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恩经济思想与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共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提供了理论武器和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包含着丰富的经济思想，这对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关于共产主义革命的前提条件、路径以及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

1．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共产主义革命的前提条件和路径进行了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将在文明国家里同时发生，每个国家革命发展的快慢要视其生产力水平是否发达而定l，不同国家走向共产主义将经历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发展阶段，至于具体通过什么方式走向共产主义，则“应当由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选择”21。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以上论述对于中国共产党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党在革命实践中明确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的战略思想，这对最终赢得革命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应当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3，这使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认识到“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从而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事业，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2．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进行了论述，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过渡时期)[5]2。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革命转变时期(过渡时期)将实现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转变；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5]1，这一阶段社会产品实行按劳分配，社会生产力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加速发展；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社会分工的情形将随之消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劳动不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成为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最终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5J1。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论述，对于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划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系列重大经济关系问题，以及最终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关于未来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生产组织形式

1．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要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必须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同家财产”I6]；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那就是“消灭私有制”141。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认识到，只有把生产力发展到为建立公有制经济所必要的程度，即“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8]239。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的论述出发，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把消灭私有制作为全党的奋斗目标，在建国后通过工业化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但由于脱离当时的基本国情，“一大二公三纯四统”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结构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当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思想，促进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2．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消除资本主义生产的无序竞争和无政府状态，并把公社(合作社)作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生产领域实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重要组织形式。恩格斯指出：“新的社会制度首先必须剥夺相互竞争的个人对工业和一切生产部门的经营权，而代之以所有这些生产部门由整个社会来经营，就是说，为了共同的利益、按照共同的计划、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这样，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将消灭竞争，而代之以联合”[8237，并提出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心环节”[。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生产组织形式的论述，对中同共产党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对企业实行丁人民主管理，有计划地组织企业开展生产活动，同时在农村推行合作社和制度，消除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序竞争和无政府状态。但由于脱离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不仅未能实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三)关于农民合作化和城乡关系问题

1．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实行土地国有化的思想，认为农民所有制是“土地国有化的最大障碍”l1oJ，因而必须把农民的土地私有制引向集体所有制。恩格斯在其晚年名著《法德农民问题》一书中广泛探讨了实现农民合作化的问题，指出“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财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11]。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农民合作化问题的论述，对于中国共产党农村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2．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将消除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实现工业与农业之间的联合。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73，造成了城乡之间严重的分离与对立；城乡分离破坏了农村居民精神发展的基础和城市居民体力发展的基础，使人类分成“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和“受局限的城市动物”，因而消灭城乡分离就成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前提[12l，无产阶级政权应该“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进城乡对立逐步消灭”[]49。恩格斯在思想史上首次提出了“城乡融合”的命题，认为“消灭城乡对立不是空想消灭这种对立日益成为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实际要求”[13]。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城乡融合、工农结合的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进而提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对农村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但由于实行重工业和城市优先发展的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因而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包括统购统销、、户籍制度等在内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改革开放之后，城乡二元结构不仅未能得到有效转化，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更为固化。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l4J。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思想是党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城乡融合、工农结合理论的重大发展，有着重要的理沦与实践意义。

(四)关于中国经济社会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经济社会的剧烈变革给予了高度重视，对当时中国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做出了及时准确的分析和判断，这给予中国共产党以深刻启发，指引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正确认识。

1．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揭露了西方列强对华战争的侵略本质与强盗行径，使中国共产党明确了抗击外来侵略的历史使命。在《中英冲突》《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英人对华的新侵略》《贸易还是鸦片?》《鸦片贸易》《中英条约》《新的对华战争》《对华贸易》等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严正驳斥了某些西方人把侵华战争归咎于中国野蛮落后和闭关锁国政策的谬论，指出英法联军对中国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是“极端不义的战争”[15。针对英国侵略者对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种种无理指责，恩格斯在《波斯与中国》一文中严正指出，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是保卫社稷和家园以及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16170，“是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造成了这一所有中国人普遍奋起反抗所有外国人的局面，并使之表现为一场灭绝战”16J¨。

