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刘莹1,2王莺莺2作者单位：1.南京大学2.西北大学

余天休关于社会问题的分析

研究社会问题是现代社会学的重要传统，也是余天休社会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留美归国的社会学家，他传播社会学和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就是运用社会学的原理，寻求中国实际问题的解决办法。因此，余天休非常重视对社会问题的研究与分析。他认为“问题者，举凡一切事物不易于明了或应付，而待以解决者之谓也。社会问题者，社会上关于多数民众之一切困难事件而待以解决者之谓也。”［11］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所引发的后果都是社会性的，其解决也需要社会通力合作才有可能。余天休关注的社会问题涵盖许多领域，“社会学之范围包含人类社会一切现象，由政治现象，而至盗匪问题、娼妓问题、贫穷问题等，莫不在其研究范围之中”［12］，本文仅就下列领域探析之。

(一)青年自杀问题研究

余天休非常关注青年人的社会心理。1930年，他根据一个省立乡村师范学校101名学生入学所填写志愿书的内容，描述统计了学生的家庭状况(按照父亲职业分为:农、商、政、法、教育及未详划分)及对社会状况的满意人数(见表1)。结果显示，近八成的学生对当时中国社会现状感到不满意。表2显示了该校学生的年龄构成及其对社会现状满意与否的描述统计。此外，余天休还统计了学生中已婚者与未婚者对婚姻状况的满意与否，以及家庭状况及年龄对婚姻满意状况的影响。他认为当时整个社会的状况就是一个“乱”字，“中国今日的社会，已经乱到极点了，二十年来，社会最初的不安定只限于政治，其后渐推而广之，就闹到学校里头、家庭里头、和社会一切的一切的里头了，到了现在，几乎全国没有那一个人或那一个地方不受这种乱事的影响，在这种倾扰状况之下，稍有智识的人们，莫不灰心，因为这种缘故，社会上的事情就越闹越凶了;处在这种环境底下的青年人，因心志没定，加上社会上种种刺激，就发愤而积极以慎事，或伤心而消极以自杀。”这个统计数据反映了社会上有一定文化的青年人对社会不满意的心理状态。余天休认为青年人的自杀是一变态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历来教育目的之错误［13］。他认为，中国传统教育的目的是为造就士大夫阶级，青年人求学，一般以升官发财为目的。“学而优则仕，为官作宦”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要谋生方式。但人口的飞速增长，知识分子人数不断扩大，能容纳他们并给他们以报酬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能力却十分有限。这样，大量知识分子无法就业，其生存状况受到严重威胁，自杀现象随之增多。余天休认为，今后中国救亡图存的道路，不在于高谈主义、大喊口号，或广贴标语，而在于改变中国人消极的人生观。

(二)娼妓问题研究

娼妓，是民国时期对以为生妇女的通称，有公娼与私娼的区别。在官府登记营业者为公娼，秘密者为私娼。民国期间，中央政府没有制定统一的专门禁娼法规，基本沿袭了清末抽取“妓捐”的娼妓管理制度。娼妓现象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躯体内的痼疾与恶瘤，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客观事实。余天休发现，世界各国都在不同时期存在娼妓现象，他详列了伦敦、柏林、巴黎、芝加哥、东京等地娼妓的统计资料，以及当时中国北平、上海的最新数据，如根据北平市社会局最新的调查资料，统计北平市当时共有公娼2929人。余天休认为，当时中国的娼妓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问题，但废除娼妓不现实，“以现在中国的情形而论，娼妓制度可限制，可改良，受苦的妓女可解放，但要完全废止这制度，恐怕不容易”，他常说，“中国是一个变态的社会，奔走天涯行踪无定过剩人口格外多，这些过剩人口是无家可归，而无约束的好汉。”余天休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定期为妓女检查身体;限制准入的最低年龄;解放妇女，政府应负担主要责任;应丰富文化娱乐事业，“多设文化机关，如书报室、图书馆、青年会等，和合理的公共娱乐场，如公园、游艺场、戏院等;并设置整洁的街道，使一般无聊的男子有相当的消遣处所”［14］。为提高妇女对国家及社会的服务能力，余天休主张普及妇女教育，提倡妇女职业教育。

