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文章中心 > 结构主义论文

结构主义论文范文精选

结构主义论文

结构主义论文范文第1篇

作为学术思潮的解构主义可以说不再是新鲜的东西,但它在大众文化领域却刚刚发展到登峰造极,尤其在网络时代从根本上影响到人们的审美趣味与思维方式,甚至彻底颠覆了传统的阅读概念。传统意义上的阅读,是一种从文字中取得意义的过程。结合学校阅读教学的通常做法以及大众阅读指导的主流观念,传统的阅读概念至少有下述两个特点:一是阅读的对象为文字,最典型的是印刷出版物;二是阅读过程基本上是对文本的同构,即以学校教学为例,教师在课堂上的基本任务,是扮演作者的角色或猜测作者的意图,通过预先设定的教学步骤调动学生“积极”“配合”,完成对文本回归到原作者的意义解读。这种以作者为权威、以文本为核心,片面强调阅读过程中获得知识和道德教育的功能,其实质上是对学生个性与求知欲的忽视。“这种教学模式可能导致学生的理解力强了,但对文学的疑惑性和惊奇性弱了;解答性强了,发现性和感受性弱了;逻辑性强了,创造性弱了。久而久之,思维反而变得机械和平庸,失去了对文学的向往和信任”(谢琼2007:96)。进入网络时代,阅读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上述两个特点而言,一、阅读的对象不再单纯是纸质出版物,即不再单纯是文字符号和静止的图像,从媒介而言扩展到互联网世界,其符号也由静态变成了动态———就文字而言,就是一个意义单位的文字组成随时会发生变化:多人参与的网络随时在对某个概念进行更新;二、阅读过程不再是跟随作者与文本,甚至跨越了阅读教学改革者所提出的研究性阅读、批判性阅读概念,阅读及其结果本身也加入了文本或创作的构成,使阅读愈来愈成为一种具有创造性的行为。在这样一种观照之下,从阅读本身出发,对阅读教学进行深入研究,或许是阅读教学改革的有效途径,解构式阅读逐渐被重视。在此之际,已经有一些教学工作者试图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阅读教学模式,认识到解构式阅读对语言、文学教学的意义。解构可促进学生的主动阅读,“让学生亲自参与整个的阅读过程并发挥自己的想象能力、分析能力,学生的鉴赏能力一定会有很大的提高”(姚倩,孙晓燕2012:117)。解构还可促进学生的创新学习,“解构式阅读强调意义多样性,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处置文本,文本意义因不同学生而不同。因而,学生可以用一种批判性的眼光,赋予课文新的意义,使课文内容具有更加丰富的现实意义”(张红玲2009:31)。也就是说,学生对于作品纯粹个人的独特感受成为“创新”的基础。如果从“学以致用”的角度,我们很难理解对于绝大多数不会从事文学专业的人来说文学理论有什么用;即使站在狭隘的“学以致知”的立场上,也难于理解文学理论这样的“知识”能有多大意义。这与学术界的一些倾向有关,学术界一直在追求理论本身的“新”、“奇”,而忽视其对文学创作与阅读的实际意义,忽视阅读对读者生活感受能力的影响。这种倾向在网络时代受到了来自大众的冲击,大众文化使解构主义“庸俗化”、“实用化”。

如果说接受美学“是从以作者、作品为中心转移到以读者为中心的理论转向”,“解构主义的阅读则实质上与传统的文学理论彻底决裂,所谓作者、作品以及作品的历史背景之于读者阅读没有任何意义,真正的阅读就在于读者反复地拆解文本的语言游戏之中”(李新亮2011:128)。解构主义理论本身以对“意义的消解”为核心,但对于读者而言,这个“消解”的过程其实是突破“中心”权威、建立自我权威的过程,是读者自己的“同构”。解构主义在学术界逐渐不再“新”“奇”,但是其影响下的“误读”原则在大众文化中却成为一种迄今流行不衰的方式:对历史与经典的“戏说”式“解构”。在今天,尽管主流的意识形态基本上还是对“解构”传统名著持否定态度,但是它却能够让那么多人趋之若鹜而获得空前的商业成功。国内大众文化层次上对传统名著的疯狂解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起始于《大话西游》系列电影的巨大成功,人们从这一事件中发现了古典名著本身魅力背后还蕴藏着更多的东西,古典名著的话语结构可以顺利输入当代内容,包括新的思想情感、生活方式、价值观。周星驰因此被影迷称为后现代“解构主义大师”。本质上,对古典名著的解构可视为一种阅读的延伸。古典文学名著作为一种文本,它的价值必须通过阅读实现;读者对文字符号的解读,则建立在他自身经验与知识结构的基础上。因此,当代读者阅读古典文学作品,与古人的阅读体验必然不同。实际上,在解构古典名著的风潮之前,古典名著的话语结构就被广泛应用,比如常常见诸报刊的“梁山好汉评职称”之类话题。由于其文本本身的独特之处,主要表现在优秀的文学作品对生活高度概括、对语言高度提炼的特点,使古典名著的话语结构可以被轻易应用到当代社会的任何题材之中,这就为成功解构提供了基础。而网络文化的发展更对这种解构风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前网络文化的一些特征,比如网络上相对更要“言论自由”的媒体空间,使得现实生活中所受到的压力更容易在网上发泄;网络是一种动态媒体,任何人都可以参与而不是简单“阅读”这个媒体,让阅读演变为一种自主行为,并且由“阅读”向“创作”方向延伸;网络文化缺乏原创而充满模仿,但从“阅读”的立场出发,模仿或许是一种更高级的阅读方式……网络文化不但产生了新的阅读概念,尤其是培养了新一代“读者”,他们的行为方式与传统读者大相径庭。显然,如果继续机械地采用传统阅读教学方式,对今天的学生来说,阅读课将会变得难以想象的枯燥乏味———而这正是他们极力抗拒的,今天的学生除了更迫切地追求成就感、更迫切地希望被承认,他们还毫不遮掩地追求过程的快乐。从阅读行为方面,他们在解构古典名著的过程中找到了发泄自我情感、树立自我观点、彰显自我个性的渠道,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针对他们这一行为特点使阅读教学深入学生人心呢?

