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邓小平/资本主义/科学态度

【正文】

所谓科学的态度，就是立足于现实的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态度，既不用主观的想象去代替客观的现实，也不拿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去取代对事物本性的全面把握，更不用墨守成规的办法去应对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说明，能不能用这种科学的态度对待资本主义，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存亡。正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在领导我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先后从四个不同的方面为用科学的态度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从理论到实践、从原则到具体地指明了方向，使得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能够在风云变幻、惊涛骇浪的国际形势中，绕过险滩暗礁，乘风破浪地朝着实现跨世纪的发展目标奋勇前进，在社会主义处在低潮谷底的时候，赋予它以新的生机和活力。

一、社会主义当然比资本主义好，而且在经历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取代资本主义

邓小平用科学的态度对待资本主义的理论，是在处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遇到的种种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展开的。

在我国结束，开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候，社会上出现过一种从右的方面怀疑和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潮，散布所谓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要是听任这种言论任意泛滥，显然就谈不上什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以，为了彻底驳倒这种言论，邓小平首先从社会发展的道路和方向上，从普遍到特殊、从历史到现实详细展开了社会主义当然比资本主义好的论证：“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哪个好？当然是社会主义制度好。”（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7页。）因为社会主义的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据此，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就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和共同的道德标准。反之，资本主义却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和绝望。所以，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又遭受了破坏，但是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是资本主义所绝对不可能做到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7页。）。即使以我们从长期处于停滞徘徊境地的经济发展速度来说，邓小平指出：“现在我们总结了经验，纠正了错误，毫无疑问将来会比任何资本主义发展得都快，而且比较稳定和持久。”（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7页。）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20多年来取得的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这一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以惊人的准确性证实了邓小平的这个预见。

不仅从普遍性方面来说，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而且从特殊性方面来说，近现代的中国历史也说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因为它不能摆脱旧中国那种混乱、贫困和落后。具体地说，在过去，国民党搞了几十年的资本主义，结果还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而在今天，如果十多亿人的中国还要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么，即使百分之几的人可以富裕起来，会产生一批百万富翁，却绝不能解决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的生活富裕问题，甚至连温饱都没有保证，最后发展起来也不过是一个附庸国，而且对世界来说这还是个灾难，要把历史拉向后退好多年。所以，在社会发展的道路和方向上，我们必须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界限，坚持社会主义而摒弃资本主义道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1页。）。

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在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中比资本主义制度好，而且由于它代表了人类发展的未来，所以必然在发展过程中取代资本主义。邓小平根据当代世界发展的实际，坚定地重申马克思主义的信念说：“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383页。）而当着我们在21世纪中叶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时，就将“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

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一个科学论断，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他们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50多年来世界历史的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由理想到现实、由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的凯旋进军，雄辩地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这种必然性。但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一些发达国家仍然存在的资本主义制度在继续发展着，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反而遭遇到挫折，特别是在1989—1991年间发生了、苏联解体那样的严重挫折和暂时复辟，西方资产阶级据此而宣称“现在不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代，而是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时代”。在这样的时刻，邓小平坚定地重申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客观必然性，其根据又是什么呢？

这里涉及到的，是一个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在新的科技革命的浪潮中，努力利用最新科学技术成就，去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又适应于形势的发展变化，在资本主义制度所许可的范围内，对于私有制实现形式、企业组织和生产管理的某些环节、消费品的分配和再分配，以及建立系统的国家干预机制等方面，调节社会矛盾，使得狭隘的资本主义制度能够容纳社会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并使阶级矛盾得到一定的缓和。但是，由于这些调节毕竟是在保存私有制的基础上采取的，它并没有解决私有制同不断发展的生产社会化的基本矛盾；相反地，这种矛盾还在新的基础上不断地积累和加深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北差距在不断扩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在美国突出地表现为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在西欧国家则突出地表现为失业率居高不下——在加深和加剧着，资本主义国家在今后无疑还会采取新的调节措施来缓解矛盾，但贪得无厌的指导思想却把资本主义制度引向日益严重的经济失衡，这种不断积累和加深的基本矛盾呼唤着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来取代资本主义；而、苏联解体则使人民得到锻炼、从中吸取教训，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并能在经过长过程的发展以后最终取代资本主义。十分明显，在这里，看不到当代资本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变化发展，或者对于这种变化发展不做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马克思主义分析，都会导致脱离实际。邓小平正是在对当代世界的发展实际进行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基础上，重申社会主义在经过长过程的发展以后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的。

