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孝观念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忠孝合一；规范；影响；文化心理渊源

传统的中国是一个建立在家族制度基础之上的君主专制国家，人们一直生活在一个宗法结构中间，家族意识非常浓重。在中国人的辞典中，“君”、“父”是两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与之相适应，事父的“孝”、事君的“忠”就成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占有极特殊地位的两个范畴，在几千年的教化过程中，忠臣、孝子则被作为理想人格，进而形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深层的底蕴，影响着华夏子孙的心理结构和行为模式。

作为伦理规范的孝与忠，学术界有一致的公认，孝先于忠而产生，孝是宗法家族制度的产物，忠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由于君臣、父子矛盾冲突激烈的结果。

孝作为一种文化渊源，它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当时，由于剩余产品的出现产生了私有制，而一夫一妻制的确立，为孝的产生奠定了物质基础。父母的财产将由子女继承，这就要求子女在父母生时尽力尊敬、赡养父母，这种要求的实践，就是孝的萌芽。孝作为一种道德义务，则产生于奴隶社会，我国自商朝开始到周朝为止，逐步地完善了以家族父家长制和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度。为了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孝被赋予了阶级内涵，成为子女对父母的道德义务。但在商周两代，我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是大奴隶主贵族，社会等级的贵贱是以血缘关系为标准的，国家组织以“王族”为主体，联系着许多直系、旁系、支系的贵族大家族，从而形成了统治网络。在这种政治统治中，国家的政治制度与家族的宗法制度合二为一，所以，调节他们亲子间关系的准则与调节他们之间政治关系的手段都以亲亲原则即“孝”来完成，根本不需要其他的东西。

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逐渐发生变革，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诸候国的奴隶主及其贵族都利用奴隶的劳动创造和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出现了大夫比诸侯富、诸侯比君主富的局面。有了财富就有了政治势力，而政治势力促成了他们各自的更大的政治野心。所以，诸侯争霸，大夫夺位现象层出不穷，这样上至国君、下至大夫为了自保和争霸，便广开贤路、招募人才，出现了许多没有血亲关系的谋士和武士做官，这就突破了宗法关系的政治体制。而诸侯争霸的连年战争的破坏和周天子的衰弱，使得一大批统治阶级的思想家产生了尊君抑臣的思想。认为仅用孝道和亲亲原则已不能维系君臣之间的政治关系，必须用一种新的行为准则来约束臣属对君主的关系，这样“忠”的思想就产生了。企图以此来调整“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混乱格局，这一时期，社会关系的调节出现了两条线：一是以亲亲原则为指导的“孝”调节着家族内部的关系，二是以尊尊原则为指导的“忠”调节着国家政治集团之间用集团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从此，事父的孝与事君的忠由原来的合二为一改为一分为二了。

秦汉时代，小农经济已取代了“领主制”而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生产方式，大量自耕小农的出现，使他们在观念上要求把血亲家庭的道德标准作为社会的道德标准，这时家庭道德规范――孝扩大成社会道德规范已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这种情况在汉朝建国前后表现的十分明显，《孝经》一书的出现就是最好的例证。从《孝经》和其他一些论著中可以看出，孝已不是简单地被视为家庭道德，孝的涵义已扩大了。孝父是忠君的前提，忠君是孝父的必然结果，在这里，忠与孝又达到了逻辑的内在统一，当汉代开始宣扬用孝的内容来解释忠的意义的时候，忠孝合一的观念便诞生了。

忠孝合一思想在它的初始，是对大夫以上的人们提出的道德要求。但在统治阶级强大的舆论宣传和成百上千年致力于“教化”的过程中，广大劳动人民在君民和父子关系上，不仅使用了“忠”、“孝”这两个词，而且实际上也确实把表达统治阶级利益的忠孝教条的基本内容作为自己的道德观念，进而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深层次的结构，并影响着亿万炎黄子孙。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反帝反封建的口号下，对传统儒家文化做了大胆的批判，这样在人们的心中，一提起儒家文化，很容易产生反动封建思想的概念。儒家文化是作为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思想而存在过，这是事实。我们又必须充分注意儒家文化中的有积极意义的东西，认真研究其发生、发展以及作用于社会的机制，以便达到利用儒家文化的“趋利避害”。

在儒家文化中，应以儒家的伦理思想最为重要。如果说整个一部中国文化思想史就是中国伦理思想史的话，我看并不会显得太牵强。而儒家的伦理观念中，占首要地位的就是忠孝合一的思想，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可以说是根深蒂固。无论我们主观愿望如何，它都以存在的事实，规范着我们当代社会。形成许多社会现象的文化心理渊源。

从积极的方面来说：第一，忠孝合一思想从文化心理基础中，消除了中国社会走向个人主义泛滥的局面。第二，忠孝合一思想，在全社会大倡孝道，养成了中国社会中尊老敬亲的传统美德， 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第三，忠孝合一思想，培养了中华民族热爱祖国、忠于祖国的精神。

从消极方面来说：第一，忠孝合一思想，培植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亲缘政治”，造成了许多任人唯亲的现象。第二，忠孝合一思想，严重压抑了人的个性发展，造成了唯上唯书的行为选择和人情大于法的社会现象。第三，忠孝合一思想，促成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仕途经济之路，造成了贪污受贿有人羡慕的社会现实。

对传统文化中的忠孝合一思想做上述评论，我觉得是不过分的。对当代社会有积极影响的，我们应光大发扬，对那些有消极影响的东西，我们要注意弱化其功能，直到彻底根除。

参考文献：

[1]陈一风，论唐玄宗《孝经御注》的内容特点 [J]《孝感学院学报》2004，（3）。

[2]王玉德，试论汉代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重视孝道与《孝经》。《孝感学院学报》2003 ，（4）。

