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高储蓄率；经济增长；挤入效应；制度创新

[论文摘要]经济增长有赖于储蓄的增长，但高的储蓄率并不必然带来高经济增长率。在我国，过高的储蓄已转化成为一种基金，社会保障制度和金融创新的滞后阻碍了居民消费的增长。通常存在两种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渠道，市场和政府“看得见的手”，在社会上存在大量闲置资源的条件下，借助于政府“看得见的手”，将资源配置于一些基础性产业，可以有效发挥政府支出的“挤入效应”。最后，笔者提出了一些健全我国储蓄投资转化渠道的制度安排。

发展经济学倾向于把经济增长的动因归结为资本、劳动力、土地等因素，并认为资本的积累程度和状况从根本上制约着经济增长的速度。而要解决资本对经济的制约可以通过两个途径来达到：提高本国的积累率；吸引国外资本流入。新世纪中国经济保持了较高速度的增长，国民储蓄虽有2006年的短暂下滑；但总体上仍是较高速发展。过高的储蓄余额与萎靡的国内投资状况向我们展示了我国经济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有效渠道不畅通。

1储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根据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增长率等于储蓄率与资本产量的比率，高储蓄率自然意味着高增长率。这个结论看起来似乎非常合理，但目前的现实情况是日本、东亚经济实体的储蓄率仍然很高，其高速的经济增长却已风光不再。

正如凯恩斯所言，储蓄和投资分别是由不同的经济主体出于不同的目的而做出的，投资并不必然地等于储蓄。就其核心来说，哈罗德－多马模型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命题：如果投资等于储蓄，那么经济增长率一定等于储蓄率与资本产量的比率。事实上，假设：I=S，可以得到：I/Y=S/Y，进一步：(△Y/Y)(I/△Y)=S/Y。两边同时乘以I/△Y，可以得到增长率公式：△y/Y=(S/Y)/(I/△Y)。

因此，问题的关键是投资如何能够等于储蓄。只有满足了这一条件，经济增长才能得到保证。这样，问题集中到投资的决定因素上。凯恩斯主义认为有效需求决定投资，储蓄只是决定投资有没有保障。只有当投资的需求大于储蓄的供给，经济中存在额外的投资机会时，决定投资进而增长的才是储蓄。换句话说，储蓄只是一种约束，并不是动力，当经济中的投资机会变成一种稀缺性资源时，动力只能是有效需求。

过去，日本、东亚经济实体的储蓄率高，增长率也高。然而，首要的不是高储蓄率，而是高储蓄可以转化为投资，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是畅通的。今天，日本、东亚经济实体的储蓄率仍然很高，为什么没有了高增长?原因可以归结到很多方面，但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即：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已经阻断，高额的储蓄不能转化为有效的投资。当经济进入成熟期后，市场通常表现为过剩经济、买方市场，这时，高储蓄率只会阻碍经济的增长。因此，在经济的起飞阶段，政府的经济政策常常是鼓励储蓄，而当经济进入成熟期，政府的经济政策常常是鼓励消费。

2我国储蓄高速增长的根源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消息，2007年，居民户存款增加1.13万亿元。这一数字只是2006年居民户存款增加额的54.07％，储蓄“搬家”现象进一步加剧。对不少投资者来说，要想跑赢CPI，只能继续让储蓄“搬家”。但2008年中国人民银行9月12日的2008年8月份金融运行情况显示，受股市清冷等因素影响，居民储蓄继续大幅增加。居民户存款增加3404亿元，同比多增3823亿元，居民储蓄又重新回到2006年以前的水平。

健康的经济体运行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增长导致的收入提高能迅速实现向消费和投资的转化，从而使经济运行处于良性循环当中。但现实的经济运行往往不能达到理想状态，在收入向消费和投资支出形式转化的过程中经常存在的状况是：一部分收入以储蓄的形式漏出经济体。而储蓄漏出的规模则取决于居民消费倾向及私人部门的投资欲望。我国储蓄高速增长的直接原因归于居民消费不振和私人部门投资增长的乏力。

