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区域文化的落后，徽州在明清之前多为古越人占据，而现有徽州建筑设计中所体现的“干栏式”建筑样式就是古越人建筑风格的遗存。明清时期由于人口的增多，人口流动加快，再加上战乱频仍，中原地区的居民开始向南迁徙，当中原文化包含建筑文化与古越人的土著文明相结合时，就为徽州文化包括建筑艺术的衍化与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由于徽州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徽州建筑设计的选址就显得相当重要。徽州先民在建筑选址时重视自然地理环境与居住实际需要的弥合与兼顾，择地而居的同时又要使居住环境达到最佳状态，这便成为建筑设计者村落选址的重要目标。有研究者认为，徽州建筑的选址是徽州宗法制度的产物［1］。诚然，徽州建筑中的确蕴含有丰富的宗法思想，但适地而居还是徽州先民的首要目的。徽州地势偏僻，山多地少，其建筑设计的选址多借助自然地理环境的山水分布格局，背山面水成为村落选址的最佳选择。徽州建筑选址注重整体规划，选址巧妙，讲究风水，徽州多为山冈丘陵之地，境内河塘遍布，故而村落选址多借助自然山水格局，立于山环水抱的中央地带，地势平坦之地，这一环境选址不仅符合中国传统建筑观念中“负阴抱阳、背山面水”的理念，同时具有相当的实用意义。背山面水，住宅不仅可以享受充足的阳光，而且山峦阻隔了冬季寒流的侵袭，调节了风向，使得村落的温度和适度控制在一个相对舒适的范围内。另外，明清时期的徽州，男性多外出经商，妇女老人留居家中，这种选址还可以构筑天然的屏障，与建筑本身的高屋深墙一起保护居家的安全。例如，徽州建筑样式的典范代表———宏村的村落设计就完全遵循着这一选址理念。宏村背靠雷岗山，面临羊栈河，村落的东西两面分别是东山和石鼓山，这样的选址就形成了宏村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自然地理格局，建筑选址的环境可谓得天独厚，堪比天成。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蕴含着“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哲学思想，其本意强调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矛盾统一性，这一哲学思想体现在建筑文化上就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最富原创意义的建筑生态思想。建筑文化的立足点是考察自然环境，体察建筑地貌，顺应自然的同时改造自然，为人所用，使自然环境与居住者的需要达到最佳契合点。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徽州建筑和自然环境是相融合的，不是与自然对立的，并借助于自然环境，以构成视野广阔，富有生气的画面。”［2］徽州建筑环境的选址正是响应着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的思想，充分利用并改造自然，在遵循自然环境规律的同时，发挥人的主体创造性，构筑了颇富生态价值和人文思想的宜居型家园。以宏村为例，宏村原为汪氏家族的居住地，村落建筑的组群模式以村落整体规划而铺展开，村落的水系遵循自然形成的牛型而设，似牛肠蜿蜒，历经各座民居建筑，体现出“家家门巷有清渠”的设计理念，村落中心的祠堂前那半月形的池塘似为牛胃，汇聚并过滤水系，同时应征“储水纳财”的风水学说。村落内的水系与村外的南湖相连，增强了水系的流动性和净化功能，于此宏村居民的日常生活就在自然与人工的相互交织中进行着世代繁衍。在西方当代建筑的发展进程中，生态建筑是有机主义建筑的主要表现形式，其富含的先进的居住理念和人文思想促使这一建筑模式成为20世纪最受欢迎的建筑样式。在生态建筑中，“生态建筑要表现的，不仅包括某一地域自然的建筑材料，还要充分利用当地的气候条件，表现当地的历史文化技术。”［3］徽州建筑恰是这一生态建筑思想的完美体现，其环境的选址不仅顺应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达到了近乎完美的境地，真正践履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以及西方生态建筑思想。