二、自主阅读

人们在很多事情上都有这样的心态,如果这件事情是他自己想要做的,他就能够高高兴兴地去做;同一件事情,如果他觉得他是被逼迫的,就会很不开心,做了也很勉强,当然谈不上什么效率。可想而知,如果让学生做到自主阅读,让他怀有强烈的阅读欲望,自己要求学校、教师满足他的阅读需要,那么,阅读教学的效率就会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不少教师已经有过这方面的实践,将英美文学教学和网络时代的表面特征相结合,“利用英美文学这个取之不尽的活的语言源泉,结合网络多媒体这个便利的平台所创建的自主学习给学生以自主权,就有可能营造一种良好的学习氛围,学生在这种学习氛围中会对自己的学习负责,会取得良好学习的效果”(李爱云2012:89)。要让学生在教学过程中自主阅读,我们还有必要弄清楚学生普遍的阅读对象、阅读动机与阅读方式。目前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大多数学生学习外语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学习语言,为学习外语载体的专业知识甚至出国做好准备。这一点我们当然不能忽略,语言技能的训练必须一直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与此同时,或许自古以来的学生都有这么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对课本都比较厌恶,喜欢“课外阅读”,而“课外书”中占相当比例的则是小说之类文学名著。这或许说明,学生对课堂教学中的文学不那么感兴趣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对作品的选择,另一方面则是课堂教学的方式。据我们了解,一些学生喜欢读名著,主要立足于文学作品的审美体验,它提供给读者一些现实生活中不存在或不能够或暂时没有机会体验的东西,比如成仙得道(不存在)、杀人(不可能)、谈恋爱(大多数时候没有机会)等等,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获得体验———这是所谓审美的实质:它体验,但不是真实,是“虚拟现实”;以及从审美体验延伸而来的实用功能,比如看了几次《红楼梦》,有可能就学会了怎样谈恋爱,也就是所谓指导生活;娱乐功能,同样由审美功能延伸而来,名著提供的心理体验,甚至让读者直接得到心理快感。由此可见,阅读在大多数时候可以看作是读者使用自己的经验对作品进行“解构”。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阅读提供给读者的是一个虚拟现实,在这个虚拟世界,读者要进行思维活动,获得心理、情感体验。这或许是个人成长过程中的关键。在研读《圣经》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不但西方许多重要的学科比如阐释学就直接发端于《圣经》阅读,而且阅读《圣经》是基督教世界中许多人训练自己思维与情感的基本方式。因此,一般情况下,读名著是一种“快乐”阅读,阅读过程提供给读者的快乐包括:第一、身体与心理的快乐。比如文学名著中比较细节的爱情描写对读者心理的挑逗所带来的快感,阅读恐怖故事对心理与身体的刺激等。第二、智慧与思想的快乐。

因循名著的情节,为古人担忧(出谋划策),岂不是对我们自身智慧的一种训练?第三、行动的快乐。名著是一种语言产物,语言最突出的特点是自我克隆(所以它能够一代代传播下来),语言的这种特点势必会对人的阅读行为发生作用:写。写作是阅读的自然延伸,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写作也是解构主义阅读思路的必然结果,它使阅读过程的审美体验与语言学习向深度和广度延伸。可以说,有写作成分参与的阅读,才是真正“完成”的阅读。这一过程也会提升学习语言的效率,给学生更强大的阅读动机。那么,我们能不能把阅读的这些特点引入英语文学阅读教学?回答是肯定的。首先,要以学生为中心来组织教材。事实上,以前就有学者提出应该终结“文学史+选读”的模式,倡导“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英美文学课程”,强调“读完整的作品”、“讲欣赏作品的方法”、“写阅读心得”,使英美文学课成为“一门素质培养课”(王守仁2002:10)。我们在组织英美短篇小说赏析、英美文学等课程的教材教学时,基本遵循了这些原则。在选择作品的时候,除了考虑作品的经典性,则更重视所选作品符合学生的语言水平和审美趣味,与学生的经验水平、体验性解构阅读的模式相适应。除了文学专业课,其他专业的英语语言教学也可适当加强文学阅读,以促进学生语言水平及人文素质的提高。美国中小学的英语教学往往采用经典或流行的文学作品为读本,我认为,国内大学英语专业的本科阅读教学在阅读材料的选用上也可以参考美国中学的这种做法。其次,就是以学生的阅读兴趣、行为模式为核心来组织教学,并且使阅读教学向写作、行动延伸。充分注意到学生生活于网络时代这一事实,“利用网络积极开展教学活动具有高效性、灵活性、启发性和交互性等显著特点,促使学生由被动地接受知识转化为主动地探求知识,有利于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温静2006:52)。在此基础上,我们依据网络时代学生的阅读与学习特点、采用“解构主义”思路,总结出一个“微”模式,在下一节专门探讨。与此同时,我们将学生的自主学习进一步扩展,比如在美国文学教学中,尝试通过戏剧表演———由学生选择甚至改编文学作品来进行话剧表演———对学生在学习中语言、思维、文学体验等方面的收获进行综合考核。这使得文学教学变得更为灵活,也让学生获得了更大的成就感。

三、“微”模式

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我们的体会是,除了教学各环节要适应学生的思维方式与行为特点,采用“解构主义”的思路进行阅读教学,还必须提供更先进的理论指导,使学生的“解构”阅读进入比较高的水平。“阅读是一个将已知信息和未知信息相结合的理解过程。正如更多的已知信息能促进理解一样,具备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同样有助于读者对阅读材料的正确理解”(张美娟2006:88)。与张美娟不同的是,我们并不特别强调所谓“对阅读材料的正确理解”。另一方面,我们对学生“解构”阅读的指导是很细致的。在英美文学阅读教学中,主要是从以下三方面出发指导学生进行“解构”阅读:首先,把解构的基础建立在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兴趣中心上,视文学作品为延伸到当今的活的经典而不是过去时代死的文字,学生的阅读与生活体验均可成为重构文本的根据;其次,提供给学生用以解构的武器,主要是文学理论上各种流派、各个侧面的观点,作家作品的历史与文化背景,文学作品可供解析的各种元素,让学生的解构阅读有径可循;再就是针对具体作品,带领学生直接由“解构”进入阅读,由作品解析出一系列话题和故事,解析作品后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强项选择各自的话题进入阅读,这样在阅读过程中学生就必须有针对性的重点寻找特定文本并进行一些比较成熟的思考,再搜寻相关材料把阅读结果整理成文。当不同话题组的学生向全班做阅读报告和进行讨论后,大家就会对作品有更全面、更深入的感受(不是了解),并且把作品中的优秀语言带入现实生活。

结构主义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结构功能主义行政指导

一、行政指导的背景系统

笔者根据结构功能主义,简单列了一张结构图,其中有三层次,社会系统位于最高阶,行政系统及经济、法律、文化等系统属社会系统的子系统,而行政指导、行政强制等则作为行政系统的子系统位于第三阶。

本文要研究行政指导,首先要分析它的上阶系统即它的背景环境——行政系统受其同阶系统影响所产生的变化。

首先,从封建自然经济时期到自由放任主义经济时期再到市场经济时期,经济系统经历了一个由没有市场到市场占绝对控制地位再到市场频繁失灵、市场不断创新的过程。与之相适应的行政系统也经历了一个由专制管制到无为而治再到干预、服务于经济系统、促进经济发展的“服务行政”的转变。

