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末崇祯帝在位期间，对内阁票拟意见的更改成为其理政的惯性，“改票”之举成为崇祯朝凸显的政治现象。崇祯帝通过对大小章奏的“改票”，试图表明其在理政能力上对阁臣群体的全面超越，同时展现出对士大夫辅政的戒备与疏离。阁臣对崇祯帝“改票”的态度，经历了从试图匡救国事到完全将顺逢迎的前后变化。崇祯帝的“改票”使得原有的票拟-批红决策模式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同时“改票”之举也消解了内阁的辅弼职能，并为宦官参政提供了更大空间。由崇祯朝的“改票”现象向前回溯，可以勾勒出明末皇权强化的演进路径。

关键词：崇祯；“改票”；皇权；内阁

“改票”是明朝皇帝对内阁上呈的票拟意见进行更改的行为，在崇祯朝这一现象凸显。作为关涉国事定夺、权力予取等问题的根本性工作，票拟-批红模式中隐含的改票环节屡屡发生，直接影响着朝中的政治运行和权力格局。“改票”现象是理解崇祯朝政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在改票过程中，崇祯帝表达出对内阁和文官群体的智力超越以及情感疏离，与此同时，崇祯帝依靠知识水平不断提升的宦官来弥补一己之智的不足。对崇祯朝“改票”现象的考察，有助于展现明朝施行已久的票拟-批红模式到明末的演进形态，以及其中皇帝、内阁、宦官三者的角色地位变化，进而勾勒出明末中枢政治的运行状态。在此基础上，将崇祯帝的“改票”置于晚明皇权与内阁关系的视角下来考察，有助于解析帝制国家政治体系内士大夫政治与皇权政治的博弈与伴生关系。

一、崇祯帝“改票”行为述要

在明代政治领域中的“改票”一词，是专指皇帝更改票拟行为的简称，也即在内阁将票拟意见上呈皇帝后，皇帝并未交付宦官进行批红誊抄，而是按照自己的判断与理解，提出与内阁不同的处理意见。在“改票”的形式上，或是皇帝亲自进行，或是交付内阁重新拟旨。在明朝其他时期，皇帝“改票”的举动并不多见，反倒以皇帝出“中旨”被阁臣或科道封还为引人瞩目的政治现象。而到崇祯朝，这一局势发生逆转，内阁票拟屡遭皇帝更改，以致阁臣温体仁有言：“往时抚按逮问，必奉改票而后敢拟。”［1］（卷94，崇祯八年六月壬午条）在统治初年，崇祯帝往往在与阁臣召对面议时，出朝臣奏疏，命阁臣现场票拟，如对票拟不满，便即刻命阁臣改票。如崇祯元年（1628）七月十四日，崇祯帝在召对中出毛羽健奏请“苏驿递”一疏，命阁臣暂退票拟。后李标等将所票毛羽健疏呈览，崇祯帝以票内“抚按司道公务外，俱不许遣白牌”一句，语属含糊，复命改票。［2］（卷3“召对”）同月二十六日的召对，崇祯帝又命阁臣现场票拟科臣韩一良实指周应秋等人贪贿的奏疏。阁臣退下拟好意见后，捧原疏入奏。崇祯帝召韩一良面奏，后“微哂”，援笔书“改”字于票拟上，付阁臣，命其暂退重新拟票，随即又将阁臣召回，叮嘱一番，并再次向阁臣强调：“速改票来。”［2］（卷3“召对”）除了崇祯初年召对过程中的“改票”外，更多时间里，崇祯帝的“改票”往往便是与内阁的不断文移往返。史籍中常有崇祯帝“屡发改票”、“数发改票”的记载。如崇祯八年（1635），吏部上请，在选举南京太常寺卿时当以历俸深浅分南北。文震孟与何吾驺拟旨予以否定，然而遭到四次“改票”，最终仍以部议为准。［3］（卷1《实陈同官面商情事揭》）崇祯九年（1636），刘宗周因纠吏科给事中陈启新而引崇祯帝大怒，“欲重处，次辅钱士升拟严旨进，又发改票。温体仁加严以上。上意反解，亲为改定”［4］（卷上）。崇祯十一年（1638）九月，原太仆寺卿下狱后上疏，声称遭到诬陷，并揭发数人，内阁票拟后，崇祯皇帝“数发改票”，最终又御笔亲批，再次“改票”。［5］（卷6）相较于命阁臣屡次“改票”之举，崇祯帝亲自“改票”，且不下内阁而径直发旨，对阁臣意见完全置若罔闻，表达出皇帝对内阁票拟更为强烈的不满。崇祯十一年，崇祯帝亲自命题，通过廷试方式选拔阁臣，在从中敲定了入阁人选后，为求妥善，又命阁臣再次阅卷。孔贞运和薛国观对于崇祯帝所拟定的人选有所更改，然而“迨命下，阁拟悉不从”［6］（卷253《孔贞运传》）。