忠孝观念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汉代 士大夫 忠君观念

忠君观念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忠”成为封建社会处理君臣关系的主要准则之一。两汉时期，统治者注意到了忠臣的重要作用，因此加大了对忠君思想的宣传力度，力图使忠君观念在士大夫们心中扎根。汉代士大夫均言忠君，东汉尤为突出。

一

忠君，即忠于一人，忠于天下，“专心于事主者为忠臣”（《韩非子集解・忠孝》）。忠君思想要求臣民唯命是从，唯君是从。汉代，在士大夫看来，“人臣依义显君，竭忠彰请，行之美也。”“事君之义，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后汉书》，卷四十三）士大夫这种忠君观念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儒家政治思想和孝观念的影响

首先，孔子学说的政治观念是以“仁”为核心的，要实现“仁政”，需要有“忠”的襄助。 “竭力致死，无有二心”（《礼记注》），“将死不忘社稷，可不谓忠乎”（《左传・襄公九年》）。这些都是儒家著作中对忠君观念的记载。儒家学说对于忠君思想的宣传，使忠君观念在士大夫出仕之前便在他们头脑中形成。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政治思想得到更深远的传播，忠君观念对士大夫的影响进一步加深。

其次，汉以前的孝观念对士大夫忠君思想的形成也有很大的影响。忠和孝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开明忠义章》），“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临难死”（《孝经・士章》）。忠君和孝亲是同一个行为过程，“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竭其忠则福禄至矣”（《孝经・保孝行章》）。忠君有时是作为士大夫实现孝亲的一种手段，所谓“非君之土地无以处吾亲，非君之禄无以养吾亲。凡事君，以为亲也”（《韩诗外传》，卷七）。所以，《孝经・广扬名》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

（二）汉代士大夫家教家训的影响

家庭教育是最普遍的教化形式，封建国家十分重视发挥家庭教育的作用。汉代士大夫家训数量颇多，内容主要包括个人品德修养、个人治学成才、家庭伦理规范、为官道德准则等方面。汉代士大夫在家训中谈论到仕宦之道时，往往将忠君意识放在重要地位。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是重血缘、讲究亲疏远近的宗法社会，且中国历来是崇尚孝道的国家，父祖辈的训诫往往会成为子孙的座右铭，影响他们一生的立身处世。因此，汉代士大夫的家训对士大夫忠君观念的形成与传播有重要作用。

（三）统治者对忠君观念的宣传

西汉建立后，统治者认为只有臣民从心理上对皇帝的最高权威有了认同，他们才会心甘情愿地对皇帝尽忠。因此，为了保卫皇朝的利益和君主的地位，为了保住国君一姓的天下，统治者便加强对忠君观念的宣传。

首先，进一步完善皇帝制度。秦始皇创立了皇帝称号，汉代则在继承秦朝皇帝称号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汉高祖时叔孙通奏请制定礼仪，高祖曾感叹：“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①此外，汉代完善了预立太子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障皇权的作用。皇帝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礼仪的制定，突出了皇帝的地位，皇权成为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从而使大臣们对皇帝产生一种发自内心的恭敬、尊重的情感，增强了大臣们的忠君意识。

其次，将皇权与神权进一步结合，加强皇帝的神秘性。西汉儒学大师董仲舒创造了天人感应说，宣扬君权神授，正式提出了“三纲五常”的道德伦理体系。汉章帝时，皇帝亲自召集文武大臣及儒生召开白虎观会议，根据会议内容编著《白虎通义》，把三纲学说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形式明确表达出来。汉安帝时著名经学家马融著《忠经》，进一步将忠看作至大无极，无可逃脱之道，认为“天之所覆，地之所履，莫大乎忠”②，对忠君思想的传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此外，汉代自汉武帝“崇尚儒学”以后，思想上主要采用的便是儒家的“孝治”，两汉都号称“以孝治天下”。汉代统治者为了全面实施其孝治方针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措施：一是在全社会范围内推行孝道教育，将孝道立为学校教育的必修课目，立《孝经》为通用的孝道教材，并且设置专门官吏进行孝道教育。二是通过尊赐、褒奖孝悌者，树立孝道榜样。三是在用人制度上采用孝廉制。孝是忠的初级阶段，忠是孝的必然归宿。汉代“以孝治天下”，大肆宣扬孝道，根本上是为了“以孝劝忠”、“移孝作忠”。

（四）利益的驱动

高官厚禄也是吸引大臣尽忠的一个重要因素，“主卖臣爵，臣卖智力”，“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韩非子集解・难一》）。许多士大夫在君主的身边效忠，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高官厚禄。同时，汉代选官采用察举征辟制，非常重视名节。东汉建立后，光武帝刘秀采取措施重处不守臣节者，对不与王莽合作者给以高官殊荣，同时还大肆表彰历史上的忠臣。这样，汉代统治者通过物质基础和意识形态双重方面的手段吸引士大夫为自己尽忠。

二

忠君观念在士大夫头脑中扎了根，他们开始主动而自觉地做统治者的忠臣和顺民。士大夫一般采取以下几种方式表达他们的忠君意识。

（一）谏诤君主

汉代士大夫常常直言进谏，“置直谏之士者，恐不得闻其过也”③。直谏用臣子们的智慧来补君主之不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因为君主出现决策性的错误而使王朝利益受损。主父偃曾说：“臣闻明主不恶切谏以博观，忠臣不避重诛以直谏，是故事无遗策而功流万世。”④傅燮在上书中也说：“臣闻忠臣之事君，犹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尽其情？”⑤这些言论都说明了士大夫认为对君主的直言进谏是他们忠君意识的一种表现。然而忠谏有一定的危险性，许多大臣因敢于直言而长久得不到升迁。尽管如此，士大夫们仍以一腔热血勇敢地直谏，为朝廷尽心尽力，充分体现了士大夫的忠君意识。