其次,法律系统经历了一个从没有法到实在法再到承认自然法、对“法”作扩大解释的法治演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法的功能由“行为预期”转向“利益平衡”。与之相适应的行政系统也经历了一个由人治到“依法行政”、“无法律则无行政”再到“法治行政”、按实质意义上的“法”(包括法的原理、原则、习惯等)行政以补充实在法的缺漏、平衡各方利益的演化过程。

再次,全球和谐文化的重拾也使得政府开始主动去协调平衡各方利益,同时也调动行政相对人来积极参与行政,产生了一个由“消极行政”向“积极行政”的进化。

于是,笔者得出第一个结论,行政系统作为社会系统的子系统,受经济、法律、文化等其他同阶子系统演进的影响,如今正在朝“服务行政”、“法治行政”、“积极行政”的方向发展,同时它的这种发展也反作用于市场经济、法治、和谐文化,最终合力推进社会的进化。

那么,如何实现“服务行政”、“法治行政”、“积极行政”的目标呢?仅靠传统的行政手段如行政命令、行政强制当然做不到,必须要靠新型行政手段的配合甚至是替换,行政指导首当其冲。而且根据上文的分析,也不难得出另一个结论,有关于行政指导的功能:行政指导应灵活有效地服务于市场经济、弥补依法行政的滞后性缺陷、柔和民主地协调平衡利益。

二、行政指导的定义

上世纪20年代,德国学者耶律内克提出了行政机关印制散发“指导”文件的行为乃属于不直接产生法律效果的“单纯高权行政”。二战后,行政机关给予无拘束力建议的行为就被称作“指导式行政”。然,“指导式行政”大多被归入“服务行政”之中,并未受到足够重视而单独列为行政行为的一种,也未曾被详细定义,直至美军占领战败后被的日本。那时进驻日本政府部门却缺乏法律授权的美军常以“指导”的形式管理日本,这种非强制性的行政方式改变了“市场政府双重失效”的状况,在日本大获成功。到60年代,日本法务官僚林修三最早提出“行政指导”的提法和定义,自此,各国各学者开始了对行政指导不厌其烦的定义研究。

笔者也意欲以自己的方式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来定义行政指导。根据结构功能主义,若我们将行政指导视作系统,其内部也可以分化为主体、依据、方式、程序、效果等组织,对这些组织的逐一分析有助于我们对它们共同组成的系统——即行政指导的概念进行厘定。

(1)从行为目的上看,行政指导服务于具体行政目的,无特定目的则非为行政指导。(2)从行为主体上看,行政指导的主体乃行政主体;权限是在其所管辖事务的范围内。(3)从行为依据上看,有法可依则依法指导,无法可依则应以法律原理、原则、精神作为依据。(4)从行为方式上看,行政指导的推行手段不具强制性,它通过建议、劝告、咨询、批评、鼓励等多种柔软灵活的引导方式以期相对人做出理解配合的选择。(5)从行为程序上看,行政指导必须遵循法定程序。(6)从行为效果上看,行政指导经单方作出时仅产生事实效果,但,行政指导作出后若经相对人选择接受,事实效果则转化为法律效果。

至此,笔者将行政指导的定义归纳为:行政指导是指行政主体在其管辖事务的范围内为实现特定行政目的,单方主动依据法律规定或法律原理、原则和精神,按照法定程序以建议、劝告、咨询、批评、鼓励等不具强制性的引导方式以期相对人做出理解配合的选择的行政事实行为。

三、行政指导的现实缺陷

行政指导林林种种的优点都是在应然层面上的,而实际上,作为一个新生的、不完善的制度,它在各国的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缺陷不比它的优点少,接着,笔者还是从结构功能主义角度从行为目的、主体权限、适用依据、适用程序、责任方面来分析我国行政指导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超级秘书网

首先,就行为目的来说,行政主体常常怀抱维护政绩等不良动机,不惜侵害相对人利益,往往不公正、不民主地实施实质上已经被异化了的“指导”。

其次,就主体权限来说,因为行政指导赋予行政主体以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不加控制的权限极易滋生腐败。

再次,就适用依据来说,我国既缺乏对行政指导必要的实体法律规定,又缺乏对一般法律原理、原则、精神的认识。使得不论是行政主体还是行政相对人都对行政指导不了解、不理解、不愿用或乱用错用,从而背离法治行政。

第四,就适用程序来说,我国未对行政指导作出任何程序性规范,致使行政指导的程序混乱,不透明、不诚信,这直接导致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指导制度、行政主体不信任。

最后,就责任来说,我国错误地认为行政指导因具有非强制性、事实行为性,即可不对其责任作出规定。这使行使行政指导权的行政主体在应行使指导而消极不作为时或作出错误指导甚至是异化的“指导”而给行政相对人的利益造成损害时无需承担责任,与积极行政、服务行政相违背,与权责统一的责任行政相违背。越发刺激了行政主体滥用职权违背法治精神进行有损相对人以及公共利益的“指导”,导致相对人对行政指导制度的排斥、也导致行政主体乃至政府形象的垮台。

可见,目前行政指导制度在我国的境遇不容乐观,我们必须尽快由内而外地对其进行规定、为其创造条件,使其变得可行、可信。

参考文献:

结构主义论文范文第3篇

1.1建筑高宽比

建筑的高宽比是我们建筑结构设计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其能够直接对建筑结构的抗倾覆能力、承载能力、整体刚度以及稳定性产生影响,可以说我们在该项设计工作中更多的是依靠我们的实际工程经验。在我国现行的建筑设计规范中,都对建筑的高宽比以及高度等参数进行了明确的规范,且给出了最大的高宽比以及高度限制。而在我们建筑结构设计工作实际开展的过程中,对于高宽比、高度等情况超出现行规范的建筑则应当根据建筑的实际情况进行设计。另外,建筑所具有的使用高度除了同抗震设防烈度以及结构体系类型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之外,还同场地结构以及类别的规则情况等具有影响。对此,当建筑的高宽比超过限制时,就需要设计人员能够根据建筑结构对其进行细致、全面的受力状态分析,并在对荷载取值、安全指标以及材料性能等认真分析的基础上帮助我们设计出更好的建筑结构设计方案。

1.2受力性能

在我们对建筑进行设计的开始阶段,设计人员最需要考虑的就是此建筑物所具有的空间组成特点,而并不是对建筑的结构情况进行确定。对于建筑来说,其在空间以及地面形式上的水平、竖向稳定情况对于整个建筑物具有着较为重要的影响,通常而言,建筑都是由规模较大、较重的构件所组成的,对此,建筑所具有的结构就应当能够将其自身所具有的重量同地面进行良好的传递。而我们在对建筑进行设计的过程中,就需要能够对建筑向下作用力同地基承载力间的关系进行理顺,并使我们在建筑方案确定时能够做好建筑承重柱以及承重墙的数量以及位置分布的确定工作。

