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对“对象化”和“异化”的关系进行过三次理论建构，折射出其批判方法论的变革。青年马克思在费尔巴哈影响下，用应然状态的“对象化”批判实然状态的“异化”，是一种价值性的、人本学的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则是在对经济学理论加以哲学透视的基础上，将理论与现实相对照，是一种经验性的批判；在晚期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马克思通过对“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的辩证分析，内在地解析了“异化”的生产关系本质与现实历史基础，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

关键词：马克思；对象化；异化；对象化劳动；活劳动

在马克思哲学研究领域，“对象化”与“异化”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对概念。不过，大部分关于这对概念的分析只是基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的相关论述，较少提及马克思其他文本中二者的关系，更罕有指出一个事实，即马克思在晚期政治经济学批判文本中大量使用“对象化”概念，并且对“对象化”与“异化”的逻辑关系做出了新的建构。而“对象化”与“异化”的逻辑关系的变革，恰恰折射出马克思哲学方法论的变革。本文以概念史研究为基础，重新梳理马克思对这一对概念的运用和阐释，旨在深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方法论的理解。

一、人本学逻辑中的“对象化”与“异化”：从费尔巴哈到马克思

要想理解马克思文本中“对象化”与“异化”的关系，先要了解这两个概念的原初含义，及其在马克思文本中的出场语境。总的来说，马克思对这两个概念的使用都直接受到了青年黑格尔派特别是费尔巴哈的影响。起初，青年马克思对这两个概念的使用是分散的。而后，在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影响下，“对象化”与“异化”逐渐成为马克思建构批判逻辑的一对概念。“对象化”对应于人的本真性的应然状态，而“异化”则用来指认和批判实然状态。首先需要重新厘清马克思对“对象化”与“异化”的最初使用情况。“对象化”对应的德文动词为“vergegenst?ndlichen”，来源于形容词“gegenst?ndlich（对象性的）”，意为“使某物成为对象性的”。一种常见的误解是，马克思的“对象化”概念来自黑格尔。事实上，黑格尔从未使用过“对象化”，真正先于马克思而大量使用“对象化”的思想家是费尔巴哈。［1］（P17）另一个往往被忽略的事实是，马克思并不是从《手稿》才开始使用“对象化”这一概念的。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就提出了自我意识的对象化的观点。［2］（P61）显然，当时他的“对象化”还服务于自我意识哲学的唯心主义逻辑，也没有和“异化”构成逻辑上的对应关系。“异化”对应的德文动词为“ent?fremden”，原意为“疏远”、“脱离”，这是一个具有深厚黑格尔传统的概念，不过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异化”并不是一个完全消极的、需要被批判的概念，而是精神的辩证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环节。马克思对这一概念的使用也开始于博士论文时期，当时，“异化”也不是一个批判性的概念，反而具有“现实化”的肯定性意味。［2］（P52）那么，“对象化”和“异化”是如何成为一对具有对立性意味的概念的呢？这可以追溯到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转向。正是费尔巴哈对这两个概念的用法对青年马克思产生了直接影响。在《基督教的本质》《未来哲学原理》等文本中，费尔巴哈正式提出了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并将其标定为基督教神学与思辨哲学的本质。这样，一种人本学的新思路就建立起来了。“新时代的任务是上帝的现实化和人化——就是将神学转变、化解为人本学。”［3］（P245）这种人本学的新思路赋予了“对象化”以新的意义：“神学的客体不是别的，就是主体的、人的对象化了的本质（vergegenst?ndlichteWesen）。”［3］（P291）以“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为基点，费尔巴哈展开了对神学及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黑格尔哲学通过将其整个体系建立在这种抽象活动的基础上，使人同其自身相异化了。”［3］（P227）“绝对哲学就这样将人固有的本质、固有的活动与人相外化和异化了！这就产生出这个哲学加诸我们精神的支配和折磨。”

［3］（P280）在这里，费尔巴哈强化了“异化”的负面意义，并将“对象化”与“异化”对立起来，前者用来描述人的本质的本真状态，后者用来描述人的本质在神学与思辨哲学中的丧失和被支配状态。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之前，首先将“对象化”和“异化”作为一对相对的概念提出的，是人本学唯物主义转向之后的费尔巴哈。受此启发，青年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将市民社会中的商业活动与金钱统治贬斥为“人的自我异化”［4］（P192）。不仅如此，马克思还依循费尔巴哈的理解，为这种异化批判设定了一个逻辑的基点，即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正像一个受宗教束缚的人，只有使自己的本质成为异己的幻想的本质，才能把这种本质对象化，同样，在利己的需要的统治下，人只有使自己的产品和自己的活动处于异己本质的支配之下，使其具有异己本质——金钱——的作用，才能实际进行活动，才能实际生产出物品。”［4］（P197）在这里，“对象化”和“异化”尚未直接作为一对概念出现。但是，不难看出，青年马克思是依循费尔巴哈的从“对象化”到“异化”的思路开展其批判的，而这种批判的性质同样是人本学唯物主义的。马克思的“对象化”与“异化”正式作为一对概念出现是在《手稿》中。青年马克思第一次搭建起经济学批判的基本逻辑架构，也第一次赋予“对象化”与“异化”这两个概念以原创性的独特内涵。马克思指出，人的类的特质在于“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4］（P273），这应当表现在人的生产中，因为“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4］（P273）。这是青年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一个新的说明。在现代生产过程中，劳动的对象作为“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4］（P274），却没有使人真正实现自由的类生活，因为劳动对象并不属于生产者本人，而是被剥夺了。不仅如此，劳动对象被资本家剥夺和占有之后，还反过来成为了支配着工人不断继续劳动的奴役性力量。于是，“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4］（P268）。既然劳动对象同时具有了人本学的意味，劳动对象的丧失也就被提升到了人的本质的丧失的高度：“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4］（P274）这样，马克思就初步构建起了他的异化劳动的批判构架：以人的本质（自由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作为批判的逻辑基点，把现实劳动中人的本质的丧失和被奴役即“异化”作为批判的靶子。不难看出，马克思是在人本学逻辑的支撑下，用应然的“对象化”的理想状态来批判实然的“异化”状态。这是对费尔巴哈人本学异化批判逻辑的一种创造性的发挥。