（二）举荐贤士

贤臣、忠臣对君主的作用重大，因此推荐贤能的人入朝廷做官，辅佐君主，也是士大夫忠君的一个重要方面。尤其当皇朝在走向衰微的时候，举荐忠臣就显得更为重要。顺帝刚刚即位时，“大臣懈怠，朝多圈政，（左）雄数言事，其辞深切，尚书仆射虞诩以为雄有忠公节，上疏荐之曰：‘臣见方今公卿以下，类多拱默，以树恩为贤，尽节为愚……伏见议郎左雄，数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难危，以为警戒，实有王臣赛赛之节，周公漠成王之风，宜摧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书，再迁尚书令”⑥。举荐左雄这样的人居位，对皇朝的延续无疑是极为有利的，若非一心忠于君主，忠于朝廷是很难竭力为朝廷推荐贤能的。因此，为朝廷举荐贤士是体现士大夫忠君观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三）抵抗奸佞

士大夫们除了用直谏，荐贤等方式使祸患消弭于无形之外，在祸乱已经无可避免地发生时，还会以实际行动来抗争，在必要时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这突出地表现在东汉中后期，他们与外威和宦官的斗争上。司马光对此有这样一个论述：“及孝和以降，贵威擅权，嬖幸用事，赏罚无章，贿赂公行，贤愚混淆，是非颠倒，可谓乱矣。然犹绵绵不至于亡者，上则有公卿大夫袁安、杨震、李固、杜乔、陈蕃、李膺之徒面引廷争，用公义以扶其危，下则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许劭之流，立私论以救其败。是以政治虽浊而风俗不衰，至有触昌斧钺，僵仆于前，而忠义奋发，继起于后，随踵就戮，视死如归。”⑦这些士大夫拼尽全力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也要与奸佞之臣对抗，充分体现了他们的忠君意识。

（四）治理地方

不同身份的官吏其尽忠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对于地方官来说，他们不能像朝官那样经常面见皇帝，所以治理好地方就是他们的尽忠方式。《汉书・谷永传》谷永曰：“臣闻事君之父，有言责者尽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职……忠臣之于上，志在过厚，是故远不违君，死不忘国。”⑧地方官治理好地方就是“修其职”，所以也为忠臣。南阳太守杜诗造作水排，修理疆界陂塘，开拓土田，使得郡内富足，百姓称他为“杜母”。渔阳太守张堪，百姓赞颂他：“桑无附枝，麦穗两歧，张君为政，乐不可支。”⑨这些被百姓爱戴的好地方官当之无愧是国家所需要的忠臣。

三

汉末，外戚宦官等势力开始干涉皇权之时，士大夫们的忠君意识表现得最为突出。但在一系列的抗争已经收不到任何成效，而君主也已名存实亡时，士大夫们的忠君观念便趋于衰微。这一时期士大夫忠君观念的衰微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党人集团的势力被消灭或分化。党人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由忠君的人组成的集团。党锢之祸期间，士大夫们一直处于被禁锢和杀戮的状态，两次党锢之祸，使得党人的中坚力量几乎全部被害。《吕氏春秋》中有“忠于治世易，忠于浊世难”的感慨，其下注曰：“贤君赏忠臣故曰易也，乱主杀之故曰难也。”⑩党锢之祸中的大肆杀戮使士大夫朝不保夕，自然也就无暇去探讨和实践他们的忠君思想。随之，士人对汉室的绝望加强，忠君之心急剧分化，继续为汉室效忠的信心也逐渐削弱了。

其次是缘于天命论的衰微，割据势力的崛起。东汉统治者曾以君权神授、天人感应及谶纬等神秘的理论来论证汉有天下的合理性，但是东汉末年皇帝受人任意摆布的命运把天神庇护的神话打破了。各地有才能、有势力的人纷纷与汉王朝相对抗，天命论成为各派割据势力代汉的借口。五德始终学说也被军阀利用。各派割据势力都以五德始终学说作为自己篡权的借口，一些士大夫也转而效忠他们。

此外，察举、征辟的选官制度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西汉以察举制和征辟制来选拔官员，由此在举荐者和被举荐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知恩图报的关系，而汉代忠君观念虽然已经开始深入人心，但还没有牢固地生根，绝对的忠君观念还没有完全形成。因此，便出现了忠君观念的泛化，士大夫对本国的诸侯王也以臣称，这在皇朝兴盛时期是向心力，但是在皇朝衰落时期就表现出它的巨大破坏力了。于是在东汉后期割据势力崛起时，一部分士大夫便选择了顺应潮流，投奔了新的主人，为新的君主效忠。而一部分士大夫在理想无法实现甚至无君可忠的苦闷中，选择了归隐山林，开始专注于自己内心世界的经营。

最后是由于士大夫政治权利的丧失使他们的忠君义务感减弱。 东汉时期反对外戚和宦官的斗争之所以非常激烈，除了因为这些势力影响着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更直接的原因则是外戚和宦官垄断了当时的仕路，侵占了士族的政治权利。士大夫们手中的政治权力逐步丧失，他们参与政治的程度降低，一部分士大夫在政治抱负无法实现的苦闷中，选择了归隐山林，开始专注于自己内心世界的经营。

注释：

①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九.叔孙通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2722.