一、“依生之美”:徽州建筑造型艺术的审美表征及文化生态取向

如果说徽州建筑的环境选址体现出自然与人的和谐统一，那么徽州建筑本身所蕴含的建筑理念和设计思想就更是自然环境、理性功能、宗法观念乃至风水意识等众多物质、精神因素的合成体。袁鼎生先生曾将人对自然世界的充分利用，同时人与自然构筑的相濡以沫的共性关系称为“依生之美”，它是自然为人所用的最佳状态，也是人自身价值得以体现的最大化，徽州建筑造型设计就是“依生之美”的准确体现。徽州建筑造型设计将徽州地域环境特征、徽州宗族文化观念、明清徽州的生活习性以及中国传统的风水意识巧妙融合、融会贯通，成就了古徽州备受称道的建筑文化风格。从建筑造型的整体布局来看，徽州建筑注重整体布局的工整与对称，徽州民居建筑平面多为内向方形布局样式，面阔多为三间，明间是厅堂，次间则为卧室，左右呈对称状态，整个建筑围绕着天井构成三合院式的布局单元，天井的设计是应对明清徽州的宗法观念以及风水意识而设立的，徽州由于地处偏僻，宗族观念浓厚，同姓家族聚居在一个村落，而同一家庭又居于同一户，围绕天井按长幼次序分而居之，长者居中室，年少者居偏房，厅堂为家族公用之地，天井将一个家庭团结于一起，便于家族之间的交流。天井除了体现宗法观念外，其实用性和风水意义也不容小觑，徽州气候潮湿，天井的设计可以让更多的阳光透进室内，增强空气流通。而明清时期的徽州，经商者居多，依传统风水学说，水主财，天井的设置让雨水沿檐廊流入室内，再汇聚低下，有“财不外泄”之义，徽州先民称之为“四水归明堂”。徽州民居建筑多以三合院为基本建筑单元，进而组成不同类型的居住建筑群。徽州民居建筑的基本单元通常按一进一进地朝纵深方向衍进，逐渐形成二进堂、三进堂、四进堂乃至五进堂样式，而后进则高于前进，一堂高于另一堂，这一设计模式既有利于形成穿堂风，加强建筑室内空气的流通，也体现出居室主人“步步高升”的价值诉求。

从建筑造型的格式来看，徽州建筑多为高墙深宅式建筑结构。如前所述，徽州建筑的选址多为依山傍水，从而构建了住宅的天然屏障，而采取高墙深宅式的建筑结构，除体现徽州先民深厚的宗族观念外，加强住宅本身的安全系数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明清时期的徽州，男性多外出经商，留守家中的多是妇女老妪，住宅安全成为徽州人必须考虑的因素，因而，徽州建筑采用高墙深宅式的建筑结构就是基于这一目的。在徽州建筑造型的细节处同样也体现出实用与文化的双重契合，换句话说，功能与美观的天然弥合是徽州建筑始终不渝的追求目标，从建筑的功能上看，徽州建筑注重建筑本身的坚固、耐用，美观则是寄托建筑设计者对建筑本身所赋予的美好愿望，这是徽州先民朴素文化理念的自然表现。马头墙是徽州建筑的典范特征之一，这一建筑设计就体现了徽州建筑功能与美观的双重标准。马头墙实为防火墙，是在建筑两端墙顶砌筑的高出屋面的山墙，其目的是用于防风、防火，马头墙的建筑构造通常随着屋顶坡度呈层层迭落状，按照斜坡长度分为若干档，通常在墙顶挑三线排檐砖，上以小青瓦覆盖，有的建筑还在每个垛头顶端安上搏风板，因为这一建筑设计形似马头，故而得名。徽州建筑外设马头墙，不仅体现出建筑本身的美观，而且具有相当的实用性，因为徽州建筑多聚族而居，火患成为建筑设计者必须面对的对象，设置马头墙可以在紧急时隔断屋间的火路，防止火势蔓延，同时由于防火墙高出屋顶，所以，这一设计又可起到挡盗防贼及防风作用。马头墙的设计还体现出徽州先民朴素的文化理念，翘首长空的马头墙预示着徽州先民奋发向上，拓展家业之意，一级一级向上迈进的马头墙与一进一进纵向铺展的建筑形成了上下前后两个维度的伸展曲线，无不预示着徽州人开拓进取的生活取向和文化心态。从徽州建筑本身的色彩搭配来看，徽州建筑依山傍水，自然的色彩与建筑本身的色彩如何配置也体现出建筑设计者别具匠心的设计功力。徽州建筑多为粉墙黛瓦，色质简淡，以白色与黑色为主色调，这一建筑色调与建筑地域的自然环境天然弥合，颇为协调。同时，建筑本身的白色与黑色极富中性色彩，与自然景物的色彩呈现等距化关系，从而减少色彩变化过大带来的不舒适感，黑白两色的建筑基色也与徽州浓厚的宗族观念相一致，这一冷色调从某种程度上暗含着徽州宗族社会等级森严、不可逾越的封建纲常和文化观念。正如有学者所言，徽州建筑“白黑的介入能使参与复杂、纷繁以至激烈冲突的色彩组合的诸方抑制自己的色性，建立和谐、理性和秩序”［4］。

