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结果

1.特困移民与常住居民一般情况比较共调查少数民族特困移民188例(包括土家族102例、苗族86例)和安置地同民族常住居民110名(包括土家族63例、苗族47例)。其中土家族特困移民与常住居民在性别、年龄、婚姻状况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在受教育程度、就业状况、家庭人均年收入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苗族特困移民与常住居民在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在就业状况、家庭人均年收入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特困移民与常住居民SCL－90评分情况比较土家族特困移民与常住居民在人际关系、抑郁、焦虑、偏执、精神病性得分及总分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在躯体化、强迫症状、敌对、恐怖得分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苗族特困移民与常住居民在躯体化、人际关系、抑郁、焦虑、精神病性得分及总分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在强迫症状、敌对、恐怖、偏执得分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3.特困移民与常住居民心理障碍阳性症状检出情况比较心理障碍阳性症状的总检出率为28.5%(85/298)，其中土家族特困移民和常住居民的检出率分别为32.4%(33/102)和23.8%(15/6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857，P=0.173);苗族特困移民和常住居民的检出率分别为31.4%(27/86)和21.3%(10/4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866，P=0.171)。不同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就业状况的土家族特困移民心理障碍阳性症状的检出率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不同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年收入的土家族特困移民心理障碍阳性症状的检出率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年龄、就业状况的土家族常住居民心理障碍阳性症状的检出率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不同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年收入的土家族常住居民心理障碍阳性症状的检出率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的苗族特困移民心理障碍阳性症状的检出率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不同受教育程度、就业状况、家庭人均年收入的苗族特困移民心理障碍阳性症状的检出率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年龄、就业状况的苗族常住居民心理障碍阳性症状的检出率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不同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年收入的苗族常住居民心理障碍阳性症状的检出率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4.特困移民与常住居民SSRS评分情况比较无论土家族还是苗族特困移民主观支持、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得分及总分与常住居民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特困移民与常住居民心理健康问题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以是否有心理健康问题为应变量，以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就业状况和家庭人均年收入为自变量，采取逐步回归法进行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自变量纳入水平α=0.10，以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变量赋值情况:无心理健康问题者(SCL－90总分＜160分)=0，有心理健康问题者(SCL－90总分≥160分)=1;男性=0，女性=1;15～35岁=0，36～55岁=1，≥56岁=2;未婚=0，已婚=1，离异/丧偶=2;文盲或小学=0，初中及以上=1;无业=0，农民/零工=1，固定职业=2;家庭人均年收入＜0.9万元=0，0.9～1.8万元=1，＞1.8万元=2。结果显示，两个特困移民纳入模型的自变量有3个，分别为性别、年龄和家庭人均年收入;土家族常住居民纳入模型的自变量为性别和年龄;苗族常住居民纳入模型的自变量为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在两个特困移民及土家族常住居民中，女性和高龄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苗族常住居民中，高龄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

二、讨论

1.本研究结果显示，湘西州土家族、苗族特困移民的SCL－90总分及人际关系、抑郁、焦虑、精神病性因子得分均高于安置地同民族的常住居民，其心理障碍阳性症状的检出率为31.9%(60/188)，说明移民的总体心理健康水平较当地居民差，已有相当数量的移民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症状。这与其他类型移民的研究结果相似。移民心理健康受个体和社会等多种因素影响。相关研究表明，性别和年龄是影响移民心理健康的两个重要个体因素。在本研究中，不同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的特困移民心理障碍阳性症状的检出率间有差异。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也显示，女性和高龄是特困移民心理健康的危险因素。女性对移民带来的生活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变化更为敏感，对新环境的适应和认同更为艰难，因而容易表现得更为焦虑，较男性更易产生心理健康问题。老年人由于年龄的增加，身体健康状态和劳动能力下降，加之对故地的思乡之情和社会支持网络的缺失，影响了他们对新环境的融入和新生活的适应，心理应激增加，容易产生不良情绪，导致心理健康问题出现。因此，女性和老年人应成为特困移民心理健康监控和干预的重点人群。社会支持是指能够获得来自家庭成员、亲友、同事、团体、组织和社区等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和帮助，对缓冲心理应激、维护和促进心理健康具有重要作用，也是影响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社会因素。

2.本研究SSRS评分结果显示，特困移民主观支持、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得分及总分均低于常住居民，有统计学差异，提示湘西州土家族、苗族特困移民在移民搬迁后获取的社会支持不够，社会调适能力较差。本研究认为，特困移民作为移民中的特殊群体，其社会支持网络经历了“破坏－重建－再次破坏－再次重建”的特殊过程，他们获取社会支持的可及性、稳定性和有效性远远低于当地居民和搬迁前，心理上难免产生焦虑和失落感，而且他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意识等还受到传统社会的影响，不可能迅速适应和融入当地，因此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可能性较高。对于特困移民，迁入地政府和社区应加大帮扶力度和心理干预，指导他们尽快建立新的、稳固的社会支持网络，尽早融入当地社会环境。虽然特困移民的生活水平、生产能力和收入水平较搬迁前有了普遍提高，移民对搬迁后的物质生活水平比较满意，但移民的整体心理建康状态不是很稳定，部分移民已经出现了心理健康问题。这一现象也提示在移民工作中，除了要解决好移民搬迁后的生活与生产外，特困移民的心理健康与社会调适情况也应纳入移民工作重点中去。

3.要增强特困移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政府和移民迁入地社区要有意识、有组织、有针对性地开展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和教育活动，吸引和动员移民参与进来，通过移民与当地居民的交流沟通，促进移民搬迁后社会支持网络的建立，培育移民对迁入地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要加强对特困移民心理健康的监测和及时干预。政府和社区要认识到移民心理健康对移民工作的重要性，组织和培训工作人员学习相关知识，定期对移民进行心理健康体检，早期发现高危人群，通过谈心、一对一帮扶等形式进行心理干预和治疗。要理性认识心理健康问题。对已经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特困移民，应作为重点关注和工作对象。首先，应消除歧视和偏见，积极主动与他们交流沟通，寻找其心理健康问题发生的原因;其次，要认识到移民在搬迁后出现的心理健康问题绝大多数是可逆的，需要政府和社会各层面的关心和帮助，需要社区工作人员耐心细致的心理疏导。

作者：罗家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