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发展中国家通常存在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部门和以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的二元经济反差(Bardhan,P.andC.Udry,1999)。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经济的一个特征是二元经济结构比较显著,促使结构转化是实现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然而,与这种要求不对称的是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进程比较迟缓,结果“不仅严重制约着制度变革的传导,而且直接影响着制度调整的空间”(刘元春、罗玉波,2003),在某种程度上,二元经济结构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性”因素(课题组,2005)。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迟缓会影响诸多方面。在资源配置方面,二元经济结构内生出分割的要素市场,传统部门的劳动力不能与现代部门的资本有效对接,从而形成了劳动与资本的双重过剩(王俭贵,2002),这说明增长还远没有接近生产可能性曲线的边界。

在收入分配方面,二元经济结构使市场的竞争机制和工资的拉平机制难以充分作用,现代部门不能通过涓滴效应惠及传统部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仅难以缩减,反而有相对扩张的趋势(约翰逊,D.G.,2004;蔡,2002;XinzhengShi,2002)。在地区发展方面,二元经济结构不利于地区间的经济互补,资本、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难以最优配置,诱发的往往是地区间的回波效应而不是扩散效应,以致于1978年以来地区差距呈现出一种先减弱、再增强的“U型”趋势(范剑勇、朱国林,2002;林毅夫、刘培林,2003)。在增长方式方面,二元经济结构使资本大量淤积在现代部门,工业增长大多采用投资主导的“马克思类型”,而不是技术主导的“库兹涅茨类型”(速水佑次郎,2003),工业增长伴随着资本—产出比的不断上升,人们有理由质疑此种增长方式是否具有持续性。在宏观经济方面,二元经济结构致使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提高缓慢,这在萧条时会通过抑制需求和投资而加剧通货紧缩,在过热时会因缺少来自农村的熨平机制而放大通货膨胀。

此外,二元经济结构还具有“繁衍”特征,整个经济体系以产业为核心,会引申出区域、金融、技术二元经济结构等次生产物,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彼此缠绕,共同构成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阻力。上述情况使人们追问:为何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比较迟缓。现有文献对此没有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一个原因是:这些文献未能解释二元经济反差产生、或者说工农业存在生产率差异的实质性原因(高帆、秦占欣,2003)。当然,也不可能说明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趋向和要害是什么,这会影响到人们对二元经济问题的认识深度,看来分析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趋向及决定变量是讨论问题的切入点。基于此,本文采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超边际分析方法,试图从分工演进的视角,对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趋向问题作出理论阐释。本文第二部分是相关文献的综述,第三部分是模型及推导的命题,第四部分是对命题的检验,最后给出结论和政策含义。

二、文献综述

现有关于二元经济结构的研究,大多将二元经济反差看作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特征性事实,主张通过适当的方式来促使经济结构转化。这样,分析转化路径就成了现有文献的研究重心,围绕这个主题有两条线索:第一条线索是古典主义思路,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马尔萨斯陷阱”,农业中存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在这个思路下,Lewis,W.A(1954)构建了一个二元经济结构模型,此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两部门之间存在着关联效应:现代部门以低工资从传统部门吸纳劳动力———现代部门在工资和生产率之间获得利润———现代部门将利润资本化并扩大部门规模———传统部门的劳动力被不断吸纳,劳动生产率随之提高,最终促使两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相等。

出于对刘易斯模型忽视农业的修正,Fei,J.C.H.andRanis,G.(1964)显示工业不是总能从农业中获得剩余劳动力,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村不变制度工资提高之间存在着某种均衡,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外转移本身以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为前提。这两个模型虽有差异,但都认为存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强调通过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现代部门,以实现结构的转变和总量的扩张。这种理解对其后的结构转变问题产生了深远影响,直到现在,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仍是解释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主要依据。第二条线索是新古典主义思路,在反思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的基础上,这种思路否定存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劳动力(Schultz,T.W.,1964),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可以对经济结构转变中的剩余劳动转移问题作出解析。据此,Jogenson,D.W.(1967)假定两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大于零,通过模型构建和求解,得出了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充要条件,此条件强调工农业的紧密关系,特别是农业发展对工业和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重要意义。

