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与人关系的利益化

人作为构成社会最基本的因子，不仅人本身是社会的产物与映现，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与映现。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商业资本的运作中由手工工场中走出，通过不断蚕食旧有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和人伦关系，逐渐扩展为支配整个社会的物质关系。商业这个“合法的欺诈”将“卑鄙的贪婪的”和“无人性和充满敌意的本质”掩饰在温情脉脉的面纱下，充当了资本家刺入封建社会腹中的利剑的历史角色。“任何一次买卖中，两个人总是以绝对对立的利益相对抗；这种冲突带有势不两立的性质，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另一个人的意图，知道另一个人的意图是和自己的意图相反的。因此，商业所产生的第一个后果是：一方面互不信任，另一方面为这种互不信任辩护，采取不道德的手段来达到不道德的目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互助型静态社会结构被以利益关系为纽带的竞争型动态社会结构肢解，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大行其道，个人要生存发展，必然向他人索取、掠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由横向的共赢转化为纵向的对立。随着资本主义由重商主义阶段过渡到自由主义阶段，资本家运用工厂制度助他们一臂之力，进一步蚕食传统的生产关系。在《十八世纪》中，恩格斯着重分析了工厂制度的产生得益于生产技术的革新，主要体现在一系列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发明蜂拥迭起。工厂制度在此基础上得以建立，并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然而，本属于全人类共同财富的生产技术的成果却被少数人攫取，“共同利益的最后痕迹，即家庭的财产共有被工厂制度破坏，至少在这里，在英国已处在瓦解的过程中”。血缘关系被金钱关系置换，甚至牢固的亲子关系也必须以金钱为价值尺度、为媒介。本该上学的儿童只要能够劳动便被赶进工厂，靠自己的工钱过活；而昔日温暖的家也已变成临时的“寄宿处”，夫妇也变成了房东。在社会结构层面，随着工厂制度的推广，人与人之间和谐的状态完全被异化，他人成了与个人对立的事实存在，成了利益的竞争对手。与此同时，封建地主与农民之间的二项对立结构也最终被三角架结构所取代，也就是土地、资本和劳动分别的代言人土地占有者、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对立。最后，生产技术、科学以及作为它们的物化产物的机器则主要是通过推动工业革命，推动人与人关系的利益化，强化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工人阶级剥削的刚性原则。这种技术、科学上的革新，原动力在于资本家贪婪的本性，在于他们对剩余价值扩大化孜孜不倦的追求。虽然刚开始资本家“不懂得估算这些事，科学的进步在他那里不算数”，但是瓦特的蒸汽机等一系列发明给社会生产爆发出的惊人生长力，让他们短视的眼睛不得不为之注目，并迅速接受了这份“豪礼”。在这之前，科学技术必须首先征服工人，把他们唯一获取生活资料的资本———劳动———价值贬低，而这主要是通过引入机器来刺激劳动生产率而实现的。在一定数量的资本中，资本家对技术的投入越大，他们投到工人工资上的份额就相对减少，工人在劳动后的利益分配中僧多粥少的情况就越来越严重。与相对份额下降常常伴随的是绝对值的变小。因为随着技术的进步，高效率的机器把很多低效率的工人赶出工厂。面对“一群寻求工作的过剩竞争者在等待着”，工人不得不把其他工人看成竞争对手，由此被压迫、被剥削的同志关系被激烈的竞争关系取代。结果是“部分工人突然被剥夺生存资料，而另一半工人的工资被降低”。