1.3箱、筏基础底板的挑板

从建筑的结构方面来看,如果跨底板钢筋在设置时不会由于出现跨钢筋的情况而使整个底板的通长筋得到加大,就能够获得较为节约的设计效果。而在出挑板之后,则能够使地基所具有的附加应力得到降低,并且当建筑基础形式在人工地基以及天然地基坎上时,以加挑板的方式就能够对天然地基进行应用。同时,其还能够降低整体沉降,当荷载偏心时,在特定部位设挑板,还可调整沉降差和整体倾斜。当然,对于此项问题来说,也不是绝对的,当建筑地下室层数较多、且窗井横隔墙较为密集时则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以灵活的方式对其进行考虑。另外,当地下水位较高时,出基础挑板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对抗浮问题进行解决。

1.4承重柱截面大小

在对抗震设防区进行设计时,部分建筑结构设计人员往往会贪图受力设计的方便性而没有将柱的截面高度设计到足够的高度、将梁简化成铰支梁、使梁柱的线刚度比加大。对于这种设计方式来说,虽然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简化我们的结构受力分析任务,但是却会对整个建筑结构的稳定性造成一定的隐患。另一方面,对于高层建筑底部柱来说,为了能够使其满足轴压比限制的需求,我们往往会将柱子的截面取一个较大的值。但是,由于建筑高度的影响,就很可能会使框架柱成为短柱。对此,选择较大的柱截面还是较小的柱截面则成为了我们实际设计过程中需要商榷的一个问题。另外,在建筑底层框架方面,梁所具有的抗弯刚度也会大于柱的抗弯刚度,且梁板对于柱子所具有的约束能力也相对较小。对此,就需要我们在实际设计时能够严格地遵循强剪弱弯、强柱弱梁的原则,并在建筑的同一楼层中尽量保证不同柱子所具有的同等刚度,避免出现过大的截面差异。

1.5梁结构设计

在梁结构设计环节中,经常会有主次梁交叉的情况,而设计人员在面对这种情况时也会在对主梁配筋图进行绘制时将次梁、板在主梁的位置以涂黑的方式对其进行表示,而在对次梁配筋图进行绘制时,也会将板以及主梁以涂黑的方式进行表示。但是对于这种方式来说,就很可能使建筑的建设人员在对屋盖、现浇楼进行施工时对次梁、主梁以及板的相互位置存在较大的困惑,不是出现主次梁板设计截面同实际截面不相符的情况,就是板的厚度超出了设计范围。同时,如果我们将第一排设为板负筋、第二排为主梁负筋、第三排为次梁负筋,就会使建筑所具有的保护层成为一种:板的保护层高度+板负筋直径+主梁箍筋直径+主梁负筋直径的情况。对于该种排法来说,如果主梁、板的负筋直径越大、排数越多,就会使次梁保护层的厚度越厚,并导致在施工过程中经常出现当次梁负筋穿过主梁负筋下面后,再向上翻至板负筋下面,进而使次梁有效高度得到一定的减小,很可能出现裂缝问题。对此,就需要我们在对该环节进行设计时能够适当地降低梁顶标高,从而以这种方式保证次梁任意截面都能够保持有效、合理的高度。

1.6楼板配筋问题

1.6.1在对建筑的现浇混凝土楼板进行计算时,通常会分为单向以及双向两种情况。由于其四边较为固定,我们一般会利用计算机或者图表的方式对其进行计算,但是由于图表类型较为多样,就会使我们所得到的计算结果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另外,仅仅由梁对板进行约束也很难帮助我们得到固定的效果,尤其是边梁对板的约束、梁的转动卸荷以及荷载的不均匀情况等等都会出现内力重分布的情况,并使得板跨出现安全度降低以及内力增大的问题。

1.6.2在建筑卫生间等洞口数量较多的情况下,也存在没有对洞口削弱的影响进行充分考虑的情况。而在多层砌体的建筑结构设计中,往往会因为卫生间辖板较小的特点而使建筑需要以双层拉通的方式进行配筋。而在需要放置浴盆、浴缸的卫生间,则应当适当地增大荷载值。

1.6.3在支座上层钢筋方面,由于在施工过程中存在操作人员践踏、混凝土倾压等情况,就很可能使钢筋出现下沉的问题,并使支座内力得到了降低。对此,就需要我们在施工过程中加强管理监控,避免出现该类情况。

2结束语

结构主义论文范文第4篇

1.1摹仿论的内涵

关于摹仿论﹙Mimesis﹚的最早论述可追溯至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它是文学批评中最古老和最根本的一个理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摹仿论有许多重要的论述,从许多方面来说,西方文学批评史是对这些论述的重复,只不过以不同的术语表达而已”[1]。柏拉图认为所有的艺术都是对自然的摹仿,而自然本身是对形式﹙Form﹚的摹仿,所以艺术是对复制品的再复制,摹仿并不能让我们理性地或更好地认识世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艺术家不仅仅是摹仿者,还是一个运用理性的创造者。摹仿不是让艺术品像镜子一样再现自然世界,而是通过某种媒介物﹙比如语言或颜料﹚来完善自然世界。因此,摹仿是一门技艺,一种知识,有自己的内在规律和目标,人类只有通过摹仿才能认识世界。当代学者马修•波托斯基﹙MatthewPotolsky﹚在《摹仿论》一书中认为文学领域有3种摹仿:修辞性的摹仿﹙RhetoricalImitation﹚、戏剧﹙Theatre﹚和现实主义﹙Realism﹚。贝尔西的批评对象是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论和现实主义,尤其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关系密切,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乐观地相信通过语言和图像,人类能够准确完美地再现外部的客观世界和人类对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与现实主义联系最紧密的文学体裁是18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出现的小说。现实主义小说在19世纪达到鼎盛时期,它是当时法国最主要的文学体裁,巴尔扎克和龚古尔兄弟是法国现实主义小说最杰出的代表;英国则诞生了狄更斯和萨克雷这样举世闻名的现实主义小说家。现实主义认为文学作品要以现实为基础,描写生活、反映生活,文学应该是对现实的典型表现。为此,现实主义注重在细节描写上准确地和外部现实相一致,逼真﹙verisimil-itude﹚可以说是现实主义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当然,现实主义文学是复杂多样的,它也融合了其他非现实主义体裁,比如传奇和浪漫剧。解构主义批评家希利斯•米勒曾经说过:“《匹克威克外传》是一个真花园,里面有虚构的蟾蜍。”[2]但是,不管有多复杂,所有的现实主义文学都遵循一个隐含的前提:小说摹仿现实。这种观点认为现实预先存在于文学作品之外,“现实主义建立在一个潜在的共识上:现实存在于语言网络之外,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历史实体﹙historicalmateriality﹚,我们对这个实体的认识总是不完整的,但是我们能够通过语言来拓展和交流这种认识”[3]。

