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我国中国国家话剧院为纪念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排演的小剧场话剧《死无葬身之地》以“思索：在痛苦的记忆中燃烧”为题于五月25日在北京公演。该剧是法国哲学家、思想家让-保尔·萨特（Jean–PaulSartre,1905–1980）1946年创作的。它是以“二战”为背景来审视人类灵魂在残酷的战争中的变异与觉醒、选择与责任，并透视着萨特哲学思想的经典之作。

当然，任何成功的艺术作品所构架的审美价值趋向都不是单一的，它应该是多义的。从“文本”的审美角度看，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有一个“未知结构”，它更富有魅力和探索性。它给了读者/观众或接受者一个充满诗性的想象空间。

那么，萨特的文学作品为我们提供了怎样的审美的“未知结构”？他的戏剧作品的“艺术母体”是什么呢？话剧《死无葬身之地》让我们观众在它的“未知结构”中感受到什么？

作为20世界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萨特不仅为世界人们奉献了大量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哲学、文学和文论作品。尤其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存在先于本质”和“自我选择”，即人首先存在，然后按自己的意志造就自身；生活本是一片虚无，全靠自己赋予生活的意义。萨特对“存在先于本质”作了这样的解释：“它区别物的最大特点”就是“物在被制造出来以前，其性能功用早已设计好了”；“人却只能通过自我选择来创造自己的本质，确立自己的价值。因此，他概括说：“人生不是别的，乃是自我设计和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他还强调：“自由是他的存在主义学说的核心。”所谓的“自由”，在萨特这里不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自由，它是思想的自由，选择的自由。它体现的是人格的尊严和独立的思考。也体现着人在社会关系中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它包含着两个重要的思想因素：一是对现存秩序和观念的否定；二是杂草意识到人的一化和贬值的确情况下，力图恢复人的尊严与价值的努力。萨特认为，无论人的处境多么恶劣，意识总是自由的，思想总是由自己支配的，人毕竟可以按自己的意志选择行为走向。所以，法国作家安德列·莫洛亚将萨特的存在主义称之为“随时给人以希望和向往”的哲学。

萨特在《提倡一种处境剧》中说：“戏剧能够表现的最动人的东西是一个正在形成的性格，是选择和自由地做出决定的瞬间，这个决定使决定者承担道德责任，影响他的终身。”正是这种戏剧理念，使他把自己的存在主义的核心“存在先于本质”和“自我选择”引入到“文学和戏剧之中，为小说和戏剧增加了份量，带来了反响。”（安德列·莫洛亚语）

再看《死无葬身之地》，萨特在“文本”审美的“已知结构”上，给了我们/观众一个清晰的反法西斯的主题，但更重要的是他在“文本”审美的“未知结构”中，通过人物之间的关系，内置/架构了哲学层面上的对“人是自由的，人的命运取决于自己的选择”命题的表达。揭示了人作为人的真实存在的含义：“人生活在世间，会遭遇各种的困境。有时会失去人身的自由，但心灵的自由是靠自己放飞的。”“选择的自由”这个存在主义的哲学命题，毫无疑问地、无形地系在了剧场搭建的戏剧艺术的审美空间里。戏剧艺术的审美“场效应”一次一次的发生的作用。“小剧场”里的观众遭遇着“境遇剧”的洗涤，“第四堵墙”的拆除为角色/演员/观众打通了一起通向理性的、共鸣的“戏剧场”。让观众在“间离”中实现心灵的放飞。除了舞台舞美的立体空间外，我们/观众都会感到我们的心灵已随着戏剧中的角色游离在对《死无葬身之地》哲理思考的空间里。卡诺里的坚韧、深算以沉默/假供为了“事业”选择/求得生存；吕茜受尽凌辱也要求生；昂利忍不住酷刑的折磨而选择了喊叫；看似懦弱、胆小、怕死的索比埃再也无法忍受严刑拷打带来的皮肉和心灵之苦以自杀完结生命；可怜年少的弗郎索瓦还没有谙熟社会生活的残酷与严峻，带着若多的叩问，死在了同胞手中。其实，弗郎索瓦的死是他无法用成人的方式来面对恐惧和痛苦，因此，死亡就是他的唯一选择。当然，在他的境遇中，死亡只可能有两中形式-----自杀或他杀。因为他的稚嫩，弗郎索瓦不可能选择前者；或因为法西斯分子的残忍狡猾，他们也会在他招供后杀死他。但如果是那样，组织的安全就无法保障，弗郎索瓦的名字也要玷上污点，两害相权取其轻，那么还不如有自己的姐姐和同胞们帮助他实施自杀。从这个意义上说，弗郎索瓦的结局仍然是他逃避不了的选择。剧情展示的是他们不仅要面对死亡，要经受酷刑折磨，要在法西斯造成10极端情境下逼视真实的自我、还必须在这个发誓供出若望身份的孩子和60个游击队员之间作出抉择的过程。而无论是杀死孩子以保全60个人，还是为使自己一双手不沾孩子的血但却使60个人暴露在危险中，任何一种选择都会使这些将死者的心灵背负罪责。亲情、友情、战友情、民族情同时交织在“自由选择”的坐标上。他们要共同面对这个情境，共同担负同一种命运，可是每个人又都必须独立作出决定并独自承担选择的责任，他们的选择没有任何既定的原则可依赖或者作为推楼责任的托辞。惊心动魄的灵魂冲突就在这后无托辞、前无辩护、无所依谤的选择困境中展开。如果说萨特的存在主义把人们无时不在面临的无可逃遁的选择和责任掷在了每个人面前，那么，《死无葬身之地》则探索了人在极限情境中的选择和责任，触摸到了人心灵中那最柔软的东西。象这样一部饱含哲理、充满心理冲突的剧作，观众获得的艺术审美效果是巨大的。我们/观众内心自然会有强烈地审美追问/思考意识，会产生假如我是剧中的人物，在置于极限的处境、面对生死抉择的考验的时候，会是卡诺里/索比埃/昂利/吕茜/弗朗索瓦或若望/郎德里约/克洛谢/贝勒兰中某一个吗？

列夫·托尔斯泰说过：“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座天国，人无须依靠教会、僧侣而直接与上帝相通，进入天堂。”萨特则把托尔斯泰的话变为：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上帝，这个上帝就是自己。人在孤独无援的世间只有作自己的救世主，上帝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要勇敢地“自由选择”，把那闭锁、悲观、受难的心灵放飞，飞向那我们自己选择的“理想天国”。我爱萨特。我爱萨特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