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城乡流动人口的研究有多种理论视角，如二元经济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注：S.Narasimhan,LabourOut-MigrationtoCities:SearchforanAppropriateTheory.Man-and-Development,vol.17,no.1(March1995),pp.78-88.）、供需理论(supply-de-mandtheory)、同化理论(assimilationism)等（注：AlejandroPortes&JozsefBorocz,ContemporaryImmigration:TheoreticalPerspectives

onItsDeterminantsandModesofIncorporation.International-Migration-Review,vol.23,no.3,fall,1989,pp.606-630.），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推拉理论”。本文试图运用推拉理论模型对影响中国农民工流动的因素进行分析。本文的核心假设是，中国的推拉模型与国际上相比有巨大差异，其中最突出的差别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影响，推和拉都发生了变形。本文将分析在中国户籍制度背景下产生的特殊的推拉模型。文章所使用的实证数据主要来源于笔者近年来所组织的一些问卷访谈（注：这些调查包括：(1)1999年8月，笔者对四川15个区县农村地区移民和外出农民工家庭进行的调查，本调查采取入户访谈方式，共完成农民家庭户有效问卷451份，其中所记录的外出农民工为278人；(2)2000年11-12月在北京市丰台区进行的调查，共完成北京市居民有效问卷752份，流动人口有效问卷493份；(3)2001年5-12月在辽宁、黑龙江、河北、河南、山西、内蒙古、宁夏、山东农村等地对农民工流出地进行的调查，共完成农民家庭户访谈有效问卷547份，其中所记录的外出农民工为236人；(4)2002年3-4月在北京市朝阳区进行的调查，共完成北京市居民有效问卷504份，流动人口有效问卷307份。以上4次调查均采取调查员面对面访谈方式，访谈成功率均超过97%。此外，本文还采用了过去的一些个案调查材料，这些个案的调查地点均为北京地区。在此谨对协助笔者完成问卷调查和个案材料的学生深表谢意。）。

一、推拉理论与影响中国农民工流动的推拉因素

1.推拉理论

“推拉理论”(pushandpulltheory)是研究流动人口和移民的重要理论之一，它认为，在市场经济和人口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人口迁移和移民搬迁的原因是人们可以通过搬迁改善生活条件。于是，在流入地中那些使移民生活条件改善的因素就成为拉力，而流出地中那些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就成为推力。人口迁移就是在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当然，以往的研究也提出，流入地和流出地各自都有推和拉两种因素，即流入地和流出地都同时具有吸引和排斥两方面的作用力；此外，在流入地和流出地之间还有中间障碍因素，比如流入地与流出地之间的文化差异也会对流动产生影响。

2.农民工外出的经济驱动力

近来的一些研究表明，农民工的外出有愈演愈烈之势。2002年调查中询问：“您是哪一年第一次外出的？”结果回答1999-2002年的占50.3%（153人），1995-1998年的占29.6%（90人），1990-1994年的占13.5%（41人），1979-1989年的占6.6%（20人），可以看出，绝大部分被调查对象是新近几年首次外出的。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农民工高比例流出的呢？2000年和2002年的调查均详细询问了农民工外出的原因,结果见表1和表2。

对比2002年与2000年的调查结果，虽然有差异，但如果将排在前五位的回答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前五位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的。即属于农村推的因素有三个（农村收入水平太低、农村缺乏发展机会、农村太穷），属于城市拉的因素有两个（城市收入高、外出见世面）。2002年将“城市收入高”列为外出驱动的第一位因素，2000年将“农村收入水平太低”列为第一位驱动因素。其实，农村中推的力量与城市中拉的力量是影响农民工外出流动的两个方面；再者，所谓农村收入低是与城市收入高对比而言的，所以，这里的驱动因素实际上是一回事。笔者试将表1和表2列在第一位的因素总结为“经济收入的驱动力”，不管是农村收入低还是城市收入高，核心问题是经济收入的驱动力驱使大量农民工外出。

对比我国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一个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相当于一个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倍数，在改革开放以前，高的时候曾达到2.9倍；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农村改革充当了先锋，低的时候曾为2.2倍到2.3倍。然而，随着市场改革在城市的推进，到了90年代初期以后，城乡消费差距比例不断攀升，到90年代末期和新世纪初叶，已经超过3.6倍。在如此巨大的差距下，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推力和拉力，两者都是十分巨大的。