1.2贝尔西对摹仿论的批评

解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都认为摹仿论是错误的。德里达认为“文本之外无物”,所以也无从“摹仿”。贝尔西没有这么极端,她认为:“后结构主义者没有﹙通常而言﹚怀疑世界的存在,他﹙她﹚们的焦虑是,到底有哪些东西我们能很肯定地宣称自己已经了解了。”[4]71也就是说,问题不是“什么存在”,而是“什么可以说存在”。贝尔西不否定客观世界的存在,但也认为,若没有语言,存在亦无法被理解。没有语言,世界只是一块没有固定意义的疆域。它“可能被感知为一个连续统一体﹙continuum﹚,而语言将它划分成各个实体,这些实体在人的感知中似乎也成为自然的、各不相同的了”[5]57。也就是说,语言区分或者说划分﹙differentiate﹚了连续统一体,区分﹙differentiation﹚的结果才是我们所能理解的世界或者现实。在贝尔西看来,世界是有意义的,而意义只来源于语言,因此没有超越语言的世界。小说摹仿现实﹙世界﹚,等于小说摹仿通过语言建构起的现实﹙世界﹚,就等于小说摹仿了语言。由于小说本身就是由语言构成,所以这种观点是一种同义反复﹙tautology﹚,是没有意义的。贝尔西的思想来源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能指﹚并不是一个外在事物的系统命名法﹙nomenclature﹚或标签,语言符号没有临摹或反映外部世界,它甚至和外部世界没有任何关系;而是通过自身的否定区分性﹙negativedifferentia-tion﹚对感知进行区分,并由此产生意义。索绪尔在讨论语言的同一性时举了街道的例子:“一条街道为什么能够从头到尾重新建筑还仍不失为同一条道路呢?因为它所构成的实体并不纯粹是物质上的。它以某些条件为基础,而这些条件,例如它与其他街道的相对位置,却是跟它的偶然的材料毫不相干的。”[6]也就是说,此街道名称的意义来源于和另一街道名称的关系———否定的、相互不同的关系,而不是来源于构成此街道的物质材料。因此意义和物质世界无关,而是来源于语言系统本身。

1.3贝尔西的后结构主义认识论

贝尔西认为后结构主义的源头是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后结构主义的历史就是索绪尔的思想被后人以不同的方式采纳的故事,尤其是被二战后的法国人”[4]10。同时,她认为后结构主义并非一个思想运动,也不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后结构主义被用于命名一种理论或者一组理论,它关注的是人类、世界和实践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其中实践是指意义的生成和再生成。”[4]5从这个角度讲,它首先是一种哲学上的认识论,然后才是文学和文化批评。索绪尔认为符号由所指和能指组成,所指和能指都是非物质的心理现象,能指是指音响形象﹙soundpattern﹚,所指是一种概念﹙concept﹚;语言则是由符号构成的系统,“对索绪尔而言,语言符号是完全非物质性的———尽管他不喜欢用‘抽象’来形容它”[7]。索绪尔认为书写是独立的、次要的和附属的符号系统,和书写相对应的是音响,而不是概念。因此,书写和言语﹙音响﹚的关系就如同能指和所指的关系,用德里达的话说,书写是“符号的符号”﹙asignofasign﹚[8]。后结构主义和贝尔西都拓展了能指的范围,认为书写也是一种能指。贝尔西在《批评的实践》中说道:“在索绪尔的理论中,语言是一套符号系统。一个符号是由一个能指﹙音响形象或书写形状﹚和一个所指﹙概念﹚构成的。”[5]54在《后结构主义简介》﹙2002﹚中,她进一步说道:“索绪尔把符号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能指,声音,单词,短语或者相对应的图像;其二是所指,即符号的意义。”[4]11贝尔西其实是延伸了索绪尔的能指概念。由此,贝尔西认为语言从广义上来讲包括所有的表意系统﹙signifyingsystems﹚,除了单词和图像,还包括象征物。相应的,“意义并非只来源于单词,图像、地图、交通信号灯和手势都有意义不管这些指示物是说出的、写下的、画出的或物质的,这些指示物都在表达意义,而我们要学会解读这些意义”[9]44。肯定能指的物质化是贝尔西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标志着她的思想属于后结构主义。同时,肯定能指的物质化也为贝尔西后来从文学批评转向文化批评打下基础。

2颠覆表现论———语言和主体

2.1表现论的内涵

如果作品的意义不是来源于现实,那么作品的意义来源于何处?在作者那里吗?表现论﹙Expres-sivetheory﹚就持此观点。表现论认为作品表达了作者的思想和情感,作者是作品意义的可靠来源。表现论的兴趣聚焦于作品和作者之间的关系,最常见的方式就是从作者到作品。为了了解作品,它常常去了解作者的家庭情况、性取向、婚姻、工作、所受的教育和所处的社会阶层等。18世纪英国作家萨缪尔•约翰逊的传记批评《英国诗人的个人生活》﹙TheLivesoftheEnglishPoets﹚是表现主义文学批评的开山之作;除了传记批评,表现论还包括早期的精神分析学批评和早期的女权主义批评。表现论的出现和“作者”地位的提高有密切的联系。古希腊的柏拉图认为诗人只是缪斯的代言人,灵感来源于缪斯,疯狂的诗人只是诗歌的吟诵者﹙rhapsodist﹚,这种观点当然和古希腊口头文学的传统有关系,这时的作者﹙诗人﹚没有原创性。中世纪的作者主要是指使用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学者。他们扮演了好几种角色:誊写者﹙scriptor﹚、编辑者﹙com-pilator﹚、评论者﹙commentator﹚和写作者﹙auctor﹚。他们总算获得一些威信,但是这种威信追根溯源是来自于上帝,而非作者本人。因此,中世纪的作者虽然受到尊敬,但也缺乏真正的权威性和原创性。现代意义上的“作者”概念和15世纪末出现的活字印刷有关系。虽然一些作家认为印刷术玷污了手稿书写的传统,但不可否认的是印刷术满足了图书市场发展的需求,给作者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为写作成为一门职业提供了保障,也提高了作者的社会地位。同时,印刷出版业的兴起导致版权的出现,英国在1710年第一次通过版权保护法,即所谓的安妮法﹙StatuteofAnne﹚,完成了版权从印刷特权到作者权利的变革。版权的发明肯定了一种新思维:作者是书籍这种特殊商品的创作者,因此也是它的所有者。这种思维极大地提高了作者的声望,现代意义上的“作者”概念在18世纪晚期终于形成。把“作者”推到巅峰地位的则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的浪漫主义。浪漫主义强调个人主义,亦受到洛克﹙Locke﹚经验主义的影响,认为知识的获取只能通过个人对世界的感知﹙perception﹚。这决定了浪漫主义诗人对作者,尤其是诗人自己在文学创作中扮演的角色有很大的期待。华兹华斯在《丁登寺》中写道:“因此,我仍如往日,喜爱草原、森林和崇山峻岭,喜爱这绿色世界的百态千姿,喜爱我耳目所及的森罗万象———其中,有仅凭耳目察觉的,也有经过加工再造的。”[10]耳目的功能不仅是“察觉”,而且还能“加工再造”,这凸显出作者﹙诗人﹚的强大力量。“柯尔律治甚至认为‘什么是诗?’和‘什么是诗人?’几乎是相同的问题。”[11]在研究浪漫主义诗学理论的经典著作《镜与灯》中,艾布拉姆斯﹙Abrams﹚认为18世纪英国的文学创作模式不再认为作品是对自然的反映或者对前人的模仿,而是强调作者就像一盏发出光芒的灯,是作品形成的唯一来源。“面对大自然举起的镜变得透明了,让读者可以深入了解诗人的思想和心灵。”[12]于是,作者被认为是一个自由的、具有原创性的天才,甚至神灵。作者﹙author﹚变成权威﹙authority﹚,成为理解作品意义的唯一仲裁人。由此可见,如何理解“作者”这个概念影响了我们如何阅读和评价作品。