二、为改革开放扫清思想障碍，需要科学地对待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

在期间，“”为了推行其让人民群众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曾经广泛地散布谬论，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绝对对立起来，给和他们的假社会主义相对立的一切东西，统统扣上资本主义帽子以吓唬群众，诸如什么“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如此等等，似乎社会主义注定是穷的草，一旦富了就会变成资本主义。当着我们在结束以后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政策时，这些形而上学的流毒便凸现出来，成为束缚人们手脚的思想障碍。正是为了扫除这些障碍，把人们的思想从这种禁锢中解放出来，邓小平大力地进行了拨乱反正，强调要明辨是非，他指出：“对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当然也要采取科学的态度。”“要弄清楚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要比封建主义优越。”（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8页。）这种明辨是非的科学态度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1.针对“”鼓吹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也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谬论，邓小平强调指出，这是“对社会主义的歪曲甚至污辱”，因为“向穷的方向发展，这不能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总要使人民生活逐步改善，人民群众的收入不断增加，整个国家一步一步地富裕起来，难道穷就是社会主义吗？”接着，邓小平又尖锐地质问说：“农民收入增加是不是资本主义？靠自己的劳动成果增加了收入，这是什么资本主义？”（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84页。）显然，这是对“”鼓吹和推行的假社会主义的极其有力的拨乱反正。

2.指出技术、科学、管理本身并没有阶级性；指出市场经济也只是方法，而并不等于资本主义。邓小平说：“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1页。）例如，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在任何社会、任何国家都有用，许多经营形式都属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和方法，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所用，又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谁用得好就为谁服务，甚至在传统观念中一直被认为具有社会制度属性的市场经济，实际上也只是一种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和方法。“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这一辨析，为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大胆利用资本主义社会中创造的文明成果，乃至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奠定了思想基础。

3.从指出不能把有利于发展生产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改革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到提出“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改革措施是姓“资”还是姓“社”的标准。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批评那些没有经过充分的调查和分析，就把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改革措施也当作资本主义批判的现象，他指出：“对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中需要坚决批判和防止蔓延的东西，什么是经济生活中需要坚决克服和抵制的资本主义倾向，如何正确地进行批判，还有必要继续进行研究并作出妥善的规定，以防重犯过去的错误。”（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1页。）十几年以后，当着有些人因为分不清改革开放措施姓“资”还是姓“社”而左顾右盼，迈不开步子的时候，邓小平又上升到明辨是非的客观标准的高度，强调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的这个判断标准，彻底澄清了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抽象对立起来的迷雾，排除了一些人给发展生产力的新鲜事物乱扣资本主义帽子的现象，帮助人们掌握了明辨是非的客观尺度，从而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

三、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历来主张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和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他更把这看成是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一种重要方法。邓小平指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5—116页。）而且要搞清楚的还是如何建设比资本主义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的问题。经过多年的探索，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总结归纳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邓小平提出和解决问题的思路。问题是从发展社会生产力谈起的，邓小平反复强调，无论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还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人类做出重大贡献，最根本的关键，都是要解决我们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好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问题。然而，“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因此，就要在“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的优点”的同时，“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9页。）。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是愚蠢的。那么，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吸收资本主义的一些有用方法，引进外资，是不是违反了社会主义原则，是不是等于实行资本主义，或者会导致资本主义？对此，邓小平断然地给予了否定的回答，一是因为我们在改革中，始终坚持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很大，吸收几百亿、上千亿美元的外资是冲击不了这个基础的，即使像在实行“一国两制”中那样，在自己身边容许在小地区、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也只会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二是因为我们走的是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三是因为我们有强有力的社会主义国家机器，一旦发现有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时，可以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所以，邓小平强调指出：“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6页。）但是，在另一方面，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的一些有用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又肯定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而且只有消除了这些消极因素和腐朽东西，才能更好地实现发展。反之，要是听任其自由蔓延，就会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邓小平语重心长地告诫说：“现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我们不能拿空话，而是要拿事实来解除他们的这个忧虑，并且回答那些希望我们变成资本主义的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页。）拿什么样的事实？一是要有务必消除这些消极因素和腐朽东西的“清醒的头脑”，二是要有消除这些坏的东西的有效手段，其中包括法律手段。邓小平指出：“我们特别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提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说服教育工作，同社会不良风气包括特权思想进行斗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5页。）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绝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绝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绝不允许把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技术和某些管理的经验变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外国，受资本主义腐蚀，丧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43—144页。）。我们要提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教育我们的后代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有道德，讲礼貌，守纪律，要艰苦奋斗，要有爱国主义精神，绝不能做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俘虏。