②马融.忠经・天地神明章.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2007.

③班固.汉书.卷五十一.贾山传.中华书局，1962：2329.

④班固.汉书.卷六十四.主父偃传.中华书局，1962：2799.

⑤范晔.后汉书.卷八十八.傅燮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1153.

⑥范晔.后汉书.卷九十一.左雄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1228.

⑦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六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56：2173.

⑧班固.汉书.卷五十一.谷永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3456.

⑨范晔.后汉书.卷三十一.张堪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1100.

⑩吕不韦.吕氏春秋・仲冬季・至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参考文献：

[1]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54.

[2]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65.

[3]孝经.北京：中华书局，2005.

[4]韩诗外传.卷七.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

[5]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

[6]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

忠孝观念论文范文第3篇

孝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一个“孝”字可以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的总体特征，可以认识和把握中国古代社会的独特风貌。“忠孝”即忠君孝亲，源于儒家所倡导的“亲亲”思想，是儒家伦理道德规范。《论语·八佾》说“臣事君以忠”[1]，要求臣民对国君无条件效忠。孝最初的含义是孝敬父母，是对儿女提出必须履行的义务，随后要求每个社会成员对社会也应承担“尽孝”的责任。儒家就以个人和家庭为基础，以忠孝为纽带，把个人、家庭和社会联系起来，给每个社会成员规定了立身处事、居家做人的基本准则。黑格尔曾在《历史哲学》中提出：“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中国人把自己看做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2]

一、孝文化的历史演进

中国孝文化从“殷人无孝”到“周公推孝”、“孔孟扬孝”、“移孝作忠”，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丰富完善、扭曲异化的历史演化过程，其中既有人文思想的精华，又不乏封建性的糟粕。

（一）萌芽：殷人无孝，重鬼轻人。

中国社会自古就有孝的思想。《尧典》中岳荐舜时，即赞美舜之“克谐以孝”。在中国社会广为流传的《二十四孝》中，“孝感动天”讲的就是舜的孝悌故事，舜作为一个孝的典范，标志着中华孝道的萌芽。但在舜生活的年代及以后的漫长时期，孝并没有普遍的社会道德意义。“殷人无孝”说法认为，即便是殷人也不存在“善事父母”意义上的孝道，殷人之孝，重在祭祀先祖和追奠亡灵上，重鬼事而轻人事，行孝的对象重在已逝的亡灵，对身边生活的父母亲长则不以为然，有孝之名而无其实。

（二）发展：周公推孝，以孝入刑。

根据史料，周人在孝道上与殷人正相反，它看重的是对身边父母现实的行孝，而在祖宗祭祀上重在哀思之心的挚诚，这是由周人的农耕人群传统决定的。[3]农耕社会中，长者在长期劳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不仅成为文化的传播者，而且负责族群的组织和管理，对族群的生产生活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由收集整理，是人们尊重和信赖的对象。对孝道思想和实践做出伟大推动的人是周公。因为周公把孝的对象放在实在的人上，是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实践，他还把孝的思想和行为法律化和政治化，使它成为强制性的法律规范。

（三）完善：孔孟扬孝，孝行天下。

周公是孔孟仰慕的对象，也是孔孟思想的主要源泉。孔孟对周公的孝道思想进一步挖掘整理、丰富完善，形成了孝道完备的理论体系并进行大力宣扬，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孔孟的孝道思想主要体现在《论语》《孝经》《礼记》和《孟子》等经典著作中。其中《孝经》的产生，标志着孝道思想的成熟完备。

（四）异化：忠孝合一，愚忠愚孝。

秦王朝统一六国后，地主阶级为了维护专制主义的统治，大力宣扬“忠孝合一，移孝忠君”，把孔孟孝道思想加以篡改利用，不断扭曲异化，使孝最终沦为地主阶级统治、压迫人民的工具。主要表现在孝的专制化与绝对化、孝的神圣化与迷信化、移孝作忠、忠孝合一、忠高于孝等方面。

二、多重视野下的孝文化

（一）道教孝道观。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道教在自身神仙信仰的基础上对历史上既存的思想、鬼神学说和孝道观念要素加以融汇、整合与升华，创立起自己独特的孝道观念和教化系统，并结合时代特点不断发展，对世俗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道教素有重视孝道的传统，并形成了自己所特有的孝道伦理思想。同时道教孝道的产生也是道教走向贵族化、官方化的需要。[4]在道教孝道观的来源方面，李远国先生曾提及：“考察道教孝道思想的来源，无疑来自儒家。”[5]道教早期经典《太平经》中明确提出孝的重要性，即“天下之事，孝为上第一”，认为孝与寿并为天下最急迫的事情。众所周知，追求长生就是道教最鲜明的特色和最重要的事情，将孝寿并言，可见道教对孝的重视程度。

在道教看来，行孝不仅是儿女应行的义务，而且有助于个人心性的修炼。《太平经》中有“天地君亲师”的说法。君亲师，即是道教“孝”的对象。在君王统治天下的时候，道教对君主的孝即忠诚，表现为“常旦夕忧念其君主也。念欲安之心，正为其疾痛，常乐帝王垂拱而自治也。但乐使王者安坐而长游，其治乃上得天心，下得地意，中央则使万民莫不惧喜，无有冤结失职者也”。[6]

道教的孝道思想有许多现实意义。在家庭方面，它倡导尽心赡养父母的理念，有利于促进家庭成员之间和睦相处；在个人方面，它可以帮助提高个人修养，特别是有助于个人心性修炼；在社会方面，它可以帮助维系社会秩序，并且弘扬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在自然方面，它倡导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这些都是由道教自然无为的核心观念引发出来的，在当今社会仍有很大的积极意义。

