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带一路”建设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

投融资机遇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不仅能够为中国与沿路国家的商品流通与金融合作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也将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越来越多的投融资机遇。依托“一带一路”建设，在沿路各国贸易发展和金融合作的基础上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据此构建沿路人民币贸易圈和人民币货币区，符合沿路各国利益，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如果没有一个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为保障，中国与沿路国家和经济体之间的商品流通规模与速度、要素配置范围与效率、使用人民币进行交易和结算的成本都必然受约束。第一，海路港口与贸易通道建设创造的人民币国际化投融资机遇。海上丝绸之路沿路各国之间的海路贸易通道建设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基础领域，主要包括对沿路的贸易港口和交通干线进行投资，提供港口的吞吐能力和交通干线的物流运输能力，在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和欧洲之间形成便捷的商品运输网络。沿路的贸易港口和交通干线建设将产生巨大的投融资需求，为人民币国际化投融资创造机遇。第二，陆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创造的人民币国际化投融资机遇。涉及到两个领域，一是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沿路各国之间的交通基础设施和贸易通道建设，二是海上丝绸之路沿路各国之间的陆路贸易通道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沿路各国之间的陆路互联互通，主要是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和东欧各国之间的陆上互联互通。海上丝绸之路沿路各国，除了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等少数岛屿国家外，大多数国家或者经济体在陆地上联为一片，陆路贸易通道、交通及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是海上贸易通道与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补充。如果没有沿路各国的陆路的互联互通，则海路互联互通也不可能发挥最大的贸易通道效应。陆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规模的投资和人民币投融资业务。第三，沿路各国内部陆港、空港、海港城市与经济中心城市的互联互通必然产生大规模的人民币的国际化投融资业务。丝绸之路经济带沿路各国的陆路和航空枢纽城市并不都是各国的经济中心城市。海上丝绸之路沿路各国的主要贸易港口虽然大多也是该国的重要经济中心，但除了新加坡、文莱、马尔代夫等较小规模的经济体以外，大多数沿路国家都呈现出多中心特征。仅仅依靠交通枢纽城市之间的经济合作与贸易发展，不可能真正形成沿路各国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与贸易发展。第四，沿路各国交通枢纽城市、经济中心城市与经济腹地、欠发达地区之间的互联互通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推动沿路各国的交通枢纽城市、经济中心城市与广大经济腹地之间的互联互通，增加交通枢纽城市与经济中心城市对广大经济腹地的辐射带动作用，在较大的空间范围内实现生产要素的集聚配置，获得贸易发展导致的规模经济效应，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一个重要功能。沿路各国内部交通枢纽城市、经济中心城市与经济腹地之间的交通、通信和贸易基础设施网络建设，也将对人民币投融资产生巨大的需求。第五，“一带一路”沿路国家与非沿路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所需的基础设施投资，也创造了人民币国际化投融资机会。事实上，“一带一路”建设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仅将对沿路国家之间的贸易与合作产生影响，也必然影响到沿路国家与非沿路国家之间的贸易与合作。“一带一路”沿路国家与邻近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有利于推动中亚、西亚、东南亚、南亚、北非和东欧各国之间的双边与多边区域经济合作，发挥“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和扩散效应。简言之，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沿路国家之间贸易的海路通道、陆路通道、交通枢纽与内地城市的互联互通、中心城市与经济腹地之间的互联互通、沿路国家与毗邻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不仅为“一带一路”沿路各国及毗邻地区之间的贸易发展，为以人民币为主要贸易结算单位的贸易圈的形成，创造公共产品供给与基础设施条件，同时，也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更多的投融资机遇。