2.2贝尔西对表现论的批评

20世纪以来,不少文学理论试图推翻表现论,比如韦姆萨特和比尔兹利在1954年提出的“意图谬误”和20世纪70、80年代出现的读者批评理论。但是,在贝尔西看来,二者都没有从根本上达到目的,她认为只有解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才真正达到此目的。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从语言学的角度批评了表现论:对语言﹙能指﹚的理解既不能参照客观世界,也不能参照所指﹙概念﹚;意义是能指指向另外一个不同的能指时留下的痕迹﹙trace﹚,而不是来源于作者的意识;由于所指一直被延异,无法触及,所以文本本身包含着一种不确定性﹙undecidability﹚。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并不是贝尔西关注的重点,1980年出版的《批评的实践》中就没有关于德里达的章节,和德里达相关的章节是在2002年的第2版中才被添加进去。贝尔西是通过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和拉康的“主体”理论推翻了表现论,“主体”﹙subject﹚是西方思想中极其重要的概念,贝尔西认为:“后结构主义往往会在某些观点上有极端的一面,但是在这些观点中,关于主体的论述是最令人愤概的﹙scandalous﹚。”[4]65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并不是我们和现实之间的直接关系,而是为了维持这种直接关系而产生的话语、图像和概念,我们生活在这种表象之中,并且通过这些表象来认识世界。但是这种认识乃是一种误识,阿尔都塞认为我们误识了这个意识形态中的世界,是因为我们无意识里想要这么做。意识形态通过询唤﹙hailorinterpellate﹚把实在的个体塑造成主体,意识形态并非抽象的,它存在于我们之中,发生在我们身上。法语原文“interpeller”有两个意思:第一,召唤,大声叫某人;第二,询问,质询。意识形态既引诱我们又强迫我们。意识形态以主体为基础,二者互相依存。阿尔都塞认为“除非通过主体和因为主体,否则就没有意识形态”[13]。而只有意识形态才具有把实在的个体塑造成主体的功能。个体受到意识形态的召唤和质询,甘愿选择了他们融入这个社会所必须接受的主体地位,成为主体﹙sub-ject﹚。“subject”这个英文单词在这里有两种含义:第一,自我,主体,主观;第二,臣民,臣服者。主体误认为自己是自主的和自由的,其实主体受到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控制和支配,是一个臣服者。贝尔西认为作者就是主体,作者貌似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实则不是。贝尔西也认同拉康的思想,认为主体是在语言中被建构的,个体只有在“象征界”﹙广义的语言﹚中采用了主体位置———即认为自己是万物之源、是自主的,这个主体才能产生意义。也就是说,意义来源于主体,主体由语言组成,因此,意义来源于语言,而不是主体的意识。由此,贝尔西认为作为主体的作者既无法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也不是作品本身意义的来源,表现论因此是错的。

2.3贝尔西的“主体”批评观

拉康认为个体一进入象征界﹙语言﹚形成主体,主体就必然是分裂的。贝尔西接受了此观点,她说道:“个体实际上经历了两次的分裂。在‘镜像阶段’,婴儿把自身认作别的东西,一个映象,外在于她这个感知的自我,由此造成被感知的我和正在感知的我的必然分裂。进入语言后,又必然出现强化第一种分裂的第二种分裂,即话语中的我、叙述主体与讲话者的我、表述主体之间的分离。这样就有了意识自我(即在话语中出现的自我)和说话者自我(只有部分地在那里表现)之间的矛盾。”[5]85“分裂的主体”这个思想给贝尔西的文学批评带来两个结果。第一,贝尔西偏爱富有分裂的主体的文学。她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和戏剧中有很多分裂的主体,因为文艺复兴是一个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对统一的主体这种观念心存疑虑,这个时期的文学也就成了贝尔西早期研究的重点。贝尔西在《批评的实践》中列举了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在波兹沃斯战役前夜从一个预言他死亡的噩梦中醒来时说的话:“怎么!我难道会怕我自己吗?旁边并无别人哪。理查爱理查;那就是说,我就是我。这儿有凶手在吗?没有。有,我就是;那就逃命吧。怎么!逃避我自己的手吗?大有道理,否则我要对自己报复。怎么!自己报复自己吗?呀!我爱我自己。有什么可爱的?为了我自己我曾经做过什么好事吗?呵!没有。呀!我其实恨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干下了可恨的罪行。我是个罪犯。不对,我在乱说了;我不是个罪犯。”[5]111112贝尔西认为这段独白中的句法将自身既视为主体又视为客体,其中的肯定﹙“我就是我”﹚和矛盾﹙“没有———有”,“我在乱说了;我不是”﹚都表明作为意义和行为来源的主体是分裂的。她的这种思想在1985年出版的《悲剧的主体:文艺复兴戏剧中的同一和差异》一书中得到更加详细的论述。第二,贝尔西提出以积极的读者为中心的阅读方法,贝尔西认为读者也是主体,但是她认为读者必须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不应该轻易地屈从于意识形态和作品内容的蒙蔽。拉康认为主体在被建构的同时,无意识也被建构并存在于主体分裂时形成的缝隙中。无意识是一种破坏意识形态控制的潜在力量,这使作为主体的作者具有与生俱来的抵抗力。“积极的读者”这个概念强调了“具体的个体和构成他们主体性的语言之间的辩证关系”[5]5。

3阅读的策略:无意识和积极的读者

3.1现实主义的“询唤”