这种工人之间的竞争，“破坏了工人对厂主的反抗，摧毁了劳动在仍然坚持与资本作力量悬殊的斗争时的最后一点力量”，一盘散沙的工人阶级无力形成强大的联合阵营反抗资产阶级的剥削，要么在越来越艰苦的生存境遇中忍气吞声，要么将批判的怒火转嫁到无辜的机器身上。跟着商业一同到来的资本主义，终于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逐渐撕毁了当初温情脉脉的“羊皮”，露出了反人性的贪婪狼性，即“表面上承认理性从而使非理性真正达到顶点”。每个人都成了红眼的恶魔，不顾一切地“双手抱住自己珍爱的钱袋，怀着忌妒心和猜疑心注视着自己的邻居”，千方百计地想从别人那里豪夺。每个人都被“隔离在他自己的粗陋的孤立状态中，又因为每个人和他周围的人有同样的利益，所以土地占有者敌视土地占有者，资本家敌视资本家，工人敌视工人。在相同利益的敌对状态中，正是由于利益的相同，人类目前状态的不道德已经到达极点，而这个极点就是竞争”。中世纪被封建教权和王权捆绑在一起的教民和臣民终究被利益的炮弹打得零零碎碎，成为一个个孤独的原子，直面资本主义这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而人类的再次联合，正如废除封建制度的政治改革所宣称的那样，“不应该再通过强制即政治的手段来实现，而应该通过利益即社会的手段来实现”。

二、竞争关系的核辐射力

青年恩格斯思想的成熟性主要体现在引入了核心范畴———竞争，并用之统领所有的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和国民经济学的范畴和规律。这使他能够超越国民经济学的对立思维，从而真正将资本主义社会看成相互作用、不断变动的利益场域。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规律的分析，恩格斯觉察到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并将所有罪恶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为他以后和马克思思想的“会师”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学基石。而这一时期他沾染的费尔巴哈式人本学唯物主义哲学话语的共产主义论述，也影响了青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的论证逻辑，这反映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多种话语体系互相较量与渗透的文本结构之中。竞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地位首先表现在它对经济学家眼中决定商品生产费用的三要素资本、土地和劳动的“定价”，进而决定了三种要素的整合与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而在国民经济学家锐利的眼睛中，“恰恰是竞争关系被撇在一边”。他们把资本、土地和劳动的价值关系看成其自身的属性，丝毫没察觉这个关系只是人与人之间特定关系的物化产物，看不到生产费用一开始就被竞争所“歪曲”。于是，麦克洛赫断言“物品的抽象价值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李嘉图说“地租是付租金的土地的收入和值得费力耕种的最坏的土地的收入之间的差额”，萨伊的学说认为“物品的效用是一种纯主观的根本不能确定的东西”。恩格斯从抽象的物化关系中抽出本源的社会关系，用“竞争”将自然和人这两个生产要素联合起来，批判了“靠对立活命”的经济学家的观点。他把国民经济学家的“双重价值”（抽象价值和交换价值）置换成“价值”和“价格”，指出“抽象价值以及抽象价值由生产费用决定的说法，恰恰都只是抽象的非实在的东西”，只有建立在竞争的基础上，生产费用才能摆脱纯主观的藩篱而拥有客观尺度。同样，资本、土地和劳动，都必须把自己的自然属性放在竞争的天平上以决定自身在生产过程中的身价，即“地租包含着竞争，资本的利润只是由竞争决定的，至于工资的情况怎样，我们立刻就会看见”。竞争将资本、土地和劳动等纳入其统治范围的同时，也把能动的人收归自己的掌控之中。它不容许人们以自然血缘联系为基本纽带的联合，怂恿他们体内被抑制的“自私自利”、“贪婪”、“忌妒”的兽性突破道德的禁锢，使人们在利益角逐中不自觉地忠诚于竞争规律的统治，最终每一个人都被隔离在自己粗陋的孤立状态之中。在竞争的扭曲统治下，“商业是合法的欺诈”。而由于共同的利益诉求，“土地占有者敌视土地占有者，资本家敌视资本家，工人敌视工人”。在竞争的巨大漩涡中，每个人都成了唯利是图的投机家，而这种社会的后果，必然是垄断的产生，并与竞争相互制衡；同时，疯狂的生产也成了资本家牟取暴利的必然选择，也因此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无法根除的痼疾。在这种社会中，一方面是资本家盲目地迫使工人加班加点赶制商品，是一种“无意识的、不假思索的、全凭偶然性摆布”的生产；一方面是被沉重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实际购买力并没有提高，贪婪的资本家无偿地掠夺了他们所有的劳动价值，只留给他们仅够养活自己的工资。正如恩格斯透析的那样，“竞争的规律是：需求和供给始终力图互相适应，而正因为如此，从未有过互相适应。双方又重新脱节并转化为尖锐的对立”。在生产力和消费力之间的永恒波动之中，是整个利益链条的永恒波动。这种对立和波动必然导致经济危机“像彗星一样定期再现”，其“造成的不幸和不道德比大瘟疫还大”。而这并不以资本家的美好期许和他们的御用理论家的“粉饰哲学”而改变。在席卷一切的经济危机面前，不管是资本家还是劳动工人都不能幸免。一方面是过剩的社会生产力导致的浪费，找不到买主的商品只能堆积库房或倾倒海洋；另一方面是工人由于过剩而饿死。正是这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成了暴露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窗口。在这场残忍的游戏中，资本集中是必然趋势，垄断是必然结果。“较强的工人把较弱的工人，较大的资本把较小的资本，较大的土地占有把较小的土地占有从市场上排挤出去”。社会的绝对财富在疯狂堆积，而社会的相对贫困也在急剧增长，因为资本家永远都是拿的大头，而辛辛苦苦的工人得到的却少之又少。

