从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并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及其理论观就是这一“实践进路”的产物。基本问题之三：形态论。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开放的体系、发展的理论，体现这种开放发展性的是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理论形态。有学者根据马克思主义创立和发展的划分阶段，将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学说称之为“原生形态”；将列宁主义、思想称之为“次生形态”；又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称之为“再生形态”。这种称谓不无道理。这里，笔者对之分别称为“原创形态”、“次创形态”和“再创形态”。自马克思主义创立至今已开放发展了150多年，在其形态演进过程中，始终伴随着“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追问。引发这种追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被马克思主义文本差异所带来的困惑，又有对马克思主义结构理解差异所引起的分歧；既有由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阶级性和政治性决定其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对象所导致的混乱，又有因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们不同的理论倾向和研究方法而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不同阐释所产生的疑虑，等等。这是研究掌握马克思主义学理过程中的特定现象，其深层的理论意义在于：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具体形态与统一整体的关系?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原创形态”、“次创形态”、“再创形态”的本质统一性?对此，重在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观为根本指导，把“三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思考，结合起来探讨。既要从当代人类实践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出发，树立与时俱进的科学精神，又要自觉超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误解，实现研究范式和解读方式的根本转换，更要反复深入地研究“老祖宗”，切实找到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之源、之本、之根。基本问题之四：层次论。大凡科学的理论体系都有其严密的逻辑结构，这种逻辑结构又体现为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逻辑层次。马克思主义学理是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以社会实践为基础，通过逻辑的形式再现客观事物及其内在联系，进而形成其逻辑结构的。充分体现这一逻辑结构的主要有四个紧密联系的逻辑层次：其一，科学的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学理的最高层次，也是其赖以存在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创立和发展，是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发现和世界观转变为根本前提的。他们曾经是唯心主义者，通过历史研究、哲学批判和政治实践等理论与实践途径，彻底反叛唯心主义，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于对理性与现实矛盾的科学理解，他们以高度的自觉意识，走出了物质利益与理性的关系、物质利益与国家的关系等种种困惑。因此，他们在理论研究上与先驱们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一开始便把需要研究的对象置于社会物质生产这一广角镜之下。就是说，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学理的根本生长点。其二，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原理和论断是马克思主义学理的基本内涵。其中的基本原理或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学理的核心内容，具体论断或观点则是基本原理或原则的具体展开和深刻体现。基本原理或原则和论断或观点，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学理的主干内容，处于其体系的较高层次。其三，抽象规定的若干逻辑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学理构成的认识阶梯。任何一种理性思维的表达，都离不开逻辑范畴的运用。列宁根据黑格尔的思想，曾经把范畴界定为认识过程中的阶梯，“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3](P78)马克思主义学理逻辑范畴的生成或来源主要有三：一是从前人学说范畴的借用和改造而来；二是从其他学科范畴的移植和嫁接而来；三是从社会实践中创造性概括而来。逻辑范畴体系处于马克思主义学理的中介层次。其四，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基本政策是马克思主义学理的实践操作方案。实践操作方案亦可称之为实践化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学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处于其体系的逻辑延伸层次。马克思主义学理本身并不能实现什么，要实现其学理就必须通过制定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个实现学理的过程，是学理具体化和深化的过程，也是检验和发展学理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学理的真正力量，它的科学性与真理性，与其说在于其理论证明，不如说在于其实践结果。因为其深邃的学理并非用墨水写成的，而是用人的实践活动写成的，只有把学理表达和指导人的实践活动统一起来，马克思主义学理才能展示自己丰富多彩的理论内容，表现自己活生生的力量，获得自己时时常新的内涵。二、牢牢把握真精神——理解和内化马克思主义学理的逻辑使然坚持科学的理论观是掌握马克思主义学理的逻辑入口，而牢牢把握真精神则是掌握马克思主义学理的逻辑使然。马克思主义学理凝结着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人类文明的活的灵魂，其真精神可概括为三个方面的“时代精神”。第一，马克思主义学理蕴含着“大时代精神”。