崇祯十三年（1640），乞恩举人与廷试贡士一起被崇祯帝留用，物议哗然。特用举人上疏，请援进士例谒文庙行释菜礼，并立石题名。阁臣张四知票拟不允。崇祯帝大怒，将阁臣票拟“尽行抹去”，亦不发改票，御笔直批道：“这所请谒庙立石，俱依议行。”［7］（庚辰特用）崇祯帝“改票”的章奏内容，除了前文所举的关涉人事、铨选问题以外，对于经济方面的章奏，崇祯帝也多加“改票”。崇祯七年（1634），南京工部尚书刘定国铸钱恶滥，阁臣王应熊拟旨庇之［1］（卷93，崇祯七年二月癸酉条），崇祯帝对此御批：“当即处分，改票，钦此。”［3］（卷1《南工部铸钱揭》）崇祯九年四月，武生李琎上疏，请搜括江南富户以资国用，阁臣钱士升分到此票，票拟旨意为“下刑部提问”。崇祯帝否定了票拟意见，命重新“改票”，后改拟为“姑不究”，崇祯帝对此仍表示不满：“改票原欲申饬。”［3］（卷1《看详章奏纠参李璡疏》）崇祯十六年（1643），桐城生员蒋臣议行钞法，阁臣票拟不许，“上不怿，俱发改票”［8］（卷38《户部?宝钞局》），在施行钞法的具体层面，宝钞局提出需要桑穰两百万斤作为造钞原料，按照以往惯例，要到北直隶、山东、河南、浙江等省采买，分遣内官到各地催督。同时，五城御史言钞匠仅有五百人，尚缺二千五百人，提议向畿内八府州县“多方勾解”。内阁拟旨皆不予支持，崇祯帝对内阁的消极态度十分不满，针对采桑穰和征钞匠两事，“发下二本改票”。［8］（卷38《户部?宝钞局》）值得注意的是，崇祯帝命“改票”之章奏，虽然大多涉及朝政大事，但诸多奏疏的细节也成为其不断“改票”的理由。如崇祯六年（1633），总兵曹文诏因追剿农民军阵亡，朝廷加以恤典，其子曹变蛟上谢恩疏。但内阁关于此疏的回复已票拟四次，崇祯帝仍要求“改票”，并将疏中奉恤典的月日与上疏的月日各加一点，阁臣皆不解其故。几日后，温体仁入值，思量良久，终于领悟：“恤典之旨尚新，与谢恩疏日月不相应。”［5］（卷4）因而崇祯帝“改票”之意，乃是要求阁臣票旨诘问。果然曹变蛟乃是提前请人写好谢恩疏，误使谢恩日期早于恤典日期。从以上所举之例可见，崇祯一朝皇帝“改票”之举频繁发生，在形式上或是命阁臣重新拟定票拟意见，或是亲自御笔更改。总结来看，崇祯帝“改票”的直接原因主要有三：一是阁臣票拟中对于政务的处理意见与崇祯帝本人的看法存在分歧，如经济政策的推行与否、对官员处罚的力度把握等方面；二是崇祯帝认为阁臣对于章疏中的问题并未明察，这既可以是弹劾奏疏中的人事纠纷与矛盾，也可以小至例行谢恩疏的日期出入； 三是阁臣票拟中的用语不当或不合上意。黄仁宇从稳定政局的角度来概括明朝皇帝对于票拟的一般态度：“从道理上说，皇帝可以把大学士的票拟全部推翻而自拟批答。但这并不是常见的现象，因为这种做法表示了他对大学士的不信任，后者在众目睽睽之下会被迫辞职。按本朝的传统原则，为了保持政局的稳定，如果没有特殊事故，大学士决不轻易撤调，所以上述情况是必须尽量加以避免的。”［9］但崇祯帝的频繁“改票”则打破了这一传统惯例，与明朝其他时期的皇帝理政相比，崇祯帝“改票”的前提必然是详读奏章和审阅票拟，这便与万历年间奏疏留中及天启年间政事委于宦寺的皇帝怠政局面形成了鲜明对比，崇祯帝勤政的治国状态由此凸显。同时，不论是对票拟意见中小到日期时间，还是大到官员定罪、新政策推行与否的更改，崇祯帝都试图表明其在个人智慧、政治洞察力、判断力上对内阁这一文官辅政群体的全面超越。

