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得其心说

什么是仁？朱熹的解释是：“仁者，本心之全德。[6]“本心之全德”即全其心之德。在修正王艮之学及泰州王门的同时，王栋还直接对阳明学说进行了修正。比如王阳明主张“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是理”[7]，王栋对王阳明的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阐发，认为心有仁义礼智之德与知觉作用的区分，前者是决定心之所以为心的本质规定，而后者则不过是心的血肉之躯，即外在形态。不难看出，王栋的这种心性论，是对王艮“百姓日用即道”的进一步纠正。

王栋认为，仁有两种，即天下归仁和家邦无怨，但这只是一种形容，实际上真正的仁应该是人人无怨归于仁心。“以我自克之己而周旋中礼，则其身正而天下归之，故克己复礼为仁。以我自敬之身而推己行恕，则取譬近而家邦无怨，故主敬行恕为仁。天下归仁与家邦无怨，皆不是说效，皆是形容仁处。盖必人无怨意而有归心，乃是我之精神与之通贯，如此方始是仁。”[3]王栋这一思想与古儒精神是一致的。古人认为，“仁”所体现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一个人是否有“仁”的品格，只有在他与人的交往中才能显现出来，这就是外在的“仁”。但是一个人要有外在的“仁”，必须先有内在的“仁”，而要有这种内在的“仁”，就必须修“仁”之心。对此王栋还有一段重要论证：“以成性不使牿害于人为，而性非外乎心者也。若所谓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是已。舍心固无以见性，舍性亦无以见心。曾得时便说养其心存其性亦可；便只言心不言性，言性不言心，亦可。”[4]当然，这种仁心体现在诸多方面。如王栋认为，不伤害动植物的生命，乃是“仁”之举，也是“仁”心所致。他说：“不好田猎，不以作好伤吾仁也。不除窗草，不以作恶伤吾仁也。夫然后满腔子是恻隐之心。”[3]

王栋还认为，有仁心，为人就必须忠厚老实，他举例说，一个人要真心做到为人办善事，必须先有仁义之心。对待父母、兄弟妻子也好，对待亲戚、朋友等他人也好，必须用爱心取得他们的信服。只有“蔼然亲爱”、真挚热情，你所说的话他们才听得进去。

此外，王栋还要求，行道而助别人必须要有包容之心。他认为“爱憎明辨者，官家赏罚之权。包容浑厚者，君子仁爱之道。”[3]也就是说，爱憎分明的人在赏罚问题上，也要有一种仁爱之心，对于那些忠厚老实的人应该多包容一点，不要抓住别人的缺陷不放。“舜处顽父、严母、傲弟之间，横逆至而又至，乃能反求诸身。号泣自怨而爱且敬者，无一不尽其诚，卒能化之。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所谓‘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者，如此不能如舜，则便是未免为乡人。盖争以敌争，忿以报忿，彼此相较而求胜者，乡人之能事也。今吾为士，将以圣贤自期待者，而亦不能仁爱礼敬，依然只是能敌能较而已，不谓乡人而何？如此我欲求胜于彼，则彼亦欲求胜于我，仇仇相报，不至于忘身主亲不已也。以是知君子有终身之忧，正反己格物之学。无一朝之患，则其止至善而安矣。”[3]王艮曾经说过“容得天下人，然后能教得天下人，《易》曰包蒙吉”。[1]对此王栋则发挥说：“君子亲得天下人，然后教得天下人”。[4]“爱之深，则必教之切矣。”[3]在王栋看来，要做好教导工作，要害在于“亲”。“又如吾辈讲学，朋侪勤勤恳恳，与人为善，岂不是好？然或就中幻出一点热闹心肠，浓酽爱乐，不知朋来之乐。”[4]王栋讲“亲”、讲“爱”既不是一种私爱，也不是一种“泛爱”，而是一种公平公正之爱。他说：“父之爱子，天性也。然使爱独子与爱多子者异，爱才子与爱不才子者异，皆是于天性上有所增损，不可不谓之私。或曰：不才子亦爱之，得非莫知其恶者欤？曰：爱之深，则必教之切矣！”[3]这种爱的平等的要求是我国仁爱理论的一大进步。