所谓“大时代精神”，就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长期过渡这一历史时代社会内容的本质特征的表现。特定时代诸如“战争与革命”、“和平与发展”主题下的时代，只是大时展链条中的某一阶段。大时代的社会内容是多方面的，包括经济、政治、军事、科学和文化等等的发展状况。它们在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具体理论形态和观念体系中，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得到反映和体现的。当历史行进到19世纪40年代中期，社会化大工业生产，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占有支配地位。随着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加强，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进一步暴露和激化，无产阶级作为新兴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一场具有全新内容的社会解放运动的序幕已经揭开。先前资产阶级的启蒙学说此时已日益变成蒙蔽群众、为雇佣劳动制度辩护的学说，资产阶级的“理性”旗帜已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面对时代的风云，在社会实践的洗礼中，批判地吸收了19世纪新的自然科学成就和社会科学理论成果，包括古典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等合理内核，经过艰辛的探索和创造，创立了充满“大时代精神”的科学理论体系。一百多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学说和无产阶级、广大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以及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事业同呼吸、共命运，它的影响遍及全世界，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都无法回避和摆脱它的影响。特别是它对推进人类社会的发展，直至实现人类最高价值理想与目标——“自由人联合体”的长期观照性，在人类思想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对“长期过渡”始终具有观照性的“大时代精神”，本质上是对“现存世界”的批判精神。这种“现存世界”一天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就一天也不能停止对其批判。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这种大无畏的批判精神，所以它亦最容易成为批判对象。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开篇所说的那样：“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1](P271)这说明马克思主义要彻底批判“现存世界”，而“现存世界”一切旧势力同样要批判马克思主义。这种“双向批判”贯穿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但科学是打不倒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越是邪恶势力咒它“已经死亡”，越是表明它是一个永远也不会死去的伟大灵魂。马克思主义学理之所以长期活生生地存在于社会意识中，是因为产生了它又为它所揭示的那种社会存在依然活生生地存在着，马克思主义试图解决的“大时代”的问题仍旧在以变化了的形式延续着，需要生存于“大时代”的无数代人坚持不懈地加以解决。我们从马克思主义学理把握到的“资本主义”这一事实，今天非但没有蒸发，而且已膨胀为一个全球资本主义世界，这就更加需要大力弘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正如在西方思想界享有盛名的解构理论开启者——雅克·德里达所说：惟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才能使人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统治者，一方面大肆鼓吹维护人权，另一方面又借助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疯狂地进行政治上的扩张和经济上的掠夺。[4]德里达把马克思主义学理归结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并认为它可以始终成为人们分析、批判现存社会的最有力的武器。显然，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见识却真正触及了马克思主义学理的真精神。[1][2][][]第二，马克思主义学理折射着“新时代精神”。时代精神是随着时代变革而跃迁的。马克思主义诞生前后的时代有着根本的不同，其前后的时代精神亦有质的区别。马克思主义学理的本真精神之一是“新时代精神”。这种“新时代精神”集中表现为追求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毕生的理论活动和革命活动的主题，就是对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的执著追求。早在1843年马克思在批判宗教问题时提出：“对宗教的批判使人不抱幻想，使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转动”，“这种批判撕碎锁链上那些虚构的花朵，不是要人依旧戴上没有幻想没有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采摘新鲜的花朵。”[1](P2)同时，他还对时代精神的变革与理论的使命及其相互关系作出精辟论述：“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1](P2)这里，马克思以“人”为中心，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使命。关切人类的生存状态，寻找人类“安身立命之本”，促进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P294)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时指出，代替资本主义的是“一个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即共产主义社会。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觉的个人的相互作用”表现出的自然历史过程的现象，不同于那种以“自由的社会的个人”作为出发点的社会。总之，马克思主义学理勇敢而坚定地承担起把人从“抽象”的“普遍理性”中解放出来的使命，承担起把人从“物”的普遍统治中解放出来的使命，把人从“资本”的普遍统治中解放出来的使命，承担起把“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变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的使命。在市场经济遍布全球的今天，人的“物化”问题正是人类所面对的最大问题，人类在新世纪乃至新千年所追求的根本目标正是要把人从对“物的依赖性”中解放出来。