同时，中间阶级越来越多地被竞争击垮而降格到底层社会的悲惨境地之中，社会经济的霸权和政治上的话语权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几个财团手中。与他们“脑满肠肥”的形象构成鲜明对比的，是日益壮大的社会底层和他们枯瘦如柴的形象。在这利益两级力量悬殊的博弈中，“世界日益分化为百万富翁和穷光蛋”。不过，垄断也不是只有消极意义，对诸如货币等的国家垄断也是很有必要的。通过竞争的辐射带动作用，资本主义将资本、土地、劳动等生产要素紧紧地串联起来，置于隐性的经济规律的支配之下。恩格斯暴露了国民经济学家那种非批判的方法论前提，“以私有制为基础批判性地分析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和基本范畴，考察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现象”，在揭示资本主义运行规律的同时将其推演至极端，暴露出生产力巨大发展背后的巨大悖论，进而批判了以国民经济学为理论依据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不合理性，并阐明只有等“全面变革社会关系、使对立的利益融合、使私有制归于消灭”，社会悖论才能真正解决。这里，也透露了恩格斯社会分析中渗透的人本学因子，虽然较之青年马克思程度较轻，但都呈现出用“应然”的理想取代“实然”的现实的倾向。

三、对国民经济学的辩证

超越国民经济学作为发财致富的科学体系，其根本目的在于将资本拉入经济运转周期之中，在流动中实现更高效的“繁殖”。与重商主义赤裸裸的无人性相比，在友善和团结的面具下，国民经济学家的确曾引领过各国资本家在自由贸易中捞得巨大的财富，但是也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的血腥本质和不道德。为了替自己的“雇佣老板”粉饰，国民经济学家不得不求助于伪善和诡辩，甚至前后龃龉。《大纲》中恩格斯把纯粹人的、普遍的基础而不是私有制作为批判的前提，以他年轻而锐利的笔锋直刺国民经济学理论的漏洞，进而奠定了自身经济学理论的原初形态。第一，对立思维的辩证克服。张一兵教授指出，“由于恩格斯此时手中持有的是一种以现实总体统一性为逻辑尺度的辩证具体，所以在他眼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是戴着‘运用对立性’有色眼镜的虚假抽象者”。恩格斯承认虽然国民经济相对于重商主义理论已经“前进了半步”，但是导源于当时的抽象唯物主义与抽象的唯灵论之间的哲学对立、共和国和君主国之间的政治对立和社会契约与神权之间的人神对立等二元对立的世界，国民经济学家难以克服时代强加给它的对立思维。恩格斯摒弃了对立思维，运用辩证法将物品的价值看成是生产费用和效用联合作用的产物，而不是单向度强调其中一方而忽视另一方。这种大综合的辩证方法，也体现在他将资本主义生产的三大物质基础———资本、地租和劳动纳入关系态的视野中进行考察，如他认为地租是土地的收获量即自然方面（这方面又包括自然肥力和人的耕作及改良土壤所耗费的劳动）和人的方面即竞争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这里，不再是两个因素之间简单的力量对抗，而是二元动态对立基础上的辩证统一。在随后的《十八世纪》中，恩格斯坚持辩证思维，认为正是因为英国人民族特性是由德国人的唯灵和法国人的唯物的混合，最终让工业革命最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德国或法国。第二，进一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质疑私有制存在的合理性，进而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暂时性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恩格斯将国民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纳入到私有制这张巨大的经济运作流程图中进行考察，透析了资本主义处处存在紧张的对立关系的事实，初步揭示了对立现象背后的现实经济联系。