二、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透视：重新理解“对象化劳动”与“异化劳动”

在初次批判经济学的过程中，马克思不仅谈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而且创造性地将“对象化”与“劳动”结合在一起，提出了“劳动的对象化”“对象化劳动”。不过，以往的研究对这种结合的特殊性往往重视不足。有些学者将“对象化劳动”理解为人本学意义上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劳动，也有学者将其理解为人面对自然对象的永恒存在的生产劳动。这就引起了关于“对象化劳动”性质的争论：它究竟是人本学的概念，还是接近于后来的“实践”“生产”的科学概念？笔者认为，二者都不是——“对象化劳动”既不是一个暂时的、后来被马克思放弃的人本学概念，也不是一个科学的、可以被理解为物质生产活动的实践哲学概念，而是一个在经济学分析中偶然出场的经济哲学概念。进而言之，“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的关系既不能被归为人本学的“对象化”与“异化”的关系，也不能被理解为后来马克思成熟理论中“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关系。在《手稿》中，马克思对“对象化劳动”与“异化劳动”的分析具有特殊内涵与意义，它不仅溢出了人们熟悉的人本学逻辑，而且对马克思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先导性作用。我们还是先来看看《手稿》中的“对象化”究竟是怎样出场的。马克思说：“劳动的产品就是劳动（DasProductderArbeitistdieArbeit），这种劳动将自己固定在一个对象（Gegenstand）中，把自己变成事物性的（sachlich）了，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Vergegenst?ndlichung）。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①［4］（P267—268）这里的“Verge?genst?ndlichung”是一个名词，来自动词“verge?genst?ndlichen”。作为一个名词短语，“劳动的对象化”形容的是这样一个结果：劳动变成了对象性的东西，变成了对象。变成了怎样的“对象”呢？“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

［4］（P267）可见，不同于我们过去的理解，在马克思的原文中，和“劳动”相结合的“对象化”并不是用来形容劳动“过程”，而是用来描述劳动“结果”，即劳动产品的！马克思想要说明的是，劳动产品不是单纯外在的物性“对象”，而是以对象的形态存在的劳动。再简单一点，按照马克思自己的概括，劳动的产品就是劳动本身。以上分析了“劳动的对象化”。那么，“对象化劳动”呢？在《手稿》中，“对象化劳动”是作为“劳动产品”的同位语出现的。马克思指出，人“自己的劳动产品即对象化劳动”［4］（P276）②。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劳动”即“Arbeit”不是动词，而是名词。这是一个在中文语境下无法辨明而极易产生误解的问题。这个短语中的“对象化”是动词的第二分词形式，相当于描述被动态的形容词，因此，“vergegenst?ndlichtenArbeit”准确的汉译不是“对象化的劳动”，而应为“被对象化的劳动”。是什么被对象化了呢？正是“劳动”。也就是说，“对象化劳动”不是劳动主动地去把别的什么东西对象化，而是劳动本身被动地被对象化了。由此可见，按照马克思的原意，“劳动产品”=“劳动的对象化”=“被对象化的劳动”，最后一个短语即通常所说的“对象化劳动”。“对象化”中的这个“对象”，不是指劳动过程中所面对的外部自然对象，而是指劳动最终所生产出的对象，就其本质来说，这种对象正是劳动本身。这样，青年马克思就把劳动生产出来的“对象”重新指认为“劳动”。严格地讲，这番指认并不包含人本学的逻辑预设，而是贯彻了一条经济学的理论原则：“劳动是财富的惟一本质。”［4］（P290）马克思是将“对象化”的逻辑转用于理解经济学语境中的“劳动”——在人本学语境中，人的产物就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而在经济学的语境中，“劳动”则成为“财富”的“本质”，劳动的产物成为劳动的对象化。这里的“主体”已经不再是“人”本身，而是“劳动”。当然，此时马克思还没有准确区分“财富”和“价值”。但是，他已经将“对象化”的分析逻辑原创性地用于经济学阐释，实现了对劳动价值论的一种哲学透视和说明：劳动产品看起来是物、是对象，但其实是劳动。正是在这一点上，“对象化”才溢出了人本学的逻辑，马克思才超越了费尔巴哈。阐明了“对象化劳动”的基本含义之后，再来理解“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之间的关系便有了全新的视角：马克思之所以要揭示“劳动的对象化”的秘密，不仅是要呈现“劳动”这一财富的本质，更是要进一步批判“异化”的经济现实。在理论上，劳动产品是劳动的对象化；在现实中，劳动产品却不归工人所有，而且反过来支配着工人的劳动过程，“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4］（P267）。请注意，这里仍然是对经济现实的指认，同样尚不涉及人本学的逻辑预设。可见，在《手稿》中，马克思并不是一上来就用人本学的应然设定来批判现实，而是从经济学理论和现实出发，讨论现实的劳动过程中发生的“对象化”与“异化”，考察国民经济学所不关注的“对象即工人产品在对象化中的异化、丧失”［4］（P269）。