表1哪些因素影响您外出？（2002年）（总人数307人）

影响外出的因素推还是拉排列位次选择的百分比(%)

城市收入高拉154.8

外出见世面拉252.1

农村收入水平低，没有挣钱机会推348.5

农村太穷，生活太苦推443.9

农村缺乏更好的发展机会推538.7

别人都出来了，受别人影响拉634.1

城市生活条件好拉731.1

对在家乡从事的职业不满意推827.5

农村税费过重推927.2

呆在家里没事干推1025.2

家乡学习条件差、受教育机会少推1124.6

不愿意干农业推1223.3

家乡封闭保守，思想不解放推1318.4

村干部作风恶劣推1414.8

想外出多生孩子拉152.0

表2哪些因素影响您外出？（2000年）（总人数493人）

影响外出的因素推还是拉排列位次选择的百分比(%)

农村收入水平太低，没有挣钱机会推162.6

农村缺乏更好的发展机会推262.3

外出见世面拉358.5

城市收入高拉457.5

农村太穷，生活太苦推554.9

对在家乡从事的职业不满意推637.2

别人都出来了，受别人影响拉735.4

家乡封闭保守，思想不解放推834.3

农村税费过重推926.6

城市生活条件好拉1025.2

家乡学习条件差、受教育机会少推1121.3

村干部作风恶劣推1216.1

当地人际关系复杂、难处推135.9

和领导关系不好推142.0

想外出多生孩子拉150.4

那么，农民工进城以后，可以获得多大的经济利益？本研究对比了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收入与自己在家乡时的收入（参见表3）。

笔者2002年的调查显示，进城前与进城后的年收入比较，农民工平均比进城前多收入8738.3元。表3显示，90.1%的农民工进城后，收入都比在家乡时有了明显上升。其中，约20%的人高出10000元及以上，而52.4%的人高出5000元及以上。巨大的经济差异作为一种驱动力，促使越来越多的农民流入城市。

表3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收入比自己在家乡收入高出的数额（2002年）

按高出数额分组（人民币：元）人数各组的百分比

24000及以上165.9

10000-239993813.9

6500-99994315.8

5000-64994616.8

3000-49995219.0

1000-29994717.2

200-99941.5

与在家乡时收入相等165.9

低于在家乡时收入114.0

合计273100.0

那么，究竟是推力大一些还是拉力大一些？以往的国际研究表明，不同地区推力和拉力是不同的。Jenkins对墨西哥向美国移民的研究表明，墨西哥的推力所起的作用大于美国方面拉力的作用（注：J.CraigJenkins,Push/PullinRecentMexicanMigrationtotheU.S.International-Migration-Review,vol.11,no.2,Summer,1977,pp.178-189.）。笔者以上使用的材料，由农民工自己排序时，2000年排在前两位的是推的因素，2002年排在前两位的是拉的因素，似乎不相上下。但是，考虑到城市对外来民工的种种限制，如各种针对外来工的限制政策、城市居民对外来工的歧视等，我们就会意识到，在中国场景下，城市对外来工不仅仅是拉力，推力也不可小视。与此同时，农村对于农民工的吸引力却十分弱小，因此，城市拉力和农村推力两种力量相权衡，还是农村中的推力所起的作用更大些。

当然，在注意到经济收入驱动力第一位因素的同时，也不可忽视其他非经济因素(noneconomicfactors)的影响。而以往关于流动人口推拉的研究中，对此是有所忽略的（注：Yu.P.Doshchitsin&N.N.Lapin,ForcedMigrationinaLargeIndustrialCityofSiberia.

Sotsiologicheskie-Issledovaniya,vol.22,no.9,1995,pp.96-99.）。80年代，农民通常是与过去没有承包土地时相比，而不是做横向比较。90年代以后，农民开始与外出的老乡比较，甚至与城里人比较，所以“见世面”和“发展机会”就变得重要起来。在表1和表2的两次调查中，“外出见世面”均占有较高位次，选择比例也均超过了50%。同样的非经济因素“别人都出来了，受别人影响”在两次调查中，一次占第6位，一次占第7位，所填答的百分比为34%-35%，这是比较重要的心理因素。这是对推力与拉力因素的分析。那么，推力与拉力作用的力度有多大？换言之，它对流动距离有什么影响？