同时，我们还应注重，王栋讲爱心的根本目的仍旧是要求人们注重自我修养。他非凡强调为人子者最重要的亲孝就是笃志精修，知本知学。一友事亲孝，而苦家贫奉养不周，他比喻说：“昔子路自伤贫无以养。孔子曰：‘啜菽饮水尽其欢，斯谓之孝。’曾元养曾子，每食必有酒肉，孟子以其不知养志而病之。此孔孟格言，万世贫儒事亲之律令也。但‘尽欢养志’亦不易言，必修己守身之学时刻不违，方能了此四字。故曰反诸身不诚不悦于亲矣。因思孟庄子不改父之臣与父子政。夫子何独谓之难能？盖献子之臣，无献子之家者也，非好善忘势者不能用；献子之政，有挈矩之道者也，非好义忘利者不能守，故曰难能。可见为人子者，苟不笃志精修，知本知学，而欲行继述，强以为孝，可得也哉？”[4]可见王栋所说的亲孝主要是一种心理品德，是一种真情，而不在于一种形式或寺俸父母的多少。

二、孔曾正脉说

王艮一生推崇孔子、孟子。他认为孔子是儒家“道统”的创始者，孟子则是“道统”的传人。“孔子之学，唯孟子知之。韩退之谓孔子传之孟轲，真是一句道着。”[1]王艮所推崇的孔孟儒学，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仁学。孔孟等先儒的教导活动主要就是实施仁教。孔子在宣传教导活动中就谆谆告诫学生:“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2]孔子的这句话突出了德的本质，那就是“行仁”。孟子从理想教导的角度也明确提出了实施“仁”教的要求，强调人人要具有“仁”、“义”、“礼”、“智”四种道德本心，并把“仁”当成了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导各方面的施政纲领，把教导看着是“行仁政”、“得民心”的重要手段。王艮“王道”思想的核心就是儒家所倡导的“仁”。王艮的《格物要旨》、《勉仁方》、《与南都诸友》、《大成学歌》、《均分草荡议》、《王道论》、《答徐子直书》等等，虽然表现了泰州学派独特的风格，但也保留了传统儒学“仁”的种种痕迹。他从“万物一体”的朴素唯物主义世界观出发，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孔子“仁”学和儒家“修齐治平”的真正内涵。他把“行仁”看着是能安身的一种智慧。他说：“仁者安处于仁而不为物所动；智者顺乎仁而不为物所陷。仁且智，——君子所以随约乐而善道矣。”[1]

王栋对孔孟儒学也评价甚高。他认为孔孟之学“至正故也”，孔孟之学“如人立乎正室之中央，则凡自西、自东、自南、自北、自四隅之间而立者，吾无不与之相对，以是知吾儒之学之大，而孟子所以继大成之圣也欤！”[3]也就是说孔孟之学起着统领的作用。同时他对孔门授受的“仁”字十分赞赏。他说：“至孔门授受，则又挑出性中一个仁字，明白指点与学者，精实用功，使之有下手处。而孟子因之言仁、言义、言礼、言智，愈发挥而愈亲切，真有大造于万世者哉！”[4]王栋说孔门的“仁”“精实用功，使之有下手处”是从两个方面而言的，一是从修养角度而言的，他认为人们进行道德修养，核心要求就是修“仁”，另一方面是从行为要求角度而言的，他要求人们将仁“施之于用”。王栋认为王艮明哲保身的实质，就是对上也好，对下也好都要行“敬爱”之道。