（二）儒家孝道论。

孔子和孟子大力宣扬孝道。首先，他们认为孝是天经地义的人生法则，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是做人的基本条件。《孝经·三才章》讲：“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7]《论语·学而》中也提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8]其次，孝也是德育的切入点，是治国理政的法宝。《孝经·开宗明义章》中说道：“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9]认为孝是“至德要道”，用以治理国家，就会“民用和睦，上下无怨”。第三，孝还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孟子·尽心上》中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10]

关于行孝，《孝经·纪孝行章》中这样写道：“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11]可以看出，孔孟的行孝思想内容丰富多彩，完备而深刻，代表了中国孝道的最高境界。孔孟孝道思想的核心和精髓是“仁”与“和”，因此，孔孟的忠君思想与后世的“忠孝合一”“愚忠愚孝”存在本质上的不同。

转贴于

（三）佛教之孝经。

佛门孝经的出现，使中国人的血缘伦理规范在儒家经典之外又获得了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在中国的佛教信众看来，劝亲信佛、出家修道、普度众生等都是在尽孝道。

1.劝亲信佛是尽孝。佛教主张自己信奉佛教，也应该劝说父母共同信仰佛教。在最早译经的《四十二章经》中就以较量功德的方式提出了这样的主张：人生在世最应孝敬尊重的人，除佛之外，就是自己的父母了，以佛教度化父母所得的功德仅次于对佛的供养。与儒家的重视谏诤相比，佛教更为强调从积极的方面对父母进行教化和引导。

2.出家修道是尽孝。自从东汉末年起，许多人就以剃发、独身、僧服等不与中国孝道相合之处对佛教进行攻击。到了东晋时期，高卧庐阜的慧远认为，佛教信众有在家和出家的区别。在家居士仍然处于君主的治理和父母的庇护之下，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故而在忠君孝亲的实践中并无异于常人之处。但如果是因慕道而欲出家修行，则必须得到父母与官府的准许；君父不许，不得私自出家。出家之后，专心行道，师表人天，堪为众生超脱生死苦海的向导，是政令教化的最好的辅助，因此并不与孝道相违。[12]在反佛风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情况下，被认为是“道德所居”的庐山慧远德为物尊，朝野崇重，南北各方，无不致敬，其造论著文具有非常大的社会影响力，是处于东晋朝廷制定佛教政策时必须要考虑的重大因素。自此以后，出家修道即是尽孝的观念得到社会的认可，“一人得道，九族升天”的说法逐渐流行起来。

3.慈悲为怀是尽孝。中国大乘佛教认为，人们不仅应该绝对孝敬今生今世的父母，而且还应该无条件地孝敬无数的前生来世的父母。因此慈悲为怀，善待一切众生，就成了孝敬父母的应有之义。僧人在出家之初即发下四宏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以此来上报四重恩（即父母恩、国土恩、众生恩、三宝恩），下济三途苦（即地狱、饿鬼、畜生等苦难最深重的三恶道）。[13]

佛教在完全容纳和接受儒家孝亲观的同时，又根据儒家经典和佛教的慈悲之心，对其进行扩大和提升，将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形成了一些既与儒家相关、又有所区别的新的孝亲观念，这无疑是对中土孝道观的丰富和发展，对中国民间尽孝之风的盛行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忠孝观念论文范文第4篇

“忠孝”是儒家提倡的一种普遍道德，“神仙”是道教追求的一种终极理想，在许多人看来，二者似乎风马牛不相干。然而，在道教发源地青城天师洞，一块“忠孝神仙”的金字巨匾，堂而皇之地悬挂门庭。在道教众多的教派，尚有以忠孝为本的净明忠孝宗。于是，当我们认真审视道教的教理教义时，便发现儒家的伦理道德早已深浸入道教的思想学说之中。正因为如此，要学仙道，先修人道，人道不具，焉论神仙，这已成为道教界的一个共识。这里，就道教的孝道思想做一探索。

考 察道 教孝道思想的来源， 无疑来自儒家。儒 家继承 西周 以来 的传统 礼 制 ，十 分重 视伦理 道德 的建 设 ，其 中即包括 对孝道 的肯 定与 发扬 。“孝 ” 的思想 ，其产生约 当于 西周 时期 。从金文 及《周 书》和《诗经》 等文献 中， 可 以看 到 已有大 量关于 “孝 ”的内容 ，表 明 “孝 ” 的伦理 观念 已经 形 成 。《说文解字 》日 ： “孝 ，善事 父母 者 。从老 省 ，从子 。子 承老 也 。”说 明 “孝”乃是一种家庭伦理 ，并在当时社会生活 中 ，有 着相 当重要 的规范作用 ，被视为高 尚的道 德情操而 为人们 自觉力行 。

中国古代文化 属伦理型文化 ，在中国这样 的宗法制社会 中 ，其伦 理的核心就是忠 孝人伦 ，这一 点特 别表 现在 以忠 孝为 本 的思 想 上 面 。孔 子在 《论语 》 中 曾说 ： “君子务 本 ，本 立而 道 生 。孝 悌 也者 ，其为仁之本 。”儒家主张积 极入世 ，认为治 国必先齐家 ，因此将 忠孝说成 “为仁 之本”是合乎逻辑 的 。

