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2010年GDP增速先降后升，贷款增速先大幅上升然后快速下降，两者出现较大程度的不一致。其主要原因是2007年自美国开始的次贷危机到2008年蔓延至全球，对我国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GDP增长率从2007年的11.4%下降到2009年的8.7%。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我国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大投资和消费，信贷规模急剧扩张，信贷增速从2008年的18.76%增加到2009年的31.74%。政策实施的效果是抑制了经济下滑，GDP增速反弹，2010年达到10.3%。但与此同时，由于2008—2009年投放了过多的货币，使我国经济面临了较大的通胀压力。2010年1月份CPI同比上涨1.5%，此后逐月攀升，到2010年12月份CPI同比上涨达到4.6%。为了应对通货膨胀，从2010年起我国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中国人民银行连续6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信贷规模开始紧缩，信贷增速从2009年的31.74%下降到2010年的19.9%。

一、建立模型

1、从一般性描述可知，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是顺经济周期。下面我们通过建立VAR模型来进行实证检验，银行贷款供给量对实际经济增长是否有显著影响。本文采用的样本期为1978—2010年，模型变量为GDP增长率、贷款余额（L）增长率，对两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2、建立GDP增长率和L增长率的VAR模型，分析两变量及其滞后项之间的关系，通过Eviews5.0结果，根据AIC、SC、LR以及FRE等指标选择滞后5阶的模型结果如表3所示。根据t检验，模型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GDP增长率与其滞后一期和滞后两期均正相关，与贷款余额增长率滞后一期正相关，说明GDP的增长不仅与前一期和前两期的GDP增长有关，而且跟滞后一期的贷款增长有关。3、格兰杰因果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原假设为H0，根据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判断规则，P值是拒绝原假设则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P概率值越小，则前者不是后者的格兰杰原因，应拒绝H0，即承认前者是后者的原因。根据最佳滞后阶数结果确定滞后阶数为5。4、方差分解方差分解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模型变量变化的贡献度，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运用Eviews5.0软件进行方差分解。在贷款与经济增长的VAR模型中，在不考虑自身贡献率的情况下，若给经济一个冲击，GDP增长率对贷款余额增长率的贡献作用从第一期开始逐渐增大，到第五期之后基本维持在20%左右；贷款余额增长率对GDP增长率变化的贡献作用也是从第一期开始逐渐增大，到第七期以后基本维持在40%左右。从方差分解后的结果可知，贷款对经济增长的变化具有较大的贡献，经济增长对贷款变化也有较大贡献。（四）结论1、信贷的周期性波动和经济周期的周期性波动基本一致，只有个别年份出现波动，表明我国商业银行贷款的顺周期性表现明显。2、由格兰杰检验可以看出，信贷增速与GDP增速两者之间存在较强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信贷政策随经济周期变化而变化，呈现顺周期性。3、方差分解结果可知，信贷增速和GDP增速之间相互影响，且贡献度相对较大。

二、我国商业银行顺周期经营的原因

（一）商业银行经营中的“羊群行为”

“羊群行为”是由信息传染导致的，由于心理原因，人们普遍倾向于相互模仿并采取具有一致的从众行为。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信息搜索成本等问题，外部信用评级成为商业银行进行投资经营决策和风险识别管理的重要依据。而目前信用评级市场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几乎都属于垄断市场，几家大型的评级机构主导着整个信用评级业，提供了几乎全部重要的评级服务，其具体评级方法和结果相关性较高。而以抵押品价值、借款人财务状况等为基础的评级模型所产生的评级结果本身又具有强烈的顺周期性，众多商业银行使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作为投资决策和风险判断的依据，从而产生大量的“羊群行为”。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的内控系统和在内部评价、风险控制中所使用的技术路线模型是外包（周小川，2009），由于外包企业采用的技术模型本身具有相似性，在特定的条件下，模型产生的结果十分相似，使商业银行依据这些模型作出的判断和决策将会高度一致，又产生了“羊群行为”，埋下了金融业系统性风险隐患。

（二）银行经营的委托问题

现代银行的经营模式导致股东与管理层之间存在着委托问题。由于管理层往往追求较高的货币收入和其他隐性收入，而股东则追求资本收益的最大化，因此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目标不同，使得管理层在进行日常的经营管理时只注重当期银行账面的收益和利润，而极少关注这些收益和利润的可持续性以及潜在的风险性。同时，现行的薪酬福利与银行效益挂钩的管理层激励机制更加剧了管理层关注短期利益忽视股东长远利益的行为，导致管理层为追求个人利益而采取顺周期的经营策略。即在经济景气时为追求经济效益过度放贷，过度承担风险，忽略了银行长期经营的安全性；而在经济萧条时为避免损失又谨慎放贷，甚至拒绝潜在的盈利项目，忽略了银行长期经营的稳定性，因此银行经营的委托问题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商业银行的顺周期经营。