二、崇祯朝内阁辅臣对“改票”的态度

崇祯帝“改票”的内容涉及大小事务诸多方面，虽然“数发改票”的行为看似出于中枢决策的谨慎，但更表明皇帝对自我一人之智的自信，而其反复更改，并令阁臣不断揣摩圣意之举，尤其展现出其对内阁的刻意示威。对此，阁臣的态度在将顺皇帝与匡救国事之间徘徊，大致经历了前后不同的演变阶段。

（一）崇祯初年：“将顺”中的“匡救”与政治期待在崇祯朝前期，针对崇祯帝的“改票”，阁臣虽然大多顺承，但阁臣与皇帝之间仍有商议讨论的过程。如针对韩一良揭发官员贪贿的奏疏，阁臣在召对过程中退下票拟，回奏后崇祯帝对票拟不满，令其再“改票”，并向阁臣表明自己的看法，认为韩一良的两篇奏疏存在矛盾之处，前篇奏疏分明是有所指而未言明，后一奏疏则以周应秋等人塞责，再次命阁臣速速“改票”。“阁臣奏曰：‘臣等不知圣意，乞皇上明示，臣等方好拟票。’上曰：‘他本上卿等岂有看不出？’”良久，崇祯帝表明欲将刚刚授予韩一良的右佥都御史一职革去之意，对此刘鸿训表达了强烈的反对意见。一再表明“臣不为皇上惜此一官，但为皇上宝此一言”，“臣等平生迂腐，为皇上惜此一言”。内阁的态度引得崇祯帝大怒，再次催促“改票”，阁臣只得承旨而退。［2］（卷3“召对”）崇祯帝抱怨朝中有人批评其“改票”行为实乃“中旨”之举，辅臣钱龙锡对此说道：“皇上改票，这是留心政务。且如皇上亲笔改了，毕竟发与臣等，臣等写过，然后进呈发下，这都是皇上圣明处分。臣等每对外廷说知，无不仰皇上圣明。”［2］（卷4“召对”）钱龙锡之语虽不乏奉承之意，但其与刘鸿训对崇祯帝“改票”的力争一样，至少表明崇祯初年的阁臣，对于崇祯帝的“改票”并未如黄仁宇所言的敏感而愤然离阁。与刘鸿训的力争不同，钱龙锡在顺承的同时循循善诱，其“如皇上亲笔改了，毕竟发与臣等，臣等写过，然后进呈发下”之语，既替崇祯帝消除了“中旨”的指责，同时也是对其的提醒与引导——即便皇帝亲自“改票”，亦不可不发与内阁。这既是“改票”程序上的要求，也是在崇祯帝惯于“改票”的情况下，内阁试图制约皇权肆意表达的一种微弱努力。崇祯朝前期的内阁中，阁臣刘鸿训、李标、钱龙锡等人实心辅政。崇祯帝的“改票”即便是对内阁的有意示威，但亦表明其对政务的留心，内阁诸人对神宗、熹宗怠政时期所致的朝政混乱心有余悸，因此崇祯帝的强势“改票”虽然对阁体有损，但阁臣仍对君明臣良的政治局面充满期待。崇祯初年，阁臣对于“改票”的反应虽时有与皇帝的论争或是隐晦的提醒，但不可否认，其态度仍以将顺为主。时人对此表达了隐忧，早在崇祯二年（1629），太常寺卿吕维祺便上疏言：“惟是阁臣票拟，或有不当圣心者，改票径批，谁曰非？然第就中，亦有当执奏者，明主可与忠言，将顺可忘匡救，此微之当防者。”［2］（卷14上“起用”）吕维祺委婉指出，崇祯帝的“改票”并非全然正确，而阁臣却采取将顺多而执奏少的态度，则难以避免决策的失误。虽表面上是对阁臣的指责，但更是对崇祯帝频繁“改票”，及其“改票”后不容阁臣质疑之举的批评。

