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逻辑起点/双重线索/四层结构

【正文】

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这个体系如同一般科学理论一样，是一个由一系列的概念、范畴和规律构成的体系，它逻辑地表达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历史进程。同时，在理论逻辑的构成法则、范畴的提炼、联系与转化以及理论叙述的方式等方面，邓小平理论的逻辑体系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深入探讨邓小平理论逻辑的总体思路、结构体系、逻辑特征，对于我们全面完整地学习把握邓小平理论，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邓小平理论的逻辑起点

一个科学理论以什么范畴作为该理论的逻辑起点，这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研究对象现实的历史发展，二是理论形态本身的特征。理论研究的对象，是一个从最简单的关系发展到比较复杂的关系的历史。这个历史过程是思想进程应当遵循的自然线索。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95年第2版，第43页。），马克思的《资本论》从商品开始也就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由以产生的最简单的经济关系——商品交换关系开始。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和它的建设发展问题。社会主义的基本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是在社会主义建立之后才产生的，这种关系并没有史前的历史。因此，关于社会主义的研究也就必须从现实的社会主义最本质、最基本的关系，即基本的制度关系开始。这个最基本的制度关系，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是邓小平思考最多的问题，它们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基本主题。而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又是正确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前提。邓小平思考社会主义的建设与发展问题，首先是从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切入的。

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其核心也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抽象，同时也是一个最具有时代意义的问题。这是国际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重大时代课题，它只有在现实的社会主义诞生之后，并且其内在矛盾充分展开之后才能产生出来。（注：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由于社会主义产生的特殊历史背景，使得现实的社会主义本质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揭示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一般本质相比具有了特殊的表现形式，而且还产生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未曾预料到的新的矛盾和问题。因此，从现实的社会主义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重新研究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内在矛盾、发展规律，即研究现实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但是，由于教条主义思想的影响和实践发展本身的局限，人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对这个差距没有清醒的认识，对社会主义的现实本质缺乏科学的研究，从而导致了实践中的诸多失误。20世纪最富悲剧意味的事件，也许就是本世纪初社会主义的诞生与发展以及本世纪下半叶社会主义遭受的普遍挫折。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大喜大悲，把它巨大的优越性和各种内在矛盾暴露得淋漓尽致。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页。）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科学地认识和研究经济落后条件下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成为研究和解决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问题的前提。邓小平理论以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反思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从这个问题开始的总体分析思路，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特有的矛盾机制和独特道路，展开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系列基本规律。可以说，这个问题是社会主义整个发展的“细胞”。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在贫困落后的条件下产生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公有制，并不是马克思设想的那样，是本国生产社会化发展的逻辑结果，也不是本国资本主义私有制漫长的自我否定的必然产物。社会主义公有制是通过革命，运用政权的力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产生的这一历史条件，是由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在世界历史背景下，西方资本主义作为整个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否定环节，具有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迟发国家可以不必再经历这个否定环节，而利用这个阶段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因此，现实的社会主义都带有“跨跃”的性质，而社会主义发展所遇到的一切问题也都和这个“跨跃”相关。“跨跃”所造成的基本问题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公有制）同生产力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脱节”。由此产生了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复杂的矛盾关系，造成了社会主义特有的发展机制，即通过体制的改革与创新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可见，在社会主义本质范畴的内在规定中，蕴含着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解决矛盾的根本途径及发展的特殊道路。一句话，它涵盖了社会主义发展的一切丰富内容的萌芽。从理论形态的特点来看，邓小平理论也区别于那种由概念的运动、推移、转化而形成的高度思辨、抽象的理论体系。邓小平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双重品格，决定了邓小平理论不只是客观地揭示、反映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而且还表现为实际运用这些规律指导推动社会主义的发展。因此，邓小平理论既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又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总体战略；既是一系列的概念、范畴和规律，又是指导实践的根本政策和方针。邓小平理论形态的这一特征，表明了该理论必然是从社会主义发展中具有全局意义的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入手。邓小平非常善于在改革开放的特定时期找出整个链条上的特殊环节，并且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从而抓住整个链条并切实地过渡到下一个环节，因此，邓小平理论的逻辑构成原则，实际上是问题原则、问题逻辑。邓小平理论就是从社会主义发展的最根本问题——社会主义本质开始，随着该问题的展开和逐步解决，不断推动其他重大问题如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途径、发展战略、方针等等的解决。邓小平理论的整个逻辑，就是随着问题的提出和解决而层层展开的。这使邓小平理论具有高屋建瓴、气势恢宏的显著特点。

