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转型期，“传统”与“现代”两种体制并存和交织，形成二元社会结构。而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转型期是社会安全问题的易发期，因而社会安全已经成为一国转型期中现实政权特别关注的重要问题。大量的社会实践和研究成果表明，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二元社会结构及其内在的不安全因素将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瓶颈。 实践表明，社会结构二元性所导致的矛盾和冲突不仅表现在新旧体制之间，而且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产业之间、贫富群体之间都将发生程度不同的摩擦和碰撞，而这种摩擦和碰撞必然会表现出思想多元、文化冲突和利益分化等社会转型期的特质。其中，由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利益分化，是形成社会结构二元性差异和对立的主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利益结构是社会结构的物质基础，利益结构必然是社会的深层结构。在理论上正确把握利益结构及其要素，对于分析转型期社会的实际状况，进而建立有效的社会安全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最为显着的特征就是新旧体制的转换和更替，而这一特征使得这个“过渡阶段”被指称为社会转型期。然而，新旧体制的转换和更替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得以实现的，所以在社会转型期中，必然发生一种“传统”与“现代”两种体制并存和交织的状态，这就是学界称谓的二元社会结构。一般认为，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转型期是社会安全问题的易发期，因为社会的动荡和危机往往产生于向新的社会结构的过渡阶段。所以，社会安全已经成为一国转型期中现实政权特别关注的重要问题。 国家现代化建设从社会转型的视角进行考察，它表现为结构性的社会变迁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二元结构不是一种社会常态。因为，在新的社会结构逐步形成的同时，旧的社会结构在相应地消解和散失，最终使国家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革。但是，大量的社会实践和研究成果表明，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二元社会结构及其内在的不安全因素将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瓶颈。因为，从深层次上分析，一个国家的社会安全状况与该国的社会结构形态是密切相关的。通常，在二元社会结构特征显着以及延续时间过长的国家，其社会安全的程度相对较低，甚至容易引发社会动荡和危机；而那些在社会结构上能够尽快消除二元差异和对立，以至实现跨越二元社会结构形态的国家，其社会安全就具有坚实的基础。这种对比结果，已经普遍被国际社会看作是一个国家能否建立现代社会安全机制，直至成功走出传统社会的衡量标志，甚至还把它作为考察其能否全面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指标。 实践表明，社会结构二元性所导致的矛盾和冲突不仅表现在新旧体制之间，而且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产业之间、贫富群体之间都将发生程度不同的摩擦和碰撞，而这种摩擦和碰撞必然会表现出思想多元、文化冲突和利益分化等社会转型期的特质。其中，由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利益分化，是形成社会结构二元性差异和对立的主要原因。因为，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特征不仅表现为利用市场自主地配置资源，而且市场本身也在不断地进行着对社会利益关系的重构。虽然，由市场经济体制所带来的利益分化及其利益关系结构的变迁，不一定能称得上是显着的社会运动，但是，它的存在和加剧意味着社会资源在社会成员中的重新分配，这种状况一方面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和重组，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种种特质，表征了社会转型期中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某些重要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利益结构是社会结构的物质基础，利益结构必然是社会的深层结构。 以上分析可以认为，利益结构在社会结构的调整和变迁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利益结构不仅体现了社会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之间的关系，而且还体现了社会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之间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利益结构关系在客观上形成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之间的中介，而这种中介作用体现了一种以社会成员内在的利益要求为基础，通过利益结构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方面关系转化的功能。从理论上分析，利益结构及其表现出来的各种利益关系，一定是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从实践上考察，社会利益关系在具体的形成过程中，又离不开社会成员的意志与行为的作用，甚至应当把这种关系看成是社会成员之间以追求利益为目的的相互作用，以及现实政权对这种相互作用进行控制和调节的结果。