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经济学者对于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性格特征等方面的比较

西方经济学者在介绍和研究马克思经济学②的时候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他们将研究的注意力集中于马克思本人的经济思想之上，并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界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传统，“在每一部经济思想史著作中都给予马克思一席领地并为他专设一章”［3］246。而对于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通常是在研究马克思的经济思想时，由于恩格斯是研究马克思经济思想所“不可绕开(unvoidable)的伟大探险者”［2］129－130，而必然涉及到的对恩格斯的研究。虽然如此，但是，在西方经济学者的这些研究中，还是存在着大量的涉及到对马克思恩格斯之间关系的介绍。那么，西方经济学者是如何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个人及其关系的呢?用海尔布罗纳的话来说:“这是两个怎样的人”［2］129－130呢?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的“卡尔•马克思传略”中说:“当大学教授的职业由于马克思的与世不合的本性和激进的思想而成为不可能时，他便转入新闻界。他所编辑的每一种激进的报纸都遭到了破产或普鲁士的查封。后来他流亡到巴黎和布鲁塞尔，最后流亡到伦敦。他的贵族出身的童年时的情人，燕妮•冯•威斯特华伦，作为他的妻子和伴侣，和他苦乐与共地站在一起。……恩格斯是马克思终生的合作者和资助者。”［1］309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经济学教授雅尼斯•瓦卢法克斯(YanisVaroufakis)在其《经济学的邀请》一书中的“学者气节与经济理论”这一小标题下说:“李嘉图自己就是一个地主，但他在议会下院(这个席位是他买来的)中极力反对使他自己受益匪浅的政策。……另外一个与李嘉图情况很类似的思想家是马克思一生的好友和合作伙伴———恩格斯(1820－1895)。尽管恩格斯出生在一个优越的资本家家庭，但他一生都在为工人阶级获得拥有工厂的权力而战斗。”［4］22就是这样的两个人，他们“帮助我们开阔了眼界”［5］362。也就是对于这样的两个人，海尔布罗纳在他所撰写的《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一书中，进行了有趣的研究。海尔布罗纳在该书中，不仅将马克思恩格斯称为“是很有趣的、并且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人物”［2］129－130。更为有意思的是，海尔布罗纳还从人物的外表、性格特征、家庭等方面，将马克思与恩格斯进行了一个全面、立体式的比较。

首先，从人物外表和生活习惯上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在仪表和生活习惯上“彼此大不相同的”［2］129－130。海尔布罗纳说:“马克思看上去像个革命者。他皮肤黝黑，双眼深陷，炯炯发光，他的孩子们把他叫做摩尔人。他身材粗壮、结实，须发蓬松，说起话来有些咄咄逼人。他不是爱整洁的人，屋子里到处都是纸张，文件，堆得乱七八糟，满是灰尘，马克思本人即安身于此中，他穿得很邋遢，不断地抽烟，在刺痛眼睛的烟雾中踱来踱去。”而恩格斯则不同:“恩格斯作为他所鄙视的资产阶级的一个成员，是当之无愧的，高高的个子，长得很漂亮，举止彬彬有礼，看上去像个喜欢走马击剑的人物。”

其次，从人物的性格特征上来看。马克思恩格斯“个性也截然相反”［2］129－130。海尔布罗纳说:“恩格斯是个机警而轻松愉快的人，赋性灵敏。”而马克思“却凝重得多。他是个出类拔萃的德国学者，是个细致的、慢工出细活的、肯下苦功的、甚至抱病的求全责备者”。正是这一性格特征上的差异，使得马克思与恩格斯表现出一些不同的风格特征。例如“恩格斯写文章时，不消片刻，一挥而就;马克思只是为生前不及完篇而发愁。恩格斯只是为阿拉伯语中4000个动词的根感到困扰;而马克思经过20年的实践，说起英语来还是结结巴巴。”不仅如此，海尔布罗纳还提出了一个他认为能够反映恩格斯性格特征的趣事，海尔布罗纳说:“有一点说起来很有趣，他虽然倾心于无产阶级，却花了许多时间，深情地(但是枉然地)试图证明他的出身于工人阶级的夫人，玛丽•伯恩斯(后来她死后，她的妹子利齐)，实际是一位苏格兰诗人的后裔。”虽然如此，海尔布罗纳指出:“尽管与恩格斯相形之下，他是(马克思———引者注)比较迟钝的”，但是，“他却是两者之中智能较大的一个，恩格斯所提供的是题材中的广度和闯劲，而马克思所提供的是题材中的深度。”