3.影响农民工“流动距离”的因素分析

对流动距离以及影响流动距离因素的分析也是传统推拉研究的重要方面。所谓流动距离指的是外出远近问题。

笔者对四川15个区县农民工流出的研究数据表明，多数农民工属于跨省的长距离流动。本次调查方式是向农村的家人询问外出农民工打工的地点。结果，26.6%是本县以内，7.0%是县外省内，而66.4%是出省流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内陆地区的经济差异是远距离的，所以，农民工的远距离流动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下面，笔者具体分析影响农民工流动距离的因素。

第一，教育对流动距离的影响。国际上以往的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与流动距离呈正比例关系（注：李强：《关于国外人口流动研究文献的回顾》，《国外社会学》1996年第3期。），本研究印证了以往的结论，即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长距离流动，反之，受教育程度越低则越倾向于近距离流动。表4反映了这种正相关关系，它反映了高教育者的较高流动能力。

第二，性别对流动距离的影响。关于性别对流动的影响，早年英国研究者雷文斯坦(E.Ravenstien)曾提出，女性流动率要高于男性。笔者的数据并不支持这个结论。笔者的研究证明，在流动人口和农民工中，男性比女性的比例要高一些。比如，2000年数据，男性为61.1%，女性为38.9%；2002年数据，男性为63.2%，女性为36.8%。不过，有意思的是，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长距离流动。下面运用相关系数测量外出距离与流动者性别之间的关系。虽然相关系数不是太高，但正相关的关系很清楚，女性比男性流动的距离更远（参见表5）。

第三，年龄对流动距离的影响。对于年龄与流动距离的关系，以往的数据不多。本研究证明，年龄与流动距离呈负相关关系，即年龄越大越倾向于近距离流动，年龄越小则越倾向于远距离流动。流动人口年轻化的趋势十分明显，农民工中30岁以下者占到总数的比例1999年为69.3%，2000年为66.5%（参见表6）。

表4受教育程度与流动距离的关系

项目相关系数Sig.样本数

2000年数据.113*.016455

2002年数据.152**.009290

*p＜0.05,**p＜0.01(2-tailed)

表5农民工性别与流动距离的关系

项目相关系数Sig.样本数

2000年数据.191**.002455

2002年数据.136*.020290

*p＜0.05,**p＜0.01(2-tailed)

表6年龄与流动距离的关系

项目相关系数Sig.样本数

2000年，城市调查-.298****.000455

2001年，农村调查-.192**.003236

2000年，城市调查-.294****.000290

**p＜0.01,****p＜0.0001(2-tailed)

表8在家乡时遇侵害次数？（2000年）

被犯罪者侵害的次数人数有效百分比

043990.5

1142.9

2102.1

381.6

461.2

61.2

71.2

81.2

951.0

合计485100.0

表9在北京遇侵害次数？（2000年）

被犯罪者侵害的次数人数有效百分比

039280.3

15912.1

2224.5

381.6

42.4

52.4

62.4

121.2

合计488100.0

4.对推力、拉力分析的国际比较

在以上分析中，笔者就影响流动距离的教育、性别、年龄因素做了比较。那么，从影响人口城乡流动的全方位因素看，我国的推拉因素与国际比较，有什么主要共同点和差异？表7列举了在国际研究中，通常涉及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并与中国的现状进行比较。与国际上相比，两者相同之处在于：农村中不充分就业和贫困；资本密集型技术在城市中的迅速发展；向城市倾斜的发展政策；经济活动集中在城市地区。

表7国际上影响流动的因素与中国的比较

国际上的主要原因*中国的现状

1.农村失业、不充分就业和贫困明显

2.农村暴力（冲突，不稳定和社会紧张局势）不明显

3.快速人口增长不明显

4.土地和收入分配不均已出现

5.土地不断减少不明显

6.资本密集型技术明显

7.向城市倾斜的发展政策明显

8.经济活动集中在城市地区明显

*参见国际劳工局发展政策司《未来的城市就业》，日内瓦，国际劳工局，1995年12月，第18页。

不同之处在于：(1)国际上，农村人口迁移的重要原因在于农村暴力。但是中国的情况却不一样。在问卷里，我们让被访者比较家乡的治安状况与城里的治安状况，统计结果发现，农民工认为家乡的治安状况比他们目前居住城市的治安状况要好。问卷进一步询问：被访者是否遇到过被侵害的事件，结果见表8、表9中数据的比较。