（二）阁臣态度的分水岭：崇祯九年钱士升“改票”事件崇祯九年阁臣钱士升被勒令“改票”，这一事件更放大了内阁“将顺”皇帝与“匡救”国事之间的矛盾性，同时也凸显了“改票”过程中是非标准的模糊性，更成为了崇祯朝前后期阁臣对于“改票”态度的分水岭。崇祯九年四月，武生李琎上疏，请搜括江南富户以资国用，阁臣钱士升分到此票，票拟旨意为“下刑部提问”。崇祯帝否定了票拟意见，命重新“改票”。钱士升与首辅温体仁商议再次拟票，改拟为“姑不究”。虽已“改票”，但钱士升仍以个人名义上疏坚持前议：“乃臣原票，实出血悃，有不敢不为圣主忠言者。”复为崇祯帝剖白辨析，认为李琎此言乃是“乱本”，不得不严加防范，并当深以为戒。疏上，崇祯帝责其沽名，钱士升以此去位。此次“改票”事件涉及三个不同层面的出发点：皇帝的个人意志，作为整体的内阁利益，以及辅臣个人的意见主张。崇祯帝命“改票”的意见为：“改票，内钤抄录前谕通政之旨。”皇帝的个人意志并未明确表达，“改票”到何种程度，需要内阁自行把握。钱士升得到处理意见后，便与温体仁揣摩崇祯帝之意，以确保重新拟定对武生李琎的处罚程度能够符合圣意。钱士升在文集中忆及此事：“余谓首揆曰：‘圣意得无‘申饬’乎？’首揆云：‘上方欲通言路，以所拟太重。’故尔，遂改拟‘姑不究’。”［3］（卷1《看详章奏纠参李璡疏》）可见，钱士升意识到崇祯帝拟轻判李琎的意图，但在“申饬”或是“姑不究”之间犹豫不决，最后听从了温体仁的意见改为“姑不究”。作为整体性的内阁辅政机构，钱、温两人在拟旨上极力做到配合崇祯帝的意图，以至揣摩不决。事件本身理应如何处理，并未在内阁考虑的范围内。而崇祯帝似以此来考验阁臣领会旨意之能力，在内阁“改票”为“姑不究”李琎后，方明确表达己意：“改票原欲申饬。”作为辅臣个体的钱士升，在“改票”之命下后，即刻与首辅商议，更改前次处理意见。然而此后他又以个人身份再次上疏，认为“此乱本也，职在代言，当以去就争之”。在处理意见上，仍是对原票拟的坚持，“臣叨陪心膂，似不必有言，且又不宜独言。但此事关系治乱不小，而看详分属臣手，故不敢不尽其愚，以犯后言之戒”［3］（卷1《看详章奏纠参李璡疏》）。这实际上也就否定了皇帝所要求“改票”的必要性。遵从皇帝意志，维护内阁利益，与坚持个人主张之间的矛盾，在钱士升意见的反复变化中得以呈现。可见，内阁作为一个整体，对待崇祯帝的“改票”已然毫不迟疑地持将顺的态度，而作为个体的阁臣钱士升，却仍试图在将顺与匡救之间实现平衡。钱氏以个人名义上疏坚持原票，虽是一片忧国之心，但却将崇祯帝置于十分尴尬的情势中，因为钱氏之举无疑将一直以来内阁对待“改票”的真实态度完全揭露：内阁对“改票”的应承，并不是出于对皇帝决策和智慧的认可，而是皇权不分是非的高压与皇帝自以为是的坚持所致。崇祯帝的愤怒、钱氏的致仕便都是情理中事。更重要的是，钱士升因争国事而去，宣告阁臣对“改票”的理性制约的失败，也表明阁臣匡救国事的努力破灭，此后大多数阁臣的选择唯有将顺一途。