从徽州建筑的材料选择来看，徽州建筑本身的色彩与其所采用的材料有很大关系。徽州由于地势偏僻，交通不便，因而建筑多以就地取材为主，徽州地区富产的竹、木、砖、石等便成为徽州建筑的最佳选择，徽州当地盛产的黏土、杉木、青条石以及石灰等都成为徽州建筑不可缺少的原料。尽管是就地取材，但徽州先民在材料选择时，对于材料的质地、花纹、表面的肌理尤其是色彩还是相当考究的。因此，材料在使用之初就呈现出其本身的天然色彩，蕴含一种原生态的自然美，在建筑材料的加工过程中，建筑者尽量保存建筑材料的原生状态，或者是去粗取精，将建筑材料中最美好的部分加以保留。而在材料的保护上，同样也注重保留材料本身的色泽，木质材料一般只涂上一层清漆，在增强木质本身光洁度的同时，保护木质的纹理、色泽，这一处理方式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材料本身的色彩原貌，将自然状态与人工设计合二为一，真正达到了自然美与人工美和谐统一的审美境地。

二、“精雕细镂”:徽州建筑室内设计的审美意蕴与文化向度

与建筑外观的色彩素净、古朴素雅不同，徽州建筑室内设计通常追求华美精巧，构造精细，多呈“精雕细镂”之风尚。徽州民居建筑的厅堂横梁通常用材粗壮，从而气势宏伟，不同凡响。在建筑室内，无论是大门门楼还是花门栏杆，窗棂隔扇还是神位龛座，斗拱飞檐还是门罩屋瓴，梁架节点还是基础勾栏，无一不是精雕细刻，华美精致之极。通过特意的精雕细刻，徽州建筑的砖雕门罩、石雕漏窗、木雕楹柱与建筑物巧然融为一体，增强了建筑本身的韵味和审美含量。徽州先民在建筑设计时其室内外装饰的鲜明对比其实蕴含着特定时代的文化心态。徽州先民素性淳朴，民风内敛，明清时期徽商崛起，在带动地方经济的同时，也悄然改变了徽州人的生活理念和处事心态，但传统素朴的民风习气以及中国古代社会重农轻商的固有观念仍然不时阻碍着这一新的生活理念的体现，从而造成了徽州先民普遍的矛盾心理，体现在建筑风格上就是古朴的建筑外观和奢华的室内设计的对立，徽州先民通过经商而赚取大量的财富，但固有的“财不外露”的心态促使其更倾向于“藏富于宅”，奢华雅致的生活只能体现在室内，建筑外观依然遵从古朴之状。就徽州室内装饰设计的审美特征而言，徽州建筑室内装饰设计所采用的题材乃至内容都是一种综合多元文化寓意的审美趣味的反映，与其他民居建筑相同，这些装饰图案多选取象征吉祥、如意的构图，或者选取特定的富有一定寓意的图案，寄托徽州人美好善良的审美思想和文化心态。从室内装饰的艺术特征看，徽州建筑的室内装饰美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1．装饰设计表现题材的多样化与深刻的象征意味

置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中，徽州文化不可避免地沿袭了传统社会的文化理念，同时又尊崇地域文化的实际需要，多元融合而衍化出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通过特定的审美图案寄寓居住者善良美好的愿望，表达对吉祥如意的祈福是徽州建筑设计者常见的心态，表现在室内装饰设计的图案选择上就是图案的吉祥涵义明显，寓意程度高，这些图案有中国传统社会的福禄寿喜，有徽州人喜闻乐见的戏文故事，有教化作用的忠孝节义的典故，还有富含象征意义和谐音的动植物图案。例如，徽州民居的厅堂摆设虽各具特色，但是有一处室内设计却是千篇一律，亦就是在太师壁悬挂的中堂画下方，通常依壁横列一长条木案，此案俗称“花窕”。在“花窕”上面，东面常放置一尊古瓷瓶，西面设一方古镜。花瓶与古镜正好谐音“瓶镜”，“瓶镜”者乃“平静”也，这寓含为在外经商之家人祈求平安无难之意。再者，徽州建筑室内设计还特别注重悬挂楹联，这些楹联更是直接寄托居住者对美好愿望的祈福以及对子孙后代的教化训导之意。如徽州西递村的笃敬堂，其悬挂的楹联是“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这副楹联反映了当时徽商对“抑商”这一传统社会价值观念的反驳，也体现出徽商“贾儒相通”、“商农交相重”这些新的社会价值观。再如，西递村履福堂的楹联是“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这副楹联反映了徽州人推崇儒学伦理道德，信奉“学而优则仕”的良好风尚。正如有学者所言，徽州建筑装饰设计的题材“虽内容之间联系并不紧密，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但最终目的主要是表达一种特定的内涵意义”［5］。

