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崇高”———《雷雨》的悲剧理念

《雷雨》“反崇高”的第一个特征是:吟唱“小人物”的灰色哀曲。悲剧是崇高的，伟大的人物才具有悲剧精神，他们都有崇高的理想、伟大的人格、深沉的思考、执著的追求，他们都是悲壮的失败者，但都血沥汗青、光照后人。《雷雨》抒写的是小人物的灰色悲歌，这些“现实中的小人物”显然与“历史上的英雄豪杰”不同，他们是一些对兴邦亡国无足轻重的人:苦难宿命的鲁侍萍、圆滑世故的鲁贵、阴霾乖戾的繁漪、荒唐颓废的周萍、憨直鲁莽的鲁大海、单纯幼稚的鲁四凤、天真无邪的周冲等，都带有个性的弱点和人格的缺陷，他们的现实遭遇和命运结局可叹可怜，但所体现出的悲剧精神并不崇高，也不悲壮，这正是曹禺给《雷雨》的悲剧理念的定位:以“小人物”的灰色哀曲取代“英雄豪杰”的壮丽悲歌。《雷雨》“反崇高”的第二个特征是:主配角区别的淡化。《雷雨》共写了八个人物，剧中主角有人说是周朴园，因为他是酿成一切罪恶和悲剧的根源，由于他对鲁侍萍的“始乱终弃”，致使鲁侍萍一生受尽磨难;对繁漪的压制摧残，致使繁漪心理变态、性格扭曲;对子女的放纵无教，致使周萍的行为颓唐和周冲理想破灭;对工人的残酷压榨，致使鲁大海的“父子反仇”。也有人认为主角是鲁侍萍，正是她30年前的“糊涂”和30年后的“重现”，才揭穿了“大家庭”的本来面目，她的悲惨遭遇就是一部旧社会劳动人民的苦难史。还有人指出繁漪才是真正的主角，她对周朴园的畸形反抗、与周萍的乱伦、对萍凤爱情的破坏，直接造成了两个家庭的崩溃。那么《雷雨》的主角到底是谁呢?从社会意义来说，周朴园的塑造“暴露了封建性资本家家庭的罪恶”，符合作者的创作意图。从戏剧元素来说，鲁侍萍这条线索是最基本、最主要的，是她把周、鲁两家的冲突和悲剧有机地拧扭在一起。从文学价值来说，繁漪的刻画是最有特点、最有新意的，她完全有资格在绚丽多姿的现代人物画廊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谁更有理由成为中心人物，谁更具悲剧色彩，其实很难分得清楚，传统意义上的围绕主角展开故事情节、配角衬托服务主角、主角集中体现作者创作意图的固有戏剧模式已被打破，这种主配角区别的淡化，正是对长期以来过分依赖悲剧主角的悲剧理念的反拨。《雷雨》“反崇高”的第三个特征是:血缘关系对阶级对立的冲击。暴露大家庭的罪恶，鞭挞资本家的血腥发迹史，预示旧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发展规律，这是人们对《雷雨》主题的流行看法。其实曹禺创作《雷雨》的初衷只是展示一部家庭生活悲剧，而不是一部社会政治悲剧。体现在作品中，就是周、鲁两家的血缘关系的渲染大于阶级对立挖掘，剧中的故事情节悬念和矛盾冲突焦点都是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之上。《雷雨》至少写了六种悲剧:一是周朴园的统治悲剧，二是鲁侍萍的命运悲剧，三是周萍、繁漪、鲁四凤之间的爱情悲剧，四是繁漪的个性解放悲剧，五是周冲的民主思想悲剧，六是鲁大海的工人罢工悲剧，这些悲剧的产生大都与血缘相关。周朴园的愿望是让周家秩序井然、风光体面，孰不知背叛他、怨恨他、反对他的竟是自己的妻子、恋人、儿子;鲁侍萍为当年走错第一步付出了30年的艰难困苦，没想到女儿会重蹈覆辙;周萍与繁漪、鲁四凤这两对乱伦关系违背常理，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得到圆满的结局。造成这些悲剧的根源就是血缘关系!即使是周朴园与鲁大海的冲突，似乎把家庭矛盾引向了阶级斗争，到头来仍然变成了父子相争，这种“意外”“偶然”“巧合”，其实都是曹禺有意识地精心设计的。由此可见，《雷雨》的本色是一部以血缘关系为依托的家庭生活悲剧。虽然不能忽略其折射出的社会意义和政治价值，但与20世纪30年代社会分析小说和社会分析剧过分强调作品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不能相提并论。

二、人性的证明———《雷雨》的悲剧特质

《雷雨》通过“现实中的小人物”不引人注意的灰色生活，对人性的悲剧因素作恰如其分的展示。

第一，人物的生活道路和命运是悲剧的，并且这种悲剧命运是不可抵抗的。剧中人物一上场就想摆脱自己的命运，但却总摆脱不了，只能一步步走下去。他们都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都为自己的出路苦苦地抗争，而最终的结局都事与愿违。鲁侍萍一生充满了坎坷和不幸，30年前她与周朴园的相恋结合本身就是一个悲剧，30年后她的重新出现又是个悲剧，她的回来“挑明”了周鲁两家的人物关系，引爆了危机四伏的周公馆，无形中充当了扼杀自己子女灰色希望的“杀手”，除了感叹命运不公平之外，她还能怎么样呢?作品没有历数她30年来遭遇的各种苦难，而是以浓墨重彩描写这些苦难刻在她心灵深处的伤痕，表现出一个处于社会生活最底层并带有宿命观的普通妇女的生存状态。繁漪与周萍，一个要纠缠，一个要逃避，这种违背伦理的关系，也是注定以悲剧告终。而鲁四凤想通过与周萍的爱情摆脱自己卑微的地位，则是一种“见光死”。