换言之，指认“劳动的对象化”是为了从国民经济学对劳动产品的分析出发，“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4］（P266），进而证明“国民经济学由于不考察劳动者（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而掩盖了在劳动的本质中的异化（dieEnt?fremdungindemWesenderArbeit）”［4］（P269）①。一句话，揭示“对象化劳动”的道理，是批判“异化劳动”这一现实的前提。这种“异化”，不是从“人”的本质的应然设定中得出的，而是根植于对“劳动”的本质的理解，故而有所谓“在劳动的本质中的异化”。至此，我们可以对“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的原初关系做出两点概括。其一，“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都不是纯粹的哲学设定，而是基于经济学的研究。脱离经济学理论特别是脱离了劳动价值论，就会误将其看作纯粹思辨的、非历史性的话语，这不符合青年马克思真实的研究语境。“对象化”、“异化”概念本身都是哲学的，但在关于“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的最初讨论中，它们所涉及的内容都是现实的——“对象化劳动”所表述的劳动创造财富的道理是现实的，“异化劳动”所反映的劳动与财富的颠倒支配关系也是现实的，是马克思通过大量实证研究的摘录笔记而确认的。马克思是在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了可以被描述为“对象化”和“异化”的东西，而不是预先就打算用哲学话语去“改装”自己所不熟悉的经济学。其二，“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的出场首先是将理论与现实相对照的一种经验性批判。按照马克思最初的表述，“对象化”是基于经济学理论前提的描述，而“异化”是对经济学所掩盖的现实的批判。换言之，“对象化劳动”是一种理论透视，“异化劳动”则是在理论之外揭露了现实。二者不是两种劳动，也不对应于劳动的二重性，而是用理论与现实的反差关系来批判经济学理论的片面性，这种批判归根结底是一种基于经验事实的批判。总而言之，马克思“对象化劳动”的提出是基于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而非人本学设定。限于经济学水平，此时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还持有一种否定态度。［5］（P20—22）他虽然提出了“对象化劳动”，却不是为了肯定劳动概念和劳动价值论，也没有由此出发进行深入的经济学分析。可以说，“对象化劳动”的出场是偶然的，其含义和性质也是极易被错认的。后来，马克思很快地转入了一种人本学维度的批判，这才有了前文分析过的《手稿》中人本学意义上的“对象化”和“异化”。在那里，“对象化”的宾语从“劳动”回到了“人的本质”。这说明，《手稿》中的“对象化”和“异化”的内涵与关系具有复调性质，不能简单地做出单一定性。但无论如何，对“对象化劳动”与“异化劳动”的阐释已经迈出了超越人本学逻辑的第一步。而这个被忽视的新的方法论的萌芽在历史唯物主义确立之后，在马克思晚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过程中，才展现出其深刻性与重要性。

三、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学批判：用“对象化劳动”“活劳动”解析“异化”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大量使用“对象化劳动”，同时频繁使用一个新概念——“活劳动（lebendigeArbeit）”。在这一阶段，“对象化”与“异化”没有成对出现的情况，反倒是“对象化劳动”与“活劳动”反复地成对出现。这说明了什么？笔者认为，马克思不再用“对象化”与“异化”的反差来表征现代经济关系，而是更多地通过对“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的分析揭示现代经济关系的本质，从而实现了对“异化”现象的内在解析：在资本主义交换和生产过程中，“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现实地发生辩证的互动，二者之间的颠倒支配关系最终表现为“异化”。一句话，“异化”其实正是“对象化劳动”颠倒支配“活劳动”的结果和表现。前文指出，“对象化劳动”不是指劳动“活动”，而是指劳动“结果”，即劳动凝结成的“对象”。在马克思后来的论述中，真正用来形容劳动“活动”的概念是“活劳动”，而且，马克思明确将其与“对象化劳动”对立起来：“唯一与对象化劳动相对立的是非对象化劳动，活劳动。前者是存在于空间的劳动，后者是存在于时间中的劳动；前者是过去的劳动，后者是现在的劳动；前者体现在使用价值中，后者作为人的活动处于过程之中，因而还只处于自行对象化的过程中；前者是价值，后者创造价值。”［6］（P39）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马克思已经对劳动价值论和“对象化劳动”有了新的深刻理解：重点不是劳动在表象层面凝结为“产品”，而是劳动在抽象的层面形成“价值”；不是劳动产品被透视为“对象化劳动”，而是“价值”被透视为“对象化劳动”。以此为基础，劳动力并不掌握既有的价值即“对象化劳动”，却要不断创造新的价值。其中，超出劳动力商品自身价值的那一部分就构成了“剩余价值”。“价值只是对象化劳动，而剩余价值（资本的价值增殖）只是超过再生产劳动能力所必需的那部分对象化劳动而形成的余额。”