而马克思主义学理所表征、塑造和引导的正是这一伟大的“新时代精神”。第三，马克思主义学理凸显着“现时代精神”。关注时代、关注实践、关注现实，保持对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及其趋向的敏感和热忱，时刻倾听实践的呼声，这是马克思主义学理的要旨所在。这种“现时代精神”规定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必须坚持一切从现实的实际和现实的实践出发，思考问题、创新理论；必须坚持把因时空不断转移的动态性社会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矛盾，统摄到自己的理论观照视野中来。这种具有“应时性”特点和“当代性”意蕴的“现时代精神”，说到底，就是“与时俱进”的精神。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学理所固有的特性和特质。从马克思主义独具的品质看，它的实践品质、批判品质和开放品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学理绝不会在某一时空中停滞不前，而必然处于与时俱进的状态。具体说，它的实践性决定了能够不断创造新的理论生命；它的批判性决定了能够不断促进理论的新陈代谢；它的开放性决定了能够不断吸取新的营养。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程看，没有马克思恩格斯的与时俱进精神，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没有列宁的与时俱进精神，就没有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创立；没有、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二代领导集体的与时俱进精神，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成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没有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与时俱进精神，就没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规定和本质要求。“与时俱进”中的“时”并非纯属时间范畴，而是一个时空概念，它指称的是“社会历史时空”，含容时间的推移、世纪的交替、时代的变迁、潮流的进步、实践的深化、条件的转移和形势的发展等等蕴意。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尽管马克思思想具有不可超越性的当代价值，特别是马克思从实践的视角观照和把握世界的方式，仍占据着当代科学思维的制高点，但从现实情势出发去反观一百余年前的马克思，客观地说，他的思考和探索也有盲点和错误。正因如此，马克思在当时的情势下对一些问题的论断留下了延伸乃至校正的余地。虽然他敲响了资本主义灭亡的警钟，但却未能预见到资本主义可以通过自我调整和改革延长寿命；尽管他确信社会主义只有在西方发达国家同时进行革命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成功，但却未能预见到全球各地区、各民族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会导致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进程的多样化、曲折性和复杂性；虽说他突出强调了社会有机体结构系统中的经济因素和政治功能，但却未能足够估量到文化的作用和宗教的意义，更没有预见到现代科技进步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因素，等等。马克思思想并非完美无缺，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学理暗含着需要与时俱进的理由。1872年6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于伦敦为《共产党宣言》撰写德文版序言时，分析了该书问世25年来情况的变化，指出：“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P248)这里，革命导师深刻揭示了“现时代精神”“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相对稳定的，但其具体论断却是需要灵活多变的。马克思主义学理与时俱进的品质正在于此。三、开发研究新领域——发掘和追问马克思主义学理的逻辑向度马克思主义学理是一个历史长河。如同我们的事业不是一次两次、一代两代人即可大功告成的那样，如同实践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永无止境的那样，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学理也是一个永恒的课题。对此，既需要对显性的马克思主义学理不断作出新的阐释，更需要对隐而不彰的马克思主义学理进行深入发掘和科学追问，不断开发马克思主义学理研究的新领域。1.应大力开发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新领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进行理论创作的原始文献及其背景资料，是马克思主义学理的文本载体，系统深入地解读文本对于研究掌握马克思主义学理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有人以不搞“本本主义”为借口，以轻疏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原始文本，实是一种无知。为此，必须搞明白三个问题：(1)已有的对马克思主义原始文本的开发研究不是过头而是不及。尽管陆续出版了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著作，但仍有相当部分原始文献没有面世。其中，中外档案馆尚未公开的档案有之，研究机构尚未来得及整理出版的情况有之，甚至因种种原因原始文献被散失的情况亦有之。比如说，我们所接触到的中外版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其实并不“全”，对马克思留下的大量笔记、数千页的亲笔手稿、众多藏书中的眉批、评注等等，都有不少的空白。(2)马克思主义学理形成发展的历史线索深藏于原始文本之中。以马克思研究异化概念为例，广博的文献资料和知识背景是马克思的研究思路赖以形成发展的平台，其中，黑格尔关于财产异化的概念就启发了马克思。黑格尔认为，只有当一个人在财产中物化了自己的时间、活动、本质时，才能与其财产发生异化，使得一个人将他的存在、他的普遍性活动、他的现实、他的人性变为另一个人的财产。而马克思关于商品凝结了人类劳动和剩余价值的思想，显然是受到黑格尔物化概念启发而生成的。这说明，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学理的历史线索，必须认真研究原始文本中的知识背景。(3)研究原始文本是对马克思主义学理正本清源的一条重要途径。长期以来，由于没有很好地坚持以原始文本本身为本位，因而对马克思主义学理的理解和运用出现了忽左忽右的现象。如，解读《共产党宣言》，冷战时期将它的要旨阐释为阶级斗争、“两个决裂”、“两个不可避免”，进入新的时代环境又从中“悟出”世界历史理论、世界史观抑或全球化思想。