二、“一带一路”建设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

良好的国际分工与合作条件随着“一带一路”沿路各国之间海路贸易通道与陆路贸易通道的建设和完善，在沿路各国、各个经济区域之间形成分工合作关系，将为沿路人民币贸易圈的形成创造国际分工与跨国合作条件。“一带一路”沿路各国，在资源禀赋、人口规模、经济发展程度、经济结构、历史文化背景等多个方面都存在着差异。“一带一路”建设建设为各国、各经济区域充分发挥本国、本地区的比较优势，特别是禀赋比较优势，创造了基础设施条件，不仅扩大了各国的商品流通范围。也扩大了各国要素的市场化配置范围，更大的市场规模和要素配置空间范围则为各国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合作创造条件，也为沿路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国际分工与合作的条件。第一，沿路各国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市场网络日益稠密，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市场网络条件。“一带一路”沿路各国可以充分利用贸易通道建设带来的区域内部商品流动便利化条件，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构建具有本国比较优势的特色产品与特色产业体系，参与沿路各国之间的产业分工，获得国际分工的比较经济效益。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内部的分工网络稠密程度受到该国所拥有的市场规模制约。市场规模越大，意味着各国之间的分工网络越稠密，来自国家之间的专业化分工收益和规模报酬收益也越为显著。第二，沿路各国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地理空间范围日益广阔，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广阔的地理空间。“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就是一个沿路各国之间的市场融合与市场一体化过程，也是各国专业化分工的空间扩散过程。丝绸之路经济带沿路各国分布在亚欧大陆核心地带，特别是中亚五国、外高加索三国和东欧各国的地理区位和战略地位在整个欧亚大陆中居于核心枢纽地位。海上丝绸之路沿路各国跨越太平洋西岸、印度洋北岸和西岸、红海和地中海沿岸。通过贸易通道及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沿路各国的商品流通的地理空间范围将不断扩大:由于商品跨国流通速度提高和成本下降，各国商品流通的地理空间范围将沿“一带一路”进一步延伸;随着沿路各国贸易通道和交通通信基础设施的完善和体系化，一些原先只在各国国内流通的商品将进入国际市场，一些非市场化产品将实现市场化，使得各国之间专业化分工的地理空间范围不断扩大。第三，沿路各国之间的产业分工程度日益深化，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国际分工环境。海上丝绸之路各国在贸易通道建设的影响下，能够形成各具特色的沿路各国之间的产业分工体系，不同产业之间的跨国分工和同一产业内部上下游生产部门之间的分工会不断深化。海上丝绸之路各国的地理区位、经济发展基础、禀赋条件、社会文化环境存在着较大差异，各国在产业发展和同一产业的不同流程方面的比较优势各不相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能够打破一些国家或者经济体内部的封闭式产业发展和低水平产业发展循环，推动各国之间的产业分工，促进沿路各国之间的产业分工体系的形成，同时也促进各国在同一产业链条中的产业内分工。海上丝绸之路各国之间产业分工体系的形成与产业内分工程度的提高，为沿路各国之间的区域内贸易与产业内贸易创造了难得的产业分工条件。简言之，“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沿路各国之间的专业化分工体系的形成和深化，而且也为沿路各国之间的区域合作创造了基础设施条件和相关制度工具，为“一带一路”沿线人民币贸易圈的形成和发展准备了市场专业化分工与区域合作条件，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良好的国际分工合作环境。中国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发起国、出资国和“一带一路”上最重要的经济大国与贸易大国，作为中国为沿路各国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重要内容，为沿路各国专业化分工与区域合作提供人民币交易和投融资工具与平台，将有力的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三、“一带一路”建设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风险及其分布