表8是在家乡时的情况，表9是到了北京以后的情况。在家乡时有9.4%的人受到过侵害，到了北京以后却有19.6%的人受到过侵害，受侵害情况比在家乡时高出一倍以上。北京是全国的首善之区，而农民工受到的侵害居然比在家乡时还要高。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农民流入城市以后，往往居住在市郊的某些集中区域，而在这些区域流动人口内部相互之间犯罪比较严重。这显然与户籍制度有关。

(2)国际上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大多是因为农村人口增长过快。我国虽然受到80年代以前高人口出生率的影响，但到80年代以后，各地的计划生育政策都比较紧，近20年来城乡人口出生率均大幅度下降，因此，目前主要不是人口增长的原因。

(3)国际上人口大规模向城市集中，往往与农民失去土地密切相关。中国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土地承包给农民，承包后几十年不变。因此，不存在国际上那种因失去土地而不得不流入城市的农民。相反，很多农民不愿意承包土地，或者索性将土地转包给他人，甚至撂荒不种，可见，土地并不能留住农民。当然，中国的农民比起国际上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来说，还是有优势的，土地是流入城市农民的最后一道生存保障。

二、户籍制度对推拉的影响

在推拉背后，与国际上最大的差异是中国的户籍制度。户籍制度可以使推力或拉力失去效力。如在严格实施户籍制度的60-70年代，虽然城乡经济和收入差异也十分巨大，城市亦有更多机会，但当时极少有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反而是相反的“疏散”流动，显而易见是当时的政策特别是户籍政策使然。只是到了80年代户籍政策放宽以后，推拉才重新发挥效力。80年代初期以后，外出农民工数目不断膨胀，主要原因与其说是推力和拉力，不如说是户籍制度变革。

我们知道，推拉能够充分发挥效力的前提是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市场经济。回顾我国农村改革，其核心是市场放开。80年代初，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开始突破传统集体管理体制的束缚，与此同时，剩余劳动力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为适应此种状况，1984年中共中央文件提出农村工业可适当集中于集镇，并进行了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的试点。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首次提出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兴办服务业，提供各种劳务。从实践上看，也正是80年代中期以后，民工潮出现了骤然激增的现象。但这时候的户籍政策仅仅是允许农民在小的“集镇”定居，并不允许农民在各级城市里正式定居。90年代以后，户籍制度的改革出现多元化倾向，但直到90年代后期，户籍改革的基本导向仍然是：放开小城镇户籍，对大中城市特别是北京等特大城市采取严格控制政策。新世纪初两年，各地户籍改革变得异常活跃，已有石家庄等在不同程度上放宽了常住户口的准入条件，有的甚至取消了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的分割。但是，在全国绝大多数的大中城市中，户籍仍然是主要的制度屏障。此外，由于心理上的惯性作用，户籍仍然有巨大的心理限制效应。

1.对我国户籍屏蔽现状的分析

从现有制度法规看，我国也只能算是半自由的、有限度的劳动力流动体制。目前，虽然流动是许可的，但是限制非常多，如就业限制等。笔者将就业限制归纳为四点：就业手续繁琐；不能进入正规劳动力市场；收入低于市民；没有城市居民享有的城市福利保障。限制的核心问题还是户口问题。

在户籍屏蔽下，城市农民工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了户籍歧视。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城市农民工感受到的最大困难是来自户籍方面的歧视（参见表10）。

表10现实生活中，您遇到的最主要的困难是什么？（2002年）（总人数307人）

困难位次加权得分

各种针对外地人的限制1144

本地人对外地人的歧视2129

工作机会不多390

工作压力太大，竞争太激烈484

缺乏亲人，常感到孤独寂寞574

针对外地人的各种收费661

子女的受教育问题754

住所不稳定851

生活条件差948

害怕生病1041

表10中，被访农民工对生活条件、医疗、住所等物质条件困难排的位次都比较靠后，而政策歧视和社会歧视是主要的，后者是体制和制度原因。

因此，虽然近年来户籍管理体制有所松动，但根本性的变革并没有发生。作为一种身份体系的户籍制度给每一个人打上了身份烙印，为每一个人确定了社会地位，此种定位的影响是长期的，亦非短期的变革可以消除。