［7］（P377）可见，马克思通过“对象化劳动”与“活劳动”这两个概念，把资本家及其“资本”和劳动者及其“劳动”在现代生产过程中的关系，重新归结为两种形态的“劳动”之间的辩证关系。“活劳动”转化为“对象化劳动”，后者却反过来支配前者不断创造出剩余价值，这正是资本的形成和作用机制，也是资本主义“异化”关系的本质。这样，马克思就用“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新阐释破解了“异化”之谜。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不再像《手稿》中那样，只在经验层面上强调“异化”现象的存在，而是真正说清楚了这种现象的生产关系基础，即资本在生产中对劳动的支配，从而说明了“异化”。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作为“对象化了的活劳动”［7］（P442），转变为“异己的、外在的权力”［7］（P442），成为“在不以活劳动能力本身为转移的一定条件下消费和利用活劳动能力的权力”［7］（P442）。于是，资本主义生产中就表现出这样的颠倒：“劳动的产品，对象化劳动，由于活劳动本身的赋予而具有自己的灵魂，并且使自己成为与活劳动相对立的异己的权力（fremdeMacht）”［7］（P445）①。也可以说，“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颠倒了。……劳动自身的这种对象化，即作为劳动的结果的劳动自身，则作为异己的、独立的权力与劳动相对立”［6］（P125—126）。乍看起来，马克思还是从“对象化劳动”引出主体和客体之间的颠倒与“异化”；仔细分析，差别却是根本性的：只在“资本”的总体逻辑之下，在雇佣关系中，作为“活劳动”产物的“对象化劳动”成为资本，才会反过来驱使“活劳动”，从而形成“异化”。也就是说，只有从生产关系层面出发，从“对象化劳动”的循环增殖及其对“活劳动”的支配关系出发，才能阐明社会关系层面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现实对立和“异化”。通过“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马克思还强调了现代“异化”关系的现实历史基础。社会财富的增长造成了不断堆积的“对象化劳动”对于“活劳动”的优势地位不断强化。“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对象性条件（gegenst?ndli?chenBedingungen）即对象化劳动，在对活劳动的关系（Verh?ltni?）中必然增长。”［8］（P243）①正是这种优势造成对象化表现为异化。“劳动的客观条件对活劳动具有越来越巨大的独立性……而社会财富的越来越巨大的比重（Portionen）作为异己的和支配性的（beherrschende）权力同劳动相对立。

这里强调的（DerTonwirdgelegt）不是对象化存在（Vergegenst?ndlichtsein），而是异化的（Entfremdet-），外化的（Ent?ussert-），外在化的存在（Ver?ussertsein），是不属于工人，而属于人格化的生产条件，即属于资本的巨大的对象化权力，这种权力把社会劳动本身当作自身的一个要素而同自己相对置。”［8］（P243—244）②马克思这里的说法，并不是要单纯批判异化，而不批判对象化。后者恰恰是必然导致前者的真实历史基础。资本主义的异化既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结果。“就这一点来说，这种扭曲和颠倒是真实的，而不是单纯想象的，不是单纯存在于工人和资本家的观念中的。但是很明显，这种颠倒的过程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8］（P244）由此可见，马克思在其晚期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对象化”和“异化”的关系做出了新的理论建构。乍看起来，1844年的马克思肯定“对象化”而否定“异化”，在后来似乎也依然如此。但实际上，马克思所实现的理论突破是根本性的。其一，马克思超越了主体性的哲学视角，不再先在性地设定“主体”。在青年马克思的人本学批判架构中，主体性是第一位的，劳动者的劳动产品、劳动活动，都是由他的主体性派生出来的。而在后来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中，马克思不再预设先在的“主体”，不是主体派生出了“活劳动”，而是“活劳动”本身成为了经济学分析中的逻辑“主体”。作为其产物的“对象化劳动”，反过来支配了“活劳动”，便成为了资本。这里只有不同形态的“劳动”之间的关系，而不再有传统意义上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其二，马克思不再主要停留在经验物性层面谈论劳动产品和劳动概念本身，也不再依据经验事实中的工人境遇来批判理论与现实的反差，而是深入到经济学理论的内在矛盾之中，通过“对象化劳动”与“活劳动”的灵活运用，实现了对经济学逻辑的深层哲学把握，实现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科学说明。其三，从逻辑架构上说，马克思虽然仍然由“对象化”出发，但本质上是以价值和资本关系的总体性建构为线索，最终导引出“对象化劳动”与“活劳动”之间的现实颠倒关系，并将之描述为“异化”。在批判模式上，马克思已经不是简单地从“对象化”到“异化”，而是用“对象化”和“活劳动”的辩证关系阐释“异化”。总而言之，马克思对“对象化”和“异化”的概念内涵和逻辑关系进行了三次不同性质的理论建构，这三重建构逐渐具体化、深入化，反映了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基础上探索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方法论的进程。青年马克思人本学架构中的“对象化”和“异化”是用理想（人的本质的实现）去批判现实（人的本质的丧失），是一种价值性的、隐性唯心主义的批判；《手稿》中出现的“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的相关论述是用经济学理论（劳动创造财富）去对照经济现实（劳动者受制于财富），是一种实证性的、经验主义的批判；在晚期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马克思阐明了“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的矛盾关系，从而结构性、历史性地解析了现实的“异化”。这才是真正内在性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