我国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能否充分发挥人民币投融资及国际化的比较优势，还面临着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也面临着各种类型的风险。如何有效控制风险，是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和课题。本文中的风险是指“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阻碍因素和不确定性的统称，涉及到经济、政治、安全、环境、文化等多方面内容。具体而言，“一带一路”建设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风险主要涉及到六方面内容。第一，经济增长不确定性与市场竞争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市场竞争风险。丝绸之路沿路各国的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及市场结构存在着显著差异，我国企业进入这些国家从事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经济活动时，如果不能够适应当地的市场环境，则有可能面临经营风险。各国政府之间的合作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制度保障，但各国政府行政效率和信用能力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有的国家不仅政府办事效率低，而且信誉与信用水平不高，必然给进入这些国家的中国企业经营活动带来消极影响和风险。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面临的经济风险主要涉及到两个领域:一是参与建设的企业面临的市场经营风险。丝绸之路沿路各国，特别是中亚和西亚的一些内陆国家，市场发育程度低，市场监管能力弱，必然增加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企业的市场风险。二是违约风险，包括企业违法风险与政府违约风险，也就是参与建设的国家的企业与政府违反合约导致的成本损失和不确定性风险。第二，政治稳定性与政策变动可能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政治风险。所谓政治风险，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过程中，由于各国政治制度、政治活动导致的不确定性及其相关成本。

“一带一路”沿路各国，特别是中亚、西亚的一些国家，政治制度多样，政治稳定性相对低，政党政治不规范，时有政治事件和政治骚乱发生，必然影响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与经济发展。政治风险在六类地区表现较为显著:一是中亚五国，即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该五国与我国地理毗邻，是古丝绸之路的战略要冲。中亚五国的政治制度以强势总统制为突出特点，政治强人政策偏好变化对政治经济活动的影响较大，如果出现政治强人更替，很可能导致相关政策的变化。例如吉尔吉斯斯坦曾经出现的颜色革命就对中吉两国的双边合作产生了消极影响。二是外高加索三国，即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与俄罗斯之间存在的边界和意识形态冲突，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存在的飞地领土冲突，很可能对双边和多边经济合作产生消极影响。三是南亚地区的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三国。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存在着克什米尔领土争端，阿富汗有美国驻军且政局不稳，也给跨国区域合作带来较大的政治风险。四是西亚地区的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土耳其四国。该四国内部和外部都不同程度存在着各种教派和民族冲突，增多了跨国区域合作的政治风险和成本。五是东欧地区乌克兰与俄罗斯的领土冲突和战争，欧盟和北约成员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外交与地缘政治矛盾。六是东南亚、南亚、西亚和北非地区的航行安全与海盗风险。第三，生态变迁与环境破坏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环境风险。丝绸之路经济带由欧亚大陆上处于不同地理区位、自然环境各异的多个经济体组成，生态环境差异较大，不少地方是生态环境脆弱地区，例如中亚和西亚存在大量的沙漠和干旱缺水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压力较大。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涉及道路与通信系统、贸易网络和能源通道建等基础设施建设，还涉及到矿产资源、能源与原材料资源的开发利用，必然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产生消极影响。“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环境风险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生态脆弱地区的经济开发风险，例如中亚沙漠和干旱地区的能源开发导致的水资源短缺、环境承载力下降等风险;二是能源开发的环境约束，例如中亚和西亚地区作为全球重要的化石能源基地，以石油、天然气为重点的能源开发受到环境的约束，大规模开发会对对本地区的生态环境产生破坏性影响;三是原材料和矿产资源开发也面临着环境约束，中亚、南亚和西亚地区也是重要的矿产地区，以铁矿、铜矿和贵金属为重点的矿产资源开发也面临着生态环境约束。第四，安全与利益冲突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安全冲突风险。“一带一路”沿路各国都不同程度受到暴力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存在着各种类型的恐怖组织和宗教极端组织，对沿路各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全构成威胁，也直接影响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形成和发展。丝绸之路沿路各国的安全风险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暴力恐怖主义威胁沿路多国民众生活和经济建设。例如阿富汗地区持续多年的暴力恐怖活动，中亚地区费尔干纳盆地存在的暴力恐怖活动，对当地的经济活动和投资具有明显的消极影响。二是极端民族分裂势力威胁沿路各国的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成为制约当地经济发展的障碍。例如，2014年2月巴基斯坦俾路支民族分裂主义武装分子炸毁了三条由俾路支省输往人口密集的旁遮普省的天然气管道，导致数百万居民的天然气供应中断;俄罗斯外高加索的车臣地区持续多年的民族分裂运动成为阻碍该地区经济建设力量;我国南疆地区外部存在的民族分裂势力的破坏性影响，等等。三是极端宗教思想蔓延成为阻碍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例如中亚地区存以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为突出表现的“双泛”极端宗教思想和势力，是影响本地区各国之间及各国与中国之间区域合作的重要破坏性力量。阿富汗、巴基斯坦和西亚地区也活跃着各种各样的宗教极端势力，阻碍本地区发展与进步。四是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冲突对本经济带经济造成的消极影响。“一带一路”各国分布着具有不同历史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民族，有的民族之间存在着历史恩怨、文化与意识形态冲突，例如伊斯兰文化民族和基督教、东正教文化民族之间的差异和冲突，阿拉伯文化民族与波斯文化民族、突厥文化民族之间的差异和冲突，都成为影响本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消极因素。第五，货币与金融不稳定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金融市场波动风险。