二、邓小平理论的逻辑构架

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反思，是邓小平理论的逻辑起点。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规定及其展开，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两条相互渗透、交织的逻辑线索。这两条逻辑线索的展开又遵循上文所说的问题法则，即随着问题概括现实的广度和深度的不同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过渡，构成了邓小平理论体系四个层次的框架结构。这双重四层的逻辑构架，就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基本逻辑结构。

关于社会主义本质，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曾有过一个经典表述。这个表述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两个最基本的规定：发展生产、共同富裕。邓小平说过：“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2页。）发展生产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功能，是它的根本任务，同时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和手段。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也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目标。发展生产、共同富裕在邓小平的逻辑体系中是两个最具概括性和综合性的范畴。这两个范畴的展开，不仅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内容，而且也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双重逻辑构架。

“发展生产”这条逻辑线索，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为基础，深刻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特殊规律，实现了两个拨乱反正：一是重新恢复了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从根本上解决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二是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并把这个问题视作是理解社会主义本质的最关键的问题，从而基本上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同时，邓小平把现代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深刻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矛盾关系以及解决的根本途径和方式，科学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独特矛盾机制和发展机制问题。

“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另一个重要规定，一方面有着自身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展开的逻辑历程，如共同富裕的制度前提（走社会主义道路）和意识形态保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及相应的政策措施和分配政策等等。另一方面，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它又贯穿、渗透和融合于邓小平理论的始终，体现在他所提出的各个思想、战略和政策等等之中，从而构成了邓小平理论鲜明的价值取向。

总之，“发展生产”、“共同富裕”以其独特丰富的理论内涵，科学地解决了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什么是社会主义，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它们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第一个层次的内容。

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根本战略，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第二层次的内容。

邓小平的“发展生产”范畴，包含着“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规定，这两个规定的展开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两个动力机制和规律。

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原理，是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这里体现了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关系。但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创造性地运用了这一原理，并对这一原理作了新的论证与阐述。邓小平不仅在最终决定力量的意义上阐明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而且还从社会主义生产的特殊历史条件、国际竞争背景以及生产力发展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发展、完善的意义上，阐述了这一原理。同时，邓小平还创造性地运用这一原理，深刻揭示了现代生产力的基本特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具体规律（“三步走战略”、“阶梯式跳跃发展”等），从而进一步丰富了这一原理。“解放生产力”这一论断的提出，是邓小平独特的理论创造，该论断蕴含的改革开放理论，深刻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特有的矛盾机制和发展机制。邓小平本人对该理论的重要性也作过多次提示。他指出：“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4页。）“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8页。）可以说，改革开放理论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主体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重大发展。

改革与开放是两个同等程度的概念，它们既相联系又有区别。就改革是通过体制的改革与创新来打破过去的封闭状态、发展广泛的经济联系而言，改革也就是开放。邓小平指出：“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其基本内容和基本经验都是开放，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更加开放。”（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2页。）他又说：“我们的经济改革，概括一点说，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也是对内开放，通过开放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5页。）但是，改革与开放同时还具有各自特殊的内涵。改革主要是指各方面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开放则是指建立广泛的经济合作关系（国内和国外），就此而言，开放是改革的功能或一个方面的目的。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重大理论意义，还在于该命题深刻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两个基本规律。

邓小平关于改革的理论，揭示的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生产力发展必然是经由体制的改革与创新，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解放生产力，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再次进行体制的改革与创新以推动生产力发展。这一规律不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规律的换一种说法，而是这一规律在我国的特殊表现。它表明的是在我国特殊的国情条件下，体制改革与创新的先行性，即生产关系变革的先行性。