沿着这个思路,Todaro,M.P.(1969)、Harrist,J.R.andTodaro,M.P.(1970)、McIntosh,J.(1975)、Dixit,A.K.(1978)在劳动边际生产率为正的条件下,从城乡就业的角度分析了二元经济结构转化问题。这些模型将预期引入分析中,指出收入差距不能描述劳动力转移的决策机制,必须将对城市就业预期和收入水平差距结合起来,才能确切地刻画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特别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以上两条线索对人们理解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是有益的,但古典主义思路先验地假定存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新古典主义思路放弃了这个假设,但却将市场完备假设直接应用到分析中,这些显然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有偏差。更重要的是,上述思路主要讨论城乡劳动力的转移,即结构转化的方式,而没有考察二元经济结构的产生原因和转化方向。由于忽视了二元经济结构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因此,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只揭示了事物的“一个片断”,而不是具有系统性和动态性的“全部图景”。

区别以上的研究思路,还有学者从经验上剖析了结构转变问题。例如,配第注意到工农业劳动者的收入存在显著差别,其后克拉克分析了20多个国家的时间数据,并概括出“配第—克拉克定理”: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人均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将使劳动力流向第三产业。此后,库兹涅茨(1985)的统计分析表明:长期来看,农业在GDP中的份额和在总劳动中的份额有显著下降的倾向,而工业和服务业所占的份额则趋于上升。区别于库兹涅茨的统计归纳法,钱纳里等(1988)采用了投入—产出法,但经验分析的结论大致相同,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配第—克拉克定理”。近来的文献除了讨论产业转型的趋向之外,还附带分析了产业结构转变的资源再配置效应(Murphy,K.etc,1989;Yasusada,M.,2002;)。上述研究尽管侧重点不同,但都认为经济结构转变的基本指向是工业化,且这种转变会通过资源再配置而产生增长效应。这些对经济结构转型的研究具有归纳性质,它们“对结构变动已经小心地做出了许多经验性的概括,……但依然是事实,而不是自命使用或发展出任何理论的著作”(Pasinetti,L.L.,1993)。

这些研究没有推演出一个逻辑的解释思路,因此,不能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下说明结构转变的诸多方面。例如,结构转变意味着工业化,但现有文献用“劳动剩余和工业部门的外生进步来解释工业部门的扩展”(杨小凯,1998),这不能令人满意,工业化应是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一个内生产物,不能由其他外生因素加以解释。对经济结构转化方向的讨论,应将服务业的兴起内生化,但现有研究没有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工业化和服务业兴起之间建立起有说服力的内在机制。最后,产业结构转变会连带到空间布局的改变,这两者应在同一框架下得到说明,然而,现有文献要么只注重产业结构方面的变化,而没有考虑在此基础上的空间结构变化,要么是分割开来,用不同的理论框架来解释经济发展中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问题。概言之,现有的二元经济理论着重讨论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产业结构转型理论部分地说明了结构转变,它们都没有在理论上逻辑一致地解释二元经济结构是如何产生的、其转化趋向和影响因素是什么。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现有文献从资源配置角度出发,而忽视了组织演化特征,前者只涉及资源在既定部门之间的配置,后者却包含部门从无到有的拓扑性质。事实上,结构转变意味着经济体出现了不同部门,人们在部门间进行重新选择,这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更是一个分工演进问题,可见,分工演进是理解二元经济的一个基点。

在经济思想史上,Smith,A.(1976)将分工理解为促使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并提出了一个猜想:“农业上生产力的增进,总跟不上制造业劳动生产力的增进的主要原因,也许就是农业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此后这种注重分工演进的思路被Marshall,A.(1920)、Young,A.(1928)等所继承。特别是,杨小凯(1998)构建了以超边际分析为方法论基础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复兴了古典经济学中的分工思想,为形式化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提供了可能。基于此,高帆、秦占欣(2003)揭示了二元经济反差确实源于两部门不同的分工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斯密的猜想。既然二元经济结构源于两部门不同的分工水平,那么问题就归结为:随着分工组织的演进,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趋向是什么。分工组织的演进将使经济结构转化体现出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在产业领域的工业化以及服务业的兴起;二是在空间领域的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这两个方面的转化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依存并存在着内在次序。如果上述猜测能得以说明,则从分工视角就可以更好地揭示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趋向。