最后，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家庭背景及其影响来看。海尔布罗纳说:“恩格斯的父亲是个虔诚的加尔文派教徒，气量褊狭，是莱茵兰的一个制造商。当弗里德里希还是个青年时……恩格斯恭顺地依从了他的父亲，致力于经商。”“后来他到船厂去工作，但是他敏锐的眼光所注意的，不仅是雕金镂翠的头等舱室，还同样注意到人们‘挤在一起像街上铺路石一样’的下等客舱。”“以后他转到曼彻斯特，去加入他父亲所经营的纺织工业。在他看来，曼彻斯特就像不来梅的船厂一样，有它光辉外表的一面，也有它的黑暗面。在华丽的大街上，商店鳞次栉比，而围绕着城市的郊区，则满是悦目的城郊小屋。但是还有个次等曼彻斯特。它隐藏在头等的后面，经过苦心设计，使厂主在往返于他们办公室的途中决不会看到它。聚集在这个地区的一些人，在污秽和了无生气的环境中，长时借吸毒以麻醉自己，赖以寻觅片时的自慰，就这样过着绝望和残酷无情的生活，把时光消磨过去。”［2］129－130英国经济学家埃里克•罗尔(EricRoll)也补充说:“恩格斯出身于莱茵地区的一个老的资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个纺织厂的厂主，恩格斯自己也投身于家传的企业一一设在英国曼彻斯特的厄曼一恩格斯棉纺企业公司。”［3］247－248马克思则与恩格斯不同，海尔布罗纳说:马克思“他出身于一个自由主义的、甚至有些激进的家庭。他1818年出生于德国特里尔，是海因里希•马克思的次子，属于富裕的犹太家族，这个家族不久即信从基督教，所以海因里希作为一个律师时所受到的约束较少。海因里希是个受到尊敬的人，被委任为司法顾问，只有有声望的律师，才会获得这种光荣的地位，但他曾参加非法的俱乐部宴会，在这类宴会中是要向共和政体的德国举杯祝贺的，他还用伏尔泰、洛克和狄德罗的作品来教养他的小儿子。”［2］129－130总之，在以海尔布罗纳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者看来，无论是从个人之间的生活习惯、性格特征等方面来看，还是从两个人出生的家庭背景等方面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之间是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界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JosephAloisSchumpeter)，在他的遗作《经济分析史》这本在西方被公认为最具权威性经济思想史著作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都是“十足的资产阶级环境的产物”，“十足的资产阶级教育的产物”［6］15－16脚注①，都是资本主义最“优秀的学生”［7］3－4。由此，我们可以逻辑地得出这样的研究结论，即在西方经济学者看来，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虽然无论是在家庭背景、性格和习惯特征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是，这一差异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合作和伟大的友谊的形成。而且，在西方经济学者看来，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这些差异是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与恩格斯经济思想之间的关系，揭示恩格斯在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地位和贡献，从而正确研究和理解马克思经济思想的重要前提条件。

二、西方经济学者对于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关系的评价

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共同的理想和信念的支持下，不仅将各自的聪明才能、毕生的生命交给了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而且，正是在这一过程之中，结下了深厚的、人类历史上传奇式的友谊。西方经济学者是如何看待和评价他们之间的这一友谊呢?一般而言，现代西方经济学文献在介绍马克思生平活动时，尽管在形式、篇幅和侧重点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或者说不同。但是，有一点却是完全一致的，这就是对于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伟大友谊给予了高度的正面性评价。

第一，从西方经济学者对恩格斯与马克思之间的友谊的总体评价来看。一般而言，西方经济学者对于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友谊是持肯定的看法和态度的，并给予了积极的肯定性评价。萨缪尔森在评论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友谊时指出，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友谊是“在一切科学和革命的编年史中，不可能有比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之间还要更加不平凡的友谊”［1］309。美国经济学家亨利•威廉•斯皮格尔(HenryWilliamSpiegel)《经济思想的成长》一书中，评论说:“他(马克思———引者注)与一个富裕的德国织造商的儿子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相识，并与他结下了毕生的友谊。”［8］395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克•布劳格(MarkBlaug)也在其《凯恩斯以前100位杰出的经济学家》一书中说:“他(马克思———引者注)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位富裕的并在曼彻斯特有业务的德国棉织厂家的儿子，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俩几乎一见面就开始了合作。”［9］138