“开放”所揭示的是当今世界各国经济日益加深的相互依赖性、生产力诸要素广泛的流动性以及资源配置的国际性。邓小平从中国的历史经验以及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高屋建瓴地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8页。）“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0页。）因此，“开放”所揭示的规律也就是当今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协调发展的规律。

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具有全局性和整体性，它广泛涉及经济、政治、教育、科技、金融、财税等等领域。在这些领域，邓小平都提出了一系列反映该领域改革发展本质的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观点是改革开放总体理论的逻辑展开。同时，邓小平还在党的建设、军队建设、“一国两制”以及和平外交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思想。所有这些理论观点构成了邓小平理论体系第三个层次的内容。这一层次的内容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内在逻辑的展开，也是邓小平理论逻辑体系构成法则——问题法则的具体体现，即从若干关涉社会主义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开始，逐步过渡推移到下一个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社会主义整个发展之网，也是邓小平理论体系重要的理论环节。

邓小平理论体系的第四层次是综合层。邓小平理论的两条逻辑线索（规律性要求和价值性要求），在其展开过程中相互渗透、交织，最后融合为两个综合性理论：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理论和社会主义发展的评价尺度理论。这两个理论既是改革开放深入发展过程中提出来的，又是邓小平理论逻辑展开的必然结果。

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问题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不断促使社会结构的分化和专门化。二是指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框架和基本价值的作用下，高度分化的社会结构相互之间的关系及其整合的特有方式。前者关涉现代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后者则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一规律的特殊形式。现代西方社会的发展，走的是一条矛盾对抗的发展道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决定了社会结构的分化必然伴随着利益、阶级和贫富的分化和对立。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往往是通过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牺牲乡村来发展城市，牺牲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来满足少数人的利益，牺牲精神来发展物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和根本制度，决定了分化的结构之间存在着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分化的结构之间可以做到相互支持、相互补充、协调发展。因此，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理论，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逻辑反映，既体现了现代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又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是规律和价值的统一。

改革开放是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场自觉而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以什么标准来衡量和评判这一实践活动，直接关系到改革开放的前途和发展方向。邓小平曾多次提出过关于改革开放的评价标准问题，在南巡讲话中他又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经典命题。“三个有利于”实际上包含了两个相互关联的标准或尺度，一是要符合社会主义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二是要符合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要求（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则是上述两个标准在当代阶段的具体体现。因此，“三个有利于”标准也就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尺度和社会主义主体内在尺度的统一，即历史中的真与善的统一。这样一个标准或尺度，保证我国的改革开放沿着合规律与合目的的方向健康发展。三、邓小平理论逻辑的基本特征

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政治家、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思想家和改革家的双重品格，使他的理论形态呈现出独特的风貌和特征。

首先，邓小平理论具有鲜明的实践指向。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邓小平理论也不例外。但邓小平理论实践性的特点在于，理论创新与实际应用直接结合，即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同社会主义发展根本战略、政策的提出直接统一。邓小平理论是在科学地总结了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实际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系列根本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创立起来的。他的一系列理论观点的提出同实际问题的解决，几乎是同步进行的，他的一些重要观点直接成为指导现实发展的根本战略和政策。如改革开放，这既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两个基本规律，同时又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战略；中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的设想，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同时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步骤。可以说，邓小平是以发展战略家的身份来思考理论问题的。

另外，邓小平理论的逻辑与现实历史发展的进程是高度一致的。一般说来，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是科学理论的一般特征，但邓小平理论的这一特征具有自身独特的涵义：

（1）理论逻辑展开同现实的历史发展相一致。上文指出，邓小平理论的逻辑属于问题逻辑，这样说并不意味邓小平理论只是一部实际问题的解答集而没有内在的有机联系。实际上，问题的相互关联和推移，本身就反映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是规律展开的具体表现。如，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又必然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问题。同样，如果不科学地解答姓公姓私的疑问，也就没有党的十五大以后新一轮的改革热潮。邓小平理论的展开过程，就如我们已经分析过的那样，就是上述问题的联系、转移过程的逻辑表达，二者完全一致。