三、模型与命题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模型中,经济主体被认为既要生产、也要消费。因此,假设在一个经济体中,每个经济主体以生产者—消费者的角色出现,作为生产者,他可以在生产三种产品x、y、z之间作出选择,其中x为农产品,y和z为工业品;作为消费者,他有需求多样性的特征,需要同时消费这三种产品。

四、实证检验

前文从分工视角出发,针对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趋势提出了3个命题,这些命题只有通过实证检验,才可能成为有说服力的理论。按照重演律,一国的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之间有比较确定的关系,后来国家将会“重演”现行国家的历史过程,而在任一特定时刻,经济水平不同的国家就“等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同一国家,可以用某时刻多个国家的截面数据“替代”时间序列资料。首先以2002年40个国家或地区为样本,①SCL:人均全员劳动生产率,RJS:人均国民生产总值,YCB:第一产业占比,ECB:第二产业占比,SCB:第三产业占比,FNB:第二、三产业占比之和,CSH:城市化率,其中SCL和RJS的单位是美元,其余指标的单位是%。以上数据来自《国际统计年鉴2004》,由于缺少美国和日本2002年三次产业占比数据,我们用2001年的数据来替代。考虑到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直接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用全员劳动生产率SCL来表示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程度。

用Eviews3•1统计软件来观测SCL和RJS间的关系,结果是:RJS=-156•7151(-0•401744)+0•472172SCL(32•94868)R2=0•966181R2=0•965291D-W值=1•930847F值=1085•615回归方程下方括号的数据为t检验值,此方程的各统计量能够通过检验,且R2和调整后的R2分别为0•966181和0•965291,说明SCL可以很好拟合或解释RJS,因此,用RJS来替代SCL是合适的。下面以RJS为解释变量,以YCB、ECB、SCB、FNB、CSH为被解释变量,回归方程是:YCB(ECB、SCB、FNB、CSH)=C+αRJS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RJS的提高,第一产业占比将趋于下降,其α值为-0•000567,但第三产业占比和城市化率将上升,其α值分别为0•000872和0•001328,这三个回归方程的各个统计量能够通过检验,且拟和程度较高。一个例外是:在RJS提高的过程中,第二产业占比趋于下降,其α值为-0•000305,这可能与多数国家已完成了工业化并开始转向服务业有关,另外,此方程的回归结果也不理想,R2为0•144907。因此,我们放弃这个回归结果,转而用第二、三产业占比之和、即非农产业占比FNB来模拟,结果α值为0•000569,回归方程的拟和度也有很大提高。这意味着:从国际经验来看,二元经济结构的确表现为一个工业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服务业的兴起和城市化水平提高的过程。

同样还可以利用我国的资料进行分析。我们采用2003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截面数据,RJS:人均国民生产总值,YCB:第一产业占比,ECB:第二产业占比,SCB:第三产业占比,FNB:第二、三产业占比之和,CSH:城市化率。其中,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三次产业占比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4》,城市化率的数据来自《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4》,在该年鉴中缺少2003年各地的城市化率资料,因此用2002年数据来替代。仍以RJS为解释变量,以YCB、ECB、SCB、FNB、CSH为被解释变量。2003年在我国的31个省区中,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RJS的增加,第一产业占比YCB不断下降,其α值为-0•000567,这和国际的变化趋势是吻合的。第二、三产业占比ECB和SCB在上升,其α值分别为0•000175和0•00392,不过,第二产业占比ECB的拟和程度不太理想,其R2和调整后的R2仅为0•040948和0•007878。我们仍采取第二、三产业占比之和FNB来模拟,其α值为0•000567,且拟和程度也有大幅度提高。

从城市化率来看,系数α为0•001488,略高于国际经验中的0•001328,而且判定系数较高,说明我国RJS的增加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以上结果说明:与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对应的是工业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服务业的兴起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这也表现为一个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不断增加的动态过程。值得说明的是,在高收入国家,工业的产值和就业占比在下降、而非农产业的产值和就业占比在上升,表明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已基本完成,或者是在国际分工中已完成产业布局,对经济发展起带动作用的主要是服务业,在此过程中,城市化水平也在持续上升。所以,城市化的确与工业化及在此基础上的服务业的兴起紧密相关,试图在工业化薄弱和服务业落后的情况下强制推动城市的发展,这种努力从长期来看效果是极其有限的。在结构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工业化和服务业的兴起,分工演进不仅使更多的劳动者进入现代部门,而且农业部门也由于“输入分工”而被“现代化”,这样两部门的分工差异有缩减倾向,劳动者的人均真实收入有收敛趋势。如表3所示,美国在1880—1990年农业在GDP中的占比由27%降低为2%,农业的就业份额也从50%下降到3%,说明二元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彻底转变,与这种转变相伴随的是:农业与非农业的工资比率越来越接近于1,农产品的相对价格也表现出同样的趋势,地区之间的工资也有显著的收敛倾向。

