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2009年，中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比2005年下降40%~45%，自对外承诺以来，中国面临来自国内碳减排与国际碳减排转移的双重压力，基于消费视角的对外贸易隐含碳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清晰认识国际碳减排转移的外部压力与应对策略。国际贸易隐含碳的研究领域属于国际贸易与气候变化的一个分支，文献主要集中在对外贸易隐含碳的测度方面。国外最早运用投入产出法进行测算的是Machado对20世纪90年代巴西对外贸易隐含碳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截止1995年，巴西为隐含碳的净出口国，且单位美元出口隐含碳的排放比单位美元进口高出56%[1]。随后，投入产出法在不同国家或区域对外贸易隐含碳的测度方面得以广泛运用：Ahmad等对OECD国家[2]、Mongelli对意大利[3]以及Maenpaa等对芬兰的测算等[4]。近几年的研究重心转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贸易隐含碳排放方面，Davis等对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与发达国家之间[5]、Xianbing对中日间[6]、Yinghua及Huibin等对中美之间贸易隐含碳变化趋势的测算[7,8]。生命周期评价法（LCA）是另一种测度方法，该方法适用于特定商品的量化评估，而大规模的测算应采用投入产出法[9]。国内运用投入产出法对对外贸易隐含碳的研究起步较晚，最早的文献追溯到马涛和陈家宽对1994年-2001年中国工业进出口产品的污染密集度进行核算[10]。随后代表性的文献有齐晔等估算了1997年-2006年中国进出口贸易隐含碳[11]；闫云凤等对1997年-2005年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衡量了出口量、出口结构、排放强度对隐含碳排放增长的影响[12]；王媛等采用平均D氏指数分解法进行了隐含碳排放结构分解分析[13]。而涉及FDI对碳减排影响的文献主要在FDI对国内二氧化碳排放绩效方面，成果集中在最近两年，自赵晓莉等首次从FDI对东道国低碳经济发展双重作用的角度展开了定性分析后[14]，随之展开的研究由于样本选取与实证方法的不同，各研究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异，其中，持环境负效应观点的有牛海霞等、刘华军等认为FDI通过规模效应或结构效应促进了中国二氧化碳的排放[15,16]，持环境正效应观点的有宋德勇等、谢文武等认为FDI能明显减少中国碳排放[17-18]，与上述研究不同，持折衷观点的有邹麒等认为当期外商直接投资会恶化中国碳环境，而其滞后项的碳排放效应呈现清洁作用[19]。综观上述研究文献，缺少FDI对贸易隐含碳影响的深入分析。因此，本文运用指数因素分解法，将影响贸易隐含碳排放的FDI分解为FDI数量、FDI行业结构、投资的隐含碳强度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探讨FDI与对外贸易隐含碳排放的相关关系，为制定合理的引资政策提供相应的科学依据，引导FDI的产业流向，以减轻国际碳减排转移的压力。

2FDI与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排放情况分析：1997年-2009年

2.1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的测算隐含碳是指一种物品在生产过程中直接或间接的CO2排放，具体包括整个生产链各种化石能源消耗的碳排放。隐含一词最初起源于1974年国际高级研究机构联合会（IFIAS）的能源工作组会议，会议提出了隐含能的概念，随后隐含的概念被广泛运用到土地资源、水资源、劳动力、环境污染等领域，发展出生态足迹、虚拟水、物化劳动以及隐含污染物等新的概念与研究领域。同样，隐含碳也是隐含能概念的衍生品[20]。从对外贸易的角度来看，对外贸易隐含碳排放与国际碳转移排放的含义接近，出口隐含碳排放是指出口商品在满足进口国消费需求的同时，其生产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在生产国，进口与此类似[21]。依据历年投入产出表，对中国各行业出口、进口及净出口贸易隐含碳进行测算。首先，部门i的直接能源消耗系数为：式中各能源碳排放系数θk可借鉴黄敏等的测算结果；Eik为i部门第k种能源消耗量；Xi为i部门的总投入[22]。部门i的完全碳排放系数为：式中r为部门i的直接能耗系数；cij为j部门生产单位最终产品对i部门产品的完全需求量。在此基础上对部门j的出口、进口以及净出口隐含碳排放量计算如下：式中EX、IM、NX分别为出口、进口、净出口数额，且ECEXjt、ECIMjt、ECNXjt分别代表第t年j部门出口、进口、净出口隐含碳排放量。由于我国是典型的加工贸易国家，进口中的一部分作为加工贸易的原材料，包括一般来料加工与能源，因此，现有文献关于对外贸易隐含碳的测算可区分为含加工贸易与不含加工贸易两种情况，后者从进口国消费的角度如实地反映了贸易隐含碳排放的真实值。目前我国历年投入产出表编制中只有2007年分行业统计了进口中来料加工贸易额，缺少其他年份的真实数据，参考王媛等的做法，通过假设进口商品等比例用于中间使用和最终使用来编制简化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剔除用于加工贸易的进口部分[13]，所测算的各行业贸易隐含碳排放变化趋势与依据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不影响本文对FDI的贸易隐含碳排放效应的结论，所以本文仅选择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来测算并反映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变化趋势。以1997年、2000年、2002年、2005年、2007年、2009年数据为样本，其中，2009年投入产出数据是以2007年为基准运用RAS方法反复迭代得到，该方法是利用目标年常规统计数据对基准投入产出表进行更新，以实现目标年投入产出数据获得的及时性。由于分行业FDI统计口径、投入产出统计口径与能源统计口径不一致，出于本文研究的目的，经调整后将行业类型划分为农林牧渔业、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煤气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其他服务业等八个行业。能源统计数据来自各样本年《中国统计年鉴》。测算出的数据如表1所示。