参考文献：

[1]学批判的哲学意义》，载《哲学研究》2016年第3期.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L.Feuerbach.S?mtlicheWerke,Bd.2,Hg.FriedrichJodl,BadCannstatt:Frommann-Holzboog,1959.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5］巴加图利亚、维戈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遗产》，马健行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作者：张义修 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摘要：马克思对“对象化”和“异化”的关系进行过三次理论建构，折射出其批判方法论的变革。青年马克思在费尔巴哈影响下，用应然状态的“对象化”批判实然状态的“异化”，是一种价值性的、人本学的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则是在对经济学理论加以哲学透视的基础上，将理论与现实相对照，是一种经验性的批判；在晚期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马克思通过对“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的辩证分析，内在地解析了“异化”的生产关系本质与现实历史基础，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

关键词：马克思；对象化；异化；对象化劳动；活劳动

在马克思哲学研究领域，“对象化”与“异化”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对概念。不过，大部分关于这对概念的分析只是基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的相关论述，较少提及马克思其他文本中二者的关系，更罕有指出一个事实，即马克思在晚期政治经济学批判文本中大量使用“对象化”概念，并且对“对象化”与“异化”的逻辑关系做出了新的建构。而“对象化”与“异化”的逻辑关系的变革，恰恰折射出马克思哲学方法论的变革。本文以概念史研究为基础，重新梳理马克思对这一对概念的运用和阐释，旨在深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方法论的理解。

一、人本学逻辑中的“对象化”与“异化”：从费尔巴哈到马克思

要想理解马克思文本中“对象化”与“异化”的关系，先要了解这两个概念的原初含义，及其在马克思文本中的出场语境。总的来说，马克思对这两个概念的使用都直接受到了青年黑格尔派特别是费尔巴哈的影响。起初，青年马克思对这两个概念的使用是分散的。而后，在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影响下，“对象化”与“异化”逐渐成为马克思建构批判逻辑的一对概念。“对象化”对应于人的本真性的应然状态，而“异化”则用来指认和批判实然状态。首先需要重新厘清马克思对“对象化”与“异化”的最初使用情况。“对象化”对应的德文动词为“vergegenst?ndlichen”，来源于形容词“gegenst?ndlich（对象性的）”，意为“使某物成为对象性的”。一种常见的误解是，马克思的“对象化”概念来自黑格尔。事实上，黑格尔从未使用过“对象化”，真正先于马克思而大量使用“对象化”的思想家是费尔巴哈。［1］（P17）另一个往往被忽略的事实是，马克思并不是从《手稿》才开始使用“对象化”这一概念的。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就提出了自我意识的对象化的观点。［2］（P61）显然，当时他的“对象化”还服务于自我意识哲学的唯心主义逻辑，也没有和“异化”构成逻辑上的对应关系。“异化”对应的德文动词为“ent?fremden”，原意为“疏远”、“脱离”，这是一个具有深厚黑格尔传统的概念，不过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异化”并不是一个完全消极的、需要被批判的概念，而是精神的辩证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环节。马克思对这一概念的使用也开始于博士论文时期，当时，“异化”也不是一个批判性的概念，反而具有“现实化”的肯定性意味。［2］（P52）那么，“对象化”和“异化”是如何成为一对具有对立性意味的概念的呢？这可以追溯到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转向。正是费尔巴哈对这两个概念的用法对青年马克思产生了直接影响。在《基督教的本质》《未来哲学原理》等文本中，费尔巴哈正式提出了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并将其标定为基督教神学与思辨哲学的本质。这样，一种人本学的新思路就建立起来了。“新时代的任务是上帝的现实化和人化——就是将神学转变、化解为人本学。”［3］（P245）这种人本学的新思路赋予了“对象化”以新的意义：“神学的客体不是别的，就是主体的、人的对象化了的本质（vergegenst?ndlichteWesen）。”［3］（P291）以“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为基点，费尔巴哈展开了对神学及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黑格尔哲学通过将其整个体系建立在这种抽象活动的基础上，使人同其自身相异化了。”［3］（P227）“绝对哲学就这样将人固有的本质、固有的活动与人相外化和异化了！这就产生出这个哲学加诸我们精神的支配和折磨。”

［3］（P280）在这里，费尔巴哈强化了“异化”的负面意义，并将“对象化”与“异化”对立起来，前者用来描述人的本质的本真状态，后者用来描述人的本质在神学与思辨哲学中的丧失和被支配状态。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之前，首先将“对象化”和“异化”作为一对相对的概念提出的，是人本学唯物主义转向之后的费尔巴哈。受此启发，青年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将市民社会中的商业活动与金钱统治贬斥为“人的自我异化”［4］（P192）。不仅如此，马克思还依循费尔巴哈的理解，为这种异化批判设定了一个逻辑的基点，即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正像一个受宗教束缚的人，只有使自己的本质成为异己的幻想的本质，才能把这种本质对象化，同样，在利己的需要的统治下，人只有使自己的产品和自己的活动处于异己本质的支配之下，使其具有异己本质——金钱——的作用，才能实际进行活动，才能实际生产出物品。”［4］（P197）在这里，“对象化”和“异化”尚未直接作为一对概念出现。但是，不难看出，青年马克思是依循费尔巴哈的从“对象化”到“异化”的思路开展其批判的，而这种批判的性质同样是人本学唯物主义的。马克思的“对象化”与“异化”正式作为一对概念出现是在《手稿》中。青年马克思第一次搭建起经济学批判的基本逻辑架构，也第一次赋予“对象化”与“异化”这两个概念以原创性的独特内涵。马克思指出，人的类的特质在于“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4］（P273），这应当表现在人的生产中，因为“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4］（P273）。这是青年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一个新的说明。在现代生产过程中，劳动的对象作为“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4］（P274），却没有使人真正实现自由的类生活，因为劳动对象并不属于生产者本人，而是被剥夺了。不仅如此，劳动对象被资本家剥夺和占有之后，还反过来成为了支配着工人不断继续劳动的奴役性力量。于是，“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4］（P268）。既然劳动对象同时具有了人本学的意味，劳动对象的丧失也就被提升到了人的本质的丧失的高度：“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4］（P274）这样，马克思就初步构建起了他的异化劳动的批判构架：以人的本质（自由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作为批判的逻辑基点，把现实劳动中人的本质的丧失和被奴役即“异化”作为批判的靶子。不难看出，马克思是在人本学逻辑的支撑下，用应然的“对象化”的理想状态来批判实然的“异化”状态。这是对费尔巴哈人本学异化批判逻辑的一种创造性的发挥。