（三）以风险为计量基础的资本要求

对资本充足率监管是新巴塞尔协议三大支柱之首，而资本充足率的监管又以风险计量为基础，资本充足率公式为（资本-资本扣除项）/［信用风险加权资产总额+12.5×（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所需资本］，该公式体现了银行资本要具有更高的风险敏感性，正是由于这种高敏感性使得风险的顺周期性尤其是信用风险的顺周期性直接导致了资本要求的顺周期性。目前对于信用风险的识别和计量多采用信用评级的方式，而评级的方式一般分为外部评级法和内部评级法。外部评级法主要依靠评级机构的评级，此类评级法由于评级垄断而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目前多数商业银行采用的内部模型是“时点评级”模型，它主要依据借款人当前的信息如借款人抵押物的当前价格、公司股票价格以及杠杆比率来度量贷款违约率、违约损失率等风险要素。由于评级周期较短（一般为一年），就会出现借款人风险的度量随着经济周期的变动而变动。经济繁荣时，企业抵押物价格、股票价格等较高，以其为基础度量的贷款违约率和违约损失率较低，信用风险就会降低，从而资本要求降低；反之，经济衰退阶段，信用风险上升，资本要求也会提高，从而导致银行资本要求的顺周期性，进而导致商业银行经营的顺周期性。

（四）贷款损失拨备制度

我国商业银行目前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包括一般准备、专项准备和特种准备，按现行规定，这些准备要按季按比例计提。银行一般准备的年末余额应不低于年末贷款余额的1％；专项准备按照贷款五级分类计提，关注类贷款计提比例为5%，次级类贷款计提比例为25%，可疑类贷款计提比例为50%，损失类贷款计提比例为100%。其中，次级和可疑类贷款的损失准备，计提比例可以上下浮动20%。特种准备由银行根据不同类别（如国别、行业）贷款的特殊风险情况、风险损失概率及历史经验，自行确定按季计提比例。①由于赋予银行计提比例可以上下浮动或自主确定计提比例，银行经营者的主观判断成分较大，可能会出现以下情况：在经济繁荣时期，贷款违约率较低，银行经营者对贷款发生损失的主观预期较低，因而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水平也较低；而在经济收缩时期，贷款违约率上升，银行经营者对贷款损失的主观预期往往高于实际水平，导致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也大大提高，这就使得按贷款五级分类计提准备的制度具有顺周期的特征。

（五）公允价值的会计制度

所谓公允价值是指一种资产或负债能够与有意愿的交易对手以有序方式进行交易和清偿的价格。公允价值会计处理使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资本充足率呈现出顺周期性变化。公允价值计量关注会计要素价值的动态变化，并且迅速地反映了这种变化，这样在每个时点上的资产价值都会不同，即使未发生交易，按照准则的要求，只要有证据表明某项资产或负债的市场价值或预期价值发生变动，也需要对账面价值进行调整并在财务报表内反映。由于公允价值计量对资产价值的即时反映，加剧了银行业的资产价格波动，从而加剧了资本充足率的波动。当外部经济条件恶化、资产价格下跌、银行资本充足率低于监管标准时，银行不得不通过处置资产等手段来应对资本监管的要求，从而加剧了出售资产的市场价格的下跌，并形成新的公允价值的计量基础，引发新一轮的价格下跌，最终形成“资产价格下跌—资产价值减计—资产出售—资产价格进一步下跌”的恶性循环，并由此引发市场的悲观情绪蔓延，反过来加剧恶性循环，加速了经济衰退。

三、弱化我国商业银行顺周期经营的建议

（一）运用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

采用逆周期的货币政策进行调节。首先，当经济繁荣时，中央银行通过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存贷款利率以及公开市场操作等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工具，直接或间接地控制银行信贷，防止经济过热；反之，中央银行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避免经济衰退。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货币政策调控时中央银行应根据各种调控工具的不同特点结合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灵活调整，适时采取单一或组合的货币政策调整工具，同时还可以调整政策工具的作用力度和方式，例如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就是针对不同的金融机构采取不同的准备金政策，从而有针对性地控制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其次，由于货币政策调节的间接性，使得货币政策效果多具有政策时滞，政策时滞的存在有可能使货币政策的调节错过最佳时机。因此货币政策调节应选择能够密切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的经济指标作为判断依据，正确把握调节时机，对经济进行主动调节。根据目前我国宏观经济指标状况，短期政策可以关注企业家信心指数，中长期政策可以关注消费者信心指数。第三，中央银行还应把消除和减弱市场预期作为货币政策实施的直接目标，特别是在经济运行出现上下行转折点时，中央银行可考虑运用间接信用指导的政策工具，如窗口指导和道义劝告等来消除银行业的群体行为，削弱商业银行的顺周期性。第四，应该注意货币政策在整个经济周期中的均匀性，采取平缓与均匀的货币政策，避免货币政策只专注短期经济调节目标而忽视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二）开发金融景气指数，确定逆周期乘数调整风险权重