2．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入分析了近代中国的经济社会状况，为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中国国情指明了方向。马克思认为中国“生产方式的广大基础就是小农业与家庭工业合成一体”[17J，从这一重要论述出发，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经济的基本特征，这对正确认识中国国情有着重要意义。与此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见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和世界贸易市场的形成会加速中国自然经济的瓦解和封建社会的解体，推动中国新时代的到来。马克思指出：“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到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18092。鸦片战争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工业品的输入，一方面产生了巨额的战争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工业的破坏性影响、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使得“旧税更重更难负担，旧税之外又加新税”，“社会生活也受到了相当程度的破坏”[18J692；另一方面，在欧风美雨的浸淫之下，资本主义在中国逐渐兴盛起来，“铁路之敷设，蒸汽机和电气之使用以及大工业之创办”[17]143，预示着“旧中国的死亡时刻正在迅速临近”[1617n，“旧有的小农经济制度也随之而日益瓦解”[1711z43，中国开始出现“新纪元的曙光”[16]。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论述出发，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社会矛盾进行了深入分析，认识到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从而确立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明确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的战略思想，这对于最终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列宁经济思想与中国共产党

列宁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列宁主义，揭示了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一国或少数国家获得胜利的思想，从而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方向。在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列宁领导苏俄党和人民实现了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为经济落后国家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列宁在领导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经济思想，这对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

1．列宁论述了垄断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一国或少数国家获得胜利的思想，这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列宁认为，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向纯粹社会主义过渡的纯粹资本主义[19]，社会主义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之间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I20；在帝国主义阶段，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垄断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社会主义革命将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21]。因此，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文明前提，但列宁认为可以“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22]。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一国胜利”的理论在俄国取得了成功，鼓舞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志，对于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帝国主义战争的掠夺性质及其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等重大理论问题产生了重要的指导意义。

2．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分析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中，列宁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设想，对未来社会做了进一步展望。列宁认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23]59，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和按劳分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才能逐渐从社会主义发展到共产主义24]；俄国当前(推翻资产阶级之后的第三年)“还刚处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即向共产主义低级阶段过渡的最初阶段”25]。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有机体，而不是僵死的、凝固不变的。在领导苏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列宁对共产主义社会的阶段划分提出了新的观点。例如，列宁把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低级、中级和高级三个发展阶段，提出了“发达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完整的社会主义”、“完备形式的社会主义”、“最终胜利和巩固了的社会主义”、“带有小农占人口多数所造成特点的社会主义”等新的提法。列宁关于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的分析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中国共产党曾试图通过农村逐步实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但由于脱离生产力落后的基本国情而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实践的过程中，认识到“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26]2，并把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重要方式，从而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二)关于过渡时期以及经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

列宁在《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与政治》《论粮食税》等著作中，科学阐明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性质、任务、形式及其在俄国的特殊性，并提出了运用新经济政策实现过渡的经济思想，这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列宁认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23]59列宁指出，“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初期，立即消灭货币是不可能的”27]49，并且不同的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形式有所不同，“资本主义社会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时期就愈长”28J；而“在一个农民人数相当可观的国家中，社会主义革命和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必然要采取特殊的形式”_29]。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列宁对1920年底至1921年初苏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既然当时苏俄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30J。具体而言，就是通过新经济政策来实现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并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新经济政策在列宁经济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并不改变苏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然而却根本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因为“新经济政策容许建设中的社会主义同力图复活的资本主义，在通过市场来满足千百万农民需要的基础上实行经济竞赛”[31。过渡时期和经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思想，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论述了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提出了过渡时期国家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即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此后，中国共产党借鉴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经验，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并于1953年明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逐步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积极借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运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出了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重要思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和创新，推动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三)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电气化)以及运用先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