王栋把自己看着是孔孟的正宗传人。他“自谓举业虽出身阶梯，心学实孔曾正脉。”[5]其仁爱观同样突出了一个“仁”字。但有一点则与众不同，王栋不仅讲“仁”他还讲“义”、讲“礼”、讲“智”、讲“信”，而且他认为这“仁义礼智信”五字是紧密联系且必须要同时做到的。他说：“全论性体，须着‘仁义礼智信’五字相联见，是禀受五行之气而生。然多只说‘仁义礼智’而不言‘信’，以信即仁义礼智之真实而无妄处，犹五行之土常寄旺于四时之间也。”同时他还详细论述了统率仁义礼智之间的内在关系。一是“仁义”之间的关系，“以‘仁’自该礼，礼即仁之著也。”二是义智之间的关系，“义自该智，智即义之藏也。三是仁义礼智之间的关系，其一“仁礼阳而义智阴，犹五行不外阴阳，而春夏则皆阳，秋冬则皆阴也。”其二“以仁为四德之长，而义即仁之制礼，即仁之文智，即仁之别举。仁而四德皆在其中，亦犹春生之气流地贯彻于一岁之周，举春而五行之气无不在其中矣。圣贤立论详略虽殊，旨归则一，此理宋儒言之最详。[4]也就是说在四德之中仁起着核心、统率。这四德均与信有关系，所以王栋把人的伦理要求归纳为仁、义、礼、智、信五品人伦。“五品人伦，亦是原自五性所生，天然自定。圣人因性以立教，固不得而增损之也。父子自是春之仁，君臣自是秋之义，长幼之序自是夏之礼，夫妇之别自是冬之智，朋友之交自是四时寄旺之信。君子事亲孝，则忠可移于君，顺可移于长，五常百行，皆由此出，是即春仁之统领也。道义由师友有之，而亲义序别皆待朋友切磋而后克尽，是即信上之寄旺也，非性所定而由人乎哉！”[4]

王栋与王艮另一个不同点是：王艮是“东西南北之人”各学并包，而王栋则认为修好这五德，必须排除其它学派的学术干扰。他说：“大凡同志既云愿学孔子，而又闯入别家门墙，俱是志杂……真志不定，信道不笃。是皆不足以言同志，而又何以学孔子哉!”[4]他要求讲会的同仁非凡要学习前贤，先要识仁。

三、德不孤陋说

王栋公平之爱主要体现在他的德不孤陋的仁行要求上。德不孤陋就是要求人们不要独善其身，而要做到与人同善。王栋的德不孤陋说主要包括下列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讲亲情而行孝道。王栋关于亲情而行孝道的思想集中表现在他的诗歌之中。一是要感恩于父母。他把父母看着天地之高、五伦之纲，他认为，父母生我养我含辛茹苦，实不容易，做儿女的假如不孝，就似豺狼一般了。他说：“父天母地兮，五伦之纲；生我育我兮，其恩莫忘。饥寒痒痛兮，求切彷徨；推乾受湿兮，辛劳备尝。儿失学兮，急义方；儿远出兮，萦柔肠。呜呼一歌兮，歌正长，为子不孝兮，孰若豺狼。”[8]二是要敬爱兄长。长幼有序这是基本的人伦法则。王栋认为爱兄敬长是人的良好品性的一种体现。假如颠倒了长幼次序就近乎颠狂了。王栋在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如：王栋38岁。由于其父“性刚直，一日与内不合即外居，先生废寝食，泣拜三日，劝归，使父母欢悦。”平时“每事几谏，不听则拜，务谕亲于道乃止。”[5]再如，在江西南城担任训导时，王栋劝导胡氏兄弟二人不为争祖产所累，苦口婆心反复开导。胡氏二人幡然醒悟，成为书院生员，后创业守道卓尔不群。嘉靖三十七年，王栋五十六岁，‘时署县事，有胡姓兄弟告争家财，先生谕以难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土，动以一本至情。胡感悟，兄弟泣拜，归复共爨，终身永翕。严然苏公下泪，殊有感谕之风焉。”[5]