第二，从西方经济学者对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巴黎的历史性会见的评价来看。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在伟大的浪漫之都———巴黎，进行了历史性的会见。对此，海尔布罗纳评论说:“他们在巴黎第二次碰头，从此就开始了他们之间一生的协作。”罗尔说:“普鲁士政府的迫害超越过了德国的围境，终于把马克思从巴黎赶走。1845年初，他迁移到布鲁塞尔。在这以前，发生了两件重要而相互有关联的事件。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感到了兴趣(表现出他的哲学前提许多痕迹的第一本经济巨著近来才被发现)，他结识了注定成为他的终身好友和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3］246熊彼特则直接地指出，说“在那里他遇到了恩格斯，也遇到了经济学(这他在以前只接触到边缘)，在那里他使自己明确地站到了社会主义者的立场上。”［6］15－16脚注①最有意思的是“经济学教育基金会”(FoundationforEconomicEducation)主席和美国最重要的投资和经济刊物之一———《预测和策略》的主编马克•斯考森(MarkSkousen)在其《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一书中介绍马克思经济学时，就直接用了这样一个小标题———“马克思结识了恩格斯然后改变了历史”，并在这一标题之下来介绍马克思恩格斯。

第三，从西方经济学者对于恩格斯在经济上给予马克思资助问题的评价来看。我们知道，恩格斯在其一生之中，给予马克思及其家人以无私的帮助。然而，这个问题现在却成了一个恼人的敏感的问题。一些学者拿此说事，并制造出种种的谬论。那么，西方经济学者是如何看待和分析这一问题的呢?西方经济学者虽然在具体的表述和用词上有一定的差异。但是，他们也是同样持肯定的、积极态度，并给予了肯定性的、正面的评价。例如海尔布罗纳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非凡的志同道合者、赡养者、同胞和同事”。萨缪尔森说:“这位一无所有的激进的学者(马克思———引者注)之所以在生活上没有吃到更多的苦头，完全是由于他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友谊。恩格斯是马克思终生的合作者和资助者。”［1］309萨缪尔森还在他和威廉•诺德豪斯共同出版的《经济学》(第12版)中依然坚持了这一认识，并表达了同样的思想①。

第四，从西方经济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之间关系的具体比较(比喻)来看。西方经济学者不仅从正面评价了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关系，尤其有趣的是，他们还从自己的研究和认识的视角对于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喻性的说明。熊彼特在他的遗作《经济分析史》中，虽然一再强调说:“我愿意指出，我丝毫无意去对他这个人加以‘品评’，对于他的朋友和忠实的同盟者恩格斯也是如此。”［6］14－16但是，他还是将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关系具体地比喻成所谓的“主人和仆人”之间的关系②。熊彼特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在1869年以前，在相当成功的企业生涯中点缀了一些革命活动，这一年他从企业退休，以便用他的后半生贡献给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事业。马克思死后，他变成了马克思遗著的护理人，此外，他还有几分像德国社会的圣人和元老政治家(因此成为年轻一代的攻击目标)。他的忘我的忠诚不得不令我们表示崇高的敬意。他自始至终一心只想做马克思这位上帝的忠实仆人和代言人。”［6］15－16脚注①海尔布罗纳借助宗教中的人物关系，有趣地说:“如果我们按照崇拜的人数来判断，把马克思看作一个宗教领袖时，就必须把他与基督或穆罕默德并列，而恩格斯这就成为圣保罗或约翰之流。一些学者们在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学院里，以崇拜偶像的态度吟诵这两个人的著作，他们却嘲笑反宗教的博物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俄国已被宣告为圣徒，而他们在世界的许多地区却仍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2］129－130米克(Meek)则将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魁奈(1694—1774年)与魁奈经济思想最忠实的信奉者、诠释者和传播者米波拉(1715－1789年)之间的关系比作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关系，说:“正如马克思有恩格斯一样，魁奈……有米波拉。”［10］513－514彼得•格罗奈维根(PeterGroenewegen)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如果要将米波拉与魁奈之间的关系比作为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关系，“除非把恩格斯的作用降至普及者和传播者的作用，否则这个类比就是不恰当的”［10］513－514。显然，他的这个意见是正确的。