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与政治》等著作中，列宁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要把主要力量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并拟定了苏俄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方针政策，阐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最初设想[32]179_186。在列宁的经济思想体系中，电气化是列宁改造和建设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伟大纲领，而工业化则是电气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列宁认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因为不实行电气化，要振兴工业是不可能的”33]，“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只能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341，“只有具备这样的基础，才能进行顺利的斗争，使人类摆脱资本主义的桎梏”f35]。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模式方面，列宁认为重工业是整个大工业的基础，应该把发展重工业提高到应有的地位，但同时也不能忽视轻工业的作用及其价值；认为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对于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具有重要意义，必须整顿、改善和发展交通运输业。列宁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业化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提出了“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奋斗目标，并把发展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摆在优先位置；此后，同志在党的八大报告中提出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建成一个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指引了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与此同时，列宁极其重视劳动生产率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劳动生产率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觉自愿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36]。列宁关于劳动生产率问题的论述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抗日战争时期，党认识到劳动互助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有效途径；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党认为农业生产合作社较之单干和互助组更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并认识到“任何社会主义的经济事业，必须注意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设备，尽可能改善劳动组织、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人力和物力，实行劳动竞赛和经济核算”[37]。此后，党多次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注重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且随着经济实践的发展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断深人。

(四)关于土地国有化和合作经济

列宁认为发展国民经济必须要首先考虑发展农业的问题，“在一个小农国家里不使小农经济得到切实的大规模的改善，我们就没有出路，因为没有这个基础，任何经济建设都不能进行，无论多么伟大的计划都会落空”38]。在《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社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十九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等著作中，列宁制定了布尔什维克的土地国有化纲领，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土地问题的理论。列宁认为俄国革命只有作为农民土地革命才能获得彻底胜利，而土地革命如果不实行土地国有化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使命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土地国有化就是号召广大农民采用革命的手段消灭一切封建农奴制的土地制度及其政治统治，把全部土地转归国家所有，并由国家政权机关规定全国通用的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原则[32]151-150。在《论合作社》等著作中，列宁结合俄国特点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合作经济思想，指出合作制是“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39，是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具体而言，列宁的合作经济思想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1918-1920年底，列宁把合作社作为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一种形式；1921-1924年，列宁把合作社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之一，同时也将其作为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3201。列宁关于土地国有化和合作经济的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处理农民问题产生了重要影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革命根据地实行农业互助，初步打破了分散的个体劳动对于提高农业生产力的限制，并且确立了土地所有权归农民所有的思想；抗日战争时期，党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政策，并把农业互助的生产组织形式发展为农业合作社，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新中国成立之后，党深入开展了新解放区的，并从1953年开始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领导人民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农业生产的合作化。

(五)关于发展对外经济关系

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市场、国际分工、国际交换等“生产的国际关系”的理论，科学总结了资本主义对外经济关系的规律，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40]038。随着苏俄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列宁在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外经济关系思想，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理论，并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领导苏俄人民充分利用各种机会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列宁认为，经济技术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先进技术和设备，才能加速本国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4l。列宁构想的苏俄对外经济关系的主要形式是租让制，即苏维埃国家同国外资本家订立合同，由资本家负责安排和改进生产，把所得的一部分产品交给苏维埃国家，另一部分作为利润归自己所有4o]352。尽管租让制最终未能在苏俄大规模实行，但它作为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的一种重要形式，有着宝贵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此外，列宁还主张积极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从国外购买发展工业和实现电气化所需要的装备、原料、材料和机器，并提出了对外贸易垄断制和外贸工作的重要方针政策，这对于巩固和发展苏俄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列宁关于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发展，对于中国共产党对外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就提出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利用外援来恢复国民经济，并提出了过渡时期“内外交流”和实行外贸统制的思想，这是对列宁对外经济思想的直接运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实行了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对外政策，优先发展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外贸关系，同时也积极发展同其他友好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贸易。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创新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外经济思想，把对外开放作为长期的基本国策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措施，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实现了“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形成了各产业、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点线面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六)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