2．室内装饰的构图优美、设计巧妙

徽州建筑室内设计的构图深受传统绘画的影响，特别是中国传统的工笔画对徽州室内装饰影响深远，中国传统绘画讲究线条流畅，富有力度，徽州建筑室内装饰正是遵循这一设计理念，无论是窗棂隔扇还是梁架节点都呈现出流畅柔和的线条美。例如，徽州民居通常在太师壁两边的穿堂顶上，借助横枋与梁托构筑成倒挂元宝形状，当一人从下经过，构成一“口”字形状，而从整体看整个穿堂上下便形成一个“商”字，这种借助建筑线条而进行室内装饰并达成一定寓意的设计可谓巧夺天工。徽州建筑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徽州新安画派特别是徽州版画的影响，绘画尤其是版画中的构图法则为建筑设计所借鉴，青山绿水之间构建的粉墙黛瓦本就是中国传统山水画所追寻的审美韵味，而版画中虚实相生、疏密有致的构图关系也是徽州室内装饰所钟情的目标。正是借鉴绘画中的审美构图，徽州建筑室内装饰设计的构图才呈现出极具传统工笔画美感且具备一定文化寓意的表现形式。

3．注重雕饰

砖雕、木雕和石雕构成徽州建筑外部构造以及内部装饰的主要风格。徽州建筑雕饰造型生动，变化多端，徽州匠人通常采取写实的手法进行雕刻，不仅形象生动，而且对同一种内容所运用的雕刻手法变化多样，颇为逼真。徽州的雕饰强调细节刻画，雕刻的手法多样，深浮雕、圆雕甚至镂空雕都是徽州雕饰常见的形态。此外，徽州雕饰还特别注重形式美的法则，无论是建筑装饰还是室内设计，对称性构图都相当常见，这一设计风格与常人的审美心理是相吻合的，“对称成为人们习惯性的一种审美标准”［6］。从雕饰题材上看，徽州雕刻的题材多样，福禄寿喜的吉祥图案，传统戏文典故的故事情节，具有教化作用的传说以及具有象征意味和谐音特征的动植物图案都是徽州雕刻选取的题材，这些内容的刻画同样蕴含着徽州先民朴素的审美思想和精神追求，同样是传统观念和地域文化双重作用的结果。诚然，正是通过装饰本身的细节描写和巧妙设计，徽州雕饰以形象化的符号系统构筑了特有的艺术语言，反映了徽州社会的现实生活和审美理想，呈现出建筑设计者乃至居住者独特的审美情操和文化心态。

如果说现代建筑运动倡导的“有机建筑”理念是对建筑本身生态化的深化与拓展，那么建筑本身所蕴含的科学生态观无疑是衡量一座建筑品质的最核心因子。自从20世纪60年代，美籍意大利建筑设计师保罗•索勒里将生态学和建筑学加以糅合，提出“生态建筑学”的概念，从而开创了一门新的学科体系以来，追求建筑本身的生态功能就成为建筑设计者们孜孜不倦的审美追求。诚然，人类的过度开发，对大自然的肆意掠夺，已经使我们居住的地球难以承受，海德格尔所倡导的“诗意化的栖居”之梦仿佛与我们渐行渐远，如果说追寻建筑乃至人类整个生活领域的生态意义是20世纪富有开创性的人类运动之一，那么这一以生态贯之建筑以及人类生活的举措则是人类本身的一次警醒，生态已经不是我们的审美理想和价值追求，而是我们每一个地球公民不得不面对与接纳的生存法则，违背这一法则的代价无疑是巨大的，而恪守人类社会应有的生态文明，真正做到“天人合一”，则是延续人类文明的唯一途径。徽州建筑富含的生态意义是徽州先民几百年前践行“天人合一”法则的摹本，尽管那时尚无生态一说，但其内旨蕴含的科学的生态理念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徽州建筑正是通过其恬静宜居的设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科学的生态蓝本，为当下的建筑设计乃至日常生活规划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审美范式。

作者：鹿咏张伟单位：合肥学院艺术设计系合肥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