从 历 史 角度 上 看 ，孝道 是在 个 体 家庭 出现 以后 ，作 为家庭 内部的行为规 范而 产生的 。其思 想内涵主要表现在 两个 方面 ：一 是对 于在世的上辈 的敬爱 、服从和赡养 ，二是对于 已故上辈和先祖 的敬 仰和追念 。应当说 ，这个伦理概念 主要是针对现 实的世 俗生 活 。但 是 ，在 其 发 展意 义 上 ，却 远不 止于此 。其 中的第二个 方面 ，即对于 已死之 先辈 的 “追孝”态度和方式 ，导致 了中国传统 的祖先 崇拜进 一步发展 。显 然 ，也 正是这 点首先 沟通 了 儒 家 与 道 教 的 内在 交流 ，这对 于道教 神学与伦理学 的建设 是很 重要的 。因为 “宗教 ”一词本 身 ，就同祖先崇拜有着不可分割 的 内在联系 ；而祖 先崇拜的 目的 ，就 是 以 先 辈 为伦 理 范型 ，昭示于人 ，要求人们循 蹈其迹 。

然而 ，两家追求 的终极理想毕竟有较大的差异 。在解决 “仙道 ”与 “人道 ”内在的矛 盾时 ，就必须 以某种价值 观为基础 。对此 ，道教 所提 出的调和方 法 ，就是要求 慕道修仙之人 ，首先必须履行社 会共 同的 “人道 ”价值 。《无 上秘要 》 卷 l5说 ： “父母之命 ，不可不从 ，宜先从之 。人道 既备 ，余可投身 。违 父之教 、仙无由成 。”先 当 “仁爱慈孝 ，恭奉尊 长 ，敬承二 亲” 。 《洞玄安志经》亦说 ： “夫学道之为人也 ，先孝 于所 亲 ，忠 于所君 ，悯于所使 ，善 于所友 ，信而可复，谏 恶扬 善 ，无 彼 无 此 ，吾 我 之私 ，不违外教 ，能 事人道 也 ；次绝酒 肉 、声色 、嫉妒 、杀害 、奢贪 、骄恣也 ；次断五 辛伤 生滋味之肴 也 ；次 令 想 念 兼 心 睹清 虚也 ；次服食休粮 ，奉持大戒 ，坚质勤 志 ；导引胎息 ，吐纳和 液 ，修建功德 。”如此则仙道 可成 。这样一来 ，就将儒家忠孝仁信 的思想与道教 养生修仙之间的关 系有机地 融合起来 。

应该看到 ，道教 自创建 之始，便开始吸收儒 家的忠孝观 。 《太平经》就劝人们遵守忠君孝亲 ，认为最 大 的罪过 是 不 孝 ， “夫天地 至 慈 ，唯 不 孝大逆 ，天地 不赦 。” “孝善之 人 ， 人亦不侵之也 ；侵孝善之 人 ，天为治之 。”对 父母 应尽孝，对君王则应 尽忠 ： “为帝王生出慈孝 之臣也 。夫孝子之忧父母也 ，善臣之忧君也 ，乃 当如此 矣 。”葛洪认 为只求金 丹而不修道德 ，长生不 死仍是办不到 的 ，所 以他 反复强调了行善立功是成仙的一种前提和保证 。

《抱 朴子内篇 ·对俗》说 ： “立功德为 上 ，除过次之 。为道者 以救人危使免祸 ，护人疾病令 不枉 死 ， 为上功也 。欲求仙 者 ，要 当 以忠孝和顺仁信 为本 。 若德行不修 ，而但 务方术 ，皆不得长生也 。”这就明 白指 出 ，为道者必须先立功德和善行 ，而最重要的善行就是按 照儒家忠孝 仁义的原 则来 立身处世 。

其后 ，在众 多的道经 书 中都一致强调孝道对修仙者 的重要 性 。 《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 经》说 ，凡修道 之人 ， “其能壮 事守善 ，能 如要 言 ：臣忠 、子孝 、夫信 、妇 贞 、兄敬 、弟顺 ，内无二心 ，便可为善 ，得种民矣 。”强调 “事师不 可不敬 ，事 亲不可不孝 ，事君不可 不忠 ，仁义不可 不行。 ” 《太 上大道玉清经》卷 一则直接糅合儒 家道 德说教 ，并假 元始天尊 之 口训 日 ： “第 一戒者 ，不得 违 戾父 母师长 ，反逆不 孝 。”而那些 “不孝父母师长 者 ，死入地狱 ，万劫不 出。纵l-I=人中 ’．…一受人 凌刺 ，常居卑贱 。”于是 ，儒 家的道 德说教作为 正面引导 ，道教 的地狱苦难则作 为反 面的恐吓威慑力量 ，在道教伦 理 内协 同发挥作 用 。

《太上洞玄灵 宝智能罪根 上品大戒经》更大量包容儒家道德说教，提 出 ： “与人君言 ，则惠于国；与人父 言 ，则慈于子 ；与人 师言 ，则爱于众 ； 与人兄 言 ，则悌 于行 ；与人 妇言 ，则贞于夫 ；与人夫言 ，则和 于室 ；与人弟子 言 ，则恭于礼；与人奴婢言 ，则慎 于事 。”这种说教 ，可 以说是包容 了社会人伦各个方 面 ，较之儒家经 典的有关论述 ，并不逊色 。

实 际上 ，西汉之 际的道 家已经开始援 引儒 家以正 人 心 。如 《道 学 传》 载 西 汉道 家 学者 成 都人 严遵 ， “修道 自保 。与人 子言 ，依于孝 ；与人 臣言 ， 依 于 忠 ；与 人弟言 ，依 于 顺 ；各 因 其发 ，导之 以善 。蜀 中化之 ，从 其言者过半也 。”北魏 寇谦之则在 《老君音诵戒经》 中 ，假太上老君之 口 ，针对当世之道德 堕 落 说 ： “我今 以世人作 恶 者多 ，父 不慈 ，子不孝 ，臣不 忠 ，运 数应然 ，当疫 毒临之 ，恶人死 尽 。”其 中所体现 的伦理观 与儒 家忠孝等观念在 内涵上并无二致 。