2.户籍制度塑造了多数农民工的生活预期，锁定了他们的生活目标

根据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的理论，在社会变迁中，社会观念、社会价值准则和意识变迁是最为滞后的，它不仅滞后于物质文化变迁，而且滞后于社会制度变迁（注：威廉·奥格本：《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60页。）。农民工对户籍制度变迁的反应，体现了同样的滞后特征。在城市里众多农民工拥有较好的经济条件，不少农民工也拥有了相对稳定的工作和社会关系。但是，当问到农民工的长远打算时，绝大部分人却回答：准备回家乡。在这里，决定农民工生活目标的，主要是一种观念上和心理上的预期。

研究表明，长期户籍制度塑造的农民生活预期和生活目标并不因短暂的户籍改革而发生变化。从农民工的年龄结构可以看出，农民工是循环流动的：年轻的不断出来，年纪大一些的就回家乡去了。因此，回家乡是多数农民工的一种生活预期。

这里所说的“生活预期”包括两方面。一种是他人预期，即当一个农民工外出时，他的家人对其生活轨迹有一种预期。表11的数据表明，农民工的家庭成员认为，他们外出打工的亲人最终绝大多数一定会回到家乡。

表11据农村家人估计，外出农民工今后是否会回家乡定居？（1999年）

回答人数百分比

会回来21089.7

不会回来2410.3

合计234100.0

第二种“生活预期”是外出农民工自己的预期（参见表12）。两种预期虽有差异，但还是可以看出，多数农民工都预期最终是要返回家乡的。这里，显然户籍起着首要作用。

表12城市农民工本人对未来的打算（2002年）

对未来的打算人数百分比(%)

只是暂时在外面，将来一定回家乡6220.3

赚到一定的钱后回家乡8427.5

看一段时间，没有工作就回家278.8

北京不能发展就到别的地方去3812.4

争取在北京定居6119.9

决不回家乡（回家探亲除外）175.6

其他175.6

合计306100.0

本文第一部分研究证明，农民进城受到巨大经济利益的推动和拉动。这里的数据表明，虽然有巨大的经济利益驱动，但是，由户籍锁定的生活目标却是一道巨大的心理鸿沟，对于许多农民来说是不可逾越的。推拉只对农民工近期的活动发生作用，对于长远的“生命周期”(lifecycle)或人生目标设计并不发生作用。对长远生活预期和生活目标发挥作用最大的还是户籍制度。所以，户籍制度仍然是中国最主要的制度结构，它在总体上改变了一般自由市场经济下劳动力流动的通常规律。户籍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了严格的“铁律”，这样就在广大人群中建立起一种长久的“生活预期”或“生活目标”，这种“心理定位”的现象一旦出现，几代人都无法改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威廉·奥格本“文化滞后”的心理原因。

当然，不能忽视中国城市农民工高比例的人口倾向于返回家乡也与我国特有的土地政策有关系。上文已述，外出农民工在家乡还都拥有土地，不存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大批失去土地农民流入城市的问题。家乡土地显然也是吸引外出农民工最终返乡的重要因素之一：土地能够在经济萧条时成为农民生存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土地还能成为农民养老和还乡的重要依托。此外，农民工返乡还受中国人眷恋家乡、落叶归根等乡土观念的影响。

3.在锁定生活目标的情况下，传统推拉失效

由于上述外出农民工生活预期，一般推拉因素就会发生“变形”甚至失效。

首先，它改变了一般流动人口阻碍理论。一般理论认为，当劳动力在城市中受到反向的阻碍因素时，劳动力会从城市返回农村。而对于中国农民工来说，被户籍锁定的生活目标是年轻时在城里挣钱，年纪大时才回到农村。因此，他们在年轻时遇到再大的阻碍因素，也不会彻底返回到农村（参见表13至表16）。前述农民工外出是为了经济利益，但在失去工作，没有经济利益的时候，绝大部分人仍然不回去，即使遇到了身上一分钱也没有的时候。这从一般推拉理论中无法得到解释，而只有通过分析中国特殊的户籍制度才能得到理解。

表13外出以来是否遇到过完全没有工作的情况？（2002年）

回答人数百分比(%)

遇到过13945.4

没有遇到过16754.6

合计306100.0

表14失业期间怎么办？（2002年）

选项人数百分比(%)

找亲戚朋友老乡借钱4533.3

靠自己过去的积蓄6749.6

回家乡去96.7

其他1410.4

合计135100.0

表15是否出现过身上一点钱也没有的时候？（2002年）

回答人数百分比(%)