二、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透视：重新理解“对象化劳动”与“异化劳动”

在初次批判经济学的过程中，马克思不仅谈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而且创造性地将“对象化”与“劳动”结合在一起，提出了“劳动的对象化”“对象化劳动”。不过，以往的研究对这种结合的特殊性往往重视不足。有些学者将“对象化劳动”理解为人本学意义上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劳动，也有学者将其理解为人面对自然对象的永恒存在的生产劳动。这就引起了关于“对象化劳动”性质的争论：它究竟是人本学的概念，还是接近于后来的“实践”“生产”的科学概念？笔者认为，二者都不是——“对象化劳动”既不是一个暂时的、后来被马克思放弃的人本学概念，也不是一个科学的、可以被理解为物质生产活动的实践哲学概念，而是一个在经济学分析中偶然出场的经济哲学概念。进而言之，“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的关系既不能被归为人本学的“对象化”与“异化”的关系，也不能被理解为后来马克思成熟理论中“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关系。在《手稿》中，马克思对“对象化劳动”与“异化劳动”的分析具有特殊内涵与意义，它不仅溢出了人们熟悉的人本学逻辑，而且对马克思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先导性作用。我们还是先来看看《手稿》中的“对象化”究竟是怎样出场的。马克思说：“劳动的产品就是劳动（DasProductderArbeitistdieArbeit），这种劳动将自己固定在一个对象（Gegenstand）中，把自己变成事物性的（sachlich）了，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Vergegenst?ndlichung）。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①［4］（P267—268）这里的“Verge?genst?ndlichung”是一个名词，来自动词“verge?genst?ndlichen”。作为一个名词短语，“劳动的对象化”形容的是这样一个结果：劳动变成了对象性的东西，变成了对象。变成了怎样的“对象”呢？“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

［4］（P267）可见，不同于我们过去的理解，在马克思的原文中，和“劳动”相结合的“对象化”并不是用来形容劳动“过程”，而是用来描述劳动“结果”，即劳动产品的！马克思想要说明的是，劳动产品不是单纯外在的物性“对象”，而是以对象的形态存在的劳动。再简单一点，按照马克思自己的概括，劳动的产品就是劳动本身。以上分析了“劳动的对象化”。那么，“对象化劳动”呢？在《手稿》中，“对象化劳动”是作为“劳动产品”的同位语出现的。马克思指出，人“自己的劳动产品即对象化劳动”［4］（P276）②。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劳动”即“Arbeit”不是动词，而是名词。这是一个在中文语境下无法辨明而极易产生误解的问题。这个短语中的“对象化”是动词的第二分词形式，相当于描述被动态的形容词，因此，“vergegenst?ndlichtenArbeit”准确的汉译不是“对象化的劳动”，而应为“被对象化的劳动”。是什么被对象化了呢？正是“劳动”。也就是说，“对象化劳动”不是劳动主动地去把别的什么东西对象化，而是劳动本身被动地被对象化了。由此可见，按照马克思的原意，“劳动产品”=“劳动的对象化”=“被对象化的劳动”，最后一个短语即通常所说的“对象化劳动”。“对象化”中的这个“对象”，不是指劳动过程中所面对的外部自然对象，而是指劳动最终所生产出的对象，就其本质来说，这种对象正是劳动本身。这样，青年马克思就把劳动生产出来的“对象”重新指认为“劳动”。严格地讲，这番指认并不包含人本学的逻辑预设，而是贯彻了一条经济学的理论原则：“劳动是财富的惟一本质。”［4］（P290）马克思是将“对象化”的逻辑转用于理解经济学语境中的“劳动”——在人本学语境中，人的产物就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而在经济学的语境中，“劳动”则成为“财富”的“本质”，劳动的产物成为劳动的对象化。这里的“主体”已经不再是“人”本身，而是“劳动”。当然，此时马克思还没有准确区分“财富”和“价值”。但是，他已经将“对象化”的分析逻辑原创性地用于经济学阐释，实现了对劳动价值论的一种哲学透视和说明：劳动产品看起来是物、是对象，但其实是劳动。正是在这一点上，“对象化”才溢出了人本学的逻辑，马克思才超越了费尔巴哈。阐明了“对象化劳动”的基本含义之后，再来理解“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之间的关系便有了全新的视角：马克思之所以要揭示“劳动的对象化”的秘密，不仅是要呈现“劳动”这一财富的本质，更是要进一步批判“异化”的经济现实。在理论上，劳动产品是劳动的对象化；在现实中，劳动产品却不归工人所有，而且反过来支配着工人的劳动过程，“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4］（P267）。请注意，这里仍然是对经济现实的指认，同样尚不涉及人本学的逻辑预设。可见，在《手稿》中，马克思并不是一上来就用人本学的应然设定来批判现实，而是从经济学理论和现实出发，讨论现实的劳动过程中发生的“对象化”与“异化”，考察国民经济学所不关注的“对象即工人产品在对象化中的异化、丧失”［4］（P269）。