四、全面把握资本主义变与不变的方面，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政治形势在经历了两大阵营的形成和对立、三个世界的鼎立以后，从70年代左右开始又发展到东西南北关系凸现的新阶段。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

就东西之间和平与战争的问题来说，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生产和资本的高度国际化，使发达国家之间相互依存关系达到空前的程度，这就迫使他们避免以战争作为解决矛盾的手段，而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更使制止世界大战具有了现实的可能。“现在，世界从对抗转向对话、由紧张转到缓和这一趋势是明显的，至少在今后三十年、五十年内这一趋势还会发展”（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12、页。）。而就南北之间的经济或发展问题来说，民族独立运动在革命浪潮过后，进入从经济社会发展中争取摆脱贫困的新境界，但殖民时代形成的那种极不平等、极不公正的经济关系，又严重影响到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这样，虽然世界仍旧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有时还有所发展，但无论如何，和平和发展正日益明显地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

世界主题的转换，改变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共处和斗争的形式，使它们之间争夺军事优势的斗争，让位给了争夺综合国力优势，特别是争夺经济和科技优势的竞争，社会主义国家要抓住这个机会，借助一切力量把经济搞好。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除非打起世界战争，即使打世界战争，打完了还搞建设。”（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然而，世界主题的转换所改变的，只是资本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共处和斗争的形式，而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要西化和分化社会主义国家，使之变质、最终把它们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统治轨道的本质。邓小平强调指出：“资本主义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搞和平演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6页。）就是要把他们那套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强加给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要通过渗透和颠覆去改变其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所以，邓小平又说：“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在国际上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在国内把我们的军队、专政机构、共产党员、人民和青年教育好，抵制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图谋。

五、邓小平用科学的态度对待资本主义的理论，是当代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

在邓小平用科学的态度对待资本主义的四个方面的论述中，核心是第三个方面的论述，即关于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论述，其他三个方面的论述都是为它服务、为它提供保证的。这是因为，这个方面的理论论述所要解决的，是在我们时代振兴社会主义的关键问题。在人类的理想中，社会主义无疑要高于、优于资本主义，但是，自从20世纪70年代社会主义的苏联在同资本主义的竞赛中败下阵来，在1989—1991年又发生、苏联解体那样的严重曲折以来，社会主义要重振雄风，就不仅要在狂风恶浪、乱云飞渡中坚持住，而且还要找到一条“建设比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的道路。事情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中国要对国际共运、对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话，关键是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发展不仅表现在国际上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比重的增加，而且要体现在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加优越。”（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72页。）邓小平所找到的这条道路，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要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时代特征、本国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的过程中，通过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去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

但是，在另一方面，在当代的社会主义社会，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利用资本主义的有用方法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却是一件既有阻力和干扰，又有风险的事情。为此，它既要求人们清除所谓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错误看法，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又要求人们从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抽象地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束缚中解脱出来，大胆采用包括资本主义有用方法在内的一切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同时又要求人们消除因此而带来的种种消极影响，还要求人们在世界主题变换的情况下，全面把握资本主义变与不变的方面，抓住机遇、迎接挑战。通过这些，为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文明成果排除干扰、消除障碍和克服风险。邓小平用科学的态度对待资本主义的论述的第一、二、四部分，正是围绕着这些问题而展开的，所以，它们构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可以概括地把它称作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理论。

邓小平用科学的态度对待资本主义的理论，是当代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这是因为，虽然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上，经典作家曾再三强调社会主义要吸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就，但是，把发展生产力确定为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并为完成这个中心任务而广泛采取包括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在内的一切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却“是个很大的试验，是书本上没有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0页。），而把这一切作为获致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这个目标的方法，更是在当代条件下的一种重大的理论创新。邓小平指出：“我们要用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实践，用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16页。）正是在这种理论创新的指导、推动和影响下，我们不仅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而且实现了体制、科技等各个方面的创新，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谷底的时候，赋予社会主义以新的生机和活力。在人类已经跨入21世纪，面对国际国内的种种新情况和新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继续坚持邓小平用科学的态度对待资本主义的理论，并在新的实践和新的探索中，形成新认识，开辟新境界，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