是11136.3

否19563.7

合计306100.0

表16出现身无分文时，您当时怎么办？（2002年）

选项人数百分比(%)

我有自己的办法1312.4

回家乡去76.7

借钱7470.5

其他1110.5

合计105100.0

其次，拉力理论认为，只要城市里有足够大的吸引力，农村中有足够大的推力，农民工就会留在城市里。但是，在城市和农村推拉都没有变动的情况下，那些“生命周期”到了应该回去的农民工，也按预期回到农村。所以，在中国场景下，推拉发挥作用是因为农民工处在特定的“生命周期”中，如果不符合农民工生命周期，推力与拉力都会失去效力。

4.对推拉失效的分析

户籍是影响中国劳动力流动的首要因素，按照一般推拉理论分析，如果有如此巨大的户籍障碍，中国农民工的流动比率会很低。Kusuda教授的研究证明：在印度，影响流动的诸种阻碍因素，包括语言差异、宗教差异等社会规范因素，其相互作用的结果是造成了比较低的流动率（注：KyuKusuda,SurplusPopulationandMobilityofLabor,Developing-Economies,vol.9,no.2(June1971),pp.154-173,Japan.）。然而在中国，为什么一方面是制度化力量最为强大的阻碍流动的户籍因素，另一方面却是巨大的农民工人口高比率流动？

笔者以为，国际上对推力与拉力的研究是以劳动力充分自由流动的市场经济为前提的。我国的市场发展还是很有限度的，其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户籍制度。在户籍制度的作用下，推力与拉力都出现了变形。有些推力和拉力会出现“功能失效”问题，即此种因素虽然还存在，但它却失去效用。如城市中对农民工的限制因素，显然是一种迫使农民工返乡的推力。但年轻的农民工并不因此退却，而是在奋勇地拼搏。因为他们正处在生命周期的外出阶段，再大的阻力也难以阻止他们外出（注：杜鹰、白南生：《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证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86-290页。）。

三、推拉因素对农民工两种不同生存策略的影响

1.两种生存策略及其相互关系

以上证明，一般推拉因素，特别是经济方面的推拉因素是促进农民工流动的，而户籍制度则阻碍农民工流动。在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城市农民工产生了两种生存策略，即出现了准备定居与不准备定居的农民工之间的分化。国际学界以往的研究，虽然也曾涉及对定居与不定居移民的研究，如对“永久移民”和“暂时移民”的研究，对“安置模式”与“返回模式”的研究（注：Gary.G.Hamilton,TemporaryMigrationandtheInstitutionalizationofStrategy,

International-Journal-of-Intercultural-Relations,vol.9,no.4,1985,pp.405-425.）。但是，过去的研究都是以劳动力市场的自由流动为前提条件的。

根据笔者的研究，在中国场景下，由于户籍严重障碍作用，推拉影响因素发生分化，一种表现为单纯为了外出打工者身上的推拉因素，另一种表现为准备定居者身上的推拉因素。单纯为了打工的农民工，对很多推拉因素（如城市“歧视”）根本不予理睬，而那些准备在城市中定居的人则会十分在意。

当然，两种生活策略不是一成不变的。对有些农民工来说，他们最初出来的时候打算干几年就回去，后由于经营比较成功，经济条件改善，将家人也接到城里，于是改变了想法，准备在城市定居。另一些农民工初来时年龄较小，憧憬未来，希望留在大城市，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体会到城市生活的艰辛且日益思念家乡，于是其生活目标发生变化，决定最终返回家乡。

另外，农民工的两种生活策略和其是否融入城市主流生活也是相互影响的。城市农民工长期生活在城市居民的圈子以外，没有融入城市主流生活，可能是他们选择最终返回家乡的原因；反过来，也可能正是因为决定最终回家乡，才使得他们不愿意与城市居民有更多的交往。总之，推拉因素与两种生活策略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虽然存在着以上界限不清的情况，但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场景下，农民工的意愿还是很明确的，而且该意愿对其生活策略直接发生作用。

2.两种生存策略影响下的生活模式和行为模式

上面分析了在户籍制度下农民工形成的两种生存策略。这里提出，如果农民工是以最终回家乡为目标的，那么，他们就不太重视在城市里与市民、工作单位以及居委会等社区组织之间的关系。反之，如果是以在城市定居为目标的，他们就会十分重视与所在社区居民、与所在工作单位及与居民组织的关系，因为良好的关系会为他们将来在城市的发展铺平道路（参见表17）。