换言之，指认“劳动的对象化”是为了从国民经济学对劳动产品的分析出发，“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4］（P266），进而证明“国民经济学由于不考察劳动者（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而掩盖了在劳动的本质中的异化（dieEnt?fremdungindemWesenderArbeit）”［4］（P269）①。一句话，揭示“对象化劳动”的道理，是批判“异化劳动”这一现实的前提。这种“异化”，不是从“人”的本质的应然设定中得出的，而是根植于对“劳动”的本质的理解，故而有所谓“在劳动的本质中的异化”。至此，我们可以对“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的原初关系做出两点概括。其一，“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都不是纯粹的哲学设定，而是基于经济学的研究。脱离经济学理论特别是脱离了劳动价值论，就会误将其看作纯粹思辨的、非历史性的话语，这不符合青年马克思真实的研究语境。“对象化”、“异化”概念本身都是哲学的，但在关于“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的最初讨论中，它们所涉及的内容都是现实的——“对象化劳动”所表述的劳动创造财富的道理是现实的，“异化劳动”所反映的劳动与财富的颠倒支配关系也是现实的，是马克思通过大量实证研究的摘录笔记而确认的。马克思是在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了可以被描述为“对象化”和“异化”的东西，而不是预先就打算用哲学话语去“改装”自己所不熟悉的经济学。其二，“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的出场首先是将理论与现实相对照的一种经验性批判。按照马克思最初的表述，“对象化”是基于经济学理论前提的描述，而“异化”是对经济学所掩盖的现实的批判。换言之，“对象化劳动”是一种理论透视，“异化劳动”则是在理论之外揭露了现实。二者不是两种劳动，也不对应于劳动的二重性，而是用理论与现实的反差关系来批判经济学理论的片面性，这种批判归根结底是一种基于经验事实的批判。总而言之，马克思“对象化劳动”的提出是基于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而非人本学设定。限于经济学水平，此时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还持有一种否定态度。［5］（P20—22）他虽然提出了“对象化劳动”，却不是为了肯定劳动概念和劳动价值论，也没有由此出发进行深入的经济学分析。可以说，“对象化劳动”的出场是偶然的，其含义和性质也是极易被错认的。后来，马克思很快地转入了一种人本学维度的批判，这才有了前文分析过的《手稿》中人本学意义上的“对象化”和“异化”。在那里，“对象化”的宾语从“劳动”回到了“人的本质”。这说明，《手稿》中的“对象化”和“异化”的内涵与关系具有复调性质，不能简单地做出单一定性。但无论如何，对“对象化劳动”与“异化劳动”的阐释已经迈出了超越人本学逻辑的第一步。而这个被忽视的新的方法论的萌芽在历史唯物主义确立之后，在马克思晚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过程中，才展现出其深刻性与重要性。

三、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学批判：用“对象化劳动”“活劳动”解析“异化”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大量使用“对象化劳动”，同时频繁使用一个新概念——“活劳动（lebendigeArbeit）”。在这一阶段，“对象化”与“异化”没有成对出现的情况，反倒是“对象化劳动”与“活劳动”反复地成对出现。这说明了什么？笔者认为，马克思不再用“对象化”与“异化”的反差来表征现代经济关系，而是更多地通过对“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的分析揭示现代经济关系的本质，从而实现了对“异化”现象的内在解析：在资本主义交换和生产过程中，“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现实地发生辩证的互动，二者之间的颠倒支配关系最终表现为“异化”。一句话，“异化”其实正是“对象化劳动”颠倒支配“活劳动”的结果和表现。前文指出，“对象化劳动”不是指劳动“活动”，而是指劳动“结果”，即劳动凝结成的“对象”。在马克思后来的论述中，真正用来形容劳动“活动”的概念是“活劳动”，而且，马克思明确将其与“对象化劳动”对立起来：“唯一与对象化劳动相对立的是非对象化劳动，活劳动。前者是存在于空间的劳动，后者是存在于时间中的劳动；前者是过去的劳动，后者是现在的劳动；前者体现在使用价值中，后者作为人的活动处于过程之中，因而还只处于自行对象化的过程中；前者是价值，后者创造价值。”［6］（P39）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马克思已经对劳动价值论和“对象化劳动”有了新的深刻理解：重点不是劳动在表象层面凝结为“产品”，而是劳动在抽象的层面形成“价值”；不是劳动产品被透视为“对象化劳动”，而是“价值”被透视为“对象化劳动”。以此为基础，劳动力并不掌握既有的价值即“对象化劳动”，却要不断创造新的价值。其中，超出劳动力商品自身价值的那一部分就构成了“剩余价值”。“价值只是对象化劳动，而剩余价值（资本的价值增殖）只是超过再生产劳动能力所必需的那部分对象化劳动而形成的余额。”