“一带一路”沿路各国，除了中国、印度、俄罗斯、土耳其作为较大的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外，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货币币值不稳定，金融机构抗风险能力弱，容易产生货币信用与金融风险。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面临的货币与金融风险在三个领域最为显著:一是汇率波动风险。中亚、西亚和东欧的一些经济规模小、产业结构单一的经济体，容易受到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本币汇率波动频繁，容易产生汇率波动风险。二是信贷违约风险。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和良好的信用保证，在形成良好信用担保制度以前，丝绸之路经济带沿路各国的政府和企业都可能出现信用违约现象，导致一系列的违约风险。三是货币贬值风险。小规模经济体的货币很容易受到本国经济增长变化和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也更容易成为国际流动资金的投机对象。第六，外部力量干预可能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系统性与非系统性风险。“一带一路”建设必然影响到欧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调整，影响到全球主要大国权力与利益配置，导致主要大国和利益集团的利益博弈。实际上，在2013年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以前，已经有日本、美国、俄罗斯、印度、欧盟、伊朗、哈萨克斯坦等国提出了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相关的发展战略和构想。例如，1997年，日本提出了丝绸之路外交战略;2002年，俄罗斯、伊朗和印度提出了北南走廊计划;2009年，欧盟提出了新丝绸之路计划;2011年，美国提出了新丝绸之路战略;2011年，伊朗提出了铁路丝绸之路计划;2012年，哈萨克斯坦提出了新丝绸之路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面临各种政治经济力量的战略与政策博弈态势。当前，中亚地区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关键地区，已经成为全球主要大国和政治经济力量的战略博弈之地。美国和北约以反恐战争名义深度介入阿富汗事务并长期驻留军事力量。俄罗斯作为前苏联遗产的主要继承者，始终把中亚地区视为自己的特殊利益区。欧盟试图通过能源战略介入中亚事务。土耳其和伊朗则凭借民族、宗教和地理区位优势积极介入中亚事务。巴基斯坦、印度、日本等也积极介入该地区政治经济事务。外部力量的干预，加上本地区各国的政治经济利益的不完全一致性，必然增加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外部干预风险。简言之，“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着市场竞争的不确定性、政治稳定性与政策变动、生态变迁与环境破坏、安全与利益冲突、货币与金融、外部力量干预等多方面的风险，这些都直接对人民币国际化产生影响并增加人民币国际化投融资的风险。

四、结论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涉及到大国关系和地缘政治的调整与重构，还涉及到沿路各国、各地区的民族、宗教和传统文化的调适应和调整问题，使得依托于该区域的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着市场竞争的不确定性、政治稳定性与政策变动、生态变迁与环境破坏、安全与利益冲突、货币与金融、外部力量干预等多方面的风险。如何有效控制面临的各种系统性与非系统性风险，需要沿路各国相互协调与配合，推动本地区的互联互通与一体化发展。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和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需要积极倡导和推动亚洲自由贸易区和亚洲经济共同体建设，在适当时期启动中非自由贸易区和中欧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进程，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迈向更高的层次和水平。

作者：保建云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