第二，把貌似对立的性格因素和谐地统一在同一人物身上，拓宽了剧本的悲剧内涵。《雷雨》中最令读者(观众)难忘的人物是繁漪的极端和尖锐。她是那么令人厌恶，又是那么值得同情，她的悲剧意义在于让我们看清了封建性资本家这口“残酷的井”，是怎样把一个追求个性解放、渴望自由幸福的青春女性一步一步逼向疯狂毁灭的地步。周朴园身上也带有许多对立统一的性格因素:他受过资产阶级文明的熏陶，却体现出浓厚的封建专制思想;他努力树立自己体面有教养的正人君子形象，却给人留下自私庸俗卑劣的伪君子印象;他要建构“有秩序”的大家族体系，却一手导致了周家的土崩瓦解;他30年来一直在心灵深处惦念着鲁侍萍的生活，可当鲁侍萍再一次出现在面前时他却想用支票了结这段情缘。这说明曹禺把周朴园作为一个真正的人———而不是模式来写，真诚与虚伪的对立相融，既是人性的证明，也是人物悲剧不可或缺的因素。

第三，自然力对人性的拷问，增强了《雷雨》的悲剧震撼力量。曹禺尤其偏爱和擅长表现宇宙间雷、电、雨这种原始、野蛮、神秘的自然力量对人性本质的震撼、摧残、拷问。《雷雨》都通过这种“自然法则”来解读“人生的无奈”和“悲剧的根源”。首先是雷雨前的闷热制造了剧中人烦躁不安的情绪。夏天雷雨到来之前，空气令人窒息，鲁贵汗流满面喋喋不休地以“闹鬼”要挟女儿要钱喝酒;四凤则为母亲的即将到来害怕与大少爷的关系被暴露而心事重重神情不定;周萍为摆脱繁漪的死磨烂缠如热锅上的蚂蚁四处逃避;繁漪则在周朴园、周萍“两代人的欺负”中“打开一扇窗户”透露一口“新鲜空气”……每个人都各怀鬼胎，在矛盾中挣扎自救，预示着危机总体爆发的到来。其次是雷雨对剧中人灵魂深处的鞭打拷问。在雷雨中，周朴园尘封了30年的自欺欺人的情感如同他关闭的房厅窗户被打开了，肮脏的灵魂和虚伪的人性呈现无遗;繁漪冒着滂沱大雨反扣鲁家窗户把周萍和四凤关在里面，一道闪电照在她惨白的脸上，照出了她困兽犹斗的阴霾心理。第三幕鲁侍萍要女儿对天发誓再不见周家人，写了五次“雷声”，由远而近、从弱到强，每一次雷声都是对人物灵魂的震撼、拷打和追问，母女俩的“心照不宣”终于逃脱不了“自然法则”的“惩罚”。再次，“雷雨气氛”对读者(观众)的心灵荡涤:令人窒息的郁闷、揪心难耐的煎熬、惶然无措的恐慌，人们在悲剧性的过程和结局中，得到了一种痛苦后的解脱。

三、自制与内敛———《雷雨》的悲剧风格

第一，《雷雨》“自制内敛”的悲剧风格是曹禺温和的民主主义思想的体现。曹禺是一个进步的民主主义作家，其性情平和，不肆张扬，所宣扬的是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作品中更多的体现出一种“人文关怀”，鼓励本体的个性解放、关注人性的健全发展、肯定人生幸福理想的追求。周冲是一个没有受到现实社会污染的不带“杂质”的理想人物，年轻单纯、心地善良、平等待人、充满幻想、渴求自由，最能传达出曹禺的民主思想。

第二，《雷雨》“自制内敛”的悲剧风格是曹禺对中国传统文化审美要求的继承。在中国传统美学追求中，“含而不露”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审美境界。《屈原》与《雷雨》都写了“雷雨”，郭沫若在“雷电颂”中泼墨如雨挥洒自如地直接宣泄给人一种痛快淋漓的快感，体现出浪漫主义诗人狂放无羁的外向个性和奔腾丰富的超人想象力;曹禺对“雷雨”的运用则是有节制、有梯度的，这种自制内敛而非放纵外泻的悲剧风格深得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又体现出曹禺对现代悲剧的独到理解。

第三，《雷雨》“自制内敛”的悲剧风格是曹禺对西方悲剧艺术借鉴的结果。古希腊悲剧，易卜生、莎士比亚、狄更斯、契诃夫、奥尼尔等的话剧都在他的作品中留下痕迹。从创作思想来看《雷雨》透露出易卜生和莎士比亚的西方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民主思想;从悲剧精神来看《雷雨》明显受到古希腊命运悲剧的影响;从人物观来看《雷雨》所刻画塑造的“现实中的小人物”与契诃夫笔下的“小人物”有异曲同工之处;从戏剧结构来看《雷雨》“太过于像戏”的“回顾法”是易卜生和古希腊悲剧家惯用的“回溯式”结构的借用;《雷雨》的“血缘关系”“宿命思想”“原始的神秘”“生命的异化”都从易卜生的“父亲造的孽要在儿女身上遭到报应”的《群鬼》和奥尼尔的“原始自然力对人性的恐怖震撼”的《琼斯王》中看到影子。对西方悲剧的精神气韵和价值取向的顺应与同化，我们看到了曹禺对我国民族戏剧审美情趣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