总之,从经验分析来看,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二元经济结构有逐渐缩减的趋势,与此相对应的是工业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服务业的兴起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这证实了本文模型推导的3个命题。模型推导和实证资料的一致性表明: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在实质上是一个分工问题,交易效率提高、分工组织演进能够提高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和人均真实收入,从而体现出二元经济结构在产业和空间上的转化趋向。

五、结论及拓展

对于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发展经济学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和产业结构转型理论作了一定的说明,然而这些研究没有在理论上逻辑一致地解答二元经济结构的产生原因和转变趋向是什么。由于二元经济反差源于两部门不同的分工水平,因此,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必须在分工演进的视角下才可能得到解释。基于此,本文利用一个逐渐放松条件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模型,说明了随着分工组织的演进和分工水平的提高,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体现为一个工业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服务业的兴起和城市化水平提高的过程,这样就内在一致地说明了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在产值、就业和空间等诸方面的特征。进一步地,促使分工组织演进和分工水平提高的是整个社会的交易效率提高,而交易效率提高又依赖于交易费用的降低,这些理论的讨论能够得到经验数据的支持。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体系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非常显著,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变是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关键。如果本文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对我国的经济结构转变而言,本文的结论就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应回应促进分工组织演进这个主题。本文证实了分工演进决定着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程度,现实中人们对这点的认识似乎尚不到位,遂使二元经济结构转化迟缓,并在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地区发展、工业增长和宏观经济等方面表现出消极效应。未来我国促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应着力提高整个社会的分工水平,为此,交易效率提高、交易费用下降将至关重要。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技术层面,例如:政府提供公共品,投资必要的基础设施,完善市场秩序,拓展信息渠道,降低行政垄断行业的进入壁垒等,从而为交易效率的提高准备必要的前提;二是制度层面,例如:改变“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模式,改革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财税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农村金融制度,甚至教育、医疗和培训制度等等,不断降低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交易成本,努力消除农村劳动力向农业内外的非农部门流转的制度性壁垒。

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应在产业发展中有内在层次性特征。二元经济结构转变,表现为工业化及服务业兴起的过程。以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相对于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部门,具有较高的分工水平,因此工业化能够促使分工组织演进。工业化有两种实现途径:一是现代部门的扩张,二是传统部门的改造,后者为工业化提供了支撑,它本身也是工业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所谓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农村工业的兴起等都是工业化的过渡形态。在工业化过程中,交易频率的增加和交易范围的拓展要求服务业的兴起,以前人们往往只看到工业和服务业的并列关系,而忽视了它们内在的依存关系,事实上,工业化和服务业的兴起不是一种并列的、替代的关系,而是一种有序的、互补的关系。在工业化发展不充分的情况下,服务业的兴起也就无从谈起,通过政府力量强制地发展第三产业往往也是事与愿违。在这方面,殷醒民(1999)曾对上海“退二进三”的产业战略规划作了反思。

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在空间上应体现出区域差异性特征。工业化和服务业的兴起,会要求节约交易费用,以提高交易效率和促进分工演进,这要求交易伙伴在空间上相对集聚。可见,城市化是对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工业化和服务业兴起的回应,工业化和服务业兴起会推动城市化的发展。尤其是,随着分工水平的提高,城市化也会表现出一个从小城镇到大城市的动态次序。所以,对城市化思路的选择应立足于产业发展,只有在工业化和服务业兴起的基础上,“农村城镇化、城镇城市化”才是一个有效的转变次序。进一步的,关于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模式,理论界有三种观点:大城市模式、中等城市模式和小城镇模式。根据本文的理解,我国各地的工业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服务业兴起状况各不相同,因此不存在统一的城市化模式,立足本地、突出产业发展的自发带动作用无疑是理想的选择。据此,可以将全国按照产业发展状况分成若干区域,通过多层次、非均衡、自发演进的方式来推进城市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