居民消费不振的原因有很多，但根本的应该是居民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预期，而这种不确定性预期是由于我国目前的制度缺失或不完善造成的。我国居民目前的储蓄主要用于住房基金、子女教育、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更高层级的消费准备(汽车、旅游)等五种目的。实际上，我国的储蓄已经异化为几种基金形式，不过，这些基金是以居民个人或家庭为单位存在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金融工具创新的滞后等应是居民消费不振这一现象形成的制度层面的原因。

私人部门投资增长乏力的原因也不难分析。私人部门投资的热情和规模是以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为基础的，利息率T代表投资的成本，预期利收益率y的高低是投资收益的衡量指标。投资的报酬p用公式表示就是：p=y-i。只有当p＞0时，投资才是值得的。尽管央行2008年几次大幅度降低了利率，但投资者的预期收益并不乐观。另外，作为私人部门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小企业群体通过银行和在证券市场上融资的渠道并不是畅通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制度的制约大大阻碍了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力度。

3政府支出的“挤入效应”与“挤出效应”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实现储蓄投资有效转化的策略主要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利用市场的力量，通过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来达到对货币资金的再配置；一种是通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借助政府的财政政策来实现储蓄向投资的转化。

借助于政府来实现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眼中是不可取的，原因在于政府支出对私人经济部门所产生的“挤出效应”。这种“挤出效应”的产生使得政府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来刺激经济的努力大打折扣，而且，由于政府在参与资源配置中不可避免的低效率和“寻租”行为，更使得经济学家对通过政府来实现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这一渠道持相当保守的态度。

实际上，政府支出的扩张不仅存在对私人经济部门的“挤出”，它也存在着一定的对实体经济的“挤入”，特别是在经济中存在比较庞大的过剩资源时，这种“挤入效应”会更加明显。经济体中存在许多过剩的闲置资源，这时，借助于政府的力量把这些暂时不用的资源进行配置，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通常来讲，这种对资源的配置一定不能直接进入私人部门所经营的领域，否则，这只“看得见的手”就会把市场搅乱而使其变得低效。把政府支出的对象定位于私人部门不愿意、没有能力介入的领域及影响国计民生的领域，通过政府支出为私人经济部门下一个经济周期的投资培育良好的市场环境，这应该是有效发挥政府支出“挤入效应”的前提。

针对居民消费不振和私人部门投资增长乏力的现实，中国政府高层选择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2008年11月12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出台了扩大内需的十项措施，总投资约需4万亿元。这一轮的政府投资，从长远来看，为私人经济部门的投资构建了一个比较扎实的基础，具有深远意义。

4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制度创新

合理引导储蓄分流，实现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是一个长期的、系统性的工作。如何在制度上进行合理的安排和创新，是决定储蓄是否能顺利转化为投资，经济增长是否能够持久的根本环节。笔者认为，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制度创新，来促进经济的正常运转：

(1)加快推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改善居民对未来的预期。只有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才能有效地启动居民最终消费。因此，应降低经济生活的不确定性，在当前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加大财政资金的建立，提高低收入群体等社保对象的待遇水平，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和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

(2)要加快发展直接融资，鼓励金融创新。现阶段的重点应是：研究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的建设，加快建立股指期货、融资融券市场，使得资本市场、债券市场逐渐成为企业正常的规范化的融资渠道；支持金融机构在规范的前提下开展金融创新，积极拓展多样化金融工具，让居民的储蓄通过市场多渠道回流企业；协调好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的关系，适当引导居民储蓄向资本市场转移。

(3)要拓宽居民投资渠道。面对投资渠道还相当有限、投资品种差异性不大的“瓶颈”，有关部门应该尽快推出成熟的金融产品，如交易所基金、股指期货等。从较长时期来看，这对分流储蓄至关重要。目前，基金业的快速发展为投资者间接进入证券市场提供了较好的机会，当务之急是，陷入低迷的基金业应该通过创新获得投资者认可，成为分流储蓄资金、转为投资资金的金融工具及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