然而 ，道教对 孝道 的理解并未停留在一般做人必备的精神层面 上 ；而是在此基础 上 ，进一步强调人在道德实践中的主观能动性 ，将导致 自我价值的上升 ，取得其 自主命运的能 力 ，从而在追求神仙理想的过程中终得 圆满 。对此 ， 《太 上灵宝净明四规明鉴经》说 ： “道 者性所有 ，固非外而烁 ；孝悌道之本 ，固 非强 而 为 。得 孝悌 而 推之 忠 ，故积 而成行 ，行 备 而造 日充 ，是 以 尚士学道 ，忠孝 以立本也 ，本 立 而 道 日生 也 。 ” 这 里将 “忠孝 ” 视 为“道 ”的根本 ，只有讲忠孝才能 “立本 ” ，大力强调忠孝的社会作 用。

经 中说 ： “忠孝备而 可以成本，可 以立功 ，立功之 道 无 阳福 ，无 阴骘 ，无物 累 ，无 人 非 ，无鬼责 ，所 以上 合于三元 ，下合于万物也 。下士 呼符 水治药 饵 已人 之一疾 ，救 人 之 一病 而 谓之 功 ?非 功也 ，此道 家之 事方便法 门耳 。吾之 忠孝净明者 ，以之为相举天下之 民齐于寿 ，措 四海 而归太平 ，使君上安民 自阜 ，万物莫不 自然 。以之 将三军之众而神于不 战以屈人之兵 ，则吾之 兵常胜之 兵也 。以吾之忠 ，使不忠之人尽变 以为忠 ；以吾之 孝 ，使不孝 之人 尽变以为孝 ，其功可胜 计哉 !”从而将 “忠孝 ”从 个人修养扩展到社会 实践方面。

在后来道教 的善 书中 ，即反复阐述 了这一重要思想 。如 《劝世 归真》 日 ： “人生在世 ，莫忘忠孝二字。为 臣尽忠 ，为子尽孝 ，乃万古不 易之理也 。吾 劝 世 人 ，或 为 忠 臣 ，或 为 孝 子 ，则不 愧 为 人矣 。” 《太 上感 应篇集注》亦说 ： “父 母为五伦之首 ，孝 亲乃人道 之先 ”。 “立善 多端 ，莫 先忠孝 ，即成仙证佛 ，亦何尝不根基 于此 。”

忠孝观念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孝”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和核心，千百年来一直作为伦理道德之本、行为规范之首，而备受推崇。中国孝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孝"作为一种文化体系、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而发展的，而在当代孝文化作为一种最基本的亲亲关系，应该也可以发挥它应有的当代价值，有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国传统孝文化是在华夏数千年历史中孕育、诞生和发展起来的。黑格尔曾说过："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1】中国传统孝文化历经了古时期的萌芽、西周的兴盛、春秋战国的转化、汉代的政治化、魏晋南北朝的深化、宋明时期的极端化直至近代的变革，是在中国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淀而成的。孝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从不同的视角来审视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在当代，我们不能对其作简单的二元对立分析，而要从孝文化的历史与内涵中重新审视其当代价值。

一、中国孝文化的历史变迁

孝作为一种社会意志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

（一）先秦：孝道的形成与确立

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有"率见昭考，以孝以享"之语，充分说明了孝之原始意义：人们在生产劳动，与大自然的不断斗争中，为乞求平安而进行的一种尊祖敬宗的祭祀活动。

殷商、西周是传统文化的开端和创造时期，也是孝观念的初步形成和确立时期。殷人把祖先视为喜怒无常、令人惧怕的鬼神，他们对祖先的祭祀更多的是一种宗教意义上的祈求，并没有更多的伦理内涵。到了西周，人们依然对祖先进行虔诚而隆重的祭祀，不过与殷人不同的是，周人对祖先的祭祀即是一种宗教行为和政治行为，又包含着浓厚的敬仰、追念等血缘亲情，是一种伦理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西周孝观念除了祭祀祖先这层含义之外，还增添了奉养父母的新意义。祭祀祖先是贵族的特权，奉养父母作为平民的义务，使孝观念向着"子德"的方向演进，并逐渐取代祖先祭祀，成为后世孝道德主要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文化开创者孔子在其思想理论中丰富和发展了孝文化的内涵，提出了"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2】的观点，"仁"是众德之总，而"孝弟"则又被视为众德之源、之总的"本"，其地位在整个传统理论中升到了核心，同时确立了"孝"对于所有人的道德要求的普遍性，"孝"也从此成为协调亲子关系的伦理规范，并成为古代社会宗法道德的基础。孟子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3】的观点，并指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其天下太平。"【4】还进一步强调"事亲，事之本也"，认为尊亲、事亲是人生最大的事情。孔孟对孝的论述，已经涉及到后世孝道的方方面面，从而确立了传统孝道的基本面貌。

（二）汉魏隋唐："以孝治天下"

汉代是中国帝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定型的时期，也是孝道发展历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它建立了以孝为核心的社会统治秩序，它把孝作为自己治国安民的主要精神基础。随着儒家思想体系独尊地位的确立，孝道对于维护君威、稳定社会等级秩序的价值更加凸显，"以孝治天下"的孝治思想也逐渐走向理论化、系统化。《孝经》、《礼记》以及"三纲"学说集中体现了孝治理论的风貌。孝道由家庭伦理扩展社会伦理、政治伦理，孝与忠相辅相成，成为社会思想道德体系的核心，"以孝治天下"也成为贯彻两千年帝制社会的治国纲领。