2.2FDI与进出口隐含碳排放的相关性描述分析：

以制造业为例依据中国统计年鉴1997年-2009年实际FDI数据，FDI主要流向制造业，自1997年至2005年，FDI中制造业所占比例持续上升，最高达2005年的70.4%，2005年-2009年所占比例降至51.9%，仍吸引了半数以上的外资，说明在短期内制造业仍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行业选择。由此，以制造业为例，比较制造业FDI与中国制造业进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变化趋势，以初步反映FDI与贸易隐含碳排放的相关性。从图1可以看出，中国制造业FDI从1997年-2005年间呈现稳中有升的趋势，2005年-2009年略有下降。与贸易隐含碳排放量相比，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1997年-2009年一直保持上升的趋势，2005年-2009年增速放缓，而制造业进口隐含碳排放1997年-2005年持续上升，2005年-2009年相对稳定。另外，从升幅的变化程度来看，2000年-2005年间制造业FDI无论是绝对数还是相对比例增幅均较大，相应制造业2000年-2005年进出口隐含碳排放同期也呈现出较大幅度的上升。因此，制造业FDI与制造业进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存在较为明显的内在关联，意味着FDI行业结构与中国贸易隐含碳排放可能存在正相关关系。

3FDI对对外贸易隐含碳排放影响的指数因素分析

3.1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运用指数因素分解法，将上述中国各行业对外贸易隐含碳指数分解为FDI数量效应、FDI行业结构效应以及投资的贸易隐含碳强度效应，分别从三个方面来考察FDI对中国各行业对外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

3.1.1中国各行业对外贸易隐含碳指数运用贸易隐含碳排放的环比指数来反映各期贸易隐含碳排放相对于上一期的变动程度：式中INECt为第t年中国各行业对外贸易隐含碳指数；m为相邻年份的时间跨度；ECt与ECt-m分别代表第t期、第（t-m）期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包括隐含碳出口、进口以及净出口；FDIjt代表第t期j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额；AIjt代表第t期j行业的总投资额；ECjt代表第t期j行业的隐含碳排放，包括隐含碳出口、进口以及净出口；则AIjtFDIjt为第t期j行业占总投资的比例；ECjtAIjt为投资的贸易隐含碳强度；分母中的变量为相应的第（t-m）期各变量对应的值。对外贸易含碳量变化指数可以分解为FDI数量效应、FDI行业结构效应及投资的贸易隐含碳强度。

3.1.2对外贸易含碳量变化的绝对值运用贸易隐含碳的环比增加值来反映各期贸易隐含碳排放量相对于上一期的绝对数额的变动值，能较为直观地展现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变化量，是对环比指数分析的有益补充：

3.1.3数据说明FDI行业划分为上述八大行业类别，各行业实际FDI投资额来自样本年《中国统计年鉴》，按当年人民币平均汇率进行换算后用固定资产价格指数调整为实际值。各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来自《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用固定资产价格指数进行调整。各期对外贸易隐含碳的数据见表1。