在贝尔西看来,读者在阅读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而古典现实主义小说却把读者询唤为主体,排除了让读者直接面对文本中的矛盾的可能性。贝尔西在《批评的实践》一书中以英国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为例批评了它的询唤功能,这种询唤功能具体表现在:第一,小说中的人物询唤读者,使之产生共鸣。比如阅读完狄更斯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后,读者会觉得自己像科波菲尔一样是一个积极向上、不断进取的人,是自己命运的最终控制者。第二,小说中的叙述者询唤读者。比如在《简•爱》中,叙述者就用“你”直接询唤读者,使之成为主体,读者通过主体的视角消解小说中叙事的矛盾,叙事于是显得合情合理。在贝尔西看来,这是“主体间的相互交流”[5]89,也就是说,除了读者,小说中的人物和叙述者也是主体。主体性是古典现实主义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古典现实主义完成了意识形态交付的任务,“这不仅在于它表现了一个作为意义、知识和行动来源的始终如一的主体世界,而且在于它向读者提供了一个作为理解和与理解一致的行动的来源的主体位置”[5]88。

3.2贝尔西的阅读策略

虽然贝尔西强烈批评古典现实主义,但是她并不认为仅仅因为古典现实主义是充满意识形态的、误导的,所以它就是坏的。贝尔西认为读者自己必须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不应该简单地屈从于意识形态的蒙蔽,这样即使是面对现实主义文学也能产生不同的读法。贝尔西认为积极的读者在阅读时不应该把重心放在作品内容的完整性和人物性格的统一性上,就如精神分析学家在分析病人﹙精神分析对象﹚的谈话﹙utterances﹚时并没有轻信谈话的主题内容一样。因为精神分析学家认为谈话的主题内容是精神分析对象无意识里设计好了来误导精神分析学家,甚至精神分析对象自己,以便逃避无意识里待解决的问题,拉康认为这些待解决的问题是无法或者不准满足的欲望。贝尔西认为文学阅读和精神分析一样,积极的读者要去寻找文本中存在的不连贯性和不确定性,“文本的不完全性,它明显显示但未能描述的省略,尤其是它的矛盾性”[5]137。这些东西无意间暴露出文本未说出或无法说出的担忧,即使是古典现实主义,它在企图生产一个连贯的虚构世界时,也会不由自主地暴露出不连贯性和矛盾性。因此,即便是面对现实主义文学,积极的读者也能读出有意义的内容。贝尔西认为这种阅读法的典型是巴特对巴尔扎克的古典现实主义短篇小说《萨拉西纳》﹙Sarrasine﹚的阅读。

4结语

结构主义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本文探讨了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的涵义,通过对“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和“广义的结构转型”两种具体分析方法的分析,对发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做出评价。

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Economics或EconomicsofDevelopment)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时一大批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兴起但都面临着贫穷落后的经济局面,当时这些国家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口增长率高、经济增长率低、经济结构落后、失业问题严重,这些问题严重困扰着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共同对该问题作出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其中首树发展经济学理论大旗的是结构主义学派的彼德·T·鲍尔(LordBauer)、科林·克拉克(ColinClark)、刘易斯(A·Lewis)、缪尔达尔(G·Myrdal)、纳克斯(R·Nurkse)、罗森斯坦-罗丹(P·N·Rosensten-Rodan)、赫尔希曼(A·O·Hirschman)、普雷维什(P·Prebisch)、汉斯·辛格(H·W·Singer)、霍利斯·B·钱纳里(HollisBurleyChenery)、M·赛尔奎因(MosheSyrquin)等人。由于结构主义方法产生较早,这些学者也构成了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人物,在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颇具影响。

一、何谓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

(一)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经济学的概念界定众说纷纭,并不统一。本文采用我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的解释:发展经济学是研究农业国家或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他认为“发展经济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发展经济学是指凡是研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和学说都可以算是发展经济学,其理论可以溯源到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的《国富论》中涉及到的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狭义的发展经济学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发展经济学,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农业国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者说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本文所谈的发展经济学是指狭义的发展经济学。

(二)结构主义方法。结构主义方法是发展经济学中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结构主义经济发展思路的基本理论要素包括其发展观、对经济发展运行机制的描述、资本形成理论、伪装性失业理论和国际经济理论。而指导这些理论的分析方法的对象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1.对经济结构构成的分析:经济结构的构成在结构主义者当中说法不一,根据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马颖和陈波的归纳分析,其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结构构成是指宏观意义上的整个经济各个部门的构成及相关变量,包括有关的经济活动部门和作为生产中主要投入的劳动力和资本投资等变量;第二,结构构成是指按经济活动部门所组成的部门结构或者按某种需要来划分的经济结构。”[1]其中大多数学者运用第二种含义进行分析。例如W.A.刘易斯有关二元经济结构的分析。霍利斯·B·钱纳里的“两缺口”模式即是按经济活动的部门结构进行分析的。且霍利斯?B?钱纳里是按积累过程(包括投资、政府收入和教育三个类目)、资源配置过程(包括国内需求结构、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三个类目)、人口与分配过程(由劳动力配置、城市化、人口转型、收入分配四个方面构成)这三个过程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进行分析的。其认为,结构构成表现为“一个经济和社会系统中相对稳定的关系。”[2]2.对经结构变迁或结构转型的分析:结构主义方法对经济发展过程中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结构转型”(thestructuraltransformation)的分析一直在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学派研究纲领中占据着中心位置。“结构转型”亦称“结构变迁”(thestructuralchange)。它们被钱纳里定义为“需求、生产、贸易和就业构成的一组互相关联的变化,而“需求、生产、贸易、就业构成的各自的变化又反映了因收入水平提高而产生的资源配置格局转移的不同方面”[3];赛尔奎因则把“结构变迁”定义为“从生产和要素使用角度来考虑的各部门在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工业化便成了结构变迁的中心过程”[4]从钱纳里和赛尔奎因两人对“结构转型”或“结构变迁”的定义中可看出两层含义:第一,“结构转型”本身就涵盖了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而赛尔奎因的定义中提到的“各部门”实际上也是指“产业结构”;第二,“产业结构转变”过程同“结构转型”过程是一个同步进行的过程,“结构转型”的作用因素,影响着“产业结构转变”。3.对经济结构与经济现象之关系的分析:结构主义者还透过经济运行中的众多变量,强调经济结构作为“深层因素”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他们看到了影响经济运行的诸多因素,指出,在一国经济中,劳动市场二元结构、农业、运输、动力、进出口等行业都被列举为结构刚性。如农业部门对价格激励做出的反映严重滞后于工业部门,往往会成为导致发展中断的瓶颈;运输和动力等基础设施部门中的刚性表现为生产缺乏伸缩性,对价格反映存在滞后性;这些部门还会因为投资不足而拉整个经济的后腿。

二、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工具例析

在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指导之下形成了具体的研究方法,著名经济学家霍利斯·B·钱纳里、M·赛尔奎因即在产业结构转型研究中倡导“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和“广义的结构转型”分析方法。以下通过对两种研究方法的概述,对这两种方法做出评价。