(三)贫穷及匪患问题研究

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农村的兴衰直接影响中华民族的兴衰。20世纪初，我国农村灾祸频仍，农民生活十分贫困。据余天休估计，贫困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95%，贫困线定为每户年收入250元。“中国人大概每百人中有九十五个是穷的，每天没有饭够食的，皆是由于生产不足的原故。此处所谓穷的标准是如何呢?比如一家五口人，一夫一妻，三个子女，每年至少需要二百五十元”，“全中国所有的财产，平均分配给所有的人，每人不到一百元，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人个个都是穷的，亦不为太过。……一国之中，大多数的人既是穷的，那么，社会何以能够安宁呢?”［15］余天休认为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是贫穷问题，贫穷导致社会动荡。民国以降，国家政局不稳，军阀连年混战不休，而大量贫困人口加剧了社会的衰败，破产民众铤而走险，“拉杆”为匪，土匪蜂起是民国时期一个重要的社会特征，匪患也成为当时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各种抗匪自保、抗捐税的底层社会组织蜂起，特别是北方的帮会组织，尤其是河南的“红枪会”，山东的“大刀会”等二十多个帮会组织，余天休估计人数超过200万。“红枪会和大刀会为中国北方现在的大问题。倘若任其所为，不施抑制，不几年内，他们就能代替军队了。……此种帮会若无法制止，将来必为华北的大患。今日之谋国者当思之矣。”［16］这些帮会组织的特点是“迷信”，他们以“神灵”为护符，自认为刀枪不入。余天休分析其原因，认为中国是一个“术制”的国家，中国文化的要点包涵权谋、术数、世故及礼教。要解决中国的贫困及匪患等社会问题，余天休认为不能靠自然秩序来维持，从而提出“群治的需要”。在《社会学大纲》中，余天休将西方社会学的概念socialcontrol翻译为“社会的求治”或“群治”，而孙本文是用“社会的控制”，在《社会学名词汉译表》中，翻译为“社会制裁”;吴泽霖是用“社会的约制”。最终，余天休将之翻译为“社会调治”，认为其在字意上和学理上都较为适宜，与今天的“社会治理”较为相似，但更为温和。既然社会秩序不能靠自然秩序维持，那么调治中国社会病态的失调现象，必须开具“适宜”的良方，使服用之者，能够药到病除。于是，他建议“彻底近代化中国”是唯一的良药。然使中国实现近代化需要六个步骤，一为心理建设，二为社会建设，三为军事建设，四为政治建设，五为经济建设，六为国际建设。这六种建设的重心是对内完成民主宪政，对外实现万邦协和，最终使世界联邦得以建立。这是余天休社会学思想的最终归结点。

余天休首倡“西部大开发”

(一)人口社会学思想

人口问题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20世纪初期的中国知识界为了探求中国“积弱”的病因和救国良策，对人口问题极为关注。清代乾嘉以后人口的迅速增长以及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持续不断的动荡，致使“限制人口发展”的观点在当时得到不少人的赞同。有学者认为“世界上之可耕面积有限，而人口增加无已，再过一二百年后吾人将无立足之余地。”［17］甚至有人把当时中国社会的一切问题均归结为“人口过剩”。余天休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尝试用马尔萨斯人口论思想作为理论指导表现中国人口规律。他认为“人口生殖之速率，远过于物产增加之速率，故经若干年，物不加多，而人口日增，必不足以图存”［18］。人类数千年来的历史可谓一部“血史”，“欧洲近一千年间竟有五百年以上有战事之发生”，中国“四五千年之历史，一治一乱之局面”，“其为人口过剩之产物，人为淘汰之结果，则孰敢致疑”，“平均每三十年一小乱，百年一大乱，二百年一朝代之更始”，“人口无有过剩之可能”。他赞同马尔萨斯的观点，认为限制人口的方法有两种:一是自然限制，如战争、水旱灾、贫穷、饥馑、瘟疫等可增加人口的死亡率;二是人为限制，如独身、晚婚者，可以减少人口的生殖率。因此，余天休批评当时的“人口过剩恐慌”是一种神经过敏［19］，并且认为人口问题十分复杂，“应结社以研究之”，“根本救治之方，厥在于人口之适当分配”［20］。他试图从人口问题入手，解决当时中国的社会问题，从而提出“移民殖边”思想。