总之，西方经济学者对于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友谊，是从积极的、肯定的方面来看待和评价的，他们将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一种“志同道合”式的“同胞和同事”，并大加肯定和赞美。把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友谊看做是人类“一切科学和革命的编年史中”的“不平凡的友谊”。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西方经济学者看来，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单纯的、革命的、“志同道合”式的合作关系，而且是人类历史上的传奇友谊。也就是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友谊之中，不存在着谁利用谁、谁欺骗谁等等问题，存在的只有伟大的无私精神。

三、西方经济学者对恩格斯在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评价

西方经济学者在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的时候，不仅没有绕开恩格斯，而且还对恩格斯在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地位进行了研究和评价。也正是在这一研究中，西方经济学者更进一步地揭示了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关系。

第一，恩格斯不仅是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的、有才华的学者，而且恩格斯的著作是马克思经济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经济学者认为，不仅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乃至在整个知识界，“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就是一丝不苟的经济史学者。”［8］400－401因为，“在他们的影响之下，这个领域扩展为社会史，它对围绕人的生活的社会条件给予了特别的注意。他们属于最早借助于新的、丰富的信息资源工具书蓝皮书即政府文献，包括工厂视察员、济贫法当局、政府信访部门的报告以及关于社会和经济条件的相关信息来做这项工作的人。”［8］400－401一些西方经济学者还特别对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以及在整个知识界中的地位进行了评论。例如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有针对性地指出:“以他自己的成就和才华而论，恩格斯是一个重要的知识界的人物”，并告诫读者“我们决不能根据他对自己的谦虚评价去看待他”［1］309。“而当他写道:‘马克思是一个天才，……我们这些人顶多不过是有些才能’时，我们决不能根据他对自己的谦虚待评价去看待他。然而，这种对马克思的谦虚态度无疑地使他与那个好斗的难以相处的人都终身友谊成为可能。”［1］309熊彼特也说，对于恩格斯，“不应当使得我们把这样一个人看低了，这个人的名字是完全有资格享受它在德国社会主义的历史中所据有的那种光荣地位的”［6］15－16脚注①。海尔布罗纳说，恩格斯“是很有趣的、并且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人物”［2］129－130。恩格斯的著作是马克思经济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加雷思•斯特德曼•琼斯(GarethStedmanJones)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的“恩格斯”辞条说:“1842年，恩格斯前往英国他父亲设在曼彻斯特的公司工作。……这次英国之行使他写出了两部著作，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政治经济学批判大刚》(通称《大纲》)，出版于1844年，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出版于莱比锡。”［11］155－157不仅如此，熊彼特说，恩格斯“在他自己的经济学出版物中，……提到:不管多么具有偏见，这却是一项值得赞扬的事实调查，其中还有许多是根据直接的观察”［6］。“我们借此机会再提一本对于社会主义思想有影响的书，即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英译本，1887年)，这本书的影响至少在德国远远超出了社会主义正统派的圈子。”

第二，恩格斯不仅是马克思进入经济学领域的“引路人”，而且对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西方经济学家中间的很多人都较为一致的看法是，马克思之所以走上对经济学的研究，恩格斯是功不可没的，起到了“引路人”的作用。熊彼特指出:“由于客观的情势，同样也是由于个人的选择，他(马克思———引者注)从事新闻事业而没有去从事学术生涯，并在1843年去过巴黎，在那里他遇到了恩格斯，也遇到了经济学(他在这以前只接触到边缘)，在那里他使自己明确地站到了社会主义者的立场上。”［6］14－18在《〈共产党宣言〉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的地位》一文中，熊彼特进一步指出:“关于他的生涯的众所周知的事实，以及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谈的情况，实际上说得很清楚，直到1843年并且包括1843年在内，他对经济学还没有产生任何特殊的兴趣。他以前所能进行的主要是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著作的泛泛的阅读，这同他所进行的一般的泛泛的阅读差不多。像一般受过教育的人一样，他无疑认为自己正在取得比以前快得多的进展。在巴黎，部分是由于受恩格斯的诱导，他取得了比较重要的进展，但主要是在经济社会学方面，这对于一个原来搞哲学的人来说是很自然的。”［12］43－47持与熊彼特相似看法和观点的著名学者与政治活动家道格拉斯•多德(DouglasDowd)也证实地说:“在这里略作补充还是恰当的:在恩格斯的敦促下，马克思是从1843年开始研究经济过程的。他的第一部相关作品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3］21－22注释⑩也就是说，在西方经济学者比较普遍地认为，马克思走上对于经济学的研究即开始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的道路，恩格斯是起了重大作用的，正是在恩格斯的影响和“敦促下”，马克思开始了后来的漫长的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研究的道路。恩格斯及其思想还深深地影响着马克思。这一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恩格斯的一些经济学著作直接导致了马克思的有关著作的出现。琼斯说:“恩格斯的《政冶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出版于1844年。1859年，马克思在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承认这一大纲是‘天才的’(马克思，1859年)，其影响在马克思1844年的著作中非常清楚。”［11］155－157多德也曾指出:“在这里略作补充还是恰当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受恩格斯(非常重要的)影响，马克思提出了他的‘异化’理论。”［13］21－22注释⑩布劳格说:“恩格斯……导致马克思经济学上的第一本著作《哲学的贫困》(1847年)的出版。”［10］138其次，恩格斯经济学研究成果为马克思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新方法。《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的“恩格斯”辞条中说，恩格斯关于“一切类型的政治经济学都是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竞争的假定分不开的”。这一理论结论，一方面“给马克思留下特别深刻印象”;另外一方面为“马克思的理想是要彻底超越政治经济学和私有制的明确范围，《大纲》提出了巩固这一理想的新方法”［11］155－157。