表17生活策略选择对农民工在城市中社会关系的影响（2002年）

相关因素相关系数Sig.样本数

1.越是打算回家乡的农民工与工作单位之间-.191**.002260

的关系越不密切

2.与一定回家乡的人比较，决不回家乡的人.141*.021260

更乐于与工作单位保持密切关系

3.与一定回家乡的人比较，争取在北京定居的.181**.004260

人更乐于与工作单位保持密切关系

4.与一定回家乡的人比较，争取在北京定居的.170*.020260

人更乐于与居委会保持密切关系

*p＜0.05,**p＜0.01(2-tailed)

笔者的一些个案研究也反映出同样的情况。以最终返回家乡为目标的农民工由于没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所以很少与城市居民往来。他们的交往圈子基本上都是与自己相似的农民工，这样，他们就在城市里形成了一个自我交往的封闭群体。小群体内有频繁互动，有事情大家会互相帮忙，甚至团结起来与“外群体”冲突。在此情况下，农民工对所居住社区没有归属感，将市民视为“外群体”。而作为第二种模式的农民工，是以定居为前提条件的。于是，他们希望融入城市社会，尽量与市民、邻居搞好关系，希望能够适应当地的生活（注：T.S.Wu,AFrameworkfortheStudyofUrbanAdaptationintheProcessofRural

Migration.National-Taiwan-University-Journal-of-Sociology,vol.7(April1971),pp.43-53.）。

那么，多少人准备定居，又有多少人是准备回去的呢？这里有两个估算：一个是农民工家乡亲人估计的（参见表11），认为89.7%的外出农民工会回到家乡；另一个是农民工自己的估计（参见表12），比例比家乡亲人估计的略低一些。此外，从农民工每年是否回家这个问题上也可以反映出未来的趋势。1999年在四川农村的调查显示，春节回家的农民工占76.7%，不回家的占23.3%。2002年在北京的调查也显示出农民工与家乡家庭之间的频繁互动：外出以来，平均回家4次；78.3%的人在3个月以内回过家；82%的人回家以后都花了钱，花钱在1000元及以上的占72.1%，在2000元及以上的占60.1%。可见，农民工与家乡之间的互动是比较稳定的，绝大多数农民工视家乡为自己的归宿。

3.影响农民工形成两种生活目标的因素

那么，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农民工做出留在城市抑或返回家乡的决定呢？这里，我们利用2002年调查的数据，具体分析影响农民工返回家乡的因素。本调查问卷询问了被访者对于未来的打算，通过态度差异分类，做出态度差异量表，两端的分值是："1"为决不回家乡，"6"为一定回家乡，由此可以进行相关分析。具体数值参见表18。

表18影响农民工更倾向于回家乡态度的因素（2002年）

因素相关系数Sig.样本数

A.流入地距离家乡的距离-.181**.003303

B.受教育程度-.278****.000289

C.性别.167**.004289

D.农民工和家人在家乡时的生活水平.243****.000289

E.农民工在城市里挣的钱比他本人-.163***.009259

在家乡时高出的数额

F.来北京的时间长短-.162**.006286

G.在城市中职业地位上升的可能性-.174**.003286

**p＜0.01,****p＜0.0001(2-tailed)

下面，笔者按表中的问题顺序做出分析：

A.流入地距离家乡的距离。相关系数反映出，农民工工作的城市与其家乡的远近对农民工的去留是有影响的，两者为负相关关系。学界过去关于流动距离的研究，多是集中于距离对流动的阻碍方面，即认为距离越远阻碍越大。但是，笔者的数据却证明了两个不同的结论：更多的农民工倾向于长距离流动；越是长距离流动的越不愿意回家乡。中国区域间经济差异很大，距离越远往往经济差异也越大，因此，巨大的反差造成流动人口的定居决策。此外，这里也有一个“边际效益心理”（注：李强：《中国外出农民工及其汇款之研究》，《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4期，第64-76页。）问题，外出距离越远，付出成本越高，越希望交易带来更大的利益。