（2）邓小平理论同改革开放的实践相互创造，相互促进。如果我们把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发展过程，同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作一对照，那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二者之间那种相互创造、相互渗透的密切关系。邓小平理论并不是在改革开放之前形成的（虽然某些重要思想在此之前已经形成），而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逐步创立成熟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是改革的伟大实践创造了邓小平理论。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正是邓小平理论才开辟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我国改革开放的每一个重大举措，每一项伟大试验，每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都是在理论上有了重大突破，革除了陈旧僵化的思想观念之后出现的。

我们说邓小平理论的创立、成熟与发展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相一致，并不意味着邓小平理论仅仅是这一段历史的理论概括而不具有长远的普遍意义。因为这一段历史所涉及、提出的问题本身就具有根本的性质和普遍的意义，而且邓小平也不是以一种就事论事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的。相反，他是从基本理论、事物深层本质的层面加以解决的。因此，这样形成的理论，也就具有了超越当下时空的普遍意义。

其次，邓小平理论逻辑的开放性。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种发展的开放的理论。说邓小平理论具有开放性，包含这样一层意思：我们党坚持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的实质就是要求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不断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根据不断变化发展的实际，推进理论。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实践是一场伟大的试验，既无现成的本本可搬，也无别家的经验可以借鉴。即使是一个伟大的理论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改革开放的所有问题。我们必须根据不断变化发展的实际，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推进邓小平理论。

另外，我国目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还远远没有完成。邓小平理论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规律，提出了一系列十分重要的理论观点和原则，构成了一个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但由于受到历史发展本身的制约，邓小平理论不可避免地带有“未完成”的性质。它必须根据现实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和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的逐步推进，不断充实、完善和发展。党的十五大所作出的一系列新的理论创新，就是在改革开放的新阶段、面临新问题的背景下作出的，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与发展。第三，邓小平理论的逻辑形态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有两种把握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方式。一种是抽取事物本质的一个方面、规定，形成抽象的概念，然后在概念的推移运动中逐步把握事物的整体。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过程。由此形成的理论形态，就是一个由概念、范畴、规律等等构成的逻辑体系。另一种方式是，在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直接辩证有机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诸多规定。事物的本质或规律不是在概念的运动中呈现出来，而是直接以它丰富性、具体性的面貌在一个综合性的范畴、命题中被揭示出来。由此形成的理论形态，更像是命题、论断的体系。从表面看来，范畴、命题之间似乎有某些断裂，某种不连贯。实际上，这种断裂表明的是规律之间不同的层次，是基本规律与具体规律之间的关系。这种把握事物本质的思维方式，鲜明地体现了一种中国式的智慧。它要求具有透过事物纷繁复杂的表象，直接把握事物本质多方面规定的理性思维能力。邓小平理论就属于后一种情况。在邓小平理论中，一些基本的范畴、命题，都包含着多种规定，是多种规定的统一，因而都是一些具体的范畴，它们全面、完整地把握了事物的本质或规律。如发展生产和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两个基本规定，而“发展生产”又包括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方面，它们表达的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基本规律。“共同富裕”又包含着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辩证关系。其他如改革与开放、计划与市场等辩证范畴，都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

邓小平理论的中国特色，还突出表现在这个理论的“精”、“管用”的特点上。“要精”、“要管用”，是邓小平对学马列提出的两条原则，同时也是他自己理论的两个特点。“精”，有两个意义：一为理论的深刻性，是精当之谓。邓小平理论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各个层面的规律，当然是“精”。二为精要、简要之谓。邓小平理论没有庞大的包罗万象的体系，也没有繁复细致的论证，即使是一些关涉全局的理论问题（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他也只是用十分精炼的语言，清晰准确地揭示出问题的要害，不枝不蔓，简捷明快。这种“精”，不是贫乏，而是淘尽芜杂之后的一种澄明，是殆精竭虑之后的复归平淡。所谓“管用”，则鲜明地表达了邓小平理论的实践指向，该问题我们已作过阐述，这里不再重复。

最后，邓小平理论形态的中国特色，还表现在理论表述的方式上。邓小平继续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如用中国化的语言，把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概括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用浅显通俗的语言，以近乎普通常识的道理，阐明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系列基本规律和党的根本战略。这是邓小平理论能够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中得到广泛传播和普及，并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一面光辉旗帜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