［7］（P377）可见，马克思通过“对象化劳动”与“活劳动”这两个概念，把资本家及其“资本”和劳动者及其“劳动”在现代生产过程中的关系，重新归结为两种形态的“劳动”之间的辩证关系。“活劳动”转化为“对象化劳动”，后者却反过来支配前者不断创造出剩余价值，这正是资本的形成和作用机制，也是资本主义“异化”关系的本质。这样，马克思就用“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新阐释破解了“异化”之谜。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不再像《手稿》中那样，只在经验层面上强调“异化”现象的存在，而是真正说清楚了这种现象的生产关系基础，即资本在生产中对劳动的支配，从而说明了“异化”。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作为“对象化了的活劳动”［7］（P442），转变为“异己的、外在的权力”［7］（P442），成为“在不以活劳动能力本身为转移的一定条件下消费和利用活劳动能力的权力”［7］（P442）。于是，资本主义生产中就表现出这样的颠倒：“劳动的产品，对象化劳动，由于活劳动本身的赋予而具有自己的灵魂，并且使自己成为与活劳动相对立的异己的权力（fremdeMacht）”［7］（P445）①。也可以说，“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颠倒了。……劳动自身的这种对象化，即作为劳动的结果的劳动自身，则作为异己的、独立的权力与劳动相对立”［6］（P125—126）。乍看起来，马克思还是从“对象化劳动”引出主体和客体之间的颠倒与“异化”；仔细分析，差别却是根本性的：只在“资本”的总体逻辑之下，在雇佣关系中，作为“活劳动”产物的“对象化劳动”成为资本，才会反过来驱使“活劳动”，从而形成“异化”。也就是说，只有从生产关系层面出发，从“对象化劳动”的循环增殖及其对“活劳动”的支配关系出发，才能阐明社会关系层面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现实对立和“异化”。通过“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马克思还强调了现代“异化”关系的现实历史基础。社会财富的增长造成了不断堆积的“对象化劳动”对于“活劳动”的优势地位不断强化。“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对象性条件（gegenst?ndli?chenBedingungen）即对象化劳动，在对活劳动的关系（Verh?ltni?）中必然增长。”［8］（P243）①正是这种优势造成对象化表现为异化。“劳动的客观条件对活劳动具有越来越巨大的独立性……而社会财富的越来越巨大的比重（Portionen）作为异己的和支配性的（beherrschende）权力同劳动相对立。

这里强调的（DerTonwirdgelegt）不是对象化存在（Vergegenst?ndlichtsein），而是异化的（Entfremdet-），外化的（Ent?ussert-），外在化的存在（Ver?ussertsein），是不属于工人，而属于人格化的生产条件，即属于资本的巨大的对象化权力，这种权力把社会劳动本身当作自身的一个要素而同自己相对置。”［8］（P243—244）②马克思这里的说法，并不是要单纯批判异化，而不批判对象化。后者恰恰是必然导致前者的真实历史基础。资本主义的异化既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结果。“就这一点来说，这种扭曲和颠倒是真实的，而不是单纯想象的，不是单纯存在于工人和资本家的观念中的。但是很明显，这种颠倒的过程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8］（P244）由此可见，马克思在其晚期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对象化”和“异化”的关系做出了新的理论建构。乍看起来，1844年的马克思肯定“对象化”而否定“异化”，在后来似乎也依然如此。但实际上，马克思所实现的理论突破是根本性的。其一，马克思超越了主体性的哲学视角，不再先在性地设定“主体”。在青年马克思的人本学批判架构中，主体性是第一位的，劳动者的劳动产品、劳动活动，都是由他的主体性派生出来的。而在后来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中，马克思不再预设先在的“主体”，不是主体派生出了“活劳动”，而是“活劳动”本身成为了经济学分析中的逻辑“主体”。作为其产物的“对象化劳动”，反过来支配了“活劳动”，便成为了资本。这里只有不同形态的“劳动”之间的关系，而不再有传统意义上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其二，马克思不再主要停留在经验物性层面谈论劳动产品和劳动概念本身，也不再依据经验事实中的工人境遇来批判理论与现实的反差，而是深入到经济学理论的内在矛盾之中，通过“对象化劳动”与“活劳动”的灵活运用，实现了对经济学逻辑的深层哲学把握，实现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科学说明。其三，从逻辑架构上说，马克思虽然仍然由“对象化”出发，但本质上是以价值和资本关系的总体性建构为线索，最终导引出“对象化劳动”与“活劳动”之间的现实颠倒关系，并将之描述为“异化”。在批判模式上，马克思已经不是简单地从“对象化”到“异化”，而是用“对象化”和“活劳动”的辩证关系阐释“异化”。总而言之，马克思对“对象化”和“异化”的概念内涵和逻辑关系进行了三次不同性质的理论建构，这三重建构逐渐具体化、深入化，反映了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基础上探索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方法论的进程。青年马克思人本学架构中的“对象化”和“异化”是用理想（人的本质的实现）去批判现实（人的本质的丧失），是一种价值性的、隐性唯心主义的批判；《手稿》中出现的“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的相关论述是用经济学理论（劳动创造财富）去对照经济现实（劳动者受制于财富），是一种实证性的、经验主义的批判；在晚期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马克思阐明了“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的矛盾关系，从而结构性、历史性地解析了现实的“异化”。这才是真正内在性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学批判的哲学意义》，载《哲学研究》2016年第3期.［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L.Feuerbach.S?mtlicheWerke,Bd.2,Hg.FriedrichJodl,BadCannstatt:Frommann-Holzboog,1959.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5］巴加图利亚、维戈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遗产》，马健行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作者：张义修 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