B.受教育程度。这里证明了“精英流失”现象，即越是受教育水平高的，越是精英，则越倾向于不回家乡。以往的研究也较多地证明了这个事实（注：黄平：《寻求生存：当代中国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5、69、107页；谭深：《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性别差异》，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国际研讨会论文，北京，1996年6月，第3页。），但对流出精英的去向并没有数据解释。表18中，受教育程度与回家乡倾向是负相关关系，即与受教育水平低的人相比，受教育水平高的更倾向于留在城市。这当然与竞争力有关系，受过较好教育的人在城市里面的机会更多；同时，也与一些城市的教育淘汰政策相一致，比如，北京就用教育指标来筛选迁入定居人口。然而，农村精英流失的结果却使农村的发展雪上加霜。

C.性别影响。上文已经证明，在流动距离方面，女性比男性流动得更远一些。表18的数据又一次证据，那些流动得较远的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留在城市。从一般印象看，女性比男性适应性更强；女性通过通婚，比男性向上流动率高。

D和E这两项测量经济因素的影响，都比较符合逻辑，即农民工家乡和家人生活水平越高的，越倾向于回家乡；在城市挣钱少的倾向于回去，挣钱多的倾向于不回去。

F和G两项，反映出适应性和成功与否的问题。来北京时间越长的人，门路越宽广，越能适应北京的环境，扎根越稳，越不倾向于回去。同样，判断自己在工作岗位或在竞争中能够得到提升的人，有较强成功感的人，也更倾向于在流入地定居。

四、结论

本文目的是将我国的城乡流动推拉模型与国际上的模型做出对比。本研究证明，虽然推拉因素在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中所起的作用在某些方面与其他国家有相似之处，但是，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却具有不同于国际上多数国家的突出特征：

第一，在流动人口研究中，推拉理论模型是应用最为广泛的理论模型。应用此理论模型分析中国的城乡人口流动，可以看到，巨大的经济驱动力是促使农民工大规模外出的主要动力。城乡之间巨大的经济差异和收入差异是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最主要原因。将中国模型与国际模型做对比，虽然在农村失业人口、向城市倾斜政策以及影响流动距离的因素上有一些共同之处，但是，国际上的农村暴力现象、农村人口无控制增长、农民失去土地而流离失所等因素在中国的推拉模式中找不到相同点。

第二，与国际上相比，影响中国推拉的、最主要的不同之处是户籍因素。户籍制度是中国城乡流动的最为突出的制度障碍，其阻力不只是对一般推力与拉力发生影响，它发挥作用的方式是使得推拉失去效力，从而使流动人口不再遵循一般的推拉规律。迄今为止，我国的户籍改革虽然也推出几项重要举措，但是原有制度的惯性较强，户籍使推拉失效的现象依然如故。

第三，推力和拉力之所以失去效力，是因为劳动力的流动和劳动者的心理都发生了变形。明明是推力，譬如，城市里面的排斥力量，农民工却可以置之不理，依然涌入城市。所以，这种心理变形反过来也使推力和拉力发生变形。由此，本文提出了农民工的“生活预期”、“生活目标”、“心理定位”等概念来解释农民工的此种心理变形。

第四，上述的所有方面，总结起来是农民工形成了特殊的“生命周期”，所谓生命周期就是一个人一生中形成的生活阶段与生活模式。农民工的生命周期模式简化起来是两个阶段：年轻时候外出打工挣钱，年龄大了以后回家乡务农、务工或经商。在这里，推力和拉力本身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流动者的生命周期却发生变化，于是，产生了不同的行为结果。所谓生命周期发生变化，是指流出者的生活目标由在外打工挣钱转变为回家乡务农或经商。推力与拉力都只能在特定的生命周期阶段中才能正常发挥作用，否则就会失效。

第五，不同生活目标、生活预期、心理定位和生命周期的形成，预示着流动人口劳动力队伍自身已经分化，即分化为准备回乡的农民工和不准备回乡确定要在城市定居的农民工。由此形成了农民工的两种生存策略，不准备定居的对于城市社区完全没有认同感，完全脱离城市主体社会；准备定居的则积极与社区沟通，为定居打下基础。

第六，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影响两种生存策略分化的因素。本研究发现，生存策略的形成受到诸如性别、教育程度、城市中的生活机会、地位上升的可能性等因素的影响。本研究发现，越是教育程度高的，越是女性，越是距离家乡远的，越是在家乡时生活水平低的，越是来城市时间长的，越是在城市挣钱比家乡挣钱高出倍数多的，越倾向于不回家乡，形成以定居为生活目标的人群。反之，多数农民工形成的则是相反的生存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