第二，讲邻里而念乡党。从仁爱的角度看，王栋的德不孤陋还体现在与乡邻的关系上。王栋认为，乡邻之间，生来与共，应该和睦相处，不要因一点小事伤了和气，更不能结仇争斗、相互报复。他说：“生来同里共乡邻，不是交游是所亲。礼尚往来躬自厚，情关休戚我先恩。莫因小忿伤和气，遂结深仇起斗心。报复相戕还自累，始知和睦是安身。”[8]他还认为，人要有邻里乡党之念，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忘记乡里乡亲。一日一个为官者对他说：“我而今不但无宫室妻妾之念，连所识穷乏者得我之念俱没了。”王栋笑着回答说：“所识穷乏者得我之念，虽不可有以与尔，邻里乡党之念即不可无。孟子此语，只病其为此不紧要事而受无礼义之万钟。若万钟由礼义而得之，虽宫室妻妾且非害道，况周贫济乏，岂圣贤之所非乎？”[3]同时王栋还指出，不忘乡亲，不只是表现在心理上，还应该在行动上有所表现。如就学习与讲学而言，他认为“吾人为学，而若不屑与乡里庸众之人共为之，终是自小。”[3]所以，他在乡里间建宗会，立乡约，“周贫济乏”[3]，使人人“各安生理”，各得其所。当然，一个人对待乡亲的情况，也不能只看表面现象，重要的是看本质。他举例说：“世之断乡原者，皆执其众，皆悦之以为罪案。此正合一乡皆称愿人，又合乡人皆好之，未可也。故凡见有多为众所悦者，便以乡原之学斥之，似矣。然乐正子其为人也，可欲程明道‘暴慢者，致共恭；狡伪者，献其诚。’非众悦乎？《中庸》言‘莫不信，行莫不悦。近不厌，远有望。及其至，而莫不尊亲。’又非众悦之至乎？故断乡原只当在阉然媚于世上，诛刺其心，不系于人之好恶。”[8]泰州学派在尊师传统上衍生出友朋之爱，这不是血缘关系和有差等之爱的类比推衍，在“为师”的共同信仰基础上，师友在求道的感召下建立起深厚情感，是无差等的爱，特重师友之爱体现了与朝廷美学相对立的平民美学的心理逻辑。王栋认为师友是世间至重至亲的情感：“尊贵则荣，而保身、保家、保名节，斯与圣贤同其美矣。……然则师友岂不至重，岂不至亲乎？诸君诚念及此，则不但待区区为然。凡处同志之有志向、有道义者，皆不得不以此爱爱之矣。凡遇四方之有志向、有道义者，亦皆不得不以此爱爱之矣。又须拳拳接引后进，同乐同歌，非但是与人为善之仁，自不容己，亦所以夹持己身，不得回头转念，须作紧要事努力为之。”[8]

第三，讲“行道”而助别人。王栋认为，行道要不望人之私己。如他看到有穿朋友衣服的，就制止他，那人说：“朋友车裘共敝，何分尔我？”王栋说：“车裘当与朋友共敝，不可敝朋友之车裘。”[3]当然，行道也不是乱来，而是要按其规律办事。他说：“由仁义行，自是良知天性，生机流出，不假闻见安排。行仁义者，遵依仁义道理而行，不由心生者也。”[7]就统治者而言，王栋认为，行道主要是让人民安养生息。

参考文献：

[1]王艮.语录[A].袁崇业.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C].明刻清修本.

[2]孔子门生.学而篇[A].论语[C].北京：朝花出版社，2009.

[3]王栋.会语正集[A].袁崇业.明儒王一庵先生遗集卷一[C].明刻清修本.

[3]王栋.会语续集[A].袁崇业.明儒王一庵先生遗集卷一[C].明刻清修本.

[4]王栋.年谱记略[A].袁崇业.明儒王一庵先生遗集卷首[C].明刻清修本.

[5]朱熹.论语集注[M].四书章句集注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6.

[6]王阳明.传习录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7]王栋.又乡约六歌[A].袁崇业.明儒王一庵先生遗集卷二[C].明刻清修本.

[8]王栋.会语[A].袁崇业.明儒王一庵先生遗集卷一[C].明刻清修本.

王栋（1503—1581），号一庵，字隆吉，王艮的弟族，泰州姜堰人。明代闻名的思想家、教导家，泰州学派的核心人物。王栋虽然是封建叛逆者之一，对传统封建理论进行过果断的斗争，但从总体上来说，他还是一个儒者，他的儒学思想既有积极创新的一面，也有对传统儒家理论保持的一面，非凡是儒家的“仁”学思想他接受得比较多，并进一步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