列宁把世界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认为在解决一切殖民地和民族问题时必须弄清具体经济事实，必须准确估计具体的历史情况。列宁认为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以下三个方面不同于欧洲国家：1)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2)东方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阶级结构较之欧洲国家更为复杂，并且民族革命运动力量和民族革命运动更为多样；3)东方民族国家受历史传统的影响更为深远，民族主义思潮发挥的作用更大__42。因此，列宁对东方国家的共产主义者指出：“你们面临着一个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42，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只能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来决定其革命任务。列宁1920年6月在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明确指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应该首先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民族民主革命，共产党“必须特别援助落后国家中反对地主、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反对各种封建主义现象或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运动，竭力使农民运动具有最大的革命性”[43]。0；与此同时，共产党还“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要绝对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43]21。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为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于1922年7月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在此后的革命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创造性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4l，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道路等问题做出了正确分析，广泛开展了土地革命和改革运动，始终坚持党在革命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从而光辉地发展了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赢得了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

三、斯大林经济思想与中国共产党

在列宁逝世之后，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进行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使苏联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巩固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并对东欧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给予了有力指导。斯大林领导下所形成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深刻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的经济思想也对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和向共产主义过渡思想

1．在对列宁相关思想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斯大林提出了其“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这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重要影响。斯大林指出，由于“各种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帝国主义环境内发展的不平衡性和跳跃性，帝国主义内部那些必然引起战争的灾难性矛盾的发展，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增长”45]，使得“无产阶级在个别国家内的胜利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45]0。斯大林认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一问题包括两个子问题：一是国内的内部关系问题，即战胜本国资产阶级和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的问题；二是外部关系问题，即完全保障国家免除武装干涉和复辟危险的问题。只有这两个问题均得以解决，社会主义在一国内才能取得完全胜N(46。随着苏联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不断取得重大进展，斯大林坚定了其“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这一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增强了中国共产党赢得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信心。

2．斯大林提出了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理论，这对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苏联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斯大林认为“一个国家内的共产主义”特别是在苏联这样的国家内建成共产主义是完全可能的[47J。斯大林提出，为了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实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必须至少具备三个先决条件：一是保证全部社会生产的不断增长，其中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要处于优先地位；二是运用有利于集体农庄同时也有利于整个社会逐渐过渡的办法，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水平，并且逐步用产品交换代替商品流通；三是保证社会一切成员全面发展他们的体力和智力，提高他们的受教育水平，使他们都能自由选择职业，而不致由于现存的劳动分工而终身束缚于某一种职业[48589-59。斯大林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通过农村逐步实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并试图把由集体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在公社内部用产品交换代替商品流通。由于脱离了当时中国生产力水平落后的基本国情，党急于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思想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逐步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二)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1．斯大林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并在同托洛斯基等反对派“超工业化”的论战中形成了其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这对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是发展重工业，只有优先发展重工业才能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发展整个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农业，从而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尽管斯大林认识到工业建设要从国情出发、量力而行，但他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高速发展。此外，斯大林认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需要大量的投资，而从农业获得资金是从内部积累工业化资金的主要途径；认为在国营企业中合理增加积累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有效途径，同时工业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3227。斯大林的工业化思想指导苏联成功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巩固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共产党依据斯大林的工业化思想领导了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将工业化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并把提高工业化的发展速度摆在优先位置，利用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等形式从农业攫取工业生产资金，采取了“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这在初步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消极影响。