否则，我们在理论研究中将脱离对社会安全监控的现实基础，进而步入“用现成的公式和原则去套用社会现实”的误区。因此，在理论上正确把握利益结构及其要素，对于分析转型期社会的实际状况，进而建立有效的社会安全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利益结构中的要素具有复杂性和多元性。一般来讲，比较重要的要素有利益结构的主体、利益观念的刚性、利益价值的取向和利益实现的方式等。其中，对利益结构主体的分析是最为重要的。社会利益结构关系的分化以至新的利益结构主体的形成，都是通过一定社会的利益阶层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反映出来的，其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人们掌握和支配利益资源的状况，在新的经济制度和体制的作用下，一部分掌握和支配了利益资源的阶层和群体，他们在社会中占据了主动和优势的地位，而相反的人们只能处于相对被动和劣势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控制和调节社会利益关系主导力量的现实政权，不仅可能而且应该在政策的制定和制度的安排上有利于市场利益主体的要求和愿望。于是，利益结构关系不仅反映出了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且也反映出了非利益主体成员与现实政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转型期出现的社会成员地位差异，非常容易造成人们获得利益机会的不平衡性，如果这种差异和不平衡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有效弥合，就很有可能转化为社会不安全因素，甚至刺激社会冲突或社会危机的发生。当前，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最为明显和重大的转变就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由于市场经济是一种交换经济，而交换经济必须以财产独立为前提，所以现实政权所要承担的功能就是确定财产权利，并且要最大限度地保护这些权利。然而，中国政府始终面临着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历史重任，所以在调节利益关系的过程中，一定要减少二元社会结构造成制度性的规则和秩序的多重性，要切实把税收征管、社会保障、扩大就业等一系列政策同产权保护的制度安排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有效可行的社会安全保障机制。 应当引起高度重视的是，制度性的二元结构不仅会严重肢解社会资源体系，造成交易无序、分配不公、腐败滋生，以及地区差异和贫富差距扩大等现象，而且还将阻碍社会成员的统一认同，进而形成思想多元和文化冲突。因为，经济制度与利益关系上的矛盾非常容易积聚于观念领域，严重的观念冲突往往表现为思想、文化上的裂变和分野，引发不同利益阶层和群体在心理上的对立，以至降低社会认同感和协调性，从而为形成社会不安全因素酝酿心理基础。在这种状况下，传统时代所运用的整合方式已经无法适应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而使得昔日积累起来的社会凝聚力及其给予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开始大幅度地下降，这种状态下的社会结构必然显得极其脆弱。此时，传统利益观念的刚性作用将得到充分的体现，特别是在利益受损的那部分利益阶层及其成员中，这种刚性作用将成为新的利益结构形成和发展的严重障碍。为了尽快弥合转型期中二元性的差异和对立，现实政权一方面要加大缩小地区差异、贫富差距的政策力度，尽力减少和避免传统体制受益者因利益受损而产生的不满；另一方面又要尽力满足新的受益群体在稳定和发展方面的强烈欲望，以努力消除不同利益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对现实政权的不满，从而消除由此可能给社会造成不安全的隐患。 近代以来世界现代化建设的规律表明，转型期的社会安全隐患问题是与二元社会结构问题没有得到及时妥善解决有着直接的关系。二战以后不少拉美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先后把“发展”确定为自己的中心任务，尽管这些国家在发展的战略、模式、政策上有着很大差异，却表现出一种十分明显的特征，就是谋求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但是，现存二元结构的国际环境使现代化的发展变得更为复杂。因为，先进发达国家的存在及其示范作用，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产生了正负效应交织、交错在一起的复杂状况。由于发展中国家基本上属于“外诱型现代化”类型，于是，一边是极其落后的内部现实，一边是高度发达的外部示范，两者形成的巨大反差使得社会结构二元性的差异和对立更为凸显。本来，在很低的历史起点上谋求现代化就十分艰难，而当着外部示范以高水平的现代标准，乃至后现代标准对发展中国家冲击的时候，就使这些国家面临着各个领域同步发展的巨大压力。发展中国家处在内部落后、外部冲击的情况下，决定着它的发展不仅是一种创新的过程，而更多的是从先进发达国家那里借鉴和输入制度性因素的过程；同时也决定着它不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而是人为的自上而下的动员过程。其结果，将使这些国家的发展成为缩短正常的发展周期，在短时期内发生急剧的、不均衡的变革过程。然而这种急剧的、不平衡的变革不可避免地加剧多重的利益分化与重组，以至形成社会的动荡和危机。所以，发展中国家必须把握自己国家家和民族的历史惯性及其影响力，切实将各种利益关系整合进一个具有弹性的社会结构框架内，主动缩小二元社会结构中的差异和对立，特别是从制度上消除那些制造和强化二元结构的弊端，以保障社会安全，尽快实现由传统社会体系向现代社会体系的转化并轨，推进本国现代化建设的稳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