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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经济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指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理论指南。

一、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党的工作重点的确定和转移，是邓小平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邓小平同志这一思想的形成，是他总结以往的教训，科学认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结果。

早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就意味着要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是，由于当时我们党对中国的基本国情和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缺乏深刻认识，经济建设经验不足，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从1957年开始出现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到1966年又发动了“”，在理论上批判“唯生产力论”，几乎使国民经济陷于崩溃。从根本上说，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误，就是没有依据社会性质的变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和主要矛盾作出正确判断，及时地实现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

邓小平同志一贯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建国以后，他成为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党的八届一中全会后，在担任总书记的十年间，邓小平同志敢担重任，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为实现国民经济的迅速好转作出了重要贡献。1975年，邓小平同志复出后，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他力挽狂澜，对“”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强调发展工农业生产，在短期内使我国经济状况发生了明显好转。在身处逆境时，邓小平同志深刻地反思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深入思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积累了宝贵的思想财富。

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工作的重心。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他说：“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4页）“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同上，第250页）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不断出现一些风波，但每次我们党都能正确把握大局，及时排除各种干扰，认真贯彻邓小平同志的思想，紧紧抓住经济建设不放松，20年来我国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二、通过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计划经济体制有它的长处，在我国经济建设中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经济发展，传统经济体制的弊端逐步显露出来，主要是过分追求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管理，忽视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分配上吃“大锅饭”，管理上缺乏效率，抑制了地方、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必须对原有的经济体制进行全面的改革。

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同志就指出了改革的必要性，强调中国必须改革，如果不及时改革，现代化和社会主义事业就有被葬送的危险。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确定工作重点转移的同时，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邓小平同志经过深入的思考和研究，系统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方针政策，对改革作出了全面部署。他指出：“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8页）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同上，第370页）

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目的是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这场革命，是在过去革命取得成功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它不是要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不是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20年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我们党认真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摆脱种种“左”的思想束缚，实行全面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地方、企业和劳动者等各方面的积极性，为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大大解放了生产力。

在改革的实践中，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逐步形成。这一理论包括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所有制改革、企业制度改革、分配制度改革、农村改革、市场体系建设、宏观管理体制改革等内容，是一个完整科学的体系，不仅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理论，也突破了传统市场经济理论，是邓小平经济理论的核心，是改革开放20年我们党的一大收获。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我国的经济改革将进一步深化并取得最后成功。

三、坚持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都要用的宏观经济管理思想

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深刻地认识到了旧的计划管理体制的弊病，他曾明确指出“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强调要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实施改革。如何进行改革，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就提出了“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观点。在1985年10月，他又强调指出，“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同上，第148—149页）1992年，邓小平同志又讲，“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同上，第373页）这些论述，为我国进行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同志在强调引入市场机制、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同时，勾画出了新型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基本模式。这种模式有三个基本点：一是计划是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基础上的全局性、方向性的控制手段。邓小平同志指出，“宏观控制”是在“新的条件下提出来的。过去我们是穷管，现在不同了，是走向小康社会的宏观管理”；“现在中央说话，中央行使权力，是在大的问题上，在方向问题上”。（同上，第278页）这鲜明地指出了传统宏观管理同新式宏观管理的本质区别，也提出了转变计划管理职能的方向和要求。具体来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管理就是要从以直接管理为主向以间接管理为主转变；从对微观经济活动过多的直接干预向宏观调控转变；从以行政性手段为主向以经济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性手段转变。二是在宏观管理中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都得用。邓小平同志指出，计划调节手段的优越性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同上，第16—17页）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好计划与市场两种经济手段，建立起高效灵活的宏观调控体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三是宏观管理要具有权威性。邓小平同志指出，“宏观管理要体现在中央说话能够算数”，“中央定了措施，各地各部门就要坚决执行，不但要迅速，而且要很有力”，如果“各顾各，相互打架，相互拆台，统一不起来”，宏观调控政策就无法执行，经济也就难以协调发展。（同上，第277、278页）

四、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

我国历史上经济社会长期停滞落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闭关自守。新中国建立初期，为了改变旧中国贫困落后的面貌，我国曾利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加快工业化进程。以后在较长时期内，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左”的思想影响，我国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历史经验证明，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困和落后，就必须对外开放，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发展不起来的。

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正确把握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作出的重大决策。1979年11月，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基础，但是，离开了国际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应该充分利用世界的先进的成果，包括利用世界上可能提供的资金，来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建设。”（《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3—234页）此后，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在他的指导下，我国重新确立了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从根本上说，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就是要使我国经济发展适应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就是要更好地利用全人类的文明成果，结合我国实际，总结经验，不断创新，争取时间，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同志关于对外开放理论的正确指引下，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成效十分显著。我国对外开放由沿海到内地，从工业到农业以及第三产业，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基本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沿海开放型经济的迅速发展，有力地带动了周边地区和内陆开放城市经济的起飞，进而又带动了内地经济发展。通过对外开放，我国积极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挥比较优势，吸收和利用外来建设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拓展国内外市场，促进了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有力地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

五、提出并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首先要对我国的基本国情也就是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有一个准确认识。我们获得这个正确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艰难的过程。

建国之初，党对刚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中国国情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实行了正确的方针政策，迅速恢复了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提前完成了“一五”计划的各项任务。但之后，由于当时国内国际形势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我们对我国国情和所处发展阶段的认识发生了较大偏差，给经济建设造成了很大损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认真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功经验与沉痛教训，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提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早在1978年底，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我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的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这是我们党重新认识我国基本国情的开始。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在党中央的文件中提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1987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一文中指出，中国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根据邓小平同志这一思想，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进行了专门而系统的论述，正式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党的十四大报告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进一步作了概括，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基础，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根据。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从国情出发，从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出发，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能得到群众的拥护，生产力就会较快发展，各项事业就会顺利推进；反之，如果离开中国的国情，提出的任务和政策脱离现实、超越阶段，就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甚至破坏生产力，各项事业就会受到挫折。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就是要我们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正如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这样做，没有离开社会主义，而是在脚踏实地建设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真正活跃和兴旺起来，广大人民从切身感受中更加拥护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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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经济理论还包括其他许多重要内容，都是通过总结过去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邓小平经济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经济理论继承和发展了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随着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学风，认真学习和运用邓小平经济理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完善和发展邓小平经济理论，用邓小平经济理论指导经济建设实践，取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更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