监管部门要实现逆周期监管，应借鉴宏观经济景气指标的设置开发出一套金融景气指数，用以描述我国金融体系运行情况以及预测未来的波动情况，并根据金融景气指数所反映的金融体系的稳定状况确定相应的逆周期乘数，从而实现逆周期调节和监管。金融监管部门可以选取与我国金融体系密切相关的景气指数构建金融景气指数。从先行指标中选取恒生内地流通股指数、国债利率差指标，以此衡量金融市场的状况；选择货币供应量M2指标衡量银行运行状况；衡量经济运行状况的指标可以选择房地产开发投资先行指数。一致指标、滞后指标和预警指标的选取见表4。按照表中指标计算相应的金融景气指数，以该指数判断金融体系运行状况，据此确定逆周期调节乘数（具体体系结构见图4），调整金融机构的风险权重。在市场繁荣期，景气指数可能维持高位，逆周期调节乘数可以设置大于1，该乘数与风险权重相乘后得到一个新的风险权重，使风险加权资产数值增加，商业银行为了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就必须多计提资本；在经济衰退期，景气指数处于低位，逆周期指数设置小于1，使银行计提的资本降低。逆周期乘数的大小可根据景气指数偏离正常稳定指数的程度确定，偏离越多，设置的逆周期调节值越大。资本充足率、风险权重、信用违约概率以及抵押物的折扣率等顺周期因素都可用逆周期乘数调节。采用此种方法，尽管资本充足率要求没有发生变化，但是计算风险资产的方法发生了变化，使监管资本随经济周期逆向调节，从而弱化商业银行的顺周期经营。

（三）构建逆周期的审慎监管体系

首先，建立逆周期的资本充足制度。商业银行可设置最低资本比率和最低目标资本比率，最低资本比率即监管部门所要求的最低资本充足率，最低目标资本比率是指由商业银行自己预先设定的高于最低资本要求的充足率标准。在经济繁荣时期，银行可采用最低目标资本比率增加资本金，为随后衰退到来时可能造成的大量损失提供足够的缓冲；在经济严重下滑时，采用最低资本充足率，同时在满足一定条件时允许银行释放资本缓冲，以满足经济下行周期的信贷需求，防止信贷过度紧缩。另外，银行在信贷高速增长、系统性风险不断累积的情况下，应该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计提资本数量为风险加权资产的0—2.5%。其次，建立前瞻性的动态贷款损失拨备制度。首先应考虑银行金融资产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的信贷损失率、平均违约率及违约损失率等作为动态拨备的基础，针对特殊行业和产品还应该具体细分其拨备计提标准，然后再运用有效利率方法计算未来损失的净现值，据此在整个贷款周期内建立前瞻性的动态拨备制度，缓解贷款损失拨备的顺周期性，进而削弱由于贷款损失拨备的顺周期性引起的信贷的顺周期性。但同时应该注意由于前瞻性的动态贷款损失准备制度所采用的拨备计提标准与现阶段会计准则不一致，可能会造成银行操纵利润，因此监管部门应加强对银行信息披露的监管，保证银行信息的透明度。第三，改进公允价值会计制度。银行要向监管部门提供其资产负债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时对银行影响的基本信息；银行要加强对估值方法的信息披露，包括公允价值的确定依据、所用估值方法预计存在的变动、所用模型的假设、导致价格变动的原因以及风险披露，削弱银行在利用公允价值对金融产品估值尤其是交易不活跃的金融产品估值的主观性，从而实现透明化监管。

（四）银行自身经营的改进

商业银行首先应提高对经济周期预测的前瞻性，加强对区域经济走势、产业结构的监测分析，做好行业风险评估和预警，有针对性地进行行业、客户、产品结构调整，优化信贷资源配置。其次，应扩大全周期的风险计量范围。要考虑整个经济周期内企业的违约风险，作出相对合理的风险估计，防止经济高涨时对风险的过度低估，经济衰退时对风险的过度高估，从而平滑经济周期对风险计量的影响，弱化风险的顺周期性。由于全周期风险计量对数据基础要求较高，银行可以先考虑扩大全周期风险计量的范围，确定长期平均违约概率和违约损失率，不断完善银行的数据信息系统，完善银行信用风险计量手段。第三，银行要定期进行压力测试并根据压力测试结果提前作出应急方案，及时对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和违约风险暴露等风险因素进行修正，从而平滑资本充足率、贷款损失准备金的波动性，缓解资本监管的亲周期效应。第四，完善银行的薪酬激励机制。将经营决策风险引入薪酬考核机制，使高管薪酬与银行长期绩效挂钩，遵循风险和收益相匹配的原则，建立起一种风险与收益、长期与短期相结合的业绩考核与薪酬分配制度。同时，应该增加股东大会在高管薪酬政策上的发言权，完善股东监督机制，协调股东目标与管理层目标的一致性。第五，提高内部评级能力，减少对外部评级的依赖。商业银行经营中必须进行尽职调查，持续及时地掌握银行资产的风险信息，对风险作出独立的判断，降低对外部评级的依赖，尤其不能将外部评级结果作为授信及风险判断的唯一依据。要尽快完善我国信用评级监管体系，规范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行为和准则，防止相关的利益冲突。

作者：赵爱玲韩文静于瑶单位：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