第三，恩格斯不仅完成了马克思未竟的事业，编辑出版了《资本论》第二、三卷，而且对于马克思经济学解释、传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西方经济学者都注意到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二、三卷的编辑出版，并对于恩格斯的这一贡献持肯定态度。琼斯指出，虽然“19世纪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恩格斯除了向马克思提供实际工商资料以外，在《资本论》的精心写作过程中没有发挥明显的作用”［11］155－157。但是，“1883年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在晚年把大部分时间投入了根据马克思手稿编辑。出版《资本论》剩下几卷的工作。第二卷于1885年问世，第三卷出版于他去世前一年1894年。恩格斯还曾希望亲自整理关于政治经济学说史的最后一卷。但由于马克思字迹潦草，难以辨认，由于他自己的视力日益衰退，加上在整理第二卷和第三卷时所遇到的那些棘手的编辑问题，终于使他把这一任务移交给了卡尔•考茨基(KarlKautsky)，考茨基后来以《剩余价值理论》为题出版了该卷。”［11］155－157不仅如此，西方经济学者还对一些研究者提出的异议提出了批判。加雷思•斯特德曼•琼斯说:“更值得怀疑的是，在我们了解了恩格斯如何谨慎地进行编辑工作的所有情况后，还有人进一步提出，恩格斯的编辑改变了原文的意思，……这种说法是证据不足。”［11］155－157恩格斯对于马克思经济学解释、传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萨缪尔森指出:“恩格斯曾经恰如其分地把马克思的体系的特点说成为德国黑格尔哲学、法国社会主义和英国政治经济学的结合。”［1］310其次，《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也说:“1850年，恩格斯再次回曼彻斯特，在他父亲的公司工作，直到1870年退休。在此期间，他在报界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努力宣传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和《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11］155－157第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还特别提到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的作用①，指出:“恩格斯最重要的著作就是他与德国实证社会主义者欧根•杜林的论战．《反杜林论》(1877年)首次从哲学．历史和政治经济学三个方面全面阐述了马克思社会主义。这部著作的成功，特别是该著作的节选如《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成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国际传播方面的决定性转折，并且左右着1914年以前那段时期内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的理解。”

总之，从西方经济学者对于恩格斯在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中的地位和贡献的分析和评价来看，西方经济学者不仅肯定了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而且，也将之看成是马克思经济学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并得出这样的结论，从西方经济学者对于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在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地位和贡献的评价来看，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关系也是一种“志同道合”式的关系。虽然在具体的研究表述上偶然有些差异，但并非本质性的区别。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现代西方经济学者的研究视域中，尽管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不是他们所关注的热点和核心问题。但是，由于恩格斯是他们研究马克思及其经济思想“不可绕开(unvoidable)的伟大探险者”，西方经济学者还是对于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和研究，也正是在这一研究过程之中，他们逻辑地涉及到了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关系的研究。我们深入地分析和探讨西方经济学者对于马克思恩格斯之间关系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不仅可以深化我们对于西方经济学者研究马克思经济思想的视域、方法的理解，加强我们对于马克思经济思想的认识，同时，对于我们深刻地理解西方经济学者对于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启示。

作者：王志林林琳单位：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