（三）崇祯中后期：逢迎、利用与引导在钱士升因“改票”而致仕后，以温体仁为代表的阁臣对“改票”的逢迎与利用成为崇祯朝后期内阁态度的主流。在钱士升未致仕时，同在阁中的温体仁便对于崇祯帝的“改票”不仅一味顺承，更利用崇祯帝的“改票”心理固位荣宠，打击异己。例如工科都给事中许誉卿被吏部尚书谢陞弹劾，阁臣温体仁因屡遭许誉卿弹劾，欲借此将其逐去，票拟意见故意写为：“（许誉卿）大干法纪，着降级调用。”［5］（卷4）温体仁深知，已写明是“大干法纪”之罪，便不可能仅仅是降级的处分：“体仁拟以贬谪，度帝欲重拟，必发改。”［6］（卷251《文震孟传》）次日，崇祯帝果然将票拟意见中的“降级调用”改为“削籍为民”［5］（卷4）。此举正是《明史》所谓：“欲排陷，故为宽假，中上所忌，激使自怒。帝往往为之移。”［6］（卷308《温体仁传》)）除了利用“改票”来打击政敌外，温体仁还以此作为固结君心的手段：“有诋其（温体仁）窥帝意旨者，体仁言：‘臣票拟多未中窾要，每经御笔批改，颂服将顺不暇，讵能窥上旨？’帝以为朴忠，愈亲信之。”［6］（卷308《温体仁传》）温体仁的辩白之语充满讽刺吊诡，以票拟屡屡被改的事实向崇祯帝表明自己绝无窥探圣心之意，使崇祯帝愈发相信其质朴忠诚，而这一举动正是众人所指责的“窥帝意旨”之极致表现。后世再回顾温体仁等之于崇祯帝为政的影响，则不仅限于其在阁之时“以残刻”辅君主的作为，更有对后继阁臣的影响：“（薛）国观得志，一踵体仁所为，导帝以深刻。”［6］（卷253《薛国观传》）四库馆臣以“导”之一字概括出温体仁及其后的阁臣，在对崇祯帝“改票”的顺承基础上对其性格的把握与利用。这一评价并非个例，早在崇祯当朝之时，时任御史的吴履中亦用了“引之”一词来评价温体仁与杨嗣昌：“（皇上）如治尚严明也，（温、杨）而引之于苛刻；刑欲当罪也，而引之以从重。”［10］（卷15《两辅酿乱》）可见其评价思路的一致性。当然，阁臣对于崇祯帝的逢迎，对其苛刻、猜忌等性格缺陷的进一步引导，并非仅仅通过“改票”一事，而“改票”却是阁臣得以借力的重要平台。崇祯帝的“改票”行为贯穿整个崇祯十七年，内阁对“改票”的态度，最初或是据理力争或是循循善诱，力图在将顺皇帝与匡救国事之间寻求平衡；崇祯九年钱士升因“改票”意见与个人意见不同，被皇帝责以“沽名邀誉”而致仕，宣告内阁在“改票”过程中试图匡救国事的努力失败；此后以阁臣温体仁为代表，对崇祯帝的“改票”一意逢迎，并借助“改票”实现个人目的。崇祯十六年，阁臣蒋德璟反对造钞过程中遣内官到各地催督桑穰和向畿内八府州县勾解钞匠之举，崇祯帝不满，皆命“改票”，“同官俱不敢争，（蒋德璟）因独具揭言”［11］（卷7《蒋阁学传》），坚持不另拟旨，最终崇祯帝妥协，于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初二日传旨暂停征收桑穰和募集钞匠。这既是内阁理性对抗崇祯帝“改票”的一次胜利，亦成为绝响。通过对崇祯帝和阁臣两方面的考察，可以概括出崇祯朝的“改票”现象有三个特征：第一，相对于明朝其他时期，崇祯帝“改票”的频率更高，涉及的政务范围更广，既有关于人事铨选和国计民生之事，也有阁臣难以察觉的细微末节；第二，崇祯帝的“改票”具有单向性，也即“改票”的文移往返过程中，君臣之间就国事相互商议的色彩淡化，是崇祯帝单方面对票拟的更改或否定；第三，在“改票”过程中是非判断标准具有模糊性，如崇祯帝欲重处刘宗周，因钱士升票拟较轻而要求改票，而“温体仁加严以上，上意反解，亲为改定”，可见改票与否、改票到何种程度，往往凭崇祯帝一己好恶裁定。

三、“改票”对于明末国家行政和权力格局的影响

章奏处理作为关涉国事定夺、权力予取等问题的根本性工作，其意见主导者和处理模式直接影响着朝中的政治运行和权力格局。明代以内阁票拟、司礼监代皇帝批红为基本理政模式，崇祯帝的“改票”成为其中增加的一项环节，且往往历时日久，反复数次，虽然“改票”行为本身符合中枢决策程序，但对朝中政治运行造成了负面影响，也改变了中枢决策过程中内阁和宦官的力量对比。

