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拥有完善的市场机制和完备的市场体系。日本从二战后的一片废墟上一跃成为超级经济大国，经济外向型、效益型、集约型增长方被誉为发达国家的典范。

一、重视科技进步，依靠技术立国

20世纪五十年代初，美国研究与开发经费仅为50亿美元左右。以后逐年增加，1996年达到2300亿美元，占当年GDP的2.6％，近几年更是大幅度增加。日本科研投资保持与GDP增长同步，从20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起还大大超过GDP的增长速度，最近10年平均每年增长8％以上，成为国际上首屈一指的科技投资大户。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十分重视技术创新与开发，注重技术，促进大学和工业界合作，促进科技发展在经济上的应用，涌现出一大批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园区”。日本建立了产、学、官交流合作科研体制，民间企业主要从事能较快产生效益的实用性研究，大学生要从事基础性学术研究，国立科研机构主要从事高、精、尖研究项目。在强调三者合作的同时，突出民间企业的主体地位，使大学和政府研究机构更好地发挥支援、服务于民间企业的功能。

二、优化资源配置，实现规模经营

美国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主要通过资本积累和兼并收购两条途径实现。19世纪末到今，美国发生4次大的兼并高潮，出现了寡头垄断大公司，继而发展为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降低成本，提高竞争能力。美国500家大公司税后利润在全国所有公司税后利润总额中所占比重高达70％左右。20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美国企业兼并资产总额达3520亿美元，此后降温一段时期，近年兼并狂澜再度兴起，企业兼并规模之大、涵盖行业之广、资产金额之巨均达历史之最。

三、改进企业生产模式和经营管理方法

20世纪九十年代，美国企业出现两种新的管理模式，一种是裁减承上启下的中层管理人员，每项工序必须同产品生产和对顾客密切联系，由金字塔型垂直管理式向少层次平等管理模式转变；另一个是“软工厂”或“数字工厂”管理模式，它改变过去单纯追求高度自动化，以软件和计算机网络为主体，使机器人在生产线中处于辅佐地位而使人工再次成为生产中的主力军。日本公司的管理则充分体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在形式上采取股东大会、董事会、高级经理三层结构。董事、监事、会计师等都从职工中提拔，又不拥有大的股份，经理自然决定他们的命运。董事会几乎是社务会，企业最终由经营者集团主宰，构成以决策权与经营权统一为基础，以经营者为主导的企业权力模式。企业内部推行全员质量管理，特别重视以团队意识、家庭观念、进取精神、合作风气、年功序列等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文化”建设，形成良好的企业精神。

四、重视教育事业，提高劳动力素质

二战后美国各州均实行9年或11年、12年制义务教育，普及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在世界上最发达。1958年通过《国际教育法》，1965年颁布《高等教育法》，建立了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进行长期投资的发展目标，政府是高等教育的最大投资者。1981年通过《教学和理工科教育紧急振兴法》，1982年颁布《计算机设备赠送法》，把教育重点放在高技术的应用和研究上。1994年通过《教育美国法案》，以财政拨款给每个美国人进行从幼儿开始的终生学习安排。日本笃信教育的威力，认识到激烈的国际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经济处于劣势时，总是从教育上反省，经济高速度发展时，又会适时改革教育，形成“教促富、富促教”的良性循环。

五、制定产业发展政策，促进经济增长

为弥补市场机制不足，促进市场机制完善，提高国际竞争力，美国制定了一系列产业发展政策，积极促进经济增长。对农业一直采取保护和扶持政策，通过税收优惠措施和价格保护政策来保证农业的发展，农产品免征消费税。通过补贴或贷款防止农产品价值大幅度下跌。实行休耕制度限制生产，对休耕农田给予休耕补贴。采取措施扩大农产品的国内外销售。加强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对基础设施建设采取出资修建、直接经营、补助运营成本、支持研究与开发，以及制定规划、信息等特殊的扶持政策。通过一系列立法，对小企业予以保护，扶持小企业发展，形成竞争基础。日本政府确立产业目标，通产省通过与大藏省协商提供一揽子综合支持，如金融、税收、折旧等优惠；政府又提供各公司能按政府导向运行的支持和帮助，并不取代企业家和市场的作用；十分注重既让所扶植的产业具有一个竞争的环境，又使企业能够具有有效规模经济，在保持国内有效竞争的同时，引入国际市场竞争，收到规模效率和竞争效率的双重效果。经济恢复时期，日本把钢铁、煤炭等作为先导产业，20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把新兴成长型产业、加工产业、支柱产业和出口导向型产业作为重点。高速增长时期提出产业结构高度化政策，重点发展重化工业。1970年至1980年初产业调整时期，大力发展节能技术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将资本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产业结构转轨。1985年以来，日本产业政策转到“国际协调型”和“知识融合化”方向，实行“技术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