恩格斯对私有制规律最具理论价值的发现在于将商品的价格（交换价值）看成是生产费用和竞争相互作用的结果，进而将生产费用细化为三个影响因素，即生产原材料所必需的地租，资本及其利益，生产和加工所需要的劳动报酬，并进一步将之归为客观的自然和主观的人。在主观的人的方面，他将活的思想与固化了的科学等精神要素引入劳动的范畴之中。在《十八世纪》中，一个中心议题就是科学之于经济飞速发展的突出意义，工业革命“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其次，恩格斯考察了私有制下作为财富的源泉的劳动的裂变过程。私有制直接导致本来是统一的自然方面和人的方面的对立，人通过劳动积累产生了资本，资本作为劳动的结果却逐渐将劳动奴役，靠工人养活的资本家将工人奴役。资本被少数资本家控制，并继续投于生产中产生利润，利润在不劳动的情况下进一步增值产生利息。再次，恩格斯阐明了供给和需求之间的永恒波动必然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革命规律。

在竞争导致的经济无政府状态下，供求始终试图相互适应却从未相互适应，国民经济学家天真地用市场的调节来证明“生产永远不会过多”，而现实却回馈以像彗星一样定期出现的经济危机。在这一过程中，竞争关系的真谛———消费力对生产力的关系也清楚地显露出来。最后，恩格斯将资本主义所有矛盾的解决都归于私有制的废除。他指出，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彻底解除资本与资本、劳动与劳动、土地占有与土地占有之间激烈的竞争关系；才能使资本回归到与劳动最初的统一体之中；才能让工人被强迫让渡的工资真正回到工人的手里，……而捣毁私有制的重任，必然落在辛苦地生产却被剥夺大多数劳动成果的工人阶级身上。不过，也应看到，受理论视野的局限，此时的恩格斯尚对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等理论的价值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矛盾缺乏洞悉，只能更多地“从私有制基础上的竞争导致的后果这些现象层面上的冲突入手来论证消灭私有制的‘社会革命’”。这些分析过程和结论的得出都是“从经验和确凿可靠的事实出发”，建立在扎实的实证研究基础之上。可见英国曼切斯特的经历对恩格斯的影响不同一般，他自己就曾说：“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现代阶级对立所由产生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这一认识的飞跃，“为恩格斯提供了对工业资本主义认识的历史原型”，也呈现了恩格斯早期人学批判视阈下基于经济学分析之上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理论原相。虽然其中有一些思想尚属于经济学的外围研究而缺乏进一步的理论深入，且存在对国民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等的认识“盲区”，但无疑两文本对青年马克思有过重要的启发作用，促使他更快地从抽象的哲学王国着陆于现实的政治经济学世界，进而洞悉现实逻辑背后的规律本质。对比同一时期马克思的著述，不难得出结论：虽然在哲学批判方面马克思无疑更超前，但是“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文献的熟悉及展现的分析专长远远超出了当时马克思所达到的程度”，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给予者；而马克思本人也承认当时“自己总是踏着恩格斯的脚印走”，是理论的承受者。

作者：唐永单位：南京政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