（一）决策效率与政令威信的降低在关涉朝中重大事务的决策上，君臣之间的反复商定自是出于避免决策失误的谨慎考虑，而纵观崇祯帝“数发改票”、“屡发改票”之事，往往是文官之间的相互弹劾与人事纠葛，甚者更有奏疏日期不妥之事。君臣之间少有商榷，崇祯帝亦往往不予明示，内阁只凭对圣意的揣摩进行票拟，与皇帝之间不断文移往返，而中枢决策迟迟没有定论，这极大降低了中央对政务的处理效率，拖延了政令的施行。而且崇祯帝看似对朝臣之间攻击挞伐背后的立场和党争明察，因而屡屡“改票”以示戒备，但这一行为并非制止朝臣争斗的明智之举，反而使皇帝与内阁都陷入了党争泥潭，加剧了明朝中央政治体系中的内耗。同时，从前文的论述可以看出，崇祯帝对票拟的更改几乎无明确的标准，内阁亦少有自己的坚持。正如陈龙正所言：“若随发随改，至于再三。谓原拟者非耶，岂其始有未竭之心？谓原拟者是耶，继何以不坚其信？”［8］（卷24《内阁?纶扉药石》）陈龙正之语颇有意味，虽然质问的是内阁，究竟是“始有未竭之心”还是继以“不坚其信”？但“随发随改，至于再三”之举则出自崇祯帝本人。因而崇祯帝的频繁“改票”不仅否定了内阁意见，也显露出其自我意见的不断摇摆，决策过程中缺乏判定标准的反复拖沓，无疑降低了由此形成的政令之效力和威信。

（二）对内阁辅弼职能的消解内阁代替皇帝预先拟定大小事务的处理意见，皇帝基于自身对政务的理解、经验与判断，提出与内阁不同的看法，这既内含在“三杨”设计票拟的初衷之中，也更是皇帝的最终决策权之体现，因而“改票”行为本身是符合中枢决策程序的。然而，崇祯帝的“改票”对内阁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其原因在于崇祯帝的“改票”行为是其单方面要求更改票拟，往往以否定内阁处理意见为指向，并非是君臣之间的相互商榷。同时，这一行为还缺乏明确的是非判断标准，更多融入了皇帝的个人意志与主观色彩。在废相后内阁权力无制度性保障的前提下，票拟成为内阁最重要的职权，是其实现自身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基本途径。正如天启年间朱国桢言：“想正统初年，勒定张太皇太后所云，凡事听先生主张者，世世守之，阁臣惟此一柄可以着力。即神宗在位久，事多独断留中，亦未尝不依票改批。”［12］（《资德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谥忠宪景逸高公墓志铭》）内阁辅臣对于朝中政务的处理，实唯票拟“一柄可以着力”，内阁这一机构和阁臣威信之根基，即从皇帝认可票拟并将票拟誊为批红的过程中得以实现。对内阁意见的尊重，代表着对其存在意义和辅弼价值的肯定。阁臣钱士升在致仕后，回顾当年阁臣将票拟上呈后的心态，情貌毕现：“当国者亦鞠躬竭虑，以称上指。凡题请奏报，以及钱谷刑名之靡碎龂龂，无稍纵舍取，旨辄下辄喜色。即不当，驳改至耳，则惶怖请罪。”［3］（卷2《纶扉奏草自序》）内阁的辅政原是为弥补皇帝个人精力和才智的不足，阁臣理应基于是非准则、政治经验和帝制政治下的普世价值，提出最有利于统治秩序的处理意见或解决方案。而崇祯年间的阁臣则仅以不被“改票”为能事，如崇祯九年钱士升被命“改票”之时，钱氏与温体仁反复揣摩圣心之举，则完全违背了内阁创设的初衷，无法对皇帝的专制和独断进行理性的调节。崇祯帝的“改票”既在客观上降低了内阁辅弼建言的有效性，也在主观上消解着阁臣群体的辅政热情。