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孝治国"的王朝，并实施了一些举措，提倡和推行孝道。例如，除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和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外，汉代皇以"孝"为谥号，称孝惠帝、孝文帝、孝武帝、孝昭帝等等，都表明了对朝廷的政治追求。除此以外，西汉也把《孝经》列为各级各类学校必修课程，还创立了"举孝廉"的官吏选拔制度，把遵守、践行孝道与求爵取禄联系起来，这成为孝道社会化过程中最强劲的动力。

魏晋至隋唐五代七百余年，孝道观念虽然时而淡薄时而强化，但各朝统治者都坚持汉代孝道的基本精神，比如："举孝廉"作为察举的主要内容之一，一致为后世所承袭沿用，清代的"孝廉方正"仍是进宫入仕的重要途径。其间最值得强调的就是孝道向法律领域的全面渗透，凭借法律力量推行孝道，进而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控制，这也是"以孝治天下"的重要方法。

（三）宋元明清：孝道走向极端化、愚昧化

宋元明清时期，程朱理学成为社会正统思想，理学家认为孝道是与生俱来的、先天的伦理属性，儿子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不可违抗的，与此同时孝道的专一性、绝对性、约束性进一步增强，对父母无条件顺从成为孝道的基本要求，"父母有不慈儿子不可不孝"成为世人的普遍信念，孝道进一步沦为强化君主独裁、父权专制的工具，在实践上走向极端愚昧化。族权的膨胀和愚孝的泛滥，就是孝道畸形发展的具体表现，如"族必有祠"、"家法伺候"等等。后来的"割股疗亲"就是愚孝发展到极致的产物，这时孝道被异化到面目全非的地步。

（四）近代：孝道的变革与社会适应

近代社会，尤其到了晚清明初，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步伐加快，西方文化的渐渐侵入，民主、自由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人民的自觉性和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一大批文化先驱站在时代的高度，从自然人性的角度来揭露封建孝文化的专制性、绝对性，并且使孝文化融入时代的内涵。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受到严厉批判的传统孝文化开始洗去尘封多年的封建专制性，转而向新型孝文化发展。在此引导下人们的时代意识、社会意识逐渐增强，许多人冲破家庭的牢笼和羁绊，站在时代前列，以天下和社会为己任，为民族尽其大孝。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都曾以儒家忠孝道德作为动员、团结民众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精神力量和思想武器。1939年3月12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颁布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实施办法》中指出："唯忠与孝，是中华民族立国之本，五千年来先民所遗留于后代子孙之宝，当今国家危机之时，全国同胞务必竭忠尽孝，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行其大孝。"1939年4月26日，中国共产党的《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告全党同志书》指出："一个真正的孝子贤孙，必然是对国家民族尽忠尽责的人，这里唯一的标准，是忠于大多数与孝于大多数，而不是反忠于少数和孝于少数。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就不是真正的忠孝，而是忠孝的叛逆"，在这里，孝成为民族团结、兴旺的精神基础，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现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像中国讲到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5】

从历史的不断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孝文化在促进国家和谐、人际关系和谐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历史上流传着许多孝敬父母，尊君爱国的动人事迹，在今天仍为人们津津乐道、传颂不休，成为培育中华传统美德的母本。但是，从封建社会一路走来的孝文化，毫无疑问带着封建的糟粕性，所以，和对待所有传统文化一样，对传统的孝文化，我们应该辩其真伪，学会扬弃。

二、孝文化的当代价值

不论时代如何进步和改变，作为根源于人类血缘关系的"孝"，都在不同程度上发挥着作用，影响着中国历代人们的思想，也成为支配人们行动的准则和评判人的德行的标准，虽然它的内容、实现形式及作用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化，但作为道德准则却依然有其存在的价值。

我们认为，对于作为社会伦理的孝道，应加以扬弃，而不是简单的否定，"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与封建性糟粕的界限"【6】必须看到，如果我们把孝道和封建主义的扭曲影响加以区分和剥离，作为社会伦理观的孝道，在社会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孝"的观念和行为中的合理成分，还需要继承和发扬。

首先，我国目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社会公共福利事业还不够完善。这一切就决定了我国社会还需要家庭养老的传统，最为子女必然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同时，在物质生活的需求基本得到满足的境况下老人也需要儿女对他们的精神的赡养。满足老人的物质需要、丰富老人的精神生活，使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是子女对父母应尽的基本的道德义务与社会责任。明确的提出弘扬"孝"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对于解决当前家庭关系、促进家庭和睦、推动社会文明、实现社会的安定祥和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其次，传统孝道是一种扩展性和开放性的伦理规范，它体现出中国传统伦理始于家庭而伸展向社会、始于私德而扩展为公德的特点。孝是最基本的伦理道德，是人自幼就有的一种朴素感情。作为人们调整家庭关系的重要规范，有利于建立民主和睦家庭生活，如果孝由小到大，由爱家推而广之去爱社会，爱天下，爱世界万物，则孝文化有助于培养良好的社会氛围，整个世界就会少了许多战乱、冲突和纷争，而多了团结、和谐与温情。

社会在进步，人的意识也在进步，要发挥传统孝文化的积极作用，就应使传统的东西与时具进，做到传统文化的时代化、社会化，使孝文化永远散发灿烂的光辉，并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1]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232页。

[2]《论语学而》【m】.湖北：崇文书局，2007年。

[3]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16页。

[4]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 , 第167页,第173页。