2．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并在同布哈林等人的论战中形成了其农业集体化经济思想，这对新中国的农业集体化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在1927年底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提出了农业集体化和利用新技术改造农业的问题，指出农业的出路“就在于把分散的小农户转变为以公共耕种为基础的联合起来的大农庄，就在于转变到以高度的新技术为基础的集体耕种制”[49]。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思想有一个发展的过程。20世纪20年代中期，斯大林提出通过把农村小业主联合成各种形式的合作社这一渐进的方式完成苏联农村社会制度的变革；20年代中后期，斯大林认为现阶段的重心仍然是进一步提高中小个体农民经济，但要以建立集体农庄和发展国营农场为补充；到1929年4月，斯大林在《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一文中系统批判了布哈林等人的经济主张，要求开展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群众运动，即实现全盘集体化。斯大林认为实现农业集体化不仅是克服农业相对落后于工业的矛盾的需要，同时也是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如果说剥夺地主的土地是十月革命在农村中的第一个步骤，那么用集体农庄过渡就是第二个步骤，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是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基础的最重要的阶段”[50]。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剥夺了剥削阶级中人数最多的富农占有的生产资料，使占人口最多的劳动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道路，为苏联农业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51l，同时也对中国共产党的农业集体化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而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实现了农业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此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确立了体制，使农村经济实现了全盘集体化，这是中国共产党对斯大林农业集体化经济思想的运用和发展。

(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

斯大林在领导苏联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在深入总结苏联经验并在吸收和借鉴苏联经济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苏联经济建设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写成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斯大林在该书中阐述了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和重要规律，尤其是阐释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斯大林认为，“经济发展的规律是反映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48]541，人们能发现、认识和利用这些规律，但“不能消灭这些规律或创造新的经济规律”[48]54l。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仍然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在有商品和商品生产的地方，是不能没有价值规律的”[48]550，但“在苏联社会经济制度下，商品生产的活动是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这样，价值规律的作用也被严格地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使得价值规律在我国的制度下不能起生产调解者的作用”48]54。斯大林认为，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决定着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和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它引导着整个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运行，斯大林把这种趋势概括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32850；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就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48J569。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问题的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于中国共产党认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指导下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必须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26]坞，认识到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52J。在中国共产党的八大上，党认识到在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建设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批判继承斯大林相关论述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入，最终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并提出了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思想，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

(四)关于平等和平均问题

斯大林关于平等和平均问题的思想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相关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恩格斯认为社会只可能将不平等减少到最低限度，而不可能实现绝对平等[53]；列宁认为，“苏维埃政权力求使任何劳动的报酬一律平等，力求实现完全的共产主义，但在目前只是采取最初步骤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不能给自己提出立刻实现这种平等的任务。”[27]74在恩格斯和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对平等和平均问题认识的基础上，斯大林指出“各尽所能，按劳取酬”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公式，也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公式；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才能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斯大林认为平均主义的根源是个体农民的思想方式，是平分一切财富的心理，是原始的农民“共产主义”的心理，而“平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毫无共同之处的”[54]，并且“马克思主义是平均主义的敌人”[55。斯大林关于平等和平均问题的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党在分配理论上一度片面强调平均主义，压制了社会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逐步确立，党在分配理论上不断取得重大进展，由否定按生产要素分配发展到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最终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思想，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创新。此外，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之后提出了处理好效率与公平之间关系的重要论点，尤其是在进入21世纪以来突出强调实现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加快调整居民收入分配结构，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分配问题的认识更加深人。

(五)关于中国革命和经济社会发展问题

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中国革命问题》《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中国问题》等著作中，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和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进行了深人分析。斯大林认为中国革命具有以下四个特点：1)中国革命既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革命；2)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革命的要求，但是极端软弱；3)中国革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4)中国旁边有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存在着和发展着[56]。在对中国社会矛盾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斯大林阐述了中国未来政权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认为“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就其性质来说，大体上将类似我们在1905年所说的那种政权，即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之类的政权，然而不同的是，这主要将是反帝国主义的政权”_57_。

此外，斯大林论述了封建主义压迫下的中国经济社会状况和土地革命带来的重大社会变革，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所有的革命者采取有力措施进一步推进土地革命56]。总体而言，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和经济社会问题的论述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道路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明确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认识到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从而确立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思想，并始终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此外，中国共产党按照斯大林的建议广泛开展了土地革命和改革运动，创造性地发展了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最终赢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