这些对立的观点由同一文本中生发出来，不但严重割裂与损害了原始文本的完整性和真实内涵的恒定性，而且造成了理论上的混乱。要正本清源，就必须老老实实地研究原始文本，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本真思想。2.应大力开发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思潮”比较研究的新领域。在当代思潮中，有着林林总总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这些流派师承不同的资产阶级思想观点去解释马克思主义，力图说明当代世界出现的新问题和新变化，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革新”和“发展”。“新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历史产物，虽其各种派别都程度不同地包含着某些合理因素，但在总体上却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学理。进入20世纪70年代，西方传统的“新马克思主义”衰落乃至逻辑终结之后，马克思主义话语在国外的发展呈现出急剧的多元化倾向。对之，中外学者提出的概念有“后马克思思潮”、“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等。这种界划开拓了新的论域。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创造和积累起来的全部知识和文化，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其传播和发展过程中，从来没有放过对敌对思潮的批判，从来没有放过对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的评析，同时，也从来没有拒斥过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中的科学成分与积极成果，而是通过比较研究，在分析、批判、鉴别、选择和改造中，吸纳其有益的成分，丰富和发展自己。由此可知，大力开发比较研究的新领域，对于我们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学理具有推进与撞击的特别意义。3.应大力开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领域。当年，马克思本人之所以不愿当“马克思主义者”，是因为一些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把马克思主义学说神圣化、教条化，机械地照搬照套。它表明马克思的心灵世界有一个真实的企盼，即对他的理论的运用，要充分体现“国别化”、“民族化”和“个性化”，也就是要具体化。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我们掌握马克思主义学理最重要的逻辑法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宏伟的工程，是中国人民前进道路上的一项永恒的事业。从创业者开始，历经邓小平、的艰辛探索，在迄今不足百年的时空里，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取得了辉煌成果，其标志是思想的产生、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在党的这些新的理论成果指导下，中国实现了历史的跨越，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一跃而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开始在中国这片广袤大地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但是，这离马克思主义预设的崇高理想和目标还相距甚远，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在未来复杂多变难以定型的奋斗征程中，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责任。特别是踏上新世纪的新征程，需要在更高的水平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社会主义同经历更长久、生产力和科技水平更高的资本主义制度相竞争，奋力赶超它们，真正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只有从激烈跳动的时代脉搏中把握住其中最突出、最聚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领域是广阔的，研究对象是动态的，而密切关注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始终是所要研究的重点。马克思指出：“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5](P289-290)中国现时代的强烈呼声是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旗帜下，尽快使中国人民过上殷实的小康生活，是一个十分艰巨而复杂的课题，它所实现的具体途径是什么?它将遇到的风险和挑战有哪些?它应把握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创新的重点方向及其内在的规律和特点又在何处?如此等等，正是我们开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领域所要重点研究的。无论这项研究是多么的不易，但有一点可以确信：只要我们始终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统一的彻底唯物论，敢于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勇于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中国人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认识和处理的主体认识论；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一切从现实的实际和实践出发来想问题、定决策、办事情的动态方法论；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全面运筹的社会活动辩证法，保持豁达的开放性，挖掘一切积极因素，利用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我们的研究就一定会不断有新的发现、新的发明，一定会使马克思主义学理这个普照的光更加强烈地照射到中国大地上。【参考文献】[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列宁.哲学笔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陈学明.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现实性的论证[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0，(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