3.2数据结论分析

3.2.1环比指数分析根据公式（6）、公式（7）、公式（8）、公式（9），表2中列出FDI与中国隐含碳出口、进口、净出口关系的环比指数分析结果，FDI影响因素包括FDI数量、FDI行业结构以及投资的隐含碳强度的变化。表2中的数据为1997年-2009年期间各样本年中国各行业贸易隐含碳排放与FDI关系的环比指数，即报告期与前一期的比值。数据显示：（1）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持续增加，其中数量效应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在1997年-2009年间反复波动，说明FDI数量变化对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是不稳定的，两者之间不存在稳定的内在联系；FDI行业结构效应除2000年-2002年间略有下降以外，其余年份均稳步提高，尤其在2002年后增幅较大，表明FDI行业结构变化促进了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增加；投资的出口贸易隐含碳强度效应一直在减少，且降幅不断增大。因此，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增加主要是由FDI行业结构效应所导致的。（2）中国进口隐含碳排放除2005年-2007年略微下降外，其余年份均保持明显的增长，其中数量效应表明1997年-2009年外商直接投资历经下降-上升-下降-上升四个阶段，说明FDI数量变化对进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不稳定，没有明显的内在关联；FDI行业结构效应除2000年-2002年稍有下降以外，其余年份均明显提高，2002年后增幅显著，表明FDI行业结构变动导致进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加；投资的进口贸易隐含碳强度效应1997年-2000年间基本保持稳定，自2000年后持续下降，且降幅呈逐步增大的趋势。由此可知，中国进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增加主要是由FDI行业结构效应所导致的，而碳排放的下降主要来自强度效应。（3）中国净出口隐含碳排放净值1997年-2002年间大幅下降，而2002年-2009年间开始大幅上升，表明最初中国进出口隐含碳排放差距不断缩小，而2002年后不平衡程度逐步加剧。

3.2.2环比增加值分析进一步根据上述公式（10）、公式（11）、公式（12）、公式（13），表2中列出受FDI影响的中国各行业进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绝对值变化情况。表3中的数据为1997年-2009年间各样本年中国贸易隐含碳排放与FDI关系的环比增加的绝对数值，即报告期相对前一期绝对数值的变化。数据显示：（1）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持续上升。2000年出口隐含碳排放与1997年相比增加1.7851亿t标准煤，其中FDI行业结构效应导致增加4.6200亿t标准煤，而FDI数量效应与投资的出口贸易隐含碳强度效应分别导致减少1.7283亿t、1.1066亿t标准煤，2007年的情况与此类似；2002年相比2000年出口隐含碳排放增加1.5821亿t标准煤，其中FDI数量效应导致增加3.5123亿t标准煤，而FDI行业结构效应与投资的出口贸易隐含碳强度分别导致减少0.8963亿t、1.0339亿t标准煤；2005年相对于2002年出口隐含碳排放增加17.6276亿t标准煤，其中FDI数量效应与FDI行业结构效应分别导致增加1.5681亿t、17.2495亿t标准煤，而强度效应导致减少1.1900亿t标准煤,2009年与之相似。由此可知，FDI行业结构分布是影响出口隐含碳排放的主导因素，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除2000年-2002年外其余年份FDI结构效应均为正值，说明其对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增加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二是从2000年、2005年、2007年、2009年的数据比较来看，FDI行业结构分布的变化使出口隐含碳排放同上一期相比分别增加4.6200亿t、17.2495亿t、19.1152亿t、9.8963亿t标准煤，表明这种促进作用有增强的趋势。（2）中国进口隐含碳排放1997年-2005年明显增加，2005年-2009年变化幅度较小，相对保持稳定。2000年进口隐含碳排放相对于1997年增加2.4462亿t标准煤，其中FDI数量效应、行业结构效应以及强度效应分别导致增加1.6739亿t、4.0379亿t、0.0822亿t标准煤；2002年相比2000年进口隐含碳排放增加1.9938亿t标准煤，其中FDI数量效应导致增加3.4467亿t标准煤，而结构效应与强度效应分别导致减少1.0076亿t、0.4454亿t标准煤；2005年与2002年相比大幅增长15.8073亿t标准煤，其中FDI行业结构效应导致增加17.5693亿t标准煤，而FDI数量效应与强度效应分别使之减少0.4217亿t、1.3403亿t标准煤，2007年的情况与此类似；2009年进口隐含碳排放比2007年增加2.4834亿t标准煤，其中数量效应与结构效应分别增长1.8604亿t、8.4840亿t标准煤，而强度效应减少了7.8610亿t标准煤的排放。由此可知，FDI行业结构是影响进口隐含碳排放的主导因素，且2005年-2009年的影响程度有逐步减小的趋势。（3）1997年-2002年间中国的贸易隐含碳排放净值不断降低，2002年后进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差距大幅上升，2009年达到最高。结合以上环比指数与环比增加值，进一步分析可知：FDI行业结构的变化促进了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增加，相对于其他行业而言，制造业为碳排放强度较大的行业，随着1997年-2005年间制造业FDI份额的上升，FDI结构效应持续上升达到最大值，期间结构效应持续增加的原因可初步认为是FDI产业向碳排放强度较大的制造业转移所导致的，然而，2005年-2009年间制造业FDI份额的下降并没有减少贸易隐含碳排放，只是增长的幅度有所减缓，前面的初步解释缺乏说服力，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看，较为合理的解释为，FDI行业结构效应包括直接碳排放效应与间接碳排放效应，其中，直接碳排放效应为在出口产品生产过程中FDI产业本身的碳排放，可依据贸易隐含碳计算公式将完全需求系数替换为直接消耗系数得到，间接碳排放效应为出口产品生产过程中与FDI产业相关联的其他产业的碳排放，当制造业FDI份额上升，直接碳排放效应与间接碳排放效应均正，反之，当制造业FDI份额下降，直接碳排放效应为负，间接碳排放效应有所降低，但仍为正值，两者的综合效应为正，这意味着与FDI产业相关联的国内其他产业碳排放强度远大于FDI产业本身，可从图2制造业出口直接与间接碳排放量的对比看出，具体原因有待深入分析。另外，投资的贸易隐含碳强度效应说明投资的贸易隐含碳强度在持续下降，且降速不断加快，可能原因在于外资企业进入能提升中国能源利用效率[23]。而我国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自本世纪初以来工业重型化的发展使煤炭消费比重不断攀升，能源结构的变化不利于强度效应的下降，而FDI数量变化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不稳定，说明吸收外资数量的增长并不必然导致碳排放量的增加。