（三）皇权授意与依赖下的宦官参政崇祯初年，阁臣刘鸿训对于崇祯帝屡屡“改票”之举公开表示不满，称“票拟何以改为？真是冲主！”［7］（刘鸿训）原本颇受信任的他由此顿失帝心。对于刘鸿训的举动，史惇认为其缺乏政治策略，批评道：“先帝尔时虚怀图治，倾心政府，而鸿训语言犹当上心，极易为力……而乃以不经三思，一语致先帝有薄待大臣之心，启任用内臣之渐。”［7］（刘鸿训）事君之道，实需策略，尤其阁臣身处纶扉重地，其言行直接影响到君主对于整个内阁乃至文官体系的看法。史惇认为，正是刘鸿训对“改票”的不满和对崇祯帝的批评，致使整个文官群体受到牵连，崇祯帝所倚重的力量开始向宦官转移。史惇称“一语致先帝有薄待大臣之心，启任用内臣之渐”，不免有夸大之嫌，事实上崇祯帝对于宦官群体的情感倾向久已有之，并非仅因刘鸿训批评“改票”一事而开始产生。①但崇祯帝惯于“改票”之举，确实为宦官参政提供了空间，也在客观上促使崇祯帝依赖的力量向宦官倾斜。由于崇祯帝对政务的处理模式多是召对面议，部院台省的章疏经阁臣票拟者，崇祯帝也多亲自“改票”，因此司礼监的批红权并未如天启年间滥用乃至假借皇权“矫诏”。但在崇祯帝“改票”的过程中，司礼监宦官却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上好文墨，初读史，司礼监内臣多阅史。后多延师，习时艺，兼务博综。司礼秉笔六人，名下各有六人，六部、两直、十三省各有专司，故阁部台省讹舛，靡不订正者。”［13］（卷上《崇祯》）崇祯帝惯于“改票”，以示恩威自出，明察细审，其之所以能够做到如此，与司礼监的从旁辅佐密不可分。崇祯帝为了保证司礼监辅佐其“改票”的有效性，对于宦官选拔和考核的重视程度甚至超过阁臣。学界广泛注意到，崇祯帝曾以测试的方式考察官员的入阁资格，事实上其对内臣的选用亦取此方式。《酌中志》载：“凡御前面考随堂、秉笔，自崇祯元年冬。”［14］（卷16《内府衙门职掌》）时崇祯帝亲自拟定测试题目为“事君能致其身”，从题目来看，其对宦官的角色期待已与士大夫无异。崇祯帝亲测阁臣或是偶尔为之，而其亲测内臣的方式则从崇祯元年一直持续到崇祯十二年。［14］（卷16《内府衙门职掌》）在政务处理上，内阁、司礼监皆是皇帝的辅佐，原本司礼监仅负责誊抄工作，内阁才是拟定处理意见的主要机构。但由于明代中期以来内书堂教育的不断发展，宦官的知识水平大幅提高，加之崇祯帝本人在外廷官员前注重强调君主权威和个人判断，其所倚信的力量自然偏向了内廷，而此时的内阁却是“多假手深年中书，浅学庸流，葫芦依样，一命改票，模揣周张，故为上所轻”［13］（卷上《崇祯》）。因此崇祯帝“改票”的政治影响不仅是对士大夫群体的质疑与疏离，更为宦官的进一步参政提供了空间，使得宦官成为崇祯帝将皇帝权威凌驾文官群体之上的重要助力。

四、“改票”背后的君臣矛盾与明运终结

内阁虽以强化皇权之动机出现，然而阁臣从儒家士大夫的民本观念出发，对皇帝决策的参酌、对皇帝个人行为的约束，便与辅君之职相伴而生。因此，内阁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可以看作是明初皇权大张、宰相制废除的背景下，士大夫政治于低迷之下的一种有限度复兴。在此基础上，以“三杨”、李贤等为代表的阁臣逐渐担当起了士大夫政治的最高代言人之任。因此明朝虽然废除了宰相制度，但传统的君“相”矛盾转换为皇帝与内阁之间的博弈形态继续存在，这也体现着帝制政治体系下皇权政治与士大夫政治之间的固有张力。明代的君主对于皇权的表达方式不尽一致。明代中期以降，以嘉靖皇帝“密疏”理政和万历皇帝奏疏“留中”为典型，然而崇祯帝的“改票”对皇权的强化和对内阁的打压则更为凸显。嘉靖皇帝的“密疏”理政，是在士大夫中选择特定的人选给予其与皇帝密疏商议国事的特权，而崇祯帝的“改票”则带有完全排斥以内阁为首的士大夫辅佐的意味，转而信任并依赖宦官；嘉靖皇帝通过“大礼议”使阁权紧紧依附于皇权，但同时也塑造了内阁在文官系统中的权势，内阁可以成为皇权的代言势压六部，而在崇祯朝，失去了皇帝信任的内阁，也失去了在官僚群体中的威望，内阁首辅周延儒甚至遭到宦官的弹劾，阁体尽失。万历朝中后期，明神宗的奏疏“留中”行为，使得内阁职能无从发挥，首辅无票可拟，以致叶向高哀叹道：“安得票一疏，全我体乎？”［15］（智集《分票》）但“留中”行为实际上是皇权对内阁的消极应对，神宗不理朝政的行为无疑激发了舆论的大规模批判，虽然使得内阁遭到打压，但亦将阁臣推向士大夫阵营，皇权本身也陷入了孤立境地。与之相比，崇祯帝的“改票”是皇权对于内阁的主动打击。崇祯帝的“改票”行为既频繁，又无明确是非标准，然而在程序上的无可厚非使得舆论对其“改票”的批判声音明显微弱。在为数不多的批判意见中，陈龙正委婉地对皇帝“改票”的必要性提出了质疑：“皇上孜孜求治，无问巨细，概期精详，所以一再发改者，不过欲事理得平晓，然见其斟酌裁处之故，原非必尽更初拟，始可允惬圣怀。”［8］（卷24《内阁?纶扉药石》）陈龙正用“尽更初拟”来概括崇祯帝的“改票”行为，用“允惬圣怀”来形容改票后的皇帝心态。可见“改票”行为中体现出的皇权对内阁的刻意打压意味最为强烈，不论是皇帝的恩威莫测还是阁臣的揣摩迎合，都在着意引导着阁臣对皇权的依附。明朝内阁票拟、司礼监批红的政务处理模式，自英宗正统年间施行以来相沿不衰。在这一模式中，皇帝对章奏和对票拟的关注及更改，正蕴含在制度设计的初衷内。