(一)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方法。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型方法主要指统计方法与投入——产出法。最早对产业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是克拉克。他在其《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从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这三个部门就业人数的变动入手,研究了产业结构的转变,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农业部门的相对规模不断缩小,工业部门先增大后缩小,而服务业处于部门不断增大趋势;第二,效率和需求是促成产业结构转变的两个基本方面。库兹涅茨对克拉克的研究方法作了进一步发展,他在《现代经济增长:速度、结构与扩展》一书中,指出了有关农业、工业、服务业这三个部门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的关系式:

ri=ai(1+rT)—1

式中,ri和ai分别表示部门产出和国民总产出每10年的增长率,ai为部门某一时期占国民总产出的比重对10年前该部门占总产出比值的比例。通过分析一个世纪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个部门各自占国民总产出比重的变化可以得出ai,再经过对国民总产出增长率进行估算得出各部门的产出增长率,进而描述各部门的变动趋势。该公式基本描述了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个部门的变动趋势,为结构主义研究的精确化作出了贡献。

霍利斯·B·钱纳里将克拉克和库兹涅茨的统计研究方法又作了进一步推进,在他与M·赛尔奎因1975年合著的《发展模式:1950——1970》一书对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结构变动作出广泛的统计上的解释。在该书中其除了使用传统的统计方法之外,还巧妙地使用了相关分析。他们为了创造一整套可以对更为广泛的可获得的数据进行度量的方法,专门设计了对包括积累、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等在内的10个基本过程进行描述的27个变量,以便分析与各国经济增长相伴随的产业结构转变。

钱纳里率先用投入——产出方法来分析产业结构转变,早在1959年,在他与克拉克合写的《产业关联经济学》一书中,就第一次运用投入——产出模型系统地论述了产业间的结构关联问题。这一分析方法共两个步骤:第一,用于投入产出方法来细化行业分类,建立起全面的产业结构转变分析框架,用以克服传统的统计方法在分析结构转变方面的缺陷。他们通过对中间产品使用比例wi和中间产品投入比例uj进行计算,将产业结构中的各行业细分为四种类型:中间产品使用和投入的比重均偏高的产业(钢铁、石油制品等)、中间产品使用比重高但中间产品投入比重低的产业(农林业、煤矿业等)、中间产品使用比重低但投入比重却偏高的产业(服装、造船、食品加工等)、中间产品使用比重和投入比重均偏低的产业(渔业、运输业等)。wi值和nj值的高低代表着产业关联程度的强弱。

(二)广义的产业结构转型方法。CGE模型于20世纪60——70年代问世,起初由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运用该模型讨论经济问题。由于CGE模型具有能够对经济全面地加以模拟的巨大优势,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们以结构主义的假设,使之能按照结构主义表述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转型问题。结构主义这一研究方法至今影响尚存,被新一代结构主义经济学家所继承。恰如新一代结构主义领军人物泰勒所言,结构主义思路的基本假设“在于一个经济的制度以及各生产部门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分配关系,在决定这个经济的宏观经济行为方面起主要作用”。[5]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结构主义学家改变传统方法一般地分析产业结构的转变,而是从某一具体角度来研究包括产业结构转变在内的广义的结构转型。例如,CGE模型被用来分析短期内在外汇短缺前提下调节政策的选择对经济结构的影响,以说明宏观调节与结构转变之间的关联所在;CGE模型还被用来讨论包括货币、债券和分割的可贷资金市场在内的金融压抑问题,使其既能体现发展中国家的结构特征,又能解释市场不完善条件下各种替代机制的宏观经济学本义;而且,工资水平、生活状况、金融资产收益、资本利得等方面也被纳入CGE模型,以便分析贸易条件变化对发展中经济所造成的收入分配效应。其最具代表性的是阿德尔曼——罗宾逊模型。其是1978年阿德尔曼和罗宾逊在借鉴新古典经济学的CGE模型的基础上,建构了第一个结构主义CGE模型,讨论了韩国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与广义的结构转型相伴随的收入分配问题。

三、对发展经济学经济结构主义方法的评价

结构主义方法产生于早期新古典主义方法之后,一定意义上弥补了早期新古典主义方法的缺陷,但由于其是二战之后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必然会显现出许多不足。

(一)理论框架的粗糙。虽然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为发展中国家的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但理论框架过于松散。同新古典思路相比,结构思路更接近现实,但不如新古典主义方法那样严密。结构主义的各主要假定前提只是以描述性陈述为特征,还远未达到公理化程度。其分析方法初衷显然是想建构能将社会、政治、文化等多方面非经济参数包纳进来的理论模型,但由于变量太多,致使理论框架显得过于松散和粗糙。造成结构主义框架此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结构主义所依赖的逻辑基础主要是归纳法。而新古典思路所依据的逻辑基础主要是演绎法,故而这一方法从根本上很难达到精密化的程度。第二,结构主义方法的数学化形式表达难以包括所有影响经济运行的因素,本身就受分析方法局限性的制约。

(二)微观基础的不足。结构主义方法从总体上是可以说是一种宏观理论。在建构上深受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方法的影响。虽然早期结构主义方法有着比新古典方法更为广阔的视野,但缺乏微观基础的不足酿就了结构主义方法的“阿基里斯之踵”。这方面从结构主义方法所使用的弹性这一术语上可以看出。而弹性概念是早期新古典方法的微观分析工具。结构主义方法将其借来应用于结构与制度分析工具的辅助性手段。而且严格地说,结构主义者所使用的“刚性”术语,实质上也是对弹性不足的另一种表述。从而显现出其微观基础的不足。

(三)方法过于理论化。无论是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方法,还是广义的产业结构转型方法,其理论都需要进行量化,而许多人文因素是很难用量化的指标进行分析的。故而,其提出的对策和建议也因为过于笼统而缺乏可操作性。如他们在观察并分析了许多市场失灵的情况后,就草率地做出中央政府必须代替市场的结论。发展经济学经济结构主义方法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当前已被多重均衡分析法、发展微观分析法、现实主义制度分析法所取代,但其曾经为众多国家的发展提供过指导作用,而且至今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在我国当前进行产业结构转型的形势下更有必要在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完善,从而促进我国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加快我国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马颖陈波:发展经济学中结构方法:基本理念与分析工具[E/OL].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网站:/

[2]HollisB.Chenery.StructuralChangeandDevelopmentPolicy[M].OxfordUniversityPress.p.108,1979.

[3]H.B钱纳里.结构转换:经济发展的实质研究程序[A]发展经济学的新格局——进步与展望[C].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

相关期刊更多

特种结构

部级期刊 审核时间1个月内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钢结构

部级期刊 审核时间1个月内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建筑结构

北大期刊 审核时间1-3个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