4结论与启示

4.1主要结论（1）自2002年后，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排放不平衡程度加剧，且制造业对外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失衡最为显著。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排放不平衡程度的变化大致历经两个阶段，1997年-2002年间进口与出口隐含碳排放差距逐渐缩小，而2002年后隐含碳排放的不平衡程度加剧。进一步分行业来看，隐含碳排放净值的增加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其次以交通运输业、仓储和邮政业等为代表的服务业碳排放净值也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这说明中国作为一个对外贸易大国，所承担的来自其他进口贸易国碳排放转移的压力越来越明显，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必须共同面对与承担的责任，因此，按生产者原则核算的一国或地区碳排放不能较好地衡量该国或地区在生产过程碳减排的努力程度，也不利于形成公正、有效的碳减排约束机制。（2）1997年-2009年间FDI对中国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主要来自于FDI行业结构效应。本文运用1997年-2009年间数据对制造业FDI与制造业进出口隐含碳排放进行对比分析，从变化的趋势与升幅来看，制造业FDI与中国制造业进出口隐含碳排放之间存在明显的内在关联。在此基础上，运用指数因素分解模型分别将中国进出口隐含碳排放环比指数、环比增加值分解为FDI数量效应、FDI行业结构效应以及投资的贸易隐含碳强度效应。其中，FDI数量变化对中国进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影响不稳定，两者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关联；FDI行业结构的变化对进出口隐含碳排放的作用除2000年-2002年略有下降外，其余年份明显提高，说明FDI行业结构的变化促进了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增加；投资的进出口贸易隐含碳强度一直在下降，且降幅不断增大。这表明中国进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增加主要是由FDI行业结构效应所导致的，与张为付等的研究结论相似，该研究从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失衡度的视角发现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增加是由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引起的[24]。

4.2政策启示（1）建立公平、有效的碳减排合作的双赢机制与执行机制。碳减排是中长期国家战略，低碳技术与资金支持是关键。2005年正式生效的《京都协议书》明确了发达国家碳减排的目标与责任，近年来承担着较大的碳减排短期压力，而发展中国家在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还面临资金与技术的挑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可在短期内适当承担来自发达国家碳减排转移的压力，以换取更多的CDM项目的跨国技术研发合作机会，用于弥补中国在低碳技术的资金投入与研发基础方面的短板，因此，两者之间存在碳减排合作的利益共赢基础，并且建立双边与多边碳减排合作机制是长期持续降低碳排放的关键。（2）通过FDI产业关联渠道促进国内相关产业的低碳技术改进，实现产业链的清洁生产。短期内制造业仍是FDI的主要选择，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减少需要限制加工贸易下FDI流入碳排放密集制造业的规模，更重要的是加强FDI产业关联效应以实现低碳技术的垂直型外溢，提升与FDI产业相关的本土产业能源利用效率，因此，通过制定合理的引资政策，引导外资的产业流向，鼓励外资企业优先选择清洁供应商，或以低碳技术研发合作的方式改进产业链利益相关方的清洁技术，对于减少贸易隐含碳排放净值、减轻国际碳排放转移的压力，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