然而，在明朝政治文化演进的过程中，士大夫的君臣共治和限制皇权的观念逐渐凸显，因而皇帝频繁的“改票”行为并不被认为是有益于朝政的体现，反而更多带有权力争夺的意味。在实际的政治运行过程中，票拟屡屡被改之事也原非内阁辅政之常态，“改票”乃是自天启年间魏忠贤擅权而大兴，“凡蒲州（韩爌）原拟，改之至尽”［12］（《资德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谥忠宪景逸高公墓志铭》）。魏氏借皇权之势而屡改票拟，阁臣无所作为，或去国还乡，或沦为傀儡。崇祯帝即位清除了阉党，而惯于“改票”之事则延续下来。崇祯朝对天启政治的延续，除了“改票”的习惯，还有“分票”的惯例，天启四年（1624），“（魏）广微欲擅柄，谋之忠贤，令众辅分任，政权始分，后遂沿为故事”［6］（卷306《顾秉谦传》）。魏广微及阉党为争夺首辅票拟之权，将此前阁臣的“同寅恭协”共同商议票拟，改为了阁臣之间不相与闻的各自票拟，当时的首辅韩爌便由此事卸任。由此可见，不论是“改票”还是“分票”，都是在宦官魏忠贤擅权时期政治运行的非常态背景下出现。而魏忠贤及其党羽为打击异己而施行的政策，却被崇祯皇延续下来，成为打压内阁以及士大夫政治的现成模板。虽然崇祯帝的“改票”作为其勤政的体现，有别于万历朝后期奏疏留中及天启年间政事委于宦寺的皇帝怠政局面，但“改票”的频繁及其更改标准的模糊性，使得崇祯朝政治运行中充满皇帝的个人意志与主观色彩，阁臣的逢迎与将顺，更使得中枢决策缺乏理性的调节。崇祯朝皇权的强势达到晚明以来的高峰，“改票”只是崇祯帝打压内阁的诸多举措之一，然而“改票”之举却清晰凸显出，崇祯帝在强化皇权的同时，也牺牲了内阁对其的建言与辅弼。“票拟虽阁臣事，主意是朕独断。”［2］（卷3“召对”）崇祯帝在皇权与内阁之间的斗争中取得了更大的胜利，他在表面上大幅清除了文官系统对于其决策的干预和对其权力的限制，而缺少士大夫辅佐与制约的皇帝统治却也终难以为继。在明朝最后关头，在是否南迁、是否调山海关兵勤王问题上，当崇祯帝犹豫不决时，内阁辅臣陈演、魏藻德皆不肯明确表态，陈演直言“无故弃地三百里，臣等不敢任其咎”［11］（卷16），明末的士大夫政治已然消解，而皇权政治的强化亦是徒然，最终与士大夫政治一起走向灭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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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朱国桢：《朱文肃公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366册.

［13］李清：《三垣笔记》，北京：中华书局，2008.

［14］刘若愚：《酌中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15］谈迁：《枣林杂俎》，北京：中华书局，2006.

作者：李文玉 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