(二)“移民殖边”西北的思想

余天休将人口问题与“移民殖边”结合起来加以研究。他认为，中国地域广阔，且区域发展极不平衡，东部人口稠密而西部地广人稀。因此，欲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必须移民实边，复兴西北，一则可以巩固边防，二则可以厚利民生，故他提出“殖边运动”。1922年，他创立殖边协会，出版《殖边》月刊，并创办边语学校，邀请蒙、藏语言专家教授蒙古语、藏语及其他边疆语言，培养西部边疆建设人才，组织相关人士到西北地区进行考察活动，进行开发西北的准备，时任西北边防督办兼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任该校董事长。后因感觉中国万事待举，需要培养各种人才，余天休遂将边语学校改名为北平私立东方大学，自任校长。1923年9月16日，他在《晨报副刊》发表杂感———《请国人注意这个边语学校》，并在各地发表演讲，积极倡导“移民殖边”，成为我国“倡导开发西北之先辈”。余天休认为中国是个农业国家，移民殖边是解决当时民生问题的关键。因为中国人的生殖力甚强，如果社会安定，则人口每三十至五十年即有倍数之增加，造成粮食短缺，风调雨顺之年，尚可勉强维持;一旦雨水失调，或遇蝗虫等灾患，则粮食更感缺乏。于是，农村壮丁蜂拥而起，导致社会的动荡。在论及殖边的意义时，余天休说“吾人之所谓殖，即垦殖，或开辟之谓，边者，即边境之地，或空荒之地也。”［21］他认为，欧美民族向外发展，有政府为后盾，以武力作保护，而“我们中华民族往外发展，是无意志的，是受政府压迫的，是必不得已而无武力保护的。大概中国历代的移民是因为人口过剩，居民无以为生，所以不能不挺而走险，过江湖上的生活。江湖生活是很苦的，因此不能三五成群，合伙结帮，互相维护”。所以，“立国于二十世纪之间，非有充分的武力来保护他应得的权利，是无立足的余地。”［22］他满怀激情地倡议“我希望热血的同胞，放大眼光到边疆去，用无畏的精神，努力的建设，为我们老弱的中国作最后的挣扎!”［23］。

(三)教育社会学思想

余天休提倡全民教育，非常关心民众教育的普及问题。他“常跑到乡间去观察民众的生活”，认为当时社会之民权不发达、民主政治未实行、民智未开及民生未厚的根本原因在于“民众教育之未得普及”。中国的民众不读书不识字，谋政者就可以假造民意，扰乱民心，以达其私图。中国民众的人数，占全社会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九，而民众之中不识字的人数，又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在这种情况之下，“政治何以昌明，革命何以成功?今欲图谋补救之方，惟有倡导全民教育，使全民识字。”［24］因此，他提出全民教育的宗旨在于“使全民识字以养成民主势力”。具体的措施为编写全民三百字课本，开展全民识字运动，“务使全市全省或全国人民无有不识字者”，在若干年内根绝文盲。全民三百字课本分通俗、农、工、商、兵、儿童、妇女、及公民常识等八种，有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级别。全国所有大小机关、学校、公署、警区、卡所等，每处应一律附设一所全民学校，由党部、政府、民政厅或省政府通令办理之。所有全民学校，除特别规定外，农、工、商等各界协会组织，每界每日应授课一小时。学生以一月为毕业期限，凡毕业者均授予证书。全民学校分为三级，初级采用通俗三百字课本授课，一个月即可毕业;由初级毕业后可升入中级，其所用之课本具有职业性质，分为农、工、商、兵、妇女、儿童等六种班级，一个月毕业后再可升入高级阶段，课本亦为三百字，强调民众政治常识等内容，也是一个月毕业。初级教育务须强迫，中级及高级可略为通融。余天休回国之初即提出“开发西北，关注教育”，而且身体力行。1929年，他应当时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的邀请，赴陕西任西安中山大学校长，其《社会学大纲》就是在西安写成并作为社会学课程的讲义油印发行，“今春余出西安中大，于公余之暇，将社会学之要旨编成大纲，以便一般学子之参考”［25］，对西北地区的社会学学科建设做出了一定贡献。在任校长期间，余天休努力实践他回国之初提出的“开发西北，关注教育”的主张。当时陕西发生了严重旱灾，许多学生因家庭生活困难而要求休学。为了帮助这些学生完成学业，余天休提出学生贷款八条办法，请求省政府给学生发放贷款，并获得批准。陕西省政府通令各县执行，使那些经济拮据的学生得以继续接受教育。20世纪50年代，余天休返美国定居后，依然关心祖国的发展。为推动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沟通，他于1951年在旧金山创办“中美学院”，为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美友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969年，余天休因胃病逝于美国旧金山。毋庸置疑，余天休是中国社会学初创时期的一位重要学者，由于各种原因，其抗战之后的活动无处可寻，今人诉诸笔端的也不多见。但是其“移民殖边”、“社会建设”等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西部大开发、社会建设等社会事业仍能带来很多启示。同时，深入总结、探析余天休的社会学思想也是后学者应尽的责任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